看云識天氣導學案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看云識天氣導學案，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語文教學；高效課堂建設；教學方式

中圖分類號：G62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7661（2016）16-219-01

語文是綜合性最強的一門人文學科。通過教學不僅要求學生獲得知識、培養(yǎng)能力，而且更要達到陶冶情操、凈化心靈，從而樹立正確的人的生活觀、價值觀的目的。而在語文教學中通過何種途徑，提高教學效率達到這些目的，這是每一個教育工作者探索、思考的問題。現(xiàn)將自己對高效課堂的的幾點思考淺談如下。

一、樹立學生主體觀，是高效課堂的基礎

學生是學習的主人，教師是學習的組織者、引導者和合作者。新課程教學要求教師由傳統(tǒng)的封閉式的教學轉換為指導學生的“開放式學習”， 同時教師的觀念也要改變， 要“以學生發(fā)展為本”， 建立起和諧民主、自由平等的師生關系。教學既要“面向全體學生”， 奠定共同基礎， 又要承認差異， 兼顧個性， 通過多種途徑和方法發(fā)展學生的才能， 要盡可能地組織學生運用合作學習， 成立合作學習小組， 深入學生的情感世界， 促進學生有效地學習。學生自主參與、師生平等交流； 最大限度發(fā)揮學生的自主能動性， 能深入挖掘他們的學習潛能， 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 樹立自信心， 使每個學生都有成就感； 能創(chuàng)造師生互動， 學生之間互動的機會， 拉近師生間的距離； 消除心理障礙， 為學生自主學習創(chuàng)造一個和諧、民主的環(huán)境； 同時也能使學生提高與別人協(xié)作交往的能力。

把課堂還給學生，確保學生主體作用的發(fā)揮。讓學生參與到教學活動中。讓每位學生都能參與到教學活動中，體會到探究的樂趣，使多數學生都得到鍛煉，這對教師的能力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扎實備課，是上好課的前提

備課，是我們老師必做的一項工作，但要備好課，如何才能在備課過程中最大限度地激發(fā)學生學習興趣、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就是我們教師在備課過程要精心設計的。課前備課必須充分，特別是“備學生”要落實到位。這節(jié)課你雖然設計得很精彩，但是必須符合你這個班學生的認知水平，如果不符合，就必須修改，因為這是關系到我們所講的這節(jié)課是否能引起大部分學生興趣的一個關鍵之所在，而學生的學習興趣正是我們提高課堂效率的一個重要因素。打造高效的課堂，要做到知識容量、廣度、深度、技能訓練達到新要求，課堂上注重過程方法，互相交流、思考、釋疑針對性強，收獲全方位，課前的準備很重要。平時備課不能僅僅局限在教參，還應廣泛的收集資料，才能保證課堂的高效率。備課中，重視教學中要扎扎實實抓好語文基礎知識的傳授和語文基本能力的培養(yǎng)，把提升人文素養(yǎng)滲透于扎實的語言文字的訓練之中，真正做到了語文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統(tǒng)一，語文教學的理想境界才有可能實現(xiàn)。當然在備課過程中必須預設環(huán)節(jié)，如學生情況，課堂可能出現(xiàn)的問題等。

三、一預習是提高課堂效益的前提

預習是語文學習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也是提高學生自學能力的必要途徑。教師首先要認真編寫導學案。導學案是學生預習的工具，是學習的抓手。通過導學案的引領，學生能夠自我開展自學。用導學案不能脫離教材，教材是第一手學習材料。不能有了導學案，就肢解了教材。整體閱讀教材、理解教材是首位的。通過導學案的問題，要回到教材中去，不能讓學生只注重尋找答案而不讀書，不品悟。問題的答案是讀出來的，同時在讀的過程又有新的生成。

教師要對預習效果進行有效地檢查、評價。每課的預習由學習小組長評價，在組內交流。每單元的成果由老師評價，選出預習小明星，班內展評。

四、教學手段要多樣化，調動學生情緒

讓學生動起來。在學習活動中學生是學習的主體，如何使學生動起來，成為學習的真正主人，是提高課堂效率的關鍵。在教學中我采用學生質疑，合作交流，談收獲等形式調動學生的主動參與意識。在此過程中，我只是點撥，引導，降低學生的依賴性，培養(yǎng)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如在教《老王》一文時，我放手讓學生品讀重點詞句段，大膽質疑，學習作者的寫作方法，領會作者的寫作意圖，培養(yǎng)學生的學習主動性。

游戲是學生最喜歡的，也是讓學生積極參與教學活動的一種有效手段，但同一種游戲，學生有玩膩的時候，這就需要多樣化的游戲出現(xiàn)。一句笑話，一段故事，一個表演，多種方式的教學自始至終學生感受到自己成功的愉悅，從而增強他們的學習興趣。我在教學古詩歌時，在課堂上模仿古代詩人吟詩的樣子，穿著長衫，捋著胡須，搖頭擺尾。設置情境，感受心情，以“擊鼓傳花”的方式讓學生背詩，學生們都感到緊張有趣，每個人都做著不同的動作，在活躍的氣氛中學生的詩也就背熟了。在學習《孫權勸學》時，我就以小組為單位，各組推陳出新，各自表演課本劇，學生在表演中很容易地就把握了人物性格，效果很好。

篇2

我們大部分老師都曾經歷過或正在經歷這樣的場景：“我講這么多遍，你（們）怎么還不會啊？！”老師站在講臺上煞費苦心、嘔心瀝血，換來的卻是學生們迷茫的眼神與疑惑的表情。其實這里面潛藏的是一個邏輯推導問題――教師教了，等不等于學生學了？學生學了，等不等于學生學會了？從行為學視角來看，從“教師的教”到“學生的學”這是一種人際轉換，而從“學生學了”到“學生學會了”則更多是一種自我轉換，顯然，在日常的教學中我們沒有給予后者太多的關注與考量。如果教師教了，學生學了，但學生沒有學會，那么我們的教學顯然在做無用功，對學生而言也就沒有發(fā)生真正的學習。

那么，什么樣的教學方案才能有效規(guī)避學生“虛假學習”“游離學習”的現(xiàn)象，促進并保障學生始終“在學習”“真學習”？在這兒，我們給大家引介一種關注學生何以學會的教學方案――學歷案。看到學歷案，我們可能會自然地聯(lián)想到教案、學案、導學案等，它們諸間到底有何區(qū)別？

“教案”，教師基本上天天都在寫，它一般關注的是“教師教什么、怎么教”的問題，體現(xiàn)的更多是教師的教學思路，不太會關注“學生怎么學”以及“是否能夠學會”的問題，完全是基于教師立場的設計。而“學案”關注的更多是“學生學什么、怎么學”的問題，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設計。從“教”案到“學”案，這絕非是簡單的一個字的化，而是一種教學理念的更新。“學案”側重對學習內容的挖掘，根據學習內容設計學習目標，進而設計指向“學生怎么學”的過程。又因其具有一定的“導學性”，故有時亦稱“導學案”。從關注“教師的教”轉向關注“學生的學”，無疑是種突破與進步。但“學案”也有局限――不太關注評價，即在整個方案設計過程中忽視了“學生是否學會”以及“學到什么程度”的問題。也就是說依照“學案”的結構和內容，它只注重學生如何學的客觀程序的安排，忽視或弱化了學生學的有效性即“是否學會”的關注。

為此，華東師范大學的崔允t教授及其團隊開發(fā)與研制了一種新型的教學方案――“學歷案”。其功用主要是對“導學案”的有效性進行深度挖掘、提升和轉變，從而促進教學各要素聯(lián)動一致起來指導學生“學什么”“怎么學”以及評價學生“是否學會”，力求讓學生學習的動態(tài)需求得到及時有效的評測與滿足。崔教授還給學歷案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認為學歷案“是指教師在班級教學情景下，圍繞某一具體學習單位的主題、課文或單元，從期望學會什么出發(fā)，設計并展示學生何以學會的過程，以便學生自主建構或社會建構經驗、知識的專業(yè)方案。它是教師設計的、規(guī)范或引導學生學習用的文本，是學生通向目標達成的腳手架；它是一種學校課程計劃、學習的認知地圖、可重復使用的學習檔案，是師生、生生、師師互動的載體，也是學業(yè)質量監(jiān)測的依據。”①至于為什么叫“學歷案”，而不是其他名稱，主要是根據醫(yī)療專業(yè)中的“病歷”一詞而來。我們去醫(yī)院看病幾乎都有病歷，醫(yī)生對患者疾病進行檢查、診斷、治療后，將相關情況記錄在上面，然后這個病歷也就成了患者們的健康檔案。考慮到治病與教學比較相似，于是就有了“學歷案”一詞。

總之，學歷案就是一種傾向于學生何以學會的教學設計，是一種完全基于學生立場的，旨在促進學生更加有效“學習”與“學會”的專業(yè)實踐方案。其呈現(xiàn)的是學生某一學習片段的完整歷程，即從主題內容、學情以及課標的考量分析中，明確期望學生學會什么（目標），然后再來設計應該學什么（內容）、怎么學（實施），提前做好配合指向目標監(jiān)測的及時評價（評價），教師根據反饋信息以便靈活調整教學，最后設計作業(yè)評估任務以檢測學生目標達成情況（評價）。

二、學歷案的核心要素及其設計

一份完整的學歷案，其基本框架主要包括“內容出處、學習目標、評價活動、學習過程（資源與建議、課前預習、課中學習）、檢測作業(yè)、學后反思”6個基本要素。下面我們主要以學歷案的三大核心要素“學習目標、評價活動、學習過程”為考量基點，結合實例來談談基于學歷案的教學究竟有何價值深蘊，以及在設計時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一）學習目標的設定――我們將要到哪里？

對于任何一種教學方案來說，目標設計都是首要的，第一位的。如果教學是段旅程，學習目標就是我們的終點站，有了明確的目的地，旅游的人才更有歸屬感與安全感。那么如何來設定與表述學習目標？我們一般認為考量的依據主要有三：教材、學情以及課標。

首先說教材，它既是教學的主要依據、藍本，也是師生互動、對話的主要憑借，挖掘、研究教材的重要性自不必言，但怎么去挖掘以及挖掘到什么程度，這就得關注所教班級的學生學情以及學科課程標準了。其次是學情，試想如果我們備的課既能供高二年級學習，也能供高一年級學習甚至可供初中生學習，那么我們的備課一定是有問題的。比如學習經典詩文《將進酒》，一個班級可能在朗讀上比較出色，另一個班級可能在討論交流、理性思辨上比較出色，那教師必須有針對性去考量這些才有可能促成學習效益最大化。一言概之，學情絕不能忽視。最后是課程標準，其不僅是國家教育行政部門頒定的政策性、綱領性文件，更是教師教學的行動指南。比如語文科，文學類文本教學教什么、怎么教，實用類文本教學教什么、怎么教，課標中都有具體的相關表述規(guī)限。為何會有教師把《花兒為什么這么紅》上成生物課、把《看云識天氣》上成地理課、把《景泰藍的制作》上成手工制作課、把《巍巍中山陵》上成導游培訓課的現(xiàn)象，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原因就是沒有基于課程標準進行備課與教學。另外，學習目標設定時一定要符合全班大部分學生的現(xiàn)實追求，如果我們將《赤壁之戰(zhàn)》的文意理解作為一課時的學習目標，那顯然是不恰當的，因為大部分人無法完成，即使教師勉強教完，學生學習成效也定不如人意。所以設定的學習目標一定是大部分同學通過努力都能達成或實現(xiàn)的。此外，學習目標在表述上還需做到“具體、明確、可測評”。現(xiàn)在很多教案上仍會出現(xiàn)“增強學生的愛國之情”“培養(yǎng)學生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之類的目標表述，這樣的學習目標顯然是欠妥的，學生的愛國之情到底有沒有增強？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是一節(jié)課就能培養(yǎng)出來的嗎？如果教師設置的學習目標既不明確也不具體更無法測評，那么這個目標設置的意義何在？為此我們需要將學習目標精細化，可將一個大一點的學習目標分解為2到3個小目標，然后通過相應的學習活動去完成它。或者是將一個不易評測的目標進行變式，比如學習舒婷的《致橡樹》，我們可在課堂行將結束時，請個別同學說說“你現(xiàn)在心中理想的愛情觀是什么樣子”，通過這個活動設計從側面去考量學生是否具備了正確的愛情觀，從而初步判定學生的學習目標達成情況。

下面以李白《將進酒》為例進行學習目標的設計與表述。首先，從詩歌學習內容角度來看，誦讀應是首需考量的，只有通過誦讀，才能更好地引導學生進入詩境，從而涵泳探究詩歌意蘊。其次，從學情來看，學生先前已經學習過多篇李白詩，如《靜夜思》《早發(fā)白帝城》《行路難》《蜀道難》等，故在知人論世方面，學生已有較好的掌握。最后，根據課標的教學建議，在學習古代詩歌時，文言常識的教學要少而精，重在激發(fā)學生誦讀的興趣，培養(yǎng)學生誦讀的習慣，在誦讀中感受和體驗作品的意境和形象，從而得到精神陶冶和審美愉悅。基于以上標準，我們擬將《將進酒》的學習目標設計如下：1.從誦讀品味入手，感受全詩豪邁奔放的氣勢。2.通過交流與討論，體悟詩人復雜情感與形象。然后為了實現(xiàn)目標“具體、明確、可測評”的特點，我們擬將學習目標細化如下：

（二）評價活動的設置――我們已到了哪里？

任何形式、種類的教學設計都有三個問題需要確定：首先確定“我們要到哪里去”，即學習目標的設定與表述；其次確定“我們如何到達那里”，即教與學的活動設置；最后確定“學生已經到哪里了”，即檢測目標的達成情況。最后的“檢測目標的達成情況”即我們通常所指的課后評價，其評價形式或方法現(xiàn)多為客觀紙筆式（如課后練習、試卷檢測等）的檢測，有時甚至是教師口頭隨意式的、非專業(yè)化的（如“老師講的都聽懂了嗎？”）詢問檢測。于教師而言，此種評價或評價結果至多只是對學習進程的一種追蹤；于學生而言，完全是一個游離于或凌駕于學習活動^程之外的孤立環(huán)節(jié)。概言之，這樣的評價是一種“對學習的評價（assessment of learning）”而絕非“促進學生學習的評價（assessment for learning）”，然而后者才是現(xiàn)代教學所追求的“評價”本義，即要求“評價”不再僅限于對教與學的判斷，而應該成為促進教師教和學生學的工具或手段。②正如有學者總結的那樣：“評價的實質在于促進人類活動的日趨完善，是人類行為自覺性與反思的體現(xiàn)，實際上評價就應是滲透于人類有意識的活動之中，是活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所以為了能夠確保學生最終實現(xiàn)與達成預期的學習目標，我們應將評價內嵌于整個教與學的過程中，不應再讓促進學生學習的工具式、手段式的評價流于形式或走過場甚至無效無用的窘狀。

“學歷案”從某種角度來說就是一種將評價前置的逆向教學設計――從“學習目標”到“指向目標的相應評價任務”到“教師教的活動”再到“學生學的活動”。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也就是課堂演繹中，還是從“教師教的活動”到“學生學的活動”再到“相應的及時評價活動”，然后再從“教師教的活動”到“學生學的活動”再到“相應的及時評價活動”，依此將課堂進行下去。其中鑲嵌在學習活動后的“評價任務”主要有利于教師及時的掌握學生的學習成效，從而去判定學生是否學會了。如果沒有實現(xiàn)目標，那么偏差在哪里？如何去改進？通過這些信息反饋，教師能夠及時地去調整自己的教學，進而有針對性地加強或引導學生進一步學習。總之，將評價活動始終鑲嵌于課堂教學中，有利于實現(xiàn)“及時評價”作為調控教學的作用，還能夠彰顯評價在“改善學習、促進學習以及維持學習”方面的本質效用。

因此，就《將進酒》一課，依據前文細化的學習目標，我們擬將設計如下評價活動：

（三）學習過程的設計――我們如何到那里？

學習目標和匹配目標的評價活動設計好了后，下面就是如何實現(xiàn)或達成目標的問題――也即設計學習過程。學歷案的學習過程設計主要包括三個方面：資源與建議、課前預習、課中學習。首先“資源與建議”部分，其實就是學習方法的指導，告訴學生將要學習什么、內容在哪里以及學習的重難點，學習此內容前已經具備了哪些知識，可能還會遇到哪些問題、怎么去克服，等等。為學生更好地學習提供一整套思路，從而指導學生進一步地去掌握它、學會它。其次是“課前預習”，通常教師安排的預習都是口頭布置，比如課快要結束的時候忙著說道：“明天我們將要學什么什么了，今晚大家預習一下。”任務雖然布置了，但很不明確，十分粗糙。學生要么不做，即使做了可能效果也不好。“學歷案”在這方面則有明顯的益處。不僅有明確的任務安排，還有一定的學習提示，這樣的預習顯然落實得會更好。最后是“課中學習”，也就是教師們口中常說的教學過程。這個過程主要是用一系列教與學的活動來貫穿的，并且是以學為主，以教為輔。

那么學習活動如何安排與設計？我們認為一定要基于學習目標來考量，每一個學習活動的設計必須要指向某一學習目標，課堂中從來都不需要無用無效的活動，也就是說學習活動必須是目標導向下的。一個學習目標至少要靠一個或多個學習活動來實現(xiàn)與達成，并且這些活動一定要是任務型的，問題導向的，以此保障學生始終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怎么做。此外，在教學中我們習慣于把學習興趣、學習意愿和學習投入作為學生學習效果的主要原因，但往往忽視教育視閾中的學習是個體與環(huán)境相伴互動的過程，學習環(huán)境直接影響著學生學習的質效與進程。情境認知學習理論曾提出：“學習是根植于情境中的。”所以學習活動在設計時還要有一定的情境性，營造貼合學習內容的對話氛圍，盡量的讓活動與生活接軌，這樣能更容易地吸引學生，促其進入學習場域，保其“在學習、真學習”。最后，教師在這一過程中要做的就是隨時引導著學生前進，慢慢地向學習目標這個山頂攀登，避免有人迷失。這么說不是忽視教師的作用，反而是提高了要求，教師既不能喧賓奪主替代學生攀登，又不能無視學生放任自流，而是隨時地觀察、引路，通過一連串教的活動牽引著學的活動有效地進行下去。整個過程中，讓學生留下思考或問題解決的痕跡，教師多留點空白。而在安排上，每一個學習活動后面又相應的鑲嵌著指向這一學習活動的評價任務，其不僅能夠及時地檢測學生的學習效果，還能有效地調控教師的教學進程，從而實現(xiàn)“學習目標”引控下的“學―教―評”聯(lián)動一體化的“循環(huán)補救”式教學。

最后就《將進酒》一課，根據前文學習目標與相應評價的設計，現(xiàn)以表格的形式呈現(xiàn)整個教學過程設計。

三、余論

“學歷案”教學要關注的要素遠不止這些，本文主要就學歷案基本框架中的核心要素進行論述，限于篇幅，其它要素留待別文特論。總之，追求“學―教―評”一體化教學的學歷案是一種趨向并呈現(xiàn)學生學習“經歷”的教學新設計，其以基于教材、學情及課標的學習目標為教學導向，以與目標相匹配的評價任務為教學標尺，以目標引領與評價前置下的學習活動為教學主旋律，依據這些核心要素共譜課堂學習新樂章。但是基于“學歷案”的教學設計還“在路上”，其還有很多問題待研究，如教師的專業(yè)方案設計能力還不足，教師的課程標準重視程度還不夠，解讀教材以及課標的能力還需專業(yè)化培訓，本就不堪重負的教師能否有時間與精力去設計如此精細的教學方案，等等。這些問題有待我們進一步思考、研究。概言之，新生的學歷案還有很大的探索空間，未來的路還很長，望之在實踐中日趨完善。 ――――――――

參考文獻

①崔允t：《學歷案：學生立場的教案變革》《中國教育報（教育科學）》，2016年第6-9頁。

②劉飛：《試論聯(lián)動一致的語文教學――以蘇軾〈赤壁懷古〉教學設計為例》，《課程教學研究》，2016年第9期。

篇3

永嘉學派的經濟思想在浙東實學中最具系統(tǒng)性，而其集大成者葉適的經濟思想具有典型意義。

葉適（1150—1223年）字正則，晚年在永嘉城外水心村著書講學，世稱水心先生，溫州永嘉（今浙江溫州）人。淳熙五年（1178年）中進士，歷仕京外，曾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太常博士等，屢奏言復興，要求抗金。《宋史葉適傳》稱“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開禧北伐時，他出知建康府立有戰(zhàn)功；又在江淮屯田練兵修壘筑堡，防御金兵進犯；到韓佗胄敗后，他因“附會用兵”被革職。葉適倡導“務實而不務虛”（《水心文集補遺》），他批評“高談者遠述性命，而以功業(yè)為可略”（《水心別集》卷15《上殿札子》），主張“黜虛從實”，修實政、行實德、實事實功(22)。黃宗羲在《宋元學案艮齋學案》的案語中說：“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實際功效是衡量道義正確性的指標。

就學術淵源看，一般認為永嘉學宗二程，有永嘉先輩周行己、許景衡、鄭伯熊等，經薛季宣（1134─1173）、陳傅良（1137─1203）“實事實理”學風，到葉適而永嘉實學蔚為大觀。黃百家說：“永嘉之學，薛、鄭俱出自程子。”（《宋元學案》卷56《龍川學案》）但全祖望提出：“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zhèn)麝P學。”（《宋元學案》卷32《周許諸儒學案序錄》）他認為：“浙學于南宋為極盛……，葉、蔡宗止齋以紹薛、鄭之學為一家，遂與同甫之學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陸，而自為門庭者。”（《宋元學案》卷53《止齋學案》）為葉適立學案，論“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一洗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其間，遂稱鼎足。”（《宋元學案》卷54《水心學案上》）葉適引留茂潛語：“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而陳緯其終也。”（《水心文集》卷10《溫州新修學記》）學術流脈固然重要但不易說清，且思想家的不宜僅以此為據，故宜較宏觀性把握。葉適遠承伊洛，近師周、鄭，光大薛、陳而集永嘉學之大成；其學術是有宋以來反傳統(tǒng)思想與務實精神的集中體現(xiàn)，是中原文化的發(fā)展流變與 東南地域經濟結合的產物。當時，孝宗朝既有戰(zhàn)爭威脅又相對穩(wěn)定，要勵精圖治就要務實空談無用，這也是時局的需求。另外，宋南渡后大量士人薈萃東南有利于交流汲取，形成眾多學派并存的生動局面，具葉適所說的“師友之教”與“流風相接”，加上他任官務實的經歷等等，對永嘉實學之大成均起作用。

葉適的思想經歷了一個發(fā)展過程。他與朱熹有聯(lián)系，又與浙東其他學派有來往，他推崇陳亮，為之銘墓志、序文集，他們被朱熹指責為“若永嘉、永康之說，大不成學問，不知何故如此。”（《朱子語類》卷122）早年他還在朝中為朱熹進言說話；在《進卷管子》中，指責管仲始壞王政， “以利為實，以義為名”（《水心別集》卷6）；在淳熙五年（1178 年）的《廷對》中他提出：“孔子修群圣人之道，付之儒者使世守之。而秦漢以還，習于功利雜伯之政，與群圣人之道不類”，主張“談誼而不談利，計德而不計功”（《水心別集》卷9）。而晚年的代表作《習學記言序目》則明顯變化， 反對空談倡言功利。此書“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迄于五季。”（《習學記言序目》嘉定十六年序）是他對對傳統(tǒng)思想的系統(tǒng)反思。

葉適在經濟思想方面的貢獻，突出于其反傳統(tǒng)精神和商品經濟發(fā)展的特征，并且較為全面系統(tǒng)，所及幾乎涵括傳統(tǒng)經濟觀諸方面，(23)以下要點較為集中地反映了他對傳統(tǒng)經濟思想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

① 義利觀

事功實學在義利觀上有其鮮明的反傳統(tǒng)傾向。葉適說：“‘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習學記言序目》卷23）漢代大儒董仲舒的名言受到“全疏闊”的評價，無功利的道義被認為只是無用的“虛語”，這是對傳統(tǒng)儒家的義利觀進行的深刻修正。葉適解釋道：“古人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習學記言序目》卷27）“昔之圣人，未嘗吝天下之利。”（《水心別集》卷3《官法下》）他說：“古人之稱曰：‘利，義之和’；其次曰‘義，利之本’； 其后曰‘何必曰利？’然則雖和義猶不害其為純義也；雖廢利猶不害其為專利也，此古今之分也。”（《習學記言序目》卷11）他主張“成其利，致其義”（《習學記言序目》卷22）。也就是說，在他看來“利”不僅與“義”不矛盾，而且是“義”的基礎，完全不同于將“義”置于首位或要求以符合“義”的規(guī)范來取“利”的要求。他并非不言“義”，而是主張把義理與功利結合起來，“仁義”以功利為基礎，利義統(tǒng)一。他強調致富，但認為“‘崇高莫大乎富貴’，是以富貴為主，至權與道德并稱，《書》、《詩》何嘗有此義，學者不可從也；從之則富貴不足以成道德，而終至于滅道德矣。”（《習學記言序目》卷4） 他不認為義利是對立的，也不主張“明道”和“計功”對立；功利是義理的外化，主張結合事功講義理，他說：“崇義以養(yǎng)利，隆禮以致力”（《水心別集》卷3《士學上》），“義”成為養(yǎng)“利”的手段。

②本末觀

“重本抑末”是傳統(tǒng)經濟觀的主要傾向。葉適則講三代“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到漢代始行抑商政策，他認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雖偏，尚有義。若后世但奪之以自利，則何名為抑？”（《習學記言序目》卷19）此前反對“重本抑末”者也不乏人，但對這一傳統(tǒng)教條本身進行公然批判否定、從學理上指為“非正論”的則自葉適始。盡管他還未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本工商末”的基本理念，但他的“非正論”說，已經標志著宋人的商品經濟觀念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他主張“商賈往來，道路無禁”（《水心別集》卷1《治勢下》），指出“夫山澤之產，三代雖不以與民，而亦未嘗禁民自利”，當時“而坐鹽茶、榷酤及它比、巧法、田役、稅賦之不齊以陷于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為重。”（《水心別集》卷2 《國本下》）他要求政府改變政策。

葉適對工商業(yè)的重視，不僅表現(xiàn)在反對重本抑末和奪商專利方面，而且提高到欲使工商業(yè)者參政議事、進入統(tǒng)治集團的程度。“其要欲使四民世為之，其理固當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事。至于丞進髦士，則古人蓋曰無類，雖工商不敢絕也。”（《習學記言序目》卷12）否定不許工商子弟為官的舊規(guī)，主張入仕無身份限制等，在經濟思想史有著重要意義，這與時代變遷相關聯(lián)。當時“乃至工商之子亦登仕進之途”，“如工商雜類人內有奇才異行卓認不群者，亦許解送。”（《宋會要輯稿選舉》卷14之15、16）蘇轍說：“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欒城集》卷21《上皇帝書》）與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預于士”（《唐六典》卷3）不同了。葉適的觀點很有價值， 當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商人的經濟地位提高，利益要求也提上日程；而古代談不上有商人思想家，因此士大夫集團中代表商人利益、為他們講話的意見就很難得。從北宋范仲淹以“吾商”自喻，到葉適要求許可工商業(yè)者入仕，證實社會經濟發(fā)展促進思想觀念變化。不過，這還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與西方的市民階級的自治權益要求不同。

更為重要的，是永嘉學派對“農本工商末”這一基本概念的否定和突破。葉適的學生陳耆卿在葉適死后繼承其學，并有光大。葉適生前對他褒獎有加，在《題陳壽老文集后》中夸陳之作“馳驟群言，特立新意，險不流怪，巧不入浮”。（《水心別集》卷29）陳耆卿在所修《嘉定赤城志》卷三七《風俗門重本業(yè)》中，采用紹圣三年（1096年）當地地方官鄭至道所作《諭俗七篇》，明確提出士農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yè)，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此為迄今所發(fā)現(xiàn)的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四業(yè)皆本”的史料，較以往學術界定論此論最早由明末清初的黃宗羲（1610—1695年）在《明夷待訪錄財計三》中提出早約五百余年，(24)浙東實學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有著重要貢獻。

③理財觀

傳統(tǒng)時代的經濟中財政是為關鍵。由于“諱言財利”，連大張旗鼓變法理財的王安石都小心謹慎地避“言利”、“聚斂”之名。(25)葉適指出：“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為理財而已矣。……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圣君賢臣者也。”他是說圣君賢臣都應善理財，這是很杰出的思想。他還提出“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即再好的辦法，不顧客觀 時代環(huán)境也不行。他批評王安石變法“奪商賈之贏”“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為圣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后可矣。”“茍欲以不言利為義，坐視小人為之，亦以為當然而無怪也。”（《水心別集》卷2《財計上》）他的“善理財”的標準是“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 但他并不贊成司馬遷的自由放任主張，《習學記言序目》評述《史記貨殖列傳》時說：“所謂‘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其次教誨整齊’者，其權皆聽于奸猾不軌之細民而后可，則孰與為治？兼失之矣。”要通過理財來進行管理。然而，他也不贊成官營禁榷行管桑之術，認為：“王政之壞久矣，其始出于管仲。”因為“欲收 天下之功……以利為實，以義為名……故凡為管仲之術者，導利之端，啟兵之源，濟之以貪，行之以詐，而天下之亂益起而不息。”還說：“若桑弘羊之于漢，直聚斂而已耳，此則管仲、商鞅之不忍為也。蓋至于唐之衰，取民之利無所不盡，則又有弘羊之所不忍為者焉。”（《水心別集》卷6《進卷管子》）

他對當時財利匱乏的認識也別具一格：“蓋自昔之所患者，財不多也，而今以多為累；……故財以多為累而至于竭。……財以多為累，則莫若少之”（《水心別集》卷10《實謀》）這在經濟思想史上是不多見的論點。不過，葉適自有他的道理：“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舍，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水心別集》卷11《財總論一》）即關鍵在于治國方略的正確和取得實利功效，而不應“奉頭竭足以較錙銖”。他提出入宋以來財入數倍發(fā)展“是自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但貧乏越重。指出“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于為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有余，今者財愈多而不足。”他要求罷去苛捐雜稅，則“財少則有余，有余則逸，以之求治。”（《水心別集》卷11《財總論二》）尤其針對越來越多的財入，說是“蓋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劉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為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為之。”（《水心別集》卷11《經總制錢一》）“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水心文集》卷1《上寧宗皇帝札子三》），“兵多而至于弱矣， ……蓋財以多而遂至于乏矣。……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而后強也；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而后裕也。”（《水心別集》卷15《上殿札子》）也就是要削減財入，減輕民眾負擔，這與他的富民思想分不開。(26)

④富民觀

主張“藏富于民”是傳統(tǒng)儒家的主張，但這是從富民是富國的基礎出發(fā)的。葉適發(fā)展了這樣的主張，強調許民求富、保民之富，反對政府抑制，還公然為富人辯護。他反對“抑兼并”和行井田制，說：“俗吏見近事，儒者好遠謀，故小者欲抑奪兼并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則欲復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術，吏之強敏有必行之于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雖告亦莫之聽也。夫二說者，其為論雖可通，而皆非有益于當世，為治之道終不在此。”他認為“不可以為井”、“亦不必為井”，因為“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因。”再就是說：“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但不應實行，因為：“小民之無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無以為耕，借資于富人；歲時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歸于富人；游手末作，俳優(yōu)伎藝，傳食于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為天子養(yǎng)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對于豪強惡霸則應當“教戒”使之“自改”。在葉適的認識中，富人的社會功能幾乎達到無所不包的程度。作為國家的根基，富人當然應當 受到保護，不容抑制損傷。“富人代天子養(yǎng)小民”之說有特殊意義，說明宋代國家與自耕農及佃農的關系變化。“夫人主既未能自養(yǎng)小民，而吏先以破壞富人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為治者也。故臣以為儒者復井田之學可罷，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損。因時施智，觀世立法。誠使制度定于上，十年之后，無甚富甚貧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養(yǎng)之利，此天子與其群臣當汲汲為之。”（《水心別集》卷2《民事下》）他反對奪富人“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 輕重之權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水心別集》卷2 《財計上》）“數世之富人，食指眾矣，用財侈矣，而田疇不愈于舊，使之能慨然一旦自貶損而還其初乎，是獨何憂！雖然，蓋未有能之者也。于是賣田疇鬻寶器以充之，使不至于大貧竭盡，索然無聊而不止。”（《水心別集》卷2 《財計下》）“使后世之治無愧于三代，則為田之利，使民自養(yǎng)于中，亦獨何異于古！”（《水心別集》卷2《民事下》）他多次要求除去苛捐雜稅，使“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寬息之實。”（《水心文集》 卷1《上寧宗皇帝札子三》）要求保護求富，與儒家傳統(tǒng)的“不富不貧”主張已經大相徑庭了。 葉適為富人辯護的思想，包括了地主、農民和工商業(yè)者的整個民眾在內，他把富民作為富國的基礎，但并非從“國”與“民”的分配關系中，完全代表“民”的利益。他強調的是國家的整體利益，而國家是以民眾為基礎的，這也是古代中國富民思想的特征，不存在純粹意義上的富民思想，如葉適這樣具有鮮明的反傳統(tǒng)意識者也不曾逾越。

余英時先生十分重視“富民論”，認為主張國家應保護富民使之能“安其富”的觀點，“這在儒家經濟思想史上是一個比較新穎的觀點。當時除了其（指蘇轍）兄蘇軾以外，司馬光也持論相近，南宋葉適則發(fā)揮得更多。但這一新觀點的廣泛流行卻在明代中葉以下。”(27)他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主要講明清時代，在學術界有很大。實際上，宋代為富人辯護思想對后世影響很大，與中國社會的商品經濟發(fā)展和經濟對政治的反抗過程相一致，成為中國前近代社會經濟思想的重要特征。明代丘浚說：“富家巨室，小民所賴，國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大學衍義補》卷13《蕃民之生》）并發(fā)展為“安富”思想；他也反對抑制富人“乃欲奪富以與貧以為天下，焉有是理哉！”（同上，卷25《市糴之令》）王夫之說：“大賈富民者，國之司名也”（《黃書大正第六》），“國無富人，民不足以殖”（《讀通鑒論》卷2），抑兼并是“猶割肥人之肉以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 而肥者斃矣。”（《宋論》卷12）明清以后這樣的觀點越來越普遍，成為社會形態(tài)演進的反映。

⑤人地觀

人口問題也是經濟思想史的重要問題，而人口與土地的關系以及生產發(fā)展與生態(tài)保護問題，到宋代尤其南宋才凸顯出來，這是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發(fā)展相一致。(28)葉適在這些問題上的認識也很獨到。他在《民事中》中提出：“為國之要，在于得民”，他的所謂“得民”一是要合理利用民力，二是要人地優(yōu)化配置。當時宋金戰(zhàn)爭瘡痍遍地，人口大規(guī)模南移，兩浙人口“百倍于常時”（《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58）。葉適說：“戶口昌熾，生齒繁衍，幾及全盛之世，其眾強富大之形宜無敵于天下。 然而偏聚而不均，勢屬而不親，是故無墾田之利勉為其難增稅之入，役不眾，兵不強，反有貧弱之實見于外，民雖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聽其自生自死而已。”勞動力不能充分利用還徒耗財富，應當“有民必使之辟地，辟地則稅增，故其居則可以為役，出則可以為兵。”（《水心別集》卷2 《民事中》）應充分發(fā)揮生產要素的功用。

由于南宋偏安一隅，生產密集生態(tài)破壞，葉適十分憂心：“鑿山捍海，摘抉遺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鋤耨無窮，至于動傷陰陽，侵敗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應，天氣亢而不屬，肩摩袂錯，愁居戚處，不自聊賴，則臣恐二者之皆病也。”那么，怎么辦呢？他提出了“夫分閩、浙以實荊、楚，去狹而就廣”的辦法，認為這樣一來，就會“田益墾而稅益增。其出可以為兵，其居可以為役，財不理而自富，此當務之急也。”（同上，《民事中》）即以“分閩、浙以實荊、楚，去狹而就廣”的人地優(yōu)化配置方案，來解決人多不富的“偏聚不均”問題。

吳越之地數十年無戰(zhàn)火，所以人口拼命云集于此，造成激烈的人地沖突；而荊、楚之地到漢末還很興盛，唐、五代后才“不復振起”。若前者以其盛坐待其衰實在是傻事；后者有廣闊的開發(fā)復振前景，不利用也是很可惜的。他從生態(tài)平衡角度閩、浙集約式經營有傷地力，不解決會“極其盛而將坐待其衰”，所以提出“均民”的主張，發(fā)展了蘇軾的“度地以居民”的思想，也是對“適度人口”的較早理解。這有利于打破傳統(tǒng)的安土重遷習慣，減輕發(fā)達地區(qū)壓力，開發(fā)落后地區(qū)的后發(fā)優(yōu)勢。葉適注意發(fā)揮人口的生產要素功能“有民必使之辟地”，在《民事下》中他還提出了招徠農民開墾各州荒地等主張，想既可解決土地問題也可緩和貧富對立，還可增加國家稅收。統(tǒng)籌全局合理分布，緩解人地沖突，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勞動力效益；并使發(fā)達地區(qū)免于盛極而衰，使落后地區(qū)重振優(yōu)勢，這在區(qū)域經濟發(fā)展與人口合理配置方面是重要的思想。

⑥貨幣觀

宋代的貨幣思想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經濟思想史上都有其獨特地位。“錢荒”是宋代貨幣問題的焦點，(29)北宋人論錢荒主要是指金屬貨幣，盡管交子在四川發(fā)行，但與“錢荒”關系不大。到南宋則不同，紙幣已較為廣泛地流通，“錢荒”的內容復雜得多，不單純指流通中必要貨幣量不足，還包括幾種貨幣的相互關系。因此，南宋人的貨幣思想在經濟思想史中有獨到價值。

葉適的貨幣思想主要集中在《財計中》、《淮西論鐵錢五事狀》以及《通考錢幣二》所載文獻中。他的反傳統(tǒng)傾向在貨幣思想中也有突出表現(xiàn)，他提出“今之所謂錢乏者，豈誠乏耶？上無以為用耶？下無以為市耶？是不然也。”（《水心別集》卷2 《財計中》）對幾乎眾口一辭的“錢荒”提出質疑。他認為并非真的“錢荒”，從物價變化來考察銅幣購買力來看，不是“錢重物輕”，反倒是“錢輕物重”，說是“然則今日之患，錢多而物少，錢賤而物貴也明矣”他考察歷代米價變化來證明“天下百物皆貴而錢賤”，認為這是“方今之事，比于前世，則錢既已多矣，而猶患其少者”的原因，即物價上漲的普遍要求，使不斷擴大的鑄幣量依然不能滿足需求，銅幣購買力下降錢多物少，必然形成錢賤物貴，錢多反而物貴，這是完全不同于傳統(tǒng)的認識，比單純從貨幣絕對量看問題要深刻得多，并能辨證地觀察貨幣量與物價變動關系，且較為符合當時無價變動的實際。葉適這里講的是錢的絕對數量并不少，但不能滿足物價上漲后的流通需求，因此不能認為是“錢荒”。

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盡管錢的絕對數量并不少，而實際流通中的量卻不足，主要原因是紙幣的發(fā)行排斥了銅幣，使之退出流通所致。他說：由于錢幣不足“至于造楮以權之”，形成“凡今之所謂錢者反聽命于楮，楮行而錢益少”，所以“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復有金錢之用，盡以楮相貿易”；結果是“皆輕出他貨以售楮，天下陰相折閱，不可勝計。故今日之弊，豈惟使錢益少，而他貨亦并乏矣；設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于此！”他認為紙幣的流通，加速本來就不能滿足流通需要的銅幣退出流通領域，而紙幣貶值使持有者受損失，還使人們不愿將商品多上市── 一系列惡果。 他不僅認識到銅幣為紙幣所驅，而且指出這是一種必然：“雖然壅天下之錢，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勢至于此也。賚行者有千倍之輕，兌鬻者有什一之獲，則楮在而錢亡，楮尊而錢賤者，固其勢也。”──這就是“劣幣驅除良幣規(guī)律”！貨幣理論史上稱為“格雷欣法則”， 認為是十六世紀英國人格雷欣（ Thomas Gresham，1519─1579）首先發(fā)現(xiàn)的。不過，李約瑟（J.Needham）考證哥白尼（N.Copernicus 1473─1543）不僅創(chuàng)立了“日心說”，寫出過震撼世界的《天體運行論》，還寫過《論鑄幣》的重要論文，陳述了“劣幣驅除良幣規(guī)律”。(30)而葉適早于西方人三百余年就闡述了這一規(guī)律。比他稍晚的袁燮（1144—1224）也認識到此規(guī)律，他說“臣竊觀當今州郡，大抵兼行楮幣，所在填委，而錢常不足。間有純用銅錢不雜他幣者，而錢每有余。以是知楮惟能害銅，非能濟銅之所不及也。”（《歷代名臣奏議》卷273 《便民疏》）只要并行幾種質量不同的貨幣，就會出現(xiàn)上述規(guī)律。在中國歷史上很早就有人接近對上述規(guī)律的認識，如漢代賈誼（前200—前168）“奸錢日繁，正錢日亡”（《新書》卷4 《鑄幣》）南北朝時顏竣“若細物必行，而不從公鑄……五錢半兩之屬，不盈一年，必至于盡。”（《宋書顏竣傳》），但都不及葉適“不知夫造楮之弊，驅天下之錢”“楮在而錢亡，楮尊而錢賤”“楮行而錢益少”（均出《財計中》）明確，葉適的貨幣觀是較為先進的。

總的來說，葉適的通達與明智，遠見和卓識非一般人可比。順應歷史發(fā)展和順乎趨勢，讓經濟沿著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演進，反對強權干預，主張富民發(fā)展民間經濟實力，批評“腐儒”陳見，主張務實重實利功效，提出一系列反傳統(tǒng)性經濟思想觀點，代表了浙東實學的較高成就，值得深入系統(tǒng)研究。

本文通過以四個部分，闡釋浙東實學經濟思想的反傳統(tǒng)傾向與務實重用特征；考辨其賴以產生的地域經濟文化與學術思想變遷，涉及與其并存的理學及諸相關問題。試圖從經濟、歷史、社會、文化等多學科的視角，對宋代實學尤其是浙東實學經濟思想進行初探的嘗試。注釋：（凡引用史料于正文中用夾注）

(1)葛榮晉：《實學導論》，載其主編《中日實學史》，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第3頁。

(2)同上，第205頁。

(3)參見田浩（H.C.Tillman）著、姜長蘇譯：《功利主義儒家──陳亮對朱熹的挑戰(zhàn)》，江蘇人民出版 社1997年版。

(4)同(1)，第13頁。

(5)參見拙作：《“中國學”尋根》，載《中國社會科學》98—4。

(6)陳序經：《中國南北文化觀》一書中，記述歷代南北文化觀主要論點和史料，參見牧童出版社1976年版，《牧童文史叢書》14。

(7)參見張仁福：《中國南北文化的反差》，云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頁、張家駒：《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頁、丁文江：《漢唐宋明各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載《科學雜志》第8卷第1期1923年等。

(8)參見龍登高：《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云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9)《宋代地域經濟》，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頁。

(10)見漆俠：《宋代經濟史》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55頁。

(11)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三聯(lián)書店1983年版，第16頁。

(12)參見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236、234、135、142—143頁。

(13)參見陳國燦：《80年代以來南宋事功學派研究概述》，載《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96─3。

(14)艾倫布坎南著、廖申白等譯：《倫、效率與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頁。

(15)參見拙著：《大變法──宋神宗與十一世紀的改革運動》，三聯(lián)書店1996年版。

(16)參見拙著：《富國富民論──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7頁。

(17)葉國良：《宋人疑經改經考》，臺灣大學文學院《文史叢刊》之55，1980年6月，第205—208頁。

(18)參見拙撰：《商品經濟觀念的轉化──立足于宋代的考察》，載《歷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9)呂書，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何書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第6、204頁。

(20)參見《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第541—543頁。

(21)參見拙作：《論“利”》，載《中國經濟史研究》98—2。

(22)張義德：《葉適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記葉適治邊郡、措屯田、安流民、建堡塢、守江北等修實政、行實德的行誼。

(23)有關葉適經濟思想，可參見拙作《葉適經濟思想研究》，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3期。

(24)參見拙著：《富國富民論》，第183—185頁。

(25)參見拙著：《傳統(tǒng)經濟觀大論爭──司馬光與王安石之比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8頁。

(26)胡寄窗先生認為這“標志著傳統(tǒng)經濟觀點的一種重要轉變和的新要求。”《中國經濟思想史》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頁。

(27)余英時：《儒學的回顧與展望》，中文版載《中國文化》第11期1995年7月。 他注釋說明“關于這一，可看葉坦《富國富民論》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二章第四節(jié)《為富人辯護的新觀點》頁85—92。”還說1994年4 月他在東京大學講演，我送他拙著“有助于此文的修訂，特此致謝。”相關問題可拙作：《為富人辯護思想解析》，載《浙江學刊》92—1。

(28)參見拙作：《論宋代的生產力思想》，載《生產力研究》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