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學環境的概念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生態學環境的概念，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景觀生態學 園林專業 課程內容 實驗

[中圖分類號] G642.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15）02-0169-02

園林專業背景的從業者是城市規劃和設計的主要參與者，而在園林專業本科生的培養階段，生態學相關課程所占的分量很小，通常四年中只有一門景觀生態學或園林生態學必修課，學生對生態學知識尤其是最基礎的概念理論了解不多。因此，在針對園林專業的景觀生態學課程設計上，首先應該突出基礎概念理論知識的深度和廣度，其次應加強景觀生態學相關理論應用過程和方法的講解。通過課程結構的優化以及教學內容和方法的改革來加強素質和能力培養，從而增強學生對社會需求的適應性。

一、目前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一）重視程度不足

學生對該景觀生態學課程重要程度認知不充分。園林專業本科生比較重視 “城市綠地規劃設計”、“園林工程”等與工作實踐緊密相關的課程，而對景觀生態學的重視程度不足，沒有從根本上理解景觀生態學相關概念、理論對于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和潛在價值。

（二）生態學基礎薄弱

在景觀生態學課程開始講授之前，學生對于生態學相關知識的了解程度較低。另外，生態學很多理論的景觀規劃設計應用過程都離不開數學知識，如果學生這部分知識的掌握沒有達到一定程度，那么在景觀生態學相關理論應用實例的講解過程當中，就會一知半解，學習效果會受到很大影響。而園林專業的大部分學生數學基礎相對都比較薄弱，對數學基礎知識的學習缺乏動力，認識不足。因此在課程設計上要充分考慮到學生的基礎。

（三）教學過程中的問題

目前景觀生態學課程選擇的教材比較單一，園林專業更多應用了園林生態學的相關教材，比如溫國勝、楊京平等主編的《園林生態學》，劉建斌等主編的《園林生態學》，劉常富、陳瑋等主編的《園林生態學》，此類教材中的主要內容更加偏向于城市生態系統和園林植物生態的基礎概念和理論，其中也有一個章節是關于城市景觀生態學的，但是涉及內容很淺，而景觀生態學最主要的內容為尺度、格局與過程，這其中包括了很多基本的概念原理和方法理念，因此只以園林生態學相關教材來備課的話，講授的內容不夠全面和深入。在實踐教學方面，目前的實驗任務設計比較偏向于傳統生態學，沒有能夠很好的體現園林專業的實踐應用性。

二、教學改革探析

（一）強調景觀生態學知識體系的重要性

一般來說，傳統的教材已經應用了很長時間，教材當中緒論部分的內容過于陳舊，不利于學生掌握最新的學科前沿和社會相關熱點。而園林生態規劃設計、景觀生態學領域相關的期刊報紙，比如《中國園林》、《城市規劃》、《城市規劃學刊》、《應用生態學報》、《生態學報》、《landscape urban planning》《landscape ecology》等相關領域的文獻內容和理念比較新穎，有大量的城市熱島、城市空氣污染、城市水污染、城市暴雨時節內澇災害等城市問題的國內外研究進展和解決途徑，可總結提升并做成多媒體課件，增加學生對于景觀生態學知識體系的重視程度，增加學習的熱情和動力。

（二）課程內容革新

本課程是園林專業本科生唯一的生態類的課程，因此在課程體系的設計上需要兼顧基礎性和應用性。與本課程相關的教材主要有三大類，一類是景觀生態學教材，比如周志翔主編的《景觀生態學基礎》、王云才主編的《景觀生態規劃原理》；第二類是園林生態類教材，比如溫國勝、楊京平等主編的《園林生態學》和劉建斌等主編的《園林生態學》；第三類是傳統生態學教材，比如宋永昌主編的《植被生態學》。本課程的內容體系是在詳細查閱了以上三類教材和相關文獻資料后形成的，總體上以景觀生態學原理和規劃應用為主線，適當融合園林生態學和傳統生態學的最重要的基礎概念理論的講解，比如對植物種群和群落的相關基礎概念原理進行了詳細的講述。總之，課程體系的設置盡量考慮學生的基礎和社會的需求。

景觀生態學課程56學時的教學任務。教學計劃為16周，分講述和實驗兩個部分，考察結果以考試為主。景觀生態學課程主要內容包括：緒論、景觀生態學概念原理、種群及群落生態學基礎、城市環境與生態因子、園林植物與城市能量物質環境、園林植物與水、園林植物與大氣、土壤與園林植物、城市生態系統、景觀生態規劃設計等內容。緒論部分主要講授生態學、景觀生態學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以及最新的研究進展，并強調景觀生態學等相關理論在城市規劃及景觀規劃設計中的重要性；景觀生態學概念原理部分主要包括景觀格局、過程、尺度相關的基礎概念理論，比如景觀格局、景觀功能、斑塊、廊道、基質、景觀異質性、景觀多樣性等概念及島嶼生物地理學、等級理論、復合種群理論和滲透理論等；種群及群落生態學部分主要講授種群的概念、種群的數量密度、種群性比、種群年齡結構、種群空間格局、種內關系及種間競爭和種間互利等種間關系，群落方面主要包括群落概念的形成和發展、群落的基本特征、關于群落的主要觀點、群落物種組成的定性分析、群落物種組成的定量分析、群落多樣性（α多樣性、β多樣性、γ多樣性）、種間關聯與生態位、群落外貌、水平結構、垂直結構、地下結構、年齡結構、群落的動態（群落演替、自然干擾與演替、群落的波動性、群落穩定性與多樣性的關系）等概念理論；城市環境與生態因子部分主要從城市環境（環境的概念、尺度與類型、城市環境）和生態因子作用分析（生態因子分類、生態因子作用的一般特征、生態因子作用的基本原理）兩部分來進行講述；園林植物與城市能量環境部分主要包括光與園林植物（城市光環境、光對園林植物的生態作用、園林植物對光的生態適應）、溫度與園林植物（城市溫度環境、溫度對園林植物的生態作用、園林植物對溫度的適應、園林植物對氣溫的調節作用）等兩部分；水與園林植物部分重點講授城市水環境、水對園林植物的生態作用、園林植物對水分條件的適應、園林植物對水分的調節作用等內容；園林植物與大氣部分包括城市大氣環境、大氣污染與園林植物、園林植物對空氣的凈化作用、風與園林植物等幾個方面；土壤與園林植物部分主要包括土壤理化性質與園林植物、土壤生物與園林植物、城市土壤特點、鹽堿土與園林植物等四方面；城市生態系統部分主要包括城市生態系統的組成結構、城市生態系統的主要特點和基本功能、城市生態系統存在的問題等內容；景觀生態規劃設計部分主要通過查閱相關的文獻書籍，梳理出近10年的相關景觀生態規劃設計案例，通過案例對景觀生態相關原理的應用實踐步驟和方法進行詳細講述。由于本課程多為基礎性的知識，包括很多園林生態學、景觀生態學、傳統生態學的基本概念和理論，因此重點在于讓學生更好的理解與記憶，能夠在將來的規劃設計實踐中將景觀生態學的相關原理加以應用，增加實踐當中的理性，學會從生態學的角度思考規劃設計問題。授課過程中學生積極性較高，課堂參與度良好。

（三）實驗課程體系

實驗課程主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外業調查，此部分實驗的開展需要與教學團隊的科研項目和工程實踐項目相結合?？蒲许椖恐饕顷P于城市景觀異質性與城市環境氣候因子耦合關系的研究，在研究的前期階段可以將班里學生分組，在研究區域布點或者設置樣方進行生態環境因子數據的獲取，通過這個過程加深學生對理論知識的理解并增強學生參與景觀生態學研究的實踐經驗。工程實踐方面，引導學生參與大尺度項目的前期調研分析，例如鄭州市、洛陽市、南陽市的綠地系統規劃項目。另一部分為計算機實踐，景觀生態學與傳統生態學的主要區別之一就是研究對象的尺度差異，景觀生態學側重于大尺度對象的研究，而3S技術越來越多的應用在景觀生態學領域，那么一些最基本的3S技術也是園林專業學生需要掌握的內容，比如遙感影像的幾何校正、波段融合、柵格圖裁切、景觀解譯等一些技術的操作步驟對于景觀生態學的研究或者大尺度的景觀生態規劃有著重要的意義，而通過計算機實踐部分的講授和訓練，可以使學生掌握該部分知識。

三、小結

基于目前景觀生態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本文對課程內容和實踐環節的改革方式進行了闡述，著重突出基礎性和應用性，希望能為景觀生態學課程體系進一步改革完善提出新的視角。中國正處在城市化進程的關鍵階段，如何協調城市化與生態文明的關系，是當今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問題，而園林專業培養的學生絕大部分都會投身于城市規劃、園林規劃設計等相關領域，因此景觀生態學課程對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 參 考 文 獻 ]

[1] 鄭祚芳，高華，王在文，劉偉東.城市化對北京夏季極端高溫影響的數值研究[J].生態環境學報，2012（10）：1689-1694.

[2] 張正棟，蒙金華.基于城市熱島效應的城市降溫通道規劃研究――以廣州市為例[J].資源科學，2013（6）：1261-1267.

[3] 孫小莉，李生才，曾慶軒，馮長根.城市空氣污染及其防治對策[J].安全與環境學報.安全與環境學報，2008（4）：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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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園林景觀；景觀設計；生態設計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ecological design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discusses the landscape ecological design program.

Keywords: landscape; Landscape design; Ecological design

中圖分類號：S61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前言

人類社會發展至今,面臨著諸如人炸、城市膨脹、糧食短缺、環境污染、能源枯竭、貧富不均、生態失調等嚴峻問題,自然的生態過程受到嚴重威脅,生物多樣性逐漸在消失,人類自身的生存和延續受到威脅。應運而生的生態設計和可持續發展的思想,給時代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思路。建立一個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人類新文明,已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這標志著人類正進入“生態文明時代”。

1 生態設計的概念

所謂生態設計,是指任何與生態環境過程相協調,盡量使其對環境的破壞、影響達到最小的設計形式。景觀生態設計包括廣義和狹義兩個層面的含義。狹義層面是指以景觀生態學的原理和方法進行的景觀設計, 它注重的是景觀空間格局和空間過程的相互關系。景觀空間格局由斑塊、基質、廊道、邊界等元素構成。廣義層面是指運用生態學(包括生物生態學、系統生態學、人類生態學和景觀生態學等)的原理、方法和知識,對某一尺度的景觀進行規劃和設計,在這個層面上的景觀生態設計,實質上是對景觀的生態設計。隨著行業的發展,生態設計的理念不斷地被補充進新的內容。

2 生態設計的特征

2.1 節約資源

現代社會中使用的大多數能源都是由煤、油等材料燃燒產生,是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即使一直被認為是“清潔能源”的水電也由于水利設施建設會對生態環境造成巨大影響而變得“不清潔”了。園林景觀中運用的大量材料都需要從自然界中獲取,如大樹移栽、開山炸石使城市享用的優美環境卻是以犧牲自然環境為代價的。生態設計認為,應該采取措施不用或者減少使用資源和能源。4R 原則便是在景觀設計中應該遵守的重要原則。預案設計也是值得推廣的設計方式,通過景觀預案可以使設計方案更加合理,有效地避免浪費。

2.2 加長壽命

現階段的許多景觀作品花費大量金錢建設但是卻得不到有效的利用。生態設計有4 個階段:修理、精煉、重新設計、再思考。日本政府通過生態設計使資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4 倍其至是10 倍,有效地減少了資源和能源的使用,降低了對生態環境的干擾。景觀材料的高可靠性、高耐久性也是提高效率的有效方法,因為材料的再循環使用或者處理均需要再次消耗能源, 因此,延長景觀材料的使用壽命也是十分必要的。

2.3 地域文化特征

生態設計必須結合地域特征和人文特征:每個地域都有其環境的特殊性和文化的多樣性, 許多景觀作品全然不顧當地的文脈,一味追求“新、奇、異”;不顧當地的氣候盲目引進外來的植物;不顧當地文脈盲目引入外來的文化。在滿足了短暫的新奇感之后卻無一例外地走向衰落。尊重當地的風土人情,尊重當地的氣候地理,可以使景觀設計在少費人工的同時使公眾獲得認同感。

2.4 尊重土地

園林景觀是關于土地的科學和藝術。園林景觀設計學是一門關于如何安排土地及土地上的物體和事物, 以為人創造安全、高效、健康和舒適環境的科學和藝術。古人之所以能夠和自然和睦相處是因為他們總是去順自然,總是滿懷著對自然的敬畏和對土地的熱愛。現代人則由于違反了土地景觀內在的規律而使環境遭到巨大的破壞。生態設計就是尊重土地,根據土地的屬性決定土地的利用模式,許多景觀學家重新研究土地的功能、結構和變化。

2.5 遵循生態學原理

各類生態學,包括植物生態學、水文生態學、環境生態學、污染生態學、森林生態學、城市生態學等等都在景觀設計中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生態學中的整體論、系統論和協調機制更是指導景觀設計的根本理論。隨著生態學的發展,景觀生態學理論逐漸完善并且對大范圍景觀規劃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指導作用。在景觀設計中,景觀設計師應注重將生態科學技術和景觀美學原則相結合,創造出完美的景觀作品。

3 園林景觀生態設計的基本原理

3.1 景觀生態設計的概念

美國景觀生態學家弗雷德里克•斯坦納(Fred- erickSterner)提出,景觀是人眼所見各部分的總和,是形成場所的時間和文化的疊加與融合,是自然與文化不斷彼此雕琢的作品。它是多種元素的組合,包括田野、建筑、山體、森林、荒漠、水體及居住區等。北京大學的俞孔堅認為,景觀是指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間和物體所構成的綜合體。而將生態學的觀點和方法應用于景觀設計當中,就產生了景觀生態設計。景觀生態設計,是指運用生態學原理對某一尺度的景觀進行規劃和設計,它是把景觀作為一個生命系統來考慮。

3.2 景觀生態系統中的生態關系

3.2.1 景觀與外部系統的關系

例如一條城市濱江景觀帶,可能會遭受臺風、暴雨和洪水等自然因素的影響,同時還會遭受空氣污染、交通、人流等人類社會因素的影響。因此,風景園林設計師在進行景觀生態設計時,需要處理好目標景觀與其外部的自然系統和人類社會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 以期盡可能實現景觀生態系統與其外部系統之間達到一種和諧共生的動態平衡。麥克哈格認為,任一場地都必需被視為包含了該場地的較大一級生態系統的一部分, 并且必需根據該生態系統整體面臨的問題來處理該場地。

3.2.2 景觀內部各元素之間的生態關系

這是一種水平生態過程與景觀空間格局之間的相互關系。即水流、物種流(包括動物和植物)、營養流、人流與景觀空間格局之間的相互關系,也是景觀生態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景觀生態學用斑塊、廊道、基質和邊界作為景觀結構的基本模式。這一基本模式普遍適用于各類不同尺度的景觀,如森林景觀、農業景觀、城市建成區景觀、郊區景觀、校園景觀等。景觀中的任意一點,如一片樹林,一個亭子,一座小橋,一排行道樹,一個池塘等,都將落在這個基本模式之內,或落在斑塊內,或落在廊道內,或落在基質內。這一模式為比較和判別景觀的結構,分析結構與功能之間的關系,繼而改變和調整景觀提供了一種通俗、簡明和可操作的語言。

3.2.3 景觀元素內部結構與功能之間的關系

從大的尺度來看,一片森林作為一個森林生態系統,一片水域作為一個水域生態系統, 一片濕地作為一個濕地生態系統;從小的尺度上看,景觀內的一個池塘、一小片樹林、一條溪流同樣可以被視為生態系統。它們的內部均具有自身的結構與物質和能量流的關系。在對某一尺度上的景觀進行規劃設計時,在這個層面上所要考慮和實現的目標, 是運用生態學原理使各個生態系統內部的結構與物質和能量流盡可能達到動態平衡, 同時與相鄰生態系統保持有機的聯系。

3.2.4 景觀生命體與其環境之間的生態關系

這個層面的生態關系包含植物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群體之間的競爭與共生關系;動物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群體之間的競爭與共生關系;是生物對環境的適應,以及生物個體與群體的進化和演替過程。人也是景觀生命體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也需要考慮人的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群體之間的相互關系。

3.2.5 人類與景觀生態系統之間的生態關系

任何尺度意義上的景觀,特別是城市景觀系統,與其關系最緊密的是人類自身。人類的活動和影響自始至終全方位的貫穿于整個景觀系統。無論是在時間和物質空間上,還是在精神空間上,均對不同尺度的景觀系統產生巨大的影響。實質上,上面所述的4 個層面上的生態關系中,均包含著這一生態關系。

4 園林景觀生態設計的程序

（1）探求設計場所存在的各種問題和機遇；人類面臨眾多的社會、經濟、政治及環境等問題和機遇。景觀規劃與設計要解決的是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

（2）確立規劃設計目標；目標是對未來景觀的清晰的描述,目標一經確立, 意味著相關人員或機構已對第一步中確認的問題和機遇給予了確認。目標的確定是解決問題的組成部分。目標的確定依賴于文化和政治系統(如政府機關、規劃部門、建設部門、文化教育部門等),但應盡可能使與目標有關的人參與到確定目標的過程中來。

（3）通過分析確定區域尺度；包含各種尺度等級,如區域尺度、城市尺度、特定場地尺度等。每一尺度等級的組織均有其自身的特性,某一等級尺度的整體即為更高等級的組成部分。

（4）對更為具體的規劃與設計的區域上發生的過程進行分析和研究；對地方尺度的分析,主要是為了獲得對自然過程、人類計劃和活動的認識,包括對區域內的物理、生物及社會元素的相關資料的收集。

（5）目標場地的概念及多解方案；這一步需要針對目標場地建立景觀概念,并圍繞這些景觀概念提出多種預景方案,對其做進一步的景觀分析。在通常情況下,設計師運用自身擁有的各種知識、技巧和經驗,對調查和分析階段收集到的資料進行綜合性的邏輯思考和豐富的想象,從而形成規劃區的景觀概念。

（6）景觀規劃；景觀規劃是將最優秀的景觀概念和待選方案綜合在一起,這一步是規劃過程中的關鍵。景觀規劃強調對自然與社會的綜合考慮。一個景觀規劃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有多少與本景觀規劃的人員和機構參與到規劃的決策過程中。有許多這樣的事例,政府或某一部(局)、某一單位、某一房地產公司突然宣布某一項目的規劃方案或規劃設計方案, 該規劃方案事先未同關系緊密的有關人員協商和探討, 結果常常會遭到激烈的反對。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使有關人員參與到規劃過程中來,征求他們的意見,并將好的意見融入到規劃方案之中。這樣做可能會使前期規劃耗時更長, 但卻能使規劃方案成功率比較高,為景觀設計的順利進行打下良好的基礎。

（7）景觀設計；景觀設計是在已定的景觀概念方案下,運用景觀與外部系統的生態關系原理、景觀內部各元素之間的生態關系原理、景觀元素內部結構與功能之間的生態關系原理、景觀生命體與其環境之間的生態關系原理、人類與環境生態系統之間的生態關系原理,進行景觀設計。

篇3

教育不能在“象牙塔”中進行,它既要適應社會發展又要引領社會發展。在理論的萬花筒中,探求最貼近教育形態的思維模式,以形成扎根性教育理論,是教育理論發展最本真的訴求。在世界范圍內,伴隨著自然、社會與教育生態危機的凸顯,生態學的地位與作用也日漸彰顯。人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關注生態問題,這是人類付出沉重代價后的明智選擇?！翱梢哉f,當生態學發展到人和自然普遍的相互作用問題的研究層次時,就已經具有了哲學的性質和資格,它已經形成了人們認識世界的理論視野與思維方式,具有了世界觀、道德觀和價值觀的性質?！雹俜脚d未艾的生態范式將是開拓視野看教育的新范式,或許它的思維模式本身更貼近教育的形態。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院長勞倫斯•A.克雷明1976年在《公共教育》一書中正式提出了“教育生態學(EcologyofEducation)”一詞,并列專章進行討論;20世紀60年代,阿什比用生態學詮釋大學,用生命的觀點提出了著名的“突變說”、“遺傳環境論”等高等教育發展的新理論;1977年,英國學者埃格爾斯頓出版了《學校生態學》,以研究教育資源分布為主旨;華盛頓大學古德萊德主編的美國教育協會第86期年鑒的主題為“學校革新的生態學”;斯坦福大學的艾斯納在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學報》上發表了《教育改革與學校教育生態學》;波特蘭州立大學的鮑爾斯教授等人則多年來堅持研究生態危機給文化、學校的教學、課程等帶來的影響;美國加州成立了伯克利生態學方法讀寫學習研究中心,并將生態學原則解釋為“對于所有有機體和系統的發展提供活力的引導原則”,等等。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教育研究的“生態潮”現象有增無減,近幾年更為興盛。

目前,已出版關于教育生態的專著7部,發表關于教育生態的研究論文2878篇。這些論著涉及到教育的宏觀研究(教育理念、教育環境、學校制度等)和微觀研究(大學學術、課堂教學、課程和教學環境等)。當我們領略教育生態研究的進展時,似乎省察出其邏輯架構上的問題:中國的教育生態學研究還剛剛起步,人們忙于將生態學的原理和方法運用于對教育現象與教育問題的分析與研究上,忙于確定教育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忙于使教育生態學真正成為具有科學性的教育科學的分支學科,卻忽視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性條件:生態學對于教育現象和教育問題研究的適切性確證。這個問題如果在理論上沒有回答清楚,那么在哲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文化學、管理學、行政學等學科之外,獨辟蹊徑的生態學研究將會是多余的;如果這種適切性被確證,生態學對于教育研究的分析視角則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二、“生態”、“生態學”、“生態觀”的內涵

在某種意義上,學科體系即概念體系,因此,學科話語是在理解概念及概念間的相互關系后的準確表達,“理解一個概念,把握表達這個概念的詞的含義,至少應了解支配著這些詞的使用的規則,從而把握這個概念在語言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雹谡撟C生態學對于教育研究的適切性,首先就要理解和把握“生態學”的詞義及其使用規則?！吧鷳B學”(Ecology)一詞由希臘文Oikos衍生而來,Oikos的意思是“住所”、“家務”或“生活所在地”,可以用“Eco”表示,而“Logos”則是表示學科及理性之意,后來演變成為“Ecology”?！吧鷳B就像一個家,家是什么?實際上,家始終不可能只是一套房子、幾件家具擺設或者純粹的人口數量總和,顯然,家應該首先是一種關系復合體,蘊涵著深厚的并且難以被我們作知性認識的關系結構?！雹?869年,德國生物學家?？藸柺状翁岢錾鷳B學一詞,并定義為研究有機體彼此之間以及整體與其環境之間交互關系的一門科學。

從一開始,生態學關注的就是“共同體”(Community)、“生態系統”(Ecosystem)和“整體”(Holism)。雖然“生態學”一詞出現較早,但它成為一門初具理論體系的學科,還是20世紀初的事。生態學是在多學科背景下進行跨學科綜合的產物,是交叉學科的一個重要門類———綜合性學科的典型代表。作為自然科學的生態學,在其早期的研究過程中就顯示了宏大的綜合特征。它既包含了眾多學科的內容,又與一些基礎學科交叉,同時還大量運用物理、化學、生理、氣象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技術。1935年,英國生態學家坦斯利首先提出“生態系統”這一概念,明確將有機體與其生存的環境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自然整體,并引入熱力學的能量循環思想對生態系統進行研究。繼他之后,美國學者林德曼提出了營養級位生態金字塔學說。進入20世紀50年代以來,生態學吸收了“舊三論”和“新三論”等系統科學思想,使其理論更趨合理與完善。生態學的發展歷程并非一帆風順,先后經歷了從傳統到現代,從淺層到深層,從以研究生物為主體,以個體、種群、群落為重心的自然科學到以研究人類為主體,以生態系統為重心,并致力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交叉、滲透和融合,以探討和研究當代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為己任的方向發展的轉變。這種轉變既是實踐的需要,也是學科發展的需要,而轉變的基礎是自然與社會(包括人)有著共同遵循的生態學原理。

有學者認為,目前已經被普遍使用的“生態”概念,一般都具有兩種詞性。一是作為形容詞的“生態”,主要指有利于生物體生存的、對一切生命持續存在有所幫助的,如在生態農業、生態食品、生態住宅、生態社區等詞語中,“生態”即指“生態的”。二是作為名詞的“生態”,指環境總體以及包括人在內的物與物的相互關系,如在自然生態、社會生態、行政生態、文化生態、生態環境、生態保護等詞語中,“生態”即指一種利生性的總體關聯。作為現代漢語的“生態”,一方面始終保持著與生存、生命、生產的密切關聯,另一方面,又具有總體性、整體性和全面性的指稱。④由此可見,生態的觀點,從根本上說就是生命的觀點、有機的觀點、自組織的觀點、內在關聯的觀點,它把世界包括人、自然、社會看做是鮮活的生命體。而生命的重要特性就是有機性,有機性的本質就是內在的關聯,“生命有機性”是生態合理性的首要原則。

三、生態學對于教育研究的適切性

現代學科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綜合,其發展呈現開放、滲透、融合、共生等特點。在教育研究的實踐中,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許多教育問題和現象,如教育公平、學校職能、學校效能、教師專業發展、素質教育等,很難用一元的、單向度的主客兩分的思維方式進行滿意的解釋,也難以用單一的因果關系或矛盾關系的原則進行恰當的解決。論證生態學對于教育研究的適切性需探討理論的適切性、實踐的適切性和方法論的適切性等三方面的課題。理論的適切性,即在學科既高度綜合又高度分化的背景下,如何構建和確證揭示自然之生態規律的原則與揭示人類之教育規律的原則的價值適切性和現實適切性;實踐的適切性,即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和諧社會的構建、建立創新型國家等),如何構建和確證教育與生態的理論合理性和現實適切性;方法論的適切性,即面對世界科學技術中心的轉移,面對全球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形成,面對世界教育的巨大發展,面對“知識本位”與“關系本位”,“社會本位”與“個人本位”的價值合理性方法的艱難選擇,面對從“沖突論”向以“和諧論”為哲學基礎的教育理論發展,當代中國的教育應建構怎樣的價值觀,教育研究應實現怎樣的方法論超越。

在這三個課題的研究中,方法論的適切性往往是前提性的,因為“方法論研究是應人類認識發展需要新的認識方式而產生的”,⑤方法論的適切,是夯實教育理論之基的關鍵,它為理論的適切性和實踐的適切性提供了必要條件。生態方法論之精髓在于“整體關聯”和“動態平衡”,在此,筆者將生態的方法論與和諧價值觀通稱為“生態學原則”。揭示生態學對于教育研究的適切性可從下表中得到說明。表中生命的和社會的生態原則分別引用美國學者卡普拉和蘭伯特的描述,⑥并略做修改而成。在此基礎上,通過對教育的生態學原則進行闡釋、比較,可以看出,自然、社會和教育系統有共同遵循的生態學原則,在和諧價值觀的觀照下,生態智慧可以應用于教育研究,生態思維模式本身更貼近教育形態。

四、生態學研究教育的方法與視角

普通生態學認為,指導生態學研究的理論觀點主要有四個方面。第一,層次觀。生命物質有從分子到細胞、器官、機體、種群、群落等不同的結構層次。生態學是研究機體層次以上的宏觀層次。第二,整體論。每一高級層次都有其下級層次所不具有的某些整體特性,這些特性不是低層次單元特性的簡單相加,而是在低層次單元基礎上重新組建時出現的整體涌現性。整體論要求始終把不同層次的研究對象作為一個生態整體來對待,注意其整體的生態特征。第三,系統學說。在生態學中,系統觀點與整體論和層次觀是不可分割的。生物的不同層次既是一個生態整體,也是一個系統。第四,協同進化說。在自然界中,各種生命層次及各層次的整體特性和系統功能都是生物與環境長期協同進化的產物。⑦

由此,指導生態學研究的理論觀點可歸納為系統觀、平衡觀、動態觀和整體觀四個方面。而生態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則主要有實地觀測、受控實驗以及生態學的綜合等方法。實地觀測指在自然界原生境對生物與環境關系的考察,包括野外考察、定位觀測和原地實驗;受控實驗指在模擬自然生態系統的受控生態實驗系統中,研究單項或多項因子相互作用及其對種群或群落影響的方法技術;生態學的綜合方法指對原地觀測或受控生態實驗的大量資料和數據進行綜合歸納分析,表達各種變量之間存在的種種相互關系,反映客觀生態規律性的方法技術,包括資料的歸納和分析、生態學的數值分類和排序以及生態模型與模擬。顯然,這三種基本的研究方法在教育學科的研究中具有通約性。除了上述具體方法外,生態學研究教育有其獨特的研究視角,作為跨學科研究,教育生態學的分析視角(I),既包括普通生態學的某些基本范疇所構成的研究視角的“集合”(A),也包括教育學的某些基本范疇所構成的特定的研究視角的“集合”(B),即它是兩者研究視角“集合”的“并集”。也就是說,針對教育問題的研究,生態學研究教育的分析視角可用I=A∪B表示。

由于概念和范疇是人們在一定實踐經驗積累的基礎上認識客觀事物的結果,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對世界的認識水平,一定時期內也能體現事物的基本規律,但學科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使人們認識世界的視野需要不斷拓展,因此,研究視角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它將隨著人們對客觀世界的研究和認識水平的提高而變化和豐富。固定不變和不斷發展相統一是正確理解“研究視角”的前提。結合生態學、教育學等學科特性,筆者認為教育問題的生態學研究的分析視角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1.主體與環境。主體的分析視角是按照主體基本特征(選擇性、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等)的作用取向及標準,去認識、整理、要求教育活動和現象。這一角度所注重的是活動本身所具有的意義和存在價值,把發展性作為研究和分析各種教育活動的出發點和本位。環境的分析視角是按照聯系的、優化的、整體涌現性的假設或模式去認識教育活動和現象。這一角度所注重的是教育活動與條件之間所具有的意義和價值,以環境為本位,把環境促進學生的發展作為研究和分析各種教育活動的出發點。

2.遺傳與變異。遺傳與變異是知識傳承和知識創造的兩個基本出發點與本位,與上述分析視角相比,遺傳與變異的分析視角屬于教育生態學特有的一對分析視角。遺傳的分析視角,是指按照事物的“基因”自身所固有的邏輯和法則去認識、整理各教育現象和問題。因此,教育活動只有堅守教育品性,才能成其為教育。變異的分析視角,是指按照適應變化、發展求新的觀點或標準去認識、整理和評價各種教育現象和問題。也就是說,它從變異的角度賦予教育現象和問題以意義和價值,并對各種教育現象和問題進行定位。由此,對教育創新的現象和問題,其賦予的是意義和價值的優先性。

篇4

關鍵詞：企業生態 勞動力市場 生態學 組織生態

組織生態學家認為企業的產生、成長、成熟和消亡的過程就如同一個生命的出生、長大、成熟和死亡，他們借用生態學中的生態位（niche）的概念來描述企業生存所需要的資源空間。具有多維性的生態位是從生態學借來的核心概念，生態位的多緯度本質通常被用來衡量不同資源對不同物種的效用。組織生態學家一直把企業的產品市場等同于企業的生態位，他們對各種組織種群的研究都用可識別的產品市場來定義組織種群，并用產品和地區組成的矩陣來定義企業的生態位。顯然，這種定義是承接了經濟學研究企業組織的傳統――企業的生產職能，但是后續的研究逐漸發現僅用產品市場作為企業的生態位緯度是片面的。

企業活動同時需要得到各種各樣的資源，在人力資本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的環境下，勞動力已經脫離企業生產要素鏈的派生需求環節而進入企業生態位的必不可少的一個緯度。在這個緯度上，企業生態位重疊得越多，企業之間對勞動力的競爭就越激烈，因此企業能不能在勞動力這個緯度占據自己的空間關系到企業的生死存亡。Sorensen(1999)指出企業之間由勞動力緯度引起的生態競爭對已經建立的企業間的動態競爭有重大影響。

勞動力需求的經濟學與生態學解釋

對勞動力的需求上勞動經濟學的解釋和生態學角度的解釋差異：

需求主體上。都是企業，但是勞動經濟認為是產品派生了勞動力需求，而生態學認為勞動力需求是企業生存的自然緯度；前者把存在的企業看作市場競爭的結果，后者把存在的企業看作對生存環境的依賴和適應。

勞動力需求的形式上。兩者都把勞動力作為資源對待并且這種資源對不同的需求者存在效用的差異。但是，勞動經濟學中把勞動力作為企業資源鏈條的一環，而生態學則把勞動力作為企業生態位的不可或缺的緯度。差別在于鏈條具有可修補性，而空間緯度無法修補。

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兩者都認為資源支持生存，并且資源是有限的，需求的增加自然會導致競爭。然而勞動經濟認為競爭的激烈程度主要由需求和供給的差距來決定，需求越多，供給越少，競爭就越激烈。而生態學認為，對勞動力的競爭是以企業的資源生態位為基礎，以資源生態緯度的重疊為條件。資源需求相似的企業就成為競爭對手，資源需求差異越大在勞動力緯度重疊的越多競爭就越不可避免。

企業間勞動力競爭的二重性。擴散競爭（diffuse competition）與排他競爭(exclusive competition)是相互重疊共生的。企業對勞動力的競爭一方面來自于產品市場的需求，這是產品市場導致的對勞動力的擴散性競爭；另一方面企業生態位在勞動力緯度聯系異常緊密的企業受到勞動力市場規模和結構的限制不得不在雇傭特殊人力資源的競爭中淘汰對手，即排他競爭。擴散競爭是企業群落之間的資源競爭，而排他競爭是企業種群之間的競爭。因此，Sorensen(2004)指出“企業受到的勞動力資源壓力默默地影響著企業的成長，企業對勞動力的競爭邊界與產品市場邊界并不重合，因為企業間的勞動力需求有重疊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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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景觀；水景生態化；植物配置

1.揚州沙頭鎮生態農業觀光園玲瓏水街南區基地分析

基地位于揚州市沙頭鎮，地處揚州南郊，南臨長江，與鎮江市隔江相望，境內長江支流夾江環繞，施港公路和在建的沿江高等級公路穿越而過，水運、鐵路、陸路交通十分便利。該園區以沙壤土為主，肥力中上，地勢平坦；溫、光、水3要素協調，極適宜蔬菜生產；排灌條件較好，灌溉水源直接來自長江，水質優良。園區雨水充沛，光照條件優越，附近無污染性工業企業、無三廢排放、無城市垃圾。據監測，大氣、農田灌溉水、土壤環境質量分析與評估均為一級。園區內將路、溝、河、渠、堤、坡等進行合理的綠化，田林路綜合配套，排灌設施齊全，可以有效地改善生態環境，具有顯著的生態效益。其將現代農業與旅游業相結合，辦成休閑觀光旅游的一個景點，一個亮點，充分突顯現代農業休閑旅游業發展中的特色和內涵。

2.生態農業觀光園的概念

生態農業觀光園是生態觀光農業的具體形式之一。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歐美國家，最初多為小規模的觀光果園和休閑農莊，逐漸演變至今成為將生態農業與觀光旅游有機結合的新型農業形式。因此生態農業觀光園可初步定義為以景觀生態學、循環經濟學、系統科學和環境美學為指導，因地制宜地設計出集農業生產與示范、觀光旅游和環境保護為一體，并且具有一定的文化性、地域性和參與性的交叉型農業產業園區。

2.1“生態”的概念

“生態”與“生態學”在英語中屬于同一個詞語，而最早的“生態”一詞是來源于古希臘文中的，它的原意是“居住的地方”和“家”。1869年，德國科學家?？藸朳1]首先將生態一詞用于科學研究，并生態學的概念定義為“研究有機體與其周圍環境（包括非生物環境和生物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2]。

2.2景觀的概念

在歐洲，“景觀”一詞最早出現在希伯來文的《圣經》（舊約全書）中，用來描繪具有所羅門王國教堂、城堡和宮殿的耶路撒冷城美麗的景色。美國景觀生態學家福爾曼和法國地理學家戈德倫認為，景觀是指由一組以類似方式重復出現的相互作用的生態系統所組成的異質性陸地區域，其空間尺度在數公里到數十公里范圍。[3]

2.3景觀生態學的概念

景觀生態學的概念是德國地植物學家Troll1939年在利用航片解譯研究東非土地利用時提出來的，用來表示對支配一個區域單位的自然—生物綜合體的相互關系的分析。他當時認為景觀生態學并不是一門新的科學或者是科學的新分支，而是綜合研究的特殊觀點。德國漢諾威工業大學景觀管理和自然保護研究所的將景觀生態學定義為：研究相關景觀系統的相互作用、空間組織和相互關系的一門學科。[4]

3.規劃設計手法

以“生態優先、綠色低碳、三產綜合”為發展理念，以原生態鄉村風貌為基底，以高效農業產業為基礎，以高品質都市鄉村休閑度假產業為引領，融鄉村休閑、鄉村度假、文化體驗、情景社交、產業示范、生態涵養等多功能復合，引領都市人群回歸返璞歸真的鄉村自由生活。這是該方案欲打造的主題，因此在規劃設計中最大限度尊重現狀，充分尊重現狀地形、水系、現有村莊、道路盡量保留。設計的風格繼承江南水鄉的古樸清幽，構景方式隨意自然但不失韻味。盡量保留本土文化和植物的原生態。

4.水景生態化

水景生態化是指用生態學的觀點來處理水體的造景，水體景觀不但要在景觀上富于水的情趣，而且要求水體潔凈、水生植物和水生動物共生，并且水體景觀有可持續性，在較少，甚至沒有人工干涉的情況下，水景能得到保持，并且能隨水體生態系統的發展而發展變化。[5]在駁岸的設計中較少地加入人工因素，保持自然，這樣在其水體駁岸之間形成一個隨季節變化而變化的濕地帶，在濕地上隨水體的深淺不同，栽種不同的水生和半水生的植物，形成生態型的濕地景觀，水面上自然式點綴一些浮生植物和其他水生植物，游人可以在水中蕩舟探幽。

5.植物配置的生態性原則

在生態農業觀光園的植物配置上，不僅要考慮其觀賞性更重要的是能創造出適合人類生存的生態環境。景觀植物不僅有喬、灌、草、藤本等形態特征方面的差異，其是否喜光，干、濕耐性，酸、堿性適應能力等生理、生態特性也各不相同。因此，在構建生態功能強大的復層植物群落時必須尊重植物自身的生長規律及生態特性，這樣才能保證植物正常生長，達到生態效益最大化；此外，植物固有的生態習性決定其有明顯的自然地理條件特征，每個區域的地帶性植物都有各自的生長氣候和地理條件背景，經過長期的自然選擇與周圍的生態系統達成了良好的共生關系。因此，在進行植物景觀設計時應大力開發運用鄉土樹種，豐富綠化樹種的多樣性。[6]在此設計方案中植物配置的種類上遵循生態性原則，采用大量鄉土樹種，常綠與落葉、喬木與灌木、觀葉樹與觀花樹相互搭配，在滿足植物生態條件下創造復層綠化。

6.結語

隨著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創建生態型社會理念的加強，我國生態農業觀光園規劃設計已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該方案將秉承“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性原則，提倡自然循環和自然生態，保護好生態環境，把資源開發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有機地結合起來，把可持續發展農業與鄉村發展有機結合起米，實現產業化發展和生態環境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通過該農業觀光園區的建設，可以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農業資源，協調人口、資源環境與發展的矛盾。

參考文獻

[1][美]摩特洛克著，李靜宇，李碩，武秀偉譯.景觀設計理論與技法.大連：大連理工出版社2007—1—1

[2][日]河川治理中心編著.濱水地區親水設施規劃設計，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8—1

[3]宇振榮主編.景觀生態學.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8.03

[4]傅伯杰，陳利頂，馬克明，王仰麟等編著.景觀生態學原理及應用.科學出版社2009.06

[5]王浩主編.城市生態園林與綠地系統規劃.中國林業出版社

篇6

關鍵字：風水說、景觀生態、思想探析、應用

中圖分類號： TU986 文獻標識碼： A

一、引言

風水說和景觀生態學思想兩著的本質都是以關注與人類生存密切相關的自然環境為基礎，合理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針對我國傳統的風水理論及其實踐而言，以前我過得自然科學領域的技術相對有限，在尊重自然、順應自然的前提下改造和利用自然的方面，遠遠不能夠達到生態景觀學的先進技術手段，但是基本的格局和結構式大體一致的。

工業化之后,世界的三大問題(人炸population,環境污染pollution,資源枯竭povery)趨演趨烈,迫使人們去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直接促進了西方景觀建筑學和景觀生態學的發展。景觀生態學嘗試從整體有機聯系上,以生態規律來揭示并協調人與自然環境的相互關系,強調空間異質性、等級結構和尺度在研究生物圈過程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各種范式和模型。而此時我們再來看/風水0這門古老的學說,同一切傳統學術一樣,由于社會的發展水平和科學水平的限制,它不可能發展成為完全科學的理論體系。然而,正因為它的準科學性,它的直覺感知性,使它少了一些還原論和辯論證的干擾而具有有機性、整體性,這與現代景觀生態學的結構思想體系有著驚人的相似與同向性。比如風水之注重“水”、“風”、“土”、“氣”種種有關論述乃至模式化的表達方式,就與生物圈的水循環、大氣循環、土壤巖石圈、動物植被等有一致性。

我們比較風水說與景觀生態學的思想,希望能探析一條跨越地域、歷史、民族,溝通古今、中外之路,從人類文化歷史的脈絡中,尋索到瞻望未來發展的共識。

二、景觀生態思想概念

生態學的一個分支即景觀生態學，它起源于中歐和東歐，發展歷史比較長遠，大約在20實際30年代，德國地理學家Troll提出了“景觀生態學”一詞(okologische bodenforschung)，引起了當時一大轟動。Troll根據當時地區的地理學和植被研究的傳統，把景觀生態學定義為研究某一景觀中生物群落之間錯綜復雜的因果反饋關系的科學。后來在1983年的美國的伊利諾斯州A-llerton公園召開了景觀生態學研討會，大會上強調了景觀生態學的空間異質性、等級結構和尺度在研究生態學格局和過程中的重要性。并且在此基礎上拓展了“格局--過程”學說、“綴塊動態學說”等。這點比較像風水學說中的沿革，講的是由由形法乃至理氣,又派生出陰陽、五行、八卦等。但是說的這些過程，目的都是為了達到趨吉避兇，創造出適合長期居住的良好環境，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天--地--人之和諧。

三、風水說中的景觀生態結構

1、景觀結構單元之間的關系

許多個景觀單元經過設計和組成形成了生態景觀結構，克羅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提出了斑塊-廊道-基質的生態景觀結構模式（如圖①）。它強調了空間構造對于環境的重要性，嘗試著通過改變空間的形式來體現景觀區域的合理和安全，就是把“人”和區域生態環境作為一個整體，當做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來設計。風水相法分為陽宅和山川兩種相法，接下來我們就以山川相法來闡述風水說中的景觀生態思想。

（1）氣-基質

基質在景觀結構中是分布最多，串聯性最大的結構?；|的作用主要是維持區域生態環境內部與外界的所有物質交換和信息傳遞。

在“風水說”中，氣是萬物的基本要素。在《老子》有這么一句話：“萬物負陰而抱陽，充氣以為和”大概意思是說天地萬物都是由陰陽之氣相互結合而形成的，氣既是有形的，又是無形的，它千變萬化。近代的彭其亞斯和威爾遜的“宇宙背景輻射”學說驗證了這一說法。

氣存在于天地萬物之間，囊括了能量、物質、信息和精神于一體，當一個結構以氣為功能特征，那么這個結構就精妙的切合了基質的三個特性：面積的優勢、空間的連續和區域環境總體的控制作用。在西方，生態學家嘗試著在基質上建立生態景觀模式。所以，風水中的“氣”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2）脈-廊道

廊道是指生態景觀結構中連接兩個相鄰部分的線型或者帶狀的結構。分為深林廊道、河流廊道、道路廊道等多種形式。生態景觀的多樣性主要就是通過廊道的多種多樣來體現的。廊道的主要特征有寬度、組成內容、內部環境和形狀等。

脈就是在風水中與廊道相對應的概念了，它是廊道的形象化。我國是一個山水分布很多的國家，古代的時候，人們就利用了山脈和水脈的理念。《管氏地理指蒙》中：“指山為龍兮，象形勢之騰伏；借龍之全體，以喻夫山之行真”指出了山脈即為龍脈。風水家在看風水的時候都經常用到“尋龍捉脈”和“尋龍望勢”等詞語。古人認為“天不足西北，地下滿東南”意思是說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低，所以風水家認為西北方是水的源泉，以向東南流為佳。中國大地上覆蓋了許多山脈與水脈的廊道結構，就如同人體的經脈中流動著氣血，完美的體現了廊道的四大功能：第一，廊道是一個小型的生態環境，第二，廊道還是個運輸通道，使能量和物質相互傳遞，第三，起到了凈化和保護的作用，如高山擋風抵擋寒流，流水凈化，第四，是物質能量的源泉。

（3）砂、穴-斑塊

斑塊泛指生態景觀中與周圍環境外貌和性質上不同，且有一定的內部形態的結構。簡單的講，我們在現實中所看到的森林、草原、農田和城市都可以看做是斑塊。由于斑塊的形狀和大小的不同，以及內部性質的差異會形成不同類型的斑塊。在風水學中與斑塊像對應的概念就是砂與穴了，風水學中把環繞在城市周圍的群山看做是砂。如《青囊海角經》中的：“龍為君道，砂為臣道，君必位乎上，臣必為乎下，垂頭俯伏,行行無乖戾之心;布秀呈奇,列列有呈詳之象;遠則為城為廓,近則為案為幾;八風以之為衛,水口以之而關”說明了砂與龍的隸屬關系。其意象實際上是一個環形的生態景觀結構，如《葬經翼》:“以其護衛區穴,不使風吹,環抱有情,不逼不壓,不折不竄,故青龍蜿蜒,白虎馴伏,玄武垂頭,朱雀翔舞”，表現了一個多環形的地貌形式（如圖②）。

古時候，這種環形格局意味著吉祥。從生態景觀的角度上斑塊的形狀越接近方形或者圓形，其結構就越緊密。而緊密型的結構則利于管理和能量物質的節省利用，剛好說明了古時候行為是合理的。

穴又稱明堂，在《葬經翼》中有這么一句話：“穴者,山脈相交,陰陽融凝,情之所鐘處也”，意思說的是穴就是陰陽交融之處，是人們喜愛居住的地方。所以穴是城市建筑的地點的最好選擇，處于一個有山有水、陽光明媚和陰陽相合的區域。

在景觀生態學上,穴對應于人為引入的具有邊緣效應異質斑塊。如1991年Laurance和Yensen，1992年Wu和Vankat1991b，chen等，1988年Dibdam和Hammond等許多研究表明,綴塊周界的部分具有較高的物種豐富度和初級生產力,如溫濕度及土壤性質的明質過度特征,類型豐富的過度性植被等等。因而這個區域是最適合種群居住的。

四、風水說中的景觀生態范式

現代化科學哲學的一個極其重要概念即范式(paradigm)，它是由世界觀、置信系統(belief system)以及一系列的概念方法和原理組成的體系，是一項科學群體都知道并且都運用的一項體系。景觀生態領域中，最經典的就是平衡范式：自然界在不受外界條件干擾的情況下總是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態，各種不穩定的原因和作用相互抵消，從而表現出整個自然系統處在自我調節的狀態，表現出自我控制的特點。但是，這種封閉式的模式只適合我國古代在小農經濟下，他們在佛教和儒家文化的熏陶下表現出內省、封閉、務實的人生觀。他們希望自家的祖祖輩輩都生活在一個世外桃源、風水寶地中居住下去，內部自我調節也處于良好的循環中。

經過覓龍--尋砂--嘗水--點穴之后，古時候人們喜歡找到一處背陰靠陽、依山傍水的地方。這個地方背靠的山是有主峰的龍山，左右兩邊有次峰或者崗埠的左輔右弼山或稱青龍、白虎砂山，山上有茂密的植被，山的一面環水，水的對面還要有一做山，被稱為案山,一般宅址的軸線方向最好是坐北朝南，基址最好處于這個山水環抱的中間，地勢比較平坦而且有一定的坡度。不難知道，如果具備這樣一種條件的自然環境和這種較封閉的空間是很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生態和良好局部小氣候的。對應于平衡范式,它所具備的生態穩定性為:第一是，抗變力也就是阻力：背靠山可以抵御冬天的寒冷，坡度可以幫助避免水災。第二是，持續力：山上的植被能夠保持水土，一方面可以調節氣候，另一方面也可以調節空氣，凈化空氣，并且近水可以有很方便的水運交通和生活，水里還可以養殖水生物。第三是，恢復力：樹林或者果林可以提供燃料能源和經濟效益，夯土可以建房屋，與此同時又可以植樹、補砂等行為使自然恢復生態平衡。第四是，恒定性：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可以以生態能源為主，垃圾污染可以降解，并且以這樣的形勢長期良性循環下去，當然，隨著科學技術的改進，以及景觀生態學的發展，非平衡范式以及多平衡范式都被不同的學者提出來，而最近又有一學者提出更新的范式即等級綴塊動態范式(hierarchicalpatch dynamics paradigm)，該項新的范式更加注重將異質性和尺度以及多層次關聯作用整合為一體。不僅深化了風水中的理想人居模式概念，而且拓展了這一概念。

五、結束語

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風水學以及經過進化的風水學理論文化，對于景觀設計的作用不可低估，更不應該忽視。發掘和弘揚古代的風水學文化，充分利用這筆豐富的文化資源，才能夠展示中華名族的傳統文化的魅力，提高景觀設計的品味。我們所研究的風水是社會人類理智深沉的辯證產物，景觀生態學是其物質技術手段的充實，以及生態內涵的延續，在傳統風水這一理論下，也將成為當代西方景觀生態學在中國的發展，增添了我國的歷史文化和名族精神內核。

參考文獻：

[1] 王深法：《風水與人居環境》，《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3年01期

[2] 程建軍：《孔高樸1風水與建筑》，《江西科學出版社》，1992年12期

[3] 俞孔堅：《景觀、文化與感知》，《科學出版社》，1998年08期

篇7

【關鍵詞】新媒體;公共關系學;生態學范式

【中圖分類號】G206.3【文獻標識碼】A

本論文是在新媒體背景下對公共關系學本體論的一種創新思考。在社會科學中,本體論在很大程度上探討的是人類存在的本質,在傳播學領域,本體論聚焦的是人類社會交往中的本質問題(Littlejohn,S.W.2004),在公共關系學中,本體論探討的是關于世界觀、研究對象和基本范疇等一般性的本質問題。本文選擇此研究視角是基于對新媒體的互動性、關系性特征的本體論思考。

一、研究問題的提出

從歷史上看,每一新媒介技術的出現都激發了人們對傳播學研究的樂觀想象。從早期的印刷術、無線電、電視、錄影機、到現在的無聯網和移動通訊,關于新媒體帶來的對傳播學術研究的種種挑戰和顛覆,似乎成為整個傳播學研究領域的標準敘事。而在我看來,新媒體對傳播學研究的挑戰和顛覆首先是發生在本體論層次的,這種本體論的轉換可能發生在信息傳播和關系傳播之間,一直以來,傳播作為“信息傳導”的主流想象,導致傳播學對嵌入傳播之中的“關系訊息”的忽視。而多年之后,同樣的問題又出現在對新媒介的研究上。比如,主導人們對新媒介社會作用想象的,仍然是一些“傳導”和“運輸”的比喻,比如信息高速公路、電子通道等,這些比喻雖然為人們理解新興的互聯網及其社會功能提供了形象的進路,但是具象的比喻局限了新媒介研究的視野,使得關系傳播又一次在新媒體的研究中被邊緣化。

隨著web2.0技術的實現,使得新媒體的關系特征更加明確,與麥克魯漢的“媒介即信息”相比,另一個科技哲學家伊德從存在主義的現象學出發,將科技視為人類存在的延伸,人與科技之間的關系就成為一種“體現”的關系,這種關系延伸了、轉換了人身體的與知覺的意向性(Don Idhe,1991)。以此科技的“體現觀點”觀之,新媒體是一種關系媒體,新媒介作為‘關系的居間者[1],分別對人們的社會角色關系、文化關系和情感關系產生深刻而全面的影響”。從關系傳播的觀點來看待新媒介系統對于人與人之間溝通行為、關系方式的影響,可以把新媒介的研究層面從傳播技術層面提升到傳播關系的層面;把新媒介傳播研究從以技術性的信息傳播,引導向以對話性的關系傳播為主;把以網站為中心的“信息傳播學”,導向以人為中心的“關系傳播學”(陳先紅,2006)。正如莫伊所說的,新媒體傳播所提供的技術沃土已經為我們培育出各式各樣新穎的敘事方式,公共關系理論范式的轉移和創新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1980年代的新媒體時期,是公共關系理論創新的一個重要分水嶺。這一時期,一個新的詞匯“Public Relationships”取代“Public Relations”進入公共關系學者的研究視野,人們開始發出這樣的追問:“個體從哪里結束,關系從哪里開始?”、“把關系還給公共關系”、“關系應該成為公共關系理論研究的焦點領域”。在此之前,傳統公共關系理論如管理學派、語藝(修辭)學派和整合營銷學派都忽視“關系”的核心概念作用,始終是以傳播為中心,將研究重點放在public,即對公眾的傳播策略的制定,傳播效果的評估上。在此之后,研究重點開始從“傳播”轉向“關系-relationships”,即開始研究如何建立、維持和提高組織-公眾關系的質量,關系觀點的倡導者瑪麗.佛格森指出,“以關系為研究單位的組織-公眾關系為范式的集中提供最多的機會,它將會加速公共關系領域的理論發展”(Ferguson Mary,1984), 關系管理觀點的出現標志著公共關系開始從對民意的操縱轉向關系的建立,這是公共關系根本使命的重大變化,也是公共關系理論范式的巨大創新 。

但是通過文獻回顧發現,西方的關系管理范式多是以人際傳播理論為基礎,重點研究組織-公眾關系的維度要素、發展過程、功能作用等,基本上局限在比較微觀的關系研究層面,以至于到目前為止,學者們一致認為,雖然公共關系理論主流研究典范正在向關系范式轉移,但是仍然沒有出現權威范式(Lynne M, etc, 2001).本文認為,這種權威范式的缺失正是公共關系學理論框架的缺失,更確切地說,是生態學范式在公共關系學理論建構中的缺失。

當代公共關系理論和實踐模型都是以公關在組織-環境關系中的意義和角色為基礎的,都具有生態學的特征(James L. Everett, 1993)。從1952年卡特利普和森特提出的調整與適應模型,到格魯尼格1984年提出,1992年又修改的公共關系實踐的對稱模型,都是屬于生態觀點。另外,在公共關系領域先后出現的系統論管理學派、語藝修辭學派、整合營銷學派和關系管理學派,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公共關系研究的生態學意蘊,毫無疑問,借鑒生態學思想和方法的理論基石已經奠定。

但事實上,公共關系領域的生態研究成果是比較分散零亂,不成體系的,或者說是比較微觀的,這些研究都是從研究單個組織出發,利用個體生態分析方法,研究微觀公共關系活動中各有關利益主體的決定及其變化,試圖解釋組織公關行為與利益相關者行為的互動規律。盡管上述公關研究都從不同側面涉及到生態學思想,但是很少研究是以整個公共關系活動為考察對象,采用生態系統分析法,研究公共關系活動中各利益主體的相互調整與適應,解釋一般公共關系原理、概念、范疇、方法等問題,公共關系學一直缺乏一個能夠“一以貫之”的理論或典范,缺乏一個完整的理論架構(Hallahan,1993;Sallot et al.2003)。

因此,本文提出“運用生態學范式建構公共關系理論”這一命題,也就是說,運用生態學范式的世界觀與方法論,來建構公共關系學的理論體系、基本觀點和研究方法,提供共同的理論模型和概念框架,形成該學科的理論傳統,并規定其發展方向,這不僅是公共關系學理論創新的需要,也是公共關系學科成熟的標志,這對理清時下混亂不清的公共關系學研究,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下面主要從公共關系學的基本假設、研究對象和基本范疇展開論述。

二、公共關系學的基本假設

在公共關系學研究領域,對生態思想的運用非常普遍,生態學由于其所主張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的生態思想,理所當然成為我們建構公共關系學的基本假設,這一點已經被廣泛證明和認可,但是運用不同的生態學范式,來建構不同的公共關系學理論體系,似乎尚未被人們廣泛關注和重視。

對公共關系理論建設最有影響的學者皮爾森(Pearson R,1990)曾經提出:“生態思想為公共關系理論建構提供了兩種方法:倫理方法和策略方法,這是兩種不同的系統思維方法,他們能夠引導公共關系學進入兩個不同的方向,究竟哪一個方向更適合公共關系學?這是公共關系所面對的具有深遠意義的選擇,這個選擇會影響公共關系理論的自我理解力及其未來的命運” 。遺憾的是,這一重大的研究命題因為皮爾森的英年早逝而中斷。在此基礎上,格魯尼格進一步把公共關系世界觀可分為對稱和不對稱兩種,不對稱世界觀是以勸說操縱為目的,對稱世界觀則是以解決沖突和促進理解為目的。

本人認為,我們可以運用挪威哲學家阿倫.奈斯(Arne Naess,1973)的深層生態學觀點,來解釋和建構公共關系。他認為,生態學范式可以分為形而下的淺層生態學(shallow ecology)和形而上的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兩種范式,他們提倡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態價值觀 。淺層生態學的思想基礎是“人類中心主義”,它主張在不削弱人類利益的前提下改善人與自然的關系,它把人類的利益作為出發點和歸宿點,認為保護資源和環境本質上是為了人類更好地生存;而深層生態學的思想基礎則是“生態中心主義”,它是從整體論立場出發,把整個生物圈乃至宇宙看成一個生態系統,認為生態系統中一切事務都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人類只是這個系統中的一部分,人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它主張走中間道路,對自然過程做出謙卑的默認,更傾向于人性化的、對環境有利的技術,它把生態危機歸結于制度危機和文化危機,而不是技術危機,因此深層生態學的危機處理主張是集中在個體意識的轉變上,要求每一個個體改變態度、價值和生活方式,尊重自然,與自然和平相處。舉例來說,在解決污染問題上,淺層生態學通常的做法是,用技術來凈化空氣和水,緩和污染程度;或者用法律把污染限制在許可范圍內;或干脆把污染工業完全輸出到發展中國家。與此截然相反,深層生態學從生物圈的角度來評價污染,它關注的是每個物種和生態系統的生存條件,而不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它對人類健康的作用方面。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雖然二者同為生態學范式,并且都是以“相互依賴和相互聯系”的生態思想為基本假設,但是他們的生態學世界觀卻有著明顯的差異性,如果運用格魯尼格的對稱和不對稱世界觀來分析的話,不對稱假設對應的是形而下的淺層生態學范式,它強調功利型倫理觀,遵循功利主義,強調策略方法,側重對公眾的說服,民意的操縱,偏向于微觀層面的公共關系;而對稱假設對應的是形而上的深層生態學范式,它強調義務型倫理觀,強調倫理方法,強調對責任和義務的承擔,強調關系的質量,社會整體的和諧,偏向于宏觀層面的公共關系。不同的偏向對公共關系學具有不同的解釋力和預測力。 其理論差異表現如下圖:

本文認為,宏觀而言,公共關系學強調“社會組織”這一研究對象的關系論、系統整體論和有機論,組織存在是一個由組織-公眾-環境構成的“無縫之網”,組織和公眾、環境都是“生物圈網上或內在關系場中的結”,他們都是一個系統整體,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主體和客體之分,所有的整體都是由他們的關系所組成的;公共關系的本質就是一種“關系居間者” ,或者用哈貝馬斯的話說,就是一種“主體間性”,公共關系堅持第三方立場的中間道路,通過倫理方法,通過文化影響和制度改造,追求組織利益、公眾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統一,最終建立信任和諧的關系生態?？傊?公共關系的目的是要組織“擁抱世界而非征服世界”,是讓組織不斷擴大自我認同的范圍,從個體自我,逐漸轉化為社會自我,最終成為“生態自我[2]” ,從而“最大化的(長遠的、普遍的)自我實現”,達成組織-公眾-環境關系的真善美。

公共關系的本質屬性是“公共性”,通俗地說,就是“第三方立場”。簡單地說,公共關系是一種“組織-公眾-環境”關系,一種組織與相關公眾的溝通對話關系,一種組織與所處環境的研究監測關系,在這種復合性的關系中,公共關系是一只腳站在組織里,一只腳站在公眾關系和社會環境中, 既要對組織負責,又要對公眾負責,還要對社會負責,屬于典型的“一仆三主”,“吃里爬外”型的“關系居間者”。

三、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組織―公眾―環境關系

公共關系學的對象問題,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的正確解決,規定了公共關系學的理論框架,規定了這門學科的特有角度,規定了這門學科與其他社會學科的區別與聯系,也規定了這門學科開展公共關系實踐的方向和主要途徑,從而也規定了這門學科存在的必要性。正如黑格爾所說的:“就對象來說,每門科學一開始就要研究兩個問題:第一,這個對象是存在的;其次,這個對象究竟是什么。”

透過目前的公共關系理論,公共關系學研究對象主要存在以下誤區:1、模糊性,籠而統之地將“公眾”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實際上與社會學發生較大程度的重合,其結果是喪失了自己獨特的研究對象而難以獲得獨立存在和發展的合理依據。2、片面性,將公共關系研究范圍中的某一方面或幾個方面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比如國際上對“關系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組織-公眾關系(OPRS)的研究上,缺乏或者忽視對組織-環境關系(OERS)的研究,這導致了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的缺失。3、單一性,孤立地從主體層面、客體層面或者目的層面揭示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比如僅僅是把“單一的組織”、“孤立的公眾”或者“有效的傳播”作為其研究對象,而沒有把“關系”,沒有把“組織、公眾、環境”作為一個關系整體進行研究。

從生態學的觀點來看,傳統公共關系理論只是研究組織與顧客、競爭者、消費者等生命系統的公眾變量,而忽視了對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等非生命系統的環境變量的研究,環境只是作為一種背景出現的,這樣就使得公共關系理論限于一種戰術層面的微觀研究,而無法涵蓋宏觀層面的戰略研究。

最近有研究表明,雖然“環境變量”和公共關系之間的關系很難測量,但是其作為一種戰略公眾的觀點已經被廣泛認可,比如,格魯尼格等人認為,環境對于公共關系確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變量的研究上,對其他環境變量的研究關注較少;而Culbertson 和Jeffers(1992)提出SPE(社會、政治和經濟環境)這三個環境變量對公共關系實踐極其重要;Dejan Vercic則進一步提出了五個影響公共關系實踐的環境變量:政治意識形態(主要指民主化程度)、經濟體系(經濟體制和發達程度)、激進性水平(組織面對壓力集團活動的程度)、文化屬性和 媒體系統(媒介體制和輿論環境)。 他認為,“環境變量是建立一個綜合性的國際公共關系知識體系的非常重要的開端,只有當研究超越了對一個國家中公共關系如何實踐的描述,把公共關系和其他變量如文化、政治體制、媒介環境等聯系起來,真正的理論建構才能夠實現”( Dejan Vercic & James E. Grunig,2000)。

識別環境變量有助于提高公共關系研究者的預測能力,也能夠幫助從業者制定正確的公共關系戰略或技術。但是,如何把環境變量納入公共關系學的知識體系呢?這又是一個引起爭議的問題,一些學者認為,可以將兩個研究對象合二為一:或者把組織-環境關系包括在組織-公眾關系的概念里,或者把組織-公眾關系放在組織-環境關系的框架內,我認為,無論哪一種表達都是不妥當的,因為從深層生態學的觀點來看,組織、公眾、環境之間并不是“人與自然”、“自我-他人”、“主體-客體”的二元對立關系,不應該被分成“作為主體的組織”和“作為客體的公眾或環境”,而應該是一個由組織-公眾-環境之間的內在關系構成的社會存在物,是組織-公眾-環境之間的生態關系。這種關系并不是外在的、偶然性的、派生的,而是“內在的,本質的和構成性的”,因為一個社會組織并非生來就是一個具有各種屬性的自足的實體,它與較為廣闊的社會環境的關系、與更為復雜的各類公眾的關系、與文化的關系等等,都是組織身份的構成性的東西。 社會組織既不是站在組織-公眾-環境系統之外,也不是站在組織-公眾-環境系統之上,而是在組織-公眾-環境系統的場景之中去完成公共關系行為的,這種行為是一種生態的評價和選擇。

因此,本文提出“組織-公眾-環境關系”這一概念,作為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這種提法并不是主觀杜撰的,而是符合以上深層生態學基本假設的,它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強調了關系而不是公眾是最基本的分析單元,關系是公共關系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點;第二,強調了組織-公眾關系是最核心的構成要素,是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部分;第三,強調了組織-環境關系是最廣泛的存在,是最具影響力的部分。按照“組織-公眾-環境關系”來理解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有利于糾正一些模糊的、不確切的、片面的說法,既能夠較好地體現公共關系學的總的精神和宗旨,又能夠貫串它的全部內容。總而言之,公共關系學就是以組織-公眾-環境系統的關系生態管理為研究對象,具體地說,公共關系學就是以組織-公眾之間的信任關系,以組織-環境之間的適應關系為研究對象的綜合性學科。

四、公共關系學的基本范疇:織網、造流、占位

作為學科的公共關系學面臨的一個理論難題,就是如何將一盤散沙式的研究主題和興趣,整合成為一個系統完整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框架?？v觀當今國內外的公共關系教材,其內容就像一個“社會科學的大百科全書”,幾乎無所不包,從倫理到法律,從政治到環保,從歷史到文化,從媒體到廣告,從品牌到禮儀,從策劃到演講,從……到……,說的學術一點,就是“泛傳播”“大文科”的概念,說的通俗一點,就是“大雜燴”、“大拼盤”,這些問題的癥結在于缺乏對公共關系學基本范疇的界定。

本文提出,應該在生態學范式和關系過程理論的基礎上,來建立公共關系學的基本范疇。首先,生態學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世界觀和方法論,而且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基本概念,比如調整與適應,和諧與均衡,生態網,生態流和生態位等,這些概念可以直接為我們所借用。其次,就關系過程理論而言,布魯姆和格魯尼格提出的 “關系形成模型”和“關系策略模型”,為我們奠定了宏觀公共關系學范疇的基本雛形。如表所示:

在以上兩個模型中,布魯姆用“關系前項”“關系概念”和“關系后項”來描述組織-公眾關系的形成。而格魯尼格則進一步修正為“情境前項”、“保持戰略”和“關系結果”,并強調了關系維持的策略 ,這兩種模型的共同特點都是討論組織-公眾關系結構化的過程及其分布的影響,以及關系資源的特殊結構和在網絡中流動的方式。它類似于生態鏈中從供應原點的前向關系,通過組織活動流向消費終點的后向關系,這兩個理論模型只是強調了一維的“流”的概念,缺乏一種整體關照,不能夠涵蓋所有的關系管理層面,正如生物學家阿伯瑞希特.梵.哈勒所說的那樣:“自然以網絡而不是鏈條方式聯結萬物,然而,由于人類的語言不能同時處理幾件事情,所以,人類只能以鏈條的方式跟隨?！?/p>

因此,作者對關系發展三階段模型進行橫向分解,提出“關系資源網、關系傳播流和關系生態位”,作為宏觀公共關系學的三個基本范疇,從而使關系管理的結構體系更加全面完整:

在組織-公眾關系的第一階段,布魯姆用“關系前項”定義了構成關系資源的要素,它們是社會和文化規范、集體認知和期待、資源的需要,對不確定環境的認知、合法/自愿的需要。格魯尼格則用“情境前項”強調了組織-公眾關系的六種類型:組織影響公眾、公眾影響組織、組織-公眾聯盟影響另一組織、組織-公眾聯盟影響另一公眾、組織影響組織-公眾聯盟、多樣組織影響多樣公眾等。

從生態學的觀點來看,他們所討論的問題都是“網”的問題,具體地說就是關于生態系統的成員要素和關系結構問題。作者把它稱之為“關系資源網”。

關系資源網就是“由組織-公眾-環境系統所構成的具有資源配置功能的關系網絡”(陳先紅,2006),具體的說,它包括兩大子網絡:組織-公眾關系網和組織-環境關系網,其中:組織-公眾關系網主要包括組織-員工關系、組織-持股者關系、組織-消費者關系、組織-社區關系、組織-媒體關系、組織-政府關系、組織-競爭者關系、組織-金融關系等等。組織-環境關系網主要指組織與政治、經濟、文化和媒體技術之間的關系。按照生態關系的性質,這兩大子系統又可以分為合作者關系網、聯盟者關系網、威脅者關系網和制約者關系網(見圖1)。在這一范疇,公共關系主要研究如何有效地建立與管理關系網絡,讓各種資源暢其所流,流于其必需之處,止于其當止之地。

在組織-公眾關系的第二階段,布魯姆認為關系代表了一種信息、能量或資源的交換和轉移,具有交換、交易或轉移等屬性,這些關系屬性既描述著系統中的關系,也體現了系統中的結構。格魯尼格則從關系維持的角度提出了對稱性整合戰略和不對稱性分配戰略。

從生態學的觀點看,這一關系階段的主要問題是“流”的問題,是能量流動、物質循環在信息傳遞的引導下流通變化的過程,我把它稱之為“關系傳播流”。

關系傳播流是指傳播在組織-公眾-環境關系發展中是一個永不間斷的過程,它在組織內外不斷產生、流通和利用,就像一種有源頭的“流”。任何一個組織中的關系傳播都不是一維流動的,而是多維流通的,因此,作者借鑒人際傳播和社會網絡的相關理論,提出了一個關系傳播流的三維框架:目的維度,性質維度和內容維度。目的維度包括由戰略性關系和日常性關系構成的連續統一體,性質維度包括由強關系到弱關系的連續體;內容維度包括從信息流向文化,從文化流向情感的連續統一體。目的維度和性質維度構成了四個象限,而內容維度以三個同心圓置于其中,形成一個立體多維的傳播分析框架(見圖1)。從目的維度來看, 關系傳播流是一個從完全無意識、無計劃的日常性傳播到完全有意識、有計劃的戰略傳播的變化連續體;從強弱維度來看,關系傳播流就是一個從強關系到弱關系的傳播變化連續體,從內容維度來看,關系傳播流包括信息流,文化流和情感流,具體地說就是由“社會層面”的關系、“文化層面”的關系和“人際層面”的關系所構成的一個傳播連續統一體;其中,社會層面的關系體現一種以社會分工信息為主的角色關系;文化層面的關系體現了一種以文化信息為主的價值觀關系,人際層面的關系體現了一種情感關系。 在這一范疇,公共關系主要是從信息、文化和情感三個層面來研究維持強弱關系的日常性傳播策略和戰略性傳播策略,主要的研究議題有:各種關系類型的強弱測量和變化規律;戰略性關系和日常性關系的實現和轉化策略;戰略性信息和日常性信息對關系強弱的影響;內向性信息和外向性信息對關系強弱的影響;強關系與弱關系的信息傳播模型; 強弱關系的文化傳播研究;日常性關系傳播中的情感投資模型;戰略性關系傳播中的情感表達;情感維度與關系結果評估,等等。

在組織-公眾關系的最后階段,布魯姆的“關系后項”包括目標達成、依賴和喪失自主性以及日常的制度化行為四個結果,格魯尼格的“關系結果”主要是指所建立的符號關系(如品牌的形成)和行動關系 (如相互控制,信任,滿意,承諾等)。

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這些結果都是關于“生態位”的問題,即關系主體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相對位置及其機能,作者把它稱之為“關系生態位”。

關系生態位是指一個組織的關系要素及其性質的集合,它是組織-公眾-環境之間關系的某種定性或定量的表述,它不僅包括空間概念,而且包括時間概念,它反映了一個組織對關系管理的適宜程度和對公眾的吸引力程度(陳先紅,2006)。它包括兩層含意:一是反映組織-公眾-環境關系管理的價值,這是一種抽象的性狀描述。比如關系管理是一種花費還是一種投資?關系管理的結果是建立了信任還是促進了合作?關系管理是否增強了組織魅力,增加了社會資本?關系管理在形成、維持和改變社會資本方面扮演何種角色等等。二是反映組織-公眾-環境關系管理的結果,即組織在其所處的生態系統中的時空位置。每一種組織在多維生態空間中都有其理想生態位,而每一種環境因素都給組織提供了現實生態位,理想生態位與現實生態位之差就產生了生態位勢。關系管理的任務就是一方面幫助組織去尋求、占領和競爭良好的生態位,建立聲譽,塑造品牌,能動地去改造環境,另一方面也迫使組織不斷地適應環境,調節自己的理想生態位,通過議題管理,危機處理,實現組織和環境關系的和諧發展,使現實生態位與理想生態位之差最小。所以,從公共關系角度看,可以把聲譽、品牌、議題、危機看作是某種生態位的具體體現。從功能性質角度看,品牌體現了組織所處的市場生態位,聲譽反映了組織的社會生態位;從時空角度看,危機體現了組織在某一時間點的特殊生態位,議題反映了組織在某一時間段進入的空間生態位。可以說,對關系生態位的管理就是對聲譽、品牌、議題、危機的管理(見圖1)。

因此,本文提出,關系資源網、關系傳播流和關系生態位共同構成了公共關系學的基本范疇,公共關系學的主要任務就是“結網”,“造流”和“占位”。

五、公共關系學的理論建構模型

根據社會科學的性質, 公共關系理論模型共分為四層:最高層是世界觀層,第二層是方法層,第三層是核心概念層,第四層是理論觀點層。世界觀體現了理論建構的基本假設,生態思維所提倡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世界觀是公共關系理論建構的共同基礎。在這一世界觀指導下,公共關系學者可以采取策略方法和道德方法這兩種生態方法建構公共關系理論。迄今為止,圍繞“傳播”和“關系”這兩個核心概念,主要理論成果有勸服操縱模型、雙向對稱模型、調節-適應模型、社區模型和文化調節模型等,如下圖:

在此模型中,在圖的最左側,是純粹以傳播為中心的勸服操縱型公共關系,即理性主義的策略型公共關系,其特征就是以傳播為中心,以勸服為手段,最終達成利己單贏關系狀態,關系只是一種被利用的工具,其代表觀點為米勒的“勸服說[3]”。

在圖的最右側,是純粹以關系為中心的社區型公共關系,即社群主義的倫理型公共關系,其特征是以“建立社區感”為己任,通過積極主動承擔社區責任,來減少社會沖突,提升社會關系,它強調關系質量和承諾;強調社會認同感,強調核心價值和信仰的重要性;強調權力和責任的平衡,市民知情權。其代表觀點為克魯克伯格和斯達克的“社區感假設[4]”。

在該圖中間的上方,是以傳播為核心的雙向對稱公共關系,即理想主義的對稱型公關,在雙向對稱模型中,組織-環境關系主要是一種研究背景,作為傳播的外部變量或者干擾變量出現的,在這種情況下,傳播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既是倫理的也是策略的。該模型奠定了公共關系的世界觀基礎。同時也受到廣泛爭議和攻擊,其代表觀點是格魯尼格的“傳播管理說”和“卓越公共關系”。

在該圖中間的中部,是調整-適應模型,此模型強調了傳播與關系的相關性 ,在組織-環境關系的適應與協調中,傳播的協調作用改善了組織對關系變化的適應性。該模型仍然是以傳播策略為重點,組織-環境關系為調節變量的。其代表觀點是卡特利普,布魯姆的“關系管理說”。

在該圖中間的底部,或者說整個區域的底部,是文化調節模型。該模型以關系為中心,把原來處于背景地位的組織-環境關系納入到一個由組織-公眾-環境構成的復合關系生態中,從組織的社會文化角色出發,通過對話和研究,達到倫理和諧的關系生態,其代表觀點是陳先紅提出的“關系生態說[5]”。

從以上理論模型可以看出,公共關系學將公共關系理論的建構從策略方法導向倫理方法,從強調外在的公共關系技術、手段和策略,到強調內在的公共關系理念、文化和哲學,其目的就是要重新建構公共關系理論體系,還原公共關系建立社會信任,追求真善美這一本來價值。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科學發展是具有歷史階段性的,庫恩所說的“范式”是指某一個歷史時期為大部分共同體成員所廣泛承認的科學共同體,它表示了一個科學發展階段的模式,而沒有一門學科是完全不變的,正如皮亞杰所說的:“所有學科,包括高度發展了的學科,都是以不斷發展為其特征的……任何一門學科都還總是不完善的,經常處于建構的過程之中(Jean Piaget,1996)?！睂τ谡诳焖侔l展的新興學科公共關系學來說,新媒體時代正好是公共關系理論范式轉換的良好開端,而不是終結,所以,本人提出“以生態學范式建構公共關系學理論”,主要是為了引起更深入的思考, 期待更深刻的討論和更科學的知識體系和理論框架,僅以此文拋磚引玉,歡迎批評指正!

注釋:

[1]“關系居間者”的概念來自馬丁布帛的關系哲學,他認為人是關系的居間者。

[2]“生態自我”的概念來自奈斯,他用生態自我來表達形而上的大寫的我,來表明這種自我是在與人類共同體、與大地共同體的關系中實現的。當我們達到“生態自我”時,便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

[3]米勒把公共關系定義為“竭盡全力用符號控制某些環境的過程”. 見Miller, (1989).Persuas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Two “Ps”in a Pod Gerald R. Miller. In (eds.) Carl Botan and Vincent Hazelton, Jr.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illsdale, NJ.

[4]克魯克博格認為,公共關系是一種建立社區感的努力。見Kruckberg,D.,& Starck,K.(1988).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ity: A reconstructucted theory.New York: Praeger.

[5]陳先紅把公共關系定義為“組織―公眾―環境系統的關系生態管理,具體說來,就是社會組織運用調查研究和對話傳播等手段,營造具有公眾性、公開性、公益性和公共輿論性的關系生態,以確保組織利益、公眾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和諧”。參見《公共關系生態論》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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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Ferguson M. A.. Building theory in Public Relations: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Gainesville, FL. 1984,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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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態學認為,“人類是一定環境中總生命網的一部分,并與物種群的生成體構成一個生物層的亞社會層,這個層次通常被稱為群落。如果在這個總生命網中引進超有機體的文化因素,那么,在生物層之上就建立起了一個文化層。這兩個層次之間交互影響、交互作用,在生態上有一種共存關系?！?3)這種共生共存的關系不僅影響了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同時也影響了文化的產生、發展,以及文化的創造。文化生態學雖然以生態學的理論和概念為基礎和方法論,但由于人既是自然的產物又是社會化的產物,深受社會文化的影響,所以要把文化放到整個環境中去,來考察它的形成、發展以及變異的過程,即人如何適應環境,并產生了不同的文化類型和文化模式。某種文化類型既受自然環境的影響,是自然環境的產物,同時又受到文化自身因素的影響,而并非是自然環境和物質活動單方面的產物。自然環境影響了文化的創造活動,同時社會文化的、價值觀念、道德倫理、風俗習慣等又影響了文化的發展,二者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另外,由于社會制度、組織形式等也為文化的產生、發展提供了不同的社會環境,影響了文化的創造,所以文化生態學主張從自然、社會、文化的整體結構、作用及相互關系來研究不同社會、民族文化發展的特殊形態和模式。

由此來看,文化生態學是一種綜合、整體、全面、動態的社會文化研究,而不是孤立地考察文化因素的某一項內容或某一方面,只有把各種復雜的文化因素聯系起來,才能夠說明環境因素對文化產生和發展的影響,才能夠說明不同的文化類型和文化模式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叭绻铝⒌乜紤]人口、居住模式、親屬關系結構、土地占有形式及使用制度、技術等文化因素,就不能掌握它們之間的關系及與環境的聯系。”(4)文化社會學家司馬云杰先生為我們列出了一個文化生態系統結構模式圖,以說明文化生態學研究中文化受自然環境以及各種文化變量之間的關系的影響。在這一模式圖中,從人類社會依次往外推,各種文化因素相隔越近,對人類的社會化影響越直接;反過來,從自然環境往里推,文化因素相隔越近,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也就越密切,相互影響也越大。因此,文化生態系統“是指影響文化產生、發展的自然環境、科學技術、生計體制、社會組織及價值觀念等變量構成的完整體系。它不只講自然生態,而且講文化與上述各種變量的共存關系?！?5)

可以看出,文化生態學依據各種環境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相互作用來解釋文化的產生、發展及其特征,是一種聯系的、綜合的觀點,是對文化的整合研究,無疑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方法論意義。特別在現實的情景下,文化生態學理論對現代文化的反思有助于人類、自然及社會的整體協調發展。文化藝術的創造活動取決于許多不同的因素,自然因素、地理環境、文化傳承、種族社會、經濟技術各種綜合因素都對藝術的創造產生影響,這些因素既非一成不變,也并非獨自影響藝術的創造,藝術作為社會的產物,它的文化生態是完整的,因素是綜合的。藝術社會學家阿諾德•豪澤爾(ArnoldHaus-er,?—1978)曾經將影響藝術創造的因素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自然的、靜止或相對靜止的因素;另一類是文化的、社會的、可變的因素,這兩類因素對藝術創造活動的影響同樣重要?！叭绻覀冞^分強調自然的力量,那么我們就把文化結構的產生看成了‘神秘的自然過程’。

假使我們過分強調意識的作用,那么我們就會創造出某種沒有內容的怪物來。”(22)他指出,藝術創造活動的所有自然因素和文化因素都是在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賴中發生作用的,而不是依賴于部分“獨立的變項”和“不變項”,它是相互依賴的變項之間互動的結果。我們認為,用民間藝術的生存環境來解釋自身的創造、發展與傳承是一種更寬泛的研究視角。民間藝術的存在、發展與自然環境、價值觀念、信仰觀念、社會制度、道德倫理以及經濟技術形式等之間的關系是密切的。這些因素既是民間藝術生存發展的基礎環境和背景條件,它影響、制約了民間藝術的創造;同時這些因素也是民間藝術體現的重要內容,民間藝術的發展反過來又對這些綜合因素有所影響,而這些綜合環境因素之間的關系也是互相聯系,組成一個系統完整的整體。丹納以自然界的生物現象來講述文化藝術的發展規律與自然界的生物規律有相似之處是有一定道理的,之所以不能直接轉借,是因為文化藝術的人類學研究與自然界的動植物學研究有著本質的不同。

雖然人類與動植物一樣都是自然的產物、自然的一部分,但人類又同時是社會化的產物,自然生物世界與人文社會世界既有本質的不同,又有各自的發展規律,因而藝術的產生、發展和轉化不同于動植物的生長、發育和消亡。丹納所說的環境也并非全面的,而我們所探討的民間藝術的文化生態環境及其各要素之間的關系應該是全面的、整體的、相互聯系的,同時還是開放的、動態的、發展的。對于傳統民間藝術來說,由于其特殊的社會環境因素和經濟技術條件,文化藝術創造活動對自然的依賴是顯著的,環境因素對藝術創造的影響也是強烈的。隨著社會生產力等因素的發展,自然環境對民間藝術創造的影響也在減弱,這也是歷史的現實,但這種變化以及對自然界的控制,對藝術的生存和自然的影響是否是一種進步和必然是既令人深思又需要及時作出判斷和決策的。民間藝術既是一種特殊的藝術形態,同時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國民間文化的物化形式和形象載體,它是在傳統民間社會生活的背景下和民間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的,它不僅是民間文化的產物,更重要的還是民間文化的內容和組成部分。民間文化的造物觀念、價值觀念、信仰觀念、社會組織結構、經濟基礎形式以及對自然的認識都對民間藝術的產生、發展及存在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或者說文化的規約。民間藝術的性質和特征是傳統民間文化的重要體現,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民間文化的性質、特征。

那么對民間藝術的研究就是對民間文化的研究,而對民間文化的研究反過來更有助于我們從民間藝術的基礎或本質上來認識民間藝術,二者是水融、不可分割的。對民間藝術文化基礎和本質的研究,不僅可以更深入、更本質地把握民間藝術的創造活動和發展脈搏,而且可以更為全面、整體、系統地認識民間藝術的存在形態和發展方向,因為民間文化是民間藝術生存發展的背景和生態基礎。民間文化生態系統的整體協調是民間藝術得以健全生存的基礎,而民間文化生態環境的失衡則意味著民間藝術生存環境的失落。探討民間文化生態系統各要素的特征及其之間的關系,不僅可以更全面整體地認識民間文化,協調民間文化各要素及其之間的關系,以謀求對傳統文化優秀內容的繼承和可持續發展,對民間藝術來說,民間文化生態系統的整體協調可以為民間藝術的創造和發展提供優良的生存環境和傳承基因。民間藝術的歷史發展也充分證明了民間文化生態系統的全面協調為民間藝術的創造和傳承提供了優良的土壤,與自然條件、生產技術相吻合的各種豐富多彩、形制各異的民間生產工具、生活器具,與自然環境協調統一、體現了民眾智慧的民居及相關建筑,反映民間信仰觀念、價值觀念的祭祀供奉神像及其用品,具有實用功能和社會意義、文化內涵的各種民族民間服裝鞋帽及其裝飾,還有審美意識強、文化功能突出的剪紙、年畫、皮影等等,莫不是民間文化肥沃土地上結出的果實,而各種民間藝術品類及其內涵的衰微或演變,正是由于民間文化生態環境的演化或轉變。

我們不能一味地為民間文化的現實境遇吟唱挽歌,而更應該考量民間文化各生態要素之間的變化與民間社會、自然環境及民眾自身之間的整體關系,以把握民間文化生態系統發展變化中的協調性。只有這樣,才有助于我們正確認識民間藝術的創造活動及其發生、發展、變化的規律,認識民間藝術創造的文化生態基礎,從而有效地傳承民間藝術,這才是一種全面、系統、整體的民間藝術研究。對于民間藝術來說,文化生態論不僅是一種理論基礎,同時也是一種方法論,它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和分析現實社會背景下的民間藝術、民間文化的狀況。

民間藝術的文化生態研究同一切理論論題一樣,它不只是緣自自然生態、文化生態理論的啟示,更重要的是在現代社會文化背景下以及西方文化的沖擊下,對民間文化與民間藝術現實境遇的認識與理性思考。隨著人類社會現代化的發展和科技文明的巨大進步,人類在充分享受物質文明的同時,環境問題又為人類的生存帶來了嚴重的威脅。由此,現代生態學的發展不僅超越了傳統自然生態學的內容,拓寬了生態學的研究領域,而且由自然科學向人文社會科學滲透或結合,產生了諸多邊緣性或綜合性的學科,使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結合起來。從自然界的水土流失、水資源枯竭、空氣污染、草原沙化、臭氧層空洞、地球升溫、植物變異、動物瀕危、洪水泛濫等自然生態的惡化和災難,到人類情感的疏離冷漠、心理的障礙、倫理道德的變異、精神的空虛、物欲橫流、文化粗俗、浮夸功利等人文生態、精神生態、文化生態、藝術生態的失衡和無序,人類不僅呼喚自然生態的倫理觀,同時也呼喚文化生態的健全,人們既意識到自然環境的危機,也在感受精神的危機。對于中國民間藝術來說,品類的消失、技藝的失傳、功能的庸俗、內涵的膚淺也同樣像自然生態一樣,在遭受著自然與人為的破壞,要留住傳統的藝術,就要守護民間文化的生態,培養健全的文化土壤,正確對待民間文化的傳統,才能使民間藝術得以健康地傳承,并獲得文化藝術的新生。

篇9

[關鍵詞]喬納森·貝特；生態批評；綠色的浪漫主義

[中圖分類號]I1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848（2013）01-0077-06

[作者簡介]方 麗（1965—），女，重慶人，文學博士，重慶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英美生態批評及英美文學研究。（重慶 101331）

[基金項目]本文為重慶市教委人文社科基金項目“綠色的文化批評：英國生態批評研究”（12SKE11）的階段性成果。

Title： Green Romanticism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Place： A Study of Jonathan Bate’s Ecocriticism

Author： Fang Li

Abstract： As a pioneer of British ecocriticism， Jonathan Bate reevaluates literary clas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He digs out a sense of place embodied in the romantic poems，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harmony between mind and nature. His research has offered an op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romantic poem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statement about Bate’s ecocritical theory. By investigating Bate’s ecocritical discourse about “romantic ecology” and “ecopoetics”， main characteristics are explored. Comments on hi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ecocriticism are included.

Key words： Jonathan Bate； ecocriticism； green romanticism

生態批評是繼女性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和后殖民主義批評等之后，新出現的一種文學批評模式。生態批評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美英初露端倪，從90年代至今得到迅速的發展，目前已成為當代西方乃至世界范圍的文學批評活動的重要力量。生態批評的出現，為面臨種種困惑和爭議的當代文學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打開了新的思路，開拓了新的領域。在西方生態批評領域中，英美兩國是這一新興的文學批評模式中兩支重要的力量，他們嘗試以關注人類生存前景為出發點的生態批評為研究方法，重審經典文學作品，使文學研究走向了廣闊的生態學視野。在英國生態批評領域，最有影響和代表性的人物是英國利物浦大學的喬納森·貝特（Jonathan Bate）。貝特繼承了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以來英國的文化批評傳統，把生態學原理運用于文學批評中，將以華茲華斯為代表的英國浪漫主義文學作為研究對象，重新審視浪漫主義文學傳統，探討浪漫主義詩人所具有的人與自然相融合的生態意識，挖掘這種有機論的自然觀所具有的現實意義，對生態批評在英國的興起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也因此被譽為英國生態批評的先驅。

一、《浪漫主義的生態學》：英國生態批評的開山之作

從通行的觀點來看，英國生態批評的出現略晚于美國。美國生態批評萌發于20世紀的七八十年代，作為一種文學批評流派形成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而英國生態批評的出現，一般是以1991年貝特的專著《浪漫主義的生態學：華茲華斯與環境的傳統》（Romanic Ecology：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的問世為標志的。其實，貝特并不是從生態視角研究浪漫主義作家的第一人。早在1974年，美國批評家克羅伯（Karl Kroeber）在其浪漫主義研究中就引入了生態學的概念。①貝特也不是第一個提出“浪漫主義的生態學”這一概念的。1977年，美國環境史學家沃斯特（Donald Worster）就在《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一書中提出了“浪漫主義的生態學”的概念，沃斯特所說的“浪漫主義的生態學”主要是指美國超驗主義作家梭羅的生態思想，同時也提到了英國和德國浪漫派文學家的生態思想。②盡管如此，浪漫主義研究的綠色轉向真正開始得到批評界的廣泛關注還是在2001年貝特的《浪漫主義的生態學》一書出版以后。

在《浪漫主義的生態學》中，貝特從文學和文化的意義上最早把“浪漫主義”與“生態學”聯系起來，并從生態學的角度對浪漫主義文學進行了重新評估。在這部書里，貝特使用了“文學的生態批評”③這一術語，這一著作的問世，“標志著英國生態批評的開端”。④

《浪漫主義的生態學》被譽為英國生態批評的開山之作，它的出版引發了一股重新評價和解讀浪漫主義詩歌的熱潮，極大地推動了英國生態批評的興起和發展，生態批評在英國逐漸升溫。

如果說美國生態批評與愛默生、梭羅為代表的美國先驗主義文學思想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的話，那么英國的生態批評則與浪漫主義研究傳統是分不開的。英國的浪漫主義研究傳統上至18世紀末，下至20世紀90年代。在這些研究中，既有作為政治-歷史閱讀的外在批評，也有作為審美-形式閱讀的內在批評。20世紀以來，無論是新批評、結構主義，還是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都嘗試用不同的方法來研究英國浪漫主義，也得出了頗有洞見的結論。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解構主義和新歷史主義對浪漫主義作品的解讀。在對浪漫主義詩歌的重新解讀中，以哈特曼和布魯姆代表的解構主義學派認為，浪漫主義詩人“尋找的是想象、獨立和眼前的快樂……一種超驗的自然”。⑤因此，哈特曼認為，華茲華斯并不是一位自然詩人。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梅甘（Jerome J. McGann）為代表的新歷史主義批評認為，“浪漫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它以歷史為代價，賦予想象以特權。它尋求超驗而躲避現實，文化成為每一個浪漫主義詩人宏偉的幻想?！雹薰芈望溈烁傻热藢寺髁x詩人的重新評價，顛覆了前人對以華茲華斯為代表的浪漫主義詩歌的定論，他們以其敏銳的政治-歷史意識揭示了浪漫主義作品所隱藏的復雜的社會政治問題，這無疑對我們全面理解浪漫主義作品具有重要的意義。

然后，隨著20世紀90年代生態批評這一股席卷全球的批評浪潮的興起，解構主義和新歷史主義的觀點卻受到了以貝特為代表的英國生態批評家的挑戰。貝特認為，20世紀60年代以哈特曼為代表的解構主義對浪漫主義的解讀拋棄了自然，將我們帶人先驗的想象中；而20世紀80年代以麥克干為代表的新歷史主義對浪漫主義的解讀又拋棄了先驗的想象，把我們帶回到歷史和社會中。21世紀60年代對浪漫主義的解讀是理想主義的標準，賦予想象以特權；80年代對浪漫主義的解讀則是后阿爾都塞式的標準。前者假定人類思想高于自然，后者則假定人類社會經濟比自然經濟更重要。在貝特看來，成為“經典”的文學作品具有與現實和未來對話的能力，華茲華斯的綠色閱讀就是經典文學作品的典范。從一方面來看，華茲華斯的詩歌具有很強的歷史影響力，在其詩歌中所體現出的浪漫主義傳統就是尊重地球，質疑經濟增長和物質生產的合法性，這正是當今生態學所倡導的觀點；另一方面，華茲華斯的詩歌也具有很強的現代感召力，因為浪漫主義預言了有可能在下一個十年出現的最緊迫的政治生態問題，如溫室效應，臭氧層稀薄，熱帶森林毀滅，酸雨，海洋污染等。貝特認為，是時候讓華茲華斯恢復“自然詩人”這一稱謂了。重新學習華茲華斯看待自然的方式，并不是真正能夠對政府有關“綠色”問題的政策有任何影響，其重要的價值在于弘揚環境意識傳統的歷史。華茲華斯并不是開啟這一傳統的第一人，但是他對于這一傳統有著重要的影響。貝特也指出：“如果說浪漫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話，它并不是如麥克干所說的是一種想象的理論，是一種理想主義者和象征的文本。它是一種生態系統的理論，一種實用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文本?！雹?/p>

在《浪漫主義的生態學》一書的前言部分，貝特指出：“文學批評家的目的不僅是詮釋，而且也要辯證地論述。批評家總是有選擇地閱讀文本、讓文本為他們的目的服務?！\的19世紀評論家評論華茲華斯時，使用的是宗教話語，自由的20世紀末的批評家們用女性主義話語論述浪漫主義，無論是那時的還是當今的評論，都是強調詩人作品中的某些東西，或沒有的東西，以此來滿足特定讀者的特定的需求。而我希望我對華茲華斯的閱讀屬于另一類閱讀：既是批評家的目的也是作者本人的目的。這樣的閱讀能夠在讀者與死去的作者之間建立起一種交流，這種交流會帶來某種特殊的享受和對忍耐的感悟?！雹谝虼耍独寺髁x的生態學》一書倡導這樣一種觀點：華茲華斯讓讀者懂得如何看待自然世界，如何生活在自然世界中，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享受或忍受生活。在浪漫主義詩學中，詩不僅存在于語言之中，更存在于自然之中。它不僅是一種語言表達的手段，更是人與自然界交流的手段。浪漫主義的生態學敬畏著綠色的大地。因為它認識到，離開了綠色的事物，人類從肉體到心靈都無法生存。人類只能在大自然和感覺的語言里，找到最純潔的思想的支撐，心靈的保姆、引導者和保護者，整個道德生命的靈魂。

貝特也關注華茲華斯詩歌中有關“地方的想象”的話題。在《浪漫主義生態學》“地方的命名”一章中，貝特探討了華茲華斯詩歌中對地方的演繹。在貝特看來，熟悉、了解并珍視一個地方有三種方式：一是長期居住此地，二是對地方的命名，三是通過學習有關地方的知識。貝特提到的第二種方式主要是針對文學作品中作家對地方的命名而言的。貝特認為，在華茲華斯的詩歌中，“命名就是與地方同化。”我們感覺詩人就在詩里，詩人與一個具體的地方是結合在一起的。對于華茲華斯，命名是一種想象力的馳騁，也是與大地合一的象征。貝特指出，人對地方的記憶會堆積起來，不斷被喚醒，華茲華斯“對地方的命名也是一個喚醒記憶的過程”。①

在《浪漫主義的生態學》一書中，貝特重新審視了以華茲華斯為代表的浪漫主義傳統，概述了由華茲華斯以來包括約翰·拉斯金、威廉·莫瑞斯和愛德華·托馬斯等人形成的關注環境的傳統，采用“生態學的批評”，將“浪漫主義”與“生態”的概念連在一起，探討浪漫主義詩歌中反映的自然環境和生態理念，重新將浪漫主義詩歌與自然聯系起來，挖掘了浪漫主義詩歌中心靈與自然相互交融而產生的家園意識，打開了解讀浪漫主義詩歌的另一種可能性，使我們對浪漫主義詩歌的當代價值有了更深的認識。對于新興的英國生態批評起到了提示、倡導和促進的作用，此后涌現的重新解讀浪漫主義詩歌的生態批評熱潮，與貝特的開創性研究是分不開的。

二、《大地之歌》：“生態詩學”的構想

2000年貝特出版了第二部生態批評專著《大地之歌》，發展和完善了“浪漫主義的生態學”思想。在《大地之歌》中，貝特將文本范圍擴大到英美兩國的現當代作品，從簡·奧斯汀（Jane Austin）到伊利莎白·畢曉普（Elizabeth Bishop），以獨特的視角探討了這些作品所具有的生態價值。

貝特提出了“生態詩學”（ecopoetic）的概念。海德格爾“詩意地棲居”的哲學思想激發了貝特的靈感。eco-來源于希臘文oikos，意思是“家園”或者“棲居地”。貝特指出“棲居”意味著一種歸宿感，一種從屬于大地、被大自然所接納、與大地共存的感覺。它的對立面就是失去家園。這種歸宿感的產生有兩個前提：一是“詩意地”生存，生存在審美愉悅當中，生存在精神生活的日益豐富當中；另一個前提就是非常值得地生存，而要做到“非常值得”得生存，就必須尊重大地，對所棲居的大地負責任。在貝特看來，“生態詩學”不應該是政治性的，更不應該是宣傳性的，而是提倡“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把地球當作家園或棲居地，這樣，才能讓詩歌成為拯救地球之所。貝特相信，文學作為語言的一種特殊使用，能夠把我們和自然世界重新聯系在一起。②

在《大地之歌》中，貝特探討了浪漫主義詩人對地方的演繹與實踐，將浪漫主義文學作品中的地方與浪漫派詩人的環境意識、對地方的感知和意識等方面聯系起來，進行了有意義的探討，他試圖建構一種浪漫主義的“生態詩學”。貝特“生態詩學”的關注點是詩歌所具有的詩性力量，他認為生態詩學是為“他者”代言，盡管生態詩學在自然之外代表“自然”說話，但是生態詩學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詩歌中，尋求人類的權利是尋求自然權利的一部分?！痹谪愄乜磥?，詩是人類想象和體驗的創造物，它從歷史和社會中退隱到自然，詩人在自然中享受簡單的生活，體驗自然審美的快樂?！疤飯@的主題是詩歌的主題，也就是詩本身?！痹谔飯@主義的自由、單純和熱情的生活中，人與自身的情感直接地相互融合。詩歌溶解了人的精神和自然，人類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之間的界限。詩人基于情感的體驗與自然交流互動，與自然同在，走向與自然合一的狀態。這種與自然的溶合并不是從文明社會中隱退，逃避社會的責任。因為詩人不是批判，而是寫詩，使詩歌成為人類在自然中的棲息之地。所有的詩歌都是為人類在自然中建立的棲居之地。如果人類不再因物質的享受而掠奪自然，讓自然在人類的心靈中安居，地球就可以得到治愈?！叭祟悧又?，因為他們拯救大地。如果詩是棲居最本源的進入，那么詩就是我們拯救地球之所?！雹?/p>

貝特的“生態詩學”讓我們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環境以及生態系統的有機聯系。浪漫主義詩人將自然環境與詩人心靈完美地融合起來，打破了笛卡爾式的心靈與物質、主體與客體、自然與文化等的二元對立，這是浪漫主義詩歌所體現出的最為重要的生態思想。拜倫的《黑暗》告訴我們，當生態系統被破壞，人際聯系也會遭到相同的摧毀；濟慈的《秋頌》和柯爾律治的《午夜霜》思考的則是我們與其他事物尤其是大地的聯系，這種聯系是脆弱的，但卻是美麗的，而且對于生態整體性來說是十分必要的。

三、綠色的浪漫主義

貝特的“浪漫主義的生態學”和“生態詩學”使浪漫主義研究的綠色轉向得到英國批評界的廣泛關注，并引發了大量相關的研究和討論。1997年舉行的“文學與自然環境會議”，以及1998年的“文化與環境保護主義會議”都有從生態視角所進行的浪漫主義研究。2001年7月由“英國浪漫主義研究協會”在英國利物浦大學舉行了以“長盛不衰（sustaining）的浪漫主義”為主題的會議，從生態視角對浪漫主義的重新解讀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2006年6月，威爾士大學浪漫主義研究中心又舉行了以“浪漫主義，環境，危機”為主題的會議，此次會議的所有議題都是探討浪漫主義研究中的生態政治問題。

浪漫主義研究的綠色之風也刮到了大洋彼岸的北美學界。專注于浪漫主義研究的美國批評家卡爾·克羅伯（Karl Kroeber）于1994年出版了《生態學的文學批評：浪漫主義的想象和心靈生態學》（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 Romantic Imagining and the Biology of Mind）。在此書中，克羅伯提出了“生態學的文學批評”的概念。像貝特一樣，克羅伯主張運用生態學的方法對浪漫主義詩歌進行重新評價?？肆_伯指出，文學批評應該重新建立與社會其他領域特別是現代生態學的聯系，生態學的文學批評關注自然過程和文化過程的相互聯系。有關自然的詩歌表達了浪漫主義詩人最深厚的政治義務和責任。浪漫主義詩人認為：“藝術的實用功效不僅負有對社會的責任，還負有對自然的責任。浪漫主義詩歌具有豐富的想象力，這是人類最根本的能力，它能使我們與的環境發生互動。想象力在詩歌中得到實現，因此能為解決實際的社會和倫理困境做出貢獻。浪漫主義批評家時刻牢記的是，人類是環境最重要的部分，這正是當今社會的人們所忽視的東西。在克羅伯看來，英國浪漫主義詩歌是在文學上首次預見當代生態學概念的文學。”②

2000年9月，“北美浪漫主義研究會”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舉行了以“浪漫主義和自然”為主題的會議。在同一年，麥克庫西克（James Mckusick）出版了專著《綠色寫作：浪漫主義與生態學》（Green Writing：Romanticism and Ecology），將英國浪漫主義詩人以及美國自然文學家置于“浪漫主義的生態學”或“綠色寫作”范疇之中來加以考察和研究。也在同一年，由史蒂夫（Rosendale Steven）編輯出版了論文集《文學研究的綠化：文學、理論與環境》 （The Greening of Literary Scholarship： Literature， Theory， and the Environment），其中也有“浪漫主義的生態學”研究成果。

如今，“浪漫主義的生態學”或“綠色的浪漫主義”已成為生態批評的一種研究思路和方法，它倡導一種文學生態思想，弘揚有機整體論的自然觀，具有一種深切關懷自然的生態倫理精神。同時，許多批評家將貝特的研究視角從關注浪漫主義作家的自然思想擴展到關注城市生態以及從不同的視角審視浪漫主義時期的生態政治問題。

在近期發表的論文“英國浪漫主義研究中的生態學”中，加拿大學者哈欽斯（Kevin Hutchings）認為，華茲華斯提倡建立國家公園來保護湖區的自然景觀，他的詩歌有時也表現出一種認可城市的微妙態度。哈欽斯指出，浪漫主義作家既批判城市空間，也承認城市自然的價值，他們其實也是創立或保護城市綠色空間的倡導者。哈欽斯預測，隨著“浪漫主義的生態學”或“綠色的浪漫主義”研究的發展，與城市生態學相關的問題一定會在這一領域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①

“浪漫主義的生態學”研究的另一個最新發展是當代殖民主義生態學對浪漫主義時期相關議題的解讀。比維爾（Alan Bewell）在《浪漫主義與殖民時期的疾病》一書中，采用了一種生態-唯物主義的視角，研究歐洲殖民主義的生物醫學的語境。比維爾認為，“殖民化不單是一種軍事行動，而完完全全是一種生物學的和生態學的事件。”②在浪漫主義時期，有關殖民主義的討論中，疾病的意象，遠非僅僅是指“有關種族文化焦慮的隱喻的投射，通常是指顯而易見的生物學意義上的現實”。③比維爾指出，事實上，殖民主義是由改進思想和文化來建立的，但是我們不能忘記的是，“在健康的旗幟下，殖民主義也志在改善殖民的生態環境，以及居住在此環境中的人們（包括外來的和本地的）。”④

四、結語

在《大地之歌》中，貝特有一段被廣為引用的話語：“公元第三個千年剛剛開始，大自然已經顯示出種種危機，……礦物燃料的大量使用所產生的二氧化碳限制了來自太陽的熱量的散發，從而導致了全球變暖。冰川和凍土不斷融化，海平面持續上升，降雨模式在改變，風暴日益兇猛。海洋遭受過渡浦撈，沙漠化程度在加劇，森林覆蓋率正急劇減少，淡水資源越來越匱乏。這個星球上的物種在加速滅絕。我們生存在一個無法逃避有毒廢棄物、酸雨和各種有害化學物質的世界。……我們不得不一再地叩問：我們究竟從那里開始走錯了路？”⑤

篇10

關鍵詞：山師東路；改造；生態城市

中圖分類號：TU98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生態城市設計概念的產生和發展

1.1 生態城市概念的產生

197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人與生物圈”計劃(MAB第11項計劃)中提出了“關于人類聚居地的生態綜合研究”，首次給出了“生態城市”的概念，明確提出了用綜合生態方法，從生態學的角度研究城市，這在世界范圍內推動了生態學理論的廣泛應用與生態城市、生態社區、生態村落的規劃建設與研究。

19世紀80年代，前蘇聯生態學家揚諾斯基（O. Yanitsky）提出生態城市是人與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創造力和生產力得到充分發揮、人的健康和生存環境得到充分保護、物質、能量和信息高效率利用、生態良性循環的一種理想棲境。美國生態學家瑞杰斯特(Richard Register）提出生態城市是緊湊、充滿活力、節能并與自然和諧共存的聚居地、是生態健康的城市。

生態城市的概念反映了人類謀求健康發展的意愿，也反映了人類對人與自然認識的提高。生態城市概念一經提出，受到了大家的廣泛關注。1975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創辦了《城市生態學》雜志，各國研究者積極研討，生態城市的概念不斷充實和完善，研究方法不斷進步和拓展，生態城市理論不斷豐富和升華，生態城市為現代城市發展指明了方向。

1.2 生態城市設計的內涵

從生態哲學角度看，生態城市設計重點關注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從生態經濟學觀點看，生態城市注重利用綠色能源實現生態與經濟的相互促進和發展；從生態社會學觀點看，生態城市注重提高人們生態意識促使人們自身素質的提高；從城市生態學觀點看，生態城市使社會、經濟和自然的有機結合，提高城市自我調節的能力，提高城市的持續穩定；從城市規劃學觀點看，生態城市使人與自然環境的融合，完全符合人的心理要求。因此，生態城市是以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經濟、社會、環境協調一致為價值取向的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復合生態系統。

1.3 生態城市設計概念的發展

西方國家對生態城市設計研究有著較為悠久的歷史，早在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就表達了人類對和諧的理想型城市的追求和向往。自19世紀80年代前蘇聯生態學家揚諾斯基和美國生態學家瑞杰斯特等學者提出了生態城市概念后，生態城市設計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廣泛關注和興趣，西方國家對生態城市設計問題進行了深入、廣泛的探討，不斷召開研討會，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論文，很多大膽的創新性想法不斷產生，新觀點、新理論不斷推出，大大豐富了生態城市設計的內涵，推動著生態城市設計理論的發展。值得提出的是，20世紀60年代由美國鮑羅•索勒里提出的金字塔形城市構想，成為當時最具特點和爭議的代表性構想。他認為，在自然界，越復雜的有機體占有的空間越少，隨著復雜性的增加，有機體更趨向為內向爆裂或微縮的系統。他設計出了容納17萬人生活，滿足人與人、人與城市內外自然環境高度密切聯系城市原型圖，如圖1所示。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每個家庭都能既面對城市外部自然景觀，又能面對高度聯系的城市內部本身。鮑羅•索勒里的城市生態理論是一種試圖體現建筑學與生態學相融合的城市規劃與設計的理論。它給出，理想生態城市是高度綜合且具有合適的建筑高度和密度，在最大限度的容納居住人口的同時，居民享受著生態化、和諧、美好的環境。

圖1. 金字塔形城市構想示意圖

我國的生態城市設計起步較晚，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停滯不前之后， 20世紀80年代有了較快的發展。起初的生態建設主要從綠地和改善和控制環境污染出發，進行城市規劃設計，總體上體現了生態城市設計的某些要求，但按照城市生態系統的要求還相差甚遠，20世紀90年代，我國研究者積極參與國際生態城市設計學術會議，結合我國實際，積極開展研究，不斷完善我國生態城市設計的發展目標，逐漸形成以社會、經濟、自然符合生態理論為指導的相對完整的城市建設理論方法體系。1988年生態城市領域著名專家王如松教授出版了《高效和諧—城市生態調控原則與方法》, 對生態城市作了較為系統的闡述，1996年王如松、歐陽志云的《天人合一山水城市建設的人類生態學原理》為我國生態城市設計建設指出了發展方向。之后，我國陸續進行生態城市建設試點，從此生態城市建設成為我國城市發展的主流方向。

2 山師東路改造的背景

山師東路改造是對傳統街區進行生態城市建設改造的一個例子。山師東路是一條南北向的道路。位于濟南的歷下區，南起經十路，北至和平路，全長810米（見圖2所示），擔負著疏通經十路和和平路這兩條主干道作用，然而，由于山師東路附近，高校多，學生多，居民多，文化氛圍濃厚，生活品的需求量大。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山師東路成了一條文化商業街道，有經營文化用品、工藝品、服裝、小食品、小玩具等各種各類小商品的店鋪，也有理發、維修等店鋪，車、人、商攤混雜，交通堵塞，衛生狀況極差（如圖3所示）。此外，房屋的建筑風格不一，道路排水管線不完善，道路狹窄造成車輛擁擠，商業小攤占據道路的情況嚴重，自建臨時房等建筑物壓道路紅線的現象十分普遍，所以，改造前的山師東路已經無法承擔其應有的交通疏導線作用。而且，這種現象愈演愈烈。在推進生態城市建設的今天，山師東路的發展已經遠遠落后，惡化的購物環境、生活環境與當地的人文環境已經十分不協調，更是談不上滿足生態城市建設的需求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極大地影響了濟南市的省城形象。在這種情況下，2008年濟南市人民政府對山師東路進行了徹底改造。

圖 2. 山師東路區位圖

圖3.改造前的山師東路人車混雜

3 山師東路改造中生態城市設計的理念

山師東路的改造從以下五個方面體現了生態城市設計的基本思想。

（1）道路拓寬。按照現代城市規劃的規范和要求，根據道路規劃還原了山師東路的道路寬度，人行道與機動車道分開。這樣，在提高車輛交通暢通的同時，可以滿足行人步行的需求。解決了交通擁擠現象，也保證了交通安全，消除了一些安全隱患，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理念，符合生態城市設計基本思想，符合城市資源合理分配利用的基本原則。

（2）完善道路排水系統。作為道路交通基礎設施的一項重要內容，對道路的排水系統進行了改造和完善，使其與城市的排水主線相連接，保證道路的雨水及生活用水的暢通，大大改善了道路的環境質量。體現了生態城市設計與建設的基本內容。

（3）道路綠化。在部分保留原有植物的同時，補充了較多的景觀植物，并賦予景觀人文特征，給山師東路帶來了綠色、帶來了生機、帶來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對高質量生活的需求，環境的改善也促進了人的素質的提高。

（4）店鋪的設計。沿街店鋪的設計，考慮了布局的合理、美觀、建筑風格和色彩的協調、使用材料的環保以及方便街道管理原則。總體效果，改造后的山師東路有利于市容的改觀，有利于城市的交通管理以及工商管理，體現了城市的文化文明和城市生態建設。

（5）文化品位的提升。在道路的兩側增加了部分壁刻，有明清時代的市井圖、百福字，辛棄疾、李清照詞等等，提升了道路的文化品位，這是生態城市建設過程中注重人文關懷，將人文、自然與社會有機結合、注重人文關懷、創造和諧社會的重要方面。

在這種設計思想指導下改造后的山師東路基本解決了交通擁擠、人車混雜問題，改善和提高了居民生活和購物的環境，提升了街道的文化品位，滿足了居民的基本需求。因此，山師東路的建設改造體現了人與自然、人與經濟的和諧，符合生態城市的基本要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見圖4、圖5所示）。

圖 4. 改造后的山師東路道路交通改善

圖 5. 改造后的山師東路綠化及文化氛圍

4 山師東路改造后存在的不足

盡管山師東路的改造體現了生態城市設計的基本思想，但全面分析還存在一定的不足。

（1）按照可持續性發展的要求，在資源緊張的今天，應該更加注重環境效益、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充分利用可持續能源，例如，充分利用成熟的太陽能技術等等，在這些方面，山師東路改造建設中沒有充分考慮。

（2）在山師東路改造中，植物、花卉、壁畫等之間的聯系較為松散、連貫性較差，內容單薄，缺乏互動和生動、生肌和活力，缺乏與人之間的協調，沒有達到利用現有的空間和資源讓居民得到充分享受、充分文化熏陶、充分滿足的效果，從某種意義上講，按照生態城市設計的要求，改造后山師東路仍然還有相當大的改進空間。

（3）山師東路的商業氣息過于濃重。改造后的山師東路店鋪的安排缺乏文化氣息，造成居民就是單純的購物，這與生態城市規劃的概念的要求是有差距的。

5 對于山師東路改造后的兩點建議

對于改造后的山師東路，仍然有較大的優化空間，具體可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重視新能源的開發和節能減排工作。生態城市必須注重太陽能、風能、生物能等新能源的開發利用。濟南位于太陽能資源豐富的地理位置，因此山師東路首先應充分重視太陽能的充分利用，為此，政府還可以制定政策，鼓勵商戶節能減排，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

（2）城市的生態化是各個小生態系統的有機結合，所以，小節點的生態化城市設計需要引起足夠重視，努力增加山師東路的自然特征，景觀的人文效果，小范圍內的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使其貼近生活，貼近實際，使居民感到溫馨親切。

6 結語

山師東路改造是成功的，解決了長期道路交通擁擠問題，解決了居民生活、購物、娛樂環境惡劣的問題，符合生態城市的基本要求，符合以人為本的理念，基本符合人類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但是仍存在改進的空間。由此也得到啟示：

（1）與國外生態城市建設相比較，我國的生態城市規劃和建設尚處于初始階段，有關生態城市的理論、規劃思路、設計方法和管理機制尚在探索之中，同時，生態城市設計以及改造需要多學科專家的積極參與。這就啟發我們，設計者、決策者和建設者還需要學習研究，要有超前意識，不斷進行思路創新和實踐創新。

（2）我國城市建設和改造的任務是十分繁重的，必須按照生態城市設計的理念、遵循生態學原理和方法進行城市建設和改造，尤其是既有建筑的改造必須堅持高標準、高起點的環境綜合整治，這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是城市設計發展的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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