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概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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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運用榆林煤炭礦區居民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支付意愿（WTP）的調研資料，得出每戶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額介于229.56-347.92元之間，由此推斷出榆林煤炭礦區每年因煤炭開發而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大約在13 822.09萬-20 948.69萬元之間。通過運用DH模型和Tobit模型對調研資料分別進行分析，發現，DH模型對被調查者支付意愿影響因素的分析明顯優于Tobit模型。DH模型的結果顯示，被調查者“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兩個行為的影響因素不完全相同。被調查者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對其“決定是否參與支付”呈負向影響；反映被調查者所在行政區域對其“決定是否參與支付”呈正向影響。被調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狀況、年齡、職業狀況、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均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被調查者的家庭人口數、對環境保護政策的了解程度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有顯著的負向影響。最后，提出了提高當地居民參與生態環境改善活動積極性的一些措施。

關鍵詞 煤炭礦區；DH模型；支付意愿（WTP）

中圖分類號 F06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2)03-0137-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3.023

煤炭資源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但煤炭資源開發過程中產生的生態環境破壞問題，即煤炭資源開發過程中的外部不經濟性問題，已成為影響煤炭資源可持續利用，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加大生態保護和建設力度，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然而，矯正煤炭資源開發過程中的外部不經濟性問題，制定相應的生態環境改善方案，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需要對煤炭資源開發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進行評估。

1 研究背景

由于生態環境本身具有的公共性，無法通過其市場信息計算生態環境破壞的價值損失，學術界通常選用條件價值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作為評估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的方法。CVM一般通過研究礦區居民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的支付意愿（Willing To Pay，WTP），估計礦區資源開發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也就意味著，礦區居民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的WTP將直接影響礦區資源開發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估算，因此，有必要對礦區居民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的WTP進行分析。

對于CVM中居民支付意愿影響因素的分析，國內多采用多元線形回歸、Logit模型、Probit模型等傳統的計量分析方法。但是，這些方法在分析CVM的調查資料時，存在一個共同的缺陷，即對CVM調查中出現的零觀察值不能進行合理的分析。在CVM調查中出現的零觀察值可分為兩類：①真正的零觀察值（real zero），即被調查者對受訪問題呈支持態度，但由于經濟等方面的原因，沒有能力支付；②抗議性零觀察值（protest zero），即被調查者對受訪問題呈負面的態度，不愿意答復其心中的WTP，而選擇了零支付，并非該環境資源對其沒有效益可言。對于含有抗議性零觀察值的CVM調查資料，傳統的處理方式是先將抗議性零觀察值樣本刪除，再對剩余下的視為合理的非抗議性答復樣本進行分析。但刪除大量抗議性樣本，不但將縮小原有樣本規模，更有可能引起抽樣偏差（sampling bias），導致最終的估計結果的偏誤。也就是說，原來的樣本雖然是隨機選擇的，但并不意味著刪除抗議性樣本仍符合隨機抽樣的條件。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學術界采用了能夠分析受限（censored）資料的Tobit模型［1-2］。Tobit模型假設所有的被調查者都愿意參與支付，即將真正的零觀察值與抗議性零觀察值均視為角解（corner solution）［3］。

然而，Cragg認為零觀察值的由來，除了可能是角解之外，也有可能是被調查者對該物品的需求為零，也就是被調查者選擇不參與該支付行為［4］。于是，Cragg在Tobit模型的基礎上發展出了雙檻式模型（doublehurdle model，DH模型）。DH模型將被調查者的支付意愿決策分為兩個檻，即“決定是否參與支付”的參與決策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的支付決策。根據Blackwell等［5］對消費行為的定義，消費行為是人們為獲取并使用財貨所直接參與的行為，包括在行為之前決定該行為的種種決策程序，可以判斷DH模型對被調查者支付意愿決策的分解，反映了被調查者做出參與決策和支出決策的先后順序，符合被調查者在做出支付意愿決策時的心理變化。DH模型認為唯有在兩個決策行為同時確立的情況下，才會構成一個完整的支付意愿決策。DH模型有兩個優于Tobit模型的特點：一是Tobit模型將“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合并為一個支出決策，即Tobit模型忽略了被調查者的參與決策，而直接分析支出決策；DH模型將“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分為兩個步驟分別進行研究，且可以比較影響“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兩個行為的因素的差異。二是Tobit模型假設所有的零觀察值都是角解，而DH模型允許零觀察值可以同時有角解與非參與的理由存在。而且相關的文獻也已經論證了DH模型較Tobit模型對被調查者的支付意愿決策更具解釋能力，如Eulàlia［6］、吳佩瑛等［3］、Salvador和Pau［7］。

國內對于礦產資源開發過程中居民支付意愿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李國平等［2］對陜北煤炭、油氣礦區居民支付意愿的研究。該研究成果運用Tobit模型分析了影響礦區居民支付意愿的影響因素，得出了影響居民“決定支出多少金額”這一行為的因素，但沒有考慮居民“決定是否參與支付”的行為對支付意愿的影響，因此，分析結果難以對居民支付意愿決定的決策行為做出較為全面的評價。

事實上，對于礦區居民改善當地生態環境支付意愿的分析，需要將居民“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兩種行為分別考慮。礦區居民作為資源開采過程中生態環境破壞的直接受害者，由于對生態環境治理主體認識的誤區以及對治理效果的疑慮的原因，在接受CVM調查時，有可能會對受訪問題表現出負面的態度，導致抗議性零觀察值樣本的出現。面對這種情況，DH模型為分析居民的支付意愿提供更為合理的方法，該模型能夠對零觀察值做出更為合理的解釋，更好的反映居民的支付意愿。

本文將DH模型應用于對礦區居民改善生態環境的支付意愿的研究，并將DH模型和Tobit模型的估計結果進行對比分析，以判斷兩種方法對礦區居民改善生態環境的支付意愿影響因素解釋能力的優劣性。所運用的數據來自于2010年7月對榆林市的神木縣、府谷縣和榆陽區的調研。其中神木縣、府谷縣是神府煤田的所在地，該煤田是我國已探明的最大煤田，也是世界七大煤田之一；榆陽區橫跨榆橫、榆神煤田。這三縣（區）的資源都以煤炭為主，并都已進入煤炭開采的高峰期，因煤炭開采引起的各種生態環境問題已經充分顯現，調研價值顯著。調查歷時15天；調查組一行7人，包括4名博士研究生和3名碩士研究生；具體調研區域：神木縣大柳塔鎮、店塔鎮，府谷縣三道溝鄉、廟溝門鎮，榆陽區麻黃梁鎮、牛家梁鎮、小紀汗鄉等；調查以戶為單位，每戶選取一名對家庭情況較為清楚，并長期居住在當地的成員作為被調查對象。

2 研究模型與數據說明

2.1 模型簡介

DH模型是Cragg對個體消費行為進行研究時提出的，用于分析個體消費決策中兩個不同階段的影響因素［4］。DH模型針對每一個消費決策階段，設立了相應的方程式與之對應，即一個是用來“決定是否參與支付”的參與方程式（participation function），另一個則用來“決定支出多少金額”的支出方程式（expenditure function）。

DH模型的形式如下：

Di=αZi+vi vi～N(0,1)（1）

Y*t=βXi+εi εi～N(0,δ2),i=1,...,n（2）

其中：式（1）為第一個檻，即參與方程式；式（2）為第二個檻，即支出方程式。兩個檻的殘差項彼此是獨立。Di為“決定是否參與支付”的虛擬變量，當Di等于1時，表示愿意參與支付；當Di等于0時，表示不愿意參與支付。Y*i為被調查者心中WTP的支出金額；α、β分別為待估計的解釋變量系數；Zi、Xi分別為影響參與決策的解釋變量；vi、εi分別為殘差項。

只有當被調查者i的參與變量Di等于1時，且心中WTP的支出金額Y*i大于0時，該被調查者回答的WTP的支出金額YDi將等于Y*i；而在其他情況下，無論被調查者i心中WTP的支出金額Y*i是正或是負值，被調查者所回答的WTP的支出金額YDi均為0，即

YDi=Y*i 當Di=1,且Y*i＞00 其他情況

（3）

結合式（1）、式（2）、式（3），將可能產生的四種消費決策組合，見表1。

2.2 基本數據

本次調研采用的CVM問卷由3個部分組成，一是礦區居民對當地生態環境問題的認識態度；二是為改善本地區的生態環境，當地居民的支付意愿調查；三是礦區居民的社會經濟信息，如年齡、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數、家庭收入等。其中，對當地居民支付意愿調查的引導方式選擇了開放式：開放式引導技術避免了其他引導方式因投標值的設定而對被調查者支付意愿形成的偏差；被調查者長期居住于礦區，對煤礦開采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具有較為深刻的了解和切身的感受，符合使用開放式引導技術的使用前提。在設計問卷時，對開放式引導技術進行了改進：詢問被調查者是否愿意每年為改善當地的生態環境而支付一定的費用。如果被調查者回答“不愿意”，則詢問拒絕的原因；如果被調查者回答“愿意”，則詢問他的愿付金額，以及愿意支付的原因。

調查采用隨機入戶訪談的方式，共發放問卷580份，問卷全部收回，得到有效問卷535份，問卷有效率為92.24%。

2.2.1 被調查者的基本信息

調查的有效樣本中，男性380人，女性155人，男性比例大于女性比例。被調查對象的年齡最小16歲，最大88歲，平均年齡39.78歲，被調查對象主要集中于21-60歲之間；文化水平以初中為最多，其次分別為高中和小學，大專及以上和未上學最少；職業以農民最多，商人、工人、學生也有很大的比重；家庭年收入主要分布于30 000元以下，占有效樣本量的55.14%。

2.2.2 被調查者對當地生態環境問題的認識態度

調查的有效樣本中，大多數被調查者認為本地區生態環境亟需治理，只有很少部分被調查者認為當地生態環境的治理不急迫，其中：認為本地區生態環境治理非常急迫的有123人、急迫的有287人，分別占有效樣本量的22.99%和53.64%；而認為不急迫和不必改善的有4人和1人，分別占有效樣本量的0.75%和0.19%。從調查結果的統計來看，被調查者對環境保護政策的了解程度有待加強，其中：表示自己對環境保護政策很了解和了解的有32人和94人，分別占有效樣本量的5.98%和17.57%；而表示自己對環境保護政策知道一點的有245人、不了解的有164人，分別占有效樣本量的45.79%和30.65%。

2.2.3 被調查者的支付意愿（WTP）

在被調查的535份有效樣本中，有353份表示“愿意”參與支付，而且支出金額大于0。可以計算出，有效樣本中，正支付意愿所占的比重為65.98%，即有效樣本的支付率為65.98%。支出金額主要集中在100元及以下和101-300元兩個檔次。愿意支付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依次是：為了自己的生活環境更好；把良好的生存環境留給子孫后代；保護生態環境是一種社會責任。34.02%的調查樣本為零觀察值樣本，原因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依次是：家庭收入水平較低，沒有支付能力；認為污染企業和政府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對生態環境改善沒有信心，擔心生態環境治理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其中后兩種原因導致了抗議性零觀察值的出現。

3 研究結果與分析

3.1 榆林煤炭礦區居民支付意愿的支出金額估算

3.1.1 支出金額估算

根據調查資料，本文采用Kristrom的spike模型［8］對平均支出金額進行估算，該模型對開放式問卷和二分式問卷均有效。

首先計算被調查者中正支出金額的平均值：

E(WTP)正=∑AiPi=347.92元

式中:Ai為支出金額，Pi為被調查者選擇該數額的概率。

其次，采用Kristrom的spike模型對平均支出金額進行修正，經過spike模型修正后的平均支出金額E(WTP)非負等于E(WTP)正乘以正支付意愿占全部支付意愿的比例，所以：

E(WTP)非負=E(WTP)正×65.98%=229.56元

由于選擇零支出金額的被調查者心中WTP的支出金額并不一定為0，因此E(WTP)非負可被認為是其對支出金額的保守估計，E(WTP)正則認為是上限。綜合以上分析，榆林煤炭礦區居民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每戶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額介于229.56-347.92元之間。

3.1.2 煤炭礦區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計算

根據張志強等［9］利用支付率對調查相關區域居民戶數量的處理方法，結合礦區居民WTP支出金額的估計值，計算出榆林煤炭開采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

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平均支出金額×(居民戶數×支付率)（4）

《陜西統計年鑒2010》的資料顯示，榆林煤炭礦區共有居民912 568戶，結合本次調研的支付率以及礦區居民WTP支出金額的估計，本文推斷，榆林煤炭礦區每年因煤炭開發而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大約在13 822.09萬-20 948.69萬元之間。

3.2 榆林煤炭礦區居民支付意愿的影響因素分析

CVM研究通常選擇一些常見的特征變量來研究影響WTP的因素，如收入、教育、職業等［11-12］。本文根據調查的實際情況，并結合國內外應用CVM的研究，選定被調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齡、家庭人口數、性別、職業狀況、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對環境保護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所在行政區域作為解釋變量（見表4）。本文運用Eviews 6.0軟件對影響被調查者支付意愿的影響因素分別進行DH模型和Tobit模型估計，結果見表5。

表5列出了Tobit模型和DH模型的估計結果。Tobit模型的估計結果顯示，被調查者的家庭收入狀況、受教育程度和年齡對其WTP的支出金額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與DH模型中支出方程的估計結果相一致。反映被調查者所在行政區域的兩個變量在Tobit模型和DH模型的支出方程的估計結果中均不顯著。除此之外，其余的變量均表現出了較大差異。其中，Tobit模型的結果顯示，被調查者的家庭人口數、性別、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對環境保護政策的了解程度均對其WTP的支出金額沒有顯著性影響，但這些變量在DH模型的支出方程的估計結果中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另外，Tobit模型中，被調查者的職業狀況對其WTP的支出金額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但在DH模型的支出方程中，被調查者的職業狀況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通過觀察DH模型的參與方程，本文發現，被調查者的職業狀況對其“決定是否參與支付”呈負向影響，但在統計意義上不顯著，這表明被調查者的職業狀況對其“決定是否參與支付”這一行為的影響程度非常的微弱?？紤]到Tobit模型將“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合并為一個支出方程進行研究，同時DH模型的支出方程在估計過程中對有效樣本量進行了必要的選擇，本文認為，這些現象屬于一種可接受的結果。如同Jones對DH模型和Tobit模型進行比較后所做出的結論，Tobit模型的估計結果可能會存在誤導的現象，也就是說有些變量的特征是在Tobit模型中所無法觀測到的，或者說相同的變量在不同的方程中對解釋變量的影響方向和影響程度會有所不同［13］。鑒于此，本文根據Teklewold等［14］提出的建議，采用似然比值法來檢驗DH模型是否比Tobit模型在分析支付決策影響因素上更具有效性。似然比值檢驗可以通過下式計算：

Γ=-2×lnLt-(lnLp+lnLtr)～χ2k（5）

式（5）中，Lt、Lp、Ltr分別是分別估算Tobit模型、參與方程模型和支出方程的對數似然值，k是模型中獨立變量的個數。假設：H0：采用Tobit模型估算。如果Γ＜χ2k，則接受原假設，采用Tobit模型估算；否則拒絕原假設，采用DH模型進行估算。

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根據式（5）計算得：

Γ=148.58＞χ2k=18.31

因此，拒絕H0，證明，DH模型對被調查者支付意愿影響因素的分析明顯優于Tobit模型。所以，本文采用DH模型來解釋被調查者支付意愿的影響因素。

（1）參與方程式的估計結果表明，被調查者“決定是否參與支付”受其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和所在行政區域的影響；但沒有發現被調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齡、家庭人口數、性別、職業狀況、對環境保護政策的了解程度這些因素對被調查者“決定是否參與支付”有顯著性影響。其中，被調查者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對其“決定是否參與支付”呈負向影響，該變量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說明，被調查者對當地生態環境的滿意程度越低，其更愿意參與支付，表明了被調查者渴望當地生態環境改善的愿望。反映被調查者所在行政區域的兩個變量PLACE1和PLACE2都對被調查者“決定是否參與支付”呈正向影響，且兩個變量都通過了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這意味著，榆陽區和府谷縣的被調查者比神木縣的被調查者具有更高的參與愿望。

（2）支出方程式的估計結果表明，被調查者“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受其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齡、家庭人口數、性別、職業狀況、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對環境保護政策的了解程度的影響。其中，被調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狀況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并且分別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這與經驗判斷一致。

被調查者的年齡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赡艿脑蚴牵合鄬τ谀贻p人，年紀大的被調查者更愿意留在當地繼續生活，所以他們更愿意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出一份力。被調查者的職業狀況也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這一結論似乎與經驗判斷不符，但本文認為這一結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能的原因是：煤田開采對地下水、地表水、土地的破壞直接影響農業生產，因此，農業生產從事者為了自己的工作和生存，更愿意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出資。

被調查者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也具有正向影響，其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這一結果似乎也與經驗判斷不符，但結合參與方程式的估計結果，本文發現，被調查者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作為唯一影響被調查者“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兩個行為的共同因素，反映了對當地生態環境的滿意程度較低的被調查者的一種矛盾心理，即一方面被調查者渴望當地生態環境能夠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被調查者又對當地生態環境治理缺乏信心，而在實際的支付中選擇較低的金額。這一點也是Tobit模型的結果所不能反映的。

被調查者的家庭人口數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其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說明，被調查者的家庭人口數越多，其支付金額就越少；被調查者的性別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并且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說明，男性的支付金額比女性的支付金額少。

被調查者對環境保護政策的了解程度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該變量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被調查者對環境保護政策越了解，其支付金額越少。這可能與我國當前實行的生態環境治理政策有關，我國目前實行的煤炭行業生態環境治理政策主要遵循“誰開發、誰保護，誰污染、誰治理，誰破壞、誰恢復”的原則，這種原則使得被調查者傾向于認為生態環境治理的責任者應該是污染者、破壞者。因此，這種傾向在一定程度“擠出”了對環境保護政策較為熟悉的被調查者的愿付金額。

通過以上對DH模型估計結果的分析，本文發現，被調查者“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兩個行為的影響因素不完全相同，這與吳佩瑛等［3］的研究結論一致。

4 結 論

本文運用CVM對榆林煤炭礦區居民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的支付意愿進行了調研，得出每戶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額介于229.56-347.92元之間，由此推斷出榆林煤炭礦區每年因煤炭開發而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大約在13 822.09萬-20 948.69萬元之間。

通過運用DH模型和Tobit模型對調研資料分別進行分析，發現，Tobit模型與DH模型支出方程對被調查者支付決策影響因素的分析存在一定的異同。

運用似然比值法對兩種模型在分析支付決策影響因素上的有效性進行分析，得出，DH模型對被調查者支付意愿影響因素的分析明顯優于Tobit模型。

DH模型的估計結果顯示，被調查者“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兩個行為的影響因素不完全相同。被調查者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對其“決定是否參與支付”呈負向影響；反映被調查者所在行政區域的兩個變量對被調查者“決定是否參與支付”呈正向影響。被調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狀況、年齡、職業狀況、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均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被調查者的家庭人口數、對環境保護政策的了解程度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本文的政策含義也十分明顯。第一，政府部門應該通過一些切實可行的工作，確保礦區生態環境治理工作的高效性和有效性，讓礦區居民認識到當地生態環境的可治理性，從而增強居民改善當地生態環境的信心。

第二，進一步加強礦區生態環境治理宣傳的力度，增強居民對保護生態環境意義的認識和生態環境治理重要性的認識。只有提高居民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才能調動他們參與生態環境治理的積極性。

第三，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切實提高居民的文化水平，有助于增強礦區居民對生態環境保護治理政策的理解力、對礦產資源開發引起的外部不經濟性的認識力，進而提高居民參與生態環境治理活動的積極性。

第四，本文的研究表明，家庭收入是影響居民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家庭收入低也是導致居民選擇零支付的一個原因。因此，政府部門應當根據當地的實際狀況，鼓勵和引導居民發展多種生產經營，提高收入水平；同時鼓勵非農生產從事者積極參與到改善當地生態環境的活動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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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P Research in Yulin Coal Mining Area

LI Guoping GUO Jiang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Jian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1,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willing to pay (WTP) investigation data which took from residents in Yulin Coal Mining Area for improving the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average amount of expense was between 229.56-347.92 Yuan(RMB) for each household in one year, the loss valu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of damage was between 138,220,900-209,486,900 Yuan(RMB). This paper used the DH model and the Tobit model to analyze survey data, and found that the DH model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Tobit model to analyze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respondents willingness to pay. The results of the DH model showed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urveyor “whether to participate the payment” was not the same as “decision expenditures number amount”. The surveyors satisfaction of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as a negative effects to “whether to participate the payment”; the administrative area was a positive effect to “whether to participate the payment”. The surveyors household income, educational status, age, employment status, and satisfaction of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ere positive effect to “decision expenditures number amount”. The surveyors family population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were negative effects to “decision expenditures number amount”. Finally, this paper suggested som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surveyors positive activi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收稿日期：2011-11-02

篇2

[關鍵詞]環境保護；問題；措施；概況；法律體系；執法力度；資金投入；環保意識

一、環境保護的概況

環境保護簡稱環保。環境保護涉及的范圍廣、綜合性強，它涉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還有其獨特的研究對象。環境保護方式包括：采取行政、法律、經濟、科學技術、民間自發環保組織等等，合理地利用自然資源，防止環境的污染和破壞，以求自然環境同人文環境、經濟環境共同平衡可持續發展，擴大有用資源的再生產，保證社會的發展。

二、我國環境保護中存在的問題

1、環保法律體系不完善

近年來，我國針對保護生態環境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并在逐步完善環保法律體系，但法律規定范圍廣泛，內容較籠統，缺乏行之有效的具體措施。當前制定的資源法針對性較強，且注重污染企業職責，輕政府職責，相關的法律規范交叉、重疊，條款間互相矛盾，存在沖突，追究環境污染的訴訟制度存在缺陷等等，總之，我國統一、完善的生態環境保護法律還未形成，急需改進和完善。

2、環保投入不足

部分人對生態環境保護存在質疑，多年來我國一直沒有停止環保和治理污染的腳步，但為什么成效不大反而少數地區的生態環境質量日益下降，專家稱還是投入不足，不僅是投入的機制不健全，更重要的是資金投入不足。目前我國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基層政府投入不足，缺乏相應的資金保障，在研究相應的科學技術時缺乏經費，監察生態環境保護的人員力量薄弱，最終導致工作能力差，質量低，嚴重阻礙了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順利開展。

3、執法力度不夠

執法力度不夠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管理體制不順，導致環保部門的監管作用無法發揮，主要是生態環境涉及到水利、農業、土地等多個方面，加上環保部門協調機制和管理模式規定不完善，互相爭取“五權”現象嚴重，分管部門自我感覺處于配角地位，工作積極性不高，使環境保護整體性被分塊劃分。二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問題突出。部分地區執法部門在實際工作中對群眾反映的環境問題或敷衍了事或視若無睹、不管不問，嚴重脫離群眾，致使群眾越級上訪事件只增不減，執法部門工作被動，應付上級檢查的現象司空見慣。

4、環保意識低

從我國整體的生態環境問題來看，一方保護、多方破壞的現象依舊嚴重，尤其是基層農村，生態質量持續下降，面污染源發展快速，自然災害和事故時有發生，主要原因就是農民缺乏環保意識，在農業生產活動中過度強調自身利益，濫用農藥化肥，在生活中亂扔垃圾和廢棄物，多數鄉鎮企業亂砍濫伐，占用耕地，加上設備落后，排放工業廢水廢氣嚴重等，雖然城市人口環保意識有所改善，但付諸行動效果還不盡人意，總之提高我國我國人口環保意識十分迫切而實際。

三、提升我國環境保護水平的措施

1、完善環保立法

首先是完善生態環境保護的內容，制定切實有效的具體措施，使其有一個綜合而統一的基本制度，并填補部分環保領域法律空白，嚴格審查環保條例，及時處理存在矛盾和沖突的規定，確保相關部門執法時有明確的實施細則；然后進一步強化政府在環境保護中的責任地位和承擔方式，督促其有效落實環保工作，并加大對造成環境污染的企業的處罰力度；最后是完善公益訴訟制度，依靠公眾力量監督生態環境保護，并保障其訴訟請求的法律效力。

2、環保資金來源的政策性措施

為保護環境和治理污染，國務院和有關部門制定了《污染源治理專項基金有償使用暫行辦法》、《關于工礦企業治理“三廢”污染開展綜合利用產品利潤捉留辦法的逼知》、《關于環境保護資金渠道的規定的通知》等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保證了環境保護與治理經費有一個重要來源。一些省、市、區也制定了相應的法規，《綱要》強調，要實行強有力的環保措施。按照“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的原則，根據生態環境的要求，進行產品和工業區的設計與改造，制訂和實施循環經濟推進計劃，實現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加大環境保護投入，各級政府要將環境保護列入本級財政支出的重點內容并逐年增加，加大對流域區域污染防治、環保試點示范及環保監管能力建設的資金投入。

3、加大執法力度

提高環保部門的執法能力。環保法律的實現雖然不是必然地需要國家強制，但是如果沒有強制作為后盾，也很難付諸實施。因此，我國應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加大環保部門的強制執法力度。以大氣污染防治為例分析，面對嚴峻的空氣質量形勢，大氣污染防治再出嚴厲措施，對重點污染區域、拆遷建設工地、重點污染企業將實行24小時工作制。對排污量較大的企業，實行環境監察人員駐場監督，24小時監控，一旦出現超標，立即查處，一律按日計罰。同時要聯合電力、公安、司法、金融、工商、水利、鐵路等部門嚴厲打擊環境違法行為，對拒不執行環保處罰的企業要限水、限電、限貸、限運，形成一股強大的執法力量，徹底改變環保部門勢單力薄、權力有限的現象，真正做到執法必嚴。

4、提高環保意識

生態環境保護是全民事業，是每個人的責任和義務，因此各地必須加大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的宣傳，并普及相應的法律知識和環保知識，特別是鄉鎮政府要根據農村存在的生態環境問題制定相應的宣傳措施，如派干部和相關技術人員下基層，將當前的環境問題和影響切實傳達給農民，并指導其如何科學的進行農業和工業生產，設立專門的環保宣傳和咨詢小組等，切實促進農民環保意識的增強。此外國家還應推行科學、合理的政策規定，督促人們將環保落實到日常行動中，為生態環境保護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環境保護工作是造福人類的偉大而艱巨的工程，只有提高環保意識、健全環保法律體系、增加環保投入、加大執法力度，才能促進環保事業順利進行，使我們共同的家園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董愛霞，張紅亮.生態環境保護中存在的問題及思路探討[J].科技信息（學術研究），2011（01）.

篇3

關鍵詞：生態環境綜合治理;水土流失;遼寧彰武

彰武縣地處遼寧省西北部,是全省水土流失較嚴重的地區,全縣總面積為3 640 km2,水土流失面積為1 047 km2,占全縣總面積的28.8%。地形地貌為東低山、西丘陵、北沙荒、中南平洼,其中丘陵占30%、沙荒占3%、平洼占40%。全縣水土流失類型為水蝕和風蝕,水蝕分布在東、西部低山丘陵地區,風蝕分布在北部風沙區和柳河流域,水土流失直接導致生態環境的惡化,加強生態環境綜合治理成為彰武縣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重點工作之一。

1生態環境綜合治理措施

根據彰武縣水土保持部門多年治理經驗和地形地貌特點,生態環境綜合治理可以從2方面進行:一是東、西部低山丘陵區,可安排經濟林為主的治理項目,結合坡耕地治理,通過植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結合的方式,達到生態綜合治理的目的;二是北部風沙區,可安排生態林為主的沙漠化治理項目[1]。自2008年以來,彰武縣把農業綜合開發與水土保持生態建設相結合,以項目整合、資金整合的形式進行小流域生態綜合治理,彌補水土保持生態建設資金不足,突出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取得了明顯成效。

1.1低山丘陵區生態綜合治理

1.1.1區域概況。該區域包括彰武東部的大四家子鄉、后新秋鎮、葦子溝鄉、東六鎮和二道河子鄉,及彰武西部的平安鄉、哈爾套鎮、滿堂紅鄉和四堡子鄉。區域總面積為1 342.21 km2,水土流失面積361.4 km2,水土流失類型以水蝕為主,兼有風蝕,主要分布在坡耕地、侵蝕溝及荒坡上。

1.1.2治理措施及規模。根據區域地形特點,治理措施以發展經濟林為主,經濟林應選適合當地的大扁杏。其次對坡耕地進行治理,措施為梯田。對坡度>15°、<25°,且糧食產量低而不穩的坡耕地進行坡改梯。在植被覆蓋較低的坡荒上,首先進行截水溝整地,之后栽植大扁杏。除了栽植大扁杏外,還可以做一些輔助措施,如打井、谷坊、作業路等。具體為:梯田2 153.3 hm2,截水溝整地3 166.7 hm2,栽植大扁杏3 166.7 hm2,其他輔助措施根據實際投資情況定。

1.1.3治理效益。丘陵區生態綜合治理以發展經濟林為主,措施實施后會產生較好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栽植3 166.7 hm2的大扁杏,3年后達到盛果期,年增加經濟效益3 206萬元。對2 153.3 hm2的坡耕地進行梯田改造,年增加糧食產量5 814 t,增加經濟效益697.68萬元。在生態效益方面,增加3 166.7 hm2的林地面積,林地覆蓋率提高2.4個百分點,年涵養水源380.68萬m3,保土11.17萬t。

1.2北部風沙區生態綜合治理

1.2.1區域概況。北部風沙區包括四合城鄉、馮家鎮、章古臺鎮、阿爾鄉鎮、大冷鄉、大德鄉6個鄉鎮,區域總面積為1 115.55 km2,水土流失面積為390.4 km2,水土流失類型為風蝕。從2005年全省土壤侵蝕遙感普查結果可以看出,該區域是全省最嚴重的風蝕沙化地區,生態環境惡劣,需集中連續治理。

1.2.2治理措施及規模。風蝕沙化地區生態綜合治理,應以植物措施為主,植物措施對防沙治沙有較好效果,是生態恢復的有效途徑,因此綜合治理應以生態林為主,輔以發展適量適合沙地生長的經濟作物,以提高防沙治沙的經濟效益。根據彰武縣長期以來的防沙治沙經驗,生態林栽植形式為喬灌混交,喬木選楊樹、樟子松,灌木選檸條、紫穗槐,沙棘等。具體為:營造7 200 hm2生態林,其中喬木6 500 hm2,灌木700 hm2,發展林間隙地經濟作物3 333.3 hm2。對植被覆蓋率的疏林地、殘次林實行生態修復,規劃面積為2.82萬hm2,依靠大自然自我修復能力,恢復植被,進而改善生態環境[2-3]。

1.2.3治理效益。風蝕沙化區發展生態林,以生態效益為主,營造7 200 hm2生態林和實施生態修復2.82萬hm2,植被覆蓋率可提高6.5%,減少土壤風蝕量22.7萬t,蓄水96.52萬m3。營造生態林是防沙治沙的有效措施,生態效益顯著,其經濟效益表現為活立木效益,即樹木材積量的增加和林間隙地種植的經濟作物[4]。據測算,發展生態林7 200 hm2,年平均增加木材蓄積量1.944萬m3,增加經濟效益1 166.4萬元,林間隙地種植經濟作物3 333.3 hm2。以菊芋為例,年效益為22 500元/hm2,種植3 333.3 hm2菊芋,年可獲利7 500萬元。

2小結

彰武縣經

過多年的生態治理,成效顯著,治理區域逐年擴大,區域生態環境明顯改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同步提升,群眾的生態意識逐步增強,在做好保護生態環境、減少水土流失的前提下發展生產,提高了經濟收入,實現了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贏,促進了農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3參考文獻

[1] 姚冬梅.淮南市秋菊沉陷區生態綜合治理機制分析[j].淮南師范學院學報,2009(5):108-110.

[2] 郭海榮.談石羊河流域生態綜合治理[j].農業科技與信息,2009(24):9.

[3] 王增亮.龍口市小流域生態綜合治理研究[j].中國水利,2008(13):35-36.

篇4

[關鍵字]潘集塌陷區 綜合治理

[中圖分類號] TD82 [文獻碼] B [文章編號] 1000-405X（2013）-5-219-2

0前言

我國是一個煤炭型大國，對煤炭資源的依賴不言而喻。但是常年大規模的煤炭開采，造成了礦區周圍大量的土地沉陷，土地沉陷不僅破壞了地表形態，摧毀農田和村莊，同時也破壞土壤結構，導致部分地區土壤鹽漬化，肥力下降，或形成積水區，無法耕種，逐漸荒廢。隨之而來的是大量的垃圾和各種污染，嚴重威脅礦區居民及動植物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同時也影響了礦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1]。據中國煤炭報資料，我國煤礦已塌陷耕地40萬公頃，并且伴隨煤炭資源的持續開采，沉陷區的面積將會繼續增加。因此對沉陷區綜合治理模式的研究顯得十分必要，本文主要對淮南潘集采煤沉陷區進行綜合治理模式的研究。

1研究區概況

1.1研究區自然地理概況

淮南潘集區地處黃淮平原南端，全區總面積590.1平方千米。轄11個鄉鎮，擁有五座現代煤礦分別是潘一礦、潘二礦、潘三礦及剛建成投產的潘北礦和朱集煤礦，煤炭儲量豐富，境內地下煤炭儲量達30億t[2]。潘集區屬亞熱帶和暖溫帶的過渡地帶，冷暖空氣交匯頻繁，受季風影響，冬夏長、春秋短，四季分明。常年平均氣溫15.1度，平均日照時數2298.0h，無霜期215.5d，年降水量905.2mm左右，植被類型主要有三類：闊葉林、針葉林、經濟林。闊葉林主要是楊樹、刺槐；針葉林主要是側柏、黑松；經濟林以桃、梨、葡萄為主。區里種植物主要是小麥、水稻、大豆等種植物，區土地利用類型主要以耕地、住宅用地和建設用地為主[3]。

1.2研究區沉陷現狀概況

大規模的煤炭開采，毫無疑問的會帶動淮南潘集區的經濟增長，人民收入的增加，但開采的同時，也帶來了土地塌陷，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如果不采取切實措施進行沉陷治理，勢必會影響全區經濟的發展步伐和社會穩定[2]。目前潘集區內已有五對礦井先后建成投產，開采形成了大片塌陷區，主要分布在田集、泥河、潘集、蘆集等4個鄉鎮內，共涉及48個自然村莊。截止2011年底潘集區塌陷總面積總計7.1萬余畝，占全區耕地總面積的1/5。目前主要運用高效農業、生態農業和常規農業等模式，采取中心區水面養殖，水濕地種植水生物，坡地復墾，建設人工生態園，發展生態漁業等措施。成效顯著的如潘集后湖生態園等。

2研究區綜合治理模式研究

2.1研究區生態經濟模式

采煤沉陷區按照沉穩程度可以分為穩定沉陷區、基本沉穩沉陷區及未穩定沉陷區；按照積水程度可以分為積水沉陷區和未積水沉陷區。根據潘集塌陷區的實際塌陷現狀，主要摸索出以下幾種生態經濟模式：深層塌陷區水產養殖復墾模式；淺層塌陷區復墾造地種植復墾模式；粉煤灰充填塌陷區復墾營造人工林復墾模式；深淺交錯的尚未穩定塌陷區魚鴨混養和果蔬間作復墾模式[2]如下圖所示。

沉陷區經過生態農業經濟模式以及對于煤矸石的充分利用后，不僅對于潘集區的農業經濟產生了很大的效益，而且也改善了地區的生態環境。這種治理模式融合了生態經濟與景觀策略的思維，不僅導入了農耕景觀、采礦跡地景觀的應用，達到了生態景觀結構的合理性安排，實現了經濟發展與自然的和諧。同時在農業經濟上不僅僅是種植大片農業，而是合理有布局的按照生態學的食物鏈原理進行組合，培育具有景觀功能和強凈水能力的水生植物群落，在改善水質的同時修建靜養魚塘，發展“農-漁-禽-畜”綜合經營的生態農業[4]，潘一后湖就是比較成功的生態模式。

2.2研究區土地生態恢復模式研究

塌陷區土地生態恢復應按照統一規劃、分片治理、分期開發、綜合利用的原則，對全區塌陷區進行土地生態恢復。目前全區補充耕地的來源主要有實施土地整理，遷并、治理空心村；煤礦塌陷區的治理；中的產田改造、開發治理；全區未利用土地的開發，未利用地的面積為916.34hm2 但對于未利用地的開發，要注意生態環境的保護。如淮河流域、沼澤地均被列為禁墾區[2]。

主要恢復措施有三個方面：

（1）對于現有的農田要加強保護，提高其肥力，提高利用率，合理對農田進行布局，滿足灌溉需求，加強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使得農作物能更好的生長和機械操作，有效遏制水土流失，土地質量下降的趨勢。

篇5

1.1項目申報單位概況

1.2項目概況

第二章 項目建議書、產業政策和行業的準入分析

2.1發展規劃分析

2.2產業政策分析

2.3行業準入分析

第三章 資源開發及綜合利用分析

第四章 經濟影響分析

7.1經濟費用效益或費用效果分析

7.2行業影響分析

7.3區域經濟影響分析

7.4宏觀經濟影響分析

第五章 社會影響分析

8.1社會影響效果分析

8.2社會適應性分析

8.3社會風險及對策分析

第六章 節能方案分析

4.1用能標準及節能規范

4.2電氣節能

4.3給水排水節能

4.4結構節能

4.5暖通空調動力節能

4.6建筑節能

4.7節能效果綜合分析及評價

第七章 建設用地、征地拆遷及移民安置方案

5.1項目選址及用地方案

5.2土地利用合理性分析

5.3房屋拆遷安置補償方案

第八章 環境和生態影響分析

6.1環境和生態現狀

6.2項目建設對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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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礦區；綠化；生態景觀

清水營礦區景觀生態規劃強調景觀的資源價值和生態環境特征，其目的是協調景觀內部結構和生態過程即人與自然的關系，正確處理生產與生態、資源開發與保護、經濟發展與環境質量的關系，進而改善景觀生態系統的功能，提高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抗干擾能力。清水營煤礦是以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為主，帶動和支持寧夏回族自治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獨特的典型經濟礦區，清水營礦區生態景觀的穩定和協調發展，對壞境、經濟和社會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1 項目概況

本項目位于寧夏回族自治區寧東煤業化工基地，礦區屬半干旱半沙漠大陸性氣候，年最高氣溫41.4℃，最低氣溫-28.0℃，氣候干熱，晝夜溫差大。降雨多集中在7、8、9月，年降雨量最大為299.1mm，年蒸發量達2771mm。無霜期短，約在5月中旬至9月底。風季多集中在春秋2季，最大風力達8級，一般為4～5級，多為北風及西北風，春季時有沙塵暴天氣。礦區總占地面積1600hm2。

2 景觀概況

從景觀生態學來講，礦區景觀是劇烈人為干擾下的一種特殊景觀類型，是人類為獲得礦產資源而對土地進行劇烈改造的區域。采礦區的開發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資源破壞了生態的平衡和原有的景觀效益，在開采前后，表現出十分不同的生態景觀：采礦之前，雖然當地的綠化水平有限，漫山遍野只有寧條、榆樹和一些野生植物，但當地生態系統通過生物之間、生物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系統內的自我組織、自我調整達到了相對穩定狀態，具有正常的生產功能和保護功能；采礦后，生態的穩定性被破壞，生態景觀的改變超出了自然系統的調節和物種的適應能力。

2.1 景觀生態設計的特點

景觀生態設計是新的美學觀、生態觀、價值觀的體現，它著眼于景觀的資源價值和生態環境特征，在一定尺度下通過對景觀資源的再分配，通過景觀介質分析及綜合評價提出優化生態環境的方案。景觀生態規劃設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與整體性，它從生態圈的整體空間格局入手，通過對自然圈耗損部分直接與間接的補償以及對污染部分人為的進行轉化與修復，從而達到治理與重建的目的。最終提高景觀生態系統的總體生產力和穩定性。

2.2 設計構思

礦區景觀生態規劃設計的理想目標是建立一個協調、穩定、效益好的景觀生態系統，理想景觀生態系統的建立，首先是其功能的完善和協調。景觀生態系統的基本功能包括環境服務、生物生產及文化支持功能3類，景觀生態規劃就是要保證這3大功能的實現。

神華寧煤化工基地清水營礦地處生態較為脆弱，受粉塵、有害氣體等污染較嚴重，而綠地比例較小，對生態系統的調節能力有限，嚴重地影響了礦區的壞境質量。綠色植物是生態系統中的初級生產者，工礦企業大量種植綠色植樹、種養花，利用綠色植物特有的生理、生化功能可以強化企業壞境的自然生態系統。減輕工業生產中產生的“三廢”污染，彌補理化工藝治理過程中的不足，有效的提高工礦企業的生態環境質量。在大量栽植植物、發揮其生態功能的前提下，根據美化工礦企業環境的要求，進行植物造景，畫龍點睛地配置適量的休息設施、園林建筑小品和藝術雕塑等。

設計上以綠為主，綠美結合，充分發揮綠色植物在改善環境、健全生態、衛生防護、美化環境、增進健康等方面的綜合功能。還根據礦區的具體情況，遵照因地制宜、適地適樹的原則，從實際出發，從有利于生產和職工的健康出發，發展大環境綠化，消滅綠化死角，做到點、線、面結合，平面、立體結合，喬、灌、花、草結合，自然植物群落與人工植物群落結合。從生態學觀點、凈化保健觀點及美化學觀點出發，實現環境效益、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做到綠化、凈化、美化的和諧統一。

3 總體規劃的布局原則

根據礦區的自然環境、生產性質、規模大小和原有的綠化基礎將綠化分為生產區綠化、道路綠化、小游園綠化和防護林帶綠化。由于用地緊張所以該綠化是見縫插綠，充分利用每一塊零星土地。礦區的綠化布局力求分布均勻、合理，能使每個生產崗位的工人就近享受到園林綠地的效能，以消除疲勞，精神飽滿地投入到生產活動中去。

4 結語

總之，煤礦企業的綠化在我區正處于發展階段，把煤礦企業生態綠化景觀規劃設計置于現代大地景觀范疇中，將生態功能和景觀結合起來，創造一個既滿足現代生活行為需求，又有時代特色與個性的煤礦綠化景觀空間，做到生態和諧、兼顧空間疏朗變化及景深層次變化，體現出生態、特色的現代礦區景觀風貌，是當今煤礦企業景觀設計的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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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enter of Yan'an concentrated in Baota District Sanchuan junction area， since years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improved， but it is still at a critical stage of "governance and destruction stalemate phase"， therefore， we sh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ecological management， use artificial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natural restor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n urban areas.

關鍵詞： 延安市；生態環境；建設與保護

Key words： Yan'an；ecological environment；construction and protection

中圖分類號：F323.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4）17-0298-02

0 引言

延安位于陜西省北部，地處黃河中游，介于北緯35°21′～37°31′，東經107°41′～110°31′之間，黃土高原的中南地區，北連榆林，南接關中咸陽、銅川、渭南三市，東隔黃河與山西臨汾、呂梁相望，西鄰甘肅慶陽，全市總面積3.7萬平方公里。延安市的中心城區集中在寶塔區三川交匯地區，各類城市建設主要分布在東川、南川和西北川三條大的平川，以及杜甫川、市場溝等小型川谷地區。川道內有延河、南川河穿越，建設用地呈狹長的“Y”形，南川、西北川城市建設沿河道兩側分布；東川城市建設主要位于延河西北側，中心城區人口和資源較為集中，商圈也主要分布在Y字型的交匯處。

1 生態環境建設概況

1.1 生態環境總體特征 回顧過去，延安市總體生態環境比較脆弱，水土流失嚴重，水污染比較嚴重，大氣環境除總懸浮顆粒物達不到三級外，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已達到二級標準；延安城區噪聲略超標，區域環境噪聲平均等效聲級60.2分貝，道路交通噪聲平均等效聲級72.0分貝[1]；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較低，城市垃圾處理能力較弱。

1.2 生態環境建設成就 “十一五”以來，在延安市委、市政府的正確領導和省環保廳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市環保系統廣大干部職工的辛勤努力下，延安市生態環境建設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2010年延河綜合污染指數比2005年的37.64下降了11.54，延河水質呈改善趨勢；延安市城區環境空氣優良天數2010年達到315天，比2005年的272天增加43天，2005年-2010年間未出現酸雨；延安市功能區2010年噪聲達標率為60%，比2006年20%提高了40個百分點；延安第二垃圾填埋場已經開工建設，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從2005年的45%提升到2010年的80%以上。

盡管近年來市委、市政府緊緊抓住西部大開發的歷史機遇，堅持以生態建設統攬工作全局，在全國率先啟動了退耕還林、天然林保護等林業重點工程，在生態環境建設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得到根本扭轉，但并得到明顯改善，同時，邊治理邊破壞的現象時有發生，生態建設所面臨的形勢同全國一樣，正處于“治理與破壞相持階段”的關鍵時期，生態建設與保護的任務仍十分繁重。

2 生態環境影響因素分析

2.1 水環境影響因素分析 首先延安市屬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區，植被稀疏，地形支離破碎，又多暴雨，大量泥沙被流水沖走，是黃河上中游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也是黃河泥沙的主要發源地之一，且治理難度大，任務長期而艱巨。另外，水土保持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人為水土流失、邊治理邊破壞等現象，以及投入不足、治理措施不配套等問題。延河流域的工業以石油工業為主，石油開采使延河水質石油類污染比較嚴重。延安中心城區的生活污水現一般都不經處理直接排放入延河，中心城區生活污水排放是造成中心城區內的延河水質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2.2 大氣環境影響因素分析 延安中心城區地處黃土高原，植被稀疏，空氣中總懸浮顆粒物的本底值比較高，中心城區又處于河谷之中，川道狹窄，周圍梁峁遍布，這種地形在冬季時容易形成逆溫和靜風天氣，不利于污染物擴散。燃煤也是影響延安中心城區環境空氣質量改善的障礙之一，二氧化硫濃度在冬季和春季采暖季節明顯高于其它季節，總懸浮顆粒物和降塵也呈現出一季度濃度較高的特征。

2.3 聲環境影響因素分析 中心城區噪聲主要來源于道理交通及過境公路建設，未對城區進行環境功能區調整，其次，老城區和新建城區各功能區布局不合理，道理交通網絡規劃不合理，對施工現場和建筑噪聲為加強管理和執法，致使延安城區噪聲略超標。

2.4 固體廢棄物環境影響因素分析 延安中心城區產生的工業固體廢物醫療垃圾目前是送到尹家溝垃圾填埋場進行填埋，而尹家溝垃圾填埋場是處理生活垃圾的，不具備處理醫療垃圾的能力。在延河沿線，經?？梢钥吹窖匕毒用瘢ù迕瘢﹣G棄的生活垃圾，造成垃圾堆積。

3 生態環境建設與保護對策

篇8

（大興安嶺森林調查規劃院，牙克石022150）

摘要：文章介紹了內蒙古大楊樹林業局的地理位置、自然條件、社會經濟、自然資源概況、濕地資源概況及投資概算，對林業局濕地的生態效益、社會效益、經濟效益3個方面進行分析，并對林業局濕地功能做出總體評價。

關鍵詞 ：濕地；效益；評價

中圖分類號：S719

文獻標識碼：B

收稿日期：2014-12-30

作者簡介：郭建軍（1979 -），男，遼寧省遼陽市人，經濟師．

1 林業局濕地保護條件

1.1 地理位置

內蒙古大楊樹林業局位于大興安嶺東坡南部，行政隸屬于呼倫貝爾市鄂倫春旗，地理坐標為東經123°29 ’43”～125°19’48”，北緯49°12 ’43”～50°19’38”。東與黑龍江省相鄰，西與畢拉河、吉文林業局毗鄰，北與阿里河林業局、大興安嶺林業公司相接，南與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連接。林業局總面積793033hm2，森林覆蓋率52.2%。

1.2 自然條件

1.2.1 地形地貌

大楊樹林業局是大興安嶺主脈向嫩江平原過渡地域，屬大興安嶺山脈的東南坡，西北高，東南低，境內山勢平緩，起伏不大，屬低山、丘陵地區，平均海拔300～500m，最高海拔843m，最低海拔255m，平均坡度在10°～15°。

1.2.2 氣候條件

大楊樹林業局屬寒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冬季長而寒冷干燥，夏季短而濕熱多雨，四季晝夜溫差變化大，植物生長期較短。根據《內蒙古大興安嶺林管局氣象資料》記載，大楊樹地區年平均氣溫1.6℃，1月份平均氣溫-22.8℃，7月份平均氣溫20.6℃，極端最高氣溫39.4℃，極端最低氣溫-44.1℃，年平均地面溫度2.8℃；年均日照時數2718.3h，年蒸發量1213.9mm，年均降水量508.1mm，降水量多集中在6～8月，約占全年降水量的80%。早霜期始于9月中旬，晚霜終于翌年5月下旬，無霜期約108d。主要風向為西北風，年均風速為1.4m/s。

1.2.3 地質土壤

大楊樹林業局地質構造屬大興安嶺褶皺帶，其巖性組成以海相碳酸鹽系為主，主要母巖有花崗巖、玄武巖、石英粗面巖、石英斑巖、流紋巖、頁巖、安山巖等。

分布的土壤主要有棕色針葉林土、暗棕壤、黑鈣土、草甸土、沼澤土。棕色針葉林土分布在西北部的興安落葉松下，多分布在北坡、東北坡、西北坡的陰坡和半陰坡。暗棕壤分布在各個坡向，坡度在20～30°，面積較大，主要植被群落類型有柞樹林、黑樺林、山楊林等；黑鈣土主要分布在大楊樹林業局的東南部丘陵地區，坡度在6°～10℃的各個坡向。

1.3 社會經濟概況

1.3.1 人口數量及居民分布情況

大楊樹林業局生態功能區內設有“三鎮一鄉”即大楊樹鎮、烏魯布鐵鎮、宜里鎮和古里鄉。內蒙古大興安嶺農場管理局下設5個農場及近百個生產隊；黑龍江大興安嶺林管局下屬的農工商聯合公司及下設的農場；行政村、屯、點2000多個，總人口達25萬人，有漢、蒙、回、鄂倫春、鄂溫克、達斡爾、滿、朝鮮、錫伯、壯等13個民族。其中，農業人口占多數，林業人口占很小比例，流動人口多。

1.3.2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

大楊樹林業局于1976年建局，經營總面積793033hm2，森林覆蓋率52.2%。林業局下轄34個科級單位，其中，有16個經營林場（保護站）。自建局以來，累計向國家提供商品材22.85萬m3，總資產達到2.69億元。

經過幾十年的開發建設，大楊樹林業局積累了豐富的生產與管理經驗，現已發展成為機構健全、隊伍穩定、技術力量雄厚的以營造林、防火、森林病蟲害防治為主的經營局。林業局還設有文教、衛生、消防、公安、武裝等機構，現已成為了當地區域經濟發展中心和社會服務中心，為林區的經濟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1.4 自然資源概況

1.4.1 森林植被

林業局地處寒溫帶針闊混交林帶，森林植被主要由西伯利亞植物區系的植被構成，并含有蒙古植物區系植物成分。主要喬木有興安落葉松（Larixgmelin（Rupe.）Rupe.）、白樺（B.platyphylla Suk.）、柞樹（Quercus mongolica Fisch.ex Turcz.）、黑樺（B.dahurca Pall.）、山楊（P.clavidiana Dode）等。

1.4.2 野生植物資源

林業局主要野生經濟植物種類約200余種，主要藥用植物有黃芪（A.menbranaceus Bunge）、地榆（S.officinalis L）、沙參（A.polyantha Nakai）、玉竹（P．humite Fisch.ex Maxim）、鈴蘭（C.maialis L）、芍藥（P．lactifora Pall）、王味子（S.chinensis （Turcz.） Bailli）等；野果植物有刺玫薔薇（R.davurica Pall）、山杏（P.ansuKom），山里紅（C.pinnatifida Bunge）、山葡萄（V．amurensis Rupe）等；山野菜主要有蕨（P.aquilinum（L.） Kuhn.Var.tatius - culm （Desf.） Under.ex HeUer）、柳蒿（S.viminalis L．Var.angustifolia Turcz）、輪葉沙參（A.teraphylla （Thumb.） Fisch）、蒲公英（T.falcilobumKita）等40余種；食用菌資源有木耳（Auriculariaauricula （L.ex Hook ）Under）、 猴頭（Hericiumerinaceus（Bull.ex Fr.） Pers）、紫丁香菇（Lepiota nuda（Bull.ex Fr.） Cooke）、花臉香蘑（Lepiota sordid （Fr.）Singer）等；此外還有淀粉植物、芳香植物、纖維植物、花卉植物等資源。

1.4.3 野生動物資源

林業局野生動物約100余種。資源較為豐富，主要野生動物有馬鹿（Cervus elaphu xanthopygus）、狍子（Capreolus capreolus bedfardi）、野豬（Susscrofaussuricus）、黃鼬（M.sifirica manchurica）等；主要鳥類有長尾雀（Uragus sibiricus）、黃眉鴉（Emberiza chrysophrys）、灰頭鴉（Emberiza spodocephala）、普通鵟（Buteo hemilasius）、鳥雕（Spizaetus nipalensis）等。

1.5 濕地資源概況

據第二次全國濕地資源調查顯示，大楊樹林業局濕地總面積為122676.67hm2，其中：河流濕地面積為5006.09hm2，湖泊濕地面積為517.08hm2，沼澤濕地面積為87010.99hm2，人工濕地面積為85.49hm2，在內蒙古大興安嶺林管局各林業局、區、所中濕地面積位居第一。

主要河流有：發源于甘河林業局的甘河，是大楊樹林業局境內的主要河流，由西北向東南注入嫩江，流程89.0km，比降0.5‰，平均河深2.4m，平均河寬140m，流速0.75m/s;多布庫爾河流經大楊樹林業局古里、伊斯哈氣生態功能區，流程94.Okm，比降0.7‰，平均河深1.7m，河寬平均78m，注入嫩江；歐肯河流經大楊樹林業局四平山、歐肯河生態功能區，長度136.5km，注入嫩江；奎勒河流經大楊樹林業局奎中、庫莫、宜里生態功能區，流程162.5km，比降1.5‰，平均河深1.2m，平均河寬20m，流速0.8m/s，注入甘河后流人嫩江；大楊樹林業局東臨嫩江，長約105.0km，是內蒙古與黑龍江省分界線，比降0.30‰，平均河深1.8m，河寬80～200m，流速0.8m/s。境內還有那都里河、柞山河、扎蘭河等10多條支流。

2013年資源統計數據顯示，大楊樹林業局現有濕地面積為l22881hm2，比第二次全國濕地資源調查的122676.67hm2，面積增加了204.33hm2。

1.6 濕地保護現狀

1.6.1 基礎設施現狀

1.6.1.1 監測站、保護站現狀

大楊樹林業局現有監測站、保護站共17處，其中，奎勒河、伊斯哈氣監測站，庫莫、勃音那、乃木河、四平山、奎勒河保護站由于缺乏維護資金，導致年久失修，急需進行維護。同時，伊斯哈氣監測站、乃木河、四平山、奎勒河、庫莫保護站的車庫亦急需進行維護。

1.6.1.2 巡護道路維護

大楊樹林業局原有巡護道路維護126km，其中：伊斯哈氣管護站經古里管護站至加格達奇加胡公路段巡護道路維護34km，宜里經奎中至奎勒河段巡護道路維護75km，古里至勃音那段巡護道路維護17km。3段公路均為砂石路，因年久失修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壞，有被雨水沖刷出溝或深坑的、有較深車轍的、有路基下陷等不同情況的發生，急需進行維護，以保證巡護道路的暢通。

1.6.2 植被恢復區現狀

植被恢復區在大楊樹林業局古里、庫莫、奎勒河生態功能區內，現地調查場地適宜進行人工造林。其中：古里11林班13小班、15林班18小班、27林班1小班、27林班7小班為農地或沼澤地邊緣；庫莫管護站93林班25小班、93林班26小班為取料場；奎勒河管護站18林班10小班、42林班12小班為農地。以上各地塊都比較容易造林，沒有水土流失的風險和需重點保護的對象，權屬清楚，過去有過人為活動。

2 投資概算

大楊樹林業局濕地保護建設總投資500.00萬元，其中：工程費用495.00萬元，占總投資的99.00%；其他費用5.00萬元，占總投資的1.00%。

按費用構成劃分：基礎設施維護費用262.03萬元，占總投資的52.41%；植被恢復費用113.03萬元，占總投資的22.61%；設備維護費用22.28萬元，占總投資的4.45%；燃料費用71.66萬元，占總投資的14.33%；宣傳教育培訓費用26.00萬元，占總投資的5.20%；其他費用5.00萬元，占總投資的l.00%。

3 效益分析

3.1 生態效益

改善濕地生態環境。通過濕地保護工作，將使濕地萎縮、植被退化的趨勢得到有效遏制，人為破壞現象得到消除，使濕地生態環境質量得到根本好轉，為改善大楊樹林業局濕地生態環境奠定基礎。

恢復濕地生物多樣性。大楊樹林業局濕地是動植物的重要棲息地，尤其是珍稀鳥類的主要棲息和覓食地，濕地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必將吸引大量水禽前來棲息定居，對恢復和提高以珍稀鳥類為主的濕地生物多樣性起著關鍵的作用。

改善局部的氣候環境。通過濕地保護工作的開展，在增加濕地面積和改善濕地環境的基礎上，豐水期有效調節區域降水地表徑流，并通過下滲提高當地的地下水位，緩解枯水季節的水源短缺壓力，并通過水分蒸發，增加區域空氣濕度，對改善局部氣候環境起到良好的作用。

3.2 社會效益

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利用濕地的資源優勢發展生態和觀鳥旅游業，向社會提供一個生態環境優美，旅游內容豐富，滿足人們回歸大自然的愿望、增強人們熱愛大自然的情趣。

帶動周邊社區經濟的發展。濕地保護與建設過程中，通過技術、資金扶助，再加上政府的政策扶植，可以幫助、引導林業局發展經濟，提高林業職工生活水平，帶動周邊鄉村經濟的發展。還可通過生態旅游開發帶動周邊相關產業的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為科研教學提供了良好的基地。通過濕地保護工作的開展，各種野生動植物及其生境將會得到更加有效地保護，野生動植物資源將會進一步增加，濕地生態系統將會得到更加有效完整地保護，必然為研究自然、認識自然、探索自然奧秘提供良好的科研教學基地。

3.3 經濟效益

濕地保護工作的開展使濕地生態資源得到有效的保護，調節流量、控制洪水能力得到提升，利于周邊地區農業穩產、豐產，增加農民的經濟收入，促進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

此外，隨著濕地生態環境和基礎設施條件的改善，濕地的旅游資源將進一步吸引游客前往，刺激地區旅游業的發展，促進地區經濟繁榮。從而回哺濕地生態保護與建設工作。

4 總體評價

內蒙古大楊樹林業局濕地處在大興安嶺主脈向嫩江平原過渡地域，是嫩江水系生態安全的保障。森林生態系統和濕地生態系統在該區域內相互重疊、交錯分布，濕地生態系統以森林生態系統為依托，兩者相互作用，促進著各種功能的發揮，大楊樹林業局濕地是大興安嶺林區和嫩江平原生態安全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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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環境影響評價 土地整理 方法

[中圖分類號] X171.1 [文獻碼] B [文章編號] 1000-405X（2013）-11-160-1

我國是農業大國，耕地資源是我國資源中最核心的部分，同時也是最脆弱的一部分。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了可耕地減少，特別是在高質量的耕地資源，幾乎到了危機，威脅我國農業的發展。為了達到循環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以實現土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促進我國的糧食的產量，維持耕地總面積的動態平衡，糧食不斷的增產，土地整理的有效方法成為實現這一戰略的重要措施。同時，我國目前面臨著土壤污染嚴重等環境問題，因此對我們正在規劃和建設項目的前期，必須進行對生態環境保護的評估。

1土地開發整理中生態環境影響評價的內涵

生態環境質量好壞的評價和生態環境影響評價可概括總結為環境評估。生態環境質量評估的最主要的內容是選擇正確的指標體系，使用綜合評價方法對一個區域生態環境的優劣進行評估，指標體系作為環境影響評價和環境影響現狀的重要參考標準，從而在土地開發整理的過程實現有效的評價，為環境前期規劃和后期的建設提供重要的保障。

人類開發建設過程中對環境破壞影響程度的評估，此過程會對生態環境影響進行分析和預測，并提出了減少或改善生態環境破壞手段和措施。比如對環境生態系統中后期服務的分析，分析關鍵項目的環境問題，并且預測一些開發和建設項目對生態環境造成的不良后果，這些內容都屬于環境影響評價的范疇。

在通常的情況下，對環境的影響評估，即使對環境污染程度的評估。然而，一般的強調環境影響評估是對環境的污染源，污染環境的主體對象，環境每種污染物的組成，以及參考相關的標準來評價的生態環境影響，評估內容需要全面，且一定的深度，從許多方面考慮，使評估更加準確。

本文通過使用土地開發整理的方法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發展和鞏固各項活動，評估重點區域生態環境的影響各種因素，并根據評價結果找出的因素有針對性的提出改善的策略和措施。

2生態環境影響評價的實施程序

2.1確定評價整體框架

確定評價整體框架，即前期準備工作階段，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務：根據土地整理生態環境影響評價的任務，進行初步信息收集和現場踏勘，識別主要生態環境影響和生態環境問題，確定評價的主要對象、評價范圍，明確評價目的；確定評價標準和生態環境保護目標；確定工作的整體框架。

2.2生態環境調查

生態環境系統是一個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可劃分為社會、自然、經濟三個亞系統，每個亞系統又可分為不同層次的子系統，彼此互為環境。這些組分以及相互間的作用，構成了復合生態系統的基本結構。

生態調查需了解現狀和歷史變遷過程。

2.3生態環境分析與評價

生態環境分析與評價是在生態環境調查的基礎上進行的，是評價過程中最關鍵的階段。在這個過程中主要包括分析生態環境、選擇評價標準、確定評價等級、識別評價因子、影響預測等內容。

2.4提出生態環境改善及保護措施

根據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措施的提出應從滿足未來長期穩定發展的需求著眼，重點放在不可再生資源的永續利用和整個生態環境系統完整性與生物多樣性的保護上，同時滿足社會不斷發展，人民生活不斷提高對環境質量的需求。

3以婁邵盆地為例，研究土地整理生態環境影響評價

3.1項目概況

項目區土地總面積583646.80ha，實施后可新增耕地14348.19ha，新增耕地率為7.07%，建成高標準基本農田面積177208.56ha，改善灌溉面積159487.70ha，新增灌溉面積48154.37ha，新增排澇面積6502.85ha，新增糧食產能85.35萬噸。

3.2土地利用存在的問題

3.2.1資金投入不足限制了土地利用率的提高

項目地處經濟欠發達地區，由于資金投入不足，項目區目前存在一定數量的未利用和低效利用土地，未能得到充分利用。項目區部分區域因缺乏有效的灌溉設施，長期干旱，成為荒草地，該部分土地經過開發整理，配套灌排設施，可以成為優質耕地；項目區還存在著一定數量的廢棄茶園、果園，該部分土地成土母質好，土層深厚，具備開發成耕地的潛力。

3.2.2農業基礎設施條件薄弱

從灌溉排水設施來看，項目區內骨干灌溉設施基本能發揮有效的作用，但田間灌排配套體系尚不健全，串灌串排現象較為普遍，限制了農作物產量的提高?，F有灌溉渠道大部分為土質渠道，渠系水利用系數低，已有硬化渠道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老化、損毀；由于管理維護落后，現有排水溝大部分淤塞嚴重，溝道雜草叢生，水流不暢，易引發漬澇災害。

3.2.3季節性干旱發生頻率較高

項目區屬衡邵干旱走廊，因山地丘陵地形地質條件特殊，部分區域土壤質地松散，含沙多，粘結力差，蓄水能力差；同時，該區域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降雨多集中在4-6月，7-9月降雨稀少，易形成夏秋連旱；另外，該區域現有田間水利基礎設施薄弱，水資源調蓄能力不強，易發生季節性旱災。

3.2.4局部區域水土流失較嚴重

項目區屬丘崗盆地，局部區域地面坡度較大。在暴雨多發季節，溪溝及河流對耕地造成沖涮，存在水土流失，耕地災毀的情況；同時在崗地區域，部分耕地由于表土，在雨季存在水土流失的情況。

3.3評價方法

在評價中首先列出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等特殊敏感區，從項目選址方面提出規避措施，繞開禁止開發的紅線要求，其次選擇開發活動、環境資源二大因素作為土地整理過程中生態環境影響評價的準則層，選擇了17個評價指標作為該項目區土地整理的生態環境影響評價指標，并綜合分析影響，提出對應環保措施。

4結論

總之，在土地整理項目的評價中，首先須建立一個更加科學和全面的指標體系，建立目標，通過目標指引，增加土地整理的可行性。同時，在影響評估方法過程中要堅持定性和定量評估相結合，從而得到定量的目標，研究更加有效的措施。

參考文獻

[1]羅明，張惠遠.土地整理及其生態環境影響綜述[J].資源科學，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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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Google Earth 生態 監測

生態環境的退化是目前全球面臨的最主要問題之一，它不僅使自然資源枯竭、生物多樣性不斷減少，而且嚴重阻礙了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進而威脅人類的生存。因而生態環境的監測就顯得尤為重要。然而，由于傳統生態監測方法有監測周期長，可靠性較差，精度相對較低等弊端，而新興的“3S”技術又存在操作過程復雜，標準難統一，受操作人員的影響較大等局限。與之相比，Google Earth（以下簡稱GE）具有操作簡單、費用低、省時省力、精度高等優點。因此，將GE應用于生態監測的優勢尤為顯著。

1. GE及其應用概況

GE是由Google公司于2005年6月推出的一款全球衛星地圖集成軟件，其影像是衛星影像與航拍數據的整合。GE上的全球地貌影像的有效分辨率至少為100 m，通常為30 m，最高可達0.6 m，即最高精度可以達到5年前軍用級水平。目前，其數據更新一般少于三年。

根據苗放等人的研究[1]，GE有以下顯著特點：先進和主流的技術，免費的高分辨遙感圖像，標準統一、開放，功能強大而操作簡單。正是由于GE有如上優點，現在它已被廣泛地運用于交通導航[2]、旅游資源調查與評價[3]和森林防火信息管理[4]等諸多領域。

以孟凡寫[5]的研究為例，當GE運用在地質勘察中時，可運用其快速定位及地標應用功能輕松地圈定勘查區位置范圍，運用其圖層信息區快速地瀏覽勘查區位置范圍，還可運用其影響貼圖功能自制勘查區三維立體地質圖。

可以說，應用GE不僅省時省力，更由于其在進行實驗和調查研究時有助于操作人員對待測地點的宏觀狀況的把握。因而將GE應用于生態監測無疑為工作人員減少了負擔，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數據的可靠性。

2. 生態監測概況

生態監測是在地球的全部或局部范圍內觀察和收集生命支持能力數據，并加以分析研究，以了解生態環境的現狀和變化，具有綜合性、長期性、周期性、復雜性和分散性等特點。從生態監測的對象及其涉及的空間尺度，可將其分為宏觀生態監測和微觀生態監測兩大類。宏觀生態監測的監測手段主要為遙感技術和地理信息系統。而微觀生態系統監測是用物理、化學和生物對某一特定生態系統或生態系統聚合體的結構和功能特征，以及在人類活動影響下的變化進行的監測[6]。

目前，國內外應用的生態監測方法有地面監測、空中監測和衛星監測，以及以“3S”為首的一些新技術、新方法。隨著我國空間技術的發展，“3S”技術成為近幾年生態監測工作著研究的重點，并顯示出其快速準確的突出優點，是宏觀生態監測技術的發展趨勢[7]。然而，運用“3S”技術進行生態監測時，環境因子類型越多、分類越細，解譯的準確度也就越難以保證。制約詳細程度和精確性的主要影響因子，一是客觀因素，主要包括信息源的質量，如遙感數據的時相、分辨率、準確程度等；二是主觀因素，主要有操作者的技術、經驗，如專業知識、解譯水平等[8]。

3. GE應用于生態監測的思考

由于在現有的生態監測手段中，傳統的檢測手段存在費用高、精度低、可靠性差和監測周期長等不足之處，而新興的“3S”技術又存在標準難以統一，操作過程較為復雜等局限。另一方面，GE則兼備地理信息直觀、方便快捷易操作、標準統一、分辨率高等優點。因此，GE的應用就可以解決生態監測過程中遇到的諸多不便與難題。

當應用GE進行生態監測時，不僅可以對城市土地利用變化、森林草原覆被變化、貧瘠土地荒漠化等進行監測，還可以利用其附加功能總結分析其發展變化的趨勢，進而制定相關的預防治理措施，同時也為相關管理部門制定相關的環境法規、進行相關環境決策提供了直觀便捷又科學可靠的有力依據。此外，對于已經受到污染遭到破壞的土地和水體，GE也可以監測其宏觀的恢復情況，方便科研工作者及時地制定下一步治理方案。

另根據鄭澤忠等人[9]的研究，將GE與新興的“3S”技術相結合，更可以克服常規的手工或半自動化監測方法中效率低、難以采集實時數據等缺點。將“3S”和GE相結合，可以利用GE具有的高分辨率遙感影像的優點，在室內對低分辨率遙感影像中不確定地物通過共同的地理坐標進行補判，提高解譯精度與效率，獲得清晰直觀的地理信息。

此外，由于GE尤其是其專業版具有添加新地標、查看歷史數據和快速測量面積等功能，在進行室外地面監測時，還可以根據監測需求制作地圖、科學定點，為實地考察提供方便，避免了布點的“機械性”。

4. 結語

將GE運用到生態監測中是一項意義深刻且極具價值的研究工作。首先，GE為實驗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真實性和準確性的保障。此外，GE免費提供高分辨遙感圖像，具有統一并且開放的標準，功能強大而操作簡單，地理信息生動直觀等優勢，將其運用于生態監測更便于對生態環境的宏觀探察。將其與傳統的地面監測、空中監測等方式相結合能為監測的宏觀把握，如定點定位、距離和面積測量等提供便宜。將其與新興的“3S”技術相結合，能夠提高地理信息的直觀性，通體提高解譯的精度與效率。

總而言之，將GE運用于生態監測能夠滿足監測的特點，完成生態監測的任務，便于監測人員調查今昔數據，監測生態環境的現狀，研究其變化趨勢，更能為環境法律法規的制定者和決策者提供科學的依據?？梢灶A見到，隨著人們對GE研究的不斷深化以及GE本身的發展完善，將GE運用于生態監測必將前景廣闊。

參考文獻：

[1] 苗放，葉成名，劉瑞 等.新一代數字地球平臺與“數字地球”技術體系架構探討[J].測繪科學，2007，32（6）：157—159.

[2] 劉冰，石奉化.Google Earth在旅游、導航中的應用探討[J].山東科技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6，25（4）：25—28.

[3] 李娟，郝志剛.基于Google Earth虛擬地球平臺的旅游規劃研究[J].國土資源遙感，2010（1）：130—133.

[4] 張冬有，王瀟.Google Earth在森林防火信息管理中的實現方法[J].中國農學通報，2011，27（13）：59—62.

[5] 孟凡寫.“谷歌地球”在地質勘查中的應用[J].煤炭技術，2008，27（7）：130—131.

[6] 奚旦立，孫裕生.環境監測[M].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35—337.

[7] 鞠東輝，邢潔佳，王芳.淺析環境監測工作中的生態監測[J].科技與生活，2010（7），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