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大學的歷史意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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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世界一流大學；理念；中國大學

大學，是提供教學和研究條件和授權頒發學位的高等教育機關。理念，它產生于實踐又是行動的先導。而大學理念，就是為辦好學校所追求的理想和觀念。大學理念是大學的靈魂，一個先進的大學理念具有規律性和時代性的特點（孫建京，2010，P6）。對世界一流大學而言，先進的大學理念就像燈塔，指引著大學的教學和未來的發展。

一、世界一流大學的理念

世界一流大學的理念各有側重，根據不同的側重可以大致可以分為6類。

1、重學術、教育與科研

大學誕生之初就是供人研究學問的場所。現代的大學是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機構。教育、學術、科研同時出現在現代大學的定義中，足見三者對現代大學的重要性。下面列舉的世界一流大學的辦學理念就體現了這一點。

劍橋大學：追求學術性，培養有教養的人。

哥倫比亞大學：在已知的語言、人文和科學領域內教導和教育青年。

卡耐基梅隆大學：提供富有特色的優質教育。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學嚴謹、應用實際、學有成就。（3R育人）

2、重創新

創新，就是利用已存在的自然資源或社會要素創造新的矛盾共同體的人類行為。創新是國家、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動力。而大學聚集了一大批創新“主力軍”的青年人。一些世界一流大學，就以創新為理念，使學校成為創新的熱土。

牛津大學：探測、挖掘和開發學生的潛在能力，激勵個人創造精神。

斯坦福大學：開創新科技，學以創業。

卡耐基梅隆大學：培養研究、創新與探索能力。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未來由你去創造。

3、重服務性

當前，高等教育的去人性化管理已經脫離時代的要求。而一些一流大學卻早已預見性的提出了服務性理念。

愛丁堡大學：一切來自學生，一切為了學生。

多倫多大學：為著每個學生的理念

這里愛丁堡大學奉行的這一理念，已經形成一種傳統。愛丁堡大學鼓勵學生跨學科學習并授予聯合學位（孫建京，2010，P25），學校古樸、優美的校園環境也確實為學生提供了良好的學習條件和氛圍。而愛丁堡大學的每一位新生，在入學時都必須簽署一份宣言承諾作為學生，要永遠盡責、勤勉地做學問；作為校友，要竭盡全力，回報母校（孫建京，2010，P25）。可見學校服務學生，學生回報學校已經成為共識。

4、重學術自由

學術自由指學者享有教學研究自由的權利，它是個體自由與機構自由的統一；是自由與責任的統一；也是教師教學自由與學生學習自由的統一（李子江，2005）。學術自由對大學而言至關重要，正是這種重要性，很多一流大學把倡導學術自由作為自己的理念。

哥廷根大學：揚學術自由之理念，開學術自由之風氣。

斯坦福大學：愿學術自由之風勁吹――修頓

加州大學：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開羅大學：給予師生最大程度的學術自由。

早稻田大學：學問獨立，造就模范國民。

5、重實踐應用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是認識的最終目的和歸宿，大學的學習最終也應歸于實踐應用。因此，很多世界一流大學也將實踐應用作為辦學理念。

洪堡大學：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馬克思

瑞典皇家理工學院：注重理論實際結合。

麻省理工學院：理工與人文相通，博學與專精并取，教學與實踐并重。

這里提一下洪堡大學。洪堡大學是馬克思曾經就讀過的地方。現在的洪堡大學，不僅尊馬克思的名言為校訓，還不懈努力讓這句話付諸實踐，他們為科學而生活，證明改變世界的理想并不是遙不可及，發現真理之路就在探索者的腳下（孫建京，2010，P37）。

二、對中國大學理念的反思

反思中國，中國至今沒有一所真正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大學，大學理念上的問題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通過對中國大學理念的了解，不難發現，中國很多大學的理念也都體現出了重教育、重創新、重實踐的精神，但中國大學理念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去踐行。

美國西點軍校以“責任、榮譽、國家”為校訓，并將其視為最崇高的理念，為踐行這一理念，學校的校訓被寫在衣服、旗幟、文具甚至紙巾上，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讓學校的理念深入人心（孫建京，2010，P204，205），前面提到的世界一流大學也同樣用類似的方式將自己的理念滲透到學生學習生活各個方面。

中國大學的辦學理念，往往會落入口號化、形式化的怪圈，很多大學生到畢業都不知道學校注重的是什么。事實上，大學的理念其實就是大學應該注重的東西，它不是口號的宣傳，而是精神的內化。大學理念從學術、課堂融進校園各個角落，學生置身其中，理念就會自然內化為一種內在的動力。中國大學在大學理念上任重道遠。但通過中國的一些知名大學對世界一流大學的學習和合作。有理由相信，中國大學的明天會更好！

參考文獻：

[1]孫建京.世界著名大學，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0（10）.

篇2

［論文摘要］自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都受到了它的影響，中國大大小小的企業也因此出現經濟效益不佳甚至倒閉的情況。企業經營不善直接后果就是大批員工的失業，大學生因沒有工作經驗等原因，就業非常困難。大學生的就業困難有教育體制的原因，但是大學生是我國未來建設的專業人才，他們的就業情況關系到我國整體的發展。為此，國家不斷推出政策，鼓勵大學生自主創業。那么，大學生們對自主創業的態度如何？他們如何把握創業機會？他們在創業中需要培養什么能力？這都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

就業關系到生存的問題，創業是就業的發展之源。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已經困擾了我國很多年，越來越多的大學生選擇在艱難的就業環境下自主創業，這既是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大學生人力資本價值的最好體現。盡管在創業的初期階段會遭受到很多困難，但是我們相信，隨著大學生創業環境的優化和創業能力的增強，大學生創業的進程會發展的越來越迅速。大學生創業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創業機會的把握，以嚴謹的學術態度探討大學生創業機會的識別和把握問題有利于國家出臺更加有力的政策，有針對性地為大學生創業提供條件，也有利于培養大學生的創業能力，以創業促就業。

目前我國大學教育中提供給大學生的創業模式主要包括兩種：一種是全真式的創業教育模式，也就是說采用模擬真實創業環境的方法開展創業教育和大學生創業能力的培養工作；另外一種就是孵化式的創業教育模式，簡單來說就是依托高校創業園區中的企業，將其作為“孵化器”，大學生在企業內進行學習，參與鍛煉，畢業后脫離企業自行創業。

不管采取何種創業教育模式，我們都需要對大學生進行創業機會識別和創業能力培養的培訓，為大學生脫離校園之后能夠成功創業提供基礎性的條件.

二、大學生創業機會的存在

由麥可思中國大學生就業研究課題組撰寫的2009年就業藍皮書《中國大學畢業生就業報告》顯示，經濟條件發達的地區所處的高校，大學生的就業率比較高，而相對應的創業率就低。但是我們不能說，較高的自主創業率就能夠保證較高的創業成功率。因為相比于經濟發達地區，欠發達地區不論是在基礎設施建設、政府政策引導、地方財政支持、融資環境等當面都有著很大的差距。而正是這些差距導致了經濟欠發達地區大學生自主創業機會的發掘，經濟發達地區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融資環境寬松、人才儲備雄厚、信息流通順暢等因素，更加能夠保證大學生創業過程中的優越環境，有利于提高大學生自主創業的成功率。

我們在考察大學生創業環境的時候不得不考慮目前我國因受到的美國金融危機波及而遭受到的經濟困難，這對大學生創業的影響也是非常直接的。金融危機在兩個方面影響大學生的創業：一方面，金融危機為大學生自主創業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一是，經濟危機導致經濟發展困難，企業生產能力下降，無法容納更多的大學生，這就迫使大學生選擇自主創業這條路，并且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大學生做出創業決策的機會成本比較低；第二，金融危機使得大眾消費降低，大學生自主創業的選擇機會就變多，創業門檻較之以前也降低了。大學生選擇某一個領域進入后，可以利用經濟衰退的機會積累經驗和財富，為金融危機后、經濟復蘇時期的進一步發展創造基礎；第三，金融危機導致失業人員增多，且大學生就業也很困難，因此選擇自主創業在吸引人才方面的成本就下降了，這有利于為企業今后的發展創造核心團隊，也有利于創業者們在同甘共苦的條件下增強團隊凝聚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金融危機在大學生自主創業方面造成的消極影響。第一，金融危機導致了很多經濟活動衰減甚至停頓，嚴重挫傷了人們對經濟發展和投資的信心，在這種大的消極市場環境的影響下，大學生的創業熱情也會減退；第二，大學生由于沒有資本，需要從市場融資，但是融資機構對貸款等條件的限定非常嚴格，大學生在融資方面的苦難就不言而喻了。沒有融資渠道只能依靠大學生自籌資金，但這樣也加大了大學生的創業風險和投資風險。

分析對比金融危機對大學生創業積極和消極的影響之后，我們可以做出總結：總體來講，金融危機為大學生自主創業提供了較為有利的時機，而如何把握這些有利條件創業成功，關鍵在于大學生對創業機會的識別和對創業機會的有效利用。

三、大學生機會的發掘與利用

創業者的個人能力影響到企業經營的成功與否，而成功企業家的共同精神包括積極進取、創新、奉獻、合作等。大學生從學習者轉變為創業者首先要做的就是提高自身的能力，使自己具備成功企業家的精神。概括來講，創業者的個體能力都與發掘并利用創業機會有關，因此，大學生創業者應具備發掘創業機會和合理利用創業機會的能力。

（一）發掘創業機會的能力

我國相關的政策和社會的經濟環境大學生提供了較為充足的創業條件，但是創業不僅需要外在的完善的客觀條件，還需要創業者有著清醒的認識和足夠的能力，辨別出創業機會且發掘出其中的價值，這樣才能創造利潤，創業成功。大學生對創業機會的發掘和把握能力需要自身知識結構、性格特性、認知能力等各個方面素質的綜合。

1．知識結構

大學生的知識儲備都來源于大學，知識結構主要是思想道德教育與專業知識。思想道德教育能夠為大學生在自主創業的過程中把握好價值取向，并且提供精神支持。正確的價值觀和金錢觀對大學生的創業有著保障作用，能夠使他們明確奮斗的目標，同時充滿熱情地向目標前進。創業的熱情和自身潛能的發掘能夠促使大學生們不斷進步直至成功。

大學課堂上積累的專業知識是大學生自主創業成功的基本條件。我們在這里提到的專業知識不能僅限于大學生掌握的本專業的知識，還要包括對所要涉及領域的詳細了解，特別是對創業相關理論掌握，這對創業成功是非常關鍵的因素。大學生雖然對本專業的知識更為了解，但是很多情況下由于其他原因的限制，他們都會選擇與本專業關聯性不大的行業進行自主創業。據葉國愛等對我國中部地區高校的一項調查顯示，94.6%的創業學生所從事的行業與自己所學專業無關，大學生創業的范圍局限在服務咨詢、飲食行業、娛樂業等服務性行業。這一現象與大學生對創業相關理論的缺失有著很大的關系。我國大學教育在創業教育方面的缺失使得很多大學生對創業精神、創業途徑和創業知識等方面缺乏系統的培訓，這也是我國大學生在創業中創新能力不強、不能將本專業的知識與創業行為相結合的重要原因。

2．性格品質

研究發現，大學生創業者一般都具有獨特的性格品質，這些獨特的個性能夠使他們在創業的過程中發揮出巨大的熱情。一個成功的創業者應當具備堅強的意志、縝密的思維和過人的膽識。堅強的意志能夠使創業者在面對失敗和挫折的時候堅定目標，奮發圖強，不至于被失敗嚇到，不會因身處逆境而退縮。在頑強拼搏的過程中提升自身的能力；縝密的思維能夠使大學生創業者緊緊抓住轉瞬即逝的機會，迅速捕捉到市場中的信息，還可以在作出決策的時候審時度勢、科學判斷，這樣才能將企業帶入良性的運轉中；過人的膽識能夠幫助創業者在市場競爭中不畏艱險，以智謀和勇敢取勝。另外，這些獨特的性格品質也是大學生創業者吸引到人才的關注，能夠鞏固團隊的必要的品質。

3．認知能力

能夠在市場中發現創業機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通過分析大學生創業者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成功人士比其他人更加容易發現市場機遇，對有效信息的接收能力較強，這都與他們有這強烈的認知能力有關。大學生創業者對市場有著敏銳的觀察力和認知力，才能對市場的變幻做出準確的判斷：一是從經濟形勢的微觀變化判斷出大的市場走向；二是從政府創業政策的深入了解找到好的創業機會。大學生創業者要將創業看作是一種機會而不是冒險，對信息的發現和挖掘要有獨特的視角，這樣才能打破守舊成規，闖出自己的天地。

（二）利用創業機會的能力

創業機會的發掘不是大學生創業的終點，還需要好好地把握機會和利用機會，這樣才能堅實創業的基礎。將創業機會轉變為利潤，這對大學生創業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創新精神

大學生創業者在變幻的市場信息中發掘出創業信息之后，要做的是對這些信息做出正確的判斷，一旦肯定了這些信息的價值，就果斷地開展行動做出創業的決策，這正是創業者們創新精神的體現。每一個能產生利潤的創業信息都會存在著激烈的競爭，這時候創業者的創新精神就決定了誰能夠在這場競爭中取得優勢。另外，創新精神還表現在對新產品的開發、對融資渠道的開拓以及企業組織形式的革新等方面，另外，創業者們還需要在各個細小的環節注意創造出與眾不同的效果，因因為創新才是企業的生命力。

2．融資能力

創業資金的籌集是大學生創業者面臨的首要問題。大多數人選擇的是家庭的資助，但是我們提倡大學生們通過各種商業渠道籌集所需的資金。國家在政策方面的支持可以為大學生創業者解決一部分問題，另外，在創業過程中選擇科技含量高、資本需求較少的項目也是可行的方法。大學生創業者也可以從其他企業中融資，或者從風險投資機構中融資，這都需要對大學生融資能力進行專業的培訓。

3．管理才能

創業者利用創業機會成功建立起新的企業離不開大學生在管理方面的能力。大學生作為創建者，其在管理方面的才能關系著企業的生死存亡。一方面，大學生需要建立起一支高素質的創業團隊，如何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是每個創業者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另一方，大學生創業者要從戰略管理的高度出發，對企業發展進行長遠規劃，不計較短期收益的得失。總的說來，創業者的管理才能表現在對創業資源的合理利用上，這些資源包括創業者的個人知識和認知，創業者的社會關系網絡資源，創業團隊的人力資源以及其他戰略資源。創業者組織各種資源成立企業，其管理才能是企業保持持續競爭優勢的關鍵。

參考文獻：

［1］葉國愛，徐紫云，徐朝亮.高校在校大學生創業的影響因素及對策建議——基于中部地區某高校的調研分析［J］.江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2)：147～150.

篇3

關鍵詞：自主學習　培養模式　任務驅動式

“自主學習”源自于20世紀60年代，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觀點的確立，使教學研究重點從研究“教師如何教”轉移到“學生如何學”。自主學習是相對于被動學習而言的學習，是由學習者的態度、能力和學習策略等因素綜合而成的一種主導學習的內在機制。是一種“自我導向、自我激勵、自我監控”的學習。自主學習能力則是學習者在學習活動中表現出來的一種綜合能力，具備這種能力的人具有強烈的求知欲、能夠合理地安排自己的學習活動、具有刻苦鉆研精神，并且能夠對自己的學習效果進行評價。

自從教育家、心理學家提出了自主學習的思想，自主學習越來越引起教育研究領域的重視，眾多研究不僅證明自主學習是非常有效的，還對其內部機制進行了深入的探討。美國研究自主學習的權威心理學家齊莫曼(zimmerman)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與一些心理學家致力于自主學習研究。他在總結了以前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只要是學生在元認知、動機和行為三方面都是一個積極的參與者，那么其學習就是自主的。元認知指的是學生能夠在學習的不同階段進行自我反思，包括計劃、組織、自我指導、自我監控和自我評價；動機是指學生從被動的學習變成主動的求知者，由“要我學”變成“我要學”，視自己為有效的自律者；行為是指學生能夠自主地創設有利于學習的最佳環境。齊莫曼還建立了一套具有特色的自主學習研究體系。近年來國內也興起對自主學習的研究，他們在總結和分析國外自主學習理論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對自主學習進行了研究和探討，主要圍繞自主學習在我國當前條件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深遠意義、自主學習中教師和學生的角色定位、自主學習能力的調查與培養方法、自主學習環境的構建等方面展開。

在當今時代，知識更新的速度非常快，如果不能敏銳地面對迅速變化的世界進行有效地學習，任何個人和組織都很可能被迅速發展的時代所淘汰。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應提升到大學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作為一種學習能力，自主學習不僅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在校成績和專業技能，而且是其終身學習和畢生發展的基礎。

長期以來，傳統的教育研究側重對教育者、教育方法、教育內容以及教育目標的研究，而忽視對受教育者本身的研究。從大學生的學習現狀看，則能感受到缺乏對受教育者本身的研究。由于“應試教育”仍然是中小學的主要教育模式，不少學生雖然考上了大學，自主學習能力依然普遍較低。主要表現在：(1)絕大多數學生沒有明確的學習目標，沒有自己的學習方法；(2)部分學生厭學；(3)學生過分依賴老師；(4)絕大多數學生不清楚什么是自主學習和如何自主學習。這不能不讓我們想到：為什么大學生也會出現學習不良呢?一方面是中學的應試教育，激發了學生的外部動機，卻削弱了他們的內部動機，上大學后對學習產生了松懈思想；另一方面則是大學的學習與老師安排為主的中學學習有了很大的不同，大學的學習更加強調學生的學習主動性與自我調節；顯然缺乏自主意識的學生不能順利適應過來。大學生不懂得科學的學習方法，自主學習能力差，這不僅阻礙了他們學習成績的提高，也從根本上阻礙了他們自身的發展，這與現代社會的要求格格不入。

本文針對大學生的學習現狀，提出了基于一個中心兩個輔助點的大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模式。

1、基于一個中心兩個輔助點的大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培養模式

一個中心就是以課堂教學為中心，課堂是大學教育的主戰場，是教師教學生學的重要舞臺，必須充分發揮課堂教學的作用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一個輔助點是科技競賽，科技競賽為大學生參加科技創新活動提供了機會，競爭性、挑戰性是各類科技競賽的主要特點。科技競賽不但是檢驗、鍛煉、提高和展示大學生科技創新能力的很好的平臺，而且為大學生自主學習多方面理論知識提供了強大的動力，所以科技競賽是培養大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一個重要手段。

另一個輔助點是科研課題，科研課題的研究也是培養大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一個重要手段。參與科研課題是大學生理論聯系實際，了解前沿領域知識的一個很好機會。通過參加科學研究，必然涉及課題選擇、制定計劃、收集資料、調查研究、解決問題、撰寫論文等多個方面，這些內容對于大學生來說都很陌生，需要在導師的指導下自主學習。

2、一個中心

在以課堂教學為中心的模式中，關鍵研究課堂管理策略，以及啟發式、少而精、學生講課和任務驅動式的教學方法。

2.1課堂管理策略

有利于學生自主學習的課堂是以學生為中心的，而以學生為中心的課堂最為關鍵的特征是積極的師生關系。如果教師與學生之間不能建立起一種積極的關系，他們之間的互動就受影響，課堂氛圍則呈現凝固的態勢，課堂紀律也無法保證，所以建立積極的師生關系是課堂管理策略之一。

積極的師生關系是以平等、尊重、信任和理解為基礎的，坦誠的溝通是建立這種關系的主要途徑。課上，對回答問題、違法紀律、提問等學生行為，教師要持平等態度，言語不能傷害學生的自尊心，以鼓勵為主，即使要批評也要區分場合。課間，教師可以與同學充分溝通，關心他們的學習和生活狀態，取得信任；面對學生的問題，多聆聽、多啟發給予他們足夠的尊重和理解，幫助他們學會自己解決問題；通過換位思考的方式，讓學生了解和理解學校和教師，有利于建立積極的師生關系。

讓學生享有選擇課堂活動和管理課堂的權力是課堂管理策略之二，要鼓勵學生自主學習，教師必須理解和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既然許多學生具有學習的責任感，渴望自我規劃和管理，所以教師可以給予他們共同制定課程目標、課程程序以及課堂紀律規范的權力。我們嘗試了如下方式，使師生共享課堂管理權力。第一，在學習內容、教學方式、課堂紀律、考核方式等方面給予學生選擇的機會。學生自己選擇的內容越多，責任感就越強，則會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學習。例如，在考核方式方面，許多學生希望閉卷考試，這樣容易取得高分；也希望增加平時成績的分量，避免期末考試不理想時，影響最終成績；平時成績的評定要注重學生的一貫表現，不能流于形式，要注重公平。第二，傾聽學生的反饋意見，不斷改善教學和管理工作。第三，采取以學生為主的學習活動，增加互動環節。將教師講解、學生講課、獨立做作業、集體討論等方式有機結合，能夠使課堂變得生動活潑，更好地激勵學生自主學習。

課堂管理策略之三是建立激勵措施，可以從課堂紀律、回答問題、學生講課、作業等方面建立激勵措施。對于一貫遵守紀律、回答問題突出、講課效果好、認真完成作業的學生，應給予積極的評價，號召大家學習，并給予較高的平時成績。

2.2啟發式的教學方法

啟發式是自主學習倡導的教學方法之一，要求教師啟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不依賴教師，獨立學習；啟發學生學習的積極

性，引導他們自己去思考，自己去鉆研，自己得到答案。正如王夫之所主張的“當告則告，不可告則不告，中道而立，使自得之”。在“計算機網絡應用”課程教學過程中，多次應用了啟發式教學法。在講授“IP地址”內容前，啟發學生思考Internet依靠什么機制區分主機，要求學生比較北京工業大學校園網主頁的IP地址(c類地址)與自己計算機所使用的IP地址(B類私有地址)的區別，讓他們帶著問題來聽課，然后自己解決疑惑。

2.3少而精的教學方法

在教學過程中，要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教師就不能采取滿堂灌輸、全程主導課堂的方式，自己不能講得過多；而是根據教學內容的特點，發揮學生的主導作用，讓學生通過自學掌握，必要的時候給予指導。

“計算機網絡應用”課程涉及了局域網標準、DIX Ethernet V2/IEEE802.3幀格式、IEEE802.5的幀格式、IP數據報格式、ICMP報文格式、TCP報文段首部格式、UDP首部格式等內容，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內容固定、無需理解、只需了解，學生完全可以自學。如果教師在課堂上講授這些內容，不但需要占用大量時間，而且很難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教學效果也差。

2.4學生講課的教學方法

為了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選擇學生比較熟悉而且不太難的教學內容由學生講解。事先，只給學生規定教學內容和授課時間，學生需要自己查閱資料，抽取重點內容，選擇教學形式。由于學生對“局域網”這部分內容比較熟悉，所以將“局域網概述和體系結構”、“以太網和IEEE802.3標準”、“令牌環網和IEEE802.5”三部分內容分別分配給不同的學生獨立準備，上課時通過抽簽的方式決定由哪些學生講課。學生講完后，同學們可以互相提問和評價，最后由教師進行積極的評價。實驗結果表明，這有助于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也鍛煉了學生的表達能力和制作幻燈片的技能。

2.5任務驅動式教學方法

任務驅動式教學方法是指在教學過程中，以完成一個個具體的任務為線索，把教學內容巧妙地設計在每個任務之中，讓學生自己提出問題，并經過思考和老師的引導，自己解決問題。在完成任務的同時，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引導學生學會發現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

在教學過程中，“任務”設計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影響教學效果。首先，“任務”設計要有明確的目標，要求教師在總體目標的框架上，把總目標細分成一個個的小目標，并把每一個小目標對應的學習模塊細化為一個個容易掌握的“小任務”，通過這些“小任務”來體現總的學習目標。第二，選擇合適的內容作為“任務”。所謂合適是指，內容難易程度適中，學生能夠自學掌握；內容具有階段性，適合劃分為一個個“小任務”；內容能夠促進學生思考。第三，“任務”設計要符合學生的實際情況。不同學生，他們接受知識的能力是不同的。教師進行“任務”設計時，要從實際出發，充分考慮學生的水平、知識結構、興趣等特點，做到因材施教。第四，“任務”設計要注意分散重點、難點。充分考慮“任務”的大小、知識點的含量、前后聯系等諸多因素。

由于很多學生對組建局域網感興趣，所以布置了“組建局域網”這一選作內容，要求每組由3名同學組成。將組建局域網之一任務劃分為3個子任務，一是通過查閱資料，確定組建局域網需要的軟硬件條件；二是確定局域網準備實現的功能；三是連接硬件設備，配置協議，并測試局域網功能。其中一組學生組建的局域網如圖1所示，該局域網實現了網絡通信、資源共享、網絡安全、文件管理等功能。為了能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需要學生自己安排工作進度和學習組建局域網的方法；為了給學生自由發揮的空間，只給出了簡單的任務要求；為了提高學生的合作學習能力，要求每組由3名同學組成。通過實驗研究，絕大多數同學都成功組建了局域網。

2.6實驗結果

將上述方法分別應用于2007級自動化和電子科學與技術兩個專業的“計算機網絡應用”課程教學，考試成績如下：2007級自動化專業60人參加考試，其中，優秀成績獲得者10人，良好成績獲得者21人，中等成績獲得者25人，及格成績獲得者4人；2007級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24人參加考試，其中，優秀成績獲得者5人，良好成績獲得者8人，中等成績獲得者6人，及格成績獲得者5人。通過考試情況分析，失分比較多的考試內容主要集中在“數據通信基礎”和“計算機網絡體系結構”兩章，這部分內容主要采用教師為主導的教學方法；而“局域網”和“TCP/IP協議”這兩章采用了本文提出的培養模式，得分率較高。因此，有必要對整門課程推行此培養模式。

3、兩個輔助點

從科技競賽和科研課題這兩個輔助點可以看出，它們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需要完成一個特定的任務，這個任務能夠促進學生自主學習。所以，將任務驅動式教學方法引入指導科技競賽和學生畢業設計工作。

通過指導大學生參加“研華WebAccess全國大學生課題設計大賽”等科技競賽，認為大學生參加科技競賽是培養自主學習能力的一個有益補充。科技競賽具有競爭性和挑戰性，需要引導學生首先樹立必勝的信心和努力奮斗的決心，始終保持旺盛的戰斗力。參加科技競賽需要比較寬的知識面，書本上的知識是遠遠不夠的，需要有目標地自主學習相關知識，做到“缺啥補啥”。任務驅動式教學方法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將任務細分成若干“小任務”，參加科技競賽更要如此，如果開始階段就給學生一個很難的任務，制定一個很高的目標，學生很難有信心參加比賽。所以，將參賽課題設計成一個個“臺階”，學生登上這個“臺階”后能夠看得見摸得著下一個“臺階”，不斷提高參賽水平。在準備比賽階段，還需要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新知識的能力，充分利用網絡等手段學會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

大學生參加畢業設計是參加科研課題的一種常見形式，當然也有學生在畢業設計前就參加了教師的科研課題，這也是培養大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一個有益補充。教師需要根據學生的能力、興趣等因素，設計課題供學生選擇，通常會設計一些方法研究、技術開發、技術應用等方面的課題。學生選擇課題后，要求他們設計階段性目標并進行定期匯報。在課題研究過程中，確立學生為主，導師為輔的工作模式；指導學生了解研究前景，激發他們的研究興趣；引導他們學會發現問題并能解決問題；當他們遇到困難時，要多鼓勵。

利用上述方法指導了20余名學生畢業設計和科技競賽，他們能夠呈現出自主學習的基本特征，他們能夠主動學習新知識，按照設定的目標不斷努力，能夠獨立或合作式開展工作，追求學習效果和工作成就感，敢于對工作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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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完美主義;時間管理;學業成績;體育專業大學生;中介作用

中圖分類號:G80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007-3612(2010)08-0087-05

The Mediation Function of Time Management between Perfectionism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Sports Majors

QIU Fen1,JI Liu1,CUI Degang2

(1. Postdoctoral Station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 nghai 200241 China;2. Department of P.E.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at whether the time management has a mediate function betw een perfectionism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students by Multidimensional Per fectionism Scale and Time Management Scale with a subject of 697 students. TheMediation function is tested by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uggested by Baron&Ke nny (1986). The result shows that organization, concern over mistakes、doubt ab out behavior and criticism from parents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academicachievement of the sport majors. But the effects are diminished when specific a spects of time management are included in the predictive equations. It suggeststhat the time management has a mediate function between perfectionism and acade mic achievement.

Key words: perfectionism; time management; academic achievement; collegestudents majoring in sports;mediate function

眾所周知,優異的成就來源于學習工作中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及對完美的執著追求。這 種對完美的追求有時近乎苛刻,人們常常把這種執著追求完美表現的人稱為“完美主義者” 。Frost和Marten(1990)將完美主義(perfectionism)定義為:完美主義是一種力求高標 準地完成任務并伴隨批判性自我評估傾向的人格特質;個人對自我表現要求完美,而且呈現 出過度在乎錯誤,過度懷疑行為,設定過高個人標準,苛求一切事情整潔有序,并且感覺到 父母對自己設定很高的標準,以及過度要求自己的傾向[1]。Hamachek(1978)將 完美主義 分為適應性的完美主義和適應不良的完美主義兩種類型[2]。Orange(1997)和Sch uler( 2000)的研究發現,完美主義在資質優異和成績出眾的學生中是普遍存在的心理現象[ 3,4]; 并且,資質優異和成績出眾的學生中,完美主義者的比例隨著年齡和年級的增加而增加。研 究指出,完美主義的作用并非都是消極的和順應不良的,適應性的完美主義者表現為更高的 條理組織度,做事條理清晰,時間安排有序[5-7];完美主義強調標準和條理性, 因此有很強的時間觀念,能夠合理有序地進行活動。

而對于學習者來說,時間是學習環境中的重要內容,關鍵的問題是學習主體用什么樣的 態度和方法對待學習時間,這就是時間管理問題。時間管理(Time management)是指個人 以有效運用和管理時間,避免不當的時間浪費,以提升個人的工作效率和追求幸福美滿的人 生為目標所進行的有計劃的安排時間的一種行為[8]。它是個體對時間價值和意義 認識的基 礎上、在運用時間方式上所表現出來的心理和行為特征,是一種時間維度上的人格特質傾向 。由時間價值感、時間監控觀和時間效能感三個維度構成。時間管理傾向反映出人們對待時 間的觀念、態度,時間運用的行為特征。Bruce等人(1991)的研究發現:時間管理態度和 技巧與大學生的平均學分績存在正向的相關關系,時間管理實踐可能影響大學生的學業成就 ;積極的時間管理態度和好的技巧有助于提高學生的學業成績[9]。Therese和Comi la(2000)等人同樣發現了學生的時間管理能力和學業成績之間的類似關系[10]。

從已有研究來看,國內還未有涉及從完美主義角度來探討時間管理的影響因素以及從學 業成績角度來探討時間管理的影響效果的研究。已有研究雖已證實時間管理與完美主義以及學業成績有一定的相關關系[11,12],但將這些變量綜合在一起進行研究,也 就是將時間管 理視為中介變量,同時作為前件和后件因素的研究還未見到。然而,這類研究卻有助于我們 進一步了解研究變量之間的作用機制,推動完美主義、時間管理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及在體育 運動領域的應用。

體育專業大學生的學習包括運動訓練和體育理論課的學習,學習過程中有較多的身體活 動,及運動技術學習中對動作的精準性要求,完美主義在他們身上是否會有更清晰的體現, 并且在時間管理上是否會呈現出不同特點?本研究將通過對體育專業大學生的完美主義和時 間管理的研究來理解這些問題。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及完美主義和時間管理的內涵,本研究 以體育專業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以完美主義傾向為前件變量,以體育專業大學生的學業成績 為后件變量,試圖探討時間管理傾向與這些變量之間的關系。研究框架見圖1。本研究提出 如下假設:H1:時間管理對完美主義的回歸顯著;H2:學業成績對時間管理的回歸顯著;H3 :時間管理是完美主義與學業成績的中介變量。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某體育院校和某綜合大學體育學院的697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其中男生368名,女生32 9名。平均年齡20.4歲(SD=1.19)。發放問卷720份,有效問卷為697份,有效率為96.8 %。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獻資料法為確定本文的研究主題,查閱大量關于完美主義、時間管理及其與相關變量關系的研究 文獻,全面了解該領域的研究動態,為本研究設計奠定基礎。

1.2.2 心理測量法 本研究對體育專業大學生的完美主義和時 間管理傾向進行了測量。

完美主義量表采用Frost等編制的多維完美主義量表(MPS-F)[1]。Frost(19 90)等人 從完美主義心理的產生原因方面歸納出了完美主義心理的六個特征,并設計了反映這六個特 征的多維完美主義量表(Multi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MPS-F)。MPS-F分六個 維度,共35個題目:個人標準、條理組織化、錯誤關注、對行動的疑慮、父母期望、父母批 評。個人標準和條理組織化兩個維度構成適應良好的完美主義,其他四個維度構成適應不良 的完美主義。量表采用五點Likert記分(從1-5為非常不同意一非常同意)。量表總分得分 越高表明完美主義傾向越強。該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本次施測中各分量表的克隆巴 赫α系數在0.666-0.789之間,總體α系數為0.849。

時間管理量表由黃希庭、張志杰等(2001)編制[8],共44個項目,分為三個 分量表, 即時間價值感分量表(10題)、時間監控觀分量表(24題)、時間效能感分量表(10題)。 采用五點Likert記分。本次施測中各分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數在0.652- 0.826之間,總體 α系數為0.889。這說明所使用的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1.3 研究設計與程序以團體測試的方式,在主試的統一指導下對被試進行上述問卷測查,當場收回問卷。在 測驗的同時獲得被試的一般人口統計學資料,包括年齡、年級、性別等。學業成績亦從測試 獲取,由高考成績和各學年成績的平均分共同構成衡量指標,高考成績和大學學習成績都是 由運動技術和文化課成績組成。對測試指標進行統計,獲得本文研究指標的相關信息。

1.4 數據分析首先對完美主義、時間管理、學業成績進行描述性統計及相關系數分析,以初步了解變 量間的關系。根據Baron和Kenny(1986)對中介因素分析方法的建議[13],本研究 擬采用三 步中介回歸分析時間管理的中介作用。具體操作是運用多元線性回歸首先分析時間管理對完 美主義的回歸是否顯著;再分析學業成績對時間管理的回歸是否顯著;最后運用層次回歸分 析考察加入時間管理后,完美主義對學業成績的影響是否變弱,即先以完美主義為自變量, 學業成績為因變量進行回歸,然后同時將時間管理和完美主義作為自變量、學業成績為因變 量進行層次回歸分析。數據的統計處理在SPSS13.0上完成。

2 結 果

2.1 體育專業大學生的完美主義、時間管理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對體育專業大學生完美主義、時間管理各指標進行描述性統計。由表1結果所示,體育 專業大學生的完美主義各指標的得分接近3分,處于中等水平;其中條理組織化得分較高, 父母批評、錯誤關注得分稍低。這說明體育專業大學生對學習、工作、生活的安排十分講求 組織性、次序性及條理性,也非常重視細節、要求精確;意識到的父母的苛刻要求較少,對 出現錯誤的消極反應較少,這與體育專業大學生有較多的樂觀情緒有關。時間管理各指標的 得分都高于3分,這說明體育專業大學生的有較強的時間觀念,傾向于合理利用時間、珍惜 時間。

表1 完美主義、時間管理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P-QWP -Z ZP-PPP-GZP-BZP-YLP-ZFT-JZT-JKT-XNT-ZF

M3.1143.8712.6562.5 0523.2492.9163.0523. 2323.3993.3293.320

SD0.7 9320.7 0970.8 2050.72 3160.6 7730.8 1770 .4 8690.6 0290.5 3560.5 5750.4 960 注:P-QW父母期望,P-ZZ條理組織化,P-PP父母批評,P-GZ錯誤關注,P-BZ個人標準,P-YL 對行動的疑慮,P-ZF完美主義總分;T-JZ時間價值感,T-JK時間監控觀,T-XN時間效能感, T-ZF時間管理總分。2.2 時間管理對體育專業大學生完美主義與學業成績的中介作用

2.2.1 完美主義與時間管理、學業成績的相關分析對完美主義、時間管理和學業成績各指標進行相關分析。表2結果表明,時間管理傾向 中的時間價值感和時間監控觀與條理組織化(r=0.428和0.472)、個人標準(r=0.468 和0 .471)有關;時間管理傾向與父母期望、條理組織化、個人標準的相關達到非常顯著水平 ,與學業成績的相關均達到非常顯著水平。 2.2.2 時間管理對完美主義與學業成績的中介作用根據中介作用分析的三個步驟:首先,以完美主義為自變量,時間管理各維度分別為因 變量,運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時間管理對完美主義的回歸是否顯著;其次,再以時間管理作 為自變量,學業成績為因變量,分析學業成績對時間管理的回歸是否顯著;最后運用層次回 歸分析考察加入時間管理后,完美主義對學業成績的影響是否變弱,即先對完美主義為自變 量,學業成績為因變量進行回歸,然后同時將完美主義和時間管理作為自變量,學業成績為 因變量進行層次回歸分析。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由以完美主義為自變量、時間管理的三個維度分別為因變量的方程1結果可以看出,完 美主義的條理組織化、錯誤關注和個人標準是時間價值感的主要預測源,其β值分別為0.2 8 0(P

由以時間管理為自變量、學業成績為因變量的方程2結果可以看出,時間監控觀是學業 成績的主要預測源,其β值為0.209(P

方程3的第一步以完美主義為自變量,學業成績為因變量,第二步以完美主義和時間管 理作為自變量,學業成績為因變量進行層次回歸分析。由方程3的結果可以看出,條理組織 化、父母批評、錯誤關注和對行動的疑慮是學業成績的主要預測源,其β值分別為0.145(P

3 討 論

3.1 完美主義對時間管理的影響完美主義傾向高的個體,對自己在時間管理方面的信心以及對時間管理行為能力的估計 較好,更加珍惜時間并且更加善于利用和安排時間,在計劃安排、目標設置、時間分配等一 系列監控活動中表現出良好的自我調節能力。體育專業大學生完美主義的條理組織化、個人 標準和錯誤關注、對行為的疑慮、父母批評對時間管理傾向的影響顯著;適應良好的完美主 義(條理組織化和個人標準)對時間管理有正向預測作用,適應不良的完美主義(對行為的 疑慮、父母批評)對時間管理有負向預測作用,但錯誤關注對時間價值感的預測作用是正向 的,這可能是因為體育活動使得體育專業的大學生樂觀開朗,能夠樂觀地對待事情,對錯誤 的反應和關注也會使他們認為失敗是由于努力不夠,要繼續努力、付出更多時間才能取得好 成績,因而仍能促使他們珍惜時間、認識到時間的寶貴。體育專業學生的學習包括運動訓練 和文化理論的學習,是一種動、靜結合的學習方式,更加需要對時間的合理安排和分配,以 達到身體活動與理論學習互為促進的良好學習效果。尤其在學習運動技術動作時,完美主義 者追求技術動作的精確、完美,重視細節;對日常的運動訓練和文化學習安排有條理,為自 己設立高標準,父母的要求伴隨著個體成長并成為對自己制定目標的鞭策;因此他們在對待 時間問題上,有很強的時間觀念;為了盡善盡美地實現設立的高標準,他們會認識到時間對 達成目標的意義,因而能夠充分利用時間,促成完美動作技術的形成和文化課高分的獲得。 但若過分懷疑自己完成任務的能力,反而擾亂對時間的安排和合理利用,懷疑自己在計劃時 間里完成任務的可能性。

3.2 時間管理對學業成績的影響時間管理傾向對個人的學業成績有好的預測作用,好的時間管理有利于個人取得更大的 成就,其中時間價值感和時間效能感通過時間監控觀對個人的學業成就產生效應[14,1 5]。 國外主要認為時間管理傾向對學生的學業壓力、時間態度以及短期計劃有相當大的影響從而 影響了學生的學業成績,我國學者則認為時間管理傾向對中學生、大學生的學業成績具有顯 著的預測作用,時間監控觀對他們的學業成績影響顯著[14,16]。這與本研究的研 究結果一 致:本研究結果也表明,體育專業大學生的時間監控觀對學業成績影響顯著。在時間管理的 三個維度中,時間價值感體現他們對時間的認知、態度,時間效能感則體現他們對時間管理 的信心和管理行為的能力估計;而時間監控觀是個體利用和運籌時間的能力和觀念,例如在 計劃安排、目標設置、時間分配、結果檢查等一系列監控活動中所表現出的能力及主觀評估 ;因此它體現了體育專業大學生的時間管理行為――對時間管理付諸的實際行動,對時間的 計劃和合理利用,因此能夠有效的預測學業成績。Macan(1990)等認為較差的時間管理行 為,如不適當的分配時間,是造成學生壓力和影響學業成績的一個重要原因[17]。 體育專業 大學生由于學習類型和學習內容繁多,合理安排和分配時間在學習項目上,使以身體活動為 主的運動技術成績和文化理論成績齊驅并進,這樣才能最后取得好的學業成績。只要進行有 效的時間管理,平時就能在學習中得心應手,游刃有余,就可以從容不迫的應付各種學習的 挑戰,爭取到最佳的學習成績。

3.3 時間管理對完美主義與學業成績的中介作用在討論完美主義對學業成績、時間管理的預測作用,以及時間管理對學業成績預測作用 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時間管理在以上關系中的中介作用。從研究結果來看,時間管理所起 的中介作用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一是完全中介作用,父母批評和錯誤關注對學業成績的顯著影響由于時間監控觀的加入 而變得不再顯著,這說明時間管理中的時間監控觀對父母批評、錯誤關注和學業成績具有完 全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說,父母批評和錯誤關注對學業成績的影響完全是通過時間監控觀起 作用的。這提示我們,要提高學業成績,不僅需要體育專業大學生減少意識到父母是過度苛 刻的傾向,減少對錯誤的消極反應,減少將錯誤等同于失敗的傾向;而且要通過提高利用和 運籌時間的能力和觀念,提高在學習活動中的計劃安排、目標設置、時間分配、等一系列監 控活動中的能力,從而提高學業成績。

二是部分中介作用,條理組織化和對行動的疑慮對學業成績的顯著影響由于時間監控觀 的加入而變小,這說明時間管理中的時間監控觀對條理組織化、對行動的疑慮和學業成績具 有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說,體育專業大學生的條理組織化和對行動的疑慮對學業成績既有 直接作用,亦有通過時間監控觀而實現的間接作用。這提示我們要有效的提高體育專業大學 生的學業成績,既要調整做事的條理性,強調精確、秩序和日常學習工作的有序性,組織性 及條理性,提高完成學習任務的信心和對自己能力的肯定;同時還要提高時間管理行為,對 時間合理計劃和利用。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1)體育專業大學生完美主義中的條理組織化、錯誤關注和個人標準可有效預測時間管 理傾向的時間價值感,條理組織化、父母批評、個人標準和對行為的疑慮可有效預測時間管 理傾向的時間監控觀,條理組織化、個人標準和對行為的疑慮可有效預測時間管理傾向的時 間效率感。

2)體育專業大學生時間管理中的時間監控觀可有效預測學業成績;

3)體育專業大學生時間管理中的時間監控觀對完美主義與學業成績具有中介作用:時 間監控觀對父母批評、錯誤關注和學業成績具有完全的中介作用,對條理組織化、對行動的 疑慮和學業成績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4.2 建議根據本研究結果,我們應從完美主義傾向和時間管理傾向的角度,共同提高學業成績。 首先應從完美主義入手對時間管理進行干預,而時間管理中起中介作用的是時間監控觀,完 美主義的各因素對時間監控觀的預測作用有負向也有正向的:條理組織化、個人標準對時間 監控觀有正向預測作用,父母批評和對行為的疑慮則對時間監控觀有負向預測作用。

而適應良好的完美主義對個體行為有積極作用,適應不良的完美主義對個體行為有消極影響 [18];因此,一方面要發揮適應良好的完美主義的積極作用[19]:教師、 父母、大學生應互 相配合,在學習和生活中做事具有條理性,強調精確、秩序和日常工作的有序性;為自己設 立較高的個人標準,為實現這個標準設定一定的目標,并力求盡善盡美地實現這個目標。另 一方面調整大學生適應不良的完美主義,幫助他們提高自信,肯定他們的能力,少批評多鼓 勵,提出合乎他們實際情況的要求和目標,為培養適應良好的完美主義提供有效途徑;從而 提高時間管理,并最終達到提高學業成績的目的。

同時,要從提高時間監控觀的角度來提高學業成績。時間管理技能是可以通過訓練得到 提高的。培養學生的時間管理技能,尤其是提高學生的時間監控觀,培養他們利用和安排時 間的能力,提高在計劃安排、目標設置、時間分配等一系列監控活動中的自我調節能力,以 及培養學生多以提高自己成績或能力為目標,應是改善學習成績的一條有效途徑。通過適當 的干預,使大學生能夠善于駕馭時間,出色快捷地完成學習任務,進而提高教育質量和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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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聾人、社會身份、社會建構

分類號：G762

“聾人大學生的社會身份”一詞的內涵不復雜，但隨著不同的社會一文化發展進程中對“什么是聾”的理解，也在不斷發生著變化。這一概念的內涵變化及相應的理論研究發展需要對聾文化的不同發展階段進行追溯，即：將“聾”視為一種罪惡或過失的宗教模式的早期階段；單純將其視為某種偏離常態的生理現象的醫學模式階段；將其視為一種社會建構結果的文化模式的現代階段。本文首先分別對“聾”和“社會身份”二詞的概念界定進行梳理，再通過回顧有關“聾人身份”理論的國內、外相關研究得出“聾人大學生社會身份”的定義，同時簡要討論前人文獻對于高等聾教育中社會身份研究的啟發。

1.什么是聾

古代歐洲在基督教興起之前，將聾和其他生理殘疾都視為罪惡，持有這種罪惡的人應該被社會摒棄。相應地，聾人屬于應被從肉體上消滅的一類人。基督教興盛之后，根據圣經的教義，聾人獲得教會的保護和憐憫，但同時也被視為上帝對人類的一種警告和懲罰。聾人在整個社會中被漠視和忽略。

16世紀中期，由意大利醫生加爾丹諾完成的《論精神》一書，對致聾病因做出了較為科學的分析和分類，且根據這一分析體系，證明通過某種手段――教育――可以教會聾人發音和閱讀，從而首次提出了聾人受教育的可能性。該書奠定了聾教育的基礎，也是世界范圍內聾教育的標志性起源。進入18世紀早期后，隨著工業革命的發生以及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伴生配合大規模生產而產生的現代學校化教育，西方社會對殘疾人群的界定也更為清晰、準確和精細化。心理學迅猛發展成功介入教育領域，測量手段被大量使用全面應用于學生個體的度量。諸如“對精神殘疾和智力殘疾的精確區別”以及“對聾人病患程度的精細劃分”等都陸續出現；對聾人的手語和唇語教學法的發明致力于降低聾人在學習中的困難；由古代王者在法典中對民眾提出的“你們應該照顧他們”的命令性要求也因各種教養院的出現得以實施，而教養院逐步制度化而演變為教育機構，完成對聾人的“照顧和學習”功能。在此之后的聾教育，進入經歷了漫長的隔離教育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教育目的是救濟教養，也就是將聾童集中在特殊教育學校內進行教育，這種教育體系與普通教育體系行發展。

至此，西方社會對“聾”和聾人的界定才真正脫離了人類社會的幼稚心理期，不再將由殘疾人群帶來的心理恐懼歸于神或其他未知力量，而是用人類自身發現的手段、方法以及理論去解釋試圖改變殘疾人群和正常人群之間的差異。

20世紀80年代初，在西方主流國家出現了將“聾”作為一種社會建構現象的新理解，同時聾文化也被視為一種亞文化，這就是“聾”的社會建構模式。這一模式認為“殘障”是某個具有歧視性的社會與其具有身體物理損傷的社會成員之間的某種關系。在這種關系中，殘障被定義為出于政策或環境干預的目的而設置的、使個體成為殘障的障礙叢的一種結果。同樣，在這種模式中，聾人和其他持有少數身份或異身份的人群（少數族裔、同性戀者等）都屬于“被壓迫者”和“被制造者”。在教育領域內，伴隨這一觀點的出現，與隔離教育反其道而行之的融合教育也日趨興起，二者爭論不休。而對不同領域的研究者而言，這種理解模式的意義在于能夠為聾和聾人爭取一種和持有相反身份人群同樣的身份（例如：非殘障者）或發展出一種社會行動的手段（例如：某種教育方式的出現、某種社會思潮或運動的形成、某種政策的出臺等）來實現上述目的。

聾文化的主要內涵是：將“聾”理解為“屬于疾病的一種，應該得到社會的同情和憐憫；聾也隨之應被視為殘疾和缺陷”的醫學觀點是狹隘和過時的。“聾”只是一種獨立、常見的文化現象，是一組使用相應手語的人所共同分享的文化。聾文化的倡導者還將醫學領域中常用的英文詞“deaf”改寫成了“Deaf”，用大寫的“D”來表示一種自成一體的文化。

中國社會對于“聾”的看法的變化類似于西方國家社會心理的發展路徑。《禮記（王制》曰：喑謂口不能言，聾謂耳不聞聲。古代官府對待聾人提倡“養而不教”，但在民間社會中還是普遍存在著歧視現象。唐朝后期，佛教在中原地區的普及影響了民間對因果報應的普遍相信，“比丘以是不善根，故得八輕法，一做惡癡，二口喑啞，三受身痤漏……”。“尊養善待”思想、社會的普遍輕視和“報應一贖罪”說相互融合，形成中國傳統社會看待“聾”和聾人的社會文化心理基礎。自近代以來，因為受西方文化影響，中國社會對聾的看法和聾教育的發展脈絡基本和西方社會的發展階段吻合。建國后至今的不同歷史時期內，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社會輿論則更多地渲染上強烈的政治傾向色彩。

2.什么是社會身份

身份的英文是identity，這個詞同時也有“認同”的含義。有的社會學家認為：個人通過社會化的過程學習承擔社會角色，也就是在不斷推進的社會互動過程中內化與個體給定的社會地位相稱的社會期待。這一過程非是靜止不動的，而是個體在接受社會化過程的同時也對其不斷施加作用的過程。“地位不同于可以占據它的個體，它只不過是權利與義務的集合……角色體現了地位的動態的一面。個體被社會性地置于某一地位，通過與其他地位的關系實現對它的占據。當他運營構成地位的權利與義務的時候，他就是在扮演角色。”

而持符號互動論的社會學者則認為，“自我”是社會互動的產物，這種互動過程使人們認識到“我是誰”。即：身份不是心理學意義上的自主實體，而是產生于社會角色中的，被建構出來的產物。還有的社會學家綜合了前人的觀點，認為社會身份指一系列在被定義的社會實在中，人們依據自己想參與的社會制度、背景所體現出的角色。而這種社會制度和背景則“當行動者所做的工作適合它時，它才會體現出來”。

而心理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則提出了不同的解釋路徑。例如愛潑斯坦認為身份是自我的復合體，因此同時具有“生理性、社會性、意識性”等多重因素，但它又經常被與“自我”這一名詞交替獨立使用。鮑美斯特認為“社會身份”即指自我中的“社會性自我”經由“社會建構過程”所形成的“人際間的聯結”的部分。

綜合上述觀點，可以看出，社會角色和社會結構這兩個概念提出了構成身份的要素：社會網絡中的某個位置；與某個社會相應的期望系統；個體按照相應的位置和期望來進行行動的行為。但這三個要素不足以說明什么是身份。首先，身份的形成是一個動態、持續的過程，持續個體終生；其次，這一過程和個體所存在的特定社會情境相關，且通常被這一社會情境中的主要屬性所影響；再次，這一過程同時包含兩個既相互關聯，又彼此獨立的方面。一個方面是社會賦予個體某種屬性，且將個體與具有相同屬性的人群聯系起來，將承擔這一屬性的個體劃分為某類人，即：你是誰；你和誰是一類。這方面形成了個體的社會身份。另一方面是在個體的自我發展中，通過與他人（尤其是重要他人）的互動，在“鏡中我”過程形成的對自己的認識，以及自己與外界獨特關系的認識，即：我是誰。這方面形成了個體的自我身份。前者強調類別，而后者強調差異。

那么，在社會學家、尤其持建構主義觀點的社會學家看來，身份既是一個動詞，又是一個名詞。動詞指身份形成的過程；名詞指這一過程固化之后，由個體所承擔的較為穩定的、社會角色叢的統一體。這一統一體本身即是充滿矛盾的：首先，包含個體的自我身份，同時包含個體的社會身份。二者有重疊，也有差異，甚至互為基礎和動力，都通過初級社會化和次級社會化過程在不斷發展，但又不一定同步，有可能出現矛盾或沖突。其次，社會身份所包含的角色不是單一的，而是一個序列的集合。在這個序列中，有些角色占據主要位置，且各角色之間可能形成沖突和矛盾。再次，身份的形成在隨時變化，但同時其包含的主要內容也相對固定。“基于社會角色的聾人身份”和與這一身份有關的社會行為，需要通過聾人個體在某種社會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其他角色的互動來實現，這也是社會行為對這一特定角色進行標簽化的過程，通過這一過程，個體互動和社會結構之間得到了連接。

3.社會建構視角對“聾人社會身份”的解釋路徑

國際研究對這個問題的關注自20世紀70年代興起，自20世紀80年代后，西方學者中持社會建構視角的研究日趨風靡。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以及文化人類學等不同學科的研究者對其都有涉獵，研究主題既涉及“聾人社會身份、聾人文化身份、聾人身份”等概念的討論，又包括對不同的身份認同維度的測量，以及對“聾人身份形成過程”的微觀分析。這些研究之間既有差異又具重疊性。由于本文將基于教育社會學的視角開展討論，因此主要關注從社會建構的角度研究聾人大學生社會身份的相關文獻。本文所討論和采用的研究文獻為中、英文；研究對象為成年聾人。同時，研究對象根據不同的聽力損傷程度分為全聾人和重聽人；根據致聾原因可分為先天致聾和后天致聾；根據父母與自己的聽力差異程度可分為來自聽人家庭的聾人、來自聾人家庭的聾人、來自聾人家庭的聽人和來自聽人家庭的聽人（主要作為研究對象的同事或合作伙伴接受訪談或調查）。

相關研究的主要貢獻可以總結為：（1）以實證研究結果支持聾人社會身份是社會情境與個體互動的產物這一假設。（2）試圖區分在建構過程中社會情境中的哪些因素發生了作用。（3）在社會建構過程中，個體的社會身份與自我身份經常以混合的形式同時發生變化，要對二者進行完全獨立的區分，難度很大。同時，社會身份與社會身份認同/自我身份與自我認同，可以在特定情境下視為具有相同內涵的兩對概念進行使用。

3.1聾人社會身份是社會情境與個體互動的產物

根據國外學者的研究，由聾人群體所做出的對聾人身份的定義由以下四部分組成：個體特征、個體所處的情境、社會條件和社會環境（此處的“社會環境”指和政治思潮及社會運動相關聯的社會條件）。也就是說，個體特征是身份定義的基礎和核心部分，基于個體特征所產生的和所處情境下各種條件的互動，構成了個體對聾人身份的認知內容。

有的學者將“聾人文化身份”定義為“由文化給予個體的一種身份感，不論是在個體層面還是群體層面。這種身份感包括：文化上的明確感，自我意識和一種基于手語、在聾人中非經自我反思而形成的自我中心感”。而聾人獲得文化身份認同的過程是“發展的，可分為四個連續的階段，且和其他身份相異者（相異于主流群體的身份）的發展階段類似”。這四種存在相關連續關系的不同階段分別為：文化上完全認同聽人，視聾為病態特征的階段；對聽文化和聾文化都不認同的邊緣階段；沉浸于聾文化特征中，排斥聽人文化的階段；在聾/聽文化中均感適應的階段。在最后一個階段中，聾人能夠從兩種文化中得到積極支持，而不再對任何一種文化持有敵意和感到被壓迫。當然，在考慮聽力損傷程度不同的研究對象時，要對全聾人和重聽人做出區分。有研究表明重聽人相對于先天聾人被試和兩歲以前致聾的被試，較少地接受沉浸模式。同時，先天聾人更好地認同聾文化身份，而后天聾人和重聽者則更好地認同聽文化身份。

3.2社會情境中的某些因素在建構過程中發揮作用

聾人個體身份感的形成來自于其處于不同文化發展階段的聾人家長和聾人同伴，延續于個體的受教育情境和社會化環境中。也就是說，聾人身份的形成來自內、外部兩種機制的共同作用，外部機制被認為是個體與所處的特定情境互動的產物；而內部機制則來自于聾人對自我界定的個體心理發展。

“聾生獲得聾人身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現存教育環境中是否使用了屬于他，她們的母語（手語），而在于聾人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剝奪了使用某種功能性語言的權力”，這種功能性語言的缺席通過教育系統得到強化，同時帶有身份賦予功能的話語體系被聽人社會制造出來，成功實現了對聾生歧視性身份的制造。其他學者的研究也證明在從生理聾人身份向文化聾人身份的形成過程中，個體以一種非靜態的身份狀態存在，以這種狀態作為和外界互動的工具。這種狀態中的個體不一定使用手語作為母語。

正如前文所述，社會身份的獲得過程，或說社會認同取得一致的過程，正是個體逐步承擔社會角色，實現社會期待的過程。這一過程如社會學家經常談到的，不是發生在真空中，而是發生在不同的群體間和社會背景之內（即：社會化機構）。通常，這一過程被分為兩個階段：初級社會化和次級社會化一。其中初級社會化發生在幼年和童年時期，最主要的社會化機構是家庭；而次級社會化則發生在兒童階段晚期持續到成年期，學校、同輩群體和工作單位取代了家庭，成為個體社會化的主要力量。根據上述理論，將已有研究涉及初、次級社會化場域中聾人社會化過程，也即身份獲得過程中發生影響的重要他人和情境因素做出分解和細化，可以得到一系列指標作為后續研究的參考。

重要他人可能包括：聾人的父母、同伴群體、教育者、管理者、雇主等。

涉及的情境因素可能包括：聾生的個人情況（致聾原因、聽障程度、家庭成員中是否存在聾人、家庭成員中能夠和自己使用手語的人數）；社會交往情況（是否有校外朋友、是否有新人朋友、與年長的聽人或聾人朋友的交往情況、是否參加聾人俱樂部或其他社會組織）；教育安置方式（對之前階段教育安置方式的了解、受教育動機、是否存在轉學情況、原因及評價）；現階段教育情況（與教師的關系、學校教授的課程、對考試的期待、是否有學習支持體系和對學校的喜愛程度）；對聾人身份的認識（對自己是聾人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特別的作為聾人的經驗想和研究者分享、作為聾人最大的優點和缺點分別是什么）；對態度的認識（對聽人文化的理解，是否感受到歧視、如何理解歧視）；職業規劃（是否計劃進入特定的大學或學院、對職業有什么計劃）等。

4.本研究對高等聾教育研究的啟示

4.1對聾人大學生社會身份定義的啟示

根據上文的討論，可以總結出：第一，身份是一種對社會、文化和歷史情境進行適應的產物，它非一個靜止的概念，而是一種變化和流動的過程。聾人大學生對高等教育這一過程進行適應的機制這一問題目前受到的關注較少。第二，身份產生于互動情境，互動情境不是分析的終點，而恰恰是分析的起點。據此，可以將“聾人大學生的社會身份”界定為：在高等聾教育這一特定場域內，由全聾生與重聽生組成的行為主體，通過與場域內各種因素進行持續互動來扮演某些角色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個體的行為目標是試圖達到這些角色所給定的社會期待，將其內化。

4.2對聾高等教育領域中社會身份問題研究的啟示

第一，聾人文化中的身份形成可能不具有繼承性，同時，聾人文化的創建者可能包括聾人、重聽人和與聾人有密切聯系的聽人等不同個體。從聾人文化到雙元文化的連續體中，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個體可能呈現出不同的特點。例如：來自聾人父母家庭的重聽人，相比起聾人文化，更多地認同聽人文化；同時，來自于父母至少有一方是聾人的聽人（對這類人的英文縮寫為coda），相比起來自聾人家庭的聾人，對聾人文化的認同方式上更容易呈現出邊緣化趨勢。這兩點啟發我們要將研究對象的家庭成員的聾、聽情況作為一種研究的維度。這一點在應用布迪厄的“資本再制”理論對家庭成員間的文化資本傳承進行辨析時尤為重要。

第二，由于中國大陸對聾童的教育安置方式主要以進入特殊學校，進行與普通學校的隔離教育形式為主，聽力有殘余的個體只能選擇隨班就讀的輔助方式，當考慮高等聾教育與學生社會身份的相互作用過程時，對受教育者在已獲得的教育經歷中對自身身份的認同方式予以辨析是非常關鍵的。

第三，由聽人和聾人分別作為研究者所得到的視角具有差異性。聾人作為研究者，首先關注現有社會體系中對聾人身份發展形成缺失的制度性元素；對于所處群體是否形成穩定、一致的身份這一基本事實聾人研究者也具有切身感受，相應能夠提供直接敏銳的觀察。同時，聾人研究者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促進聾人群體和聽人群體之間的溝通”這一策略上，相應地，相關研究也多為對現行體系的補充建議。但更多的研究流于敘述，學術更多地成為一種工具，用來對現實進行抗爭和控訴，而少見反思性研究。

聽人作為研究者則首選運用現有的理論工具剝離現實中被大家習以為常的現象，來反思聽人社會對身份相異者的控制技術及相關系統。在此類反思中，聾人只是作為其他不利身份人群中的一種人來被研究。而由于其特殊的生理需求而帶來的一些衍生問題，例如聾教育中的教學法之爭、輔助技術、社會支持人員體系、乃至相應的課程設計和師資培訓體系等研究主題，都圍繞聾人群體的身份認同出現，隨之變化而調整。

第四，高等聾教育實踐需要首先明確自身的定位和培養目標，思考如何以自身作為一種文化理解的工具，是否成為聽人文化的堡壘，還是成為聾人文化的保護地，抑或為提倡一種符合教育觀念而現實中卻困難叢生、矛盾時隱時現的多元文化而推進自身發展。5關于研究方法的討論和反思

已有對聾人社會身份的研究方法可大致分為兩類，一是面向聾人群體采集數據，進行理論模型驗證的量化研究；二是以理解情境與個體交互過程為重點的質性研究。量化研究允許其研究者熟悉其需要研究的問題或概念，產生可檢驗的假設。研究者認為“此類研究由實證主義或科學范式進行支持，帶領我們進入一個由可觀測和可測量的事實組成的世界”。這種研究方法的不足之處在于存在著無法刻畫出個體的完整和獨特性的先天缺陷，且無法還原研究問題發生的復雜現實情境，只能通過測量技術的不斷修訂和臻于完美來進行彌補，但其研究結果可以對已有的理論進行補充和完善。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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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歌唱藝術;展示;技巧;個人風格;美的氣質

中圖分類號:J616.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3-0217-03

在人類歷史長河中,美的氣質一直在各種藝術創作形式中展示和發展著。而聲樂演唱作為一種音樂藝術形式,以人的肉身為共鳴腔體而展示美妙動人的樂音,從某種意義上講,歌唱藝術所表達的思想情感,所蘊含的美的氣質,是任何一種發音樂器所不能比擬的,所以說,歌唱比其他音樂藝術形式更能展示美的氣質。那么,怎樣才能展示和發展美的氣質呢?很多聲樂藝術人士提出“二度創作”和“再創作”的觀點。筆者認為,通過聲樂演唱展示美的氣質,在于“創造性”。創造性地展示和發展聲樂藝術,需要做到以下四點。

一、 要知曉人類在歌唱藝術上展示美的氣質是經過曲折過程的

我們通過對西方音樂史的學習來探知歌唱藝術展示美的氣質的曲折過程,便會發現,歌唱藝術是經過了“美的最初展示―美的畸形背離―美的回歸發展”這一過程的。

聲樂美的最初展示發生在中世紀的教會唱詩班。在中世紀,教會用宗教支配和制約著整個社會,并遵從《圣經》中的原則(“婦女在教堂里應該保持安靜”),唱詩班中嚴禁婦女演唱。為了彌補高聲部的空缺,追求高聲部的美,人們開始訓練童聲來演唱高聲部,出現了專門訓練童聲歌手的學校,并繼而發展到成年男性訓練假聲,以取得特殊的音色效果,達到音域的最高部分,或者模仿女子的聲音。這一切都體現著對美執著的追求。當然這種追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人們聽到教堂的鐘聲與唱詩班的歌聲交相輝映時,心靈就會得到凈化,聲音所表達出來的美的氣質,給人們一次又一次洗禮!這便是通過歌聲對美的最初展示。通過這種展示,人們對歌唱美的追求已經具備一套成形的體系。

聲樂美的畸形背離發生在文藝復興運動進一步倡導人性發展時期。那時候,音樂從以前教堂唱詩班的大家合唱逐步變為個人獨唱,由復調音樂過渡到了主調音樂。1600年以后,單旋律唱段的出現,引發了人們對于如何唱得更完整、更能打動聽眾的思考。一方面,人類運用聲音對美的氣質追求永遠不會停歇;另一方面,對歌唱美的氣質太過迫切的追求又導致了演唱藝術的偏離。最典型的表現就是閹人歌手的出現。人們發現假聲歌手唱法的缺陷后,便“通過手術使男童可以在保持童音的同時身體繼續增長,因此嗓音力度同時增長,但仍是小孩的聲帶。在嚴格訓練的條件下,他們的肺活量和橫膈膜的支持力會發展到驚人的地步,超過成人男歌手和女歌手的能力。以這種強大的能力,支持一個小孩的聲音,所以能產生聲音上的奇跡,一口氣發音可以持續到一分鐘或者更長。”(《西方音樂藝術史》,管謹義,2005)閹人歌手具有的音域上的方便和高超演唱技巧,使其可利用音域上的方便給樂曲很多地方隨意地加上花腔,甚至把整首樂曲旋律改得面目全非,但總能令人們對其嗓音著迷。這時候聲音的美只是單純地追求嗓音之美,成為一種過分炫技、賣弄高音的畸形追求。它偏離了人類審美的初衷,過于心急地想追求美而不擇手段。

聲樂美的回歸是從十九世紀開始。人們痛定思痛,對歌唱美藝術進行新的認識,開始研究正常人怎樣發展嗓音,力圖從技巧上掌握聲音,并開始注重從情感、歌曲處理、節奏等各個方面去處理聲音。人們開始注意呼吸、發聲、共鳴三者的關系,也不再極端地追求嗓音,還從文學修養、語言能力、觀察理解力、情感體驗力等諸多方面加強。進入二十世紀,人們從科學的角度上使聲音美的氣質發揮更具合理性、健康性。

二、要熟悉各種風格歌曲的基本特點和情感基調,懂得美在哪里

知曉了人類在歌唱藝術上展示美的氣質的曲折過程,便應該通過熟悉各種風格歌曲的基本特點和情感基調,懂得美在哪里,懂得美的氣質在哪里表現。這里列舉幾種風格歌曲做一簡要說明。

1.通俗歌曲。通俗歌曲亦稱流行歌曲,主要是指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初在歐美各國發展起來的適合一般市民群眾愛好的、輕松活潑的、易學易唱的、便于流傳的歌曲。它是與藝術歌曲、民歌相對而言的,內容大多取材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以愛情主題居多;也有描寫人生、倫理、敘說理想、生活、抒發思念之情等。通俗歌曲的主要特點是短小精練,旋律流暢、口語化較強、易學易唱、流傳范圍廣泛、富于時代性。各個時代的通俗歌曲具有各自的特點,歌曲常使用一個固定的節拍或固定的節奏型等,樂隊一般用電聲樂隊演奏。

2.民族歌曲。廣義民歌指有民族風格的歌曲,狹義民歌即指民族民間歌曲。民歌是在民間世代廣泛流傳的歌曲,是最大眾化的音樂形式,是大眾口頭創作的、并在流傳中不斷豐富著的集體智慧的結晶,具有很鮮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它是歷代各族勞動人民在長期的生產和社會實踐中,為了適應勞動、生活和表達各種思想感情的需要,而集體創造的一種世代口耳相傳的歌唱形式。另外,一些專業音樂工作者在民歌基礎上編創的,并能為群眾作為民歌傳唱的歌曲,也應稱為民歌。任何國家、任何民族、任何地區的音樂都有自己的風格特點,在歌曲演唱中,應在老師的指導下,有意識地去熟悉各種不同風格的民歌。

3.藝術歌曲。藝術歌曲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歐洲盛行的一種抒情歌曲的通稱,其特點是歌詞采用詩歌,側重表現人的內心世界,曲調表現力強,表現手段與作曲技法比較復雜,伴奏占重要地位。藝術歌曲在德國稱為“lied”,代表作曲家是舒伯特,他采用歌德、席勒、海涅、米勒等人的詩歌為歌詞,他的藝術歌曲曲調優美、意境深邃,其創作的《野玫瑰》、《春天的信念》、《魔王》等已成為流傳世界的名曲。藝術歌曲大致有兩個特點:一是詩與音樂的結合:歌曲根據原詩含義及原詩的抑揚頓挫進行創作,所以歌曲所呈現的是作曲家對詩歌的主觀看法。二是鋼琴伴奏的地位和聲樂旋律同等重要。鋼琴是伴奏不只是起和聲和節奏的襯托作用,往往是用特定的音型或更復雜、更精致的織體以表現歌曲的意境與內容。

4.西洋歌劇。歌劇是一種以歌唱為主,并綜合器樂、詩歌、舞蹈等藝術為一體的戲劇形式,是西洋音樂舞臺上最重要的綜合藝術形式。西洋歌劇的故鄉是意大利,第一部歌劇《達芙妮》(佛羅倫薩作曲家培里創作于1597年)在那里誕生。其后法國(17世紀,奠基者呂利)、英國(17世紀,代表人物亨利?珀賽爾)、德國(17世紀,開創者序茲)等國家相繼出現自己的歌劇,從而歌劇廣泛傳播至歐洲各地。按其性質特點及流傳時、區的不同,分有正歌劇(嚴肅莊重,多取材于希臘神話或歷史,無合唱及舞蹈場面。18世紀,意大利)、大歌劇(輝煌華麗,多取材于歷史故事,不用說白。19世紀20年代,法國)、輕歌劇(小巧、富喜劇性,通俗風格。18、19世紀,意大利)、樂劇(聲樂、器樂并重,用音樂描寫戲劇,強調聲樂、器樂與劇情的有機結合,19世紀下半葉,瓦格納所創)等類型。通常情況下,歌劇全劇由獨唱(詠嘆調、宣敘調)、重唱、合唱、道白、序曲、間奏曲、舞曲等因素構成。歌劇的一般特點:以音樂為主要表現手段,其中以聲樂演唱為主。歌劇演員必須具備歌唱與表演的藝術才能,根據劇本與作曲家所譜寫的唱段來塑造特定的人物形象。器樂除擔負聲樂伴奏外,還起著刻畫人物性格,揭示劇情和發展戲劇矛盾沖突,烘托環境氣氛的重要作用。對歌劇特點,應在聲樂教師的指導下,熟練地掌握。

以上介紹了四種風格的歌曲。每種風格的歌曲有其各自的演唱特點,但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審美意識的不斷提高,現在出現了一些有意思的新現象,比如美聲歌曲的通俗化,通俗歌曲的民族化,民族歌曲的通俗化等等,多種唱法趨于融合,把不同唱法不同題材的作品的優點集中起來,形成了美通唱法、民通唱法,因而也誕生了一批美通作品和民通作品。這些作品的演唱怎么處理,每個歌手有不同的方式,但前提是,無論是哪種藝術處理方式,都應該遵循基本的美學原理,符合人們的審美需要。

三、要掌握歌曲創造性演唱的基本技巧,了解美的原則

在掌握各種歌曲風格的基礎上,還要創造性地掌握歌曲的演唱技巧,了解美的氣質發揮的基本原則。

1.要仔細讀譜。“讀譜”的意思,就是演唱者對歌譜進行創造性想象。因為作曲家在創造時,是把生動的樂思以譜的形式記錄下來,但呈現在演唱者面前的,卻是一些毫無生命力的樂譜符號,作曲家的靈魂在樂譜上是無法顯示出來。無論哪一位作曲家的樂譜有多么詳盡,都沒辦法記錄出音樂運動的內在韻律,并且樂譜與他們的生活樂思之間有著很大的差距。而要得到彌補,使樂譜中潛在的生動樂思得以發掘,使得它們重獲“新生”,必須依靠音樂表演者的再造性想象。要讀懂音樂語言,需要專門訓練,特別是需要作品分析能力的訓練,這就像靈魂的體驗。

2.要掌握速度。每首歌曲都有特定的速度標記,但每一種標記都有一個靈活的幅度,需要演唱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創造性地處理。

3.要講究音色。演唱者掌握一定的技巧,調節音色和聲門的狀態,適當調節喉位的高低,嚴格控制氣息的力度,靈活使用共鳴腔,才能創造出好音色作品。

4.要控制音量。音量的把握是創作中常用的方法。一般來說,無論歡樂和痛苦,凡情緒高漲,需要迸發和宣泄時,應運用較強的音量;凡平靜的敘述,則需要音量適中。

5.要運用語氣。聲樂是音樂中唯一的音樂與文學合成的藝術,語言的生動性在其中占一定的份量。我們要運用不同的聲音技巧去展現多變的語氣情態。“樂之框格在曲,而色澤在唱”。要把握好輕重強弱、高低抑揚、快慢疾徐、頓挫連斷的語氣,通過語氣抒感,因此,在演唱中就要認真分析歌詞的語音語氣情態,并結合樂音旋律的起伏跌宕,和諧地處理語音與樂音的融合。

6.要學會修飾。歌唱要“依字行腔”,嚴格按照“字”的語音結構去歌唱,字頭、字腹、字尾、歸韻、收聲,要達到自然準確“字正腔圓”的藝術效果,這樣才能使語音與樂音在互補中達到“聲情并茂”的藝術要求,美的氣質才能夠體現。

四、最終要在聲樂演唱中創造性地展現個人風格來表達美的氣質

歌唱藝術是豐富多彩的。聲樂作品也是五光十色的。不管對于哪一種體裁的聲樂作品,都要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挖掘作品的內涵,把作者的寫作意義充分地表達出來。這就要求,一方面演唱者以作品原有的情感表現為基礎,要通過聲音、節奏等表現手段,有節制的感情表達,表達“自我”的情感展現,表達人的感情和對社會、生活的感受,使自己的作品有自己的風格。另一方面,隨著歌曲各種唱法百花齊放,也特別要求演唱者藝術個性的自覺發揮,根據自身的條件,找到適合于自己的演唱方式,從而形成自己的風格。從而將創造性與個人風格結合起來,使音樂具有鮮明的個性,在演唱中能夠“獨樹一幟”、感人致深,使自己的藝術追求逐漸走向“真、善、美”的境界。

綜上,歌唱藝術是一種再現的藝術。聲樂演唱者不僅僅要追求音樂的歷史視界,即對音樂的歷史意義作出解釋。同時,最重要的,是演唱者本人要有自己的視界,以熟練的演唱技巧、豐富的聲樂內涵,賦予歌唱新的生命,這樣才能充分展示美的氣質,創造性地展示美的內涵,形成美的風格,表達美的意愿,給人美的享受,從而達到展示美、發展美、傳播美的目的。

參考文獻:

[1] 音樂表演藝術論稿[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4.

篇8

關鍵詞自然阿奎那理性本性

〔中圖分類號〕B5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16）02-0001-06

在中世紀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年）的整個思想中，“自然”（nature）觀念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這種地位不僅在于他作為中世紀經院哲學的集大成者，秉承經院哲學“信仰尋求理解”的理性主義傳統并將這一傳統發揚光大，創建了一個內容廣泛、影響深遠的自然（理性）神學體系；更在于他接受了亞里士多德等人的希臘哲學傾向，把“自然”作為實在的本性，試圖從更深的層面上理解上帝、宇宙和人類的意義及其相互關系，形成了不同于奧古斯丁等人的實在認識方式和神學思想傳統。因而，全面分析阿奎那“自然”概念的多重含義及其思想價值，無疑是合理把握阿奎那思想特征及其歷史意義的一個重要途徑。

一、宇宙本原與理性闡釋傳統

從其基本的理論傾向上看，阿奎那的一生致力于基督宗教神學的系統化建構、整合與辯護。正是在這種建構、整合與辯護中，阿奎那認識到了“自然”的意義，并賦予它以重要的理論地位。當然，作為一個具有信仰背景的神學家和哲學家，阿奎那有著教會傳統和信仰傳統所賦予他的問題意識；然而，基督宗教與希臘哲學等其他思想體系間長期的互動關系，也為阿奎那提供了較為寬廣的理論視野。也就是說，當阿奎那試圖對神學進行系統化的建構、整合與辯護的時候，構成其理論基礎并使其得以進一步展開的思想資源，既有基督宗教自身的信仰傳統和神學傳統，也包括了其他的思想傳統，例如，在當時拉丁西方廣泛傳播開來的亞里士多德哲學。而就阿奎那所充分認可與接受的信仰傳統、特別是神學傳統來說，并非是一種純粹單一的思想資源（雖然更多的是一種信仰資源），它在不同時期神學家們的建構中已被融入了其他不同的思想元素和文化元素，尤其是在其形成初期教父神學家們對希臘哲學的借鑒和使用，已經在這一傳統中構成了一股不斷演進的思想潮流。因此，面對13世紀亞里士多德著作與思想在拉丁西方大規模的引進和傳播，阿奎那能夠秉承基督宗教神學思想史中的理性辯護傳統，賦予自然與理性以更為積極的建構意義。

那么，這種為阿奎那所借鑒和使用的“自然”與“理性”概念在希臘哲學中具有什么樣的意義呢？或者說，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希臘哲學提出了什么樣的“自然”觀念而引起了以阿奎那為代表的神學家們的興趣與關注？在總體上，這是一種以邏輯的方式對事物本性（physis）及其理性結構（logos）進行認識的思想路線，一種對宇宙和世界本原的合乎自然本性的認知模式。當然，確定宇宙的自然本性及其邏輯結構為基本的認識對象，對于古希臘哲學家來說并非是一個一蹴而就的事情，它經過了一個相對漫長的探究過程。

大約公元前6世紀前后，希臘哲學開始了它對宇宙和世界起源探究的思想進程。在此之前，古希臘人也有著對宇宙和世界的起源或本原的思考，只是這種思考更多地具有神話的特征，例如，典型地表現在荷馬（Homer，約公元前9-8世紀）史詩和赫西奧德（Hesiod，約公元前8世紀）《神譜》中的神話解釋模式，把諸神視為人類和世界的最終根源。只有在以泰勒斯（Thales，約前624-前546年）等人為始端的哲學家那里，以一種合乎自然本性的方式對宇宙和世界的本原進行專門的探究，才真正打破了神話模式對人類思想的束縛，開始了憑借人類自身能力探究宇宙和世界自然本原的歷程。無論是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約前540-前484年）的火，還是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約前492-前428年）四種元素（土、氣、水、火）和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約前460-前370年）的原子，希臘哲學家們都試圖從自然本身中尋找宇宙和世界的本原與始基，把這些始基或本原看作是內在于世界本身中的元素。他們在尋找構成世界基本元素的同時，也探究了支配這些元素的內在基本原則，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約前610-前546年）把它看作是內在于“阿派朗”（無限者）之內的對立物的分離，②④⑤⑧汪子嵩、范明生、陳村富、姚介厚：《希臘哲學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0、224～225、815、1023、629～631頁。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約前586-前525年）認為是氣的稀散和凝聚，②赫拉克利特把永恒活火的不斷燃燒――“一切轉化為火，火又轉為一切”《赫拉克利特著作殘篇》D90，見《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卷），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21頁。――看作是萬物產生、變化和毀滅的根源，恩培多克勒認為萬物的生成和解體源于愛與斗爭兩種力量的結合或分離，④德謨克利特則把它們歸于原子在虛空中的結合與分離。⑤

在探尋構成宇宙和世界之本原與始基的元素以及支配這些元素的原則或力量的過程中，古希臘的早期哲學家們相信這些元素及其構成原則是向人類開放的，能夠為人類的理性能力所認識；或者說它們本身就是一種理性結構，具有理性的可理解性。赫拉克利特把支配宇宙的原則或力量稱之為公共的“邏各斯”（logos），認為它揭示了萬物自身“真正的本性”或“深刻的結構”，自然世界因而是一個有序的科斯摩斯（kosmos），在其中所有自然的變化都為一個“強有力的宇宙理智”所指引。⑦⑨⑩A. A. Long，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arly Greek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32～233、236、242～244、244.正是通過“對邏各斯和萬物隱藏的本性（physis）”的觀察和發現，赫拉克利特“把哲學興趣的焦點轉化到了認識論上”，邁向了我們朝向“關于宇宙的理論化認識”之路。⑦巴門尼德（Parmenides，約前515-前445年）認為宇宙真正的、唯一不變的本質是“存在”（estin），唯有心靈（nous）通過其完美的思想能力才能把握真正的“存在”（estin），形成真理（aletheia）。⑧恩培多克勒通過四種元素（土、氣、火、水）和兩種變化的力量（愛與斗爭）來解釋宇宙的基本結構（logos）與萬物的自然本性（physis），相信自然事物與人類身體具有內在的同構，人類可以接受萬物發出的流射，從而形成正確的認識。⑨

從泰勒斯開始，經過赫拉克利特、巴門尼德、恩培多克勒和德謨克利特等人的努力，早期希臘哲學不僅確定了以整體的世界為目標、依據事物的自然本性和邏各斯結構揭示宇宙原因與基本原則的哲學探究路線，而且也形成了一種自然的和系統化的理性闡釋模式。特別是有關事物自然“本性”（physis）的概念，“為早期希臘哲學家們提供了一種思考整體的自然領域的框架”，從而在推進希臘思想“從古代共同信仰和想象的世界向哲學和科學的世界的轉化中，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⑩當希臘哲學從早期階段進入到它鼎盛時期的時候，自然“本性”的概念及其理性闡釋傳統也對這個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蘇格拉底（Socrates， 前469-前400年）、柏拉圖（Plato，前427-前347年）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年）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他們建構哲學思想、特別是認識論思想的重要基礎。蘇格拉底把探究萬物的普遍本質或本性以及以確定的方式形成有關這些對象的可靠知識視為主要目標，認為導致一類事物存在的因果必然性即是這類事物的普遍本質或本性，它是寓于一類事物中的絕對的東西，如美的事物中的絕對的美、善的事物中的絕對的善等等，它們是客觀存在的，是可以通過理性來把握和認識，并能夠以普遍性概念來表達的。他試圖通過“能知的”理性和“被知的”美、善等絕對存在的結合，來揭示真正的客體并形成對它們的必然性認識。汪子嵩、范明生、陳村富、姚介厚：《希臘哲學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0～410頁。柏拉圖直接繼承蘇格拉底的思想遺產，對什么是世界真正的本質（或本性）以及我們如何能夠對它們形成認識作了進一步的探究。柏拉圖認為，整個世界是由兩類“真實存在的東西”構成的，一類是“可知的”或“可理解的”世界；一類是“可見的”或“可感的”世界；在他看來，真正的知識是關于真實存在的和不變的世界的知識，而只有在那個有關數理對象和事物的型（eidos）或“相”（idea，也譯理念）的世界即“可知的”世界中，其存在才具有不變的和永恒的特征，對于它們的認識才能形成普遍永恒的知識。[古希臘]柏拉圖：《國家篇》508E～511E，《柏拉圖全集》第2卷，王曉朝譯，人民出版社，2003年。

在古希臘哲學的理性主義傳統中，亞里士多德具有更為重要的地位，對托馬斯?阿奎那自然（理性）神學思想的影響也更為突出。亞里士多德認為所有真正的知識都是以存在者為研究對象，把存在著的事物的原因或本原作為基本的探究目標；而在所有關于存在者的知識中，以最為普遍和永恒不動的實體為研究對象的第一哲學（神學）最為崇高，它是一種有關“作為存在的存在、是什么以及存在的東西的屬性”的知識或學問。[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第6卷（E卷）1025b～1026a，苗力田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為了說明這種知識的性質，亞里士多德在全面考察了人的認識能力、認識過程和認識對象的基礎上，不僅肯定了感覺經驗在知識獲得中的積極地位，而且以三段論為核心，建構起了嚴格的邏輯學體系，為知識的可靠性提供了一套科學的方法。在他看來，普遍必然性知識應該是一種證明的知識，一種按照嚴格的邏輯程序與邏輯方法而獲得的科學知識；這種知識是以不可證明的前提或本原為基礎、以可靠嚴密的邏輯方法為保證而獲得的。[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后分析篇》（第1卷）71b17～35，苗力田主編：《亞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

二、作為理性的自然

希臘哲學關于自然世界、認識對象與真理性知識的看法以及由此形成的理性主義傳統，在西方古代世界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成為希臘羅馬社會具有某種支配地位的思想體系和理論體系。因此，當基督宗教在這樣的古代世界中產生的時候，如何在更為合理和更為可靠的層面上解釋并論證其信仰對象的存在，則受到了希臘哲學理性主義傳統的普遍質疑。既是出于理論的需要也是出于實際的需要，一些基督宗教的早期神學家們采取了借鑒與使用希臘哲學觀念與方法的方式來為其信仰的合理性張目。例如早期教父查士丁（Justin Martyr， 約公元100-165年）在從一個希臘哲學的愛好者轉變成為一個基督徒之后，不僅運用他早期較為熟悉的希臘哲學概念和方法來闡釋基督，而且堅稱耶穌基督就是宇宙的“邏各斯”，相信“每一個以理性方式生活的人都是基督徒”。Justin， The First Apology， Chap. ⅩLⅥ， in Ante-Nicene Fathers， Volume Ⅰ， edited by Alexander Roberts， D.D. and James Donaldson， LL. D.，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 1994 （Fourth printing 2004）.來自于亞歷山大城的神學家克萊門特（Clement of Alexandria， 約153-217年），持守著與查士丁相同的理性主義辯護立場，把基督宗教看作是具有真正知識（gnosis）的哲學。雖然他認為這種知識是以信仰為基礎建構起來的，但同時又相信它是能夠被給予“科學的證明”，從而使這種知識表現為一種“理性的探究過程”――從“被認可的東西”出發，最終“達到對有爭議的問題的確信”。Clement， The Miscellanies（The Stromata）， BookⅡ， chap. ⅩⅠ， in Ante-Nicene Fathers， VolumeⅡ， edited by Alexander Roberts， D.D. and James Donaldson， LL. D.，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 1994（Fourth printing 2004）.

從查士丁和克萊門特等早期教父開始，為希臘哲學所崇尚的自然理性以及以此為基礎所建構的可靠性知識闡釋傳統，逐步在隨后的奧利金（Origen，約185-254年）和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 354-430年）等基督宗教的神學家那里獲得了一種論證與辯護的價值和意義。雖然在公元5世紀前后，隨著羅馬帝國的解體，希臘哲學作為一種思想體系和學派在整體上也面臨著滅頂之災；然而它的觀念和方法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存留了下來。特別是公元6世紀波埃修（Boethius，480-525年）對亞里士多德邏輯學著作的翻譯，在隨后的時代保存并產生影響的主要是他對亞里士多德《范疇篇》的翻譯和波菲利（Porphyre）對之所做的注釋，以及波埃修本人對亞里士多德《范疇篇》和《解釋篇》的注釋。參見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2～183頁。使得希臘哲學更多的是以邏輯學方法的形式，在隨后的中世紀早期產生著非常重要的思想建構和理論闡釋作用。隨著歷史的進展，辯證法獲得了更為突出的地位，它在成為中世紀學校（神圣的和世俗的）教育主要內容的同時，受到了更多神學家的青睞，不僅被9世紀的愛留根納（Johanes Scotus Erigena， 810-877年）看作是整個自然運動的基本方式，也被中世紀經院哲學時期的早期代表人物阿伯拉爾（Pierre Abelard，1079-1142年）視為探究和解決神學問題的主要手段。

因此，當12世紀亞里士多德的眾多著作被翻譯為拉丁文進入西方世界的時候，在教父時期和中世紀早期為諸多神學家認可的理性傳統，與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一道，共同構成了托馬斯?阿奎那神學闡釋的基礎。特別是在評注亞里士多德諸多著作的基礎上所展開的對其思想深入細致的研究過程中，阿奎那進一步認識到了“自然”與人類理性所具有的思想價值與意義。他不僅把理性看作是人類存在固有的特質，而且相信理性能夠獲得具有一定可靠性的信仰知識。在評價人類存在和生活基本特征時，阿奎那認可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第一卷）中提出的看法――“唯有人類憑技藝和推理生活”，肯定了理性和邏輯在人類生活中的意義，認為人類行為受理性判斷的引導從而使得人類的行為能夠按照有準備的和有序的方式運行，體現了人類不同于其他動物的特質。他說，人類在理性基礎上建構起了一種明確的和固定的程序，例如作為“推理科學”的邏輯就是如此，“當人們實施這種推理活動時”，他能夠“以一種有序流暢的方式沒有錯誤地進行下去”，從而能夠“通過適當的手段而達到他們預期的目的”。St. Thomas Aquinas， “Prologue” of Commentary on the Metaphysics of Aristotle， Translated by BYJohn P. Rowan，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61.為了進一步說明理性推理在認識中的意義，阿奎那依據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將人類理性活動分為三類：一類是對“不可分的和單純的事物的認識”，獲得的是關于事物“是什么”的知識；另一類活動是“綜合或區分”，認識的真或假直接呈現在這一活動中；第三類理性活動是從一個事物到另一個事物的推理，通過所知而認識未知。他認為這些理是與人的自然行為相一致的。St. Thomas Aquinas， “Foreword” of Commentary on the Posterior Analytics of Aristotle.

如果理性活動是人類認識與生存的基本特質，那么它在信仰生活中有沒有積極的地位呢？從阿奎那對它的肯定性評價來看，答案應該是沒有疑問的。這也明確地體現在他關于人的認識能力和認識過程的看法中。阿奎那借鑒亞里士多德的觀點，認為人們獲得知識的過程有兩個階段，感性的認識對象是具體事物或個體，理性的認識對象是共相和觀念，理性在感性所提供的感覺材料的基礎上，形成對事物共相的認識。S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la， Q. 79， a. 3-a. 4.因而，從感性經驗出發的認識路線，是與人類自身的認識能力相適應的。他相信，人們不僅有自然能力獲得關于感性世界的知識，而且其理性也完全能夠“為感覺引導指向神圣的知識，從而認識上帝存在和其它類似的真理”。St. Thomas Aquinas， Summa Contra Gentile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ames F. Anderson， Lond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5， BookⅠ， ch. 3. 例如，他在評述《圣經》文本的表達形式時曾指出，《圣經》就以較為便捷的方式通過“與有形事物的比較來提出神圣的和靈性的真理”；因為從人類的認識過程來看，“通過感性對象獲得理性知識是自然的”，因此在《圣經》中，“屬靈的真理應該根據來自于有形物體的意象被展示”，從而使得所有的人們都能夠更好地去理解。S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la， Q. 1， a. 9.阿奎那把這種方式看作是符合人類自然能力的認識方式。

阿奎那有關人類自然能力和基本特質的闡釋，使他對理性在認識論中的地位形成了肯定性的評價；而他之所以能夠積極地把理性運用在諸多神學問題的論證和說明中，同時也源于他對哲學家身份的某種自覺。雖然作為一個神學家，阿奎那持守著信仰的啟示傳統以及信仰高于理性的基本立場，但是在對亞里士多德思想的評述和探究過程中，他也意識到了亞里士多德所具有的論證價值，不僅把亞里士多德的諸多觀點和看法作為他所面對并試圖解決的神學問題的基本原則，而且也從中逐步獲得了某種哲學家的身份意識。在他看來，亞里士多德關于第一哲學的研究對象和哲學家的首要工作所做的說明與闡述，是重要的并值得倡行的，他從中獲得了諸多的啟發與教益，從而希望以此來確定他自身的首要職責和基本任務――思考并闡釋“宇宙的最終目的”、世界的“最高原因”以及所有“真理的第一原則”。St. Thomas Aquinas， Summa Contra Gentiles， BookⅠ， ch.1.

正是在亞里士多德思想的鼓舞和啟發下，使得阿奎那能夠秉承并推進神學闡釋傳統中的理性主義傾向，在自然理性的維度上提出了上帝存在的宇宙論證明，并對上帝的本質和屬性及其與世界和人類的關系作出了廣泛的理性化解釋，建構起了一個較為全面、影響深遠的自然（理性）神學體系。當然，對哲學理性的廣泛運用，并不意味著阿奎那就是一個在基本立場和思想傾向上與亞里士多德完全相同的哲學家。實際上，在阿奎那的思想體系中，存在著啟示（信仰）和哲學（理性）兩種不同的思想原則和認識路線，前者甚至起著更為重要的指導作用和規范作用。然而，對以亞里士多德思想為代表的希臘哲學觀念和方法的借鑒與運用，以及在這種借鑒和運用過程中對人類自然理性之論證價值和認識價值的認可與贊賞，使得阿奎那將教父時期以來逐步流行開來的神學理性化傳統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他本人因而也成為經院哲學鼎盛時期最為重要的代表和集大成者。

三、作為本性的自然

阿奎那在其神學體系建構中對自然的重視，不僅表現在他所倡行的理性主義認識原則和認識方法方面，而且也體現在他對宇宙和人類等實在之自然本性的積極肯定。在基督宗教的神學傳統中，能否從人的自然本性和宇宙的自然本性上獲得上帝的知識，決定于人們對這些自然本性有著什么樣的看法。雖然幾乎每一個神學家都堅信有關上帝存在之類的知識都源于上帝自身的啟示，源自于所謂的啟示之光；但也有一些神學家把自然之光看作是通達上帝知識的一條途徑，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人的自然本性和宇宙的自然本性以某種認識論價值和本體論價值。阿奎那乃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當阿奎那把自然理性作為整合與建構神學體系的方法與手段的時候，宇宙的自然本性以及人類的自然本性就必然會進入到阿奎那的視野中，或者說，它們具有什么樣的認識論意義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阿奎那的思考。在阿奎那看來，自然世界和神圣存在之間并沒有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他并不像某些神學家認為的那樣，由于人類的原罪而敗壞了世界和人類的本性，使得人類試圖從有限世界走向無限世界時面臨著難以通達的本體論鴻溝。他從信仰傳統出發，把世界萬物看作是上帝的創造，認為作為原因的上帝和作為結果的萬物之間必有一種內在的關系。正是由于對這種關系的堅信，阿奎那不僅認為“從每一結果中可以清楚地表明原因的存在”，從而通過由果溯因的方法從上帝創造的世界萬物中“證明上帝的存在”；S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la， Q. 2， a. 2.而且也認同世界萬物和上帝之間具有某種相似性――即使這種相似性之間體現出的仍然是巨大的差異而不是相同，這種相似性則為世界萬物的自然本性保有了某種積極的意義，因為世界萬物的諸多完善品性“是從上帝流向受造物的”。S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la， Q. 13，a. 6.因此阿奎那認為，自然世界中的眾多感性事物，雖然是不完善的、有限的和脆弱的而不能用來“論證上帝的本質”，但它們卻“保留了與上帝類似的確定的跡象”，因而具有某種可信賴的因素。St. Thomas Aquinas， Summa Contra Gentiles， BookⅠ， ch.8.

由于宇宙的自然本性和人類的自然本性在阿奎那那里不僅具有論證價值，也具有本體價值，從而使得他的自然神學體系顯現出了更為豐富的內涵。也就是說，當阿奎那把“自然”作為他建構其神學體系的一個基本方法和思想維度的時候，“自然”不僅作為理性具有論證的和認識的意義，而且也作為本性具有某種更深層的本體意義。而且就一個體系的基本架構上看，后者的意義可能更為重要。段德智先生在闡述“自然神學”概念的含義時就曾指出這里的“自然”不僅具有“理性”的意義，而且涵攝了“本性”的意義，認為在阿奎那的自然神學中，其“邏輯重心并不在于人們通常所強調的‘理性’，而是在于‘自然神學’中的‘自然’”，在于神（上帝）的“自然”（本性）、宇宙的“自然”（本性）和人的“自然”（本性）所構成的基本“研究域”。翟志宏：《阿奎那自然神學研究》“序”（段德智），人民出版社，2007年。正是這一三重本性的自然概念，使得阿奎那置身在了一個更寬廣的思想平臺之上。

當然，運用涵攝理性和實在、認識與本性的自然概念作為建造神學體系的基礎，在阿奎那之前也不乏其人。公元9世紀的愛留根納就曾作出了這樣的嘗試。他借鑒新柏拉圖主義的辯證法――區分和分析的方法，以“自然”概念為核心建構起了一個涵蓋“存在”和“非存在”領域的思想體系，認為自然包括了創世的上帝以及被造的原型理念和可感世界，在其中辯證法既是整個自然運動的方式，也是人們認識自然的方式。愛留根納通過自然概念將神的世界和物質世界整合為一個統一體，認為它們都遵循辯證的運動方式――從自然Ⅰ（作為原因的上帝）到自然Ⅱ（原型理念）再到自然Ⅲ（可感世界）的下行運動以及從自然Ⅲ（可感世界）到自然Ⅱ（原型理念）最終回歸到自然Ⅳ（作為目的的上帝）的上行運動，實際上是試圖在自然本性的意義上建立起神圣世界和可感世界間可通達的一致性關系，以此來肯定包括人類在內的可感世界在神學體系建構中所具有的本體價值和認識價值。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4～217頁。

如果說愛留根納是通過一個無所不包的最高哲學概念“自然”來表達他對神的本性和世界本性之間關聯性的認可的話，那么阿奎那則主要是在他對哲學家職責的界定以及對“神圣學說”的建構中來闡明他的看法的。也就是說，阿奎那并不希望通過某一個最高的哲學或神學概念來整合神、人和世界間的關系，而是把自然作為他的神學體系建構中的一個基本維度來申明他的立場。在他看來，來自于人和世界本性的自然之光，在認識“神圣真理”上具有一定的可能性與合理性，雖然人類依賴自然之光的探究可能是一個長期艱苦的過程且易于混雜有眾多的謬誤和詭辯，St. Thomas Aquinas， Summa Contra Gentiles， BookⅠ， ch.4.但他相信“恩典并不取消自然，而是成全自然”，自然（理性）在對“神圣真理”的認識和理解方面能夠提供有用的幫助。S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la， Q. 1， a. 8.應該說，阿奎那對世界自然（本性）之神學意義的肯定，不僅源于他自身試圖一直保持的神學理性傳統，更源于他對亞里士多德思想始終不渝的推崇。例如，在阿奎那的《神學大全》和《反異教大全》等著作中，“the Philosopher”專指亞里士多德，并把亞里士多德的看法作為一種原則和權威來引用。

正是在對亞里士多德著作的細致解讀中，阿奎那充分地領會到了“自然”的意義，把握到了自然（理性）的認識價值以及自然（本性）的論證價值。這種理解和把握為阿奎那在神學論證中走向外部世界提供了合理的思想支撐，使其能夠在更深廣的論域中建構以宇宙論證明為核心的自然神學體系。因此，在阿奎那的宇宙論證明中，包含著一種形而上學原則，一種在他看來支配所有實在運動的因果關系原則。他在《反異教大全》中通過活動主體（operator）的兩種活動（或運作）表達了他對這一原則的看法。在他看來，一個活動主體的內在活動（第一種活動類型）是其自身的圓滿完成，它超越自身達于外部對象的活動（第二種活動類型）則是被造事物的圓滿完成，因而“第一種活動類型就是第二種活動類型的基礎，并且在本性上先于第二種類型，正如原因先于結果那樣”。St. Thomas Aquinas， Summa Contra Gentiles， BookⅡ，ch.1.世界正是通過這種方式，建立起了與上帝的存在論關系。

阿奎那認為，根據因果關系原則，“每個結果都依賴于它的原因，如果結果存在，那么原因必然先于它而存在的”，S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la， Q. 2， a. 2.我們可以通過被造世界的基本特征，諸如萬物的運動特性、動力因特性、可能性與必然性關系、事物的完善性等級和目的性指向等，來推論出作為世界萬物原因――不動的推動者、必然存在者、終極動力因、最高完善者和目的因等――的存在。阿奎那把這種作為世界和宇宙最終根源與最初原因的不動推動者和必然存在者稱之為上帝。他的以上帝為最終指向的宇宙論論證，不僅包含著以信仰為內在原則的神學思維，而且也體現了他對自然世界在神學本體論意義上的肯定，相信世界的運行符合某種邏輯規則并在本性上與上帝具有一種可通達的關系。

篇9

【內容提要】20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方家庭史研究的重心經歷了從家庭結構到家庭關系的轉變，并一度形成了近代早期家庭親屬關系的“松散”說和“淡漠”說。晚近有關英國近代早期家庭關系研究的新成果對此做出了重要修正，重新肯定家庭親情關愛和親屬支持網在近代社會轉型中的地位和作用。文章從互惠理論與親子關系、社會資本與親屬關系兩方面進行了述評，強調這種新取向對于深化英國早期現代化特征認識的意義。

【英文摘要】Since the second part of the 20th century，there has been a shift in the res earch field of western family history，concerning from the family structure t o the family relationship.Once in this trend，family relationship in early mo dern England was featured by historians in terms of“loose”and“shallowness ”.Recent research suggests that，this view is no longer sustainable，and that the emotional relation and kinship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transit ion to modern society.This article，by studying reciprocity theory and parent -child nexus as well as social capital and kinship，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 ce of this new approach for a further analysis to the early modernization in English society.

【關 鍵 詞】英國/近代早期/家庭關系/family relationship/early modern/England

【 正 文】

家庭史作為西方社會史的一個分支，近年來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成果。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方面，是關于家庭親屬關系的研究。本文擬就成果比較突出的近代早期英國家庭關系問題略作述評，以期對西歐近代社會轉型中家庭關系的變動加深認識。

一、從家庭結構到家庭關系研究

西方家庭史研究的重大突破，首先來自于家庭結構的重建。1964年成立的劍橋大學“人口與社會結構史研究組”，利用計算機處理教區登記簿中的數據，又結合“家庭重建法”予以分析，最終著成了《英格蘭人口史，1541—1871年》(1981)這樣研究人口史與家庭史的權威著作。1969年研究組籌備的家庭史國際學術會議召開，會后出版了名為《歷史上的戶與家》(1972)的論文集，推動了家庭史學科的發展。

研究家庭人口和家庭規模，是重構歷史上家庭結構的前提。工業化之前英國家庭結構的類型及其與歐洲其他地區的差異，是史家們研究的主題。針對法國社會學家弗雷德里克·勒普萊(1806—1882)有關“主干式家庭”(主要為父母與已婚子女及其后代)向“核心型家庭”(父母與未婚子女)過渡是工業化產物的假說[1](第22頁)，以拉斯萊特(Peter Laslett)為首的劍橋人口組進行了詳實的驗證，破除了近代早期的大家庭“神話”。據研究，英國16世紀家庭的平均規模為4.5人，17、18到19世紀的平均規模則維持在大約4.75人的水平，主干式擴展型家庭并不占主導地位，人口結構相對簡單的核心家庭在工業化之前的幾百年里早已存在。這種研究類型也被稱為“人口學的家庭史”，其包含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家庭人口規模等要素，與歷史人口學的關聯十分緊密，是整個家庭史研究的重要基礎層面。

自20世紀80年代起，繼家庭結構研究之后，家庭關系成為西方家庭史家關注的主要領域。麥克法倫(Alan Macfarlane)指出，長期以來，人類學家一直將家庭親屬關系作為了解社會的核心問題，但是歷史學家對此的反映卻顯得遲鈍。賴特森(Keith Wrightson)更尖銳指出，史家對這方面的問題知之甚少，“幾乎尚未揭開它的表層”，然而“最終將證明它比原先的家庭結構問題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2](P.39)。家庭演變與西歐社會近代轉型和工業化進程的關系尤其引起史家的濃厚興趣。古迪(Jack Goody)為此發問：“家庭與天主教會的內外改革，以及與資本主義成長和工業社會的來臨是什么關系?這個問題具有世界意義。因為吸引了馬克思、韋伯和其他無數人的知識想象力的問題——‘西方的興起’，與‘西方獨特性’是緊密相關的。……在早先的家庭、親屬關系和婚姻中，確實存在著一些被視為近代世界特征的有利于流動、積累、承認男女雙方家系、愛情和個人主義的方面嗎?它們是否為歐洲、西歐、西北歐甚至英國所獨有?”[3](P.1)將家庭關系與社會變遷聯系起來考察，構成了新家庭史研究的一個顯著特征。這種寓社會微觀細胞(家庭)于社會宏觀環境的研究取向，使家庭關系研究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

由于英國近代早期核心家庭地位得到確認，有關這一時期特別是16、17世紀的家庭親屬關系研究，最初強調的是它的淡漠性。麥克法倫通過對埃塞克斯郡約曼農背景的牧師拉爾夫·喬塞林(Ralph Josselin)所存日記(1641—1683年)的研究，認為近代早期英國的親屬關系十分微弱。賴特森以1500年至1700年該郡特林村(Terling)為研究對象，得出了相似的結論[4](P.332)。麥克法倫和賴特森的成果在西方家庭史學中影響頗大，一時成為史學界的主流觀點。斯通(Lawrence Stone)也認為，“對于近代早期家庭的松散性，怎樣強調也不會過分，無論從夫妻關系還是從父母與子女關系來說都是如此”[5](P.66)。他對這種“情感個人主義”做了動態的歷史分析，認為16世紀和17世紀早期英國家庭處于普遍的隔膜、控制和屈從的心理氛圍之中，形成“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局面。17世紀晚期和18世紀早期以后，人們開始認識到追求個人幸福是正當的，同時也應尊重他人的幸福權利，這是市場經濟興起和人口流動加速的結果。人們按市場規則處理人際關系，將經濟權利從社會義務中剝離出來，形成“不與人分享的個人主義”(posse

【關 鍵 詞】ive inpidualism)[5](P.172—173)。總之，從核心家庭和個人主義傳統兩項基本前提出發，結合宗教改革、近代民族國家形成和市場經濟發展等社會變遷的影響，西方史家一度認為近代早期的家庭親屬關系受到嚴重削弱。父母與子女之間、核心家庭與親緣群體之間，其情感聯系和義務關系正趨向弱化或消解，代之而起的是更加算計和利己的社會道德觀念和行為方式[6](web，P.1)。

二、互惠與親子關系

時至20世紀90年代，英國家庭關系史研究出現了新的發展取向，從以往強調個人主義轉而重新肯定家庭親情和親屬網絡在社會轉型中的積極作用。從學術背景看，一方面教區檔案、日記、信件、遺囑、葬禮布道和法庭證詞等文獻得到更為廣泛細致的搜集考察；另一方面學科交叉的勢頭進一步增強，尤其是經濟人類學的互惠理論和社會學的社會資本理論滲透到史學領域，為家庭史研究提供了新視角和新路徑。進入21世紀后，家庭關系研究的新成果仍不斷涌現，人們只要瀏覽一下這方面的學術刊物，如《家庭史雜志》、《家庭史》、《社會史雜志》、《跨學科歷史雜志》，就可以感受到撲面而來的新鮮學術氣息。

首先應當提到的是互惠理論在家庭親子關系研究的運用。在這方面已經取得突出成果的是斯坦福大學博士、以色列女史家本·阿莫斯(Ilana Krausman Ben—Amos)。新舊世紀之交，她先后發表了專著《近代早期英國的青少年和年輕人》(1994)、論文《禮物與關愛：近代早期英國的非正式支持》(2000)和《互惠界定：近代早期英國的父母與子女》(2000)，用豐富的史料，生動敘述了近代早期社會轉型階段英國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雙向照應和相互幫助，特別是父母對子女在青少年階段外出服傭和學徒期間的深情關愛以及成年子女對老年父母的照料回報。

互惠理論屬于經濟人類學范疇，1944年美籍匈牙利猶太學者卡爾·波拉尼出版《大轉變》一書，正式奠定了互惠理論的學術基礎和分析框架。所謂“互惠”，是一種與“再分配”和“市場交換”相對應的經濟交換形式。這種個體化的交換發生于以血緣和伙伴關系結成的共同體中。它多表現為以“禮物”為媒介的義務性“贈予”關系。它并不局限于物質和服務的提供，更是一種廣義的互助關系[7](第88頁)。過去人們往往將互惠理論視為分析傳統社會和落后民族交往關系的工具，如今西方學者對此已形成新的認識：“波拉尼沒有把他的概念限定于經濟組織的任何特定形式；事實上，他的概念框架，在覆蓋了人類社會中所有已知的經濟類型的意義上，是真正跨文化的。”[7](第83頁)

本·阿莫斯正是以這種視角來進行近代早期英國家庭親子關系研究的。作為現代化進程的先行國，英國近代早期新舊社會矛盾相互交織，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錯綜復雜，家庭、親屬、鄰里、社區都面臨著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的考驗。家庭親屬關系中最核心部分是父母與子女的親子關系，其狀況如何，關系到家庭適應社會變遷能力的強弱[8](P.316)。本·阿莫斯認為，16至18世紀英國家庭的親子關系并不冷漠，這種關系“更多依靠延伸到人生全過程的互惠性聯系和交換來維持”[6](web，P.5)。親子間的相互支持既有物質形式的“禮物”贈予和回報，如食品、衣物和錢款；也包括非物質性的情感交流、社會聲譽、信息提供、人際關系。父母與子女的互惠是一種雙向的“禮物”交換，但兩者并非對等，屬于互惠類型中的“概化互惠”，即不計較價值等量因素的互惠[7](第264頁)。父母的幫助大于子女的回報，子女的回報還因種種因素的制約而具有某種時間上的滯后性。但是，子女的回報在父母生涯的節骨眼上起著重要作用，如對年邁、患病、喪偶父母的幫助。從本質上看，這是一種“報之以情”(reciprocate with affection)的支持。盡管大部分成年子女另立新家，與父母并不同居一所，然而從日記、自傳、法庭證詞等材料中仍然看到子女照顧父母的頻繁程度。他們中不少人在父母患病時予以照料，在雙親受到社區成員侵擾時前來保護和進行上訴，在日常勞動中給予幫助。18世紀蘭開夏的約曼農詹姆士·弗雷特韋爾及其兄弟輪流伺候病中的父親，陪同父親找醫生看病，為了父親康復尋求多種治療辦法。雖然當時英國家庭的主流結構為核心家庭，但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情況在鄉村地區仍非鮮見。18世紀埃塞克斯一個教區50歲以上的貧困婦女中，有一半人生活在與已婚女兒組成的擴展式家庭里。這些女兒為陷入困境的母親提供了一種“安全網”(safety net)，猶如自己年輕時父母為她們提供的一樣[6](web，P.5)。

中世紀晚期至近代早期，西歐流行一種讓子女從少年起到他人家庭擔任仆傭和學徒的做法。拉斯萊特為此創造出一個專門的歷史術語“立身期仆人”(life-cycle servant)。這里的“仆傭”不僅指從事家務勞動的傭人(domestic servant)，也包含從事農業勞動的青少年傭工(farm servant)[9](P.2)。前文提到的拉爾夫·喬塞林就分別安排長子和2個女兒到倫敦學徒和充當女仆，3個孩子離家時的年齡僅有15、14和13歲[10](第53頁)。16世紀至19世紀中葉，英國1/3的家庭擁有仆人，近一半的農民家庭和大約1/4的商人、手工匠人的家里有同住的家仆和學徒[5](P.28、P.84)。西方史家對于這種讓子女少小離家的做法歷來有各種評價，有的認為利于培養青少年獨立謀生能力，有的則認為是緩解家庭經濟困難的一種策略。然而在削弱父母與子女情感這一點上，大多數史家卻容易形成共識。近來這種看法得到修正。本·阿莫斯認為，“立身期服務顯然是對父母家庭的補充而不是替代。……與父母的關系仍然超過所有其他聯系。”[9](P.165)盡管子女少小離家，父母卻高度關注他們的成長過程和生活狀況，給予各種幫助和安慰。父母親情非但沒有因此而被割斷，反而因親子生活空間的分隔而變得更為深厚。

歸納起來，父母對“立身期”子女的親情關愛大體有如下方面：首先是為子女出外服傭學徒選擇合適的去處。少小離家闖世界畢竟是子女人生道路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父母并不是隨便把他們打發出去，而是選擇適合他們勞動學藝的場所，許多遺存的子女日記或自傳都反映了這種情況。17世紀30年代生于威爾士北部小農家庭的理查德·戴維斯回憶，14歲時父親打算送他到商店當學徒，為了慎重起見，父親先讓他到一家店主那里做些體驗，看看是否適合自己的職業興趣，同時也觀察一下老板的為人。當他覺得情況不理想時便返回家中，隨后家里又用同樣方式，最終確定了一名制毯匠作為他的師傅[9](P.63)。本·阿莫斯以此例說明，在送子女外出學藝的過程中，父母一般盡量考慮子女本人的愿望和意見。其次，父母對學徒服傭期的子女提供各種物質幫助。倫敦印刷業學徒約翰·科克斯在日記中記載，1703年4月其母前來探望他時，不僅帶來了手套、鞋帽和一些書籍，還有存放在姑媽家供他平時花銷的錢款[9](P.162)。再次，在子女遭遇疾病、師傅的不公正待遇等困難時，父母及時給予照料幫助，有時甚至為此訴諸法律，以保護子女應有的利益。子女患病，父母一般都將孩子帶回家中治療，直到他們康復為止，這種例子在史料中比比皆是[9](P.162-163)。1620年英國大法官廳(Chancery Court)的一起訟案，是赫勒福德郡一家長起訴其子的師傅，理由是該師傅沒有善待徒弟，致使父親“天天牽掛兒子的下落”[9](P.161)。可見，為了保護子女學徒期間不受師傅欺壓，父母不惜與師傅對簿公堂。誠然，大多數家長不會采用這種極端做法，而更多以合同方式予以制約。家長在學徒合同訂立時交納培養金，師傅違約則應退還。1616年布里斯托爾鞋匠理查德·里什貝接納羅伯特·懷特為徒，雙方訂立的合同規定，師傅里什貝若在2年內趕走學徒，或因自己失職造成學徒逃亡，則應將3鎊培養金全部退還對方。還有一些人訂約時采用雙合同書形式，一份合同保證學徒的“盡職和誠實”，另一份合同保證學徒的“安全和利益”[9](P.103)。

互惠關系在學徒期子女一方也體現得比較充分。學徒的工資自然是微薄的，但他們中不少人仍盡力貼補家用。愛德華·巴洛起初還無力支援家庭，但到學徒期最后一年自己經濟狀況稍有改善時，便立即設法幫助負債的父母以及家大口闊、多達6個孩子的兄長，按人頭捎給他們每人20先令。這種體現家庭義務感和責任感的案例并非孤證。弗雷德·基欽當學徒時年僅14歲，就已將所得的工資匯給母親。學徒約瑟夫·邁耶特也把全部工資轉給貧窮的父親[9](P.223—224)。許多仆傭和學徒的住所離家不遠，農業傭工離家的距離一般幾里左右。城市中的學徒也大多家在城內或附近鄉村，17世紀布里斯托爾這類學徒人數約占全市學徒總數的一半[9](P.161)。因此，他們經常利用節假日回家探視父母。

過去家庭史家認為，只有當近代學校教育取代學徒制、青少年子女重歸家庭，他們與父母的情感關系才得到恢復和保證，親子關系才發生歷史性轉化，家庭才從一個“道德和社會單位”轉變為“感情單位”。本·阿莫斯運用互惠理論對英國仆傭和學徒制條件下家庭親子關系的研究，引發了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重新思考。如上所述，由于近代轉型期英國家庭結構以父母與未婚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為主，子女“立身期”在親子關系中占有相當大的時間比例。據本·阿莫斯研究，中下層家庭子女在外當仆傭學徒的立身期年齡大約在15—24歲之間[9](P.2)；又據斯通估計，他們離家時的年齡一般在10—17歲之間[5](P.84)。因此，盡管個人情況互有差異，但從整體上看，當時英國青少年大多數人在核心家庭結構中與父母一起生活的時間較短。一旦成婚，子女多另擇新居，與父母的關系已超出核心家庭范圍。研究這一時期父母與子女的親情關系，一直是探討整個家庭關系的重要課題。“情感淡漠說”正是以此為立論的主要依據，也易于造成人們的錯覺。新研究深入發掘史料，運用互惠理論予以包括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兩個層面在內的雙向互動式透視，修正了以往的成說，體現了家庭親情在英國近代社會轉型中所具有的積極作用。盲目夸大個人利己主義對家庭關系的影響與歷史事實并不相符。

三、社會資本與親屬關系

社會資本是西方社會學界新近使用的資本概念。與以往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含義不同，“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組織的特征，諸如信任、規范以及網絡，它們能夠通過促進合作行為來提高社會的效率。”[11](第195頁)社會資本概念的形成經歷了一個諸多學者參與的過程，做出主要貢獻的有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美國社會學家詹姆斯·科爾曼(James S Coleman)和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等人。1980年，布迪厄在《社會科學研究》雜志上正式提出“社會資本”的概念。1990年科爾曼的《社會理論的基礎》一書發表，對社會資本做了理論上的界定和系統分析。帕特南于1993年出版的專著《使民主運轉起來》，使社會資本概念在西方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諸多領域引起廣泛關注，引發了長期熱烈的討論。有感于西方社會特別是美國個人主義的原子化狀態造成的社會資本衰落，羅伯特·帕特南花費20多年時間，對意大利地方行政區的社會狀況做了長期的實地追蹤考察。研究結果表明，在意大利北部地區，社區成員之間具有較高水平的相互信任和合作，經濟發展水平也較高，“長期存在的社會資本優勢是這一成功的部分原因”；南部地區的情況恰好相反，社區成員之間普遍缺乏信任感和群體感，“誰相信別人誰該死”、“人人為自己，人人騙人人”是當地長期流行的社會觀念[11](第167頁)，社會資本的嚴重短缺加深了經濟的落后和社會秩序的動蕩。為此，他得出了這樣的研究結論：“建立社會資本并非易事，然而，它卻是使民主得以運轉的關鍵因素。”[11](第217頁)

盡管社會資本研究首先著重的是當代社會，但其研究過程中也不乏歷史的考察。羅伯特·普特南在《使民主運轉起來》中就有專章“追溯公民共同體之源”，對意大利中世紀的公共生活遺產進行了細致的回顧，認為：“社會環境和歷史深刻地影響著制度的有效性。一個地區的歷史土壤肥沃，那里的人們從傳統中汲取的營養就越多；而如果歷史的養分貧瘠，新制度就會受挫。”[11](第214頁)這種研究特點自然會引起史學界的興趣。繼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之后，西方史家對社會資本問題也做出了自己的反應。1997年12月，哈佛大學舉辦了名為“社會資本的范式：比較視野下的穩定與變革”的史學討論會。1999年，麻省理工學院主辦的《跨學科歷史雜志》開辟專輯，發表哈佛討論會的代表性論文和其他有關社會資本的專題論文。論文涉及的歷史課題廣泛，包括意大利市民社會的歷史起源、英國中古晚期至近代早期社會資本的多樣性、西歐早期工業革命中的社會資本、英屬北美殖民地的社會資本、19世紀下半葉美國的婦女俱樂部、20世紀澳大利亞的婦女自愿團體等等。受社會資本理論研究的影響，史家們特別關注“信任”、“規范(互惠規范)”和“網絡”(社會網絡)這三個社會資本內涵的基本要素。其中，又以對歷史上特別是社會變動時期社會支持網絡的狀況抱有興趣。“社會網絡是一定范圍的個人之間相對穩定的社會關系。個人的社會支持網就是指個人能藉以獲得各種資源支持(如金錢、情感、友誼等)的社會網絡。通過社會支持網絡的幫助，人們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和危機，并維持日常生活的正常運行。”[12](第76頁)親屬關系是社會支持網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也是社會資本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教授麥金托什(Marjorie K McIntosh)指出，在近代早期的歐洲，由親屬、鄰里、同行、朋友關系構成的非正式支持網絡(即非官方、非制度性的民間支持網絡——筆者注)，通過廣泛的自助和互助，能夠積累可觀的社會資本，對于下層勞動者克服生活困境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13](P.466)。本·阿莫斯也針對這一時期強調：“英國家庭體系中親屬義務的弱化被嚴重夸大了。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與居住單位以外的親屬關系比迄今想象的意義要大得多。尤其在生命歷程的關鍵時刻和動蕩的社會經濟條件下，親屬顯然被動員起來作為依靠。”[6](web，P.6)

事實上，早在哈佛討論會之前的80年代下半期，已有學者從社會支持網的角度重新審視近代早期英國的親屬關系，美國加州大學長灘分校教授戴維·克雷西(David Cressy)即為其中的代表人物。1986年，他在英國著名歷史刊物《過去與現在》發表題為《英國近代早期的親屬關系與親屬互動》的專文，否定了麥克法倫和賴特森的親屬網絡“松散”說。他指出，“英國的親屬體系是重要的、多功能的和容量廣泛的體系，而不是狹小、淡漠和局限性強的體系”[2](P.53)。它比人們通常認為的要更具活力和效能。90年代以來迄新世紀初，又有更多的史家論及這一問題，對克雷西的研究予以深化和擴展。他們述及的內容，大體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對近代早期英國諸社會群體的親屬關系進行分類剖析，以求最終從整體上認識親屬關系的社會全貌。二是從社會轉型的時代背景出發，探究此期英國親屬關系的主要特點。

社會群體親屬關系的考察涉及鄉紳、商人、約曼、英國赴北美的移民、學徒仆傭以及國內由鄉村流向城市的移民。鄉紳是一個十分重視世系和親屬關系的群體，他們期望憑借親屬交往獲取社會利益和政治利益。在約克郡鄉村地區，鄉紳中普遍流行著這樣的看法：“不管血緣紐帶如何脆弱，它們都包含著特定的義務和忠誠，氏族團結在正規社會交往和公共生活中是一項重要因素。”[2](P.49)1617—1618年蘭開夏郡鄉紳尼古拉斯·阿什頓的日記顯示，此間他所會來客中，親屬比例多達30%。在鄉紳以下的社會成員中，約曼農的親屬關系也很密切。約克郡約曼農亞當·艾爾與鄰里、朋友和社會團體都有廣泛交往，但并未因此而與自己的親屬疏遠。從他1647年的日記中可以看到，艾爾與同輩堂(表)兄弟姐妹及其他親屬之間交往頗為頻繁，既有貨幣借支、通信、打板球、進餐聚會，也有徹夜長談和結伴旅行[2](P.50)。同樣，17世紀劍橋郡約曼農中也存在著關系密切的親屬網，奧威爾地區約翰森家族和巴特勒家族的上下輩親屬成員共同參與土地繼承和遺囑旁證等重要事宜。

市場經濟的興起伴隨著商人活動的日趨活躍。資金、原料、運輸、分發是這一時期商業活動的基本要素。由于市場體系尚不完備，商業交易往往優先考慮親屬關系，商人依靠自己熟悉的親屬關系建立貿易網絡。倫敦一名麥芽商人采購的大麥來自家鄉埃塞克斯郡，提供原料的全部是當地同輩或下輩的農民親屬。這種做法在倫敦、波士頓等商業中心十分流行。親屬的忠誠守職增強了商業活動中彼此的信任感。1592年，埃塞克斯郡博克斯德一名呢絨商訂立遺囑，將自己在科爾徹斯特的房產分給表兄瑟斯頓的長子繼承，原因是瑟斯頓在他的商業事務中盡心盡力[2](P.51)。親屬網的支持促進了商業網的擴大，成為聯系城鄉和溝通地方與商業都市的積極因素。近代早期正值英國擴大海外貿易時期，大批商人組建各類貿易公司。與國內貿易相比，海外貿易無疑具有更大的風險性，政治、經濟、宗教、外交甚至氣象因素的變動都會極大地影響到貿易的成敗。為降低風險，許多商人寧愿使用親戚作為人或合伙人，以防止內部欺詐行為和離心傾向的發生。格拉斯比指出：“親屬關系成為許多合股公司的基礎。”17世紀30年代利凡特公司的商人都是公司創建者們的孫輩。公司猶如一個家族，親屬網絡在貿易經營中進一步強化。子侄做父輩貿易人的情況極為普遍。在赫斯柯特家族中，吉爾伯特爵士駐守倫敦，薩繆爾被派駐但澤經營與俄羅斯的煙草貿易，喬治、約翰、約瑟夫和威廉則被分別派往加勒比和紐約。威奇家族成員中有3人留在國內，3人駐守土耳其，1人駐守西班牙，另2人分駐東印度和俄羅斯[14](P.90)。

與貿易擴張同步，英國本土人口也大量移民海外，尤其是移往北美。在移民過程中，親屬支持網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新移民往往首先通過書信聯系親屬中的老移民，打聽有關信息和爭取幫助。當他們來到新大陸后，先期移居的親屬又提供更多的具體支持。1635年，移居馬薩諸塞州的倫敦商人羅伯特·基尼，在遺囑中回顧自己對妻舅約翰·曼斯費爾德提供的幫助時說：“在英國我已為他多次盡心，使他從牢里獲釋，替他償付債款，在他窘迫時提供一筆資金供他立業，當他處境危急而又神志迷亂時幫他處理許多棘手的商務；然而當我為他了結這一切后，經不住他姐姐(我的妻子)和她朋友的懇求，我又在他生活拮據時讓他來新英格蘭。我提供路費和償清他部分債務，借給他一筆錢添置衣著和其他航行必需品。多年來我一直使他衣食無虞。”[2](P.48)國內鄉村人口向城市移民的困難雖然小于海外，但畢竟置身于新的陌生環境，親屬的幫助亦屬珍貴。據估計，16世紀倫敦1/3以上的女性移民是靠市內親戚的幫助落腳該市的[6](web，P.7)。貧困人家的年輕人來到倫敦，一開始往往衣食無著，難以迅速立業，他們中一些人住在親屬家中達數月之久，直到謀得生計。學徒和仆傭的情況也相類似。

近代社會轉型是現代化進程的早期階段，它不但引起了社會結構、經濟關系和思想觀念的大變動，也帶來了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新的市場經濟觀念萌生滋長，競爭意識和謀利精神日益滲透到社會生活之中，社會流動空前加速，社會財富的顯著增長與社會成員的貧富分化并行不悖，社會控制與社會穩定問題以新的形式和內涵呈現在人們面前。近代早期英國都鐸女王伊麗莎白一世頒布的濟貧法，試圖以官方和制度形式規范社會秩序，給予社會弱勢群體以安身立命的低度保障，避免社會的急劇動蕩。這種社會支持形式，被當代社會學家歸入“正式支持”(formal support)類型。與之相對的另類形式，則稱為“非正式支持”(informal support)，包括民間范圍的家庭、親屬、鄰里、社區的自助和互助。兩者在近代早期英國社會的作用孰輕孰重、孰優孰劣、孰主孰次，已成為史家們討論的話題[15](P.172)。正式支持或稱官方支持的歷史研究，由老濟貧法到新濟貧法，再到社會立法和福利國家，早有多種著述問世。非正式支持或稱民間支持的研究，近年來受到史家的高度重視，諸如慈善事業和自愿團體的專題研究，也有明顯進展。家庭親屬關系尤其是成員之間的互惠關愛，是非正式支持范疇中的組成部分，其研究關系到一個富有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問題：親情在近代社會轉型中占有何種地位。正是在這一關節點上，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家庭關系史研究新取向具有不容忽視的學術價值和發展前景。轉貼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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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阿爾瓦羅•西扎；伽利遜當代藝術中心

[abstract] this article through to alvaro alvaro siza and their works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contemporary art center was introduc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look at alvaro siza and his works; To seek the building indigenous culture and the world building development in steps in the mainstream, is an inspiration to the architect.

[keywords]alvaro siza; The contemporary art center of the Hudson

中圖分類號： J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在全球化的今天，當今世界崇尚回歸歷史、建筑強調與周圍環境及問脈的關聯性。引發我們對現代建筑的反思和進一步探索。

基于此，本文對伽利遜當代藝術中心的分析解讀具有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當我們閱讀伽利遜當代藝術中心時，建筑簡潔的體量的塑造、當地材料的運用我們意識到人——建筑——歷史共生的有機模式。

二、伽利遜當代藝術中心產生的歷史背景 ：

伽利遜當代藝術中心的生成，具有偶然性和必然性的雙重因素。偶然性是建筑基地所處的環境及位置，必然性是伽利遜當代藝術中心所處的現代建筑發展時期。20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70年代占統治地位的是現代主義建筑。現代主義建筑的基礎理論是建立在十九世紀科學、哲學及烏托邦的幻想之上的。而今天這種幻想失去了支持，傳統的功能與令人愉悅的形式已經不合適了。因為信息與交往技術戲劇化地扭曲了現實。看慣了清一色的無標志性的現代建筑根植于各大城市，毫無歷史文脈可尋。于是人們開始呼吁地方性、本土化的建筑。葡萄牙建筑師阿爾瓦羅•西扎的設計就是根植于葡萄牙本土的文化背景，結合現代主義建筑的精髓。著眼于對建筑的本體問題（建筑與基地的關系、空間與使用、光線、材料與細部等）的冷靜思考，開發出一種自然而真實的地區性建筑語言。伽利遜當代藝術中心就是最好的例證。

三、分析伽利遜當代藝術中心：

項目概況：

伽利遜當代藝術中心建于1988—1993年，地處于圣迭戈舊城區的一個復雜的三角形歷史地段，教堂、鐘樓、花崗石墻是這座中世紀城給人留下的基本印象。

1、 設計理念：

設計始于對場地的深刻體驗，西扎感到伽利遜當代藝術中心與城市策略不僅要建立起與修道院的密切關系，而且應當通過建筑的精確介入將這個環境惡化的宗教區統合起來，并恢復其秩序性。通過對城市街道、廣場的主導肌理和建筑的典型比例的深入思考西扎提出了穩重而恰如其分的解決方案。一組比例各異的矩形體量穿插并置于近似三角形的基地中，既界定著街道的界面又嵌入了城市的肌理。坡道、踏步、平臺的精心組織既回應著起伏的街道又形成了逐漸升起且不易察覺的空間引導，灰色花崗巖覆面的堅硬體量，反映了場所的形式主題——封閉、冰冷．與周圍的建筑、街道共同描述了康波斯特拉特有的歷史凝重感。

2、 場地布置：

基地東面緊鄰建于17世紀的圣東•多明戈•德•波拿瓦修道院，北面是修道院的臺地花園，西側為維里•英克林街所限定。伽利遜當代藝術中心的主入口放在基地的南側，與修道院的陰角入口正好相對。同時，阿爾瓦羅•西扎將修道院入口的陰角關系進行轉換，變成兩個相交錯的L形體塊沿南北縱深方向布置，以此來控制整體布局的結構關系。以這種方式，建筑整合了進入修道院的入口空間以及周邊凌亂的花園，從而也確立了自己的空間定位，并與周邊的建筑及其環境產生對話。

3、 平面組合：

L形的演變生成：兩個相交錯的L型體量在建筑中央產生一個三角形空間，它是主要的交通樞紐。無論內外，一條純粹的線被強調出來——三角形的長邊聯系著的一條長廊。這條位于中央的廊道是建筑布局的控制要素之一。在底層，廊道的南面與門廳、休息廳、咖啡廳等相連，北面則將臨時展廳與演講廳分為東、西兩部分。在二層，中央廊道將永久展廳與辦公室、資料室分開,兩者都成線性要素排列，控制著建筑的邊界。除地上的兩層的空間外，在地下室中布置了其余的展覽空間和服務設施。而在屋頂平臺上，還設置了一個雕塑庭院。

古典建筑美比例：學帕拉迪奧提出“最美的空間是正方形，其次是平行四邊形和橢圓形”的古典形式美的規律，在《建筑形式美的原則》一書中也有關于1/1、1/1.4、1/1.6、1/2的完美空間比例的論述。剖析伽利遜當代藝術中心主要房間的空間比例，發現許多吻合古典建筑美學的數字關系。

4、 功能流線：

通過對坡道、踏步、平臺的精心組織，形成逐漸升起的“之”字型路線既使場地的地形特征得以表達和延續，又形成了饒有趣味的空間引導。

沿街立面上的洞口與坡道將參觀者引至高于街面的入口平臺，在這里，建筑的南端好像被懸起，留下一個水平逢，透過它，可以看到修道院前的小路、臺階。美術館的敞向二層高的三角形中庭。中庭的斜上方開有天窗，引進撲朔迷離的光線。門廳的北面通向講演廳的前廳，講演廳與前廳之間以坡道聯系。由中庭往東經中央廊道，參觀者可下到臨時展廳。廊道兩端的樓梯則將人們帶到上層的永久收藏品展廳。參觀流線在屋頂雕塑平臺達到，在那里，令一個坡道將人們引至高于女兒墻的一個平臺上，一副城市的全景圖便映入眼簾。

5、 內部空間：

至于內部空間．與以往一樣，空間的界面似乎總呈被有意無意的傾斜或劈削自然光從墻體上被撕開的裂縫或洞口襲入室內，窗戶的設置總能照顧到與周圍環境的視線聯系。而固定于地面的大理石或木制家具暗示著空間的二次劃分明亮、寧靜的室內空間為藝術活動創造了良好的空間氛圍。簡潔大放，白色的內部，簡單的裝修，局部的開窗，隱藏著若隱若現的光源及安全形式，使得建筑達到西扎追求的靜謐感——安靜并且沉穩。通過吊頂的使用，使得外部臨界在內部得以延續。

內

6、 造型的處理：

體量分析：與平面相呼應，體量采用一種化零為整的處理方法：美術中心的外形基本上是兩個L形體塊組合而成，它們在端部適度叉開，以便與場地相契合。建筑的主體長方形體量與周邊建筑成角度布置，雖沒有任何細部的模仿，卻與相鄰建筑相協調。第二個矩形體量跨座于坡道、平臺構成的建筑基地之上，嚴格平行于街道的界面。兩個矩形體量成角度碰撞之后所遺留下的三角形空間設有通高的天光照明．成為整個建筑內在的廣場。這些形體精雕細琢，具有強烈的雕塑感。中心的臨街立面被切下一塊體量，形成一個大致的水平的深口。它暗示了門的意向。洞口的上沿呈一個古怪的傾角，實際上，它與下部的坡道構成影像關系。建筑的南端墻好像被懸起，留下一個水平縫，可看到修道院門前的小路、臺階等。（圖10-圖12）

柯布的影響：為更明晰的解釋伽利遜當代藝術中心造型處理，我們選擇與柯布的薩伏伊別墅進行對比說明。可以看到西扎對薩伏伊住宅的理解延續到的他的伽利遜當代藝術中心中，比較二者的立面造型處理，可以看到驚人的相似。在伽利遜當代藝術中心中，連續水平窗的尺寸及位置都加以精心控制，使室內外空間得到視覺上的聯系；而坡道不僅旱聯系不同水平面的媒介，而且成為西扎處理地形、組織流線的重要元素，成為入口的標志。

7、 材質：

西扎的設計一般都運用當地的材質，即經濟又方便，伽利遜當代藝術中心亦如此，它運用當地的傳統材質——花崗巖。它不同于單調的、柏拉圖式的國際式建筑模式。這種材質的運用不但使建筑增添了一份厚重的體量感，而且還有利于使建筑融入這里的紀念性教會特征的城市尺度中。在材質的選擇上，注重了顏色的變化，不但表現一個清晰易辨的形象，還與周圍老建筑的滄桑感形成呼應。

四、結語

西扎說過．他的建筑要建造對城市生活的支持。于是．加利西亞現代藝術中心并沒有將自身完全封閉．成為與鬧市隔離的象牙塔．恰恰相反，其對于城市生活的渴望和追求使其在融入場所的同時．也為場所注入了新的活力。當福爾諾斯教區中心和加利西亞現代藝術中心的建筑形象漸漸在城市的背景中隱沒的時候，遺留下的只呈場所中的光、氣、空間、人以及發生于其間的活動和事。

參考文獻：1、《時代建筑》 2002 蔡凱臻 《建筑的場所精神》

2、《展覽建筑》 程世丹 武漢工業大學出版社

3、《世界建筑大師的思想和作品》 淵上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