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落的歷史文化意義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古村落的歷史文化意義，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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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古村落 保護 解決對策

中圖分類號：K9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5）11-0324-01

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活動在各地的迅速開展，古村落保護和開發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和關注，在這經濟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古村落保護面臨怎樣的命運，對它們保護和發展應當探索一條怎樣的路徑，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

一、古村落的現狀

導致古村落破敗的原因有很多。據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開展的普查顯示，我國230萬個村莊，目前依舊保存與自然相融合的村落、代表性民居、經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古村落，已由2005年的5000個銳減到如今的2000至3000個。當前古村落保護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有：

1.沿海發達地區，在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古村落保護現狀令人擔憂。古村落存在的自我空間逐漸消失，而且非常迅速。隨著各地經濟迅速發展，傳統生產方式的改變，現代制造業愈來愈成為各地經濟的支柱產業，城市化步伐不斷加快，逐步蠶食了古村落。

2.無人居住加速古村落破敗。古村落在城鎮化進程中，由于有政府資助，村民大多搬遷到交通便捷、生產生活環境相對優越的城鎮居住，古村落房屋無人居住，加之沒有投入資金維修，導致逐漸殘破。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務工，古村落逐漸空巢化，只剩少數老人和兒童留守，有的已變成了無人村，其中大量文化信息、社會形態隨之消失。

3.靠近城市、有開發價值的城中村面臨全村被拆除，農民住進城市高層住宅，而祠堂、寺廟則被拆除，集中重建，不少古村落從此消失。除了受國家文物法保護的古村落外，所有有價值的歷史建筑遺跡基本消失。就是遠離城鎮的古村落，也因財力和人力的不足，基本也難以保護。

4.古村落文化遺產保護意識不強。由于人們的價值取向不同，不少人把一些珍貴的老民居、古村落視為貧窮落后的象征，隨意毀壞、拆除或買賣，甚至一些農村傳統文化、傳統技藝也被當作封建迷信、雕蟲小技被遺棄。

5.古村落文化遺產安全隱患較多。古村落、古建筑大多是散落鄉間無人識，處于自生自滅的狀態。許多有重要研究價值的古建筑往往缺乏關注和保護，有的逐漸腐朽、坍塌，有的在各種自然災害中造成致命的損傷，有的遭到故意損毀、偷盜、走私等，使一些古村落正在逐步消亡，淡出人們的記憶。

6.古村落保護經費嚴重不足。現在各地對文化遺產的保護越來越重視，文物保護經費也逐年增加，但對面廣大農村古村落來說，卻是杯水車薪，特別是財政較困難的欠發達地區，配套的保護經費難以落實。

如上所述，如果我們不及時轉變觀念，調整思路，片面理解新農村建設，以為新農村建設就是大規模拆除老房子，集中規劃建新房子，就可能給古村落文化遺產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在新農村建設中，我們必須增強古村落保護工作的危機感和緊迫感，牢固樹立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切實保護好老祖宗留下的寶貴文化遺產，避免重蹈城市化進程中對古村落歷史文化破壞的覆轍，探索出一條保護古村落、建設新農村的和諧發展之路。

二、古村落保護的解決對策

在當前農村城鎮化進程中，如何保護古村落及古村落遺留下來的歷史文化積淀，顯得刻不容緩。

1.充分認識古村落保護和建設的重要意義。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是傳統文化的深厚積淀，是本土文化的骨髓，是寶貴的歷史文化資源，加強古村落保護開發利用意義重大。把古村落保護與綜合開發利用相結合，做好規劃完善工作，制定具體工作方案，明確責任，強力推進。有關部門、鎮村及項目業戶要加強配合，形成合力，統籌推進古村落保護進程。做好科學定位、完善規劃，通過多種渠道、多種方式，強化宣傳教育，使廣大干部群眾特別是領導干部充分認識古村落的歷史文化價值和做好保護工作的重要性。各級政府作為古村落保護的管理部門，把保護古村落當做責無旁貸的責任，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建立健全古村落保護機制，激發和提高村民的保護意識，通過宣傳教育，傳授保護知識和方法，讓村民珍惜祖先留下來的寶貴遺產，探索出一條傳統村落文化遺產保護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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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相鄰與相關的大大小小的村落作為一個整體對待，有助于村落人文的相互支持以及歷史記憶的傳承與傳統生命力的保持。相反，一刀切地將所有村落孤立地“保護”起來，難免會走向標本化和景點化。

露天博物館，是把散落鄉野的零散又珍貴的民居收集起來，集中保護與展示，它的意義是將最難保存的人類遺產――歷史民居及生活細節保存下來。

必須強調的是，歷史建筑只有原址保護，才最有價值。當然，如果無法在原地保存，我們不能讓它們“坐以待斃”。在此背景下，采用露天博物館方式集中保護并加以利用，確實是最佳的選擇之一。

目前，我國對傳統村落的保護是采用名錄制，即“名錄保護”，就是將傳統形態完整、遺存豐富、具有較高歷史文化價值的村落，一個個甄選和認定下來，列入名錄，加以保護。這種方式對傳統村落保護來說，無疑是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然而，這種方式是否可以“包打天下”？還有沒有“名錄保護”涉及不到的領域，需要其他方式來輔助？

隨著整個社會文化自覺意識的不斷提升，對傳統村落價值認識的日益提高，人們努力根據實際情況，積極尋找更全面、更有效的解決良策，一些新的保護方式已經悄然出現。值得關注的有兩個方式，一是“古村落保護區”，一是“露天博物館”。

推行古村落保護區 避免標本化和景點化

古村落保護區是指將一個區域內形態相同、人文相關的一些村落（古村落群）整體地保護起來。這些村落有的已經列入國家傳統村落名錄，有的沒有列入，但它們是一個家園化的歷史群落，通常稱為“古村落群”。非群落的傳統村落適宜于單體保護；“古村落群”則可采取保護區方式。

雖然，每個村落看上去都是個體，但實際上，村落之間的歷史生命彼此相關。在一些地域內，往往相鄰的村落在創建及發展的過程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共同的歷史命運、自然變遷、族群演化中或分或合；在相同的氣候條件、自然環境、民族背景和生活方式中，共享著一致的民俗文化。對這種“古村落群”，如果采用單一的個體化保護便會割斷它們的歷史脈絡，使其人文變得孤立而單薄。相反，如果把這些相鄰又相關的大大小小的村落作為一個整體對待，則有助于村落人文的相互支持以及歷史記憶的傳承與傳統生命力的保持。我國非遺保護就確定了一些“文化生態保護區”，效果很好，避免了單一的“名錄保護”把非遺與其文化土壤割裂開來的問題。我們可以想象，一刀切地將所有村落全都關上門孤立地“保護”起來，日久天長，就難免會走向標本化和景點化。

當然，絕不是所有的傳統村落都要設保護區，這是有條件的。保護區所指的“古村落群”，必須包含兩大元素：首先必須有列入國家名錄的傳統村落，無論一個還是多個，這是重點。其次，周圍尚有一些村落，雖然未列入名錄，但與列入保護名錄的傳統村落在歷史人文上相互依存，文化生態保持較好。這樣的“古村落群”才適宜于建立保護區。

這些年，有些地方雖然沒有使用保護區的概念，但對這種“古村落群”已采取整體或連片的保護方式，比如江西的婺源地區、浙江的松陽地區和黔東南的一些苗寨、侗寨等等。這些地區通過對一個個“古村落群”集體的人文力量進行自我的凝聚、互補與強化，都取得了顯著成效，是古村落保護的成功典范。

近日在河北省邢臺市召開的全國傳統村落立檔調查會議上，沙河地區政府起草的一份“沙河古村落保護區”的計劃書引起了我的興趣。沙河地處太行西麓，依山建村，疊石為屋，民風質樸，人文醇厚，上世紀中期又是著名的抗戰紅色革命根據地。沙河已有5個古村列入國家保護名錄，還有一些村落雖未列入名錄，卻是這個農耕群落的重要成員，村落之間的環境、歷史文化互相映襯，命運攸關，所以連片和整體保護非常必要。河北省保存較好的“古村落群”不止于沙河，還有涉縣、井陘、蔚縣等地，也同樣適合采用“保護區”的方式。當然，這樣的“古村落群”在我國其他省份與地區也有一些，而且有些地方政府已經主動提出要建立古村落保護區了。

可以說，古村落保護區是地方政府的一種主動創造，是文化自覺的表現，也是符合傳統村落自身特點的科學的保護方式，應得到各界的支持。

加快建立露天博物館 以利集中保護與展示

露天博物館是一種收藏和展示歷史民居建筑及其生活方式的博物館。

它最早出現在歐洲工業革命縱深發展的時代。那時人們的生活環境和生產方式急劇變化，城市與鄉村不斷翻新，歷史建筑被拋棄，民居更是首當其沖。有歷史文化眼光的人們開始搜集這些“行將滅亡”的老屋，作為先人的人文見證與歷史財富，辟地重建，集中保護，稱之為“露天博物館”。

最早的露天博物館建于1891年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吉爾卡登島。近百座由各地遷移來的古代民居，被錯落有致地陳放在一片草木豐盛的坡地上。在今天看來，很像一個古老的村鎮，房舍、教堂、糧倉、雜貨店、作坊、磨房、畜舍、馬廄，應有盡有，室內還有著昔日特有的生活物品，充盈著那時的生活細節。經過了一個多世紀，這里所有的樹木都成了古木，深郁的光影里也已有了歷史的氣息。一些建筑里還安排了古代手藝的活態演示，如陶藝、織布、木刻、食品制作等等，以展示他們祖先的生活情態。

這種露天博物館的出現，立即喚起了人們保護傳統民居的文化自覺。數年之后，丹麥人在其北部的奧胡斯、荷蘭人在阿納姆的郊區相繼建成了展示自己先人生活方式與場景的露天博物館。如今，世界上這種露天博物館愈來愈多。從歐美到日韓，從俄羅斯蘇茲達里的老木屋博物館到泰國的老屋博物館，這種露天博物館的意義是將最難保存的人類遺產――歷史民居及生活細節保存下來。

這種保護方式對于我國來說，就更加迫切和必需了。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我國自2012年啟動的傳統村落名錄認定，對各地農耕家園的保護具有決定性意義。但這項工作只是對歷史遺存整體保存較好的村落而言的，對于整體保存不好的村落，名錄不收，也就不在保護之列。如果一個村落大部分民居都已翻新，卻還殘留著一座祠堂，一座戲臺，兩三座民居，很經典，又很有歷史文化價值，怎么辦？在一個已經“改天換地”的環境里，孤零零的一兩個老民居很難保存，最適合的方式正是露天博物館，也就是把這些散落鄉野的零散又珍貴的民居收集起來，加以集中地保護與展示。

本世紀以來，這種嘗試已經開始。比如晉中的王家大院和常家莊園，就是利用已經殘缺的古代莊園為骨架，將周邊地區零散的歷史民居移入，集中而整體地加以保護。再比如私人出資建造的西安關中民居博物館和安徽蚌埠的民居博覽園等，都是將散落四方、無人理睬甚至危在旦夕的民居收集起來，易地重建，精心修繕，達到了很好的保存效果，同時又能供人欣賞傳統和認識歷史。當然，易地重建的原則有如文物的“落架重修”，必須堅持歷史的原真性。雖然露天博物館有很高的旅游價值，但不能只為旅游效益而妄加“改造”，其最終目的還是要以保護文物為主。

還必須強調的是，歷史建筑只有在它的原址上才最有價值，不能為搜集它而搬走它。可是，如果無法在原地保存，我們當然不能讓它“坐以待斃”。采用露天博物館的方式來集中保護，并加以利用，確實是最佳的選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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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對皖南、晉中的多處古村落、民居進行了實地調研，對這兩個地區古村落民居的保護開況分別進行概述，并進行比較分析，通過實例來論證筆者對于古村落民居的整體保護觀點:不僅保護單幢建筑，還要保護延續其歷史信息。

我國擁有大量的古村落、古民居，無論從建筑角度還是文化角度講，均具有很高的價值，但其目前的處境卻非常尷尬。有的已經人為拆除，銷聲匿跡;有的已人去樓空，任其衰敗;有的則處于保護與開發的兩難境地。針對這種情況，筆者走訪了皖南和晉中這兩處古民居村落相對集中，具有鮮明地域特色和深厚歷史文化內涵的區域。

1皖南古村落的保護開發研究

1.1皖南古村落、民居概況

皖南古村落是指安徽省長江以南地域范圍內具有共同地域文化背景的歷史傳統村落[m。明清時代，徽州府的轄區包括祁門、休寧、黔縣、款縣、績溪以及江西姿源六縣，在這六縣所形成的“徽州文化圈”范圍內存在許多形態、意境相近，而又特色鮮明的古村落。

皖南古村落的擇地選址講究風水理論，背山面水，負陰抱陽，依山勢水勢靈活建設，以山水為依托，與自然相融合。村落空間獨具特色，因土地資源緊缺，村落多密集建設，街巷狹窄，房屋緊密相鄰，且多帶二層樓閣，加之兩側挺拔高聳的馬頭墻，街巷愈發顯得狹窄幽深(見圖1，圖2)。民居的典型單元形制是三開間一庭院，建筑平面左右對稱，尊卑有序。中為廳堂，待客禮儀之所;兩側廂房為臥室;樓梯在中廳后或左右兩側。人口狹小的天井用于通風采光，當地人巧妙地運用造園手法，在咫尺之間營造出意趣昂然的生活情趣。室內裝修多清雅簡潔，重視文化品位，隨處可見楹聯匾額，體現了居住者的文化藝術素養以及對高尚情操的向往與追求(見圖3)。

1.2保護開況

戰略措施:1)保護第一，永續利用。西遞是世界文化遺產，只有將這些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進行妥善的保護才能繼續發揮它們的作用，體現它們的價值;2)政府統籌，多方合作。古村落保護需要大量的資金，可以通過多種渠道保證資金到位，但是政府必須做好統籌工作，監管保護開發的各個環節，防止盲目運作;3)權責利平衡。由政府帶頭，制定一套規范的權責利平衡關系，包括政府、出資人以及村民等的利益分配與責任制度;4)彈性發展。按步驟、按情況酌情進行發展，每一步都要謹慎小心、設想周到。

保護措施:首先將歷史風貌地區劃分為環境協調區、建設控制區和保護區。環境協調區內嚴格控制大中型項目的建設，保護山體植被，維護村落的周邊環境風貌。建設控制區范圍內建筑建造的尺度、風格、材料等必須與傳統風貌建筑相協調。保護區范圍內嚴格保護村落原有風貌與格局，對新建建筑嚴格把關，并且對建筑進行分級保護，分為重點保護建筑、保護建筑與改建建筑。

西遞在保護村落空間實體等物質文化的同時，更注重非物質文化的保護。鼓勵人們繼續生活在村落中，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有效地保護了村落的社會、經濟、文化內涵，使村落特有的傳統歷史文化得以繼承發揚。

2晉中古村落民居的保護開發研究

2. 1晉中村落、民居概況

自古以來山西地薄人稠，人們在本土上不易生存，紛紛外出經商以謀生計，衣錦還鄉后便建造了大批建筑藝術價值極高的地主莊園。山西地區古村落較多，但格局比較完整、建筑比較完美的村落主要集中在晉中地區。 晉中地主莊園擇址科學，講究風水。靈石靜升鎮王家大院占據當地居高臨下的北山坡，一則負陰抱陽、背山面水;二則坡間形成一條條天然的排水溝，無水患之虞;三則宅后生態自然風光調節小氣候。莊園多采用嚴整的規劃布局，以經濟實力為依托，筑就高大堅固的圍墻，城防設施嚴密(見圖4)。高大封閉的院墻劃分內外，形成外雄內秀、外封內敞的空間體系。山西合院的基本構成元素有正房、廂房、倒座、宅門幾部分，它們通過過廳和垂花門串聯成多進規模較大的院落，形成前堂后宅、前園后院的合院類型(見圖5，圖6)。民居院落中軸對稱、空間布局等級嚴明，反映著尊卑、男女、長幼的區別，傳統的封建禮制思想得到充分的體現。

2.2保護開況

蜚聲海內外的喬家大院位于山西祁縣喬家堡，現為祁縣民俗博物館。大院門前修建的商業一條街凌亂地延伸到了新建的停車場邊，加之幾處隨意設置的酒店旅館，破壞了村落的環境氛圍，給古樸的村落蒙上了一層商業俗氣。王家大院位于靈石縣靜升鎮，現為中國民居藝術館，居民已經遷出，只留下了豪華富麗卻略顯堅硬生冷的房子，沒有了人的生活，整個建筑群失去了動人的靈性。曹家三多堂博物館位于太谷縣北恍村中，村中拆掉了老房子，新建了成片的平頂紅磚房，而城堡式的三多堂就唐突地立于這一片紅磚房之中，孤獨地晚視著村落中陌生的一切。

僅將各處大院中的單體建筑完好的保護起來，卻遷出了里面的居民，使之變成各種博物館，這樣做改變了其原本的功能屬性;同時大院外部的村落環境也遭到一些不協調因素的破壞。大院雖然依然矗立在那里，但內外環境的改變，使其失去了生命的律動，脫離了鄉土和村落環境，大院的文化與內涵就略顯單薄，剩下的僅僅是一組建筑而已。

3皖南、晉中地區古村落民居的保護開發比較

1)皖南古村落采用“動態”的保護模式，村落就地保護，公眾參與其中;晉中大院采取“靜態”保護模式，遷出生活在里面的居民，只單純的保護建筑本身。

2)皖南古村落的保護內容包括村落的環境、格局及民居，并且在改善村落基礎設施、發展經濟的基礎上，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村落的民俗生活。晉中大院只保留建筑本身，忽略了所在的村落環境與鄉土生活，把這些原本活生生的居住性大院變成了靜悄悄的博物館。

3)皖南古村落采取的動態保護模式的難度很大，需要完備的管理措施與較高的基礎設施水平，在進行村落保護的同時，還要改善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滿足保護與發展的雙重要求。晉中大院的靜態保護模式運作起來比較簡單，沒有居民生活在里面，減少了人為的不必要的破壞，對建筑的保護而言是有利的并且效果是顯著的，但不利于村落歷史文化的延承。

1999年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制定的《關于鄉土建筑遺產的》中指出:“鄉土性很少通過單幢的建筑來表現，最好一個地區又一個地區地經由維持和保存有典型特征的建筑群和村落來保護”無論晉中還是皖南的古村落都是由不同性質的建筑組成的有機整體，單幢建筑只有在這種有機體里才有價值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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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關于歷史文化村落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在以下幾個領域.

1.1歷史文化村落特征研究

不少學者從生態學、建筑學、景觀學、文化等方面對歷史文化村落的建筑特征及構造、村落空間、村落景觀形態特征進行分析歸類.如彭一剛(1992)分析了傳統村鎮聚落物質空間形態特征[1].劉沛林(1998,1999)認為古村落的形態和空間布局普遍受到宗族禮制、、風水觀念、防御意識和詩畫境界等人文理念的支配[2].

段進等(2001)以太湖流域古鎮為例系統研究了古鎮空間結構與形態、群序結構和拓撲關系[3].孫大章(2004)將聚落按布局形制分自由式、線型式、街巷式、梳式、組團式、軸線式和圍堡式[4].何依(2011)以山西蘇莊歷史文化名村為例分析了家族姓氏與村落空間的耦合關系[5].還有大量研究以案例村落為對象,分析了其建筑特征、空間形態以及價值等.

1.2歷史文化村落演變更新及動力機制研究

村落演變方面,趙勇(2005)將中國古村落的主要成因歸結為地理環境封閉、自然資源稟賦好、宗法制度較嚴和文化的認同.部分學者以特定地域為背景,分析了不同地域的歷史文化村落演變及其發展歷程:陳偉(2000)論述了徽州古村落的形成演變與兩次文化嬗變的關系[7];周慶華(2009)結合陜北地區探討了聚落演化的生態動因、適宜模式[8];郭曉東(2007)從形態空間和社會空間兩方面解析了秦安縣葫蘆河流域鄉村的聚落演變[9];林濤(2012)對浙北鄉村集聚化及其聚落空間演進模式進行了研究[10];張杰,龐駿(2012)以歷史文化名村福全空間演變為例,構筑了系統協同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國家制度與大事件是引發古村落空間演變的關鍵因素[11].程海帆等(2011)在基于旅游發展的背景之下,探討了傳統村落更新的動力機制[12].

1.3村落保護及規劃研究

該領域的研究包括保護理論研究、保護與發展的關系、評價體系、保護內容、保護措施與方法,整治技術,保護與發展的模式等.

評價體系方面,朱曉明(2001)從古村落歷史價值、基礎評價和居民意向三部分價值評估內容,提出古村落的評價標準[13].趙勇等(2006,2008)從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兩個方面遴選了15項指標構建歷史文化村鎮保護評價指標體系[14-15].邵勇等(2012)以中國的歷史文化村鎮的特色以及價值評價為基礎,對綜合評價的特征與方法進行研究,闡述綜合評價體系建立的目的、原則、層次和框架[16].周軼軍(2011)等探討了《中國歷史文化名鎮(村)評價指標體系》在地域化實施中的問題,并對其進行了調整和補充[17].

保護內容方面,趙勇等(2004,2008)提出歷史文化村鎮的概念類型和確認標準以及保護原則及措施,保護理論、內容與方法[18-19].王景慧(2004)指出歷史文化名鎮(村)的保護要按保護歷史文化街區的辦法來保護它的整體環境風貌[20].方明等(2006)提出歷史文化村鎮中的傳統建筑保護采用修復性再利用、改建性再利用和廢物利用三種方式[21].余壓芳(2011)認為文化空間是村寨保護當中最為敏感的區域,將文化空間分為地點主導型和時間主導型并提出保護建議[22].

保護與發展模式方面,趙勇等(2012)回顧30年來我國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發展歷程[23].不同學者從多學科角度探討了生態博物館模式在歷史文化村落保護中的實踐[24-26].樊海強(2010)提出了古村落保護與發展三位一體模式,由保護、經營和監管三個子系統構成[27].劉奔騰(2012)探討了社會轉型期江南歷史文化村鎮保護模式[28].

? 在措施與技術方面,朱曉明(2000)探討了古村落的土地整理問題[29].鄧曉紅,李曉峰(1996)認為按照生態控制論原理來控制聚落發展是解決文化傳承和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30].黃家平(2011、2012)等對歷史文化村鎮保護規劃基礎數據指標體系進行了建構,并分析了其采集方法[31],以及提出了歷史文化村鎮保護規劃技術路線,導控體系[32-33].

1.4旅游開發研究

鄉村旅游研究近來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具體到歷史文化村落,包括旅游開發對策、發展與管理、旅游對村落的影響、市場與旅游行為等.

吳文智(2002)以皖南古村落為實例分析,認為旅游地的發展一是由非理想區向理想區方向發展的良性持續演進模式;二是保護、開發狀況不斷下降的非良性演進.

劉沛林、申秀英(2004)分析了中國村落旅游發展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解決策略[35].吳承照、肖建莉(2003)結合高遷古村,[36]從文化保護與經濟發展、文化經營與社區旅游、生態安全與容量控制分析了其制約因素及對策.汪森強(2002)以宏村為例,認為應創新保護體系才能處理好政府、旅游企業和村民的關系[37].馮淑華(2002)認為城市旅游者是古村落旅游客源市場主體[38],古村落與中心城市空間關系影響著村落游客的流向流量.

車震宇(2005)以黃山市、大理州和麗江市村落為例,研究了旅游開發背景下傳統村落的形態變化,把旅游村落分為漸變型、穩定型、突變型和恢復型4類并總結了它們的主要變化特征[39].程靜靜(2012)等以安徽黟縣6個村落為例,構建了生態環境、規模、景觀特色和管理服務4個因素的20個三級觀測指標因子組成的旅游村評價指標體系[40].關于游客感知,戴永明(2013)研究高"真實性"古村落旅游產品的游客認知為古村落旅游產品設計和主客互動平臺搭建提供意見和建議[41].戴林琳(2011)以鄉村節事及節事旅游對不同類型鄉村聚落的影響差異為主要關注點,分析不同地域居民對同類節事的感知差異[42].李萍,王倩(2012)以安徽齊云山為例探討了旅游對傳統村落的影響[43].

1.5其它

預警及監控研究:趙勇(2008)以周莊為例,探討了歷史文化村鎮的保護預警及方法[44].張淞茜(2012)胡瀟方(2008),對歷史文化村鎮保護監控系統,歷史文化村鎮文化空間保護預警系統搭建及指標體系中評價因子的選擇進行了探討[45-46].量化分析研究:如蒲欣成(2012)對傳統鄉村聚落二維平面整體形態進行了量化方法研究[47],

王昀(2009)通過聚落配置圖的數理解析,研究了聚落的中心、領域與聚落形態的關系[48].防災研究:賀為才(2010)以徽州古村石家村探討了村落防災綜合規劃的歷史經驗[49].法律法規研究:如王曉林(2010)以云南省地方立法為例,對保護歷史文化名城(鎮、村)的地方立法展開研究[50]. 1.6小結

綜觀近十幾年國內歷史文化村落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歷史文化村落保護規劃、旅游發展、特征價值和形成演變幾個方面,并形成了多學科參與的局面.由上個世紀重視特征價值研究轉向演進及動力機制的探討,對指標體系的研究日益深化.歷史文化村寨的保護內容、保護規劃是研究成果較為豐富的領域,在大量案例村落研究的基礎上逐步形成體系.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有更多探索,但距離體系建立尚有一定距離.對歷史文化村寨保護與發展的保障體系及保護制度等問題有所涉及.量化、防災及保護預警等研究尚處于起步之初,有待深入.

2、貴州歷史文化村寨概況

貴州省為多民族聚居的喀斯特典型地域,地理環境的封閉性和特殊性,使得至今大多數的聚落空間保留了鮮明的地域特征和濃郁的民族文化.上個世紀90年代,在貴州境內建立了中國第一批生態博物館;2002年6月貴州省民族村鎮保護與建設聯席會議辦公室以"黔聯呈(2002)3號文件"向全省各地下發了《關于公布全省20個重點民族文化村鎮的通知》,其中包含了16個村寨;2003年至今貴州共11個村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公布的共計5批中國歷史文化名鎮(村)的名單,占全國總數的8%,居西南地區之首;2009年第一批省級歷史文化名村名單的通知(黔府發〔2009〕29號)公布省級歷史文化名村18處;在2012年和2013年分兩批公布的"中國傳統村落"名單中,貴州共計292個村落進入名錄,占全國總數的18.7%,居全國前列.

3、貴州歷史文化村寨研究進展

3.1綜合調查研究

20世紀初期,日本學者鳥居龍藏(ToriiRyuzo)對云南、貴州、四川一帶少數民族進行"文化尋根"田野調查[51].2000年受國家建設部委托,阮儀三教授組織和指導同濟大學師生進行了黔中地區歷史村鎮的調查,調查結論認為黔中地區的歷史村鎮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和藝術價值[52].21世紀以來,云南大學組織了一系列民族村寨調查,涉及到貴州境內大方縣紅楓村調查和黎平縣九龍村調查[53-54].1983年開始,貴州省民族研究所和貴州民族研究學會具體組織了大型的綜合性的民族調查,該調查以貴州省的少數民族主要分布在境內的六座大山、六條大河命名,涉及了貴州大部分范圍,稱為"六山六水"調查,最終匯集為《貴州"六山六水"民族調查資料選編》,共計10卷,600余萬字[55-57].這些田野調查及基礎資料收集匯編,為歷史文化村落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3.2村落特征研究

包括村落的建筑特征及構造、村落空間結構、村落景觀形態研究等,形成了較為豐富的著作成果、論文成果以及圖集等.

涉及到貴州歷史文化村落空間及景觀形態的研究包括《山地住宅建筑》、《中國民居研究》、《干欄式苗居建筑》、《老房子·土家吊腳樓》等,主要著眼點集中于民居建筑.20世紀80年代之后,從單一的民居建筑保護向聚落整體保護方向發展,如1992年斯心直的《西南民族建筑研究》、蔡凌《侗族聚居區的傳統村落與建筑》、戴志中與楊宇振《中國西南地域建筑文化》;毛剛《生態視野-西南高海拔山區聚落與建筑》、楊昌鳴的《東南亞與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建筑文化探析》.這些著作以西南地域為研究背景,涉及到貴州苗族、布依、土家族、侗族等少數民族建筑形式、構造、與地形地貌結合以及聚落空間形態研究.

進入21世紀后,隨著對少數民族村寨調查工作的推進,涌現了一批以貴州地域作為背景的研究成果,貴州省建設廳編著《圖像人類學視野中的貴州鄉土建筑》(2006)、羅德啟《貴州民居》(2008),針對貴州典型民居及鄉土建筑進行了詳細介紹和展示.此外,民族類別的村落研究中,侗族村落研究成果較為豐富,包括聚落形式、建寨規則、空間藝術、建筑形式、民族文化交融帶來的影響等[58-60](顧靜、周振倫、蔡凌,2005).在村落景觀形態方面,余壓芳(2010)以六枝梭嘎為例,剖析了低碳景觀在村寨中的要素構成、成因與趨勢,并探討了適應性的文化保護模式[61].王紅(2005)以貴州增沖為例,進行了侗族村寨的生態空間形態現狀分析,運用彈性理論進行空間的預測分析,分析了其斑塊-廊道-基質空間生態模式[62].各專業人士(余壓芳、劉建浩,2011;周穎悟,2008;周真剛,2013)針對貴州特定村落的空間形態、景觀格局、自然環境等在各自領域內進行了調查研究和分析[63-65].

3.3保護與規劃研究

隨著《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的頒布實施以及新農村建設的廣泛實施,城鄉規劃、建筑設計、市政工程等相關專業結合實踐項目,探索歷史文化村落的保護規劃與整治技術.

羅德啟(2004)梳理了貴州村鎮保護實踐歷程經歷,提出了相應的保護措施,[66-67]并認為保護和利用的矛盾中,應多利用,少開發;村鎮是有生命力的文化載體,其變化不可避免,"變"應在文化的傳承和延續基礎上進行.胡朝相(2011)對貴州民族村寨兩個任務--保護文化和消除貧困,提出了具體措施以及二者之間關系的協調方式[68].

各設計機構設計人員(張奕龍,2005;余軍等,2012;趙愛克,2005)以特定歷史文化村落規劃為案例探討了規劃編制原則、整治規劃、保護措施、保護整治技術等方面的內容[69-71],從工程建設角度梳理了保護整治規劃的作用和基本內容(陳隆詩,單曉剛2011;羅松華,2006)[72-73],其中,貴州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承擔了"十一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重大項目"村鎮小康住宅關鍵技術研究與示范"子課題之一"貴州民族村鎮住宅保護規劃與整治技術研究與應用",結合實踐工程探索了民族村鎮保護的保護實施技術.王紅(2013)以貴州"那灰村"為例探討了GIS在保護規劃前期現狀分析評價中的應用[74].

3.4生態博物館研究與實踐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完成了對30多個少數民族村落的調查之后,遴選出來進行試點建設的雷山縣苗族聚居的郎德上寨明確將整個村落視為博物館的單位界域,成為貴州第一批露天民族民俗博物館(吳正光,1985)[75].也是我國最早的生態博物館之一.1997年開始,中國和挪威合作,陸續在貴州省六枝唆嘎村、黎平堂安村、錦屏隆里村、花溪鎮山村建立了生態博物館.貴州省文化廳、貴州省博物館編《朗德苗寨博物館》對中國第一個生態博物館朗德的建設歷史和實踐情況做了較為全面的調研和探討.部分學者(余壓芳2006,2012;楊政文2008)對生態博物館理論及應用方面進行了一定研究,包括生態博物館理論及應用,貴州各生態博物館實施情況及效果跟蹤[24-26].

3.5文化保護與旅游開發研究

對村落文化內涵的研究集中在民居建筑及村落文化空間,解讀了特定案例公共空間及民居的文化性(肖冠蘭;彭麗莉;王蕾

蕾,何穎嫻2006)[76-78],認為文化空間是歷史文化村寨中敏感區域,文化格局顯著地影響著當地傳統鄉土聚落的空間形態、文化釋義、民俗表達活動等的發展與變遷(余壓芳,2011)[22]. 一些研究(向富華,2011;劉俊娟、李海,2012;龍啟德,2008)主要關注了貴州村落旅游發展的模式、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對策[79-81]:如蔣煥洲(2010)提出貴州村落應堅持以文化資源可持續發展為導向的開發理念,強調保護文化的原生態;并認為建立政府、企業、村民之間合理的責權機制是保護與發展的核心問題,主張構建村寨旅游開發的社區居民參與機制[82].隨著近年保護開發歷程的推進,村落景觀、文化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遷.余壓芳(2009)根據鎮山村變遷,認為保護理論及措施的變化與村寨景觀形態變化之間呈現中度相關,而村民價值取向的變化與村寨景觀形態變化呈現高度相關性[83].何景明認為旅游并非造成當地傳統文化變遷的主要因素,東道主有融入全球化的"自我決定權",政府在旅游市場形成后應規制與民爭利,并實現政府角色的轉換讓位于社區主導[84].楊正文(2010)以上朗德村為例,展示了上朗德村在發展旅游與文化保護方面多年的探索與經驗[26].楊建春、吳建國(2012)以"經濟-文化人"假設作為民族村寨旅游管理制度研究的邏輯起點,結合貴州朗德上寨分析了少數民族傳統文化與旅游經濟發展互動的原理和機制[85].

3.6村落保護規劃管理

進入21世紀后,隨著相關法規的完善,貴州歷史文化村寨的保護工作日漸規范:大部分進入保護層次的村寨建立了村寨文化資源檔案,對各級文物實行掛牌保護;規劃的編制、審查及審批情況更加規范嚴謹;各地制定了地方性保護辦法,使保護工作的管理、執行與地方情況相結合;對國家專項補助資金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完善和文物古跡進行修復.近年來貴州各地州陸續組織了歷史文化名村規劃的編制工作,如鮑屯村、樓上古寨、上朗德村、增沖村等已完成歷史文化名村規劃編制審批工作1).

4、結論

貴州歷史文化村落在全國范圍內占有較大比例,既往研究已形成建筑學、城鄉規劃、景觀生態學、民族學、社會學、地理學等多學科參與的局面.其中關于少數民族建筑特征、少數民族村落景觀特征以及生態博物館的研究對我國歷史文化村落理論體系的完善有一定意義和價值.相較于國內有關歷史文化村落研究的現狀而言,以貴州作為地域單元背景的村落研究缺乏系統性,成果零散,部分研究領域空白,亟待補充和深入,具體如下:

1)防災及市政基礎設施研究尚未起步:貴州省超過73%的面積為喀斯特地貌,是世界上喀斯特最為集中分布的地區.陡峭的山地環境,臨水而居的聚落選址,隱藏著滑坡、泥石流等災害隱患;此外,村落大多數都采用木結構建筑形式,火災一旦引發后果不堪設想.目前,大部分歷史文化村落存在著防災薄弱,市政基礎設施不夠完善的現實處境,而針對貴州特殊地理條件的村落防災及市政設施研究成果幾乎為零.

2)資源普查鑒定研究成果尚待充實:在2012年傳統村落普查行動開展期間,貴州歷史村落資源普查鑒定得到極大的充實,但目前尚未體現到研究成果中.

3)旅游開發對村落保護的影響反饋研究不足:村落的保護預警系統研究和旅游開發行為的評價反饋機制及環境影響預測等研究尚未起步.

4)歷史文化村落近現代空間形態演進、動力機制探討研究有待加強:對貴州歷史村落近現代演進變化,演進模式以及動力機制缺少系統性深入的研究.貴州喀斯特地形地貌及少數民族聚居文化背景具有區別于其它地域的特殊性,加強對其近現代空間形態演進及其規律的研究和動力機制的探討,才能為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依據和指導.

5)保護規劃與整治技術存在缺乏整合性的可推廣的應用技術體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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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黃塘村；始興圍樓；建筑文化；民俗文化；保護開發

0引言

古時候的人們聚族而居，因而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歷史傳統因素的村落，象這樣擁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地域特色、習俗習慣的并且有一套完整的村落體系的村落，稱為古村落。當初古村落人們聚族而居，賈而好儒，村落選址講究風水，因此古村落具有很多有價值的建筑、藝術、文化方面的歷史的沉淀。這作為一種文化資源需要進行保護。但是由于現代生活、生產的需要，許多方面會與這些資源保護措施產生一些矛盾、沖突和問題。所以，展示古村落的文化價值、提高保護古村落建筑文化的意識，協調好當地的人民的生產、生活是完好的保存古村落原有的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措施。

1村鎮背景介紹

黃塘賴屋位于廣東省韶關市始興鎮的黃塘村。在村子里，有完整的古村鎮系統。從其中的建筑遺跡村落建筑布局中隱約可以想象出當時村落繁榮的景象黃塘村位于廣東省韶關市始興縣馬市鎮，馬市鎮的人口約為四萬人，黃塘村的人口大約3100人，村里分了24個村民小組，擁有田地約2700畝，黃塘村占地約4200畝。賴姓在村中居住有800多年的歷史。在南宋年間黃塘村的交通依靠水路運輸，湞江河水沿著黃塘村緩緩流過。

800多年前，賴氏定居于馬子市的黃塘村，依靠販賣鹽巴、茶葉、布料、榨油為業謀生。村中出過一個名為賴日兆的人，曾擔任過清朝的官員，在告老還鄉之后，大力發展當地的商業，因此，在當時的馬子市出現了很多的商鋪，有了很繁榮的經濟。在清朝年間，一位名叫賴敏成的人曾獲得過當時的武狀元。至今為止，黃塘村的人仍為自己的祖先感到驕傲自豪。如今，黃塘村的老人對村里的歷史已經記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一些風俗習慣依然在持續。

2黃塘村的建筑文化

黃塘村是一個有完整村落系統的村子。在其中，圍樓、祠堂、牌坊、學堂、民居、碼頭井井有條的分布在村子中。

2.1圍樓

圍樓的作用是當時如果有外來的侵略時賴氏村民用來儲存東西并且躲避以觀望敵情的建筑。在黃塘村有三座圍樓，當地人建造的圍樓是以磚石做墻，木為結構，瓦做屋頂，可以算的上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三座圍樓均為“回”字形平面。墻體是由磚石混合著生土和石灰、細沙以及青磚等疊砌而成，墻群是用生土混合鵝卵石茅草等混合。每幢圍樓最上面一層的四個角均留著望孔和射擊孔。每幢圍樓只有一個大門以供初入。圍樓內有水井，有外敵侵入時，可住進圍樓不用出來。平時就可以作為村民存放糧食，貨物的地方。

2.2祠堂

祠堂是村民做祭祀的地方。如今在黃塘村保存最為完整的是賴氏宗祠。宗祠的平面呈“豐”字形，三個廳分別稱作下廳；中廳；神庭。下廳又被稱為“四季平安廳”，而中廳又被稱為“官廳（棺廳），而普通的人即沒有官職或是不是富甲之家的人是不能進入神庭的。祠堂內有兩個天井，天井的制作工藝非常講究，天下再大的雨，也不得漫過天井。天井內有非常發達的下水道系統，下水道有九曲十八彎，為的是藏風聚氣。據老人們說，以前的下水道內會放有很多的烏龜，清理下水道的垃圾，以使得下水道不會被堵塞。有道是：走遍全村不濕鞋，天上雨停地上雨干。祠堂內的柱子全部是圓的，而磚塊全部是方方正正，取義為：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如今，賴氏宗祠是為了讓黃塘村的村民在此舉辦紅白喜事以及過節時聚集在一起。

2.3學堂

在黃塘村的北角，有一處叫做“紫云軒”的建筑，是以前的賴氏子孫讀書學習的地方，書院門口上得牌匾，刻著“紫云軒”三個大字。雖然書院已經被火燒過了，但是依稀可是想像出當時賴氏子孫在其中朗朗的讀書聲，站在已經殘破的書院門口，仿佛依稀能夠聞到一股書香……書院面積大約300平方米，空間布局合理，只是現在一根斷梁斜靠在墻上，它曾經的輝煌也只能成為歷史了。

2.4碼頭

黃塘村的村民從前是靠水路交通來進行商業活動，販賣商品，在光緒年間，達到了鼎盛時期。黃塘村共有四個碼頭，有一個碼頭還能看到已經殘破的石獅子。整個水系是一個船型。碼頭旁邊有一口古井，是用條石砌成的，井水清澈，不少村民們現在還在這口井取水食用，洗菜洗衣服。可以想象的出當時碼頭繁華的景象。如今，碼頭已經廢棄，雜草叢生，其中一個碼頭竟然成為的村民堆放垃圾之用，而湞江的河水再也帶不來商戶的船只。

2.5榕樹村

黃塘村又被成為榕樹村。因為村中有八棵很大的榕樹。有資料說村民會用榕樹的果實當做魚餌來捕魚。村民認為村中的榕樹中有神靈。始興縣的許多村莊都有種植榕樹的習俗，黃塘村的古榕樹，枝繁葉茂，村民們會在榕樹下進行一些集體活動，甚至有些榕樹下會有祭祀的活動。同始興其他村莊一樣，黃塘村的榕樹也是作為風水樹來種植，有兩棵最大的榕樹種在村口，又考慮到村莊沿湞江而建，為了鞏固河堤壩，因此將榕樹種植在河邊。

2.6民居

黃塘村的居民建筑也是匠心獨運，每一條巷道都蘊含著村民們的智慧和心思。整個村里有三條由南至北的巷道。親自走遍這三條巷道，發現，每一條巷道都不是筆直的，三條巷道的兩端都一致的向西面彎曲，如同一條船的形狀。據年長的村民說，因為賴氏遷至此地后，發現這里地勢較低，而且又挨著湞江河水，因此將整個村落修建成船的形狀，取義水漲船高，無論將來湞江的河水漲的多高，都不會使村子受其影響。

3古村鎮的保護

歷史文化村鎮作為一項特殊的文化遺產，若在保護與開發中套用文物、估計等建筑類文化遺產的機制將會產生諸多問題，因此對歷史文化村鎮保護與開發的研究，需對遺產價值及與其對應的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進行深入的分析。以此為基礎建立適合歷史文化村鎮保護與開發的機制。［1］

3.1古村鎮保護現狀

如今隨著城市化發展的步伐不斷加快，農村經濟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對于古村鎮房屋所有權者，也在理所應當的追求著更現代化的住宅和生活方式。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講，這也是對于古村鎮保護意識低下的體現。從調研中可以發現，在古村鎮的民居住宅群內，總是能夠看到一些正在修建和已經修建完成了的磚瓦房，而在本應是人們洗衣渡船的碼頭卻堆滿了生活垃圾。而理應保護起來的建筑文化遺產――圍樓，卻被用來當做豬圈或存放生活廢棄品的倉庫。我們發現能夠了解村落歷史和村落內建筑歷史的人越來越少，歷史建筑物的原有作用已經逐漸消失，本應古老并且擁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村落逐漸朝著城市化的方向發展。

3.2古村鎮保護設想

首先，應該提高古村鎮居民對于古村鎮遺址保護的思想意識。由民間介入對歷史建筑進行的改建和再利用，往往以更為務實的態度注重歷史建筑再利用帶來的經濟性和實用性效果。因此，從經濟性角度出發，改建者往往不會對既有建筑進行大投入的再設計，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一些既有建筑的歷史性痕跡得以保留。［2］　讓村鎮居民參與到保護村鎮的過程當中，增加村民的勞動收益和利益分紅，更有助于古村鎮的保護和開發。

其次，對于古村鎮，應該將保護和利用相結合。通過其他古村鎮的發展（例如湖南鳳凰古城、安徽宏村、山西平遙古城等等）人們不難看出，發展旅游業，開展適合當地發展的經濟模式更有助于保護古村鎮，并且能夠獲得顯著的經濟收益。另一方面，對于古村鎮的文化傳統應當做更有效的宣傳和保護。名鎮是由傳統文化和自然環境共同構成的，包含建筑、環境、格局、肌理以及活動等在內的有機整體，要從整體上考慮他們之間的關系，從歷史演進和整體風貌的角度制定系統、有效的保護措施。［3］

最后，要善于從其他國家對于古村鎮、古建筑的保護和利用中汲取經驗。西方國家對古建筑保護的意義也經歷了一段曲折的、從不認識到認識的過程；多年來在古城保護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經驗，這堆我們村落景觀的保護與發展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4］從西方保護古村落的經驗來看，在對一個古村鎮進行保護和開發時，首先要了解村落歷史以及村落的空間規劃格局；其次，將村落的特色景觀進行重點保護和開發，將村落特色與可持續的發展結合在一起，進行有效的保護。

4結語

韶關市的黃塘村是一個擁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底蘊的古村落，中國還有很多古村需要人們去探索和挖掘歷史，在了解歷史的同時更應該通過科學的可行的手段去對它們進行規劃，這也是對中國歷史文化的保存的一項重要舉措。

參考文獻：

［1］　楊鵬程，周鐵軍，王雪松.歷史文化村鎮保護的居民參與機制研究［J］.新建筑，2011（04）.

［2］　周衛.歷史建筑保護與再利用――新舊空間關聯理論及模式研究［M］.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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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族地區;傳統村落;文化安全

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6）12-0177-02

傳統村落體現了中華民族悠久歷史與獨特的精神特質，極具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歷史傳承性，具有一定的文化、科學、藝術以及經濟與社會價值。在城鎮化、信息化、工業化快速發展的今天，傳統村落文化遺產中的文化安全問題尤顯突出。建立村落的文化生態保護區與文化生態博物館，是進行傳統村落文化的保護與傳承發展、提升村落文化安全的重要之舉。

一、文化安全視域下的傳統村落

根據住建部、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和財政部對關于開展傳統村落調查的通知中的界定，傳統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較早，擁有較豐富的傳統資源，具有一定歷史、文化、科學、藝術、社會、經濟價值，應予以保護的村落。在我國學術界，傳統村落通常是指建于民國以前、目前仍留有較大歷史沿革的村落。對傳統村落的界定著重突出了村落歷史文化的豐厚歷史留存以及完好地延續與傳承。從2012年我國啟動中國傳統村落保護項目始，至今已經評選三批，共有2 555個村落入選《中國傳統村落名錄》。

傳統村落與通常所稱謂的古村落、歷史文化名村以及中國景觀村落等都有一定的區別。古村落是人們對建村年代久遠、具有一定數量村落歷史的村落的總體稱謂。學術界通常認為古村落最大的特色是體現在家族的血源性和區域的地域性上。與此相伴的是村落社會、民俗等村落歷史文化的厚積。傳統村落也被俗稱為古村落。當前，古村落的稱謂當前通常用在社會活動中以及相關的學術活動中。因此，古村落雖然具有一定年代的歷史與一定數量的文化，但在規模與文化的傳承上都不能與傳統村落相媲美。在我國一定數量的古村落都通過申報入選了傳統村落，進入到國家認定與系統保護的行列之中。2012年9月，經我國傳統村落保護和發展專家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定，將習慣稱謂“古村落”改為“傳統村落”。

文化安全是“指一國的觀念形態的文化（如民族精神、政治價值理念、信仰追求等）生存和發展不受威脅的客觀狀態。它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對傳統村落的界定上，可以看出，傳統村落厚重的文化積累在現實復雜的社會環境面前凸顯出文化安全的緊迫性。

二、我國文化生態保護區與文化生態博物館的建立情況

文化生態保護區是指在一個特定的區域中，通過采取有效的保護措施，修復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口頭傳統和表述，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表演藝術;社會風俗、禮儀、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傳統的手工藝技能等以及與上述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和與之相關的物質文化遺產（不可移動文物、可移動文物、歷史文化街區和村鎮等）互相依存，與人們的生活生產緊密相關，并與自然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和諧共處的生態環境。我國“十一五”期間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設立國家級民族民間文化生態保護區。我國文化部于2007年開始組織實施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為核心內容的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工程，至今已經在全國16個省區市建立了18個文化生態實驗保護區。處在文化生態保護區之中的傳統村落，由于政府的資金投入和管理的加強，村民具有很強的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傳統村落的文化遺產資源也保存較好。

生態博物館的概念最早于1971年由法國人弗朗索瓦?于貝爾和喬治?亨利?里維埃提出。自1971年以來，世界范圍內在歐洲、拉丁美洲和北美已經建立了300多家生態博物館。生態博物館其“生態”的含義既包括自然生態，也包括人文生態。生態博物館是在文化資源獨特和豐富的地區，以原地保護、動態保護、居民參與的原則建立的文化保護形式。是一種以村寨社區為單位，沒有圍墻的“活體博物館”。它強調保護和保存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完整性和原生性。挪威博物館學家約翰?杰斯特龍認為，生態博物館的觀點對于處在多數或統治地位文化包圍之中的少數民族及其文化精華的保護和延續具有重要意義。生態博物館向社會提供的是一個正在生活著的社區的環境、經濟、文化的整體，是一個正在生活著的社會的活標本。1995年，我國貴州省六盤水市六枝特區梭戛鄉生態博物館是我國大陸最早建立的生態博物館，也是亞洲第一座生態博物館。目前，我國已在貴州、廣西、云南和內蒙古四省區建立了16座生態博物館。

從整體上看，文化生態保護區和文化生態博物館具有相同的理念與價值目標，都是意在以原生態的方式從整體上對文化形態進行動態的保護。從微觀處進行區別，文化生態保護區主要集中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由文化部負責監管;文化生態博物館則關注物質文化遺產的保存，主要由國家文物局進行監管。嚴格講，對文化進行物質與非物質的區分也是為了更好地對文化進行整理與監管，兩者的區分是相對的。因此也可以說，文化生態保護區和文化生態博物館并沒有質的區別，都是為動態與原地保護文化資源而進行的嘗試。

三、建立文化生態保護區與文化生態博物館提升文化安全的必然性

我國民族地區的傳統村落文化具有獨特性與豐厚性兩大基本特征，這是建立村落文化生態保護區和文化生態博物館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國僅建立了18個文化生態實驗保護區和16個生態博物館，這從數量上與我國為數眾多的民族地區的傳統村落以及豐厚的亟待保護的民族文化資源是不相符的。當前，在我國城鎮化的進程中，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轉移，村落的數量也呈下降之勢，而且這種趨勢依然在發展之中。由此，民族地區的村落文化將面臨無人繼承與保存發展的狀態。一些傳統村落的古老民居建筑多是明清時期的留存，是人類先祖在完全適應與依靠自然的基礎上進行的創造。從現代的發展來看，大部分古舊民居等已經不是最適宜的人居場所。加之現在對此進行保護而實施的“修舊如舊”的原則，村民在古舊民居建筑中繼續生活具有一定的實際困難。如云南大理的諾鄧村，整個村子坐落在平均海拔2 300米的山坡上，用水問題一直困擾著整個村莊。從進村的路口到村內的民居，全部是石砌的臺階，現代化的摩托車、農用車等都只能停在山腳下。村民的生活用品依然靠馬馱或人力背到位于山頂的民居中，這在日益發達的現代社會已經顯得極為不協調。

當前學術界對村落保護的研究一致認為，活態保護――即保留與傳承當地居民日常的生活痕跡，認為這是活體保護的最好辦法。但是，我們要注意兩個事實，一是村落的青壯年人口的逐漸流失，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逐漸開始在城市落地生根。數量眾多的傳統村落已經開始成為“空心村”。冷清的村子在春節期間頓時熱鬧和擁擠起來，一派生機景象，但是這種熱鬧最多持續半個月。之后，隨著春節過后的農民工返城潮的到來，村落又恢復了一年中最漫長的寂靜景象。另外，眾多村落在歷史生成上主要是與自然相依相存，古舊民居建筑即便是維修堅固，原來的設計也已經不再適應今天舒適人居的標準與水平。綜合以上兩點，以動態和發展的眼光去預測今后的村落變遷，我們更多的焦慮是村落文化的傳承人問題。因此，從長遠發展來看建立文化生態博物館也是必要的文化留存的方式。

四、數字化保護提升傳統村落文化安全的運用

在民族地區傳統村落文化生態保護區和生態博物館的建立中，除了最基本的對村落文化進行活體保護之外，還要運用數字化信息技術，以保障對民族地區村落的文化資源進行還原性、全景性的再現。以此，通過對文化遺產的全息還原與保護，構筑文化安全的第一道防線。在世界范圍內，最早利用信息化技術對文化資源進行保護的要回溯到1992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柬埔寨吳哥所實施的“世界的記憶”的項目。

我國對文化遺產的數字化保護始于2000年，敦煌和故宮是我國數字化保護文化遺產的最早受益者。數字化保護文化資源不是通常所說的運用照相機和攝像機的技術，而是利用計算機技術，通過保存、還原、處理以及再現的形式對文化資源進行真實性與全景性的保存。村落的文化變遷處于永不靜止的動態過程中，放眼農村社會未來的發展變遷，現代化和城鎮化進程的日新月異，村落的縮減依然在繼續。在村落總體數量以及村落人口數量都在呈絕對的下降之時，在民族地區村落建立生態博物館以及進行數字化保護具有一定的必要性與緊迫性。潘守永認為，當前，我國生態博物館建設和發展雖然取得了一系列的顯著成績，但是目前仍然存在許多問題或不足，如目前的數量、規模距離我國民族村寨、工業遺產和古村古鎮等保護的實際需求還有較大差距;迄今為止，我國還沒有制定一個全國性的生態博物館發展規劃，也沒有生態博物館建設管理的“行業標準”和機制，生態博物館的建設和發展處于一種“自發”狀態;目前的30多個生態博物館需要在功能和層次上提升;生態博物館的專業人才隊伍需要進一步加強和提高;人們雖然對生態博物館有了一定的了解，但相當多的人仍然缺乏基本了解和正確理解，個別知識精英甚至缺少“寬容態度”。

當今世界，各國之間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文化在綜合國力的競爭中、在現代經濟的總體格局中作用越來越突出。傳統村落的傳統文化，在急速變革的社會中面臨著傳承危機，因此，適應傳統村落文化保護的文化生態保護區與文化生態博物館，在村落文化安全構建的路上依然是任重而道遠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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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篇7

【關鍵詞】 蘇州，遺產保護，空間適應，二元共生

中圖分類號：D922文獻標識碼： A

1、引言

從聚居形態上來說，古村落是人類聚空間居序列中一個主要的載體，在遺產保護序列中也是特殊的一類。其既有文物保護單位的歷史文化特點，又兼具歷史文化名城名鎮成片聚居的空間特質。在鄉土的經濟地理環境中，歷經千年演變，形成了或臨水而居、或擇灣而棲的獨特聚居風貌，成為吳地文化遺產體系中重要的一個分支。從內在的演化來說，其起源、發展一直沿著男耕女織的穩定、持續發展軌跡向前發展。空間形態更替也一直是以木構建筑壽命為限有序更新，村落的整體興衰消亡也一直在緩慢的演化。改革開放之前，蘇州地區的古村落無一不是依照這這種路徑向前演化。而改革開放后近30年間，蘇州地區的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古村落受到極大沖擊，大量消亡。截止到目前為止，保留下來成建制、成規模的古村落僅有14處，其中國家、省級5處，市級12處。這樣的規模與歷史上蘇州地區“半里一村，三里一鎮，炊煙相望，雞犬相聞”的聚落景觀形成鮮明對比。這種劇變是由于城鄉關系失穩造成的。雖然城鄉兩者在空間形成機制、社會治理方式、土地管理模式截然不同，但是與生俱來的城鄉互動關系一直在潛移默化影響古村落發展演變，并且每次都在關鍵時期都引發古村落新的突變。這種影響有的時候會推動古村落向前發展，有的時候會對古村落發展造成不利。這種不確定性，從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古村落的保護難度。再加上固有的“保護”思想的指導下，古村落正面臨著內憂外患困局。一方面古村中勞力資源的大量流失、空間形態快速衰落；另一方面農村產業環境快速改變，村莊居民觀念轉變，耕種模式快速轉化，種種的一切對于單一固化思維模式下的古村落保護，帶來極大的沖擊。鑒于此，我們院在相關保護實踐工作中，改變傳統規劃模式，立足整體保護古村，結合蘇州地區實際情況，從理論思辨和有效實施的角度出發，探討保護與發展二元共生古村落模式。

2、二元共生機制的基本認識

共生的概念來自于生物學，其最初由德國生物學家德貝里(Anton Debarry)1879年在研究真菌時提出，其內涵是“兩個不同物種的有機體密切地結合在一起，在共同的生活中雙方均獲得利益，但彼此不能分開單獨生存”。也就是共生單元之間的相互吸引和合作，是自身狀態和性質的繼承與保留，是共生體的相互補充和依賴，共生過程是共生單元的共同進化過程，其本質是協同與合作，這種共生體的關系就如同古村落保護與發展是古村落的一體兩面，在保護、延續、傳承古村中相關歷史文化遺產的同時，兼顧村莊發展的實際需求，提供村莊發展的路徑選擇。

2.1、動態發展中的聚落空間

如前所言，古村落是蘇州鄉土文化遺產中主要空間載體，更是古城、古鎮、古村三位一體吳文化遺產體系里面重要的一個分支。從其空間的社會根本屬性來講，其歸根結底還是一個社會容器，是一個仍然有人使用的空間載體，而這個基本屬性其實從人類有組織聚居開始就有的，其空間動態延續一直演化。在原始社會初期，人聚居的存在方式主要以分散的點一棟房子或者一頂帳篷存在，后來隨著聚居的人越來越多，逐漸的出現了聚落，隨后這些聚落分為市集、成為集鎮、成為城市，延續至今的就成了歷史地段或者古城古鎮古村落了。在這個演變過程中，聚落空間的規模越來越大、其內的空間職能的分工程度越來越細，空間功能性完善也在多元化，墨子有句古語“食必常飽,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麗；居必常安,然后求樂”說得好，在先人解決基本生存后，開始追求居住環境的改善和居住品質的提高，而古村落不同于文物，其空間的演變與其內居民日常功能性剛性需求有著密切關聯，這種關聯是古村落與生俱來的本性，更體現了人類穴居文化延續的天性，是一種動態的連續的內在需求，體現古村落聚落空間動態發展的一個最基本面，實現古村落在動態延續中的漸變。

2.2、傳統空間的現代適應性

從我們前期保護工作大量實踐中來看，不難發現，當前古村落保護矛盾主要集中在現代生活方式與傳統物質空間之間匹配上。這里面包含了傳統生活方式、傳統起居空間、核心家庭小型化等眾多轉型現實問題。因為按照當前蘇州市古村落相關遺產概念界定標準，其始建年代不晚于清末，距今時間跨度已有100多年。參照這個規定，現有古村落核心區保留的基本上都是這種有著百年歷史、多路多進的院落式傳統民居，而這種大規模的建筑群落是與過去的傳統多世同堂的大家庭生活方式是相適應；而現有古村落中大量家庭結構已經轉變成小型的核心家庭模式，家庭人口主要為2-3人，其構成是祖輩帶著孫輩或父輩帶著未婚子女，成家子女已基本獨立成戶，家庭小型化這種趨勢與古村落中大院落如何匹配適應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方向，更是實際工作中遇到的一個難點；其次傳統的院落空間與傳統生活方式是相對應的，長袍馬褂對應廳堂院落空間，是延續傳統的生活方式還是保持傳統空間布局，或者在兩者之中如何取得平衡又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方向。

2.3、古村落存在的外部效應

外部性又稱為溢出效應、外部影響或外差效應，指一個人或一群人的行動和決策使另一個人或一群人受損或受益的情況。古村落作為一個聚落空間載體，其存在著政治、經濟、地理以及文化等眾多的內涵，其發展演變與周邊的環境不可避免的產生了持續互動，而這種互動所帶來的溢出效應，據陽建強等人研究認為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一是外部結構與環境變化的問題，包括外部區位交通環境變化、旅游開發的影響；二是內部結構存在的問題，包括人口密度高且老齡化，工業用地占有一定比例、物質性老化和功能性衰退、風貌特色有所消退；三是規劃建設管理薄弱，村莊布局散亂、建筑盲目求高求大、基礎設施薄弱、公共設施匱乏等問題，以上的種種溢出外部效應對古村保護提出了更加具體的宏觀要求，在處理好古村落內在空間適應性同時，強化對古村落外部效應研究，放大古村落保護的正效應。

3、二元共生機制的構建

古村落保護其本質是一種人居環境的歷史延續、保存，發展是現代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物質技術條件對歷史狀態的沖擊、融合或更替。古村落本身就是一個動態、演變和發展的概念，因此對它“一概不動”或“推倒重來”兩個極端均是具體實施過程中的誤區，所以古村落在處理好遺產保護，明確保護重點的同時，應兼顧村莊發展和人居環境改善，并樹立全面的、發展的、以人為本的和傳承文化的觀點。

3.1、方法改變，多規合一的綜合規劃

改變過去就事論事的單線思維，將古村落保護規劃視為一個系統的整合規劃。針對古村文化遺產保護的特殊性，考慮蘇州地區發展實際，整合土地規劃、農村地區發展規劃以及村莊規劃和保護規劃等規劃。破解以前建設規劃部門單一編制保護規劃，落實實施多頭共管的困境。按照目前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村莊保護規劃的編制主體是村莊所在地的人民政府，而實際操作中主要還是當地主管規劃建設以及文物部門來具體負責；從參與的部門來說，缺少后續實施的主要參與方農業、國土等主要部門，這其中就涉及到農村地區相關土地政策，尤其是古村中的宅基地建房政策。從目前來看，相關的法規未考慮古村落殊情況，個案考慮，采取一刀切模式，是古村落中拆舊建新、傳統風貌難以延續一個重要的推手；其次，在現行管理體制中，農村地區的土地管理、建房政策以及房產交易等相關現行政策與城市截然不同，在農村中套用城市的規劃、建設、國土、市場等監管程序，明顯出現了水土不服的情況，這也是目前農村地區鄉土遺產保護遇到的一個突出問題；鑒于此，改變傳統的單一規劃思維，通過編制系統的古村落規劃將古村落保護日常工作中涉及到的建設、規劃、國土、農業等部門整合起來，破解相關制度瓶頸，設計相關政策，落實保護意圖，拓展保護途徑。，增加規劃的可實施性、可操作性。

3.2、理念轉型，整體保護與功能性提升并重

改變過去單一的、片面的保護觀，強調全面的、整體的、系統的保護觀，回歸村莊保護本源，積極探索發展路徑下古村落的保護。在保護古村落歷史文化遺產的同時，兼顧考慮古村落現有居民的訴求。完善古村中各項功能設施布局，提升古村居住空間品質、古村宜居性的同時；拓展居民創收的渠道和路徑，將保護理念和社區居民日常生活緊密聯系；增加居民的社區榮譽感，凝聚社區共識，構建古村傳統社區文化。由于古村落的空間形態是一定時期的歷史發展沉淀，其起源發展是在當時的社會、文化的認知水平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的特定背景下建設完成的；由于時空環境的轉換導致其存在功能性適應的問題，不能提供現代化的生活設施，就如同建筑的結構設計時過境遷不再適用于原本設計的功能，或者不能滿足房主及潛在的房主當前的標準和使用需求。例如，傳統合院建筑大多數沒有獨立的廚衛、自來水、污水等基本生活設施，導致宜居性不足，而這種不足將會直接降低居民的保護意愿，這也是目前古村落中存在大量拆舊建新的又一個根本原因。所以在整體保護古村的同時，也要同時注重提升古村功能性。在完善其整體風貌的同時，加強功能設施布局和設計，增加一些便民設施，尤其要針對部分古村落已經進入老年化這一情況，進行專項增加老年化的相關設施。

3.3、空間落實，村莊空間宜居性提升

落實整體保護措施，加強空間管制和空間整治措施的研究。在整體保護措施上面，建立村域和村莊的兩個空間保護層次，并確定保護重點，劃定村莊分級保護區劃，提出相關的保護要求，并提出與之相匹配的空間管制規定，包括建設項目類型、建筑高度控制以及公共空間建設導則等。例如，針對蘇州太湖沿線的古村落，加強整體山水格局以及整體風貌的保護。不僅要注意建筑筑高度以及相關視廊的控制，禁止高度過高、體量過大的障礙建筑出現；同時還要控制新建建筑色彩和建筑形式。其次在空間整治措施上，重點提升村莊面貌和空間舒適性，通過村莊環境改善、院落環境改善、建筑環境改善三個層次的空間提升策略；從設施配套、綠化品質、景觀小品以及公共空間等主要方面予以重點落實提升，實現村莊空間宜居性的整體提升。針對規劃范圍內不同的建筑遺產提出分級、分類的保護策略，建立文物古跡、歷史建筑以及傳統民居三級保護層次；加強古村落鄉土建筑遺產的保護管控，并因地制宜提出不同的保護措施及利用策略；恢復一些歷史場所以及公共空間，加強歷史環境要素的保護，重點對于古橋、古井、古河道、駁岸碼頭以及一些亭廊軒榭建筑特色的挖掘和保護，完善村莊面貌。

3.4、自助保護，政府扶持，居民主導，市場介入，三方合作

從目前相關保護工作的實踐來看，古村落保護還主要停留在政府包辦這一模式。各級人民政府是各類文化遺產的第一保護人，這一模式在蘇州已經踐行了30多年，其成績有目共睹，但其難處也是顯而易見的。由于蘇州各類文化遺存面廣量大，類型眾多，其保護難度可想而知，從一棟老宅到一個村、一個鎮、一個城，其難度是呈幾何級數快速上漲。單就目前古村中相關各類文物保護單位修繕而言，尚有數量眾多的危舊老宅亟待修繕，其所需的維修資金面臨極大的缺口，這也是目前古村等鄉土遺產保護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問題。政府包辦這一模式在村這一級面臨著難以維系的尷尬局面，其資金缺口將難以彌補。其次政府包辦這一模式隨著社會治理模式的轉變，面臨著新的考驗，尤其在面臨著古村這一特殊文化遺產而言。由于古村落保護工作時間跨度大，工作推進慢，需要有序的、緩慢的進行自我更新，這與政府社會管理效能相悖。此外，從歐美、日本等國外相關經驗可看出，現有政府主導的這一模式也急需要改變。改變政府包辦的傳統觀念，改變思路，將古村保護的主導權回歸村一級自治集體，回歸其實際使用者。在完善相關土地、房產等配套政策的基礎上，形成以居民為主導、政府扶持、市場介入的古村保護落實體系，建立政府退出機制，完善市場進入機制。其中居民以宅基地、古建老宅，政府以政策、專項資金，市場以市場化運作共同構成古村落保護落實體系，三者之間不僅可以相輔相成，而且還可以形成三者制約的良性循環。在這里原古村落居民是村莊保護主體和實際利益的主要得益者，本著誰得益，誰出力的原則，居民承擔最大的保護責任。此外，在實踐管理中加強監管，注重保護與開發強度的控制，尤其是一些相關的保護項目引入要注重綜合效益，防止偏重經濟效益而損害其他。

3.5、政策扶持，土地和建房政策雙管齊下

借政策東風，考慮目前古村內遺產保護工作的實施需要，兼顧法律法規的規定，探索多元的保護途徑，采取積極有效的政策扶持，從土地政策和建房政策兩個方面著手。首先，在蘇州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示范區政策指引下，結合國家級城鄉一體化綜合改革試點先行先試的政策便利，破解古村中古建老宅拆舊建新的難題，進行宅基地等相關政策和制度設計。考慮歷史建筑一戶兩宅的可能性，建立古建老宅的宅基地騰退機制，從制度層面消解居民拆除老宅建新房的動因，保護古村落中具有較高文物價值的大量傳統民居；其次對居民私房翻建等其他建設行為予以正確引導，規范居民的建新活動。避免無規劃、無秩序的建新活動破壞古村落的原有空間肌理、格局以及自然環境和歷史風貌，滿足居民分戶、危房翻建等實際需求；此外，考慮到目前古村落中相關遺產的經濟價值，以宅基地為平臺，在遵循國家土地政策的基本原則下，結合蘇州地區實際需求，深入研究和探索土地置換的相關政策，建立古村落宅基地土地交易的平臺，將國有土地交易市場化運作有限的引入到古村落保護中；最后，還要參照《物權法》、《蘇州市古村落保護條例》等相關規定。對古村落中的大量歷史建筑和傳統民居等建筑實體價值予以確認，承認其不動產的地位，認可其相關的合法權益，并可入市進行市場化運作，盤活古村落中文化資產，破解古村落保護中遇到的資金瓶頸困局。

4、結語

在二元共生機制指導下的古村落保護要求我們在實際工作過程中，在有效保護古村落中各類文化遺產的同時，兼顧考量古村落空間的功能適應性，考慮古村的村莊發展需求，改變以往將古村落等同于固化的文物保護單位的認識，正確看待古村落遺產的特殊性，賦予其過去、現在、未來的歷史文化意義，發揚古村落與生俱來雙元共生機制的內涵。

通過村莊保護規劃強化對古村落價值認知，明確核心文化遺產，確立保護重點，加強相關遺產要素的保護，包括村莊格局、傳統風貌、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存以及其他相關歷史人文遺產等。在此基礎上，通過用地布局優化、基礎設施完善、公共空間整治、建筑修繕以及綠化景觀環境品質的提升，完善村莊的功能適應性。結合村莊布點調整、產業布局，完善村莊發展的動力機制研究，實現古村落的雙重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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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近年來，我在許多古村落考察時都遇到這種失落與茫然。有人將其歸結為國人缺乏歷史情懷與文化眼光，有人則將其歸咎為歲月漫長的窮困和一次次對于歷史文化人為的、粗暴的揚棄。我同意這些說法。但還有一個不為注意的十分致命的原因，便是近20年古董市場開放以來，古董販子們大量的“淘寶”。

市場的規律是，當一種物品漸漸受到青睞，有了賣相，隨即便有大批這樣的物品蜂擁而至。可悲的是，人們對自己的歷史文化遺存，一開始沒有認識到它的文化價值，反倒是先認識到商品價值。一股古董熱迅速地席卷神州，致使被金錢驅動的古董販子們干勁兒十足，他們先于文化保護者，跋山涉水，足跡踏遍所有偏僻的水村山莊。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已經過了20年，對古董販子們這種破壞性的“淘寶”仍然是沒有任何“法規”限制，亦無行政禁令。他們所向披靡，幾乎是拉網式地把大地的遺存施行滅絕性的搜羅，然后搬到遍布全國各地大大小小城市的古董市場上。

上世紀80年代末，古董市場的熱銷貨是古代珍玩、書畫陶器、金神玉佛、明清家具……等到這些世代家傳的細軟賣得差不多了，及至90年代末，就漸漸變成老照片、房契、當票、信札和各類具有文化特色與歷史感的生活物品。連臉盆架、油燈、衣帽、梳妝匣、煙袋、車輛與農具，也一樣不剩地全折騰出來。老百姓不明白這些東西的價值，只把它們當作過時的廢物，換些現錢;古董商販也不全懂得這些東西的價值，只要是舊的老的古的，拿到市場能賣個好價錢就好。當地政府更沒人把這些老東西當回事，洋人買去帶出海關又不算文物不算走私，因為至今沒有《民間文化遺產保護法》。如今，古董市場上已經貨源匱乏，多半是仿古的冒牌貨，連老窗扇和門礅都是造假的了，這表明古村鎮和城市的歷史街區近乎被掏空了。

那些來自各地的大量的歷史遺存進入市場后，再沒人知道這些東西確定的出處，它所承載的地域文化、特定的風俗與信息便立即消失，僅僅剩下一個物質性的歷史形態。另一面，那些古村落和歷史街區千百年來積淀的文化內涵被掏空了。失去了見證物的歷史會變得虛無縹緲。建筑殘存的古村落大部分徒具美麗的容顏。像一本書，只有書皮與書名，沒有內頁和內容。

這恐怕是古村落和歷史街區保護最致命的問題。你可以下決心保住一片古建筑，但怎樣保持它內在的氣質與內涵不流散？

歐洲人的辦法是建博物館。比如維也納有23個區，每個區一個博物館，都不大。居民們把不再需要卻有歷史價值的東西，送到本區的博物館，或捐或賣。這些區級博物館的收藏全都十分豐厚，生動而充分地見證著這塊城市土地上一代代人的生活與情感。這樣的博物館在歐洲各國，無論是城市還是村莊，都隨處可見。

國內近年出現了像寧波的“麻將博物館”、上海新天地“30年代生活博物館”、天津的“老城博物館”、蘇州的“絲綢博物館”等等都很有特色。這種小型的博物館也可以是當地特有的某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博物館，無論是皮影、剪紙、布縫、泥塑，還是舞蹈、技藝和鄉俗；還可以是一種獨具風情的生活博物館。

篇9

某驢友在網上發了幾張偶然發現的一個古村落的照片，村子周邊風景清幽，建筑雖顯頹態但仍隱隱透出當年的繁華。不少網友急切打聽村子的位置，該驢友卻不肯透露，說怕來來往往的人太多，干擾了當地人的生活;更怕村子出名后因為過度開發而破壞了它本來的面目。

跟帖的網友議論紛紛。有人說，這樣的古村落應該讓更多的人了解它的價值。有人說，如果缺乏必要的開發性保護，這些古建筑用不了多久就會消失。也有人說，只有經得起時間的打磨而保留下來的才有意義，任何刻意的措施都不是辦法。

【審題】

一、從審題的角度來說，應該是圍繞著古村落，談如何對待古村落。審題的關鍵一是“古村落”，一是“如何對待”。二、如果由“古村落”引申開來，涉及其他各種類型的文化遺產(包括物質和非物質)，應該都屬于切合題意。即：古村落——古遺址、藝術品、歷史文化名城(物質文化遺產)和傳統表演藝術、手工藝技能等(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遺產(物質和非物質)三、“如何對待”文化遺產：要不要保護、怎么保護?要不要開發、怎么開發?

以下這些觀點可供參考：

1、要保持本色、真實、原生態。

2、拒絕圍觀，拒絕被同化，拒絕成為標本。

3、反對過度商業化，反對過度開發。

4、應該讓更多的人了解它的價值。

5、要進行開發性保護

6、任其自然。

【例文】

遙遠的絕響

驢友的偶然發現卻讓自身又喜又憂，喜于繁華野草處仍殘著清幽小村，憂于生怕被外人侵擾，變成一處被明碼標價的“文化囚牢”。

江南水鄉余韻悠長，麗江春*流連忘返。只生怕這靜謐的古村成為了一種絕響;只生怕離我們如此相近的風景卻成了一種時間上的遙遠。

當余秋雨擔心魏晉風流、士人精神已不復存在時，便將他們形容成一種在時空上離我們遙遠的絕響。而我，在這個將一切歷史遺留的古跡淪為“廢墟”，將一切文化明碼標價的時代，擔心某些在時間和空間上并不遙遠的古村卻因人為的過度開發，侵擾和利益化下，漸漸的變成了遙遠的絕響。

當對古村落的吟詠成為遙遠的絕響時，是人心的離初衷的遙遠，是保衛的贊歌成為了絕響。麗江春*使人心醉，鳳凰古村民風淳樸，可這已成為過去，成為被人工翻新的“古街”，被“表演”的文化舞蹈，被價值化、同化的“記念品”。越是刻意的追逐古村落文化的蝴蝶，那么，蝴蝶便離你遠去。沒有深入了解文化背后的風土人情便一一用金錢利誘，民風變了;用人工翻新一一“做舊”，文化的韻味也變了。

追回遙遠的絕響。當我們放棄刻意的追逐古村落文化的蝴蝶，蝴蝶便靜靜的停在我們的肩上。沒有一處古村的韻味是上天所賦予的，它們積淀了文化的記憶，傳承了淳樸的民風。然而，人們的過度開發卻讓這種在靜謐中的吟詠成為了絕響。我們應嘗試去發現、去保護、去歌頌每一處在我們周邊被遺忘的古跡，追回失落的遺址。更重要的是了解背后的民風與人情。

保衛遙遠的絕響。驢友的沉默是值得認可的，并非自私，而是保衛。一旦將位置公諸網絡，游人一多，素質便參差不齊。或許，的確有文化的行家，但也必定有素質低劣的破壞者，也唯有沉默是最安全的眼下之策。然而，長遠之計必定是提高自身素養，用心去體會，而不是用照相機簡單的留念與粗暴的刻下“到此一游”的炫耀。

他們就在我們的周邊，靜謐而安詳的存在著，并不遙遠。切勿因人心浮躁，金錢利誘使之成為遙遠的絕響。

金谷殘顏仍需護

桃花夭夭，煙柳飄飄，縱繁華隨水而去，仍留素顏清秀，稀缺古村落的驚艷重現，引人唏噓議論，于我而言，雖“金谷”繁華已逝，勿讓其再默默無聞。保護古建筑，時不我待。

古村落重現而引起軒然大波，正是由于人們對古建筑文化的保護不慎。盡管王爾德曾贊：“美是不受時間傷害的東西。”但無悉心保護，古時的高山流水，古時集工匠心血的金鑾寶殿，古時凝智者智慧的典籍文化，只能在記憶中不受傷害，時光荏苒，終也漸漸模糊了它的殘顏，開放性保護，使紫荊宮門庭若市，使蘇州園林游人如織，使古村落生機盎然。

對古村落的保護，不是拍腦門的一時發熱，不是拍胸脯的信誓旦旦，而是群眾、政府、社會的實際性行動，是深入觀念的古文化保護意識。曾記否，三峽大壩的蓄水淹沒了白帝城;曾記否，斷壁殘垣的倒下，倒下的是多少文人墨客的思想迸發?后悔莫及須謹記，建立起社會的文化價值觀，規法立法，方能于煙雨中隱見南朝四百八十寺。

保護，一項大工程，政府社會的門面不可少，可基石仍是由個體堆積而成。美國女孩朱麗婭希爾力護紅杉樹，竟居樹上兩年多而使太平洋公司放下砍刀，斯德哥爾摩學生組成人墻，終也能使市政鐵路繞過“王國花園”。普通人也有大力量，古村落的保護，，需要每個個體的文化價值意識，保護觀念，而不是視之為歷史遺留廢墟而熟視無睹，更不是以之為稀而貴者而加以過度開發，刻意守護。

篇10

一、問題的提出

古村落是結合了中國傳統聚落文化、農業文化和田園文化的綜合景觀，直接體現地域及群體的血緣宗族、典章制度、堪輿風水、建筑藝術等，是活著的自然與文化遺產，是一種獨特的高品質旅游資源。而由于古村落文化信息量巨大，游客要在古村落旅游活動中深刻解讀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產生滿意的體驗化效果，就需要合理設計古村落的旅游解說系統。

旅游解說系統是旅游目的地的體驗功能、服務功能、使用功能得以發揮的必要基礎。完善合理的解說系統不但能突出旅游景區的特色，增強游客對觀賞對象的理解和體會，同時還具有宣傳教育、管理控制等作用。然而，我國古村落旅游解說的規劃設計普遍顯得較單調、薄弱，存在解說形式單一，解說內容不規范，解說主題不明確等問題，致使游客難以解讀景觀符號，不易感受和理解村落文化內涵，甚至對古村落產生誤讀。因此，構建合理的旅游解說系統已經成為古村落景區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

二、古村落旅游解說系統的構思框架

古村落旅游解說系統的設計是一項綜合性強的系統工作。首先，要深入了解古村落的特征和內涵，確立解說的中心和主題。同時，要調查分析游客特征和行為規律，掌握游客對解說系統的使用需求。在此基礎上，有針對性地組織解說內容，注重其科學性、大眾性，同時選擇合適的解說媒體來傳達解說信息，提供解說產品，形成解說服務，實現旅游解說系統的服務、教育、管理等功能。（圖1）

三、旅游解說系統構建

（一）確定解說主題

我國古村落眾多，因為環境、建筑、歷史文脈的差異而呈現出不同特征，解說必須把握特色，才可以凸顯地方文脈，將內涵價值外化為特征明確、可體驗解讀的文化基因。在設計具體的古村落旅游解說系統時，首先要對村落進行深入分析和科學評價，了解其成因、類型、特征，在此基礎上，提煉出能代表村落特色，詮釋村落底蘊的主題，并將其融入到解說系統中，成為整個解說系統的指導思想。如浙江楠溪江的古村落因理學盛行，修身養性成為時尚，成為“耕讀社會”的理想境地。這一帶古村落素木蠻石、粉壁青磚，空間格局透露著文人特有的恬靜淡雅之趣，體現著古代知識階層陶情冶性的生活方式。在旅游解說系統構建中，“耕讀結合、詩禮傳家”的文化內涵就應成為始終遵從的主題，凝固在標識設計中，貫穿在導游講解中，從而突出耕讀文化的外顯特征，提高游客對其審美解讀能力。

（二）明確解說需求

古村落具有小空間，大社會的特點，包含著歷史、地理、建筑、景觀、環境、藝術、民俗等多領域的內容。與一般的旅游行為相比，古村落旅游是一種綜合性強、層次高的文化旅游行為，這個特點同時也限制了其客源的特定性，即在游客構成上，以專業層旅游群體居多。因此，在編制解說時應對客源市場進行調查分析，了解旅游者的旅游動機、旅游偏好，將解說內容通過加工和提煉，形成易于接受和理解的解說資料，選擇合理的解說媒介，更好地服務于廣大游客。

（三）選擇解說媒介

按旅游者利用解說系統的方式和信息體驗有效性的角度，筆者將古村落旅游解說媒介分為自導式和向導式兩大類。這兩種方式各具特點，在實踐中可以單獨采用，也可綜合運用。

1、自導式解說

自導式解說是運用書面材料、標準公共信息、語音導游等設施設備向旅游者提供的靜態的、被動的信息服務。目前最常用的自導式解說是利用各類標識來進行解說（表1）。標示牌解說方式由于受篇幅、容量限制，提供的信息量有一定限度，但其解說內容一般都經過了精心地挑選和設計，具有較強的科學性和權威性。

2、向導式解說

向導式解說是導游人員向旅游者進行的主動的、動態的信息傳遞表達方式，通過解說者的服務與技能幫助旅游者實現旅游體驗的愉悅性。目前古村落旅游導游解說員無論是委派導游還是定點導游，由于受到導游自身各種因素的影響，向導解說的質量往往不穩定，對古村落的建筑文化、宗族文化、空間審美等深層次知識掌握不足，無法起到激活村落傳統文化，凸顯村落文脈的作用。

（四）組織解說子系統

在分析古村落資源和游客解說需求的基礎上，對旅游解說內容的組織可以分為若干子系統來進行（圖2），這些子系統相互影響、功能互補，為旅游者的體驗有效性提供多維支持。

1、影響性解說

影響性解說是指將旅游目的地的信息通過有意義的符號進行傳遞、接收、反饋的一個行為過程，目的是讓旅游者形成現行體驗，激發其旅游動機。影響性解說常常利用各種媒介如海報廣告、廣電媒體、微信微博等手段進行宣傳和介紹。從時間維度上先于旅游活動進行，在更多時候也被認為是一種旅游廣告營銷手段。實際上，影響性解說是一種相對隱蔽和模糊的解說方式，也是影響旅游者旅游決策和旅游體驗的重要渠道。

2、交通引導解說

旅游交通解說是指利用交通指示信息，引導游客準確、快捷、安全的到達村落景區。古村落在地理位置往往位于交通網絡的末端，具有交通格局的終端性。這個特點使古村落受到的各種干擾較少，得以保留形態原始的古建筑和生活方式，但由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游客難以獲得準確順暢的交通引導，尤其在散客旅游迅速發展，自駕車旅游盛行的背景下，這個問題更顯得突出。在具體的旅游交通解說規劃中，可以在古村落的上一級旅游依托點（鄉、鎮）開始，設置交通導向指示、標志性景觀形象等。不但使游客得到交通引導信息，更可以傳播景區形象，使游客對目的地產生進一步的印象。

3、游覽線路解說

游覽路線結合了觀賞方式、觀賞密度、觀賞角度、觀賞距離等要素，不同的游覽路線，旅游景觀的呈現和主體的感受都會不同。我國的古村落由于受到自然條件，建筑營造模式等的影響，形態不拘一格，只有通過游覽路線解說這種空間解說方式，才能帶給游客豐富的空間變化感受。進行古村落游覽線路解說的設計時，首先要研究村落布局空間特點、確定能凸顯村落文化內涵的空間形象。例如，位于浙江溫州的蒼坡古村，建造理念源于文房四寶，村右有筆架山，村中石板街為筆，蓮池為墨，池邊的石條為硯，整個村落為紙，以體現“興文運，出人才”之意。村中的主要游覽路線即可圍繞“筆墨紙硯”來設計：先看入村溪水，尋硯池；漫步筆街，可仰視筆架山；至蓮池邊，則可見石硯；再到池邊環視砌成方形的村墻，則可體會“紙”之奇妙。如此引導游覽，則可使游客清晰地體會村落布局的獨具匠心和深遠寓意。除此之外，還要調查分析旅游者在古村落游覽的時空規律，按旅游者最有可能游覽各個景點的時空順序安排解說媒介，使其在合理的時間內完成景點游覽。

4、主題景觀解說

古村落既有中國傳統聚落的共性，也因為地域、民族、宗教等因素的影響而存在著較大的個性差異，這些差異性的特質外化表現在一些標志性的景觀上，即成為了古村落的主題性景觀。例如，風雨橋和鼓樓是湘、桂、黔一帶的侗族村寨最醒目的建筑，是民族聚落的焦點；徽州地區古村落的進村水口地帶一般都建有“水口園林”，形成“自成天然之趣，不煩人事之工”的景觀效果，是村落中醒目的景觀標志；而在以宗族關系為紐帶形成的古村落中，宗祠無論在位置或建筑形勢上，都是村落中的重要標志物。

古村落中的主題景觀一般都有突出的視覺效果，位置顯要，公共性強，游客分布比較集中，停留時間比較長，對旅游者來說是方位的參照物和對村落記憶的象征，是最具體驗效果的核心景觀。對古村落中主題景觀進行解說設計，首先要發掘主題景觀在村落中的象征意義，并貫穿到解說設計的內容和形式上。標識類解說應遵循清晰、醒目、明確和簡潔等原則，內容要具有較強的科學性和權威性，也要考慮能為廣大游客所理解和接受，外觀設計方面的造型、材料、顏色的選擇則要充分考慮到村落的歷史、建筑和環境景觀；導游人員進行解說則要充分準備解說內容，注重講解技巧，切忌空洞無物或言過其實。在講解方式上可采取專題式解說，即圍繞主題景觀，將一系列的事件和知識聯系起來，用一點帶多面的方式來體現主體景觀的主旨內涵。如果單純從歷史或故事傳說的角度進行講解，則很難形成解說受眾的文化認同性。

5、生活文化解說

與傳統景區相比，古村落既是旅游景區，又是當地村民的生存環境和生產生活空間。古村落的居民及其生活和社會活動可以說是村落歷史延續的發展動力和源泉，也是構成村落景觀特色的一個組成部分。村民的日常生活、、節慶活動、民間工藝構成一種獨特的、鮮活的傳統聚落生活狀態，是文化古村落的魅力之源，也是無可替代的旅游吸引物。

由于古村落的生活文化具有一定的動態性和抽象性，很容易在旅游解說設計中被忽視。自導式解說由于在位置上和解說內容的相對固定，表達生活文化時傳遞的信息量十分有限，很難達到理想的解說效果。而導游人員作為審美關系主客體之間的第三者，既可把握主體的心理變化，又可通過語言在對象和主體間鋪路搭橋，是解說古村落生活文化類吸引物的理想方式。導游人員應該根據時間、對象的不同，利用所見景物制造意境的方式來講解，幫助游客了解和體驗古村落特有的生活文化。同時，在引導游客參與體驗村落生活時，導游還要引導和控制游客參與體驗的時機、程度和方式，以免破壞當地有序的生活結構及其審美價值。

四、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