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研究的哲學基礎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定量研究的哲學基礎，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陳姿屹(1981-),女,重慶大學社會科學研究處科員,碩士,主要從事管理學研究,(E-mail) 。

摘要：21世紀以來，中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進入了一個繁榮發展的新時期。當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提高研究質量。為此，需要運用科學合理的評價體系來判斷研究成果的價值和質量，鼓勵高質量成果產出，進而引導和促進哲學社會科學的全面發展。文中以《關于大力提高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質量的意見》和《教育部關于進一步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意見》為指導思想，以定性和定量評價、分類評價為評價原則，以創新性、科學性和社會性為評價標準，構建以質量為導向的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框架。



關鍵詞：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標準；評價框架



中圖分類號：G64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

1005-2909(2012)01-0157-05

21世紀以來，在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取得了較快發展，各類研究成果數量增速迅猛。與此同時，在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例如：低水平重復現象比較嚴重，理論脫離實際比較普遍，應對重大社會問題的能力不強，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和條件保障也不能適應哲學社會科學快速發展的需要等等。在很大程度上，當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問題不再是經費問題，更多的是研究質量的問題。在2006年6月教育部出臺的《關于大力提高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質量的意見》（簡稱《質量意見》）中突出強調了提高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質量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為提高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水平，需要運用科學合理的評價體系來判斷研究成果的價值和質量，以此鼓勵高質量成果產出，進而引導和促進哲學社會科學的全面發展。客觀地評價哲學社科研究成果，對當下中國社會科學的持續發展，乃至學術生態的演進，具有“指示器”和“風向標”的意義[1]。 2011年11月出臺的《教育部關于進一步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意見》（簡稱《評價意見》）指出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評價工作存在的問題主要為：（1）注重理論創新和實際應用價值的質量評價導向有待進一步強化；（2）符合哲學社會科學特點和發展規律的分類評價標準有待進一步完善；（3）科學合理、誠信公正的評價制度有待進一步健全；（4）重數量輕質量、重形式輕內容的評價方法亟待根

本扭轉。 《評價意見》中強調要“切實強化評價的質量意識，牢固樹立科學的質量觀，正確把握數量和質量的辯證關系，將創新和質量導向貫穿于科研評價的各個環節、各個層面”。因此，圍繞質量標準進一步改進哲學社會科學評價工作，促進哲學社會科學健康發展，已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文中以教育部出臺的兩個意見為指導思想，對社科評價問題進行探討。

一、 以質量為導向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原則

哲學社科研究成果是人類從各個不同角度對自身、社會及自然的理性思考，其研究成果多是以社會現象、社會規律、社會實踐價值和意義的判斷和評價形式而存在，相比自然科學研究成果評價，表現出其內在的廣泛性、復雜性、社會性和歷史性等特點，因此，以質量為導向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的評價原則應充分遵循哲學社會科學的自身特點和發展規律，通過科學合理的評價體系，對研究成果價值進行客觀的評價，以促進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

（一）定性與定量評價相結合

根據《評價意見》，深刻認識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和評價的復雜性，準確把握評價對象的不同特點，合理運用恰當的評價方式，增強評價結果的科學性和公信力。國內高校目前普遍采用的評價方法有兩種：定性評價和定量評價。其表現形式分別為引文分析法和同行專家評價法。

引文分析法主要是利用各種數學和統計方法，把學術成果發表和出版的等次、被轉載和引用的頻度、獲獎情況、社會反應等作為成果質量的重要指標。引文分析法“易于操作和實施，作為成果評價的一種初級形態和補充手段，對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曾經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2]。但該評價方法存在的缺陷不利于社會科學學術的發展：其一，強調研究成果的量化指標，與哲學社會科學的靈活性和多元性特點不相符；其二，某些社科成果在短時間內難以作出客觀、科學的評價，該類成果的引用率自然很低，但并不能說明其學術價值就低[2]。

同行專家評價由同一個學科領域或相關學科領域的專家，按照一定的標準，對涉及該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性質上的非量化的價值評價。其特點是“基于研究成果本身的內容，尤其從創新性、原創性、科學性、系統性等維度進行把握判斷，把是否發現新問題、挖掘新材料、采集新數據，是否提出新觀點、采用新方法、構建新理論，作為衡量學術成果質量高低的核心指標”[3]。同行專家評價在中國還是一項很不成熟的社會科學成果評價法，在評價過程中缺乏公認的評價標準而易于形式化。首先，評價的主觀因素。同行評價更多是依據個人的經驗，同行評價專家的視野、偏好、能力等主觀因素對定性評價的實際效果有著潛在的制約作用。其次，評價的保守因素。具有創新性的前沿性研究往往具有打破傳統學術思維的特征，很可能得不到局限于常規思維的評價專家的理解和認同。第三，以學科為基礎的同行界定。以交叉學科和新興學科為基礎產生的研究成果具有極強的復雜性和多元性，在評價過程中，難免會產生“非共識”現象，導致不公正對待。

《質量意見》中指出，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評價，既要有數量、規模指標，更要有質量指標。當前尤其要強調質量指標在評價體系中的重要性，要扭轉重數量輕質量的現狀，改變簡單以數量評價人才、評價業績的做法。因此，以質量為導向的哲學社科研究成果評價應將定性與定量有機結合，互相補充，在面對復雜評論對象和評價問題時，給予綜合的考察和評估。 

（二）分類評價

不同類型的研究活動和不同形式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其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的表現形式和側重點都有所不同，不能籠統用某種評價標準去評價不同的研究成果。《質量意見》中指出：“評價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要堅持科學性與價值性、國際性與民族性、繼承積累與自主創新的統一。對哲學社會科學的各個具體學科要有與之相適應的評價標準，對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要有切合實際的評價尺度，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不同成果形式要有針對性地采取不同的標準和方式進行評價。”

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按其研究內容主要分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兩大類。基礎研究主要以新理論、新概念、新方法、新證據等原創性的成果為目標，其效應是隱性的、間接的。應用研究則是基礎研究成果在社會實踐中的具體應用和延伸，是以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需要產生具有

切實社會效益的技術、方法、措施，因此，在進行評價的時候，基礎研究應堅持服務國家目標與鼓勵自由探索相結合，研究成果要在思想理論上有所創新，傳承文明上有所貢獻，學科建設上有所推動，以學術積累和學術創新為主要尺度。應用對策研究應以重大現實問題為主攻方向，研究成果要在提升國民素質上有所作為，解決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上有所突破，為黨和政府提供決策服務上的支持，注重其社會效益或經濟效益。對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兩類不同的研究成果，應根據其各自特點采取不同的標準和方式進行評價。

二、建立促進高質量研究成果的評價標準

《質量意見》和《評價意見》中均強調要建立以質量為導向的評價標準，注重研究成果的學術原創性和實際應用價值，切實推進理論與實際結合，把是否發現新問題、運用新方法、使用新資料、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形成新對策等作為衡量研究成果質量高低的主要內容。基于此指導思想，筆者在查閱諸多文獻之后，總結了以下幾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質量評價標準。

（一）創新性

創新是科研的生命，只有創新才能在科研成果中總結出新的經驗、規律，探索新的思路、方法，建立新的理論、學說，提出新的方案、對策，為新的實踐及時提供科學的理論指導。《質量意見》中亦指出，創新是提高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質量的決定性因素，創新程度是衡量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質量高低的核心要素。因此，對研究成果進行評價時，首要原則是要考慮其創新性，把是否發現新問題、挖掘新材料、采集新數據，是否提出新觀點、采用新方法、構建新理論，作為衡量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質量高低的主要內容。

創新性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1）選題方面有創新；（2）開拓材料范圍或開辟新的研究領域、擴大認識對象的范圍；（3）修正前人錯誤的或不完全正確、不全面的認識；（4）提出科學發展階段同步的新見解；（5）技術手段、研究方法有創新；（6）革新著述方式[2]。無論是對基礎理論的進一步研究或積累，還是對應用技術的開發與推廣，創新主要體現在新觀點、新材料、新方法、新視角等方面，因此，在對科研成果的價值進行評價時，首先要考慮其基本的創新性[4] 。

（二）科學性

哲學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而具有自身的研究特點和規律，其學科特性注重基礎知識傳承、資料積累。這使哲學社會科學人才培養、項目周期、成果產出皆具有長期性特點，因此，其評價標準必須具備科學性，符合哲學社會科學的科研規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具有開放性、多元性和個體性的特點，如音樂、美術、體育和新聞學等，因此，應根據其研究規律，制定出具有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特色的科學評價方法。

（三）社會性

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一定要有自身的社會現實意義。“只有符合人類社會發展需求的科學成果才能被人們理解、接收、掌握、應用，才能有生命力。”[5]也就是說，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價值不僅要體現其在學術領域的價值，而且更應強調社會科學成果與社會經濟效益的結合。因此，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應注入社會視野元素，在更寬廣的領域“將社會科學發展目標與國家目標進行有機結合，對國家亟需研究和解決的社會科學領域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能夠提出獨創性的見解或可操作性的建議”[6]。

三、 建立基于質量標準的哲學社科研究成果評價框架

對哲學社會科學成果進行科學的評價，其目的是為了客觀反映出成果的真實價值。武漢理工大學李志平認為，社科成果就好比產品，引文分析法和同行專家評議法只是從生產者角度對產品價值分別進行技術層面和主觀層面的評價，其評價結果“可以近似看作是整個生產領域的學術價值”，然而，“從客觀上講，社科成果的價值是體現在需求方面和社會使用后的價值增加”[7] 。基于這一觀點，李志平提出了社科成果四維評價方法。 該評價方法巧妙地將定量評價和定性評價結合起來，并融入社會價值評價，使得評價具有客觀性和真實性。

如前所述，高校社科成果分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兩大類，根據其研究性質的不同，評價的側重點也有差別。基于之前總結的研究成果質量評價標準，結合社科成果四維評價方法，文中按照對社科成果分類評價的基本要求，建立了更加科學、合理的評價框架。

（一） 基礎研究成果評價框架

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基礎研究成果的首要任務是探索人類社會現象的發展規律，為認識和改造人類社會提供理論和方法。“基礎研究成果耗時耗力多，對學科發展貢獻和價值較大，創新性、科學性是最主要的價值體現。”[8]哲學社會科學基礎研究成果的評價模型框架如圖1所示。

該框架圖由4個維度組成：同行評議、引文分析、貨幣價值和效益價值。同行評議和引文分析維度是通過定性評價和定量評價相結合的方式，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進行學術價值評價。同行評議維度基本上沿用同行評議法的思想，根據基礎研究成果的性質，把成果是否具有新理論、新概念、新方法等創新性要素，是否體現哲學社科學科特色作為評價的標準內容。引文分析所體現的價值是從定量的角度，通過引文深度、引文廣度和創新學科三部分衡量成果的價值。“引文深度是指本學科的引文次數所體現出來的價值，引文廣度是指非本學科的引文次數所體現出來的價值，然后將創立新學科的價值單獨拿出來作為一項。”[7]

貨幣價值和效益價值維度體現了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需求價值。貨幣價值來自學校、政府等定向性很強的貨幣資助，雖然投入的貨幣金額和社科成果的產出并無很明顯的因果關系，但從某種程度上講，“既然一方可以出這么多的貨幣，貨幣數量至少可以反映社科成果的價值”[7]。基礎研究成果往往極具理論性，對高校學科體系和科學理論發展起到促進作用，因而，其貨幣價值主要體現在學校自主科研和政府財政經費資助上。效益價值是社科研究成果的產出效益，基礎研究成果的效益價值主要表現在學生新增收益和學校新增收益等方面，這也充分體現了基礎研究對高校學科建設的支撐作用。

（二） 應用研究成果評價框架

高校哲學社會科學應用研究成果主要反映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需要，以生產切實社會效益的技術、方法、措施為目標。哲學社會科學應用研究成果的評價模型框架如圖2所示。

應用研究成果的評價維度與基礎研究成果評價相同，也是由同行評議、引文分析、貨幣價值和效益價值組成。不同之處在于，同行評價的內容包括政府采納、社會反響、技術專利、措施方法等實際應用型要素。應用研究成果的價值一般通過成果轉化并服務于政府、企事業單位等來體現，其效益價值表現為政府新增收益、企業新增收益、其他新增收益等，其貨幣價值也主要來自政府撥付、企事業資助和社會團體贊助等。

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四維綜合評價模型體現了定性與定量評議相結合的思想，并將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有機融合，充分體現了哲學社會科學質量評價標準的創新性、科學性和社會性。根據分類評價的原則，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按照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兩大類別分別建立評價模型，強調了不同類別的研究成果應側重的評價要素，分類評價更加符合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的原則和要求。



參考文獻：

［1］張建華.改進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分類實施評價［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4）：117-119.

［2］沈壯海，等.論社會科學學術評價的應有趨向［J］.社會科學管理與評論，2007（3）：12-15.

［3］ 王婷，等.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成果評價方法的現狀與趨勢［J］.太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2）：35-37.

［4］ 李存娜.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問題與反思［J］.學術界，2004（3）：154-167.

［5］ 張書曄，等.論學術腐敗治理與科研成果評價機制的完善［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6）：109-114.

［6］ 崔旭，等.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體系研究［J］.社會科學管理與評論，2009（3）：34-41.

［7］ 李志平.高校社會科學成果的一種四維評價方法初探［J］.科技管理研究,2004（1）：89-91.

［8］ 鄧曼.論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的原則與框架［J］.企業家天地（理論版），2007（10）：165-166.

Built an evaluation frame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products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based on quality perspective

CHEN Zi-yi

(Office of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P. R. China)

Abstract：

篇2

1評價原則

1.1現實性原則

社會科學研究的成果一定要有它自身的現實意義，整個人類科學的發展規律告訴我們，只有符合人類社會發展需求的科學成果才能被人們理解、接受、掌握、應用，才能有生命力，因此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必須緊跟時代的潮流，將社會科學發展目標與國家目標進行有機結合，對于國家亟須研究和解決的社會科學領域的重大現實問題能夠提出獨創性的見解或可操作性的建議，或者為培養社會科學優秀人才提出創新性方案和策略。

1.2價值性原則

（1）學術理論價值。社會科學就是在不斷追求真理的過程中前進的，對較復雜的社會現象進行正確的解釋，找尋現象背后的本質和規律，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手段，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真諦，因此對基礎理論成果的評價，學術理論價值是一個重要衡量標準。

（2）倫理道德價值。在人們的價值觀中，倫理道德價值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一項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應用到社會之中以后，可能會在不同程度上改變著人們之間的各種關系，影響著人們的行為規范。如果一項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違背了社會大眾普遍遵循的倫理道德原則，那么該項成果是很難被接受的。因此，一項成果所蘊含的倫理觀、價值觀是要與人們普遍認可的、經過歷史積淀的、已經約定俗成的規范相一致，這樣才能適用，才有可能在社會生活中被廣泛推廣應用。

（3）社會經濟價值。哲學社會科學成果可以通過給相關機構或部門提供建議、方案、方法，解決實際社會生產、生活問題而產生經濟效益，也可以通過為人們提供知識、更新人們的觀念，提高人們的精神文化素質、思想道德修養、藝術修養以及價值判斷能力，產生一定的社會效益。對于所產生的社會經濟效益，可以量化的部分，可用價值量的大小來衡量研究成果的好壞，難以量化的部分，則可以通過其影響面、宣傳面和貢獻大小加以評判。

（4）生態環境價值。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人、社會、自然之間建立和諧關系的重要性，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與自然之間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可以通過影響組織機構的經濟行為來影響生態系統，也可以通過改變人們的行為，進而影響到生態環境。因此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會對生態環境的變化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積極的影響應該是推進生態環境的改善，使人、社會、自然更加和諧相處。生態環境價值標準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一個評價標準。

1.3創新性原則

評價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一項重要標準是創新程度。只有創新才能在科研成果中總結出新的經驗、規律，探索新的思路、方法，建立新的理論、學說，提出新的方案、對策，為新的實踐及時提供科學的理論指導等。一項沒有創新力的研究成果，只是重復別人已經提出的觀點和方法，是毫無意義、沒有價值的。所以，不同范圍、層面、角度的創新對社會經濟生活所起的作用不同，影響的廣度和深度也不同。因此，我們應根據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創新程度的大小來衡量其價值。

2評級系統的構成要素

評價系統的構成要素主要包括評價制度、評價主體、評價客體、評價方法等。

2.1評價制度

制度最一般的含義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辦事規程或行動準則。許多情況下，制度也是某一領域的制度體系，如我們通常所說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制度最大的特點是規范性和程序性。制度對實現工作程序的規范化、崗位責任的法規化、管理方法的科學化，起著重大作用。制度的制定必須以有關政策、法律、法令為依據。制度本身要有程序性，為人們的工作和活動提供可供遵循的依據。

評價制度就是評價工作應當共同遵守的評價辦事規程或行動準則。評價制度是保障評價工作順利進行的保障，是評價工作科學、公正、客觀的基石。因此在評價系統中評價制度是最重要最關鍵的要素。

建立科學合理的評價制度，是評價工作的前提和保障，它包括評價準則的制定，評價程序的規范和監督體系的建立。評價準則就是要由政府相關部門頒布相關的政策法規，明確評價主體的職責和權利、規范評價程序和評價方法、建立嚴格的評價監督體系。

評價程序就是涉及評價工作各個環節的要點、工作步驟。從選擇評價專家、評價方法，以及使用何種評價體系等等多方面體現評價程序的科學、規范與可操作性。

建立嚴格的監督體系。對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的評價，應建立嚴格的監督體系。首先應明確監督什么，即監督的對象。在這里，我們認為包括對專家的監督、對評價機構（包括政府評價機構和非政府評價機構）的監督，對評價程序的監督這三個方面。對專家的監督應當包括在評價結束之后公開專家組名單，對專家評價意見予以匿名公開，目的是使評價結果接受社會的監督。對專家評價的再評價，應建立如下監督機制：一是保持評審記錄；二是對投票負責，正式簽署投票意見；三是向社會公開評價意見；四是應集中發表評優成果；五是要充分重視專業協會、專業刊物的監督作用。對機構評價的再評價，也應鼓勵評價機構的多元化與良性競爭，例如增加“學術聲望”評價，以彌補其它剛性指標的不足。

2.2評價主體

從哲學角度講，主體是指對客體有認識和實踐能力的人、實踐的對象，為屬性所依附的實體。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主體就是實施評價行為的機構組織，包括政府，也包括非政府評價機構。也就是說，評價主體不是單一的，是多元化的。多元化可以杜絕行政壟斷現象的出現，有利于社會科學的發展。但是多元化也可能造成學科之間各自為陣，各種評價層出不窮、口徑不一的局面。為了杜絕這種現象的產生，就需要對各種非政府評價機構進行監督和管理，在政府相關部門進行登記，予以統一管理；第二接受社會的監督，對評價活動和評價專家通過專業協會、專業刊物和網絡的影響力予以監督；第三鼓勵評價機構的多元化與良性競爭，例如增加“學術聲望”評價，以彌補其它剛性指標的不足。

2.3評價客體

客體是指存在于主體之外的客觀事物，是主體的認識對象和活動對象。那么哲學社會科學評價客體就是各類型研究成果。包括書、論文、調研報告等。為了評價方便，一般將其劃分成基礎類研究成果和應用類研究成果，基礎研究總體上是以主攻學科前沿的重大難題、探索創新知識、創建新理論的理性追求為其目標，這也是學科主體性的根基所在。評價基礎類研究的主要標準主要是突出學術性和創新性；評價應用類研究成果的主要標準是研究成果能否向現實生產力轉化、能否為決策層提供有價值的決策咨詢等。基礎研究常常耗時巨大，其價值也是潛在的；應用研究則常常是當下的，效益是顯在的。對這兩種性質迥然不同的研究，應設立不同的評價標準。

2.4評價方法

哲學社會科學的評價方法總體講有定性評價和定量評價，定性評價以同行評議為主，它是國內外學術界和行政管理部門最常用的方法，這種方法之所以廣泛使用，主要在于它與哲學社會科學的特點相適應，因為哲學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現象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而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表象都是與人的精神世界、價值觀、道德觀息息相關，因此評價一項社會科學成果質量的高低，內容的優劣，需要由從事同一領域的專家進行評審，通過對成果的研讀，感悟成果背后作者的價值世界、精神世界，由此判斷成果真正蘊涵的學術性和思想性。然而同行評價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受評價者個體認識的局限，評價結果可能出現偏頗；受外界環境影響，容易出現學術評價腐敗問題。為了彌補同行評議的不足，又紛紛出現了各種定量評價方法，如引文分析法、文摘法等，它們都是對同行評價的有益補充，目的是增加評價的量化成分，減少定性評價的不確定性。在實際的評價過程中，要想做到評價結果科學、公正、客觀，就必須在同行評議的基礎上，輔以引文分析等定量評價方法，綜合使用定性與定量的評價方法，才能獲得比較客觀公正的效果。

3評價系統各要素之間的關系

篇3

研究方法是旅游研究者順利開展旅游研究的必備工具,具體的研究方法又受到特定的研究范式的制約,中國的旅游研究者在努力掌握各種研究方法時,往往對其背后的方法論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從而限制了研究水平的提高。本文認為,中國旅游研究者要想提高研究水平,必須首先系統理解西方的科學哲學思潮和研究范式,在此基礎上,再采用本土化和跨文化的研究策略。

關鍵詞：

研究方法; 研究范式; 本土化旅游研究; 跨文化旅游研究

收稿日期： 2011-05-01; 修訂日期： 2011-08-31

基金項目：

安徽省社科規劃項目《皖南國際旅游區品牌權益的評價與管理:基于顧客視角的研究》(AHSK09-10D90);安徽師范大學博士科研資助計劃項目“中國國家旅游形象的跨文化比較研究”(160-751056)

作者簡介：

張宏梅(1969-),女,博士,安徽師范大學國土資源與旅游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旅游消費行為、旅游目的地營銷、跨文化管理。

1 問題的提出

中國旅游研究已走過30年。30年來,旅游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研究成果數量持續增加,研究內容日益豐富,研究水平有所提升,旅游研究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但當我們仔細審視這些研究成果的時候,我們會發現:(1) 很多研究是對國外研究的簡單模仿和復制,這些研究借用國外的理論模式,將國外的測量工具翻譯成中文,然后以中國旅游目的地作為案例地,以中國的旅游者、居民或旅游企業員工作為調查對象,對國外研究進行簡單復制,而很少能基于國內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來推進旅游知識的積累;(2) 很少有研究在借用國外理論和方法時能考問這些理論和方法在中國應用時的適用性問題;(3) 盡管解釋性研究數量在增加,但旅游研究仍以描述性研究偏多,很多研究滿足于對現象的定性或定量描述,而缺少對現象背后原因的分析,或只是想當然地列出一些解釋;(4) 很多研究缺乏理論基礎,只是對數據進行簡單的分析和堆砌,而這些分析結果很難放置在一定的理論脈絡中加以解釋;(5) 缺乏理論構建意識,很多研究滿足于對案例地或調查樣本特征的具體描述,而對理論概括和抽象無所涉及。

以上問題嚴重制約了中國旅游研究的發展,使中國旅游研究的整體水平無法提高,旅游學的學科地位無法確立。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國研究者在參考國外旅游研究文獻時,多依葫蘆畫瓢。雖然在具體的數據收集和分析方法上容易模仿,但存在于具體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論和研究范式卻很難直接從文獻中看出并被理解,而研究范式及相應的科學哲學是構建知識和理論的基礎。由于對西方的科學哲學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從而導致中國的旅游研究者只能在理論和方法上對國外研究進行簡單借用和模仿,而很少在旅游知識積累和理論構建上有所貢獻。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強調西方的科學研究范式在旅游研究中的哲學基礎作用,并探討如何進行中國本土化的旅游研究,以期引起中國旅游研究者對研究范式和本土化研究的關注。

2 對國內旅游研究方法的反省

中國古代思想家孔子有句名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者做研究工作同樣如此。研究者要想把研究工作做好,取得好的研究成果,必須首先掌握各種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對于科學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廣泛認同,沒有科學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就無法進行有效的研究工作,研究方法簡單粗糙會限制研究者的研究工作,進而限制理論和學科的發展。

國內早期的旅游研究多以定性分析和描述為主,陸林(1997)對國內旅游地理文獻的分析發現,國內旅游地理研究描述性工作多,低水平重復工作多,缺乏深入細致的調研和先進的研究方法,影響研究的深度和廣度。謝彥君(2003)認為旅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所應具有的特殊的研究方法體系還沒有成型,理論范式單一,研究方法不夠系統。張宏梅和陸林(2004)對《旅游學刊》1999~2003年刊出文獻的研究方法進行分析發現,約80%的文章運用傳統定性方法,即主要以文字作為表現手法,對所研究內容進行理性的分析,屬于科學研究的傳統思辨階段;運用現代定性方法的文章約占文章總數的8.8%,這些文章主要運用定性資料、統計數據、訪談和開放式問卷數據進行分析,包括對各種定性數據進行頻數和頻率的統計分析;運用定量方法的文獻只占總數的11%,且大部分使用基礎統計方法(均數、頻數等),比如因子分析、回歸分析等多元復雜統計方法使用較少。

近些年來,這種局面有所改觀。定性研究中,個體深度訪談和焦點組訪談等質性研究方法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青睞;定量研究中,數據收集和分析的規范性在不斷提高,因子分析、聚類分析等多元分析方法被廣泛使用,回歸分析和結構方程模型對旅游研究者來說也不再陌生。旅游研究方法的改進促進了旅游研究質量的提升,讓我們對旅游研究的未來充滿期待。但當撇開這些成績的光環,將旅游研究與心理學、管理學、社會學等學科成就進行比較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旅游學科和上述學科的差距還很大,這固然與旅游學科的復雜性有關,但更與國內的旅游研究者缺乏科學哲學、研究范式、方法論、以及具體研究方法的系統理解和訓練有關。旅游學科可以說是旅游業快速發展背景下催生的一門新興學科,從其產生之初就存在很大的實用性和功利性,加上旅游現象涉及面極廣,具有高度復雜性,這都給旅游學科樹立獨立的學科地位提出了挑戰。目前,無論在國外還是國內,旅游學科的學科地位仍然沒有得到學界認可。作為旅游研究者,當然首先應該對旅游學科的發展前途持樂觀態度,但與此同時,我們更應該反省目前的研究現狀,思考如何跳出盲目模仿、簡單重復、多零散的案例描述、缺乏理論建樹的怪圈,還旅游學科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本質,建立起屬于自己的一整套理論體系,摒棄過度的實用主義傾向,處理好旅游科學研究與科學知識應用之間的關系。雖然建立獨立學科的路很艱難,也很漫長,但有志于旅游學科發展的仁人志士應當勇于挑戰這種艱難。不過光有勇氣和決心還不夠,我們還需要尋找克服這種艱難的有效途徑。我覺得這種有效途徑至少有以下兩條:一是理解西方的科學哲學和研究范式,二是進行本土化和跨文化旅游研究。

3 西方的科學哲學和研究范式

在西方國家中,科學哲學和各門學科之發展存有一種互為體用的關系:各門學科的發展,變成科學哲學反思的題材;科學哲學的發展又能回過頭來,促進各門學科的發展(黃光國,1999)。與各種科學哲學思潮相對應的研究范式更是西方學者進入研究工作的敲門磚,方法論課程是西方高校研究生入學第一學年必修的基礎課程。反觀國內的旅游專業研究生教育,我們會發現,很多高校沒有開設方法論課程,甚至一些高校連研究方法課程都尚未開設,研究生們只能自己慢慢摸索,結果只能是盲目模仿,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這樣就會不可避免地錯誤地使用研究方法,更難有自覺的理論建樹。

目前,中國的旅游研究者多在自己摸索和嘗試使用各種具體的研究方法,如訪談法、問卷調查法、各種數據分析方法等,雖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總體狀況仍令人擔憂。一方面,碩士生甚至博士生們,對各種具體的研究方法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盲目使用;另一方面,國內旅游學界雖然已經開始重視研究方法使用的規范性,但很多人會滿足于對具體研究方法的正確理解和使用,很少有人關注具體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論和研究范式問題。科學哲學和研究范式是科學研究和建構知識的基礎,要進行高質量的旅游研究,研究者們不僅要掌握各種具體的研究方法,更要理解各種研究范式,在范式的指導下從事旅游研究工作。

3.1 西方科學哲學的演變脈絡

西方科學哲學的快速發展始于20世紀初期,在整個20 世紀,科學哲學出現了實證主義、后實證主義、結構主義、詮釋學、批判理論、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混沌理論、建構實在論等多種思潮或范式,這些范式為自然和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哲學基礎。

最先提出、持續時間最久的科學哲學是實證主義。實證主義是建立在自然科學基礎之上的,它排斥神學和形而上學,認為外部世界是客觀存在的,是由普遍規律和真理支配的。科學的目的是發現和揭示真理,其路徑為科學觀察和邏輯歸納,“科學始于無偏見的觀察”,遵循“觀察-歸納-理論-證實-新的觀察”的真理累積增長模式。實證主義采取一種極端經驗論的立場,認為:人類知識應當僅限于收集事實并找尋其間關系,借以對世界做出正確描述;超出主觀經驗的知識是不可靠,也是不可知的。這種極端經驗主義的立場致使實證主義在20世紀初就遭遇了危機和挑戰,對實證主義思想的批判推動了后實證主義、詮釋學等哲學思潮和流派的涌現。

以波普為代表的后實證主義以其“否證論”哲學最先對實證主義提出挑戰。波普在《科學發現的邏輯》(1932)一書中,提出科學方法應當是以理性批判為基礎的演繹推理:科學家先針對特定問題提出假說和猜想,再依據事實對假設進行檢驗,并在檢驗過程中不斷修改原來的假設和猜想。他否定科學理論是由歸納過程發現的,主張演繹才是經驗科學正當的方法,并始終認為“一切觀察都滲透著理論”,“理論先于觀察”,提出科學發展的證偽模式:“問題-猜想(理論)-批判(反駁或證偽)-新問題”。波普認為,以經驗觀察作為檢驗理論的標準,必須堅持否證原則,我們可以證明一種理論為假而予以摒棄,或者因為還不能證明它為假而暫時予以保留,但不論多少經驗事實,都不能證實一種理論。

實證主義和后實證主義主要源于自然科學領域,但在科學和理性之風盛行的背景下,它們也被廣泛地應用于社會科學研究,被很多社會學科作為自己的哲學基礎和研究范式,如管理學中的實證研究,心理學中的實驗心理學和行為學派,并成為20 世紀社會科學的主流研究范式。

實證主義、后實證主義和結構主義主要采取客觀主義的研究立場,認為在主體(研究者)之外存在一個客觀、獨立的客體(研究對象),研究的任務是發現和解釋客觀規律和真理,尋找現象間的因果聯系。這種立場遭到現象學、詮釋學(解釋學)、后現代主義等持主觀主義立場的哲學流派的批判。這些哲學流派反對“自伽利略和笛卡爾以來一直統治著歐洲思想的無所不在的客觀主義”,認為:在每一個地方生活的人們都可以構建出他們所特有的“實在”,即世界是由多重事實組成的,而不是一個客觀的、等待研究者去認識的世界;研究者與被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也不是“主體/客體”二元對立的關系,而是互為主體的關系,在互為主體的交互作用中,雙方共同構建知識,這種知識是主觀的、創造性的,因而也是不可重復的。

西方各種哲學流派之間互相批判和論戰,推動了科學哲學的發展,許多科學哲學家在與他人的論戰中也不斷發展著自己的思想,以至于有時很難將一些科學哲學家劃歸哪個流派,如皮亞杰的思想中就既有結構主義成分,也有建構主義成分。一個哲學流派內部的哲學家們的思想也存在很大差異,以致要概括某一科學哲學流派的基本思想變得非常困難。

各種哲學思潮和相應的研究范式都存在一些優勢和不足,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建構實在論試圖整合客觀和主觀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向,為跨學科和跨文化的知識融合提供哲學基礎。建構實在論在本體論層面上主張存在兩種“實在”,一種是“實在自身”(actuality),另一種是“建構之實在”(constructed reality)。“實在自身”是我們生存于其間的世界,是獨立于人的感官之外而不為人的感官所掌握的既定世界,這個世界或許有某些結構,這些結構或許是以距離、空間、因果性或時間作為其運作的基礎,但我們無從獲悉;我們對其特性所提出的都只是預設,我們只能理解我們用自己的語言構建出來的世界,除此之外,我們不能理解其他任何東西。這個構建的世界,我們稱之為“建構的實在”(黃光國,2010)。

3.2 研究范式對研究方法的制約

范式(paradigm),又被翻譯成范型、典范,是美國物理學家庫恩(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一書中提出的概念,意指組織觀察和推理的基本模式和參考框架,是指導行動的一套基本理念,是從事某一科學的知識共同體(科學社群)所共同遵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科學哲學思想決定了相應的研究范式,如后實證主義哲學決定了遵從該哲學流派思想的研究者必然采用后實證主義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差異可以從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個方面加以比較。

范式是研究者開展科學活動的基礎,是知識共同體從事科學活動的指南,研究者要進入某一科學社群,從事研究工作,必須首先從理解范式開始(黃光國,2010),只有理解了各種范式的基本觀點,“才能確保研究者在設計自己的研究方案時,保持資料的收集方法與此后的基于資料的知識建構之間的一致性”( 詹寧斯,2007)。

每一種范式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之間都是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如果研究者采取客觀主義的立場,即認為世界是獨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觀存在,那么,他必然采取主/客二元對立的認識論,并采用客觀的研究方法,不管是質性的還是量化的方法,都不能帶有研究者的任何主觀因素。反過來,如果研究者使用了客觀的研究方法,那么他必須同時接受“客觀實在”的本體論和主/客二元對立的認識論,他建構的知識就是客觀的知識,即客觀規律或真理。

具體研究方法的選擇受制于研究范式,一般來說,研究者采取某種研究范式,就需要相應地采用某些研究方法。如后實證主義研究范式多采用問卷調查、實驗法、觀察法等方法收集數據,并主要采用定量的統計分析方法對數據進行分析,以檢驗理論和假設。但后實證主義也不排斥質性方法,如他們通常會通過個體訪談或焦點組訪談等質性方法收集被訪者對研究問題的看法和觀點,作為設計問卷和量表的基礎。解釋學研究范式多采用深度訪談、參與和非參與觀察、焦點組訪談、案例研究、文本(如旅游日志、照片等)等方式收集數據,采用內容分析、主位(或局內人)視角、三角互證等方法分析數據,也可以在此基礎上建構扎根理論。雖然解釋學研究范式主要采用質性研究方法,但它也不完全排斥量化方法,如內容分析方法就會用到頻數和百分比等定量描述指標。

因此,研究范式對具體研究方法的制約是有限度的,同一種研究方法可以服務于不同的研究范式,但不同范式對同一方法的使用方式有所不同。比如,同是訪談法,后實證主義和狄爾泰的歷史主義解釋學都主張客觀主義,認為需要擺脫研究者個人偏見對訪談過程及其結果分析的影響,而伽達默爾的辯證詮釋學則強調解釋者的“偏見”或“視域”在理解中的積極作用,將研究者的偏見合法化,認為訪談是雙方共同建構知識的過程,在訪談結果的分析中明確研究者的個人偏見不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需的。在Denzin和Lincoin(1994)的質性研究五階段框架中,他們認為質性研究在第四個階段,即陳述的轉折時期(crisis of representation),研究者將自我融入到認識的整體過程中,并將自己寫進文章,使野外研究和解釋過程具有很強的個性化特征。Denzin和Lincoin的第四階段質性研究與伽達默爾的詮釋學哲學觀點是相一致的。

每一種研究范式和每一種研究方法都有適用自己的研究情境,因而國外對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爭論已趨于平息,研究者可以根據研究問題的性質選擇適當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不過,不同的學術期刊對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會有所偏好,作為主流的研究范式,采用后實證主義范式和定量研究方法仍受到更多青睞。國內的旅游學者由于對各種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加上有些研究方法被一些研究者錯誤地使用,導致有些人完全否定一些研究方法,這種認識不利于提升中國旅游研究的質量和水平。

3.3 旅游研究范式選擇

研究范式是研究者進入某一科學社群進行研究工作的起點。當一個研究者想進入旅游研究領域,進行科學研究時,他必須首先理解各種研究范式的基本觀點,并根據自己的研究興趣和研究問題選擇適當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國外旅游領域對研究方法的關注在上世紀80年代得到加強,此階段出現了一批方法論專著和關于研究方法的論文,經過近30年的爭論,學者們基本達成了共識,即,旅游研究同時需要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應將兩者結合起來或根據研究情境適當地取舍。

旅游現象非常復雜,既涉及自然科學領域(如旅游的生態環境影響),又涉及社會科學領域(旅游學科的性質是社會科學);既涉及心理學領域,也涉及經濟學、管理學、地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美學等諸多學科領域。所以,旅游學科是一門綜合性極強的學科,是一門典型的跨學科性質的復雜學科,對旅游現象的研究不能采用單一的研究范式,而必然需要采取多元范式的研究取向,多元研究范式的立場最適合旅游學科的性質。

由于旅游現象的復雜性和廣域性，所以對旅游現象的不同問題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即使是同一研究問題,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范式和方法,以互相補充,取長補短,達到對研究問題較深入的認識。如旅游體驗研究可采用詮釋學研究范式,旅游行為預測可采用后實證主義范式,旅游影響研究則既可采用后實證主義研究范式,也可采用詮釋學研究范式。無論采取何種研究范式,研究者都應對該范式的優勢和不足有較清晰的認識,避免過于美化某種范式,而完全否定另一種范式。

旅游學科具有跨學科性質,但目前,旅游學科的發展還不夠成熟,這種跨學科性還沒有真正實現,而仍然處于多學科階段。多學科的特點是相關學科分別從各自興趣和角度介入旅游研究,相互之間缺乏有效的交流、溝通和整合,在旅游領域的研究成果也只能用來充實原有學科的知識體系,而對統一的旅游學科的形成無太多幫助。跨學科則要求介入旅游領域的各相關學科以某個統一的內核為基點,實現知識的整合,謝彥君認為這個統一的內核就是旅游的本質,即“旅游是人們利用余暇在異地獲得的一次休閑體驗”(謝彥君,2010) 。

旅游學科在由多學科向跨學科發展過程中面臨很多的障礙和困難,但我們可以在西方研究范式的發展中找到旅游跨學科整合的哲學基礎,以幫助我們在哲學層面上找到旅游跨學科整合的依據和方法,這個科學哲學流派就是建構實在論。建構實在論的主要目的是推動不同學科的跨學科、跨文化整合,在哲學上提出一套知識論的策略,讓不同學科所構建出來的知識體系整合在一起。旅游領域的不同分支學科、不同范式下的旅游研究成果需要互相理解和整合,以改變目前各自為政、互不溝通的局面,這也是旅游學科走向成熟的必然選擇。

4 中國旅游研究的本土化

4.1 本土化旅游研究的必要性

科學哲學是西方文化的產物,西方學者對各種哲學思潮有較好的理解和把握,在科學研究中自覺地遵循一定的研究范式,因此西方學者在知識積累和理論建構上屢有建樹。我們熟悉的心理學、管理學、社會學、經濟學、地理學等許多學科的理論都是產生于西方,我們自己很少提出有影響力的理論。李炳全在其所著《文化心理學》一書中指出,中國心理學比較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中國是在西方已有深厚積淀的領域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心理學框架內進行研究”( 李炳全,2007) 。科學哲學是西方文化的產物,東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國學者對西方的科學哲學缺乏深入的理解和系統的認識,這可能是導致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因而,中國學者要想在由西方制定游戲規則的科學研究領域有所作為,必須對西方科學哲學思潮的發展有一種“相應的理解”,不過,這種理解只是進入學術這一行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黃光國,2010)。

雖然中國旅游研究與西方旅游研究在起步時間上相距不像其他學科那么久,但與其他社會學科一樣,中國的旅游研究也主要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下進行。西方的旅游研究在各種哲學思潮影響下出現了多元化的范式,中國的旅游研究者要想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下有所建樹,也必須去熟悉這些框架或范式。但是,中國的旅游研究者不能總是跟在別人后面,在中國的研究情境中采用西方的概念、理論、方法和工具,來驗證西方研究得到的知識。改變這種狀況的一種途徑是進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中國的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等環境與西方國家存在較大差異,那么中國人的旅游行為、旅游業發展模式和旅游企業的運營管理必然與西方存在較大差異,僅靠簡單借用西方理論和模仿西方的研究方法,很難理解和解釋中國社會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現象。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可以使我們著眼于中國語境下的旅游現象,構建本土化的旅游理論,改變總是步西方研究后塵的局面,為全面理解旅游現象做出貢獻。但提倡本土化研究并非認為理解西方的研究范式已不重要,為了提高研究水平,中國的旅游研究者必須首先理解西方的研究范式,在此基礎上再進行本土化研究,才有可能對建立和完善旅游學科的理論體系有所貢獻。

4.2 本土化旅游研究的方法和策略

本土化概念在20世紀60年代后風靡全球,港臺的一些心理學者在80年代初期開始致力于本土心理學研究,并發起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心理學領域的本土化運動給旅游研究以很大啟示,中國的旅游研究者與其盲目地復制西方的研究,倒不如在我們熟悉的社會文化背景中進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

“本土化”旨在突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特色或特征。根據李炳全對心理學本土化的分析,我們可以將旅游研究的本土化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對西方旅游研究中的理論、方法、技術和工具進行改造和處理,使其適用于中國旅游研究,如在西方旅游動機的“推-拉”理論框架下修訂旅游動機的測量量表,使其適用于中國旅游者。其基本步驟一般為:學習和接納外國研究范式改造或轉換本土化后的研究范式。這種本土化本質上仍是國外的理論,又被稱為“外源性本土化”,但因為操作比較簡單,適用于剛進入旅游研究領域的學者。第二個層次是以中國語境下的旅游現象為研究根源或素材,通過對中國語境下旅游現象的研究,建構與之相適應的旅游學理論體系,這種本土化可稱為“內源性本土化”。

本土化旅游研究可以采取多種方法和策略:(1) 主位研究策略,即研究者在觀察、分析、理解和解釋旅游現象時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場,采取被研究者的觀點,為此,研究者需要參與到研究對象中,如在某個景區停留較長時間,觀察旅游者的行為,與旅游者進行交談或訪談。(2) 客位研究策略,即研究者更多從自己的視角,而不是從被研究者的視角來觀察、分析、理解和解釋旅游現象,這種策略下,研究者可以完全獨立于被研究者之外,如請學生或市場調查機構進行的問卷調查,旅游本土化研究并不排斥西方主流的實證方法和方法論。(3) 同文化研究策略,即研究者與被研究者有同樣的文化背景,這樣更容易達到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心靈的相通,研究者會更容易理解被研究對象,更容易得出正確的結論,如中國的旅游研究者對中國旅游者的旅游行為更容易理解。(4) 異文化研究策略,即研究者與被研究對象分屬不同的文化背景,如西方學者對中國旅游現象的研究、中國學者對西方入境旅游者的研究,異文化研究可避免“只緣身在此山中,不識廬山真面目”的狀況(李炳全,2007)。以上四種方法和策略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我們可以同時采用幾種研究策略。

4.3 本土化旅游研究與旅游跨文化研究

本土化研究與跨文化研究是相互聯系但又互相不同的兩種研究方式。本土化研究強調對本土(特定語境下,主要是不同于西方的語境下)的旅游現象進行研究,以突出本土旅游現象不同于西方旅游現象的獨特性。不過,本土化研究并不反對普遍性或普適性的旅游知識和理論,中國旅游研究者在中國語境下得到的旅游知識和理論如果能在別的語境下重現,就有可能發展成普遍性的知識和理論,從而為世界范圍內的旅游學科發展做出貢獻。跨文化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的研究方法或策略,比較不同文化背景下旅游現象的差異,目的在于驗證知識和理論在不同文化語境下的普適性,關注文化對旅游者心理和行為的影響。

旅游跨文化研究始于上世紀80年代,國外已有大量的旅游跨文化心理和行為、主客跨文化交往方面的研究成果。國內跨文化研究起步較晚,研究成果也較少(張宏梅,陸林,2008;張宏梅,陸林,2009;馬耀峰,等,2008),但跨文化旅游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一些學者的關注(王健,2010)。旅游現象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現象,旅游者與目的地居民的交往是一種跨文化交往,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的心理和行為會深深打上文化的烙印,但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者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如都是作為旅游者的人,因而,他們也會存在一些共性的旅游心理和行為。跨文化旅游研究能夠幫助我們識別這些差異和共性,加深對旅游現象的理解,避免盲目使用西方的理論和知識解釋中國旅游現象時出現的困惑。

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都可以說是一種研究策略,且都重視文化的影響。通過本土化和跨文化旅游研究,中國旅游研究者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熟悉本土文化的優勢,在旅游知識積累和理論建構上有所作為。不過,與本土化研究側重單一文化下旅游現象的研究不同,跨文化研究需要同時考察和比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現象,這給跨文化研究帶來了很多困難和挑戰,有興趣進行跨文化研究的學者必須首先搞清楚跨文化研究的含義,以及跨文化研究在方法論、研究方法和技術上的特點和要求,以免使用不當的方法和技術進行跨文化研究,結果是付出了精力和成本,卻得不到可靠的知識(張宏梅,陸林,2009)。

5 結語

旅游學科作為一門新興而又異常復雜的學科,其研究水平與其他學科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中國的旅游研究與國外的旅游研究相比也還比較落后,表現在我們總是步西方的后塵,從研究選題到理論和方法的運用上都是對西方研究的簡單模仿,而沒有去深度理解指導西方學者進行研究工作的科學哲學基礎和研究范式。雖然我們提倡通過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策略來改變中國旅游研究整體水平不高的局面,但無論是采取哪種研究策略,對西方科學哲學和研究范式的基本觀點和演變路徑的理解是希望對旅游知識積累有所貢獻的旅游研究者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對于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系統性掌握不能僅靠研究生們零散、盲目地去摸索,而需要旅游專業研究生教育對此給予高度重視。

參考文獻：

［1］ Denzin N K,Lincoin Y S.Introduction:Entering the Fiel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M］.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Thousand Oaks CA:Sage,1994.

［2］ 黃光國.多元典范的研究取向:論社會心理學的本土化［J］.社會理論學報,1999(1):151.

［3］ 黃光國.社會科學的理路［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4］ 李炳全.文化心理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5］ 陸林.旅游地理文獻分析［J］.地理研究,1997(2):105111.

［6］ 馬耀峰,鄭鵬,白凱.入境游客決策行為差異研究――以旅華日美游客為例［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08(1):102106.

［7］ 王健.跨文化比較:旅游研究的共性思維［J］.旅游學刊,2010(5):2024.

［8］ 謝彥君.旅游的本質及其認識方法［J］.旅游學刊,2010(1):2631.

［9］ 謝彥君.旅游與接待業研究:中國與國外的比較［J］.旅游學刊,2003(5):2025.

［10］ 詹寧斯.旅游研究方法［M］.謝彥君,陳麗譯.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

［11］ 張宏梅,陸林.國內旅游研究方法的初步分析［J］.旅游學刊,2004(3):7781.

［12］ 張宏梅,陸林.入境旅游者旅游動機及其跨文化比較――以桂林、陽朔入境旅游者為例［J］.地理學報,2009(8):989998.

［13］ 張宏梅,陸林.跨文化旅游態度和行為研究述評［J］.旅游學刊,2008(4):8287.

篇4

就世界范圍來說，作為電影學與美學結合而衍生的電影美學，其相關著作已為數不少。但中國的電影美學研究還略顯薄弱。本文試圖從電影美學的概念，研究對象，和藝術構成作粗淺的分析，以大概描繪出電影美學的一個粗略輪廓。

一、電影美學的概念

(一)電影的概念

電影概念的界定問題是電影理論研究最重要的問題。我們可以試看把電影定義為：以紀錄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片段為基礎傳遞信息、制造效果的一種異質綜合性的媒介手段，是可以配有聲音效果并具有畫面性質的活動影像。

(二)美學的概念

美學自18世紀德國哲學家和美學家鮑嘉通首次提出以來，發展至今早巳是名目繁多而流派林立。關于美學的定義，第一種觀點認為美學研究的對象是藝術，因此美學就是關于藝術的科學，是關于藝術的一般理論第二種看法認為美學研究的對象是美，美學也就是關于美的規律的科學還有認為美學是研究人對現實的審美關系的科學。

上述觀點各有瑕疵，筆者看來，美學是研究自然界與藝術之中一切客觀現實事物本身的美，以及作為那種美的存在反映于人類頭腦中的審美意識的科學體系。簡言之，美學是研究美的存在規律以及美感經驗和美的觀念形成發展的規律的學科。

(三)電影美學的定義

電影美學和其他藝術門類聯系密切又有著相對獨立性。電影美學要求電影首先要以電影的特殊藝術手段來認識現實和反映現實，也即要具備電影的思維特點和藝術特點。電影幾乎擁有著其它藝術的所有表現手段。“它侵占著空間，表現著運動，攜帶著時間。它無標準、無楷模、無樣板。它有思想、有感情、有意識、有孤獨、有吶喊。”因而相對于一般美學來說，電影美學無論在色彩、空間、線條、影像上都表現的更復雜更全面一些。

二、電影美學的研究對象

電影的研究對象是電影事業、電影活動和電影現象；美學的研究對象是審美對象和審美主體兩個方面，那么，電影美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什么呢?

丹納在《藝術哲學》中闡述了這樣一個道理：文學是心靈的藝術，而繪畫是眼睛的藝術文學家象一個心理學家，而畫家則象一個生理學家。心靈的藝術顯然是傾向于內容的，而眼睛的藝術則是傾向于形式的。電影如果能在形式上吸引受眾的眼睛并進而在內容上波動受眾的心靈，則“電影美”也就得到了最完美的體現。因此，電影美學的研究對象就應該是電影的內容美與形式美以及內容與形式結合的最佳規律。

(一)內容美

內容美是電影內容通過一定的形式表達后，對受眾能產生感染性、提升性和凈化性三種效果之一二或全部。

感染性是受眾看完電影后頓時生出若干感觸，引發思索或受到感動，說明它已深入到能觸及受眾的理，性或感性神經的地步，使其能夠得到類似和等同于審美的心理感受。

提升性是能夠起到培育作用。受眾在獲得新聞信息之后，有一種認識的突破和智力的提升感，或是對某一過去不知的問題忽有所聞、始有所得；或是對某一過去迷惑不解的問題觸類旁通、茅塞頓開。總之是有所提高、有所收獲。

凈化性是指心靈突然間澄清一片，不染纖塵，有一種美感寄托在心間，余韻幽長，揮之不散。美的電影在傳遞之后會起到類似于文學或音樂般的凈化效果，能讓人產生一種“超然”的感覺。

我們不否認以上三種品性有可能相互交融、轉化，但總的說來它們都是屬于審美感受的范疇之內。我們還可以看到，所謂“情趣美”、“生動美”等均屬于內容美的感染性類別；而“哲理美”、“意旨美”等均屬于內容美的提升性類別；至于“意境美”又屬于內容美的凈化性類別。

電影美學在研究電影的內容美時，即是以這三種品性為目標去探尋如何才能使電影最大限度地擁有感染性、提升性和凈化性。

(一)形式美

有人說：小說不在于你能寫出什么樣的故事，而在于你怎么樣去說這個故事。電影的美也是這樣的，也許電影的內容并不特別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樣才能最好的把這個故事呈現給觀眾。因此，從某種意義上看，電影美中的形式美占的比例似乎更大一些。

我們知道電影是一種視聽藝術，它的表達形式可以分為視覺動態表現和聽覺表現。

視覺動態表現主要是指電影的畫面表現。畫面是電影的生命、是電影傳播的基礎，在三維的畫面空間里展現多維時空的客觀事物，這屬于運動的造型藝術。電影必須用攝影技巧、景別、角度、運動攝影等將畫面的形式元素――線條、影調、色彩、形狀等提煉構架于畫面之內。線、形、色、調等造型因素和攝影技巧構成的不同景別、視角及運動產生的韻律、節奏等等都有其自身的美的規律。電影就是要以畫面的外在形式給觀眾以美的欣賞、美的愉悅，喚起人們的審美。

聽覺表現，當今聲音已經成了電影作品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電影的聽覺系統可以分為兩部分：有聲語言和音響。用這兩種符號，可以組合千變萬化的模式和效果。演員的嗓音語調以及背景音樂的協調等待均可營造美感。

電影美學不但在內容美上發揮的余地非常大，而且更多時候、在內容相仿的情況下，它盡可以動用豐富多彩、千變萬化的形式手段去表現美。

(三)內容與形式的結合

“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內容美與形式美各自作用很大，二者結合的整體功能必然是極大的審美效應。而如何運用視、聽等諸多手段去表達內容美的三性問題(感染性、提升性和凈化性)是電影美學研究對象的核心之處。

三、電影美學的理論構架

電影美學研究的是內容美、形式美以及二者的結合，都須經表現手段各異的不同載體來實現，于是在一般原理的基礎上就會產生一些分支理論，而對應著每種理論的研究方法又各不相同，這就決定了電影美學的理論體系包含電影美學一般理論和電影美學方法論。

(一)電影美學一般理論

電影美學一般理論是對電影內容美與形式美結合規律的普遍總結。一般情況下電影的內容性質總是相對穩定的，所以電影美學的一般理論更應以內容美為出發點來展開研究，將內容美“三性”中每一性下有可能出現的美作盡可能詳盡的劃分。如在“感染性”下可進一步鉆研受眾“被什么所感”的問題，之后，也許能得出諸如“被親情所感”、“被崇高所感”、“被激勵所感”等等結論，每一種“所感”下又可找到合適的主題和與之相適應的表現手法加以具體分析。例如：“被親情所感”，我們就可以找出“親情是最偉大的”這一主題，通過歌頌親情的主題曲或在故事發展過程中加入感情沖突等手法，使觀眾感同身受、欲罷不能，并觸發觀眾感情的激蕩和理性的思考。

(二)電影美學的方法論

科學研究方法基本包括科學研究的方法論體系(思想)和科學研究的方法體系(工具)。前者為方法體系的指導、方向與范圍；后者是方法論體系的具體化、實踐化與成果化。

1．電影美學的方法論體系

電影美學的方法論主要來自于社會學和哲學兩大學科。社會學方法是應用社會學的原理和方法，以解決實際問題，改進社會的一門學科方法，運用社會學的原理和方法研究電影美學，可以從更高的角度、更大的歷史范圍研究電影中美的因素對人類的影響，包含對個人、團體、階層乃至民族的影響，從而擴展電影美學的外延。美學是從哲學中分化出來的，同時又是電影美學的母學科，因此哲學與電影美學也就有著天然的聯系。運用哲學的原理和方法研究電影美學，可以使電影美學的理論水準提升到哲學的層面，進而使電影美學具有更豐富、更深刻的理論內涵。

2．電影美學的方法體系

研究方法大致可分為定性和定量兩種。定性研究方法是通過建立一套概念體系，借助理論范式，進行邏輯推演，據此解釋或解構假設的命題，最后得出理論性結論。定量研究方法則是在占用大量量化事實的基礎上，描述、解釋和預測研究對象，通過邏輯推論和相關分析，提出理論觀點。兩種研究方法的最大區別在于定性方法操作的是概念體系，而定量方法操作的是量化事實體系。

篇5

關鍵詞：社會研究 實證主義 人文主義

中圖分類號：C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745（2013）05-0068-01

1.實證主義方法論

1.1理論闡釋

在孔德之后，真正系統將實證主義方法論原則貫徹于實際研究的則是法國著名社會學家迪爾凱姆。迪爾凱姆在研究方法上堅定實證主義立場，他認為，要將社會學建立成一門完整的科學化的學科，必須要確定其獨特的研究對象和相應的一套研究方法，將社會學建立成實證科學。迪爾凱姆首先確定了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事實，社會事實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其次，迪爾凱姆提出了一系列研究社會事實的原則，認為應該把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事實當作“物”來考察。即，面對研究對象時，應破除一切主觀預斷，切勿將個人的主觀看法和經驗所獲的感性材料帶入實際社會研究中。再次，就解釋研究對象，迪爾凱姆也提出了若干原則，“第一個原則是：某一社會事實的存在必須根據別的社會事實來解釋；第二個原則是：對社會事實的完整解釋必須包括因果考察和功能分析”。

1.2基本觀點

“實證主義方法論認為，社會研究應該向自然科學研究看齊，應該對社會世界中的現象及其相互聯系進行類似與自然科學那樣的探討。要通過非常具體、非常客觀的觀察，通過經驗概括得出結論。同時，這種研究過程還應該是可以重復的”。[1，p8]由此，從是否存在社會規律方面來說，實證主義方法論堅持存在社會規律，人類社會是有規律可循的；從認識社會方面來說，實證主義方法論堅持對社會進行整體研究、靜態研究，提倡客觀的認識人類社會；從解釋社會現象方面來說，實證主義方法論倡導對社會普遍現象進行宏觀解釋；從評判社會現象方面來說，實證主義方法論認為應采用客觀的標準，用實際調查所得資料進行評判和驗證，即“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總之，實證主義方法論認為，我們可以使用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探尋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

1.3典型特征――定量研究

定量研究，從語義上來說，著重在“量”方面。顯然，定量研究側重于計算、測量，更多以數字的形式對研究進行描述。從哲學基礎來看，定量研究以實證主義方法論為指導，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人類社會，探尋現象的規律性，因而，在范式上，定量研究更接近與科學范式。從邏輯過程來看，定量研究是演繹推理的過程，從對一般現象的研究到特殊情境中。從理論模式上看，定量研究是用來進行理論檢驗的。從主要目標來看，定量研究主要用于解釋社會現象，確定所研究現象之間是否具有相關關系，甚或是因果聯系；若現象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可構建模型解釋想象之間的關系。

2、人文主義方法論

2.1理論闡釋

20世紀60年代后出現了一系列人文主義思潮，代表性較強的有喬治?赫伯特?米德、布魯默為代表的符號互動論、以阿爾弗雷德?舒茨為代表的現象學社會學和以哈羅德?加芬克爾為代表的常人方法論。其中符號互動論強調人的主觀因素，認為人具有自我的雙重性；同時符號互動論注重微觀層面的研究，從觀察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交流來探討人與人的互動過程。因而，符號互動論注重對個人的、內在的、特殊的微觀層面探討，比對社會制度、社會結構等宏觀理論的探討更細致，更深入。加芬克爾是常人方法論學派的創始人，加芬克爾所指的“常人方法”，取了其字面意思，常人方法即是常人（普通人）解決日常問題所使用的方法。他認為“一，社會學研究應該面向日常生活，分析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如何運用嘗試性知識、程序和技巧來組織他們的實踐行動；二，社會學本身也是一種日常活動，社會學知識和日常知識或常識之間并沒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加芬克爾認識到社會學應是研究我們的日常生活，研究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甚或說是，互動雙方之間語句表達的規范性、合理性；同時加芬克爾認為社會學本是又是一種日常活動。常人方法論的方法和理論對日后社會學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2基本觀點

人文主義方法論認為，人類社會不同于自然社會，不能用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在研究社會現象時，要充分考慮到人類社會主體“人”的特殊性和人的主觀能動性。具體說來，從是否存在社會規律方面來說，人文主義方法論倡導自由意志，認為人類社會無規律可循；從認識社會方面來說，人文主義方法論堅持個體研究、動態研究，強調認識社會的主觀性；從解釋社會現象方面來說，人文主義方法論堅持對微觀層面現象的探討，強調主觀解釋。

2.3典型特征――定性研究

定性研究，從其哲學基礎上來說，定性研究注重對特定社會現象特征、性質的探討，其是在特定的社會情境和社會條件下進行的，注重對特定現象的一種主觀解釋，因而，從這個方面說，定性研究受人文主義方法論的指導，更接近于自然范式。從邏輯過程方面來說，定性研究是歸納推理的過程，通過對特定現象的主觀描述，由某個特定的情境推出一般性的結論。從理論模式來說，定性研究是理論建構的過程，通過描述性研究得出一般結論，提出扎根理論，這也是有待檢驗的理論。從主要目標來說，定性研究深入實地，可以獲得某個特定地區、特定社會現象較為深刻和豐富的資料，以深入理解社會現象。從研究方式上來說，定性研究更注重研究程序、研究手段的靈活性和特殊性，社會研究方法體系中的實地研究是定性研究的主要研究方式；參與觀察、深度訪談等是定性研究收集資料的常用方法；定性研究收集和整理的資料多是以文字的形式表達出來，因而，在分析資料這一環就尤其依賴于調查員個人對研究主題的敏感度。

由上，相比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對調查員有更高的要求，要求調查員積極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因而，在一項定性研究之前都較為重視對調查員的培訓和考察。

參考文獻：

[1]風笑天.社會學研究方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篇6

論文摘 要：社會學專業定性研究方法這門課程在整個社會學研究方法體系中處于邊緣位置，這種情況導致學生對這門課程的偏見和誤解，同時也存在教學材料不足和優秀師資缺乏的問題，要改變這種狀況，需要從課程體系設置、提高教師在實踐環節的教學水平和創造更為合理的考核方式幾個方面進行改革。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研究范式——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是指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種方法收集資料，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究、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的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1]。定量研究則是指在研究過程中運用調查、測量、統計等量化手段來收集資料，并對收集到的資料作量化的處理、檢驗和分析。長期以來，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一直是兩種比較對立的研究范式，二者的爭論由來已久，在這個爭論和較量過程中，定量研究因其與數學和統計方法的接近，一直被認為是一種比較“科學”的方法，而定性研究則因為具有較多的個人色彩，被認為是非科學的研究范式。近些年來，雖然定量與定性之爭不像以前那么明顯和直接，許多研究者也試圖在研究中吸取兩種方法各自的優點，將兩種方法進行整合，但事實上與定量研究相比，定性研究還是處于一種劣勢。

雖然定量研究目前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還是處于一種比較主流的地位，但也不可避免具有一些缺陷，例如：定量研究從設計到實施以及最后的完成耗費時間較長，一旦開始實施以后不容易更改、收集到的資料比較表面、不適合對問題進行深入分析，探究社會現象背后更為深層次的東西等，而定量研究的這些缺陷正好是定性研究的長處。社會學作為一個以人類社會以及人的社會行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其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使得定量研究比較表面化和標準化的研究方法在很多時候并不適用。因此，在教學和科研過程中引入和使用定性研究方法非常必要，對于社會學專業的本科生來講，了解并深入學習這一方法對以后的繼續深造和就業非常有益。

一、定性研究方法課程教學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在本人長期教學研究過程中，發現社會學中定性研究方法課程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一）重定量輕定性的傳統以及方法論層面的缺失

從目前全國設有社會學專業高校的社會學本科專業的課程設置來看，在有關社會學研究方法方面，大都開設社會調查研究方法這門課，雖然有部分的學校在本科階段也開設社會學定性研究方法，但將定性研究方法獨立作為一門課程開設的高校還是少數。從《社會調查研究方法》這門課的結構和內容來看，基本上沿用的是實證主義傳統，而且，在通用的《社會調查研究方法》教材中，對于定量研究方法也缺乏系統地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研究方法”的梳理，從一開始的課程講授就進入具體的研究方法層面，這對于第一次接觸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學生來講，相當于“強制性”地灌輸定量研究的思維，學生對于“為什么要這樣做研究”并不清楚，只是被動地將其當做社會學研究的“科學的”和“唯一的”方法進行接受。這樣的課程設置有兩個后果：第一，導致很多學生認為社會學研究方法就是定量研究方法，等到接觸定性研究時，定量研究的思維已經在他們頭腦是扎下根，經常用定量的思維來對定性研究進行思考，并對定性研究進行評判。如在指導學生做定性研究時，經常會有學生詢問個案的“代表性”“普遍性”“如何抽樣”等問題，這都是典型的定量研究的思維；第二，學生難以從根本上或理念上對方法體系有一個清楚的認識，提到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學生總是將二者從一些具體的操作層面進行簡單比較，例如，學生經常會說“定性研究就是訪談、觀察，定性研究可以用作定量研究前期的探索”，定量研究就是“設計問卷、做調查，調查進入到正式階段，用的是定量研究”。實際上，這兩種研究范式的最大區別不在于技術層面，而是理念層面，例如：訪談和觀察作為兩種具體的方法，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中都是可以使用的，區別在于使用的時候研究者個人的立場，如果不能從根本上理解這兩種范式的區別，則很難在使用時將其合理應用。

（二）學生對定性研究存在誤解

作為兩種不同的研究范式，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各自具有自己的規范和程序。從規范性和程序性來看，定量研究似乎更為“科學”，從提出問題、建立假設、概念操作化、設計問卷、實地調查、資料處理到最后報告的形成都有一套嚴格的程序和方法需要遵循，這種標準化的方式使得定量研究在形式上與自然科學更為相近，因而容易獲得研究者特別是初學者的認同。而定性研究從形式上來看好像并沒有一套嚴格的程序和規范，在研究開始和研究過程中也沒有嚴格的一定要怎樣做、一定不能怎樣做的規定性要求，在研究成果的表達上，形式也非常多樣，導致許多學生認為做定性研究不需要太多的學術訓練，把靈活當成隨意和隨便，對定性研究的認識也是表面的和膚淺的，通常，學生們認為定性研究不需要太多的準備與學習，從自己的習慣出發，去現場走走看看、聊聊問問，回來后把資料整理一下用文字描述的方式表現出來就是定性研究。事實上，正是因為定性研究的靈活性，它對研究者的要求更高，首先，定性研究對研究者個人特質的要求比定量研究要多，因為定性研究是將個人作為研究工具的，定性研究中的研究者如同定量研究中的問卷、量表等工具，問卷和量表可以無限次的試用、修改直至比較完善，從理論上來講，定量研究的工具如果設計合理的話，是能夠如實地反映社會客觀現實的，而定性研究中的工具——研究者本人卻是無法隨意改變的，研究者的個人性格、看待他人的立場、洞察力、與人交往能力等這些特質并不是通過短時期的學習或學術訓練能夠改變的，因而一個合格的定性研究者的培養需要更長的時間。其次，定性研究是以整體論為方法論基礎的[2]，要求從系統的角度把握事物的全貌和整個過程，而這種能力也不是簡單的課程訓練和課堂學習所能培養出來的。第三，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定性研究沒有規定性的要求，但它同樣也是有規范和程序的，從定性研究的產生來看，它有著自己的哲學基礎，從具體的操作層面來講，它有著基本的規范要求，這種要求相比定量研究來講更加難以達到。

（三）社會學定性研究方法教學材料欠缺

跟定性研究教學相關的資料，可以分為三個方面：第一，教材與教輔類的。近些年，國內關于定性研究方法的著作漸漸多了起來，一些學者編輯出版了一些可以用作定性研究方法教材的著作，代表性的有陳向明的《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文軍和蔣逸民的《質性研究概論》、李曉鳳和佘雙好的《質性研究方法》、范明林、吳軍的《質性研究》、陸益龍的《定性社會研究方法》，除了國內的著作外，目前關于定性研究的還有許多國外譯本，最有代表性的是重慶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萬卷方法“系列叢書中有關定性研究的，主要有鄧津、林肯主編，風笑天等翻譯的《定性研究》四卷本，赫伯特·J.魯賓（Herbert J.Rubin）、艾琳·S.魯賓（Irene S.Rubin）著《質性訪談方法：聆聽與提問的藝術》、（澳）利亞姆帕特唐、艾子著，鄭顯蘭等譯的《質性研究方法健康及相關專業研究指南》、（德國）伍威·弗里克（Uwe Flick）著，孫進譯的《質性研究導引》、 （美）艾爾維森（Alvesson，M.），（美）舍爾德貝里（Skoldberg，K.）著，陳仁仁譯的《質性研究的理論視角：一種反身性的方法論》等。在這些著作中，除了陳向明的《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出版比較早外，其他都是近三、四年出版的，從這一點可以看出，近些年來定性研究方法開始在國內學術界逐漸獲得重視。第二，對定性研究方法進行討論的文章。雖然這部分文獻并不直接用于課堂教學，但學者們就方法本身所做的討論有助于厘清定性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在討論的基礎上促進這一方法的進步和完善，這方面的文獻早期的有謝林平《實證社會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分歧及其融合》（嶺南學刊，1997.1）、陳向明的《社會科學中的定性研究方法》（中國社會科學，1996.6）、《質性研究中的“局內人”與“局外人”》（社會學研究，1997.6）、侯龍龍的《質的研究還是新聞采訪》（社會學研究，2001.1），近幾年，關于定性研究的文獻有王錫苓的《質性研究如何建構理論》（蘭州大學學報，2004.5）、劉博的《質性研究中的關系資源利用與身份介入差異——基于個案研究的社會學研究方法論思考》（青年研究，2009.6）、王熙的《質性研究中的多重研究關系和倫理“雷區”——一位行動研究者的自反性思考》、菲爾·卡爾斯貝肯和任玥的《批判的質性研究方法論與行動取向》（北京大學教育評估，2010.10）、蔣逸民的《作為一種新的質性研究方法的層創方法》和《自我民族志：質性研究方法的新探索》（浙江社會科學，2010.5，2011.4）、鄭慶杰的《“主體間性——干預行動框架”：質性研究的反思譜系》（社會，2011.3）等，從上述這些文獻可以看出，早期的定性研究文章多集中于在整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體系中為定性研究尋找位置，定性研究方法如何與其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區別等方面，而近期文獻所關注的主題則多集中于定性研究方法體系內部，關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以及在技術層面如何更好地改進這一方法，這種變化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定性研究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體系已經獲得了一定的地位，并進一步向著更深入的層次發展。第三，定性研究的案例。雖然從研究成果來看，能夠查閱到的運用定性研究方法進行研究的成果不在少數，但這些成果并不都適合用作教學案例。定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的，因此，研究者的身份、立場、研究者自己在研究過程中的主觀感受、反省等對研究結果的呈現非常重要，不同的定性研究者對同一對象進行研究可能得出的結論是截然不同的，而在現有的很多用定性研究方法做出的有關成果中，研究者很少將自己在研究過程中的個人身份、立場、所思所想詳細呈現，讀者所能看到的只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在互動之后所達成的結果，這使得我們無法了解整個研究過程及結論達成的過程是怎樣的。而一個能用于教學的優秀案例需要的不僅僅是研究結果，也需要包括從選題到研究的詳細經過，尤其是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所處的位置和立場，這導致優秀定性研究的案例比較難以獲得。

（四）定性研究方法教師缺乏

從目前社會學專業的師資隊伍情況來看，從事教學的大都是博士或碩士畢業后直接進入教學領域，雖然他們在讀學位期間也有過方法的訓練，并且也可能有一些從事定性研究的實際經驗，但大多都還限于從書本到書本，尤其是在定量研究占主流的情況下，很多人在學習期間接受的都是定量研究的方法訓練，這種定量思維不可避免地會被帶入教學過程。定性研究教學除了要求教師有基本的專業知識儲備，另外，重要的一點就是需要自身有過大量實地研究的經驗，而這對于教學科研任務繁重的一線教師來講是比較缺乏的。

二、提高社會學定性研究方法教學效果的途徑

（一）加入方法論的有關內容

方法論是方法體系的基礎環節，無論是定量研究還是定性研究方法的教學，都應該在講授具體方法之前對學生進行方法論的介紹，很多研究者或從事實際教學的人認為方法論屬于哲學層次，對于實際進行科學研究的人來講，不需要學習這些東西。事實上，如果不能夠了解某種方法背后所蘊含的哲學基礎，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把握這一方法，在研究過程中，可能能夠做到依葫蘆畫瓢，但當情況出現了新變化時，就不能夠創造性地進行應對，對于定性研究這種比較靈活的研究方法來講更是如此。當然，在講授方法論的有關內容時，并不需要非常系統地對方法論進行完整地講授，但至少要拿出一定的課時數簡要地介紹定性研究方法背后所蘊含的哲學基礎、理論來源、演進邏輯等，讓學生不僅知道如何具體地操作某一方法，而且也了解為什么要這樣做，只有對根本性的東西有了理解，才可以避免空洞地從技術層面上爭論究竟哪種方法更好。

（二）合理設計實踐教學體系

方法課程教學的最終目的是讓學生能夠將方法應用于具體的科學研究，僅僅從理論上對定性研究方法進行教學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有大量的課時是用于實踐訓練的。從定性研究方法這門課程來講，在設計教學體系時要緊緊圍繞其教學目標，加大實踐環節，具體來講，可以從課堂理論學習、案例教學、小規模研究訓練、實地參加研究項目、研究匯報等多個模塊進行，尤其要改變一般課程滿堂灌的授課方式。

（三）提高定性研究方法教師在實踐教學環節的教學水平

提高定性研究方法教師在實踐教學環節的教學水平，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努力：第一，搜集實踐教學環節中所需要的優秀案例，不僅從社會學領域中，還包括使用定性研究方法的其他學科，如心理學、教育學、人類學、民族學、醫學等其他領域中的案例，從中梳理出適合社會學的案例用于教學或課堂討論。第二，突破定性研究教學過程中理論講授和實踐操作相脫節的現狀，一方面，現任教師可以通過多參與實地研究增加自己在實際操作方面的經驗積累，使授課教師本人成為既懂理論又能指導實踐的全面型教師，但這是一個長期的工作，如果這種局面一時難以改變的話，也可以通過外聘一些相關領域具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專業人員進行兼職或做專題講座以彌補現有教師在這些方面的不足，如一些NGO或政府有關部門的一線工作人員，他們均有著豐富的從事實際工作的實踐經驗。第三，拓展現有的社會學實踐基地，可以與相關的政府、非政府組織建立聯系，為學生提供課程訓練和實習的現實空間，這種真實場景可以避免人為設計場景過于理想化的不足。第四，吸收學生參與到教師的科研項目中，為學生提供將課堂所學研究方法應用于科研的實踐機會。

（四）設計合理的課程考核指標

單一通過試卷進行考試的方法不太適合定性研究方法這門課程，要合理、全面、科學地測定學生對定性研究方法的掌握程度，需要融合多種考核形式，可以從試卷、課堂表現、課程訓練和參與實踐情況幾個方面來綜合進行，這樣一方面可以調動學生平時學習的積極性，避免平時不主動、考前突擊背書的死記硬背的應付式學習，同時，也可以促使學生將這門課程從各個層面有一個全方位的掌握，能夠真正地將這一工具應用于實際研究。

參考文獻

[1]陳向明.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M].教育科學出

版社，2006.

篇7

一、把“方法與問題相適應”作為教育量化方法研究和應用的基本指導原則

本世紀初，在科學實證主義哲學觀、自然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技術的合力作用下，教育量化研究范式得以形成，改變了教育科學史上純粹哲學思辯式的研究傳統，從而提高了教育學的“科學化”程度。正是由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對教育科學發展具有重大貢獻，一些研究者不顧一切條件，無限夸大量化方法的作用，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于是，有人把方法專著中列出的量化方法規則當作“靈丹妙藥”應用于自己的研究中。這種現象就是“方法中心傾向”，其實質是方法與研究問題相脫離。

具體地講，“方法中心傾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部分教育科研方法專業研究人員工作集中在總結別人的研究方法上，并以此為基礎創造、發明新的方法與技術，或是以某一哲學思想為基礎推導演繹教育科研方法。在他們的研究中，往往將方法固定化、形式化，形成一套非常規范的方法體系，這種研究若不緊緊結合教育研究的具體實踐，就有可能使研究創造的方法體系成為一具空架子。比如，本世紀初，一批教育科學工作者研究量化方法時，不考慮教育現象的特點，把重心放在數學方法的引進和一些嚴格實證性控制手段的創新上，結果把方法搞得相當精密，貌似科學。可是，一旦用于研究實踐時，缺陷即刻暴露出來。“方法中心傾向”還表現在方法應用者身上，一些研究人員因為認識到方法的重要性以致偏愛某種方法，總是用現有的固定模式化的方法支配自己的研究活動。這樣做，且不說所用方法本身可能有缺陷而給研究帶來危害，即使所用方法本身合理，方法與研究對象之間還有一個“適切性”的問題，研究者若不考慮研究對象的特點而盲目遵循方法所規定的程序進行研究，同樣會給研究帶來不良后果。

總之，單從哲學原理推演方法，不聯系研究實踐移植創造方法，不結合研究問題應用方法都是錯誤的。我們在教育科學研究中應堅決擯棄這種做法，把“方法與問題相適應”作為方法研究和應用的基本指導原則，要堅持這一原則，必須做到：

首先，不能受某一哲學思潮的嚴重束縛。以哲學思想為指導從事教育科學研究，可以深化研究的層次，形成抽象化程度較高的教育理論。這無疑對教育科學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但是，如果盲目迷信一種哲學思想、堅守一種特定的哲學觀不放，就會束縛研究者的思想，從而按照該種哲學思想支配下的方法、技術和研究程序去從事教育領域內各種問題的研究。在30年代，教育量化研究達到完全機械化的程度，一些方法幾乎被研究者當作僵化的教條用于教育科研中。造成這種現象的深層原因就是實證主義的影響。當時的研究者固守科學主義的思想，不能理智地結合教育的特點去分析這種思想觀點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而是一味地用這種思想統攝教育研究，結果嚴重違背了教育的真實。事實上，每一種哲學思潮的出現都有一定的歷史背景，到了新的時代就會表現出歷史局限性和現實制約性，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合理的因素。教育科學研究者對歷史上出現的每一種哲學思想都應做深入研究、剔除不合時代要求和具體研究對象要求的因素，吸收不同哲學思想的合理成分來指導教育研究實踐，這一點在處理哲學與教育研究之間的關系時顯得非常重要。愛因斯坦在論述哲學與科學研究的關系時曾說過：“從一個有體系的認識論者看來，他必定象一個肆無忌憚的機會主義者；就他力求描述獨立于知覺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論，他象一個實在論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論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發明（不能從經驗所給的東西中邏輯地推導出來）而論，他象一個唯心主義者；就他認為他的概念和理論只有在它們對感覺經驗之間的關系提供出邏輯表示的限度內才能站住腳而論，他象一個實證論者。就他認為邏輯簡單性的觀點是他的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一個有效工具而論，他甚至還可以象一個柏拉圖主義者和畢達哥拉斯主義者。”（注：張來舉：《費耶阿本德：反對方法的哲學家》，《自然辯證法通訊》，1995年第1期。 ）這一段關于科學家研究特征的論述同樣也適用于教育科學研究者，即不能固守一種哲學觀點，而要結合教育研究的具體實踐接受不同哲學思想的合理成分。

其次，在研究和應用具體的方法技術時，要做到“隨機應變”，不把方法當教條。對方法研究者來說，不論是移植其他學科的方法，還是基于已有教育科研方法進行創新，都要結合“問題”進行，根據研究情景的變化而重新設計方法程序，而不能把創新、移植的方法搞成一套游離于教育問題之外的純粹形式化的規則；對方法應用者來說，在研究中應從問題出發選擇適當的研究方法，并結合問題靈活運用，在應用過程中一旦發現方法與問題不符，應馬上放棄該種方法而尋找其他更合適的方法。由于教育現象具有復雜性的特點，在研究中，也可以靈活地將多種方法結合起來形成一個有機的方法組合，使各種方法相互配合，共同發揮作用。可以說，研究者的每一項教育研究不但是一次理論的探索，更是一次方法的再創造。方法的進步正是在無數次教育研究實踐中逐步取得的，任何從哲學或其他學科強行輸入的方法在教育科學研究中都不可能站住腳。

二、加強對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

教育量化方法的一般理論與技術，如統計模型、測驗理論、實驗設計等大都產生于西方各國。我們所做的工作只是借鑒和應用，且借鑒后的改造工作做得也并不理想，這就阻礙了我國教育量化研究的發展。對于方法本身的研究是方法應用和發展的基本前提。缺乏對方法的研究會影響教育研究和教育科學的進步。我國教育研究實踐中量化方法的濫用、誤用和教育科學的滯后與方法本身研究的落后有極大的關系。所以，在我國，加強對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尤為重要。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定性方法與數學方法的統一。因此，對教育量化方法本身進行研究時，應從“定性方法”和“數學方法”兩方面入手，并探索它們的結合點。關于第一方面，二三十年代的實證主義者做得很差。他們沒有按照教育的本來面目去定性認識，將人“非人”化，結果在定性把握上走向岐途，從而導致他們建立科學教育學之理想的破滅。而在第二方面，他們做得頗為出色，發明創造了許多高超、精密的方法技術，堪與醫學、農學、經濟學領域內的數學方法相媲美。但由于第一方面的偏廢，使這些數學方法成了孤立的東西。

對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定性”的研究，應把握“真實性”原則，即創造的方法技術應符合教育現象的“真實”。按此原則去探索不同領域內不同情況下的定性方法才不致于走入岐途。應注意的是不能受某一哲學思潮（科學主義或人本主義等）的影響而偏執一種方法，而應以開放的態度去研究一切適應于教育規律的定性認識方法。如采用隔離觀察、自我內省、人種志研究的現場研究法，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法，甚至現象學的理解法等一系列方法去達到對教育現象的定性認識。定性認識越深刻，量化研究就越順利。對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數學方法”的研究同樣也應堅持“真實性”原則。這里的數學方法不再是只研究抽象的形式、數量及其關系的方法，而是與具體的教育現象結合起來的方法，其中每一個數學符號、表達式和推理都具有教育方面的實際意義。“數學方法符合教育現象的真實”是基于對教育現象正確定性認識的基礎上的，研究中應用的數學方法應與定性方法有機結合。在研究中，應注意從教育研究的需要出發去選擇和創造數學方法，而不能拿著數學方法去尋找應用的對象，將數學方法強行輸入到教育量化研究中。

三、積極開展對教育量化研究的合理評價

任何一種教育量化方法都帶有時代的特征，受時空的限制，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暴露出各種問題，況且我國現在應用的諸多方法技術多譯介于西方。地域之差、國情之別，必然會在我國的教育研究中出現許多的問題。如一些測量量表、統計模型、控制技術都可能會在新的情景中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這就要有一個對其進行改造、創新的過程。而改造的效果如何，就須用評價的手段加以衡量。所以開展評價研究是開展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理論與技術的重要手段。當前在我國教育研究界有一種心理傾向，認為只要借助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其研究就是科學的，其結論就是正確無誤的。于是就出現了對研究對象不加分析就盲目使用教育量化方法的現象。如在一般的調查研究中，本來通過數據描述就能說明問題，卻還要再進行一次諸如χ[2]分析的推斷分析。 這種做法反映出研究者既沒有考慮χ[2]分析的條件， 又沒有把握自己研究的目的和研究對象，只想運用一種推理統計方法提高一下研究的“科學水平”，趕一下時髦而已。當然，有些失誤是探索中的失誤，是不可避免的。不管哪一種原因造成的失誤，要盡量克服改正它。開展評價研究不失為一條有效的途徑。歷史也已證明：不斷地進行反思和評價是保證教育量化方法發展和正確應用的重要措施，如30年代，美國和我國對教育測量的反思和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改進了教育測量；又如正態分布在教育中的應用也是在不斷反思中改進和提高的。

開展對教育量化研究的評價，要求評價者抱著對科學負責，對同仁負責的態度，勇敢地指出別人的失誤。只要批之有據，評之有理，且態度誠懇，對方定會接受。同時評價者還要堅信：在科學研究中只有真理而沒有權威。有了研究者這種內在的精神和信念，再加上當前我國濃厚的學術民主氣氛，關于教育量化方法的評價研究一定能很好地開展起來。

四、加強對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應用范圍的研究

目前，對教育量化方法的應用存在著兩種傾向：一是“泛化”傾向，即試圖將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應用于一切教育現象中去，企圖改變整個教育學，使教育科學數學化。我們知道，進行教育量化研究的基礎是對教育現象加以量化，轉變成量化數據，再進行數學推理以獲得結論。而這一研究模式必須依賴于對教育現象深刻的定性認識和數學工具的相應完備，這兩個條件，并不是所有教育現象都已具備。因此，對一切教育現象進行量化研究并不現實。從另一方面說，一些教育現象根本不必用量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有些教育現象只借助于定性的方法，在思維中利用概念、判斷和推理即可達到對教育現象的本質的認識。一些教育現象完全可以利用這一途徑達到研究的目的。即使在自然科學中也同樣存在利用定性方法達到對自然現象本質認識的例子。如在物理學中，弗·培根在了解大量有關熱現象實例的基礎上，運用定性歸納，得出了關于熱的本質是運動這一正確的結論。因此，對教育現象不加考慮而盲目追求定量研究是不可取的。另一種傾向是對教育量化研究的排斥，認為精神現象不可能用定量的方法來研究，即使對某些教育現象勉強使用了量化方法，也只能是過于簡化、形式化，而無助于揭示教育現象的本質。這種傾向完全忽視了教育現象中量的存在，且有些教育現象的量還是相當易于描述的。同時這種傾向還完全忽視了教育量化研究發展的歷史，對由教育量化研究而帶來的科學的進步缺乏基本的評價。以上兩種傾向都存在著一個共同的問題，即都沒有從教育現象與量化方法的適切性方面去考慮。我們認為，鑒于對教育現象的定性認識和數學發展的現狀，在應用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時，應對教育現象進行具體的分類，區別出哪些適合于定量研究，哪些不適合定量研究。

從哲學上講，任何事物都存在量的方面。但每種事物的量的“顯易”程度不同，有些事物的量“外顯”程度大而易于描述，而另一些事物的量不“外顯”而不易于描述。量易于描述的事物適合于用量化方法去研究。一般來說，物質現象的量“外顯”易于描述，而精神現象的量不“外顯”而不易描述。這是社會科學的數學化程度低于自然科學數學化程度的根本原因。在教育領域內，既有物質現象，又有精神現象，既有“物——物”關系、“人——物”關系又有“人——人”關系。在研究時，就應該按以上標準將它們劃歸某一范圍。屬于“物質”現象、“物——物”關系和“人——物”關系的如教育投資、教育規模、教材與教學質量的關系等，一般來說可嘗試采用教育量化方法進行研究。而屬于“精神”現象和“人——人”關系的，如教育的本質、學生的品德發展等，使用定量研究方法應慎重。這樣，在教育科學中將出現兩大部分：一部分是計量性的，一部分是規范性的，而不是象有人提出的將整個教育科學變成一門“計量教育學”或一門“實驗教育學”。

五、積極構建研究人員綜合的知識結構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數學方法和定性方法綜合起來而形成的更高層次的系統方法。不管是研究它，還是應用它，都離不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更重要的是要求研究者必須具有自覺綜合運用這兩方面知識的能力和意識。西方教育量化研究的興起歸功于一大批傾向自然科學的科學家和教育研究者，如高爾頓、桑代克等。但也正是由于他們強烈的“科學”取向，使教育量化研究向“科學”一方走過了頭，從而不得不冷靜下來去審思人文科學方法的有效性。我國三四十年代量化研究運動的興起，除了社會因素外，與當時研究人員寬泛的知識結構不無關系。因此，構建研究者合理的適合于教育量化研究的知識結構極為重要。

我國由于高中階段的文理分科造成了大學生知識結構單一化。當前的中青年教育研究者絕大多數是出身文科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自然科學和數學知識相對貧乏，甚至有些研究者在觀念上排斥自然科學方法，從而把教育研究封閉在狹小的圈子內。為了改變這一局面，培養單位必須加強跨學科知識的教學，研究者自身也應打破固有封閉心理，主動學習跨學科知識，構建自身綜合的知識結構。唯有這樣，才能更好地適應教育量化研究的要求。

合理的知識結構除了在個體身上反映外，也反映在一個研究群體中。因為一個人所學的知識畢竟有限，不可能要求一個學教育專業的研究者與一個學數學的人有同等的數學水平。反之亦然。因此，在一個研究群體中，應吸收各專業出身的研究人員參與教育研究，建立研究群體的合理知識結構以彌補個體知識結構之不足。在一個群體，各類人員應互取所長，而不能隔行相輕。教育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大系統，是大教育，而教育研究也應是大教育研究，復雜性、綜合性是其明顯的特征。因此，各類人員共同參與，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互相配合，不懈進取才是教育量化研究發展和教育科學進步的一項重要保證。

參考文獻

1.葉佩華、張敏強：《利用現代數學研究教育科學的探索》，《教育研究》1984年第8期。

2.金觀濤、劉青峰：《探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統一的方法》，《哲學研究》1985年第2期。

篇8

關鍵詞：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分析；哲學方法

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統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哲學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些哲學方法的應用保障著公共政策的科學性。

一、矛盾分析法與公共政策分析

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也是我們分析事物最根本的方法，在整個唯物辯證法方法論體系中居主導地位。它是所有學科都應該重視的分析方法，也是公共政策分析和公共政策研究的基本方法。首先，矛盾分析法是同一性和斗爭性相統一的辯證方法。所謂矛盾就是既對立又統一，矛盾的對立屬性即其斗爭性，矛盾的統一屬性即其同一性。同一性是相對的，而斗爭性是絕對的。同一性是包含著差別和對立的具體的同一，而斗爭性則寓于同一性之中，兩者相互聯結，不可分離。第二，矛盾分析法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個性相結合的分析方法。矛盾的普遍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不同事物的矛盾各有其特點，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發展過程和發展階段各有不同的特點，構成事物的諸多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性質、地位和作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的共性，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個性。矛盾的共性是無條件的、絕對的，矛盾的個性是有條件的、相對的。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個性的統一，共性寓于個性之中，沒有離開個性的共性，也沒有離開共性的個性。矛盾的共性和個性、絕對和相對的道理是關于矛盾問題的精髓，是理解矛盾學說的關鍵。第三，矛盾分析法是“兩點論”和“重點論”相統一的分析方法。堅持“兩點論”，就是在復雜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不能忽視次要矛盾；在認識某一矛盾時，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視矛盾的次要方面，以避免“一點論”。堅持“重點論”，就是在復雜事物的發展過程中，要著重地抓住主要矛盾；在研究某一矛盾時，要著重地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避免主次不分的“均衡論”。“兩點論”和“重點論”是互相包含的，是內在統一的。任何公共政策問題的產生都根源于矛盾，任何公共政策也都是為了解決矛盾。從政策哲學的研究對象來看，公共政策理論和公共政策實踐矛盾的解決離不開矛盾分析法。從公共政策的本質來看，公共政策一定是國家公共權力運行的具體體現，是政府實施公共管理的重要途徑，是政府維護公眾利益的主要手段。國家在運行公共權力時，如何做到兼顧不同利益群體、不同矛盾雙方的利益需要是政府面臨的重要抉擇，將矛盾分析法引入公共政策分析中，有助于平衡矛盾雙方的利益，使其盡可能達到一種和諧狀態。從公共政策的特征來看，政治性和公共性、穩定性和變動性、公平性和效率性、強制性和合法性是公共政策的矛盾性特征。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既有一致的方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當政治系統中占據統治地位的階級、政黨以及貫徹統治階級意志的政府所具有的特殊利益與它們所代表的社會公眾的利益一致時，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就能很好地結合在一起；但當它們的利益不相一致甚至發生沖突時，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就會相互矛盾。穩定性和變動性、公平性和效率性、強制性和合法性也都是這種矛盾關系。再從公共政策的功能來看，公共政策對社會的存在、運行和發展有著導向功能、協調功能、控制功能和分配功能。一般常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是平衡協調發展的，但當社會發展中出現不平衡不協調，比如在分配上出現貧富差距懸殊甚至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沒有正確處理好公平和效率的關系時，就不可避免地引發利益各方的沖突和矛盾。可見，公共政策領域到處充斥著矛盾。在這些矛盾的解決過程中，矛盾分析法大有用武之地。

二、利益分析法與公共政策分析

所謂利益，就是在受生產力發展制約的一定的經濟關系中，人們為實現自身需要形成的一種社會關系。利益是由需要轉化而來的。由于需要的多樣性，人們之間必然形成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多方面、多層次利益關系。普遍性和特殊性、絕對性和相對性、競爭性和協調性、獨立性和依賴性的統一是利益的特征。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區分，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個人利益的區分，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的區分，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區分，正當利益和不正當利益、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的區分是利益的構成，是利益矛盾的具體表現。利益分析法就是通過分析人們的利益及其相互關系，揭示社會生活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的方法。利益分析法是公共政策分析中的一種基本方法。首先，從公共政策的實質角度看，公共政策是對社會的價值所作的權威性分配。也就是說，公共政策是政府從自身利益和公眾利益出發進行的具體管理，是以政府為主的各種利益個體和群體參與的管理活動，利益分配是公共政策活動的核心。在利益分配中必須正確處理好各種利益關系。第二，從公共政策的類型角度看，分配政策是對社會上各種利益集團內部利益劃分作出規范；再分配政策是政府制定和實施的對社會各集團的種種利益進行平衡和協調的規范；規制政策一是規范政府行為，二是劃分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自律政策即自我限制的政策，是指政府規定了某些行為規范供集團在行動時對行為進行選擇。第三，從公共政策的功能角度看，政府制定和實施公共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將社會公共資源正確有效地在它所服務的公眾中加以分配，而其關鍵是要處理好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公共政策中利用利益分析法，就是要權衡公共政策利弊得失，正確處理各種利益關系，使各方面的利益能夠協調、全面發展，廣泛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推動社會健康向前發展。

三、系統分析法與公共政策分析

所謂系統分析法就是在研究中把研究對象視為一個系統，在若干選定的原則和準則下，通過對系統內各要素、結構和關系的考察，利用定量的方法提供允許和可用的數據，借以制定可行方案并推斷各種可能結果，以期尋求對系統狀態整體效益最大的方法。系統分析法之所以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得到廣泛應用，是由公共政策分析過程本身的系統性所決定。我們可以把公共政策活動視為一個由政策活動的外部生態和內部生態所組成的復雜大系統。公共政策活動的外部生態有歷史的、地理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等環境因素，也有全球的、區域的、一國整體的、地區的等層次因素，它們構成公共政策活動的具體情境事實體系。政策行動主體、政策公共財政資源、政策信息資源、政策價值取向、政策工具選擇等則構成公共政策的內部生態系統。公共政策活動是其外部生態和內部生態通過互動實現相互適應和改造的過程。公共政策活動的外部生態既制約著內部生態，同時又為其運行提供了現實條件，公共政策活動的內部生態的變化，又改變著外部生態的狀況。正是通過這種外部生態和內部生態間的互動，具體公共政策活動的功能才能得到實現。對公共政策系統的分析可從兩個角度進行。從靜態結構角度看，公共政策系統由公共政策的環境超系統與資源系統、公共政策的主體系統與客體系統、公共政策的組織系統與體制系統、公共政策的咨詢系統與信息系統所組成的復雜大系統。而從動態運行過程角度看，具體的公共政策是一個處在自身系統和環境超系統交互作用下，由政策主客體的活動構成的、處在變動中的動態過程。公共政策動態演進的動力源自其內部矛盾的展開，一類是公共政策系統與其環境超系統之間的矛盾，另一類是公共政策內部各因素之間的矛盾。這一演進過程呈現出變動性、互動性、彈性和流動性諸特點，這一演進過程還呈現出政策議程、政策規劃、政策執行、政策評估和政策終止等有系統關聯的若干階段。可見，系統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是極富實用價值的。

四、因果分析法與公共政策分析

因果理論是對事物和現象之間因果聯系的理性概括和反映，它反映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事物、現象、過程在一定條件下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前因后果，前后現象之間有必然性是因果聯系的特點。一因一果、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同因異果、異因異果、多因多果、復合因果是因果聯系復雜多樣性的表現。對事物和現象間因果關系進行分析的方法就是因果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應用因果分析法，可以幫助人們認識政策目標與政策結果之間、政策環境與政策執行之間、政策資源的配置與政策效率之間的聯系。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常用的因果分析法有詳析分析、多元回歸分析、路徑分析、結果方程模型、格蘭杰因果檢驗、實驗法和比較分析法等。多元回歸分析、路徑分析、結果方程模型屬于因果關系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公共政策預測和公共政策評估中被經常采用。

五、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與公共政策分析

定量分析法是對事物的量的規定性進行研究的一種科學方法。包括回歸分析、時間序列分析、決策分析、優化分析、投入產出分析等具體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最典型的定量分析法就是福利經濟學所主張的成本-收益分析法。成本-收益分析是政府以市場方式制定政策從而達到資源再分配目標的一個基本技術，被稱之為試圖用經濟方法取代市場討價還價的價格確定方式，使政策抉擇達到帕雷托最優。帕雷托最優就是采取任何一個行動，都至少給一個人帶來好處，但卻不損害任何人。這在公共政策領域幾乎是不可能的。由帕雷托最優的困境產生了卡爾多-希克斯標準的福利經濟學：政策選擇要使凈福利最大化。也就是說，一項政策即使使某些人受損，但如果總福利大于損失，這項政策就應該被采納。成本-收益分析法的具體方法有凈現值法、現值指數法、內含報酬法等。成本-收益分析法是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政策評估中常用的定量方法。趨勢分析法、指數平滑法、回歸分析法則是公共政策預測中常用的定量方法。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基礎。定性分析法是對事物的質的規定性進行研究的一種科學方法。包括歸納分析法，演繹分析法，比較分析法，結構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在公共政策領域，確認政策問題產生的原因要借助于因果分析法，對政策問題的實證分析要借助于歸納分析法和演繹分析法，對政策問題的內部結構進行分析要借助于結構分析法，對新舊政策問題的相似性進行分析要借助于比較分析法，對政策問題的性質的把握要借助于矛盾分析法。定性分析更適用于涉及社會、政治、價值、倫理和意識形態等難于定量的問題，定量分析則更適用于經濟問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

六、理性分析方法、超理性分析方法與公共政策分析

在公共政策分析中，與理性方法相關的決策模型包括完全理性決策模型、有限理性決策模型、漸進決策模型和綜合分析政策決策模型。完全理性決策模型是以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理論為基礎，經邊沁、密爾等功利主義者發展，以及現代管理科學家的概括而形成的一種管理決策理論。完全理性決策模型認為，政策實施的結果就是使社會效益最大化。完全理性決策模型的限定條件是非常苛刻的，它要求決策過程中必須把決策行為視為具有一致價值判斷的整體行為而非個體或群體行為。決策者有絕對的理性，具備完備的知識和信息，能窮盡所有備選方案并預測到所有結果。決策目標單一、明確和絕對。決策者在決策過程中具備一以貫之的價值偏好。決策過程中不考慮時間和其它政策資源的消耗。這些近乎完備的條件成為完全理性決策模型在實踐中無法使用的原因。西蒙對完全理性決策模型進行了批判，指出了其局限性，提出了有實際應用價值的有限理性決策模型。它是依靠有限的資源和信息，通過不斷的搜索，得出滿意政策方案的決策方法。這種模型是以“令人滿意的”準則去取代完全理性所主張的“最大化”準則，所以又稱滿意決策模型。滿意決策尋求的不是最佳，而是次佳或“第二最適”。在實際決策中，有限理性決策模型重視的是可行性研究和成本與利益分析，但它更主要的是僅僅為決策者提供決策規則，這也成為其主要的缺陷。林德布洛姆在批判了理性決策的缺陷后提出了漸進決策模型。這一方法強調決策者的決策是從現行政策出發，只是對現行政策的調整。但漸進決策模型只適用于既有的相對簡單的問題而不是將來要發生的復雜的問題，因而它在政治上追求的是安全的而不是具有冒險精神的措施，這樣公共政策就變成了補救性措施而非創新性方案。德羅爾看到了理性決策模型在可行性問題上的局限和漸進決策模型的保守傾向，提出綜合決策模型，試圖將理性決策模型和漸進決策模型結合起來，并把兩者的合理性加以延伸和綜合。他認為現實的政策訴求可能是要求社會變革的，也可能是要求社會穩定的，因此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而R.M.克朗則認為應該把理性分析的科學和超理性分析的藝術結合起來[1]。克朗認為，超理性分析的主要表現形式有判斷、直覺、創造力、靈感、隱含的知識、信仰、洞察力、意志、超感交流和預見能力等。德熱認為，超理性因素主要包括判斷力的應用、創造性的發現、頭腦風暴法和其它一些決策方法[2]。可見，超理性分析以主觀判斷為主，而這種主觀判斷應當建立在充足知識和豐富經驗的基礎之上。超理性不是非理性，非理性是建立在信息不完備基礎之上的主觀判斷。因此，超理性分析可以定義為在充足知識和豐富經驗的基礎之上進行的主觀判斷，也即建立在定量分析、理性分析基礎上的定性分析。當一個公共政策問題包含社會、政治、組織、意識形態、倫理道德因素時，理性方法就難以解決問題，就必須采用超理性分析方法。超理性分析方法主要有：問題的主觀識別方法、趨勢的直覺預測方法、方案的靈感激發方法、決策的經驗判斷方法、結果的模糊評估方法。超理性分析受主觀因素的影響特別大，為防止其可能導致的片面或極端情況的出現，應遵循以下基本要求：建立在定量分析基礎之上；決策者具有足夠的經驗積累；政策過程能夠排除明顯的錯誤和缺陷；綜合各種信息進行深入的分析；要考慮環境因素的變化。超理性分析方法特別適用于多元政策目標的分析，有利于提高決策效率，有利于理解當代中國社會的決策過程和政策特點。總之，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存在著包括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統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若干哲學方法，它們是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相互補充的。比如，在進行利益分析的同時也必然進行定性定量分析，在進行系統分析的同時也必然進行矛盾分析，而超理性分析是建立在定量分析、理性分析基礎上的定性分析。因此，它們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方法論體系，這些哲學方法對保證公共政策的科學性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作者:周建民 單位:蘇州市職業大學

參考文獻:

篇9

關鍵詞：哲學基礎規范會計理論實證會計理論實證主義證偽主義

一、有關的幾個概念

1.會計理論的哲學基礎。研究會計理論的哲學基礎，實質是要研究會計方法論的基礎，即會計領域認識論的基礎。一般來說，會計理論的哲學基礎或哲學意義上的會計方法論，是從哲學角度對會計實踐和會計理論進行審視。會計理論的哲學基礎是會計學方法論的最高層次，也是最抽象的層次，對會計理論的發展會產生巨大的影響。會計學的哲學方法論是從會計理論的價值觀、真理觀的角度所考察的方法，主要包括對會計的實踐活動或者說對會計理論研究對象的哲學思考、如何認識會計學的真理性和科學性、不同的哲學方法論決定會計學者對會計理論的功能價值取向和從事會計理論研究的價值取向和動機的認識不同。

2.規范會計理論和實證會計理論。規范會計理論是一套關于會計“應該是什么”的系統知識體系，旨在通過一系列基本會計原則、會計準則的規范要求，從邏輯高度上概括或指明最優會計實務是什么，進而指導會計實務，實現會計實務的規范化。它一般包括采用歸納法形成的描述性理論和采用演繹法形成的指導性理論。

實證會計理論則是一套關于會計“是什么”的系統知識體系，旨在揭示出會計現象層面的規律，從而為解釋現行會計實務和預測未來會計實務提供理論依據。

二、當代哲學觀點的評述

1.實證主義與實用主義。19世紀20年代末，法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孔德提出了實證主義哲學，在哲學史上第一個打起了“科學的哲學”這個旗幟。孔德的實證哲學標榜實證精神，認為實證的知識是“現實的、有用的、確實的、相對的、正確的、建設的”。實證哲學是一種向人們提供實在、有用、建設性的作為人類知識的“最高屬性”的知識的哲學，實證哲學的任務在于考察各科學的規律以及它們所利用的方法，并對它們加以綜合，以便揭示一般規律和方法。實證主義者象休謨等人認為全部哲學都應以經驗為基礎，但這種經驗應是按照實證自然科學的要求獲得的，才能為科學所檢驗，從而才具有科學的意義和價值。之后，馬赫主義發展了孔德的實證主義，形成了第二代實證主義，其重要觀點是提出了以實證主義的經驗主義為基礎的思維原則；后來實證主義又歷經邏輯原子主義的發展，達到了實證主義的高峰———邏輯實證主義。邏輯原子主義認為了解任何主題的實質途徑是分析，對某一事物不斷進行分析，直至無可分析為止，那時所剩下的就是邏輯原子即構成事物的觀念，用已知的實體的構造來代替未知實體的推論，是邏輯原子主義認識事物的主要觀點。邏輯實證主義又叫邏輯經驗主義，他們主張采用科學語言、數理邏輯和分析方法來建立哲學。邏輯實證主義者的工具是現代邏輯，方法是剖析語言，原則是證實原則。他們要用這些原則來拒斥傳統研究中超越經驗的形而上學的東西，堅持只有數學和經驗科學的命題才有意義，而形而上學是無意義的。從實證主義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看出：在實證主義的演變過程中，其目標即揭示世界的規律一直都沒改變，其基本原則證實原則即所提出的規律需要經過經驗證實的原則也一直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開始是“分析”，后來又加入邏輯規則。雖然實證主義強烈反對形而上學的演繹主義，即反對從沒有實際經驗內涵的先驗概念出發來邏輯推理出相應的理論的做法，但是，它并不是徹底否定演繹主義，用實證主義基本思想從經驗中得出理論這一過程往往要借助于演繹主義的精髓———演繹規則。實用主義發源于19世紀70年代的美國，并在美國風行幾十年，其代表人物有皮爾士、詹姆士、杜威等。在實用主義哲學中，經驗概念是基本概念，一切認識來源于經驗，以經驗為限度，以經驗為準。實用主義按其鼻祖皮爾士的話來說，它主要是一種信念，一種提出假設的方法，即通過探索，擺脫懷疑狀態，達到確定信念。探索過程就是由懷疑到確定信念的過程。故它與實證主義是不同的。

2.證偽主義。科學哲學觀以波普的證偽主義學說為分界，這之前是實證主義，之后是歷史主義和科學實在論，證偽主義之后的科學哲學觀側重于歷史考察的方法和構建理論方法的多樣性的研究。證偽主義是對實證主義一定程度上的否定，也是對傳統歸納法一定程度上進行批判而得出的科學哲學觀。證偽主義認為，全稱命題不能從單稱命題的堆積中推出，通過歸納做出的結論總可能是錯的。因而所有理論實質上僅僅只是一種假說，其中必然潛藏錯誤，總有一天會遭到實踐的反駁或證偽。正是這種證偽，使科學的理論不斷前進，證偽并不是科學理論的缺點，恰恰是科學的理論與非科學的理論的根本區別所在。證偽主義否定了理論來自經驗觀察歸納的可能，而主張理論來自“自由創造、自由猜測、自由想象”，從觀察到理論之間除了自由創造外，沒有其它邏輯通路，這些創造往往由已有理論與新理論或新的經驗之間矛盾激發。據此，波普提出的“科學知識的證偽主義模式”可以表述為：P1TTEEP2……，其中P1代表原來的問題，TT代表猜測假設，即試探性結論，EE代表排除錯誤，對TT反駁（證偽、否證），P2代表新問題，該模式被稱為以猜測和假設來解決問題的一般模式。這一模式反映了科學活動中理論和經驗的相互作用：理論總是在經驗的檢驗中不斷改變自己的形態，真理總是在同謬誤的交替循環中不斷提高自己的真值。拉卡托斯則把偽證主義區分為素樸的和精致的。素樸證偽主義是經驗證偽，精致證偽主義則是用更進步的理論來證偽原來的理論。波普的證偽主義是素樸的證偽主義，拉卡托斯的方法論則是從波普的素樸證偽主義演變而來的精致證偽主義。拉卡托斯在《證偽和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中指出，“對于素樸的證偽主義來說，理論是被一個與它沖突的觀察陳述所證偽的；對于精致證偽主義來說，證偽的不是‘觀察陳述’，而是一個比它更進步的理論。”波普的“科學知識證偽主義模式”第一次強調了人類的創造本能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環節的重要性，能動的猜想在科學理論發展中占有主導地位，一切觀察和實驗都為一定思想所滲透，成為更加自覺的有目的的探索。實際上，從證偽主義的思想中我們不難發現，證偽主義繼承了實證主義的主要原則———證實原則，雖然證偽主義一再強調假說來自自由創造，但是它卻否定不了實際觀察的經驗或問題對自由創造的激發作用，因而留下了經驗主義的痕跡。另一方面，證偽主義強調了科學理論發展的動態軌跡，而實證主義只是反映了科學理論提出的靜態過程。

三、規范會計理論和實證會計理論的哲學基礎

1.基本哲學思想。從規范會計理論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規范會計理論的研究方法體現出早期的演繹主義和后來的實證主義的思想。面對20世紀30年代會計實務放任自流的混亂局面，規范會計理論企圖從會計活動的規則中尋找“優良”的會計實務和概括理論概念，建立會計應當是什么的系統知識，以指導和規范會計實務。因此會計理論研究中必然蘊涵了會計“應當是什么”的值判斷問題。具體說來就是會計理論研究要立足于對現有會計環境（包括經濟、法律、道德等諸多方面因素）、會計慣例及報表使用者偏好的分析，從中抽象出一定的目標和價值判斷，提出一套科學合理的衡量會計活動的標準，據此制定會計準則和分析處理會計問題，形成整套的會計規范理論。由此可見，規范會計理論是根據會計學者的個人經驗所確定的會計目標和價值判斷這些先驗概念為起點，利用演繹規則展開推理。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會計業務的日趨復雜，為解決實務問題，強化會計理論結構的內在的邏輯性，規范會計理論又吸收了實證主義的思想，在對現實問題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加入邏輯規則，利用數理邏輯的工具進行分析和論證，最終目的還是要揭示出會計實踐活動自身的規律，以指導和規范會計實務的發展。規范會計理論中的理性思維部分是不可被證偽的，但它是在經驗認識的基礎上，通過創造性的邏輯推理所證實的，因而是科學的。

在實證會計的研究過程中，要求有客觀的經驗調查，排斥非理性的、功利性的價值判斷，在價值中立的基礎上，確定假設和假定，選取大量樣本檢驗假設的統計意義。而證偽主義正是認為科學理論所包含的只是單純的經驗內容，并對評價標準保持中立，即為價值中立。還需說明的是，實證會計不能證明假設的成立，而只能證明原假設不成立。瓦茨和齊默爾曼在《實證會計理論》中就明確指出，“我們無法證明假設是正確的，我們只能證明假設不成立。因而，這種理論強調的是對理論進行批判，并試圖證明它們是錯誤的，而不試圖證明它們是正確的。”這正是素樸的證偽主義思想。與此同時，實證會計理論又認為完美的理論是不存在的，瓦茨和齊默爾曼指出，“實際上，現存理論的系統性預測誤差或異常現象經常導致嶄新理論的發展與被采納。”而這又是精致證偽主義的特征。所以說，實證會計理論的主要哲學基礎是證偽主義思想，同時體現出實用主義的某些色彩。

2.基本研究方法。規范會計理論的研究方法從大的方面說可以分為演繹法和歸納法兩種，其中以演繹法為主，這兩種研究方法都屬于傳統研究方法。演繹法是從一般的概念和原理推導出個別結論的思維方法。在規范會計理論研究中，以會計假設、目標等基本概念為出發點進行演繹推理，推導出能指導會計實務的原則、準則及相應的會計方法程序。演繹法的推導程序為：前提命題推導結論驗證具體問題。演繹法推導的基本步驟可概括為：確定財務會計的目標或基本假設，或者指出一些要求財務報告或會計信息應符合的道德標準，再或說明企業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等；闡述目標、基本假設、道德標準或社會責任等對財務會計的指導作用；根據既定目標或基本假設等，推導出相關的基本原則和概念；以基本原則或概念來指導必要的會計準則；進一步規定具體的會計處理程序。歸納法則是通過對大量會計現象進行觀察，然后加以分類，從中概括出有關概念的內在聯系，再把它們組織或表述為會計理論。歸納法的基本步驟包括：觀察與記錄全部的觀察結果；分析與分類記錄結果；從觀察到的關系中推導出會計的一般概念或原則；驗證推導出的結論。即：觀察分類概括驗證。實證會計理論研究采用的是實證法，亦即確認假設，以事實、實際的情報、由觀察數據所產生的相關關系等為對象，經過實驗而求得相對或近似正確性的一種研究方法。實證研究的一般步驟包括：設計并進行觀察和實驗；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對實驗和觀察結果作系統整理和計量分析；概括和歸納計量分析結果；以邏輯和數學分析方法演繹出研究結論；理論注釋和建立模型；檢驗研究的命題或理論，得出接受、或修改的結論。

四、比較分析與發展趨勢

20世紀70年代之前，規范會計理論在西方會計理論界居于絕對統治地位。后來，隨著會計研究中實證性傾向的出現，這一格局被打破。由于實證會計理論獲得了正統經濟學所提供的實證性思想觀念支持，經過發展，現今已躍居主流地位，而傳統的規范會計理論則影響漸弱。

1.哲學基礎比較。從兩者的哲學基礎的角度看，兩大會計理論均有其存在意義。我們知道，任何哲學思潮從興起到體現于具體科學中，存在時間滯后效應。目前，實證會計理論欣欣向榮，但其方法論本身已在科學哲學領域面臨巨大沖擊，這種沖擊主要來自于歷史主義哲學觀。實證會計理論的基本方法論的主要內容是證偽主義，這種哲學觀認為科學理論所包含的只是單純的經驗內容，并對評價標準保持中立（亦稱“價值中立”）。但60至70年代興起的歷史主義哲學觀則對此持有截然不同的見解，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庫恩（T.Kuhn）強調指出，理論系統或“范式”包括有規范或評價的成分，理論系統不僅僅包括經驗內容，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把正確科學實踐的評價標準合并在內。因而我們可以說，事實與價值難以分離，即便是自然科學，亦無法擺脫社會和心理因素的影響而建立在真正客觀的事實和感性經驗基礎上（這一點已為西方很多科學哲學家所承認，只是就其影響程度尚存有不同看法）。既然自然科學都是如此，遑論社會科學。社會科學在考慮和分析社會現象時，更要關注作為現象基礎的社會因素和人類心理因素，從而必然要受到存在于不同社會中的不同道德倫理觀念以及個人主觀價值判斷的影響和制約。就此而言，應該說，規范理論的規范性才是現實的，而實證理論的實證性反而是不完全的和近似的。當然，我們無意據此否認實證理論應有的地位，邏輯主義哲學觀和歷史主義哲學觀各有其適用性，后者并不能排斥前者的合理存在，況且科學哲學界目前也倡導方法論的多元化；不管實證理論的實證性是否是完全的，但其思路至少是可取的，也確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理論的客觀性。不僅如此，而且在德國著名經濟學家歐肯看來，實證分析亦是得出規范經濟理論的必由之路。歐肯認為，社會科學有兩方面任務，一為不帶偏見地研究現實；二為提出政策主張以實際地解決經濟問題。經濟學作為“經邦濟世”之學，應以第二個任務為目的，此則意味著，經濟學在最終服務于政策制定時，不可避免的要有價值判斷介入。但與此同時，歐肯又指出，經濟學家要完成第二個任務，又須首先擺脫經濟政策上的愿望，致力于完成第一個任務。換言之，只有建立在實證經濟理論的基礎上，規范性經濟政策才更具科學合理性。再看會計理論，科學哲學所受的震蕩，最終必將體現到會計理論研究當中。據此推論，規范會計理論與實證會計理論均有其價值，不可厚此薄彼。

2.發展趨勢分析。從會計研究的發展趨勢看，兩大會計理論之間的關系正發生微妙的變化，出現了一種相互結合、相得益彰的趨勢。經過多年來全面深入的理論論爭，西方會計學術界對于兩大理論的一些模糊認識基本得以廓清，看法也日趨客觀全面。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會計學者開始平心靜氣地評價兩大會計理論。他們認為，就規范會計理論而言，它缺乏嚴格的事實檢驗，此為其弊；然其力圖找出較佳的會計規則和較優會計程序和方法的思路是可取的，有利于優化和發展會計實務，并滿足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國際資本流動對會計信息質量所提出的要求。尤其是近年來，會計概念框架的建立，為分析評估和指導會計準則提供了一個“規范性”基礎，有利于抵制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壓力，這無疑使規范會計理論的實踐性和有用性大為提高。就實證會計理論而言，它奠立于觀察和實驗而得的大量事實、數據基礎上，業經嚴格的經驗驗證，而且由于研究過程中數量模式的引進，使其在定量化和精確化方面具有比較優勢，這與當代經濟科學發展的大方向趨同，頗有可取之處；而且，它對西方會計理論的發展也影響頗大，開辟了研究新思路，調整了會計研究方向，拓寬了會計研究領域，在資本市場研究和行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大大豐富了會計理論的內容。但實證會計理論亦有其弊，認為“存在的便是合理的”，無疑會堵塞會計發展道路，使會計實務重返自由放任狀態。

五、結論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知道，兩大會計理論各有其優缺點，偏廢任何一種均非上策。理想的選擇應該是消解兩者之間的對峙狀態，承認彼此的存在價值，并促成兩者實現一定程度的結論。那么，這種結合應以何種方式進行呢？它或可理解為是認知過程中各有側重的兩個階段先后承繼、相輔相成，從而促成事實性、描述性論述向規范性、倫理性見解的過渡。在會計理論研究過程中，研究者首先應盡可能地排除價值判斷，側重于通過實證性或近似實證性研究，力求客觀地揭示會計現象及其外部聯系；而后，在此基礎上，以指導會計準則的制訂為已任，側重于樹立合宜的價值判斷標準，通過理性思維構建規范會計理論。這些規范會計理論在形成之后，又須在應用中不斷接受經驗檢驗，以獲得新的突破和發展。在此過程中，規范方法與實證方法得以綜合運用，既確保了會計理論構建的邏輯相關性和緊密性，又為會計理論的真理性和精確性提供了檢驗依據，從而實現優勢互補。在上述相互結合的理想模式中，兩大會計理論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不宜有所偏廢。

參考文獻：

1.黃少安。經濟學方法論的三個層次。南京社會科學，1994（3）

2.A.C.利特爾頓著。林志軍，黃世忠譯。會計理論結構。中國商業出版社，1989

篇10

[關鍵詞]教育研究設計；教育研究工程；教育研究原理：信息視野

[中圖分類號]G40－05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008(2010)01－0043－06

當前的教育研究正以科學研究為實證基礎，以學科綜合。為背景，并立足自身的特點，與腦科學、生態學、信息系統理論、情意學、計算機科學技術、統計測量學等多學科交叉發展。在當前教育信息化時代，又逐漸以信息為主線而貫穿起來，為更好地揭示人類教育規律、促進人類教育而發展著。

教育研究設計則是教育研究最重要的領域之一，其理論基礎也呈現多元化發展態勢，有計劃策略說，定性定量說，創新性、系統性、控制性等基本特征說，過程環節說，等等。本文則將透視這些理論基礎，緊扣當前教育信息化時代背景，從信息視野視角，即基于信息視野教育研究原理對教育研究設計進行系統地思考，并結合具體案例進行研究探討。

一、信息視野中的教育研究本質、教育研究原理

若從信息的視角，教育研究的本質乃是一個信息系統，即“教育研究是教育研究者與教育系統之間，教育研究內容以教育研究方法通過教育研究媒體進行交互的系統。可稱之為信息視野中的教育研究本質。其中教育研究者、教育系統、教育研究內容、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研究媒體、(教育研究)交互六要素可不斷迭代深入而擴展出教育研究原理，可稱之為信息視野教育研究原理。信息視野教育研究原理，是人們從信息視野探究具體教育研究問題的理論基石，是一個可伸縮的理論系統，其基本框架如圖1所示。從中可發現信息視野教育研究原理與信息視野教育原理。是緊密聯系的。

從圖1中的“教育研究內容”要素可看出，教育研究的本質乃是教育創新(圖1中教育創新又迭代深入為教育哲學創新、教育情意創新、教育科學創新、教育技術創新、教育實踐創新五層次，并可不斷迭代深入，將在后續結合具體案例闡述)。如果人類只教育，而不做教育研究，人類教育至多只能保持不會退步的延續，但不會有創新，不會有進步發展。如果人類既教育又做教育研究，那么人類教育將不斷延續，創新，再延續，再創新……從而不斷進步發展。所以教育研究是人類不可或缺的。

二、信息視野中的教育研究設計觀

辯證論告訴我們，圖1所示的教育研究系統，就如任何其他系統那樣，是隨時間流逝、變化、發展的，是絕對運動變化過程與相對靜止穩定狀態的統一，可如圖2所示。教育研究系統的絕對運動變化過程，要求我們認識和改造教育研究系統時，必須將教育研究系統的整個動態過程考慮其中，而不能靜態地看待它；而教育研究系統的相對靜止穩定狀態又要求我們要從其絕對運動變化過程中尋找出各個關鍵的理想狀態點(就如圖2中所示的各個時間點)去認識和改造，以免陷入無從下手的泥沼。

認識論告訴我們。圖1所示的教育研究系統以及圖2所示的教育研究系統過程與狀態，就如同任何其他系統那樣，是自身的客觀物質性與人們對其的主觀意識性的統一。教育研究系統客觀物質決定人們的教育研究主觀意識，人們的教育研究主觀意識反過來又能動地認識、改造教育研究客觀物質。人們在教育研究主觀意識中，以教育研究原理為基礎指導，最優化地認識和改造具體的教育研究系統、實現具體需求的完整活動過程又稱為教育研究系統工程(也常簡稱為教育研究工程)。教育研究系統工程一般又分為五個環節：教育研究系統設計或簡稱為教育研究設計(例如，設計教育研究方案，等等)、教育研究系統開發或簡稱為教育研究開發(例如，依據教育研究設計環節的方案開發研究模型，等等)、教育研究系統實施或簡稱為教育研究實施(例如，依據教育研究設計環節的研究方案、利用教育研究開發環節開發的研究模型，實施教育研究，等等)、教育研究系統管理或簡稱為教育研究管理(例如，對教育研究方案、教育研究模型、教育研究實施等進行管理，等等)、教育研究系統評價或簡稱為教育研究評價(例如，對教育研究效果進行評判，等等)。并以教育研究系統分析或簡稱為教育研究分析，作為教育研究客觀系統與教育研究系統工程之間接口。以上總共六個環節可如圖3所示。必須強調的是，教育研究系統分析、系統設計、系統開發、系統實施、系統管理、系統評價六個環節，每一環節都必須將圖2所示的教育研究系統完整過程考慮一遍。

根據圖3中所示，教育研究系統工程以教育研究系統分析為接口，而教育研究系統工程五環節中，教育研究系統設計是首要環節，必須綜合考慮圖1所示教育研究系統的六個要素(教育研究者、教育系統、教育研究內容、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研究媒體、教育研究交互)和后續的開發、實施、管理、評價四環節，為整個教育研究系統繪制藍圖，而不是簡單預測，這正是當前基于設計的研究(Design－Based Research)逐漸替代預測性研究(Predictive Research)的緣由，體現了教育研究設計在整個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意義(這與AECT94“教學技術”定義：“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is the theory and practme ofdesign，development，utilization，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ofprocesses and resources for learning，即：教學技術是學習過程與學習資源的設計、開發、利用、管理和評價”中所隱含的工程觀也是吻合的，也就是說AECT94"教學技術”也是從工程的角度進行定義的，體現了教育研究工程與教育技術工程、教育工程，乃至其他任何領域工程的互相聯系)。

三、信息視野中的教育研究設計案例――“信息視野中的教育研究原理探新”研究設計

上面概述了信息視野教育研究原理基本框架，并推導出教育研究設計的緣由。但理論辨析并非最終目的，而應該將其應用于實踐并檢驗其發展。下面以本文所涉及的“信息視野中的教育研究原理探新”這一教育研究設計作為案例，進行教育研究分析，然后推導出設計結果概要如表2所示。

(一)本案例的教育研究系統分析

1.“教育研究內容”、“教育研究方法”二要素分析

(1)圖1所示的信息視野教育研究原理中的“教育研究內容”、“教育研究方法”要素認為：教育研究內容是教育研究系統中教育研究信息的意義，教育研究方法是教育研究系統中教育研究信息處理的手段。教育研究內容與教育研究方法是互相聯系的，也就是說一定的教育研究內容具有相應的教育研究方法。

對于教育研究內容，如圖1中所示，整個教育研究內容體系是教育實踐創新、教育技術創新、教育科學刨新、教育情意創新、教育哲學創新五個層次的統一，各層次又可不斷迭代深入直到滿足教育研究實踐需求為止。例如，教育實踐創新迭代深人為生物實驗、物理實驗、化學實驗、數學計算、計算機實驗的教育創新，等等；教育技術創新迭代深人為生物技術、物理技術、化學技術、數學應用、計算機網絡技術等的教育創新，等等；教育科學創新迭代深人為生物、物理、化學、數學、信息系統理論等的教育創新，等等；教育情意創新迭代深人為情感、態度、興趣、審美、價值觀、品德的教育創新，等等；教育哲學創新迭代深入為唯物論、辨證論，認識論的教育創新，等等。

對于教育研究內容五層次，教育實踐創新一教育技術創新一教育科學創新一教育情意創新一教育哲學創新，自下向上不斷抽象、升華，思辨性、價值判斷性、定性、宏觀規律性、人性、社會性、人文藝術性、主觀建構性逐漸增強；反之，自上向下不斷具體、指導，實證性、事實判斷性、定量性、微觀技巧性、物性、自然性、科學技術性、客觀反映性逐漸增強。這與當前教育研究的內容領域越來越體現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統一是一致的，和當前教育研究強調學科交融的思潮也是吻合的。

上述五個教育研究內容層次若與習俗上的教育基礎研究、教育應用研究、教育開發研究相比較，可發現教育哲學創新、教育情意創新、教育科學創新與教育基礎研究比較匹配；教育技術創新與教育應用研究比較匹配；教育實踐創新與教育開發研究比較匹配。

對于教育研究方法，則是與教育研究內容緊密聯系的，如圖1中所示，整個教育研究方法體系是教育研究實踐方法、教育研究技術方法、教育研究科學方法、教育研究情意方法、教育研究哲學方法五個層次的統一，各層次又可不斷迭代深人直到滿足教育研究實踐需求為止。例如，教育研究實踐方法以教育研究者對所研究的教育系統，進行教育研究實驗、測量、調查、內容分析等為主導方法；教育研究技術方法以教育研究者基于所研究的教育系統，運用信息技術、開發研究模型等為主導方法；教育研究科學方法以教育研究者對所研究的教育系統，運用邏輯推導定性方法、數理統計等定量方法為主導方法；教育研究情意方法以教育研究者與所研究的教育系統中的教育者、學習者之間，進行情意交流等為主導方法：教育研究哲學方法以教育研究者對所研究的教育系統，進行主體思辨等為主導方法。

對于教育研究方法五層次，教育研究實踐方法一教育研究技術方法一教育研究科學方法一教育研究情意方法一教育研究哲學方法，自下向上不斷抽象、升華，思辨性、價值判斷性、定性性、宏觀規律性、人性、社會性、人文藝術性、主觀建構性逐漸增強；反之，自上向下不斷具體、指導，實證性、事實判斷性、定量性、微觀技巧性、物性、自然性、科學技術性、客觀反映性逐漸增強。這與美國教育研究協會(AERA)2009年會主題“完整知識體系與學科聯合的教育研究(Disciplined InquiryEducation Research in the Circle of Knowledge)”和美國教育傳播與技術協會(AECT)2009年會主題“以整合方法迎接挑戰(Integrative Approaches：Meeting Chanenges)”是相吻合的。

(2)本案例的“教育研究內容”、“教育研究方法”二要素分析：本案例“信息視野中的教育研究原理探新”研究內容屬于教育科學創新層次的教育原理基本理論創新的內容(對應于習俗上的教育基礎研究)，但又必須堅持教育實踐創新、教育技術創新、教育科學創新、教育情意創新、教育哲學創新的統一。教育研究方法與教育研究內容緊密聯系，所以本案例的教育研究方法應該以教育研究科學方法為主導(即教育研究者運用邏輯推導定性方法、數理統計等定量方法探究所研究的教育系統)，并堅持教育研究實踐方法、教育研究技術方法、教育研究科學方法、教育研究情意方法、教育研究哲學方法的統一。

2.“教育研究媒體”要素分析

(1)圖1所示的信息視野教育研究原理的“教育研究媒體”要素認為：教育研究媒體是教育研究系統中教育研究信息的載體。’，習俗上可根據人體的五種感覺器官劃分，如圖l中“教育研究媒體”要素所示，可劃分為視覺媒體、聽覺媒體、觸覺媒體、味覺媒體、嗅覺媒體。其中，視覺媒體根據計算機處理特點可分為文本、圖像、視頻、二維圖形動畫、三維圖形動畫等，可通過煤體1二具系統掌握這些媒體，如通過Word、Photoshop、Premiere、Expression Web、Maya、Audition、Cakewalk分別掌握文本、圖像、視頻、二維圖形動畫、三維圖形動畫、波形音頻、Midi器樂媒體技術，將非常有助于教育研究者教育研究能力的提高。

各媒體各有其適用場臺和優缺點(例如文本語義精確但抽象，圖像形象但可想性大，三維動畫最能表達真實世界但制作成本高，等等)。某一具體的教育研究交互時刻，應該具有一個理想的教育研究媒體。例如，通過內容分析法獲取所研究的教育系統的信息時，將以文本媒體為主導；運用教育人類學方法進行教育研究時，將以視頻、音頻媒體記錄所研究的教育系統的發展過程為主導，生物、化學學科教育研究時可能使用到嗅覺、觸覺、味覺媒體，等等。

(2)本案例的“教育研究媒體”要素分析：本案例主要運用到視覺媒體(對所研究的教育系統進行內容分析時運用到文本媒體、以圖1等所示的框架圖描述信息視野教育研究原理時使用到圖像、圖形媒體)，同時需要將視覺媒體、聽覺媒體、觸覺媒體、嗅覺媒體、味覺媒體結合到各學科教育研究中進行全面思考。

3.“教育研究交互”要素分析

(1)圖1所示的信息視野教育研究原理的“教育研究交互”要素認為：教育研究交互指教育研究系統中教育研究者與教育系統之間教育研究信息的傳播與反饋，是包含一個或多個瞬間操作的過程。如圖1中“(教育研究)交互”要素所示，教育研究信息交互方式可分為：①適應互。適應互是指教育系統在研究過程中不斷響應教育研究者的信息(例如，在對學習效果的研究中，如果研究者期望增加學習者的學習時間，被研究的教育系統中的學習者就增加學習時間，并繼續研究進程，期待最后研究結果)。②非適應互。非適應互是指教育系統在研究過程中不響應教育研究者的信息(例如，在對學習效果的研究中，如果研究者期望增加學習者的學習時間，但被研究的教育系統中的學習者并沒有增加學習時間，并繼續研究進程，期待最后研究結果)。

(2)本案例的“教育研究交互”要素分析：綜合運用適應互與非適應互。

4.“教育研究者”、“教育系統”二要素分析

(1)圖1所示的信息視野教育研究原理的“教育研究者”、“教育系統”二要素認為：如圖1中“教育研究者”、“教育系統”要素所示，教育研究者是從事教育研究的主體人，教育

系統是教育研究者的研究對象。教育系統含有教育者、學習者、教育內容、教育方法、教育媒體、教育交互六個要素。六要素一般轉化為圖1中所示的教育研究內容要素的五層次被教育研究者探討。

教育研究者與教育系統是教育研究系統中信息交互的雙方。教育研究者是信息交互的主導、教育系統是信息交互的主體，教育研究者以教育系統為研究對象(所以教育研究必須以人為本，以教育系統為中心)。同時，教育研究者、教育系統各自與環境交互信息。

(2)本案例的“教育研究者”、“教育系統”要素分析：本案例中的教育研究者能全面把握自己、教育系統、教育研究內容、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研究媒體、教育研究交互六要素實施教育研究，具備較全面的、信息化的教育研究能力，適合開展該研究項目。

本案例中所研究的教育系統是最宏觀層次的教育系統，并體現為“信息視野教育研究原理”這一研究內容，還可從如下幾方面進一步深人分析：①研究目的、價值：該研究項目響應當前的教育信息化時代背景，期望構建“信息視野教育研究原理”，以促進教育信息化時代人們認識和改造教育研究的發展，是傳統教育研究原理創新與互補，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②研究假設、研究變量及其值：本研究的研究假設、研究變量及其值歸納如表1所示。設置研究假設、研究變量及其值便于實現定性與定量統一的教育研究。

(二)本教育研究案例的設計結果概要(研案)

上述對“信息視野中的教育研究原理探新”教育研究進行客觀分析之后，即可根據客觀分析進行教育研究設計，本案例的研究設計結果(研案)概要如表2所示。

前面已述及，教育研究設計需要將圖2所示的整個教育研究系統過程考慮其中，所以表2中以教育研究進程為主線，顯然進程度劃分得越細，該教育研究設計就越精確，但同時也越復雜，開銷越大，本案例根據具體需求尋找合適的理想狀態點劃分進程度。沿著該教育研究進程，然后將教育研究系統的教育研究者、(被研究的)教育系統、教育研究內容、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研究媒體、教育研究交互六要素體現其中。基于該教育研究設計，然后可進入后續的開發(如開發研究模型、框架圖等)、實施(如實施教育研究等)、管理(如教育研究設計方案：教育研究模型、教育研究實施的管理等)、評價(如教育研究效果評價反思等)四個環節，完成一次迭代，并不斷向

四、結語

教育研究設計是教育研究最重要的領域之一。當前教育研究設計理論呈現多元化發展，本文緊扣當前教育信息化時代背景，從信息視野，即基于信息視野教育研究原理，對教育研究設計理論與實踐進行研究，提出了信息視野的教育研究設計觀。信息視野的教育研究設計以人為本，以教育系統為中心，以教育研究者、教育系統、教育研究內容、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研究媒體、教育研究交互六要素不斷迭代深入為主線地探究教育研究，是各種教育研究設計理論的互補與重構，是當前信息化時代認識和改造教育研究設計的優化，也是教育研究設計規律美、思辨美的體現。期望為教育信息化時代教育研究設計及其相關理論提供一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