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臺文化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閩臺文化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民間文化的產生是以傳統民間社會生活為基石的。傳統民間社會生活的大環境練就了民間文化的造物理念、生活方式、生產形式、信仰、價值觀以及人們對自然的認識。如：在農耕時代下，人們的思想上有著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多子多福的期盼、對風調雨順的期待、對“天人合一”的追求、對“佛”“神”的尊崇等，并通過手工制作的方式將這些思想和文化意識形態蘊含在生活中，產生了具有審美價值和文化功能的剪紙、年畫、皮影、民間玩具等等藝術形式，結出了豐碩的民間藝術果實，這些藝術形式具有“自給自足”“純手工”“樸素”的特點，與生活緊密相關，表達了人們的思想情感。因此，作為一種藝術形態，民間藝術是民間文化的物化形式和形象載體，體現了在農耕文明歷史條件下的傳統民間文化特質。并且，民間文化為民間藝術的發展提供了肥沃土壤，對民間藝術的產生、發展和存在產生著重要影響。正因如此，民間文化的發展和平衡對民間藝術的繁榮具有決定性作用，民間文化生態平衡性可以為民間藝術的傳承與創新提供優良的生存環境。反之，民間文化系統的生態失衡將直接導致民間藝術的落寞，甚至會使其退出藝術舞臺。不可否認的是，由于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工業化進程的推進以及外來文化的影響，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及精神領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人們用上了科學技術帶來的高效農具、住上了寬敞的高樓大廈、貼上了時尚的裝飾畫、玩上了更具趣味性和挑戰性的電子玩具等。從民間文化自身來看，其所處的“自然—文化—社會”生態系統中，自然與社會要素都發生了改變，這使得民間文化的生存環境下的農耕時代背景逐步消失，因此，民間文化的生態平衡性受到沖擊。民間文化的失衡，使得生長于民間社會生活之上并承載民間文化內容的民間藝術也喪失了其生存的土壤，導致了許多民間藝術作品粗制濫造、庸俗、膚淺并且種類在日益衰落、流失。民間藝術失去了廣泛的民眾基礎，不再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緊密聯系，要么被認為是“落后”的東西退出市場，要么被認為是“古董”束之高閣，失去了原有的現實性和必要性。那么，該如何去拯救傳統文化中的民間藝術呢？如何讓民族文化中的瑰寶重新散發出光芒呢？

二、尋求民間文化及其藝術的發展

1.處理好文化發展，把握文化主流

民間文化根植于廣大民眾的生活，蘊含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當人們的生活方式、交流方式等諸多因素發生改變時，人們更快、更方便地接觸到各種現代的、外來的文化形式，并快速地被感染和鋪開，這使得傳統的民間文化受到沖擊。因此，處理好文化的發展，建立健康、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體系，是尋求民間文化及其藝術形式發展的根本。民間文化應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中發展，這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自身的提煉，即重新審視民族傳統文化本身，將封建的、愚昧的、不適合現代生活方式的部分進行舍棄處理，將現代文化中的內容融合在傳統文化中，實現既有民族傳統文化根基，又具時代性和生命力的中國民間文化的主體，形成現代的中華民族文化特征。其次是融合外來文化元素，正確吸收外來文化中的優秀成分，豐富文化形式和內容，壯大文化隊伍，實現多元文化的和諧共存，使多種文化形式融合在文化隊伍中，才能形成完善的、適合時代需求的民間文化和民族文化，給民間藝術的發展提供充足的養料，使民間藝術這棵樹枝繁葉茂、碩果累累。

2.豐富和擴展民間藝術的形式與門類

在構建現代的、具有傳統文化根基的民間文化基礎上，豐富和擴展民間藝術的形式與門類，是對民間藝術的延伸與發展。張道一提出“民間藝術是一種‘母性’藝術，是民族文化的根之所在”。民間藝術的“母性”特點就在于：它以文化根基為養料、具有繁衍發展的能力。這就我們需要抓住繁衍的內在動力，去發展更多的藝術形式。就傳統的民間藝術造型形式和內容來看，不管是剪紙、年畫、泥塑玩具，還是皮影戲，它們都具有共同之處：是以民間固有的美學理念為審美尺度進行的造物活動，具有藝術性、民俗性，是生活和審美相結合的產物，體現了人民大眾的理想、感情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種真正‘為生活造福的藝術’”。也就是說，民間藝術之所以具有魅力，是因為其蘊涵著人們對生活美好的期盼。那么，就造物物質本身而言，其造型形式、風格、內容、表現的手法、新的視覺形態就可以根據現時代的審美、時尚、甚至是新型材料等等方面去挖掘更多的素材和元素，提升和擴展已有的民間藝術形式美感、豐富素材及主題，使其更符合現代生活內容，更貼近人們的現代生活。這樣的民間藝術就再不會是古董和文化遺產，而是民間藝術的再生和繁榮。

3.將民間藝術與現代設計結合

篇2

當前，旅游已“飛入尋常百姓家”，已成為人們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之一。旅游是關聯性很強的民生產業。相關研究統計，旅游業投資每增加1元，可帶動其他行業投資5元；旅游業每創造1元錢收入，可間接創造7元錢社會財富；旅游業直接增加1個就業崗位，可間接帶動7個人就業；旅游收入每增加1元，可帶動相關行業增收4.5元，產生經濟增長的乘數效應，旅游業成為一棵“搖錢樹”。但是，旅游與文化相互融合、相得益彰、不可分割，文化是旅游的靈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載體，沒有旅游的文化就沒有活力，沒有文化的旅游就沒有魅力，抓住了文化就抓住了核心價值，抓住了旅游就抓住了一個巨大的市場。旅游業還是一種綠色產業，因其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小、發展潛力大，已成為綠色發展的重要引擎，成為各國各地區爭相發展的產業。目前，全球有120多個國家和地區將旅游產業列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我國已有28個省區市將旅游業定位為支柱產業或主導產業，其中13個省區定位為戰略性支柱產業。黔東南有33個民族和2個待識別民族，是全國30個民族自治州中少數民族人口數量最多、比重最高的自治州，是全國苗族、侗族最大聚居區，也是我國苗、侗民族文化的核心區。黔東南有眾多物質文化遺產，分別有國家級、省級、州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8處、53處、88處，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1座、名鎮2處、名村3處，還有豐富多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中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世界級1項，國家級52項68個保護點，省級175項206個保護點，州級186項218個保護點，有國家級項目代表性傳承人21人，省級項目代表性傳承人77人，州級項目代表性傳承人96人。此外，從江侗鄉稻魚鴨復合系統被列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試點，雷公山麓苗族村寨和九侗六侗地區侗族村寨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錄，傳統村落225個（占全國、全省總數的14.4%和77.1%）。因此，黔東南被外界授予“歌舞之州”、“百節之鄉”、“原生態博物館”、“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生態博物館”、“人類疲憊心靈的最后家園”、“返璞歸真的地方”、“世界苗侗原生態民族文化遺產保留核心地”、全球10個少數民族生態文化保護圈之一（中國有兩個，其中一個是）等桂冠。改革開放以來，黔東南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進步，但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矛盾依舊突出，消費率偏低、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還不夠強，“一產不穩、二產不強、三產不足”的問題還存在，縮小城鄉、區域差距的任務依然繁重，資源環境的約束依然強化，發展方式還較粗放，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需要依托原生態民族文化資源稟賦優勢，搶抓打造發展升級版的歷史契機，以民族村寨為根、以原生態民族文化為魂，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滿足外界對異質文化的消費心理需求，打造在全省、全國具有影響力和核心競爭力的文化旅游產品，在打造旅游發展升級版中實現提質轉型。經濟落后、民眾貧困是民族文化式微的重要原因，通過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讓文化擁有者生活得更有尊嚴、更加體面，培育他們的自尊心、自信心，也有利于形成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在推進“科學發展、趕超跨越、同步小康”中能有效保護傳承民族文化。

二、文化旅游發展時原生態民族文化保護面臨的挑戰及原因分析

20世紀80年代初期，黔東南就開始在雷山郎德等民族村寨開發民俗旅游，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對民族文化的保護傳承帶來了嚴峻挑戰，民族文化正面臨淡化消亡的險境。如在民族服飾方面，愿意穿著民族服飾的人越來越少，自覺學習、懂得制作民族服飾的人更少，現在的年青人幾乎不想再制作民族服飾，民族服飾文化傳承漸顯后繼無人之勢。在民族歌舞方面，許多地方酒歌不再廣泛傳唱，情歌不再時興游方活動，失去生活載體而逐步消失。如在水族村寨，結親當天男方派一男兩女未婚青年到女方唱一夜歌，是全寨最熱鬧的事，當天全寨人都會來欣賞對歌，可現在年青人不會唱、不愿唱也不愿聽了，原來走進新娘家的門、走出新娘家的門以及整夜唱歌的習俗已不再。在民族語言方面也呈逐漸萎縮之勢。外出務工是當前鄉村民眾收入的主要來源，他們紛紛外出甚至舉家外出務工、經商，一些既會講民族語言又會講漢語的父母，已不再教自己的孩子講本民族的語言，而是更愿意讓孩子說漢語甚至標準的普通話等等。民族文化保護的保護傳承已成為一道世界性難題。這是因全球化、工業化浪潮所帶來的標準化、有序化，對人們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帶來巨大變化，對自由化、無序化的農耕文化帶來巨大沖涮，民族文化的脆弱性和不適應性日漸凸顯。此外，文化旅游的開發不當也帶來一定的破壞性，原因表現如下。

原因一：資源特征相似與開發中的“重建”問題黔東南的原生態民族文化資源灑落在全州境內的廣大民族村寨，苗族文化主要集中在環雷公山的苗族同胞村寨，以及部分存留于月亮山上的苗族同胞村寨。侗族文化又分南侗文化和北侗文化，南侗文化主要集中在南侗的黎平、從江、榕江三縣的廣大侗族村寨，北侗文化主要集中在錦屏、天柱、劍河、三穗等縣的侗族村寨，水族文化主要集中于榕江以及從江、雷山、丹寨、劍河等縣的水族村寨，不管是苗族文化、南侗文化、北侗文化，亦或水族和其他民族同胞文化，在同一文化區域內同一民族的文化資源特征有很大的相似性甚至相同性，這對打造極具個性特色的景區景點帶來巨大難題。與此同時，在民俗文化旅游開發進程中，有時以“重建”方式打造旅游景區景點，不僅導致旅游產品的高度同質化，還造成旅游資源的極大浪費和破壞。

原因二：重資源開發與創新不足的問題當前，黔東南的民俗文化旅游開發還處于初級階段，很大部分還處于把旅游資源直接當作旅游產品來打包和兜售。在開發中以追求經濟利益為主要目的，甚至把文化當做發展旅游的唯一“資源”，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出現旅游至上、唯利是圖的傾向。為迎合和滿足游客的欲望，任意復制、篡改、偽造文化。側重于餐飲、住宿、娛樂等基礎設施“硬建設”，側重打造“農家樂”，千方百計地向游客提供具有農村風味的吃喝玩樂的設施招徠游客，以盡快賺取利潤，而在“文化”兩字上下工夫還不足，對于文化資源的深度開發和充分利用還不夠，對文化旅游產品、旅游開發模式的創新有待加強。

三、推進文化旅游發展與原生態民族文化保護良性互動的建議

建議一：明確發展定位，創新發展理念一是結合地區實際，明確發展定位。結合黔東南、立足貴州、放眼全國、面向世界，秉承原生態民族文化優勢，將黔東南文化旅游放在全省、全國、全球價值璉的布局中來謀劃，優先發展文化旅游產業，將文化旅游作為全州最具核心競爭力的特色優勢產業加以培育、打造。二是堅持生產性活態保護。敢于在市場化進程中保護文化，既要藏藝于民，更要載藝于旅、顯藝于市，讓文化與市場對接，激發文化主體的動力，讓反映民族根與魂的文化能夠傳承后世，讓原生態文化環境得到滋養，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求發展。三是突出苗、侗族特色文化。大力發展以苗、侗民族文化旅游為核心的文化旅游，讓外界更多了解、更多深入、更多享受原生態文化魅力、體驗濃郁民俗風情，不斷把文化旅游業做特、做新、做精、做大、做強。四是以當地民眾為根本。充分考慮到當地群眾的根本利益和訴求，以傳承人和當地群眾為根本，關注傳承人命運，呵護傳承人，關注守望者，保留文化主體人，激發眾人參與，由個人傳承變為群體傳承，實現“要我保護”到“我要保護”的文化自覺。

建議二：突出個性特色，打造“三個”集群一是打造環雷公山原生態苗族文化旅游集群。以雷山、雷公山和苗嶺為中心，包括雷山、榕江、臺江、劍河、丹寨等縣的典型苗族村寨，積極推進蝴蝶園、亞熱帶鳥園、紅豆杉植物園、苗藥植物園和中國苗族文化體驗中心等產品項目的建設，打造世界級的原生態苗族文化旅游區。二是打造黎從榕原生態侗族文化旅游集群。重點打造肇興侗寨旅游區、七星侗寨文化旅游區、小黃等侗文化產業園、岜沙苗寨景區建設、三寶侗寨侗文化旅游區、五榕山城市主題公園及旅游休閑度假區、八舟河國際旅游休閑度假區等，打造世界級的原生態侗族文化旅游區。三是打造舞陽河流域原生態自然文化旅游集群。以舞陽河和鎮遠古城為核心，包括報京侗寨、杉木河、云臺山、黃平革家寨、飛云崖、舊州、劍河溫泉、谷隴苗寨等，打造在國內、國際有影響力的，集歷史文化、自然風光、原生態民族文化于一體的綜合旅游景區。

四、結語

篇3

關鍵詞：民營演出；舞臺監督；多樣化

中圖分類號：J8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115（2014）11/12-335-1

民營文藝表演團體對大多數人來說都不陌生，特別是蘇南一帶，走鄉串鎮的“戲班子”是老百姓的歡樂源泉，場館里說書、唱曲的民間藝人，也曾為群眾帶去喜悅。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對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斷增多，各種民營文藝表演團體也開始“火”起來。經過多年的發展，蘇州的民營文藝表演團體已是全市重要的演出力量。目前全市已有民營文藝表演團體48家，演職人員一千余名，演出門類涉及聲樂、舞蹈、戲劇等。這些表演團體常年扎根基層、服務人民，為繁榮演出市場、豐富基層群眾文化生活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2010年，蘇州在全國率先出臺《支持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發展獎勵辦法》，設立了專項資助扶持資金，每年組織民營文藝表演團體參加各類演出活動。數據顯示，僅2013年一年，蘇州全市民營文藝表演團體演出場次超過8500場，接待觀眾超過600萬人次。為進一步發揮民營文藝表演團體在繁榮蘇州文化事業、壯大蘇州文化產業中的作用，蘇州市文廣新局已連續多年主辦“家在蘇州?成就夢想”―――民星舞臺活動。為期一周的活動中，各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組織形式多樣的節目進行集中展示，既給群眾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糧、傳送積極向上的正能量，同時也為各民營文藝表演團體搭建匯報的展臺、交流的平臺和表演的舞臺，以此來推動蘇州民營文藝表演團體不斷做強做大。

一、舞臺監督首先要擔任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的“參謀員”

眾所周知，一臺成功的演出從構思和設計開始，就需要舞臺監督能全面地把握各個環節。以2014年蘇州市文廣新局主辦的“家在蘇州?成就夢想”民營文藝表演周為例，參演的19家民營文藝表演團體各具特色，也存在參差不齊的狀況。其中專業的院團如蘇州芭蕾舞團，他們常年在蘇州大型劇院演出，節目質量有保證。同時能夠了解、理解并配合舞臺監督的各項工作。與蘇州芭蕾舞團同臺演出的還有相聲社嘻哈一笑堂、蘇州小天使芭蕾舞團等等。確定好節目單后，舞臺監督就要開始給這些團體出謀劃策，讓他們在最大限度地運用舞美的基礎上展示最佳的節目狀態。舞臺監督只有為團體當好了參謀，提供了翔實可靠的舞美數據，才能讓表演團體在編排節目時把握準確，好在聯合展示專場上展現各自的亮點。

二、舞臺監督要甘為給民營文藝團體“跑龍套”

民營并不意味著水平業余，蘇州的許多民營文藝表演團體，演出水平不比公辦團體遜色。為了保證演出質量，他們也都選送了優質的節目。但是部分民營表演團體仍存在人手不充裕等狀況。為了使演員能夠順利走臺、演出，在現場，舞臺監督往往要幫助民營團體打下手、跑龍套。這些龍套活不僅有幫助舞美人員上下道具，也有在導演的安排下為演員做好“地腳線”等雜活，同時還有可能要臨時客串演出中不起眼的、演出時間極為短暫的小角色。舞臺監督只有甘于為民營團體“跑龍套”，才能有效、快速激發演員的表演能量。

三、舞臺監督需當好導演和“老板”的“中介”

這其實是舞臺監督的本職工作之一。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的負責人往往身兼數職，既是老板又是演員。在民營劇團演出時，當導演負責場內的事宜時，場外的幾乎所有事情都要由舞臺監督來負責、支配各個民營文藝表演團體來完成。給導演和老板當“中介”意味著要按照導演的部署，來督促不同的民營文藝團體“老板”按照舞美設計圖、依照排演日程的規定，為舞臺的布景、服裝、燈光等等做好周全的工作計劃，完成任務等。

四、舞臺監督要勇擔演出各環節中“老娘舅”的角色

有的民營文藝表演團體，演出經驗豐富，眾多江浙滬地區的院團都很認可。比如蘇州壯麗戲劇工作室、太倉雅鹿滬劇團等。他們擁有大批的穩定的“粉絲”。這些“粉絲”可以說是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的衣食父母，所以只要觀眾有需求，演員都會滿足。演出前要求與“民星偶像”帶妝合影，演出中要到后臺來拍照，節目結束后，想要登臺與演員一同慶祝演出成功。這些要求往往會影響演出，甚至影響其他同臺表演的民營文藝團體。這個時候就要看舞臺監督怎么扮好“老娘舅”的角色了。

盡管無論從數量上還是所占的市場份額上，民營文藝表演團體都不容忽視。但是由于部分團體“發育不良”、累積的節目粗放、人才匱乏等問題仍普遍困擾著他們。有的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為了生存和盈利，演出的節目并不高雅，這就可能導致節目不能盡如導演的意。舞臺監督在收到導演指令時，就要做好“老娘舅”，讓這些團體的演員盡可能脫離平時的相對俗氣的表演習慣，給觀眾美和雅的感受。當然，“老娘舅”還將責無旁貸地負責在演出過程中解決各個民營文藝團體的演員與舞臺工作人員相互間的糾紛和問題。負責起演出的保衛工作，倘使舞臺上臨時發生了事故，也要及時采取緊急措施的權利。這個老娘舅除了會“講”，還得會“做”。

“好花需要綠葉襯，好玉需要刀來琢。”舞臺監督就好比是那把琢玉的刻刀。演出市場的不斷完善，更對舞臺監督人員的素質和綜合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天，國家已經為民營文藝表演團體搭建了一個公平的舞臺，我們相信并期待，在這個公平的舞臺上，作為“參謀員”“跑龍套”和“老娘舅”的舞臺監督人員，定能通過自身不斷的努力和進步，讓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的生命力愈加蓬勃，演出愈加精彩！

篇4

論文關鍵詞：少數民族

生態倫理

文化功能

人與自然

自然生態環境是各民族生存發展的物質基礎，它影響和制約著各民族生產、生活方式的選擇。

少數民族生態倫理思想將生態系統視為一個整體，創造出適合當地生態環境的獨特的生存方式，構建出內容豐富的生態文化。這些包含著豐富生態倫理智慧的思想，對于保護民族地區生態環境，維持生態平衡，保護物種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本質上是種工具裝置，通過它，人可以把自身置于一個較好的處境中去應付周圍環境以及在各種需要的滿足中所面臨的各種具體而特殊的問題。”少數民族生態倫理思想是在整個人類文化發展變化進程的實踐中體現出來的，發揮了其特有的社會作用，并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文化現象，承載了多方面的功能。

一、對民族心理的整合凝聚功能

一個民族的生活環境與生活方式造就特殊的生態文化，人類的歷史就是人類與自然環境協調相處的歷史。“萬物有靈”是這時一個非常重要的哲學概念，蘊含其中的樸素的自然觀，為少數民族生態倫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哲學基礎。生態倫理文化是少數民族先民與大自然“互動”的升華，當人們由于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對很多自然現象無法解釋時，他們就會通過神話和史詩等形式對宇宙的生成、萬物的起源、演化和人類的起源進行極為生動的猜測和描述，認為可以通過求助或控制超自然力量實現人們的愿望，以此表達人類對自然養育之恩的感激。

北方民族先民對太陽的崇拜在喪葬習俗中也表現得非常明顯。鄂溫克人非常愛惜和重視馴鹿；滿族視鷹為神，捕鷹時不說“捕”要說“請”或“拉”，捕鷹之前要拜祭鷹神，鷹神同時還是滿族的生育神、氏族守護神、薩滿巫祖神；鄂倫春族也對熊、虎、狼等曾是崇拜的圖騰或保護神的名字充滿敬意，不許直呼其名，在狩獵前通過繪畫或泥塑等形式進行祈求收獲的儀式；柯爾克孜族在居室飾物上繡有刀劍的圖案。這些信仰和儀式形成了敬畏、崇拜、關懷、感恩等各種心理，對團結部族成員、增強安全感，維護民族心理的整合凝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對人際行為的協調和規范功能

“適度”、“知足”的倫理思想是少數民族生態倫理思想中的重要一環。“凡事不可超越界限，超過了限度會適得其反。凡事均有相應的尺度，只有適度，百事才會圓滿。”少數民族生態倫理思想通過對人際行為的協調和規范，號召人們各安本分、各盡其責、容忍、謙讓，強調人對社會的責任；要求人積極投入社會生活，為自己、也為別人造福；倡導人們從宿命論和超自然力量中去尋找人間災難的根源，用自己的善惡觀、道德觀和戒律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有效地減少了部族間的摩擦，使已有的沖突得到緩和；要求只要每一個成員都做部族認為正確的事，他就會贏得一切神靈和部族成員的贊賞，反之，就會受到神靈的報應、懲罰和部族成員的譴責；主張部族對神靈承擔特定的道德義務。赫哲人族對烏蘇里江、黑龍江、松花江，蒙古族對鄂嫩河、克魯倫河、嫩江、遼河，鄂倫春族、鄂溫克族、達斡爾族對伊敏河、諾敏河、海拉爾河和多布庫爾河等都十分崇拜。他們視神山是神靈的化身，從不亂打神山上的動物，也不砍神山上的樹木。維吾爾族很重視打獵的季節，盡力避免打到正在懷孕或哺乳的野生動物、不許虐待自己的牲畜、宰牲畜吃肉時不許宰殺未滿周歲的牲畜。鄂溫克族以鳥作為氏族的圖騰物，每個部族都十分尊敬自己的圖騰物，不打、不恐嚇它，更不許外氏族的人傷害。他們認為污染大自然是極大的罪孽，會給自己和部族帶來災禍。

這種規范將宗教和道德融為一體，集精神和文化于一身，具體的行為標準在很大程度上約束了部族成員的日常行為。使人們自覺地將自己置于某種超自然力量的控制和保護下，只有克制、知足、行善、奉獻才能獲得幸福報償。在人與人的相互交往中，促進了人與人關系的和諧發展。強調個人的道德責任和奉獻精神，設計出符合部族文化利益的行為標準和價值體系，逐漸成為民族或區域文化傳統的部分，具備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功能。

三、對信仰、禁忌的解釋功能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少數民族生態倫理思想盡管沒有形成一套完備的、系統的理論體系，但是，它通過各民族長期傳承的神話傳說、宗教信仰、習慣法及日常生產、生活習俗流傳下來，影響至今。

藏族、蒙古族和維吾爾族分別創造和流傳下來了《格薩爾王傳》、《江格爾傳》和《十二木卡姆》等大量的傳說故事。《魏書·高車傳》記載：“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為神。

(單于)筑高臺，置二女其上，將以與天之(天不至)而狼來，女下為狼妻而生子，后遂滋繁成國。”在突厥的起源上也有“其先國于西海之上，為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至一兒，不忍殺，刖足斷臂，棄于大澤中。有一牝狼，每銜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遂與狼交，狼有孕焉”的傳說，反映了突厥的狼祖崇拜；蒙古族崇奉蒼狼和白鹿，《蒙古源流》就記載了不許傷害蒼狼、白鹿的故事，實際上這些圖騰崇拜都源于生存的需要。突厥人崇拜狼是因為狼對游牧經濟影響很大；通古斯人崇拜熊，熊是狩獵中遭遇的最兇猛的動物之一；蒙古人崇拜馬，馬在蒙古人的游牧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鹿則是鄂溫克人得力的運輸工具，他們的生活用品和打到的野獸完全依靠馴鹿馱運，鹿成為鄂溫克人的“森林之舟”，這些流傳至今的創世史詩和神話傳說包含著少數民族樸素的生態自然觀和生態道德觀。這種對自然的敬畏、崇拜反映出人在面對自然關系時的倫理選擇以禁忌、崇拜的形式表現了出來。

春天是許多動物產崽的季節，對于那些產崽的動物少數民族先民不僅不準打，還要加以保護。

東北鄂倫春族不準打正在孵卵或哺乳的雌『生禽獸，他們相信打了以后再也不會打到獵物；要求在特定時間，對特定區域的森林實行封山育林，禁止濫砍濫伐樹木、隨意捕殺動物，避免驚動動物、植物的神靈；認為對一只動物的善行等同于對人的善行，對一只動物的惡行等同于對人的惡行，違犯禁忌會給本人和部族帶來災難。因而禁止人們對野生動物亂捕濫殺。維吾爾族也很重視打獵的季節，無論是在信仰佛教、摩尼教或是伊斯蘭教的環境下，維吾爾族都要求不能為滿足自己的私利隨意獵殺、捕捉飛禽走獸。保護、關愛動植物成為少數民族共同的傳統美德和生活習慣。這種出于對自然的敬畏之情、把大自然看成是神格化和人格化的觀念體系、反對對草原、森林、湖泊、河流的濫墾、濫伐和污染，是少數民族生態倫理道德和生活方式的出發點。“敬畏天物”、注重與自然環境的融合，在客觀上減少了對自然的破壞，保持了生態資源的多樣性。

四、對生活習俗的保存和傳遞功能

我國的許多少數民族，歷史上都曾經歷過一段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的時期，同各種鬼神思想也通過祭祀節日、風俗習慣的形式保存下來。狩獵民族的舞蹈內容多是以象征性的方式捕捉動物。“逐水草而居”的少數民族形成了住氈包、帳篷，吃牛、羊肉，以奶茶、奶酒為飲料的習慣，從事畜牧業的少數民族有著穿皮毛衣褲、扎皮腰帶、紅白喜事、節日吉慶都離不開牲畜的生活習俗；而生活在綠洲農業區的維吾爾族、烏孜別克族則以米、面、肉食為主，穿棉、綢、布衣，腰間扎布巾，“逐漸形成了新疆民族充滿生氣與活力、豪邁剛直、慷慨激昂的民族精神和深層文化結構”。鄂倫春族崇拜樺樹，樺樹木材堅硬，能用來蓋屋、造船，制作食具、飲具、盒箱。《龍沙紀略·物產》中記載：“鄂倫春地宜樺，冠覆器具廬帳舟渡，皆以樺皮為之。”諾魯孜節是現在新疆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等少數民族的隆重節日，也稱為“春分節”，每年諾魯孜節要舉行拜水、拜樹、敬土地、敬自然等一系列活動；將一盆象征春天的青苗放歸河流，讓它順流而下，希望將綠色播撒大地，給人們帶來吉祥、豐收。塔塔爾族在6月過“撒班節”、蒙古族在“夏初節”舉行預祝畜牧業豐收的慶祝活動、塔吉克族有“祖吾爾節”和“鐵合木祖瓦斯提節”，這些節日都是為了期盼風調雨順，獲得大自然的佑護而舉行的農事節日。它保持了各民族豐富的傳統文化中最有價值的各種技巧和方法，象征性地強化了文化意義上的各種活動。

五、對人類與生態環境關系的調控功能

人類作為社會存在物同自然界發生關系，生存是必須滿足的基本需求，生產方式從來都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自然地理環境對人類的支配作用極大。少數民族生態倫理思想為人們提供了一套有組織、有系統的宇宙觀念，為人和環境建立起相互榮辱與共的聯系。

生態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大多與其生產生活的資源有關。它最初表現為群體的信仰認同，眾多的少數民族認為自己是由某種動植物變成的，演繹了各種各樣的源于具體自然物的族源傳說。在薩滿神諭中，柳是生命的象征。滿族神話中也說：在很久以前，祖先居住的河突然變成了虎爾罕海，大水淹沒了萬物生靈，只剩下了一個人。他在大水中隨波漂流，眼看就要被水吞沒，這時候水面漂來一根柳枝，他抓住柳枝，柳枝載著他漂進一個半淹在水里的石洞，化成了一個美麗的女人，并和他生下了后代，柳樹就做為滿族的始祖，被予以祭祀和保護。①鄂溫克族把熊視為祖先；哈薩克族認為自己是白天鵝的后代；侗族先民認為萬物起源于“霧”，并自覺地將這些作為人類本原的東西加以保護，希望得到超自然神力的認同和庇護。這種人與自然的依存關系體現在生態倫理思想上，就是各少數民族最初的“天人一體”的自然生態倫理思想的具體表現，它以直觀的形式反映出人與自然物有著密切的淵源關系，包含著深刻的人與自然關系的生態倫理智慧。

篇5

關鍵詞：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SWOT分析

一、前言

2006年6月，湄洲媽祖祭典被列入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世界各地每年有近百萬的媽祖信徒前往莆田湄洲島祖廟進行朝拜，本文主要研究方向是閩臺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背景及SWOT分析，為發展媽祖民俗體育產業提供理論參考，給予未來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發展一定的幫助。

1.閩臺媽祖民俗體育的研究現狀

莆田市湄洲島是媽祖的故鄉，每年都有誕辰、羽化升天祭典、廟會等重大節日，在這些祭典表演里面有很多傳統的媽祖民俗體育項目。媽祖民俗體育活動的表現形式大致有三種：廟會活動、節俗活動及民間藝術活動。每年全世界前來湄洲島進香謁祖朝拜的人很多，祭典上各種民俗體育節目的表演逐漸成為了祭典的主角，里面包涵了很多的媽祖民俗體育資源，這些傳統的民俗體育項目在后人的精心改編下，很好地繼承了原來的祭祀精神，而且賦予了這些體育項目各種的功能。媽祖信俗是中國首個信俗類世遺，發展民俗體育是關系到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的，弘揚中華民族文化精神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來說是有重大意義的。隨著莆田湄洲島濱海體育旅游業的開發研究與發展，關于媽祖民俗體育產業的研究也更進一步了，給閩臺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實踐案例。

2.閩臺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背景

2008年8月開始，莆田學院認真研究整理了媽祖文化中的體育元素。以2009年9月30日媽祖文化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為契機。創編了媽祖健身功、健身操、健身舞三種蘊涵豐富媽祖民俗文化的體育項目，近年來，在莆田湄洲島還舉辦了一些體育賽事，有全國沙灘排球巡回賽、海峽兩岸“媽祖杯”龍舟賽等，但是利用湄洲島上的媽祖文化和濱海旅游資源開發出來的體育資源還不夠規范科學，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文化發展等因素的需求，發展閩臺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也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很多人開始了湄洲島媽祖民俗體育的開發和研究。自2011年11月開始，每年的媽祖誕辰和羽化升天祭典儀式由莆田學院師生來擔任，這種祭典模式結合實際開發媽祖民俗體育的情況給閩臺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帶來了新的研究思路。

二、閩臺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的可行性分析

傳統的媽祖民俗體育活動流傳到了今天，很多已經被運用到了除廟會活動、節俗活動及民間藝術活動以外的地方，逐漸有了朝商業化發展的趨勢。2010年6月，莆田學院體育系媽祖女子車鼓隊參加了上海世博會上福建館的節目表演，還到福州三坊七巷等各地表演，充分地展示了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的可行性。目前，全球媽祖信眾有2億多，群眾基礎雄厚，發展媽祖民俗體育作用，一是促進了媽祖文化的傳播；二是增進民族與社會的認同感。通過舉辦民俗節慶活動對國人而言增進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對世界華人而言增進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對外國人而言透過節慶活動增進對當地文化歷史背景的認識與理解。當前，隨著媽祖文化的世界性傳播在全球尤其在臺灣媽祖文化成為兩岸民眾精神交流的重要紐帶，如今以媽祖冠名的體育賽事在兩岸的各種節慶文化活動中比比皆是，體育充當了十分重要的載體，而民俗節慶體育的地域文化性，加深了兩岸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有利于海峽兩岸的和諧與發展。

三、閩臺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的SWOT分析

1.閩臺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的優勢

（1）資源優勢。閩臺媽祖民俗體育項目種類較多，每年“元宵鬧媽祖”活動中的擺棕轎、耍刀轎、沖禮花等，農歷三月二十三“媽祖生辰日”和九月初九“媽祖羽化升天”祭祀活動中的皂隸擺、妝閣、轉涼傘、八佾舞等。還有一些未用在這些傳統祭典上的民俗體育，如媽祖女子車鼓、舞龍舞獅等觀賞性較強的體育項目，還有媽祖健身舞、媽祖健身操、媽祖健身功等以強身健體為主的體育項目。加上世界各種以媽祖信仰為活動的廟會活動數不勝數，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各地的媽祖民俗文化交流也越來越頻繁了。

（2）地域優勢。莆田市地處福建黃金海岸中部，近年來，高鐵的開通使得福州長樂機場和廈門國際機場到莆田的時間越來越短，莆田港口城市的發展已進一步促進了交通發展，建成了直達湄洲島的莆秀高速等公路，對于全球媽祖信徒來說都可以算是一個交通便利的地方，而且背靠福建東南經濟區，面向臺灣海峽，地理環境優越，自古為福建臺灣交往的重要通道。莆田湄洲島是媽祖的故鄉，是全球媽祖信徒前來朝圣的地方；莆田湄洲島是媽祖文化的發源地，傳統媽祖民俗文化保留比較完整，莆田其他一些地方的媽祖民俗體育也得到了很好的保留。

2.閩臺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的劣勢

（1）研究開發少。因為，全國民俗體育產業化問題研究比較少，而目前閩臺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還處在理論狀態，在媽祖信徒心目中沒多少影響力，所以，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初期要經過比較漫長的路。關于閩臺媽祖文化的研究已經很多了，在網絡上搜索關于媽祖的研究文獻已經超過萬條，但是沒有針對性，涉及媽祖民俗體育的論文也比較少，有關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的研究目前還沒有，所以不能構成強有力的理論基礎。關于媽祖的研究文獻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國時期。伊能嘉矩在1918年《東京帝國大學人類雜志》上發表的臺灣漢人信仰之海神。就是關于媽祖的研究，這樣算來研究媽祖文化的年限還是比較久遠的，長久以來的研究都很少涉及民俗體育傳承與發展的話題，都是研究挖掘媽祖傳統文化的。

（2）缺少專業人員。由于全國研究民俗體育產業化起步較晚，目前還沒有人專門研究閩臺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的。政府或者企業也沒有足夠重視這方面的研究和開發，缺少專門研究閩臺媽祖民俗體育產業這個方面的專業人才，這將導致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這個項目短時間內比較難發展，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來積累經驗。

3.閩臺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的機會

（1）政策機遇。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和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支持海峽西岸和其他臺商投資相對集中地區的經濟發展”，這標志著海峽經濟區建設由地方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2009年《國務院關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國發（2009）24號]中四次提到要充分利用媽祖文化的優勢，努力構筑兩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臺。國家給予了海西經濟建設的大力支持，都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媽祖民俗體育的發展，這樣關于閩臺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課題也成為很多人和有關政府部門的研究對象，這樣一來給閩臺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的實踐發展帶來了機會。

（2）經濟發展需求。據統計，2008年

共接待旅客6440多萬人，旅游收入達56億元，每年到湄洲島朝拜媽祖、旅游觀光的海內外游客達到100多萬人次，其灣游客有10萬人次。當游客認同這些媽祖民俗體育產業項目的時候，在每年來湄洲島朝拜的時候就可以專門出資請具有閩臺媽祖民俗體育特色的一些節目去表演，例如：舞龍舞獅、媽祖舞、媽祖車鼓等等，這樣就能進一步的促進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的發展，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2010年福建省第十四屆田徑運動會在莆田成功舉辦，打響了莆田的文化品牌，促進了旅游業的發展，在開幕式的晚會上，表演的很多節目都體現了濃厚的媽祖文化，向游客展現了媽祖民俗體育，這樣既促進了媽祖民俗體育的宣傳，又間接推動著閩臺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發展。

4.閩臺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的威脅

（1）莆仙文化的競爭。媽祖文化是莆

田最有影響力的品牌，是莆田文化的龍頭老大，但同時也與莆田的其他文化競爭，例如莆田南少林文化產業、壺山玉皇文化、九鯉湖祈夢文化產業，其中九鯉湖祈夢文化產業已經整合開發建設國家4A級旅游景區。這樣一來媽祖文化產業在發展的過程中也不斷受到這些文化產業的沖擊，這些文化產業或者其發展起來的旅游景區都將吸引很大一部分人的注意力，并且占用政府支持民俗文化發展的一大部分資源，都將會影響到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的發展，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如何在眾多莆田文化產業的沖擊下蓬勃發展，吸引社會各界更多的關注和支持將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2）現代體育發展的沖擊。莆田市素

有“田徑之鄉”“武術之鄉”“籃球之鄉”的稱號。一直以來，莆田市的現代體育產業都比較發達，尤其是十四屆省運會在莆田市的成功舉辦，極大地促進了當地現代體育產業的發展，但是像媽祖民俗體育產業這種傳統民俗體育產業的發展還是相對比較落后的，地方政府用于發展民俗體育產業的專款比較少，導致了民俗體育發展緩慢，近年來，莆田湄洲島的體育旅游開發與發展一定程度給予了民俗體育產業的發展空間，但是來自現在成熟的體育產業的沖擊還是不容忽視的。

總的來說，對媽祖民俗體育的研究還是比較少的，目前將閩臺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還沒人提出這一觀點和加以研究，通過分析發展現狀以及預測今后可能的發展方向—如果閩臺媽祖民俗體育與湄洲島旅游結合起來，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的可行性比較大。兩岸民眾交往越來越密切，同時媽祖文化又是兩岸共同的寶貴財富，在臺灣民眾普遍信仰媽祖，很多人每年都會到湄洲島媽祖祖廟進香，結合整個民俗體育發展趨勢和國內國際社會發展的需要，閩臺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是必須發展的，但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首先，將一部分體育活動商業化，例如成立專門培訓媽祖舞、媽祖功這些大眾的娛樂健身教練，到各個社區或者老人院進行這些健身培訓，讓更多的人認識到這傳統媽祖體育活動。其次，成立專門的閩臺媽祖民俗體育活動訓練基地，可以成立公司模式，全球有5000多座媽祖廟，每年都有很多的祭典儀式，一些慶典也可以出資請這些專業的民俗體育表演隊表演，全世界有2億多媽祖信徒，市場潛力巨大，所以閩臺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是可行的，但是還需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進行研究實踐，只有理論聯系實踐才能真正實現閩臺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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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Journa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主管單位：

主辦單位：福建師范大學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福建省福州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000-5285

國內刊號：35-1016/C

郵發代號：34-42

發行范圍：

創刊時間：1956

期刊收錄：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期刊榮譽：

社科雙效期刊

Caj-cd規范獲獎期刊

聯系方式

篇7

在我看來，相比其他學者的閩南文化研究，戴冠青教授的研究有三個特色。

情動閩南

閩南地區地處東南，歷史淵源悠久，文化沉積多樣，既保留了非常多的中國古代文化印跡，又有“大陸性”農耕中國非常罕見的海洋文化，其宗教流播、古漢語存留、宗族文化、民居建筑、商業傳統、戲曲音樂等方面，既有特色又有豐富性，都具有非常高的研究價值。可以說，如果有眾多學者致力于此，閩南文化研究完全可能成為國內地區文化研究中最有生發力的種類之一。然而，因為眾所周知的政治隔離，原本只是福建省下屬行政區劃之一的臺灣，一躍成為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焦點；而因為先后幾次文化變故，本來深受閩南文化影響的臺灣，也成為一個五方雜處、潛流暗涌的文化復合體。國內研究界由此逐漸出現了一批專事臺灣研究的學者，以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和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等專門研究機構為核心，形成了臺灣研究這個頗具熱度的專業。與此同時，閩南文化研究往往就被閩臺文化研究這個題目所包容了，閩南文化研究從母體的地位跌落，反而經常成為附屬臺灣研究的一個子課題。這樣的研究往往不能深入閩南文化的基質紋理，也往往難以深入地了解閩南文化的歷史淵源和現實存在，對于閩南文化的解釋只能是膚淺的、浮光掠影式的，缺乏地區文化研究的厚實與敦誠。

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則是我所見的最貼近閩南、扎根閩南的研究之一。

在《想象的狂歡》一書中，戴冠青教授坦陳自己的研究緣起于“對閩南文化的熱愛”，并試圖“在‘荊棘叢生的荒草地’上蹚出一條新路”，于是其花費了十年時間，選取了閩南民間故事這個文化沉積最為豐厚的角度進發，以歷史傳說與現實存在兩個維度交互印證，來破解閩南文化的魅力密碼。在研究過程中，戴冠青教授本著窮盡材料的原則，閱讀了數量龐大的閩南民間故事材料。這些書籍大多屬于民間故事系列，民間語言往往比較粗糙，條理性也不可能很強。而戴冠青教授這個出身文藝學、以“美”為本業、視文學語言為生命的作家協會主席，要潛心默志、埋頭閱讀這些民間故事，倘若沒有強烈的本土之愛支撐著，那還真是不很容易做到的。至于說還要在對這些民間故事熟稔于心的基礎上，尋其統緒，考其源流，明其本末，再對其進行分門別類，區隔定讞，那就更是不容易了。

正是基于如此認真的態度，在《想象的狂歡》等論著中，我們可以時時看到作者操控著各種閩南民間故事、閩南地區文獻、閩臺風俗人情，了若指掌，恢恢無間，行有余力，讓人不禁慨嘆于作者對于所研究對象“窮究本源”的治學態度。臺灣成功大學中文系陳益源教授在為《想象的狂歡》一書作序言的時候，談到閱讀本書的“一連串奇妙的景況”，“過去幾個月內，仿佛無論我去哪里，《想象的狂歡》書里相關的篇章就會出現，如影隨形”，并且慨嘆“閩南民間故事實在太豐富了，豐富到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可以發現它們的無所不在，并且透過冠青教授的深入剖析，令人印象深刻，想忘都忘不了”。這種景況的出現，顯然不是憑空而出，其實正是戴冠青教授的研究扎實而厚博的實證。

閩南文化的另一種暸望

閩南文化研究方面，經幾十年積累，產生了不少論著。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礎上，從閩南民間故事入手研究閩南文化，并把閩南民間故事作為閩南文化鏡像進行觀照，這個角度很新鮮，也很有針對性，目前還很少人做過。而且，戴冠青教授在研究中較好地把細部研究和總體觀照結合起來，我認為其專著因此成為目前從一個獨特角度對閩南文化進行總體把握的別開生面的論著。

從早期的單篇論文開始，到最近的專著成型，戴冠青教授的閩南文化研究逐步構建出一個非常嚴整的體系。《想象的狂歡》提出“文化想象與族群記憶”，既提出了“閩南民間故事是閩南地區民眾根據閩南社會生活情狀想象、創作出來并通過口頭講述的在民間廣為流傳的故事或傳說”，肯定了其“文化想象”的因素，又提出其文化想象中積淀了“閩南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文化精神”，包含有非常豐富的“族群記憶”，以此兩種概念出發，提綱挈領。書中從各個角度各個方向對閩南民間故事進行了解讀——內中其實不僅僅局限于民間故事，而且融匯了地理、歷史、氣候、俗語、戲曲等各種文化因素，將其作為一個整體來解讀，可以說，就是一部關于閩南文化生態的整體研究史。

在章節內部，戴冠青教授的研究也能夠做到事無巨細、窮發抉微卻又高屋建瓴、分合有度。在“閩南民間故事的藝術形象”一章中，有一個十分獨特的部分是介紹朱熹原型的民間想象，作者列舉分析了《文昌魚的傳說》、《對天祝詞顯報應》、《計除惡僧》、《葬大林谷鎮蟹精》等民間傳說，注意到了閩南民間傳說中的朱熹在閩南民眾崇儒心理下往往形成法力強大、斬邪除妖的正義神祗形象，而武夷山以及江西廬山、鉛山一帶的朱熹卻多是浪漫抒情、邂逅狐仙的書生形象。并且在此基礎上，聯系閩南地區歷史，詳盡地闡述了閩南文化中民眾崇儒的歷史淵源與文化形成。

溫婉的理論沉淀

戴冠青教授做閩南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優勢在于其文藝學出身的理論背景，與其他做民間文學或者地區文化研究的學者相比，出身文藝學的她，在操持各種理論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在《想象的狂歡》一書中，隨處可見厚實的理論沉積。女性主義理論、列維-布留爾的神話學理論、弗萊的《批評的解剖》、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等合適合用的理論與觀點不斷被用來與研究對象相互印證、互相激發，使得本書在理論深度方面得到了極好的延伸。在“閩南民間故事的敘事特征”一文中，作者還參照普羅普的《民間故事形態學》一書，實際操作了一番，以敘事學理論分析閩南民間故事。在考察了大量閩南民間故事后，作者依據敘事功能的理論進行分析，概括出了幾種敘事模式：（1）揚善懲惡式；（2）以智抗敵式；（3）自強不息式；（4）知恩必報式；（5）才子佳人式。并且在具體的模式研究中，提取歸納出幾種重要的敘事功能加以分析，這樣就化繁為簡，對數量繁多的閩南民間故事進行了較好的歸納分類，有利于作者駕馭龐大的文本，也有利于作者從總體的歷史源流與文化心理方面對這些民間故事進行總結。這一點，恰恰也是做閩南文化研究的學者們普遍比較缺乏的。

戴冠青教授的閩南文化研究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其溫婉有致的文筆，一個個鮮活有趣的民間故事，還必須有一支生花妙筆將其貫串起來，并且在理論分析的同時，保持文學教授的獨特風味，《想象的狂歡》一書，做到了這一點，往往能在娓娓動人的學術分析中，不時透露出其平和雅正的文學韻味。相信這會成為閩南文化研究的學術風景中最吸引人的一個品格。

篇8

本次活動吸引了兩岸多地的作曲家、指揮家、理論家及演奏家共一百多名代表，旨在推動海峽兩岸現代音樂的創作與學術交流。今后，閩臺音樂周將由閩臺同胞輪流承辦，成為兩岸作曲家及理論家溝通的重要平臺。

福建省歌舞劇院、臺灣亞太樂團和廈門歌舞劇院分別承擔了三場演出。“兩岸管弦樂作品專場”演出了馬水龍《尋――古箏與管弦樂》（2005）、章紹同《武夷印象》（2009）、楊立青《引子、吟腔與快板》（1998）、吳少雄《海峽之脈》（2008）、郭祖榮《樂詩三章》（1989）、李子聲《上臺?下臺――長笛協奏曲》（1995）、劉《打擊樂協奏曲》（2001）；“臺灣室內樂作品專場”演出了洪千惠《夢紅樓》（2010）、許博允《東方印象》（2009－2010）、王正平《琵琶行》（1984）、潘皇龍《東南西北Ⅴ》（2009）等；“大陸室內樂作品專場”演出了溫德青《功夫》（1998）和《情歌與號子》（2006）、章紹同《酒狂》（2007）、張建國《離?騷》（2007）、姚恒璐《樂天詠箏》（2010）、葛清《雀》（2010）、李向京《行云流水》（2010）、劉《為琵琶和七把大提琴而作的室內樂》（1987／1988）。會議回顧了兩岸當代音樂發展及交流情況，以演出的作品為討論對象引出了一些創作問題。

一、現代音樂是個人事務還是公共事務①

葉松榮的論文《社會實踐是檢驗我國現代音樂創作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引起了與會者的爭鳴，成為主要話題之一。作者認為，現代音樂創作的成功與否既不能由理論檢驗（因為理論都是有漏洞的），也不能完全由一度創作者（作曲家）、二度創作者（演奏家、歌唱家）檢驗，真正意義上的作品檢驗者只能是與之相對應的聽眾群（也即社會實踐的內核）。如果不提“唯一標準”，則意味著有可能有多種評價標準的存在，多標準則意味著沒有標準，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了現代音樂創作質的規定性。宋瑾認為，就個人事務而言，作曲家寫什么與觀眾是否接受無關。若是公共事務，作為社會的代言人或者為某種功能性的東西，作曲家就一定要按規則來寫。若是公共事務，他提倡資源共享，希望能夠超越中西對峙的二元思維觀念，能夠聽到多樣性的作品；至于個人的事，完全靠自己去想。他希望用各種雜交的形態創作新的原形，并名之“騾子的事業”。楊燕迪提出，中國新音樂的觀眾培養和音樂會制度的完善是現代音樂發展的面臨主要瓶頸之一。他說，當代音樂永遠是一個小眾，不可能成為關切的點，但對我們的音樂生活至關緊要。觀眾包括演奏員、接受者和聽音樂的。只有政府、民間、個人及經濟的支持，現代音樂才能更好地發展，每個人都有責任去保護它。確實，觀眾培養和音樂會制度建立觸及了現代音樂作為公共事務的基礎條件。郭祖榮說，大陸的教學和創作只談技法，沒提“音樂”。他希望用現代技法寫出的音樂能好聽一點，能走向社會讓更多的人聽。他提倡結合中國人愛聽旋律的民族欣賞心理習慣去學外國的技法?熏不能跟在外國人屁股后面，因為外國的技法都反映了他們當時的社會背景、人們的思想意識和文藝思路。

盧廣瑞提出，現代音樂的品質就是通俗易懂。于慶新則認為，現代音樂永遠是在專業圈里的小眾藝術，國外搞現代音樂的也只是音樂家中的小圈子。沒有一個國家的現代音樂能夠形成所謂“通俗易懂”的局面。如果用“通俗易懂”來要求現代音樂，無疑是在現代音樂的脖子上架起一把刀。他認為，一方面仍要積極鼓勵在這一領域積極探索，營造寬松的社會氛圍，沒有寬松的社會氛圍就沒有藝術的創新，不能認為近年來一些“先鋒派”作曲家的創作手法有所回歸，就否定過去的探索，因為這種“回歸”不是簡單地回到原點，而是螺旋式的提升；另一方面也要不斷總結經驗教訓，音樂是情感的藝術，因此創作絕不能背離音樂的本質，而玩弄單純的音響游戲，應該努力提高作品的可聽性和復演率。溫德青認為，國家的文化像金字塔結構，現代音樂在頂端帶領和輻射到其他藝術；民族音樂、古典音樂在中間；流行音樂在基座。現代音樂屬于精英藝術，永遠不可能像流行音樂那樣擁有那么多的聽眾群。

馬水龍說他的作品分三類：一是純粹個人化的，二是寫一些通而不俗的作品，三是寫一些功能性的作品。他說，自十二音后沒有具體的理論，1992年德國已無人做十二音?熏可東方才開始接觸。消費者有權利講話，誰唾棄了群眾，群眾也唾棄了他，作曲家應具備“所謂國家公民要求的三業”，即專業水準，敬業精神、職業道德。

劉說，社會的聽眾群早已分化，在分化的狀況下作曲家應該經常調整自己，不是所有的聽眾都會被訓練成聽某一種音樂。

李吉提說，現代音樂大致分繼承性發展和叛逆性發展，年長者傾向于前者，年輕人傾向于后者。她說?熏西方人不靠作曲吃飯，一般是有錢人以試驗的性質玩音樂。中國作曲家要學新東西，又不能脫離群眾，脫離群眾就等于上吊了。她認為音樂無法越級，從歌唱性旋律、合唱、交響音樂、室內音樂到現代音樂是金字塔的逐級遞升，聽眾群也相應遞減。與西方相比，中國現代音樂與聽眾均落下一大截。她認為，中國的現代音樂，不是倒回去，而是螺旋式上升。如今作曲家不是處于試驗階段，而是已形成一套注意跟中國音樂和中國民眾聯系的體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了一批已被國際認可的作曲家。

姚恒璐說，對聽眾而言，沒有聽眾就沒有市場。如果連專業圈的聽眾都不能維持，搞演奏和搞評論的都不理解，那么創作無價值可言。作曲家要有培養聽眾的意識，從培養圈內聽眾做起，把腦海里的東西告訴給聽眾。安魯新說，音樂的好壞究竟怎樣評判，只要能打動人、能感人就是好作品。

二、民族風格與個性

楊燕迪認為民族風格是建立在個人風格的基礎上，中國作曲家面臨西方傳統和當代的作曲技法及自己的民間傳統時，如何找到東方人特有的思維方式和音響感覺，在尋找的過程中個性的創造至關重要。中國的文化傳統，包括文人與民間的傳統。如何取舍取決于作曲家對傳統、生活和藝術的認識。他認為風格的核心是對生活的態度，是技術和生活體驗的交和，不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問題。

李吉提覺得中國現代音樂從起步就比較注意自己的民族傳統，比較注意受眾點。她說很多作曲家都能做到民族性，但真正能夠登上高峰的卻是少數。所以個性更重要，個性也包括這個時代人們的精神風貌。她認為多元的世界允許多元的音樂文化，任何藝術不能框以任何框架，要對現代音樂懷有寬廣的胸懷，應該允許作曲家暫時失敗、暫時不受歡迎。

姚恒璐說技法的庫存界定了題材體裁的多樣性，后者豐富了作曲家的個性和風格。現在對作曲家的要求比以往時代都要高，一生寫一種風格的時代已經改變，對個人而言，作品風格的多元化是一種光榮，個性成為作曲家的理解和表達的一種方式。他認為作曲家個人都有自己文化和音樂的感悟的小宇宙形成的結構，但要有一個外部環境（土壤、水分、空氣）交流才能健康地發展，除了技法、結構以外就是文化和思想，創作上追求自然流露是最好的。

劉說作曲家除去個人天真的東西之外，在對象上要有所考慮，要鼓勵一種多元的方式，并提出結構是作曲家與所傳達給聽眾對象的心理共鳴的一種程式。

三、作曲家與演奏家、音樂學家、聽眾的關系

楊燕迪認為演奏家與作曲家的溝通也是現代音樂發展的瓶頸，演奏家的責任心和技術水平關系著作曲家的作品推廣，維系著作品的受眾群。他說，中國當代作曲家的經典作品的復演太少了，但當代音樂作品讓人有欲望再聽一次的也很少。經典的作品要重復上演才能持續地形成一種態勢。

韓鍾恩說音樂學研究不能離開三個前提，必須明確的對象，對音樂而言是確定可靠的形式，充分有效的感性，淵源清晰的歷史，在此基礎上提出訴求，即人如何通過音樂表達情感，人又如何通過詩意轉換情感，用藝術的方式看待世界，用技術的方式來處理自己的對象，如何通過文字和語言去描述文字和語言所不能描述的東西。他提出天才理論，認為無需通過教育就能成就的就是天才。他還說，現在談多元往往把西方排斥在外，其實西方也是多元的一元。風格是獨特的生活姿態，獨特的形式建構。苦難的歷史，苦悶的精神都可能是風格結構的原動力。

王正平認為，演奏家要是不了解一個作曲家的意念，演奏出來的音樂是死的音樂。如何從一個音推斷作曲家的意圖，如何彌補作曲家的不足是演奏家應具備的素質。

潘皇龍以采風樂坊的第一場音樂會為例，說明用傳統的樂器寫室內樂作品，中國的傳統樂器與西方的現代音樂作曲技法相結合的現象是一個趨勢。

李吉提說先鋒音樂能否走進百姓走進大眾，需要作曲家真誠對待聽眾，要有彼此的真誠相待，理論家在作曲家和觀眾之間要起到橋梁作用。

劉對臺灣演奏家認真與作曲家溝通，研究音里、音外、音的過程和音的空間表示羨慕，他也批評了大陸演奏家不能敬業的根源。他說，現在大陸各省市從歌舞團脫胎過來的樂團成風一般地在建立，音樂學院的學生學音樂是為了找一份好的工作。他們考樂團就看哪個樂團給的工資標底高，跟音樂無關。在大陸，觀眾的遠離跟演奏員的懈怠有極大的關系，演奏員的懈怠除了他們是否明白，是否喜歡或是忍著巨大的痛苦去演奏外，調整寫作方式和寫作狀態等是作曲家的責任。

郭祖榮說，臺灣的作曲家是帶著一顆對音樂很純正的心在創作，臺灣的演奏家對于音樂是很有敬業精神地在演奏。

溫德青也說，中國的現代音樂不是作曲家沒有好的作品，而是演奏的問題，是職業態度，職業精神，缺少固定的團體和固定的排練時間的問題。

章紹同說，東西方的交流已極為普遍的狀況下，一個中國人如何能在學習西方的基礎上又能堅持中國的特色，如何從寶貴的中國文化中去挖掘自己的文化值得探討。孫星群提出作曲家要跟音樂學家交朋友，音樂學家要跟作曲家交朋友，作曲家要重視理論、哲學及美學。

大家認為，本次音樂周的舉辦非常有意義，提高了福建的現代音樂創作視野，也希望能繼續辦下去，韓鍾恩提出恢復《現代樂風》出版物的建議。

篇9

（一）沿海集聚形成連片發展

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83年，東南沿海（福、廈、泉、漳、莆五地市）與閩西北地區（寧、南、三、龍四地市）經濟總量之比約為1.53:1,到2009年末，沿海經濟帶和內陸經濟帶兩者經濟總量之比為3.85:l;綜合經濟實力兩者在1983年之比為0.9:1,到2009年末，兩者之比為1.62:1,經濟重心逐漸向東南移。從2009年全省市縣綜合經濟實力來看，東南沿海地區屬于發達地區、較發達地區的市縣有22個，而閩西北地區只有12個；其中，屬于發達地區市縣前者有9個，而后者只有2個，相差甚大。顯而易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沿海經濟帶明顯高于內陸經濟帶。

從2010年福建省統計年鑒國民經濟核算中城市基本情況選取11個指標按每個地級市進行綜合經濟實力分析，可以看出，廈門、福州、泉州、三市經濟發展水平高、發展相對較快、區位條件優越、開放程度較高、發展活力強，是沿海經濟帶的核心城市，漳州、莆田、寧德三市相對于核心地區而言經濟發展水平要低，但具有優越的區位條件和開放的基礎，經濟發展的潛在優勢大，為沿海經濟帶的次中心城市；內陸經濟帶三市經濟發展水平要低于沿海經濟帶，區位條件與后者相比要差。全省綜合經濟實力為發達、較發達的縣域集中分布在沿海、沿線、沿江地區，且在閩東南沿海地區呈連片集中分布，并逐步形成沿海經濟帶和內陸經濟帶。特別是福州-莆田-泉州-廈門-漳州等地市的沿海地區逐步形成城市密集區、產業密集區和人口密集區。

（二）產業集聚加快了工業化空間的拓展

產業集群是指地理上相對集中的、業務上橫向相關或縱向相關的、交易機制上遵循市場法則的多個企業集聚體。隨著福州、廈門、泉州核心城市發展壯大，集聚效應突顯，依托高新技術開發區、科技園、經濟技術開發區，這些有關聯的企業群體，由于集聚獲得范圍經濟效應和活力，競爭力大大增強。一般來說，產業集群發展與區域經濟活躍程度存在明顯的正相關，即產業集群發育越好的區域，其經濟越活躍。沿海經濟帶規模較大的有馬尾顯示器、青口汽車、廈門，泥洲灣石化、晉江鞋業、石獅服裝、德化陶瓷等，這些產業集群主要分布在福州、泉配套機構缺少，產品層次低，主要依托農林資源，競爭力弱，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較有限。從產業演替的歷史進程看，區域產業集群發展是區域空間結構重組的重要動力之一。閩東南沿海地區與閩西北地區產業集群發展的差異，使閩東南沿海地區更進一步產生企業的聚集，基礎設施進一步完善，空間進一步拓展。

（三）農村工業化速度加快

近三十年來，福建省城市化突飛猛進的動力來源主要是農村的工業化。而推動農村工業化的主要力量是源于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

至2009年，全省鄉鎮企業達87.6萬個，實現總產值7138億元，工業產值4987億元，出貨值1235億元，增加值1736億元，成為福建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福建鄉鎮企業的崛起，極大地推進了農村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伴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福建的建制鎮數量也在不斷地增加。2009年底福建的建制鎮為626個，與1990年相比，建制鎮的數量增長了120%;分地區分析，福州、廈門、莆田、泉州、漳州5個沿海設區市的建制鎮由153個增加到365個，增長了140%,而其它4個內地山區設區市的建制鎮由130個增加到261個，增長了100%,5個沿海設區市鎮人口由129.7萬人增加到414.1萬人，增長2.2倍，而內地山區4個設區市由 114.2萬人增加到234.0萬人，增長1.0倍氣從以上數據來看，福建沿海的建制鎮的發展和鎮人口增長都明顯快于內地山區。而在同時期，閩東南地區的鄉鎮企業發展速度也快于內地山區，由此，可以認為鄉鎮企業發展對福建城市化特別是沿海地區城市化的快速發展是密切相關的。

（四）資本、勞動力資源在增多

資本流動性是影響經濟空間演化的主導力量。東南沿海地區作為福建開放政策實施的核心地帶，外資的流向成為其經濟空間集聚和擴散的重要動力機制之一。大量資金的投入有力地推動了東南沿海地區大規模的開發建設和產業的發展，從而也改變了生產要素市場需求結構，產業和人口在這一地域的集聚和擴散。改革前的東南沿海地區由于受全國發展戰略和與臺灣對抗關系的制約，經濟建設幾乎處于停滯狀態。改革開放以來，福建省得益于區位優勢和華僑眾多的有利條件，吸引了大量的外資。外資在福建省經濟發展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據有關部門測算，外資實際到資每增長10%,就可以帶動GDP增長0.1%個百分點。特別是90年代以來，外資在全省的固定資產投資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特別是沿海六地市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例占全省57.11%,對福建特別是沿海地區GDP的貢獻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外資的聚集對福建沿海地區的城市化發展起著相當重要的推動作用。如果對近30年來外資聚集沿海經濟帶與內陸經濟帶的比例為13:l從“十一五”期間，福建各設區市實際利用外資直接投資金額587.53,其中85.7%集中在閩東南沿海地區的福州、廈門、泉州、漳州四市，而在西部山區的南平、三明、龍巖三市僅有7.3%;再從廈門經濟特區和福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工業總產值與外商投資對比研究，表明外資企業與外商投資對于中心城市工業發展與城市化水平關系成正態分布規律；現在，再來考察一下外資按行業分布的情況。依據《福建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來測算，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工業和房地產、公用事業。其中投向工業領域占了約七成。這對推進福建工業化進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從以上數據可以表明：沿海經濟帶和內陸經濟帶差距不斷擴大，生產要素如資本、勞動力、技術便會源源不斷地向沿海地區聚集，使該地區形成了一種具有規模效益遞增的聚集經濟，從而為中、小城市數量的擴張和內涵的擴大提供了物質的保證。同時，改革開放以來，地域上福建的外資主要聚集在閩東南沿海地區，行業上向工業、房地產、公用事業等方面集中，向沿海中心城市集中，這樣就有力地推動了沿海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同時吸納了大量的本省和外省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而加速了沿海地區城市化的發展。因此這里認為資本、勞動力資源的集聚及資源分配方式的多樣化，是福建沿海地區城市化快速發展的根本前提。

二、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現狀中存在的問題

（一）城鎮規模偏小

城市化的發展仍落后于工業化進程，與非農業化相比滯后性更為明顯。當前，福建的城市化水平雖然與工業化水平的差距正在縮小，但與世界同時期的平均水平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如果與錢納里“工業化與城市化關系的一般變動模式”中的標準相比較，福建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率之間的差距將更明顯。

例如：工業化率為37.9時，城市化率應為65.8%.福建在2004年工業化率為37.5%時，城市化水平才41.57%,而2006年當工業化率達到40.60%時，城市化率僅達到44.60%.因此目前福建的城市化水平仍低于錢納里模式約20個百分點。2006年福建的非農產業增加值占85.80%,勞動力的非農化水平為55.25%,分別比全省城市化水平高41.1和11.19個百分點。以上數據表明，福建城市化的發展仍存在著不小的差距。在福建省23個城市中，僅有一個特大城市（福州），一個大城市（廈門），占8.7%.而鄰近的江蘇省有10個、山東省10個、廣東省5個，安徽省5個，分別占其城市總數的24.4%,20.8%,9.6%和22.7%.在市區非農業人口規模方面，福州在全國26個省會城市（不包括4個直轄市和拉薩）中居第20位：廈門市在15個副省級城市中位居末位。城市規模小，限制了城市功能性產業尤其是第三產業的發展，從而也使城市的聚集和輻射功能得不到充分地發揮。除了沿海中心城市福州，廈門和泵州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外，一些地級中心城市的經濟輻射力較弱，甚至還不如一些縣級市實力強，難以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發揮“龍頭”作用，充分帶動區域經濟發展。同時存在小城鎮過多、規模偏小等問題。全省44個縣城的人口都在11萬以下，平均規模為5.72萬人，除了城關鎮，其它建制鎮的人口平均規模不足9千人。分地區看，沿海地區的鎮規模會大一些，泉州市平均1.2萬人，福州市平均0.9萬人，莆田市平均0.8萬人；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有些地方政府違背城市化自身發展的規律，利用行政命令手段強行推進城市化，而不是通過發展非農產業來推進城市化，這樣，新建起來的鎮就會因為缺乏支柱產業的支撐，而無法產生經濟聚集功能和輻射功能。

（二）制度性問題

根據劉易斯的人口遷移理論，城市部門的工業化進步必然伴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最終使城鄉二元的經濟結構向現代一元的經濟結構演進。這也是城市化不斷推進的自然過程。但是，在福建，由于城鄉二元分割的管理體制依然存在，工業化的進步并不必然產生城市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結果，這可以從福建的城市化水平滯后于勞動力非農化水平體現出來。因此，當供給各種制度來激勵工業化加速時，還必須伴有相應的激勵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制度安排，以保障工業化對城市化推動力的充分發揮。

當前，影響福建城市化進程的制度性障礙主要表現在促進福建城市化發展的制度體系不盡完善，制度的配套協調功能不足。為了促進福建的城市化進程，制訂了一些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和加速城市化進程的相關政策體系，如供給各種激勵工業化發展的制度、供給各種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以及促進城市發展壯大的制度安排。但是，對制約福建城市化進程最根本的制度安排至今仍未得到徹底地變革，這些制度安排包括：農村土地及經營制度、城鄉社會保障制度、戶籍管理制度、城鄉就業制度等等。由于這些與市場經濟發展規律不相符的制度仍現實地存在著，因此，任何其它促進城市化發展的制度安排，真正實行起來，都將會面臨著效用衰減的難題。這就造成了工業化和城市化之間發展的不協調，勞動力非農化與人口城市化之間的不協調。

（三）弱質工業化和第三產業發展滯后

改革開放33年來，福建工業化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從原來落后農業省份發展到工業較為發達，經濟總量躍居全國第11位的初步發達的省份。但是，應該說，福建省離完全實現工業化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距離。從整體的情況來看，福建省的工業化仍然是屬于弱質的工業化，還沒有達到工業強省的程度。當前，福建工業化存在突出的問題是工業結構不合理、工業技術水平落后、生產規模不經濟、能源利用率低和環境污染嚴重、低水平重復建設、地區產業結構趨同等矛盾。各地區的工業化水平和質量也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

閩東南沿海地區在外資的推動下加工制造業高速發展，而內地和山區工業發展乏力，經濟增長緩慢。工業化進程中，一些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問題，始終制約著福建工業化的進一步深化。首先，福建工業企業由于長期處在不平等競爭的內外環境條件下，使得企業間差距有繼續不斷擴大的趨勢。兩極分化格局己經出現，“三資”企業蓬勃發展，一支獨秀，而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尤其是純國有及其他類型的企業則如牛負重，茍延殘喘。其次產值約占全省工業總產值三分之一的工業小企業，發展態勢不夠理想，生產經營狀況長年低落。這些工業小企業主要是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和資源加工業，市場競爭力不強，容易受到市場的沖擊，存在著極大的憂患。工業化水準不夠高，從而無法實現三次產業結構的優化和更替。目前，福建城鎮在產業培育上，除了沿海少數城市外，其他城市的產業發展水平低，與城市所擔負的經濟中心功能不相協調，難以在經濟發展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從九地市的產業結構來看，僅有福州、泉州第一產業比重較低，分別為11.8%.6.02%;第二產業比重不足40%的城市有三明、南平、寧德。第三產業的比重普遍較低，除了福州市轄區、超過50%、漳州接近50%以外，其他都低于50%,從以上的實證分析來看，福建的工業化水平還處于弱質階段，各個地區發展相當不平衡。而產業結構除了福州市轄區、泉州市轄區、漳州市轄區“三、二、一”結構較合理外其他城市的產業結構都有待于進一步地優化和升級。弱質的工業化和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嚴重制約了產業結構演進對福建城市化的推動作用。

三、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的構想

（一）加快產業結構調整

1.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增強工業化對城市化的基本推動力。

一方面，要大力推進制造業信息化，應用信息技術手段來改造傳統產業，并集中力量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把產業發展的重點放在電子、石化、機械等產業上，使福建工業適度重型化，并充分發揮后發優勢，跟上國際先進水平；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制造業信息化技術服務體系，推動傳統制造業向現代制造業邁進，以使福建成為具有競爭力的國際制造業基地。

2.著力發展第三產業，使第三產業成為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帶的后續推動力。

第三產業的發展既是城市化內涵擴大的基礎，又因為其提供了較多的就業機會，從而成為現代城市化的有力的后續推動力。論文格式但是，福建省的第三產業發展仍相當的滯后（前面已有論述）。因此，當務之急，要加快發展城市第三產業，擴大第三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

（1）要有制度創新，變革阻礙第三產業發展的傳統體制和機制，完善市場體系、綜合服務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加快資金、人才、技術、土地、信息等各種生產要素市場建設，促進各種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及其向城市聚集；（2）圍繞小城鎮建設，加速鄉鎮第三產業的發展，加快農村城市化進程。做好農村集鎮建設規劃，依托農副產品集散地和加工地，因勢利導地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第三產業轉移；（3）積極發展新興第三產業。加快以電子信息系統和網絡為基礎、計算機應用服務為內容的信息服務業發展，鼓勵社會力量和省外、國外投資者在福建發展信息咨詢服務、勞動服務、法律服務、會計、審計等市場中介服務業。

（4）要加強行業管理和法制建設。要制定有利于第三產業有序發展的政策措施，規范工商管理部門的管理模式，規范收費價格，使第三產業的發展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二）構筑中心城市群

國際經驗表明，在工業化拉動城市化率快速提高的過程中，大城市特別是區域性中心城市發揮了主導力量的作用。一般地，規模較大的城市要素聚集程度較高，因為規模較大的城市可以獲得比規模較小的城市中更多的聚集和經濟利益。經濟區的核心是中心城市，它是區域經濟的主導力量，又是向外經濟技術交流的重要樞紐。根據編制的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綱要，其核心課題即是構筑以福州、廈門、泉州為中心的城市群，這也是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城市發展戰略所在。然而出于種種歷史原因，目前福建省的這三個主要城市，規模都比較小，缺乏強勢的主導產業，作為中心城市的聚集和輻射能力薄弱，難以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而包括閩臺在內的環海峽經濟區，2008年GDP總值為3000億美元，超越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城市群，然而福建經濟總量僅占環海峽經濟區的1/5而己。如果以13年前的數據計算，則連1/10都不到。足見海峽東西兩岸的經濟實力差距甚大。

因此，下決心將福州、廈門、泉州建成高效率的現代化都市，尤其是廈門市，應擺脫經濟總量低、市場腹地小的瓶頸狀態，才能作為西岸經濟區的龍頭，發揮中心城市的作用。只有大幅提升西岸經濟區在整個環海峽經濟區所占經濟總量的比重，才能對東岸經濟區產生強大吸引力，也才能使東西兩岸經濟區有效發揮互補作用。

（三）改善投資環境

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兩大經濟板塊日益壯大的背景下，福建經濟要改變“兩頭受擠”局面，必須把提高要素聚集能力作為發展的根本途徑。為此，必須改善投資環境，促進外資在本省的有效聚集。一方面，要大力加強現代化交通運輸網絡、信息基礎設施、城市公用設施及城市生態環境建設，另一方面要以完善產業鏈配套、產業發展基礎以及投資軟環境為突破口，增強吸引外資、利用外資的后勁，并按照福建發展新興工業化的戰略要求，積極引導外資合理投向，增強城市化的基本推動力。

（四）激活民間資本

在福建基本建設投資資金中，國家投資比重很低，而外資近年來也出現減少的趨勢，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激活民間資本市場，石動民間資本對基礎設施投資機制，顯得尤為重要。最近幾年，福建民間投資的產業領域不斷擴大和拓展，但是對基礎設施的投資所占的比重仍然很低。因此，要適時地深化投資、融資體制改革，實行城市建設多元籌資政策，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投資城市基礎設施，為民間資本投資基礎設施提供安全保障和政策上的支持。在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的方式上，可以采用特許經營和投標等方式吸引民間大量閑散資金參與，也可以大力推廣BOT,TOT,BLT等方式，使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投資領域。此外，還有必要建立一個不同于傳統計劃下由政府包辦一切的市場籌資機制把民間的閑散資金、社會各種金融機構的存款轉化為基礎設施的長期建設資金。

（五）改善人口素質結構

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對來自農村的勞動力的素質要求越來越高，素質低成為戶籍制度改革之后農民進人城市的主要障礙。因此，要加快我省的城市化進程，必須提升農村勞動力的整體素質，供給符合現代產業要求的勞動力資源。一方面，要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力度，鞏固和加強農村基礎教育，提升農村人口的文化素質。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職業培訓教育事業，建立農村人力資源開發的多元投入機制，加強農村勞動力的教育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和市場競爭力，使進城的農民工在身份轉變的同時，能夠盡快地適應現代產業對技能型勞動力素質的要求。

（六）完善市場機制

改革開放以來，福建城市化發動主體出現多元化的趨勢，尤其是在沿海地區，政府已不是城市化的單一投資主體，銀行、企業、社區集體組織，個人和外來資本日益成為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動者和參與者。但是，由于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夠完善，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仍然在制約著城市化的自然進程，特別是有些地方過多地應用行政命令來推進城市化，這最終將會影響城市化的健康發展。針對福建城市化中市場力量不足的問題，當前關鍵是要明確市場與政府的分工，讓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讓政府的間接調控趨于完善。其著重點在于要尊重市場的微觀主體，使他們能在城市化進程中對資源的配置方式起主導的作用；完善政府對城市化的間接調控，積極制定并落實加快城市化發展的政策和規劃。

（七）加強制度創新

從福建城市化動力機制的運行狀態來看，城市化制度的約束機制較為明顯。這在上面已有論述。因此，在供給有利于城市化發展的一些政策、制度的同時，必須改革那些制約福建城市化發展的最根本的制度安排。加強制度創新，充分發揮制度變遷對城市化的推動作用。重點工作包括：深化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實行積極的人口遷移政策：構建和完善覆蓋城鄉的全社會保障體系，為進城農民提供生活保障；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資源配置效率。

（八）推進閩臺合作，拓展城市空間

1.強化對臺通商口岸地位，建成兩岸區域物流通道福建的地理位置與港口條件均十分有利于其成為臺灣對大陸貿易的集散地及大陸東南地區對臺貿易的主要出海口。福建應及時抓住目前兩岸形勢造成的難得時機，全力推動對臺貿易，進一步強化對臺通商口岸的地位，改變過去閩臺經貿合作中重投資、輕貿易的傾向。

（1）積極創造條件，主動利用現有“金馬直航”等渠道，一方面擴大與金馬乃至臺灣本島的人員往來，使之成為兩岸人員往來的便捷通道；另一方面開展對金馬的貨運直航，爭取大陸貨物直接進入島內市場，同時爭取臺貨從金馬中轉運往福建，以解決在閩臺資企業急需的模具、樣品、零配件等供應問題，進而通過建立大型倉儲和配送中心，把福建與金馬之間建成兩岸區域物流重要通道。

（2）放寬臺商設立商貿企業的條件，吸引臺灣貿易商、經銷商、商及倉儲企業進人福建。

（3）根據臺灣島內市場供求狀況，有規劃地建立對臺出口生產基地，同時大力鼓勵與扶持臺資企業產品返銷島內，保證對臺出口規模不斷擴大的后勁。第四，繼續辦好每年一度的“臺交會”與“投洽會”,想方設法將其辦得更有特色、更有成效。

2.大力發展港口經濟，建設對臺航運基地

福建地處東南沿海，海岸線長達3324公里，深水港資源居全國首位。但由于歷史的原因，福建的深水港資源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開發，而且港口貨運量及其建設也一直處于落后狀態。目前，我國沿海地區正在掀起新一輪港口建設，其港口泊位、船型都呈現大型化趨勢，港口競爭己經開始。同時，閩臺貿易能否順利發展擴大，物流能否通暢，相當程度上取決于閩臺交通狀況。而目前兩岸這種局部直航實現而全面直航尚需時日的情況，確實為福建發展成對臺航運基地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為此，福建除了積極擴大攬貨渠道，增加閩臺通航的貨源外，要加快福州、廈門港口軟硬設施的建設，擴大港口吞吐能力，加快陸路、水路、航空等基礎設施的建設，使之形成海、陸、空相配套的便捷通達的立體交通網絡，努力使福建的經濟腹地向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江西等內陸地區拓展，使福建成為兩岸經貿交往、人員往來和貨物流通的集散地。在此過程中，要充分發揮臺資的力量發展福建港口經濟，大力吸引臺資從事港口基礎設施建設，引進臺資發展港口企業。

3.積極拓展閩臺產業合作，建立特色區域產業

（1）促進高層次的閩臺農業合作。農業合作不僅是閩臺經貿關系中較具優勢與特色的項目，而且已有良好基礎。今后要抓住“入世”后臺灣農業將加快外移的機遇，把重點放在引進臺灣農產品加工技術上，以加快提高福建農產品的附加價值及出口的擴大。同時，加強閩臺農業科技交流與合作，促進福建農業現代化與產業化的進程。

篇10

【關鍵詞】兩岸高校 音樂教育 交流合作機制

當前，我國社會經濟與教育事業正處于快速發展的階段，大陸與臺灣各方面的交流合作不斷深化，兩岸關系已進入和諧發展階段，兩岸高等院校教師、學生和家長正熱切期望兩岸高等教育的交流合作。而加強兩岸高等院校音樂教育的交流合作，使兩岸的文化交流層次更高、內涵更豐富、領域更廣闊，增進兩岸同胞對中華民族和文化的認同感，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建設兩岸共同的美好精神家園，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舉措，也是兩岸音樂教育工作者和兩岸文化人應攜手擔當起的共同責任。如何實質性地啟動和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加強兩岸音樂教育領域的交流合作，是高校音樂教育工作者值得認真思考和探索的問題。

一、構建兩岸高校音樂教育交流合作機制，是中華民族文化融合的需求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是一個民族真正有力量的決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響一個國家發展的進程，改變一個民族的命運。

中華文化有著五千多年的歷史。中國音樂文化伴隨著民族文化的發展，早在新石器時代就開始萌芽，經過夏、商、周到春秋戰國時期，源遠流長。經過數千年的發展和演進，中國音樂已形成各民族和地區各具特色的多元化音樂文化，同時又相互融合，共同構成異彩紛呈的中華民族音樂文化統一體，以此決定著區域音樂文化發展方向。同時，中國音樂的胸懷始終向世界敞開，吞吐吸納，匯聚世界音樂文化精髓，使中華文化的樂章更加絢麗多彩。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過去千百年歷史中，大陸居民不斷遷過去定居，他們把語言文字、思想觀念、生活習慣、節日禮儀、音樂文化等傳播到那里，使大陸同胞與臺灣同胞在血緣、語言、文字等方面早已一脈相承、亙古未變。臺灣同胞有著海納百川、兼容并蓄的優秀傳統，有著愛鄉愛土的熾熱情懷和自己當家做主的樸素愿望。其獨特的歷史，成就了具有臺灣濃郁特色的文化。臺灣音樂，既傳承中華傳統音樂精髓，又發展本土特色，更借鑒和吸收外來音樂元素，使中華音樂文化內涵更豐富。

音樂是文化的重要載體，記載和再現了人類文化和思想的發生、發展過程。通過音樂與文化的連接，可以增進對多元文化和人類文明的了解，并加強民族、文化認同感和多元文化意識。教育是文化傳承、交流、創造的重要媒介，隨著海峽兩岸關系的和平發展，兩岸交往日益頻繁，海峽兩岸在文化和教育領域的大融合，必然要求高等院校音樂教育的交流合作，因此，構建兩岸高校音樂教育交流合作機制，是中華民族文化融合的需求，兩岸高校音樂教育交流合作機制的構建迫在眉睫。

二、構建兩岸高校音樂教育交流合作機制，需建立長效機制和規劃實施步驟

據中國臺灣網3月10日北京消息，加強兩岸文化教育交流是2013年兩會臺灣團和政協界別組關注的話題之一。由此可見，加強兩岸文化、教育的交流重要性。建立兩岸高校音樂教育交流合作機制是進一步深化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的重要環節。

兩岸高校音樂教育交流合作機制的建立是要結合海峽兩岸高校的實際情況，要有超前意識，充分把握兩岸高校音樂教育的發展趨勢，既要找出兩岸共性，保持中華民族特色，又要發揮兩岸優勢，適應國際化需求。海峽兩岸高校交流合作機制的建立，需要明確長遠的發展目標和制定切實可行的工作計劃。首先要明確海峽兩岸高校交流合作機制的主要內容，當中包括編寫制度規范、搭建平臺渠道、協商重大問題、協調海峽兩岸政策等。其次，要研究如何通過海峽兩岸高校音樂教育交流合作機制，讓海峽兩岸高校實現優勢互補、資源整合，并最終形成一套制度化和規范化的長效機制。

兩岸高校音樂教育交流合作機制的建立，還需要由海峽兩岸組建專家顧問團隊，從專業的角度，對交流合作協議和機制進行研究和分析，吸納各方意見，形成可行性報告和工作步驟，提前進行規劃和部署。兩岸高校和社會各屆共同努力，盡早將高校音樂教育交流合作協議和機制作為兩岸合作交流的商討議題提出，通過探討和商議，一定能加快建立起對兩岸高校音樂教育發展有促進作用并行之有效的高校音樂教育交流合作機制。

三、構建兩岸高校音樂教育交流合作機制的初步設想

（一）構建兩岸高校音樂教育合作平臺，促進兩岸高校音樂教育師資交流

兩岸高校音樂教育要培育出國際化音樂人才，需要有國際化經驗的優秀音樂教育師資。目前，臺灣地區音樂教育師資的學歷普遍較高，其音樂與文化、科技產業的結合也比大陸早，有成功的案例，與國際接軌。雖然大陸音樂教育師資的國際化比臺灣地區低，但音樂專業院校、綜合性大學的音樂學院和開設音樂專業的院校遠多于臺灣，師資力量宏厚，擁有很多教學經驗豐富的優秀教師。因此，兩岸高校的音樂師資隊伍應積極深入開展交流合作，構建多種交流合作平臺。具體做法是：可以組織開展海峽兩岸高校音樂教師交流與培訓活動，彼此分享對方先進的教學理念與成功的教學實踐經驗。在高校音樂教師教育領域，可定期舉辦海峽兩岸高校音樂教育教師教學技能或音樂學術論文培訓或比賽。兩岸教師還可以互相觀摩學習課堂教學實踐，彼此分享和借鑒對方的課程設置方案及課程與教學資源。待條件成熟后，兩岸教師可互相參觀考察、訪問和訪學，還可以互派教師到對方學校開設講座甚至短期任教，可以有效地促進高校音樂教師教學理念的更新、教學方式與內容的改進。

兩岸高校教師除了要嚴謹治學、為人師表外，還應傳揚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和精神，為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培育出更多優秀的國際化音樂人才，為兩岸文化產業的融合和發展貢獻出各自的力量。

兩岸高校音樂教育交流還可以通過文教基金會等團體運行，擴增老師與學生參訪、交流、研討機會，鼓勵師資分享等，通過合作平臺，為海峽兩岸高校音樂教育帶來更實質的幫助，共同應對和把握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沖擊和機遇。

（二）設立兩岸高校音樂教育研究中心及學術論壇機制，合作研究課題

海峽兩岸在平等互惠和共同發展的原則基礎上，為增進海峽兩岸學術交流研究，建立長期友好合作關系，可以設立兩岸高校音樂教育研究中心及學術論壇機制，使兩岸高校音樂教育學者，可依托中心或論壇這一平臺，廣泛吸收兩岸的音樂教育理論和實踐，開發共同研究課題等多種形式的交流活動。課題研究內容可以在充分契合當地高校音樂教育改革與發展需要的基礎上，盡可能考慮到兩岸的全面交流合作，以有效推動兩岸高校音樂教育事業共同繁榮發展。

在合作研究兩岸高校音樂教育課題的基礎上，還可以嘗試開展各個層面的教研交流活動，高校音樂教育領域，可以開展高校音樂課堂教學觀摩與評比活動，編寫出版兩岸高校音樂教學課例及評析等方面的教學參考用書，為弘揚傳統音樂，突出地方特色，也可開發地方教材。

（三）組織開展各項活動，搭建兩岸高校學生相互交流學習平臺

兩岸青少年是中華民族的希望和未來，均具有積極向上的活力和無限的創造力。因此，兩岸的青少年應多交流和接觸，加深了解和包容，加強互動和合作，共同創造中華民族美好的明天。

兩岸高校除了可多進行音樂藝術表演活動的交流外，也可以嘗試探討異地教育見習、實習和藝術實踐的模式，構建學生短期互換交流機制，學生可以分享各校電子圖書館資料，還可設計供兩地學生共同選修的網絡課程，探討部分課程互認學分的可能性。此外，鼓勵兩岸本科畢業生異地報考研究生，并在這方面提供咨詢和指引服務。

（四）合作創辦網站和刊物，加強兩岸信息交流

在資訊傳播十分發達的今天，海峽兩岸的交流合作也需要搭建一個快捷、便利的交流平臺，以便于兩岸的音樂教育同行能夠及時交流信息、分享成果。因此，創辦兩岸高校音樂教育的網站很有必要。創建網站的操作性強、成本低、見效快、效果好，且隨時可資源共享，如果順利成立兩岸高校音樂教育研究中心，可以由該研究中心具體負責網站的設計和維護。

建立“海峽兩岸音樂教育網”，可呈現音樂教育資訊、音樂課外活動交流、音樂教師學術交流或音樂課優秀教案展示等內容。網站中可開設兩岸遠程音樂教師教育課程，由兩岸高等院校優秀的音樂教師做主講教師，通過電視廣播、互聯網、函授等多種不同渠道互助學習，充分利用兩岸的教育資源，增加接觸，增強互信。

在高校音樂教育領域，可考慮創辦《海峽兩岸音樂教育》期刊，收集兩岸高等音樂教師音樂教學、音樂教育理論研究方面的論文，促進海峽兩岸音樂教師學術交流。

為建立長期友好的合作關系，海峽兩岸可定期互派代表團，定期交換信息、資料和出版物，同時開展培訓研修、舉辦學術研討會、開發共同研究課題等多種形式的交流活動。

合作創辦網站和刊物，能加強兩岸信息交流，以全方位搭建交流合作平臺，及時而充分展現海峽兩岸音樂教育的交流合作成果。

（五）兩岸高校音樂教育與產業交流

綜觀世界，一方面，文化與經濟的結合日益密切，文化對經濟的推動效果更為明顯；另一方面，文化的傳播也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產生了更多新的機遇和開拓出更為廣闊的空間。在歐美一些國家，文化產業已成為該國支柱產業，如美國，其文化產業出口額已占其總出口額的30%以上，因此，文化產業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衡量指標，也是世界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之一。而在文化產業中，娛樂產業占有很大比重，音樂則是其中重要組成部分。音樂歷來在中西方娛樂文化的交流與發展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隨著網絡科技和電信技術的發展，音樂產業產生了革命性的變革，也促成了新媒體TMT（Telecommunications，Media & Technology）產業的誕生和數字音樂的發展。音樂已經超越了藝人、唱片、媒體等傳統產業端，向數字音樂、網絡娛樂和信息影音等多元化的新媒體方向延伸，助推設計、包裝、影視、動漫、演藝等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促進音樂與品牌的整合營銷。成功的企業要將企業的品牌文化傳播給消費者，有著引領潮流作用的音樂無疑是重要元素，因此，音樂與社會和各產業息息相關，相互交融。

兩岸高校音樂教育也應與時俱進，不斷創新音樂藝術人才的培養模式，兩岸高校與行業和產業協會、商會及企業共筑交流合作平臺，構建兩岸“課堂+舞臺+崗位”的工學結合音樂藝術人才培養新模式，提高學生的綜合適應能力，培養出能為社會和產業服務的音樂專業實用優秀人才，使兩岸高校音樂教育的成果能在全球化舞臺綻放光芒，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結語

海峽兩岸關系和諧發展正翻開新的一頁，為海峽兩岸音樂教育發展帶來了歷史性機遇。我們應抓住契機，以高校音樂教育合作為切入口，推進海峽兩岸音樂教育合作，實現兩岸音樂教育雙贏，與臺灣地區音樂教育機構共同譜寫海峽兩岸音樂教育交流合作的新篇章。

兩岸高校音樂教育交流合作機制的建立，是為了讓兩岸都成為合作的受益者，從政府到學校，從教師到學生，從課堂到課外，兩岸的音樂教育合作是互惠互利、和諧發展的。兩岸高校均擁有各自優勢，能否實現兩岸教育資源的相互開放和共享，成為兩岸高校音樂教育交流合作急需解決的問題。兩岸高校可以在音樂教育交流合作機制下商討解決方案，制定切實可行的路線圖、計劃，逐步推動兩岸音樂教育交流合作，通過兩岸高校的有效溝通和共同努力，為兩岸高校音樂教育交流合作創造有利氛圍和條件。

海峽兩岸高校音樂教育的交流和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集思廣益，不斷提出新的看法和思路，在兩岸高校音樂教育交流合作機制下，增進兩岸的互信和了解，互相取長補短，提升高校音樂教育水平，攜手共建兩岸產學研結合的合作平臺，為兩岸文化產業培養更多有用人才。

（注：本文為廣東高等教育學會“第八屆海峽兩岸高等教育論壇”參會論文）

參考文獻：

[1]房晉.先行先試：拓展對臺交流——加強閩臺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思考[J].遼寧醫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