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戀調查報告范文
時間：2023-03-21 07:37:30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同性戀調查報告，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次調查數據顯示:2004年我國官方首次公布了男同性戀人群為500~1000萬人,國內學者估計在2 000~5 000萬 左右。 中國官方沒有公布女同性戀者的人數,國內學者估計,這個群體人數在1 000萬左右。
對于同性戀這個特殊的群體,人們更加關注的是男同性戀,而很少人會去關注女同性戀。最近,有報道曝光了長春的數萬名女同性戀的隱秘生活。
對待性取向不同的少數人,社會對同性戀的態度越來越寬容,這是社會文明的一個標志。
拉拉遭受各方暴力
我國首份關于女同性戀者家庭暴力的調查報告顯示:女同性戀者半數遭受過來自父母、親屬的暴力,這個比例甚至比來自同性伴 侶的暴力比例還要稍高一些,達到48.2%。拉拉們在描述來自父母親(包括親屬)的家庭暴力行為時,“侮辱謾罵”被列舉最多;在描述來自同的家庭暴力行為時,“不理睬、漠視我的存在”則占據近1/3;這一項也成為了來自異家庭暴力的首選項 。在同中,猜疑、妒忌、吃醋的情緒與異姓伴侶其實并無二致,這也是女同性戀者之間“武力相向”的原因之一。拉拉之間暴 力的發生往往是因為一方對另一方的感情忠貞度產生了懷疑。由于同性戀關系不受法律保護也為社會歧視,因此,容易彼此產生不信任感。
在遭遇家庭暴力的那一刻,她們大多數選擇了沉默。
拉拉的性別劃分
在拉拉圈子里,她們對自己的性別進行了劃分,其中48%是男性,43%是女性,另外9%是同性戀。 在拉拉圈子里,比較強大一點、承擔較多、照顧對方多一點的男性角色叫T,相對更依賴對方的女性角色是P,還有一小部分H ,她們既喜歡T,也喜歡P,而普通性取向的人,被拉拉們稱為“直人”。
拉拉失業率高
中國最大拉拉社區――“拉拉后花園”網站曾做過一項調查:發現拉拉群體失業率很高,即使在工作的,也是遮遮掩掩,害怕被同事發現自己的取向。部分網友還設想在賺錢以后自己開店,或者做自由職業者,盡量避免與人接觸。
T的特征明顯
T們刻意隱藏自己的性別,她們不穿裙子,短發,平底鞋,喜歡偏男性時裝,男式腕表,黑框眼鏡,卻比男人更崇尚時尚,衣服和發型是拉拉群最火的話題。年 輕的T喜歡網上購物。
在工作中,她們獨來獨往,P不會到老公的工作場所去。T對工作的要求除了工資和自身條件以外,最看重的是,工作著裝問題,最害怕統一穿制服、裙子。
而P是典型的女孩子,她們嬌美,長相都很出眾,更容易引起異性的關注。在單位里,她們盡量隱藏自己,不化妝,少言寡語, 躲避男人的目光,更不敢和同事交朋友。
T們瘋狂瘦胸
普通女人都希望自己的胸部健康豐滿。而T們卻討厭自己的身體,尤其是胸。她們為瘦胸想出了數好多辦法,減肥、吃藥、抽脂。總之,終極目標是讓自己胸上只剩兩個豆。最立竿見影的辦法是用束胸,用胸衣把胸部勒平。即使是夏天睡覺,T也是穿著束胸 ,外穿一件男式背心。如果有人刻意去碰她們的胸,她們會非常憤怒,即使自己的老婆也不行。
伴侶不穩定易產生矛盾
拉拉互相依賴性特別強,最怕感情受傷害。即使再好的朋友,如果搶了對方“愛人”,也會拔刀相見。太原女同性戀在一個生日聚會上,曾因感情糾紛,其中一人竟拿起刀子將過生日的同性戀人捅傷致死。
孩子是永遠的痛
拉拉們最不愿意提及性生活。在床上,T更主動。他們也借用工具。
篇2
我是一個全職媽媽，孩子7歲，與老公結婚10年，彼此之間相處融洽，沒有發生過什么大矛盾，在朋友和同事的眼中，我們堪稱模范夫妻。
今年春節，我陪老公參加了他的高中畢業20年聚會，因為大家都商定但凡結婚的都盡量帶另一半來。我想，發起這個決議的同學，要么是替另一半考慮，避免不必要的胡思亂想，要么是搞怪心理作祟，讓大家互相比較自己的眼光與運氣。正當我瞎猜的時候，老公把我領到一個男人面前：“這是我們班最鬼馬的高材生DK，帶另一半參加聚會的提議就是他發起的。”只聽對面的男人迅速接話道：“大學畢業就出國的人，想正面了解一下同學們的婚姻狀態啊。”我定睛細看，DK一派儒雅模樣，儼然成功人士，哪像是愛搞怪的人啊？
“你小子有眼光，找到個溫柔大方的賢妻。”DK不停拍著老公的肩膀，稱贊的言辭讓我心花怒放。整個聚會過程中，DK與老公天南海北地暢聊，我也跟他漸漸熟絡起來。
回家的路上，我聽老公說，讀高中時DK是最受女生歡迎的大帥哥，高中三年成績遙遙領先，鐵哥們兒交了幾個，女朋友卻為數“零”。后來他和老公考上了同一所大學，老公四年間交了兩個女友，而DK仍舊除愛情以外全面發展。大學畢業后，DK隨父母移民美國，至今單身。之前大家一直網絡交流，這次他打算把生意帶到國內，以后大家又能一起邊打拼邊玩樂了。
說了這么多DK的事兒，并不是我對他有了過分的想法，我對老公的愛是不會動搖的。問題在于，我發現DK回國后經常找老公出去吃飯、喝酒、郊游，還經常給老公買西裝、襯衫、甚至內褲這些本應老婆送的禮物……我越觀察越覺得不是滋味，就把從老公那里聽說和最近發生的這些事都寫到了一個貼吧中。沒想到，網上好多人都認為DK和老公之間有問題。
前幾天，我偷著登陸了老公的QQ，竟然發現他把我和DK都放到了家人欄。我也曾偷看過他的手機，發現DK給他的短信內容比我還體貼，老公的回復也很曖昧，程度超出了對我的關愛。我旁敲側擊地問過老公對同性戀現象怎么看，他說覺得能夠理解和接受，他們不被世人接納很可憐。
現在，只要我和老公與DK在一起，我就會渾身像長刺一樣難受。我怕是我想多了，更怕一切想像都是真實。我該怎么辦？別人都防女小三兒的時候，我是不是在防男小三兒啊？
主持人：都說“防火防盜防小三兒”，可是從本期情感呼叫看來，似乎現在的老婆大人不僅要防女小三兒，還得防男小三兒，這應該算作近年來日益升溫的社會熱門話題吧？
美林：果然有人提及了“類同性戀”問題，可見這一現象如今已不容忽視。其實隨著社會開放程度不斷擴大，同性戀從“是犯罪”到“被寬容”，已經逐漸被更多人知道、了解與接受。同性戀者在、心理、情感上的興趣主要對象均為同性別的人，他們會對同性產生愛情、。雖然不能認定友妍老公和DK之間真的有問題，但是此類事件非常值得關注與討論。
于清心：前些日子，王力宏和李云迪先被說成是一對兒，然后又各自在微博中發表聲明，一個強調自己是異性戀，一個請求大家只關注他們的音樂，折騰得超級熱鬧。先甭管這兩人到底是為了炒作，還是確有其事，反正同性戀、腐女、直男已經成為2013年的開年熱詞了。
卡斯機：我真不想指責誰，但是現在有些女人聽到男人女人戀愛不激動，一聽到男人和男人的事兒就興奮，真讓我悲憤世道變了。我尊重每個人的性取向，但是硬把兩個可能沒有任何關系的男人說成一對，真是我這個大男人無法理解的。所以我勸友妍要謹慎，不要因為網友的猜測而瞎想。男人之間的友情不見得就是女人想像的那樣，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哥們兒之間也會彼此噓寒問暖。豆瓣網評分奇高的印度電影《三傻大鬧寶萊塢》里，法蘭和拉杜為了尋找朋友，可以放下家庭、放下事業，而被尋找的蘭喬總在說：“有兩個傻瓜會來找我的！”我本以為，女人們能因此讀懂男人的友情呢。
于清心：如果按照現在的流行趨勢，那三個大男人之間就得被認定愛情了。作為女人，擔心老公有外遇的心理可以理解，如果把哥們兒也算進來，恐怕真的要累死了，猜忌是婚姻里的大忌啊。
美林：是大忌，但女人也要學會保護好自己。由于不被社會認可，“同妻”現象在我國的發生率還是比較高的。今年初首部關注同性戀配偶的研究著作《中國“同妻”生存調查報告》出版，調查稱在中國每年有80%的同性戀走入異性戀婚姻。為了女人的幸福生活，有效防范還是需要做到的。
卡斯機：不過，建議友妍還是不要在網上講述帶有主觀情緒的事件。現在的腐女真的太多了，有一些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是摻和熱鬧。找到有效的解決辦法，對婚姻很重要。
主持人：著名作家李碧華說過：“叫閣下跌倒的，是自己的無知，非關人家手段高明。”這話送給迷茫中的友妍，既因為你曾經的神經大條，又因為你現在的肆意推斷。如果你的老公真的是你猜測的同性戀（或雙性戀），那么在10年的婚姻中，你們的夫妻生活是否正常與協調，你都毫無覺察嗎？如果他不是同性戀，而你竟然對他的友情都抱以出軌方面的懷疑，豈非自己正在給婚姻挖墳墓？一個正常的男人，當然無法忍受被認作同性戀，尤其是自己的妻子。
所以，建議友妍暫時放下DK，仔細回想與觀察自己的婚姻，如老公對你的態度、性生活的頻率與質量等。如果真的發現有不正常的情況，再嘗試深入的研究。同時，也盡量與DK成為朋友，從中立的角度了解DK為人處世的方式，以及他至今單身的真正原因等。
篇3
關鍵詞：同性；性結合；民法規范
中圖分類號：DF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330（2012）02-0024-09
同性結合（same-sex union）是個舶來詞，乃翻譯異化的產物，意指同性二人間類婚姻的共同生活關系。其有別于民事結合（civil union）或民事伴侶（civil partners），后兩者通常指兩個同性或兩個異性的結合，但少數國家或地區亦用其指稱所有非傳統的類婚姻關系。同性結合亦不等于同性戀（homosexuality）和同性婚姻（same-sex marriage），同性戀是一種性傾向，同性戀者是否與相同性傾向者結合具有不確定性；同性婚姻是同性結合民法規范的模式之一，目前世界范圍內只有荷蘭、比利時、西班牙、加拿大、南非、挪威、瑞典、葡萄牙和阿根廷等9個國家實現了同性結合與異性婚姻的一體保護。
一、同性結合民法規范的基礎
同性結合與同性戀共生，是個古老而普遍的客觀社會存在。同性結合的地位在人類歷史的不同時期及不同文化背景中雖有所不同，但總體而言是被忽視、被禁止或被壓制的缺乏權利義務約束的隱性關系，不為文化和法律所認同。在特定社會和歷史時期，甚至是要被處以刑罰的罪。① 近半個世紀以來，隨著同性戀生理成因研究的深化、社會類型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婚姻家庭倫理觀的多元化以及權利意識的覺醒，人們對同性戀和同性結合的態度發生了歷史性變遷，同性結合在愈益廣泛的國家或地區完成了由去罪化——去病化——正常化——合法化的發展歷程，② 同性結合的民法規范正在演變為全球化的法律實踐。
（一）同性結合的生理成因
同性結合民法規范的契機是20世紀后半葉以來同性戀生理成因，即同性戀是天生的本質論研究的突破性進展。③ 當下該理論已發展為同性戀成因的三大理論之一，④ 對同性結合的民法規范產生愈益廣泛和深刻的影響。同性戀成因的本質說認為，同性戀的生理構造有別于一般人，包括胎兒期因素、大腦因素及荷爾蒙因素。“在人類妊娠期間，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時期，此間胎兒對性激素的水平特別敏感。出生前這段時期激素水平的不平衡可以導致同性戀的發生”。⑤ 本質論聲稱，性傾向不依賴于人的選擇，同性戀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生物本性，而任何生物學上有可能的事物其本身并不是內在有害的，因而不能認為是違背人類天性的。⑥ 同性性關系是人類本性的表達之一，難以證明有什么“自然法則”禁止同性結合。⑦ 該理論使同性戀向對同性戀身份和同性的道德譴責、倫理桎梏及刑罰提出挑戰，引發了人們對同性戀和同性結合的重新審視，推進了同性戀的去罪化和去病化。
（二）同性結合的社會基礎
同性結合的生存環境與法律地位同社會類型及社會結構密切相關。⑧ 在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機械團結型社會，公眾意識高度統一，法治觀念淡薄，倫理、道德、宗教、習俗等法律之外的其他社會控制手段形成對同性戀的倫理桎梏、道德譴責、宗教壓制及社會排斥和歧視，同性結合因而為法律所禁止。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及法治和人權意識的增強，目前全球已有半數以上的國家完成了由傳統到現代的轉化，即由機械團結型社會向分工協作型社會的轉變。在以分工協作維系的有機團結型社會，社會分層與分化加劇，文化和組織多元，社會集體意識分化，法律與道德、法律與宗教等趨向分離，倫理、道德、習俗與宗教等非法律社會控制手段對同性結合的規范作用不斷弱化，⑨ 法律相對于其他社會控制手段調整同性結合的優先地位得以確立，為同性結合之民法規范創造了條件。
(三) 同性結合的觀念支持
婚姻家庭和性倫理是在傳承文化的同時不斷創新和由單一走向多元的過程。婚姻家庭觀念的多元化造就了多樣化的家庭形式，如獨居、不育、離婚、單親、多父母、同居等，⑩ 這為同性結合拓展了生存空間。婚姻與生育在一定程度上的分離淡化了婚姻的生育功能，緩解了同性戀為養兒育女、傳宗接代而走進異性婚姻的壓力，為同性戀追求個人價值實現提供了正當性。當今社會，“有相當多的婚姻沒有孩子，同樣，家庭中有相當多的孩子并不來自婚姻，因此性傾向或父母的身份在婚姻與家庭中已不再重要”。B11自由主義性倫理的自愿、隱私和私密場所三原則等在釋除傳統性倫理對同性戀桎梏的同時，也為同性結合營造了寬容、不干預或接納的寬松的外部環境，使同性戀在傳統性倫理之忠實原則、誠信原則和無傷害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專一、排他和持久的同性結合關系成為可能。
（四）同性結合的憲法依據
憲法作為法體系的根本規范，具有最高的效力。其所確立的自由、平等與人權原則使性超越了“性別”，為同性戀在自主、尊嚴與平等的基礎上爭取與異性戀平等的性權利乃至平等的婚姻提供了人權理論支撐，為同性結合之民法規范提供了憲法依據。迄今已經法律認可同性結合的國家無一例外地認為同性結合是一項憲法權利，對同性結合的禁止或限制違背了憲法的平等保護原則，屬于性別歧視，并通過積極的憲法擴張解釋方法和違憲審查“嚴格標準”的適用，B12廢止了低位階法律對同性結合的歧視性或禁止性規定，實現了同性結合合法化。1996年至今，美國共有12個州及哥倫比亞特區以聯邦憲法或州憲法未明確婚姻主體之性別為理據，并基于憲法的平等保護原則廢除了州法中以性別為基礎的分類，承認了同性結合。如2009年4月，美國愛荷華州最高法院在一起同性結合上訴案的判決中指出：“最高法院有責任決定立法或行政機構所執行的法律是否違背州憲法，而違背州憲法的法律必須被廢除。”B13該最高法院最終裁決波克郡地方法院婚姻登記官為6對同性結合者辦理注冊登記。
二、我國同性結合的現狀與問題
雖然不同調查途徑獲得的有關我國同性戀數量的數據存在較大差異，但我國存在一個絕對數量較大的同性戀群體是不爭的事實。李銀河研究員曾估測我國有3%～4%的人是同性戀者，保守估計人數在3600～4800萬人之間。據2004年衛生部門首次同性戀人群基數及艾滋病感染率研究調查顯示，15至49歲性活躍期的男同性戀約占同年齡段男性人群的2％～4％。按此估算，時下我國男同性戀約為500 ～1000萬人，其艾滋病感染率約為1.35％。B14
（一）同性結合的現狀與公眾認知
我國繼1997年新刑法實現了同性結合的去罪化之后，B152001年又實現了同性戀的去病化，B16同性戀的生存環境有所改善。但公眾對同性戀的認知與認同依然較低。據李銀河研究員的調查，全國范圍內支持同性結合合法化的人只有 27.3%，反對的占70%。B17總體看，國人尚缺乏對同性戀的科學認知和客觀態度，對同性戀的道德譴責、倫理桎梏和社會歧視等仍普遍存在。我國同性戀中的絕大多數因此不敢公開自己的性傾向，B18同性結合是處于“地下”狀態的不穩定關系，不為社會中的多數所認同。而政治理念的保守、法律的道德化以及司法創造力之匱乏等使得同性結合合法化問題遲遲不能提上議事日程，致使同性結合法律地位缺失，權益保障缺乏法律依據，加劇了社會對同性結合的排斥與歧視，促成了同性戀的異性婚姻，衍生了一系列社會問題。
（二）同性戀的異性婚姻及其危害
我國同性戀的異性婚姻具有比例高、質量低、社會危害性大等特征。張北川2005年—2006年的研究結果顯示，我國同性戀的異性婚姻狀況或態度為：與女性過愈1/2；未來準備結婚者約1/4；尚未確定是否結婚者約2/5；希望通過與女性的性關系生育后代的愈2/5。B19 劉達臨對254例同性戀者的調查顯示：為了掩蓋自己的性傾向或完成“傳宗接代”的任務而與異性結婚的占被調查同性戀者的80％以上，滿31歲正常生活的同性戀已婚的占90％。B20由于同性戀的異性婚姻缺乏基礎，違背了婚姻倫理的自愿原則及婚姻的對等性、專一性、排他性等，對個人、家庭和社會造成了不容忽視的危害。
1. 對同性戀者個人的傷害
同性戀的異性婚姻既不符合傳統婚姻有關婚姻與性的觀念，也有違現代婚姻的愛情理念，是一種“不道德”和缺乏的婚姻。當事人或過著雙重性生活，或克制自己的性傾向，履行為人夫或為人妻的義務和職責，由此而產生的心理壓力和精神痛苦降低了同性戀的生活質量，影響了同性戀人生價值的實現。B21美國科羅拉多清泉家庭研究所（Colorado Springs）保羅·卡梅倫（Paul Cameron）與柯克·卡梅倫（Kirk Cameron）博士的研究發現，丹麥的同性戀者與異性結婚后，平均壽命比正常人縮短了25年。B22
2. 對配偶他方及子女的損害
走入異性婚姻的同性戀者多數在同異性結婚時隱瞞了自己的性傾向，未盡誠實告知義務，侵犯了配偶他方的知情權，致使婚姻契約缺乏真實意思表示的基礎。結婚后，不少同性戀者無法控制自己的本能而與同“”，過著雙性人的生活，冷淡了配偶他方。這極大地傷害了配偶他方的情感，損害了配偶他方的婚姻利益，往往導致婚姻的破裂，造成配偶他方人生計劃的遲延、減損，甚至毀滅。由此而產生的子女撫養、監護、探視等一系列問題往往較之普通離婚案件更加復雜，對子女的影響也更加深遠。
3. 對國家或社會的不利益
絕大多數走入異性婚姻的同性戀者或隱藏自己的身份而在“地下”活動，或難以找到長期穩定的而頻繁變換。上述情形使得進入異性婚姻的同性戀者成為艾滋病傳播的“橋梁人群”，增加了性病傳染的可能性，擴大了性病傳染的范圍，加大了社會治理成本。而同性戀異性婚姻對配偶他方婚姻利益的損害及家庭破裂對未成年子女的影響會衍生一系列社會問題，不利于婚姻家庭穩定與社會和諧。因此，通過同性結合的民法規范保障同性結合者的人格權、身份權和財產權，使同性結合成為合法的選擇，是阻斷同性戀異性婚姻的制度保障。
三、同性結合民法規范比較法之啟示
20世紀90年代至今，全球范圍內有24個國家及5個國家的部分地區相繼立法，分別以伴侶模式（partner mode）、婚姻模式（marriage mode）、互助契約模式（solidarity pact mode）、互惠關系模式（reciprocal beneficiary mode）及民事結合模式（civil union mode）認可了同性結合，造就了英國《同關系法》、加拿大《民事婚姻法》、法國《民事互助契約法》、美國夏威夷州《互惠關系法》及佛蒙特州《民事結合法》等同性戀權益保障的歷史性法律。
（一）立法技術比較
迄今已經立法認可同性結合的國家或地區基于其文化傳承、價值取向及公眾對同性戀的認同程度而采用了不同的法律認可模式，各立法模式采用不同的立法技術，對同性結合者的權利義務關系進行了不同的處置，其中蘊涵著豐富的法理，體現了各異的價值取向，具有不同的文化適應性，彰顯不同社會類型和社會結構對同性結合認同之分歧。
1.伴侶模式
伴侶模式是英國、德國、北歐等國家以及美國部分州等采用的模式。該模式以伴侶身份區分傳統婚姻與同性結合，并對二者作出了不同的界定，即異性結合為婚姻（marriage），同性結合為伴侶（partner）；前者受婚姻法調整，后者受伴侶關系法調整。伴侶模式制定單獨的法律（美國部分州為司法判例）以調整同性結合關系，但各國適用的立法技術有別。英國《同關系法》是一部系統、完整與婚姻法相對應的法律，B23德國《生活伴侶關系法》則僅19條，B24且諸多條款是解釋或修改異性婚姻的相關法律法規，但其立法技術依然嚴謹，在有限的條款中歸納整理了與同性結合相關的法律，并逐一闡明了修正或適用方式。北歐四國的注冊伴侶關系法、B25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新澤西州、俄勒岡州、華盛頓州、緬因州等的家庭伴侶關系法采用了與德國相同的立法模式，B26對同的人格權、身份權和財產權進行了類似的處置。
2. 婚姻模式
婚姻模式是荷蘭、比利時、西班牙、加拿大、南非、B27葡萄牙及阿根廷等國家采用的同性結合法律認可模式。B28該模式均將婚姻界定為異性或同性二人間的結合，受婚姻法的一體調整。其下的同性婚姻法幾乎不像一部法律，主要條款是從原則上規定以婚姻法調整同性結合關系，并對婚姻予以重新界定，同時規定修改與婚姻有關的法律法規，使之同時適用于調整異性婚姻和同性結合關系。與伴侶模式之立法技術相比，婚姻模式更為簡潔，更符合立法的經濟學原理。以加拿大《民事婚姻法》為例，該法僅15條，第1條規定該法之簡稱；第2條定義婚姻為“二個人之間排他性的合法結合”；第3條規定宗教官員有基于拒絕為同性結合者舉行結婚儀式的權利；第4條規定不得僅基于婚姻當事人雙方的性別相同而視婚姻無效或可撤銷；第5至第15條是修改有關法律法規之規定。B29
3. 其他模式
其他模式包括互助契約、互惠關系和民事結合模式。這三種模式均視同性結合為兩個成年人之間建立的“互助”、“互惠”或“合作”的共同生活關系，未明確同性結合的法律身份，而是在擱置身份的前提下賦予同性結合者異性婚姻配偶享有的部分權利和保障并承擔相應義務。由于立法形式簡單，身份缺失以及權利保障的有限性，被視為同性結合民法規范的過渡性法規。法國《民事互助契約法》修訂了《法國民法典》，在其中編入了新的一章（《第十二章：民事互助契約和同居》）。B30修訂后的民法典第 515條第一款規定，“民事互助契約是兩個異性或同性成年人為組織共同生活而訂立的協議”。夏威夷州《互惠關系法》將互惠關系定義為“兩個成年人之間建立的互利關系”，目的是“賦予依州法不能結婚的伴侶異性婚姻配偶享有的部分權利和利益”。B31美國佛蒙特州、馬薩諸塞州、康涅狄格州等采用的民事結合模式在擱置身份權的前提下賦予同性結合與異性婚姻同等權利和保障。B32
（二）權利義務關系比較
同性結合法律認可不同立法模式的主要差別集中在對同性結合者身份權及與未成年人有關的規定方面。對基于身份權而產生的收養權和監護權，尤其是共同監護權，不僅各立法模式之間存在差異，同一立法模式的規定亦不盡相同；在人格權保障方面，各立法模式均遵循了平等和無差別原則；在財產權保障方面，伴侶模式與婚姻模式對同性結合與異性婚姻實行幾乎無差別的對待，但此外的其他模式對同性結合者的財產權保障存在較大差距。
1. 人格權保障之一致性
在同性結合法律認可之不同立法模式下，同性結合者均無一例外地享有與異性婚姻配偶平等的人格權，其中包括一般人格權和具體人格權。前者如人格獨立、人格自由、人格平等、人格尊嚴等；后者如生命健康權、身體權、性自、姓名權、名稱權、隱私權、知情權等。各國對同性結合者人格權的平等保護不僅是憲法平等保護和無歧視原則的要求，也是一系列國際人權公約的共同準則，且契合民主、法治理念和社會多樣性與價值觀多元化發展的趨勢。
2. 身份權認同之分歧
各立法模式對同性結合者身份權認同分歧嚴重：婚姻模式無區別對待同性結合與異性婚姻；伴侶模式以伴侶身份區別同性結合與異性婚姻；此外的其他模式未給同性結合者創設相應法律身份。在收養和監護問題上，采用婚姻模式的國家除比利時、葡萄牙外均賦予同性結合者收養權和共同監護權；適用伴侶模式的國家或地區，英國賦予同性結合者收養權和監護權；B33丹麥、瑞典、挪威、冰島四國注冊伴侶關系法則規定，《收養法》、《監護法》等有關配偶收養或監護的法律不適用于同；B34德國《生活伴侶關系法》未賦予同共同收養和共同監護權。在適用其他立法模式的國家或地區，法國和夏威夷州未規定同性結合者的收養權和監護權；但在采用民事結合模式的佛蒙特州、馬薩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同性結合者享有收養權和監護權。
3. 財產權保障之趨同
除互助契約和互惠關系模式外，其他立法模式對同性結合者的財產權規定基本上是相同的，即同性結合者的財產權保障適用異性婚姻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法國《民事互助契約法》規定了同性結合者經濟上的互助義務、對共同住房有關費用向第三人承擔連帶責任、對締約后有償獲得財產的共有權、一方可享受另一方的某些社會保障及雙方可以共同申報所得稅等，但對繼承權、權、養老金享有權等施加限制。夏威夷州《互惠關系法》只規定了健康保險、醫院探病、健康照護決策、保險、繼承、死亡利益等有限的權利。
（三）法理依據分析
認可同性結合的不同法律模式是特定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共振的結果。如婚姻模式更突出地體現了人權平等理念、個人主義價值觀和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其他立法模式則更加注重性倫理與性秩序、婚姻家庭傳承的價值與社會整體利益，更多地考慮到同性結合婚姻化對傳統婚姻家庭制度的可能沖擊以及對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可能影響，體現了維護婚姻傳承與保障同性戀權益共進的立法價值取向。
1.伴侶模式之法理
伴侶模式認為，同性結合與異性婚姻在生育功能、方式和子女成長的環境等方面存在差異。同性戀不能生育，同性結合家庭環境是否會影響未成年子女的個性發展與認知能力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基于立法的審慎原則和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原則，區別對待同性結合與異性婚姻是必要和合理的。該模式通過同性結合與異性婚姻形式上的區分而實質上的平等，在保護同性戀權益的同時，兼顧了婚姻家庭的歷史文化傳承，保留了婚姻傳統的信息承載，降低了執法成本，較好地實現了同性戀個人利益與國家或社會利益的結合。
2.婚姻模式之法理
婚姻模式注重立法的平等與公正原則，堅持同性戀享有與異性戀平等的婚姻權。同性戀的非罪化和去病化證明了同性性傾向不屬于精神疾病的范疇，亦不屬于心理障礙的類別，而是正常自然的現象，這為同性結合婚姻化奠定了同性戀成因的本質論基礎。B35同性結合與異性婚姻因生理差異在生育功能及教養孩子的家庭環境方面雖有所不同，但婚姻與生育的分離及輔助生育技術的發展將或正在為同性結合與孩子的問題提供可選擇的方案。B36性傾向不是判斷父母資格的標準，同性戀有能力成為合格的父母。B37相反，平等權益有助于提升同性戀的自尊、自主和創造性，促成其建立穩定、親密及利他的和諧關系，因而有助于增進未成年子女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B38
3.其他模式之法理
婚姻模式和伴侶模式之外的其他模式試圖在維護婚姻傳承的基礎上漸進式推動同性戀權益保障的進程。因此，不沖擊傳統的婚姻制度，為同性戀提供可行選擇，維護同性戀者相對穩定的共同生活關系，保護同性戀者的人格尊嚴和一定的財產利益，推進同性戀權益保護法律制度的建立和發展是其共同的立法宗旨。這些立法模式視同性戀權益保障為一個遞進的過程，其內容隨社會演進而不斷豐富和拓展。如美國的佛蒙特州、康涅狄格州和新罕布什爾州分別于2000年、2005年和2007年以民事結合模式承認了同性結合，但隨著公眾對同性戀認同度的提高，三個州又分別于2009年、2008年和2010年將民事結合關系提升為婚姻關系，實現了同性戀婚姻的平等保障。B39
四、我國同性結合民法規范之路徑
同性結合民法規范法律實踐的不同模式表明，同性戀權益保障的路徑具有顯著的民族性特征。我國同性戀權益保障的障礙不是顯性的宗教禁忌和法律制裁，而是隱性但卻強有力的家文化傳承桎梏、道德譴責和異性戀的同化，加之司法創造力匱乏、社會對同性結合認同度低以及政治文化對同性結合的敏感等，我國同性結合民法規范的進程將更加漫長，路徑選擇也會有別于西方。堅持社會整體利益增加原則、婚姻性別基礎原則和文化適應性原則，依照同性戀人格權平等保障—財產權合理調整—身份權暫時擱置的路徑，循序漸進地推進我國同性戀權益保障的進程，逐步實現同性結合的民法規范，是契合我國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的可行選擇。
（一）推進同性戀人格權平等保障
同性戀法律地位之缺失使其喪失獨立享有權利并承擔義務的法律主體資格，衍生了社會各領域侵犯同性戀人格獨立、平等和尊嚴的現象。為遏制和消除社會對同性戀的排斥與歧視，全球范圍內越來越多的國家或地區在法律認可同性結合之前，通過人權法、反歧視法、反性傾向歧視法或性傾向平等法等積極立法措施，禁止社會各領域對同性戀的排斥與歧視，為同性結合身份認同及財產權保障奠定了基礎。如英國自20世紀末至今采取了一系列積極立法措施，借助立法和司法的創造力，消除社會對同性戀的人格歧視，是我國同性戀人格權保障的有益借鑒。1998年,英國通過了《人權法案》，B40禁止基于性傾向的歧視；2007年，通過了《性傾向平等法》，B41禁止任何機構或部門基于性傾向的歧視并對性傾向歧視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及其責任作出了明確規定，為同性戀平等權益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我國在通過立法承認同性結合之前，借助反歧視法或性傾向平等法等保障同性戀人格權，禁止教育、就業及社會保障等各領域基于性傾向的歧視，有助于深化社會對同性戀的認知，引導公眾對同性戀態度的轉變，為同性結合財產權和身份權之民法規范創造條件。
（二）區別對待同性結合財產權
同性結合財產法律制度對內確立當事人的財產權利和義務，對外直接影響交易安全和第三人權益，是同性結合穩定與交易安全的保證，也是同性結合財產糾紛的解決依據，由此構成同性結合民法規范的核心內容。基于同性結合不能生育子女以及我國家庭保障社會化進程緩慢之事實，同性結合財產制的設置宜遵循別體主義原則，實行同性結合分別財產制。同性結合者可以約定共同生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財產以及締結共同生活關系前之財產歸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無約定或約定不明的，適用分別財產制，但財產歸屬不明確的，推定為共同所有。約定應當在締結共同生活關系之前采用書面形式并經公證且需要在相應登記機關登記才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同性結合者財產約定之變更或撤銷須經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并在相應機構作變更登記。同性結合者相互享有繼承權，但其繼承份額小于婚姻配偶。死亡一方有近親屬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生存一方有權繼承全部財產的四分之一。死亡一方只有祖父母、堂兄弟姐妹的，生存一方有權繼承全部財產的二分之一。死亡一方無第一、第二順序繼承人的，生存一方繼承其全部財產。
（三）漸進式保障同性結合身份權
不沖擊傳統婚姻制度，根據經濟社會和法治發展狀況以漸進的方式逐步實現對同性結合者的身份認同，符合我國的文化傳承和立法的文化適應性原則，有利于推進同性結合民法規范的進程，提升相關立法的調整效果。由于當下我國同性結合的身份認同仍難以逾越公眾對男女兩性的生理差別、人類固有的性本能和種族繁衍等婚姻自然屬性的認知障礙，B42無論是以伴侶模式還是以婚姻模式法律認可同性結合的身份均缺乏社會集體意識基礎，難以達成立法目的，甚至可能延緩同性戀權益保障的進程。正視現實、先易后難、、循序漸進，在擱置身份的前提下實質性保障同性結合的身份權是當下我國理性和可行的選擇。如承認同性結合者基于其長期、穩定和富有承諾的共同生活關系而享有同居請求權、忠實請求權、日常家事權及住所商定權等。但考慮到同性結合不能自然孕育子女的特征，相關立法不應規定同性結合者計劃生育的義務。在涉及未成年子女之收養權和監護權方面，由于目前國人對同性戀能否作為合格的父母以及同性結合家庭環境對未成年子女是否產生不利影響仍存疑慮，不宜賦予同性結合者收養權和共同監護權。B43
五、余 論
同性結合在我國是一個充滿爭議的敏感問題，即便是在已經法律認可同性結合的國家或地區，人們對同性結合的態度依然分歧嚴重。美國各州依據不同的憲法解釋方法和違憲審查標準，對同性結合訴訟案件作出了相反的判決，即承認同性結合違憲和否認同性結合違憲，彰顯同一社會內部的不同區域和不同群體對同性結合價值取向和價值判斷的差異。B44在法律認可同性結合的其他國家或地區，同性結合同樣面臨根深蒂固的和強大的傳統婚姻捍衛者的反對。但這些國家或地區基于同性結合社會存在之客觀事實和憲法平等保護原則之法律事實，通過超前立法或司法的創造力，突破立法或司法的道德和社會集體意識基礎，造就了同性結合權益保障的歷史性法律，反向推進了法律與宗教、法律與道德在調整同性結合問題上的分野，引導了公眾對同性結合觀念的變遷，推動社會朝著公正、包容和多元的方向發展，彰顯法律超前性對觀念變遷的影響和司法創造力對推進同性結合民法規范進程的積極作用。對于文化單一、法律道德化和家中心理念依然深厚的我國，同性戀權益保障之進程難以自下而上來實現。借助適度超前立法和司法創造力，通過同性結合之民法規范，深化公眾對同性戀的認知，消除公眾對同性戀的誤解，樹立公眾對同性結合的客觀態度，減少以至消除社會對同性戀及同性結合的不合理對待，是我國同性結合民法規范現實可行的路徑。
On Civil Law Regulations on the Same-Sex Union
XIONG Jin-cai
Abstract:With respect to the same-sex union, the change of regulations by criminal laws to regulations by civil laws has last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evolvement is the product of social change, cultural diversity, values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enrichment about homosexuality, accompanied by decriminal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of the same-sex union. However,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legislative techniques in civil laws, so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o the same-sex union are regulated differently, indicating diversified jurisprudence, values and cultural compatibility. In our country where the culture is conservative and family-centered, and laws involve more moral factors, the social environment for the same-sex union is distinct. Thus the pertinent civil law regulations shall adapt to the legal and cultural path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same-sex; same-sex union; civil law regulations
注：
① 羅馬帝國時期，依基督教教義，同性戀者一律處死；在公元6世紀的威爾士，同性戀要判處3年有期徒刑；公元7世紀的《苦行贖罪手冊》規定，男同性戀者須服10年苦修，女同性戀者須服3年苦修；在8世紀的勃艮第，同性戀者要被判處10年徒刑。參見陳葦：《外國婚姻家庭法比較研究》，群眾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頁。
② 已經法律認可同性結合的國家或地區：丹麥（1989）、挪威(1993)、瑞典（1995）、格陵蘭（1996）、匈牙利(1996)、冰島（1996）、法國（1999）、荷蘭（2001）、德國（2001）、芬蘭（2002）、比利時（2003）、克羅地亞（2003）、盧森堡（2004）、西班牙（2005）、加拿大（2005）、英國（2005）、新西蘭（2005）、安道爾(2005)、斯洛文尼亞（2005）、南非（2006）、葡萄牙（2010）、阿根廷（2010）以及澳大利亞、巴西、墨西哥和美國等國家的部分地區。
③ 1952年克爾曼對單卵雙生子中同性戀發生率的研究；1993年海莫等人對同性戀兄弟在X染色體短臂上一段基因的共有率的發現；1993年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對男同性戀母系遺傳可能性的發現；2008年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的研究人員對男同性戀者和女異性戀者以及女同性戀者和男異性戀者大腦杏仁核結構相似性的發現等。參見洪安：《同性戀生理探因綜述》，載, 訪問時間：2010年8月11日。
④ 同性戀成因的三大理論是：生物學的本質論，即同性戀由遺傳基因導致；社會學的構建論，即同性戀是由環境原因造成的；交互式理論，即性取向是先天遺傳和后天習得共同造成的。
⑤ ［美］羅伯特·克魯克斯、卡拉·鮑爾：《我們的性》，張拓紅譯, 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頁。
⑥ 參見李銀河：《李銀河自選集——性、愛情、婚姻及其他》，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頁。
⑦ 參見蔣月：《婚姻家庭法前沿導論》，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頁。
⑧ 埃米爾·迪爾凱姆（Emile Durkheim, 1858年—1917年）根據社會結構的特點將人類社會分為機械團結型社會和分工協作型社會。前者是以集體意識和壓制型法律維持的社會團結，后者是以社會分工和恢復型法律維系的有機協作型社會。參見［法］埃米爾·迪爾凱姆：《社會分工論》，渠東譯，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頁。
⑨ 社會控制，是指社會生活的規范方面。法本身是一種社會控制，但“禮儀、習慣、倫理、官僚制和對精神病的治療也是社會控制”。“法律的變化與其他社會控制成反比”，即當其他社會控制較少時，法就越多；當其他社會控制較多時，法就越少。［美］唐納德· J. 布萊克：《法律的運作行為》，唐越、蘇力譯,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頁。
⑩ 參見［美］阿爾溫·托夫勒：《第三次浪潮》， 朱志焱等譯，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291頁。
B11 ［德］夏埃爾·克斯特爾：《歐洲同性戀立法動態的比較考察》， 鄧建忠譯，載《比較法研究》2004年第2期。
B12 在對同性婚姻予以禁止或施加限制是否違背憲法平等保護原則問題上，美國司法判例適用了三種不同的審查標準，即嚴格審查標準（Intermediate strict scrutiny standard）、中度嚴格審查標準（strict scrutiny standard）和合理基礎審查標準（Rational-basis test）。嚴格審查標準將基于性別的婚姻歧視歸入“可疑分類”，進行最實質利益關聯審查，往往獲得對同性戀有益之結果；中度嚴格審查標準考察禁止或區別對待同性婚姻之目的與手段間的關聯及其是否具有重要利益支撐，其結果具有不確定性；合理基礎審查標準依據婚姻傳承、世俗觀點及等尋求區別對待之情理，往往得出對同性戀不利的結果。
B13 Varnum v. Brien, supra, 763 N.W.2d 862(2009).
B14 王茜：《我國男性同性戀基數龐大》，載新浪財經：, 訪問時間：2010年11月21日。
B18 39健康網調查顯示：對表明自己的同性戀身份，50.2%的人不會對任何人說；8.5%的人表示不介意對所有人都說；29%的人只會對要好的朋友說；只有 1.3%的人會對家長說。《2009年中國同性戀生存狀況調查報告》，載39健康網：, 訪問時間： 2010年9月19日。
B19 該調查在9大城市進行，總計有2000多位同性戀者參與。他們的平均年齡為29歲，約95%是漢族。參見張北川：《關于性取向與公共政策關系的調查數據講述了什么》，載《朋友通信》2008年版，第58頁。
B20 劉達臨：《中國當代性文化》，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175—176頁。
B21 參見李銀河：《同性戀亞文化》，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240頁。
B22 See Paul Cameron, Kirk Cameron, Eastern Psychological Assn Convention, Philadelphia, March 23, 2007.
B23 該法共8編，22章，合計264條。第1編界定同關系；第2至第5編分別為英格蘭及威爾士、蘇格蘭、北愛爾蘭同關系及涉外同關系；第6至第8編分別為同性結合衍生的關系、其他規定及補充規定。See Civil Partnership Act, C33 (England, 2004).
B24 Life Partnership Act, BGBl I S. 266 (Germany, 2001).
B25 See The Danish Registered Partnership Act, No. 372(1989); The Sweden Registered Partnership Act, Sweden Ministry of Justice(1994);The Norwegian Act on Registered Partnerships for Homosexual Couples, The Ministry of Children and Family Affairs(1993); 564th Bill on the Iceland Recognized Partnership (1996).
B26 See Domestic Partnership Act, SB 75(CA, 1999); Lewis v. Harris, 188 N.J. 415; 908 A.2d 196 (N.J. 2006); House Bill 2839(OR, 2009); SSB 5336.PL (WA, 2007); Me. Rev. Stat. Ann. tit. 22, sec. 2710 (ME, 2007).
B27 南非《民事結合法》雖未采用婚姻表述，但規定任何法律有關異性婚姻之規定均適用于同性結合，是事實上的“婚姻”立法模式。
B28 挪威于1993年4月通過《注冊伴侶關系法》，以伴侶模式認可同性結合。2008年6月，挪威國會通過婚姻法修正案，將婚姻關系定義為不分性別的兩個人之結合，成為第6個實現同性結合婚姻化的國家；瑞典于1994年6月通過《注冊伴侶關系法》，2009年4月，瑞典國會通過了《同性婚姻法案》，將同關系提升為婚姻關系，成為第7個同性結合婚姻化的國家；此外，葡萄牙于2010年5月，阿根廷于2010年7月相繼通過了同性婚姻合法化法案，使同性結合婚姻化的國家增加到9個。
B29 See Civil Marriage Act, C38 (Canada, 2005).
B30 See Solidarity Pact, No.372 (France, 1999).
B31 Reciprocal Beneficiaries, Chapter 572C (Hawaii, 1997).
B32 See Vermont Civil Union Act, No. 91, H.847 (Vermont, 2000); See Goodridge v.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440 Mass. 309; 798 N.E.2d 941(2003); See David A. Fahrenthold, Connecticut’s First Same-Sex Unions Proceed Civilly, Washington Post, 2005年10月2日。
B33 See Article Seventy Five to Seventy Nine, Civil Partnership Act, C33 (England, 2004).
B34 See Section Four of the Danish Registered Partnership Act, No. 372(1989); See Section Two, Chapter Three of the Sweden Registered Partnership Act, Sweden Ministry of Justice (1994); See Section Four of the Norwegian Act on Registered Partnerships for Homosexual Couples, The Ministry of Children and Family Affairs (1993); See Section Five and Six of 564th Bill on the Iceland Recognized Partnership (1996).
B35 See B.A. Robinson, Religious Tolerance, Ontario Consultants on Religious Tolerance,
/hom_marr.htm-43k-Cached-Similar pages, 訪問時間：2010年2月22日。
B36 See Francisco Cabrillo,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Same-sex Marriage, Erasmus Program in Law and Economics, Academic Year 2000/2001.
B37 See Hawaii Court Findings, Baehr v. Anderson (was Baehr v. Lewin, then Baehr v. Miike). Judge Kevin S.C. Chang，Filed in the First Circuit Court, State of Hawaii. Dec. 3, 1996.
B38 See Chambers, D.,What if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Marriage and the Legal Needs of Lesbian and Gay Male Couples, Michigan Law Review, 1996 (95), p.447.
B39 See Vt.Legalizes Same-sex Marriage, The Burlington Free Press, 2009年4月7日; Rober D. Mcfadden,Gay Marriage Is Ruled Legal in Connecticut,The New York Times, 2008年10月10日; Michael McCord,Amendment Bid Aims to Stop Gay Marriage in N.H,, 2010年1月9日。
B40 Human Rights Act, Chapter 42(England, 1998).
B41 The Equality Act (Sexual Orientation) Regulations, No. 1263(England, 2007).
B42 參見王歌雅：《論同性戀者婚姻權的法律規制》，載《甘肅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
篇4
――舒心
國人婚姻滿意度：與收入成正比
來自《經濟參考》報的消息說，在“七夕?東方情感文化國際論壇”上，一份《2006中國人婚姻情感狀況調查報告》顯示了一些令人意外的調查結果，66.57%的被訪者認為，擇偶條件中最為重要的是“感覺”。
這份報告以北京、上海、南京、武漢、哈爾濱、杭州、廣州、蘭州、昆明、西安十大城市的城鄉居民為調查對象，問題涉及婚姻、感情、未婚同居、婚外戀、、同性戀等。
調查顯示，容貌、身高、學歷被認為是擇偶條件中最不重要的三項，有66.32%的被訪者看重承擔家庭義務和安排家庭生活的“生活能力”， 36.43%的被訪者看重經濟能力或收入，而各方面綜合因素形成的主觀感覺成為大多數人擇偶條件的第一要素。這顯示了在新時期新觀念的沖擊下，人們對于婚姻和愛情的認識態度已經發生了改變。
此外，擇偶標準調查還顯示了相當大的兩性差異，相對而言，女性更看重男性的經濟與社會地位，而男性則更看重女性的外表。
調查中還發現，越是學歷高、收入高、社會地位高的“三高人群”，對早戀、婚外戀、、同性戀的包容程度越高。另外，人們對婚姻、的滿意程度和他們的收入水平成正比，500元以下收入者對感情及的滿意比例都是最低的，這說明民間的一句老話“貧賤夫妻百事哀”仍然有一定的道理。
中心詞圈點：感覺
點評：感覺是最簡單的心理過程，是形成各種復雜心理過程的基礎。誰都知道，對婚姻滿意不滿意是沒有統一標準的，關鍵還是自己的感覺。可是你產生的感覺是否符合客觀實際，是否能讓自己在婚姻中滿意、幸福呢？首先，“感覺”產生的基礎應該是對方的各方面綜合因素，而不僅僅是某方面的良好印象；其次，自己要有較從容的心態，有能力認識事物的本質和發展的規律，并能隨之調整自己的觀念和行為，這可算是婚戀中的“與時俱進”吧！所以，自身綜合素質高，才有可能提高婚姻滿意度。
離婚當事人，及時分離戶籍
《中國婦女報》報道，夫妻離婚后，一方的戶籍常常不能及時遷出，這種離婚不離戶的現象給許多離婚者帶來了煩惱。
南京市建鄴區的張先生和李女士離婚后，張先生始終不愿遷出戶口。張先生沒有工作，在社會上游手好閑，犯了好幾次事，派出所循著戶口多次找李女士調查情況，讓李女士不勝其煩。2002年，兩人居住的房屋（離婚時已判給了李女士）拆遷，張先生借此向李女士要錢，雙方常常發生爭執。李女士最終訴至法院要求前夫遷出戶口，法院最后判決張先生限期遷出戶口。
這樣的案例在南京已出現了多起，眾多離婚當事人往往只關心婚姻關系的解除，而忽略了戶籍的分離，離婚案件的判決書或調解書對戶籍問題只字不提。殊不知，這個戶籍問題后患無窮。
有些離婚者對前配偶懷恨在心，離婚后牢牢拽住戶口本，千方百計阻撓對方重組家庭、遷徙等。也有從農村嫁到城里的女子，離異后為了保留城區戶口而死活不肯遷走。更有離婚后一方的戶籍所在地納入城市拆遷，拆遷安置分得的利益，就往往讓雙方爭得你死我活。
所以，法院提醒想要離婚的當事人，在離婚時，千萬別忘了把戶籍問題一并擺到公堂上解決，以免離婚后惹上不必要的麻煩。
中心詞圈點：戶口
點評：在現今的社會生活中，戶口仍然是一個很重要的生存要素，所以以上案例凸顯的問題很值得重視。中國傳統文化是重義而輕利的，這在婚姻家庭中表現為：家庭成員大多缺乏依法處分物質權利的概念。感情深的時候不分你我，什么都好說，情斷義絕時，那些原先含含糊糊的事情就很棘手了。法院的提醒很及時，在離婚時，即使是友好平靜地分手，也別忘了把房子、戶籍問題解決干凈。
偷食禁果，少女亟需援助
今年“世界人口日”的一項調查發現，近幾年來各地墮胎少女人數的增長速度令人吃驚，重慶、陜西、呼和浩特等地都成立了專門的青少年意外懷孕援助中心來幫助她們。
上海首條“少女意外懷孕求助熱線”于去年7月在上海411醫院設立以來，接受了約1.1萬個電話咨詢。
北京市婦聯一份調查顯示，接受調查的13歲至19歲少女中，8％有過性經歷，3％有過懷孕經歷。
在北京市婦產醫院，因意外懷孕而接受人工流產、中期引產、宮外孕手術的未婚少女，年齡最小的僅13歲，少女患宮外孕的平均每月一例。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孫云曉曾經與有過性經歷的北京市13名男女中學生進行深度訪談，發現幾個現象：在發生性關系的中學生中，半數以上是師生公認的好學生；1／3來自重點中學甚至是聲名顯赫的學校；初次發生時100％不用安全套；父母與教師100％不知道其有過的事實；他們對學校與家庭的性教育100％不滿意。
中心詞圈點：少女墮胎
點評：眾所周知，少女墮胎對女孩的身心摧殘極大。因為懵懂，她們付出了代價，這代價也許她們現在還不能看得很清楚，它可能是人生每個驛站的錯位，該到的沒到，不該到的先到了，錯誤的路徑導致人生目標的偏離；更可能是失去健康正常的女性生活，墮胎帶來的身體和心靈的嚴重傷害，不但影響她們的人生態度，還影響她們順利做母親。多讓人心痛，這些花季少女是未來的母親，也是祖國的未來啊！讓我們更多地關心她們吧！
“約會暴力” 敲響警鐘
21歲的靜靜今年3月大學畢業后進入陜西省安康市某公司工作，不久與同時進公司的25歲男青年蔡超交往。脾氣暴躁的蔡超動不動就發火，靜靜提出分手，蔡超于5月14日晚11點到靜靜家鬧事，揚言要殺掉靜靜一家。
5月15日上午10時許，蔡超拽著靜靜來到自己家。他將窗簾拉上，用繩子捆綁靜靜，封住她的嘴，舉刀戳刺，致使她的心包、脾、肝、胃被刺破，左腳趾被砍折，身上多處受傷，胸腔嚴重感染，生命垂危。靜靜住進西安市唐都醫院后只能靠輸液維持生命，被挑斷的胰腺管需要半年后才能進行手術。蔡超犯罪后企圖畏罪自殺，未遂后被公安機關抓捕歸案。
這起“約會暴力”事件震驚當地，引起人們的強烈關注。省婦聯表示，這一起嚴重殘害婦女的事件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啟示我們要加大對婦女維權工作的力度，正視和關注約會中的性暴力對女性的傷害。
篇5
筆者比較了很多政府統計數據、學術研究、媒體調查和民意調查報告,發現了英國普通男女的很多有趣事實。
普通英國先生
他39歲,每周賺512英鎊,如果他被雇用的話,每周工作38.9小時,63歲退休。
他身高5英尺9英寸,體重173英磅,體質指數為26.9,有點超重。因此,他得買褲腰為37英寸的褲子。
每年他要花幾乎2天時間打電話,用手機聯系超過80人。在這80人當中,他把11人當成親密朋友。
他至少擁有3臺電視,每周至少花26小時12分鐘,或以他空閑時間的49%來看電視。
他至少知道4種菜的做法,其中有一種是他最拿手的。
他會一直繞著某個圈子開車20分種才向別人問路。
他一生用3000小時來刮胡須。
普通英國女士
她41歲,每星期賺412英鎊,但是因為她更喜歡做兼職,所以她每星期只上班26.2小時,準備61歲時退休。
她身高5英尺4英寸,體重156磅,體質指數為26.8,這意味著她幾乎是水桶狀了。
她穿16碼的鞋,戴36D的胸罩,腰圍34英寸,臀圍41英寸。她的腰圍比她媽媽、她奶奶的腰圍長7寸。
41歲的她每天消耗70大卡,大約相當于2杯熱牛奶、2片蛋糕、一袋薯條和一個披薩餅。
到52歲的時候,她的脂肪年齡將是92歲。
她在27歲時生下第一個孩子,但到28歲才結婚。
普通英國夫婦
他們一生用4年時間打電話。
他們因工作引起的焦慮致使一生有7年時間睡不好覺。
他們一生用6年多時間來看電視。
他們平均負擔非抵押的債務1.0306萬英鎊,也許會在50年后還清,也許會在90天后還清。
他們設法每月存87.85英鎊。
他們每人每星期給孩子8.7英鎊零花錢。
他們成為吸煙者的比例是一比一,將花7426小時(或幾乎一年)的工作時間來吸煙。
普通女士都愛美
普通女士自然想展示自己最美的一面。所以她每年平均買34件衣服(花費3000英鎊)。這些衣服堆在衣櫥里,其中有6件從來沒穿過。
86%的女士至少每個月買一雙鞋。普通女士一生要花2年的稅后收入――3.1萬英鎊去買鞋子、皮帶和其他附屬品。
普通女士花整整2年時間來照鏡子。其中,她會用603天來化妝,用170天來卸妝。幸運的是,女人可以許多任務同時進行,所以在鏡子前的這些時間她們很可能是同時做多種事情的。
她最大的消費是她的頭發,在頭發上,她一輩子要花約3.69萬英鎊。
普通人的家務事
當還是單身時,普通先生每周用7小時整理內務,家里比較整齊。一旦結婚,他就把所有的家務都留給妻子,他躺在屋子一角什么都不干。
普通女人卻相反。當她還單身的時候,每周用10小時的時間來整理家務,結婚或跟男人同居之后這部分時間就增加到15小時。
74%的普通男人會負起打掃房子的責任,95%的女人認為她的男人幫她做家務不夠。
在普通女人生命的過程中,她會推她家的吸塵器走大約7300英里,相當于從倫敦到紐約飛一個來回的距離。與此
同時,普通先生只推動家里的吸塵器走了850英里,只相當于從英國的南端走到北端。
普通先生和普通女士之間
普通先生不可抑制地對女性感興趣,只有3%的男人是同性戀。這一點的證據是:他一生中會用6個月的時間來向女人送秋波,每天把8個女人當作目標,每次注視的時間最長達到8分鐘。
普通先生每年花40英鎊用來買美容品。他在情人節花35英鎊(得到女士作為回報送的值5英鎊的禮物和卡片)。這只是他每月為伴侶花費72英鎊的一部分(普通女士會小氣一點,僅僅為他花費50英鎊)。
普通先生最富有浪漫情調,他會把愛當成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在對37個國家的男人進行調查研究之后,人們發現英國男人是最注重與愛人的關系的。然而,普通女士更容易因為財富和社會地位而放棄真愛。普通女士認為經濟安穩比愛更有利于維系男女雙方的關系。
普通女士和她的身體
篇6
稅收最高國丹麥為何是“幸福考試”的狀元？
2012年4月2日，聯合國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院共同《世界幸福報告》。作為聯合國首次以幸福為主題的世界性排行榜，這份長達170頁的報告以10分為滿分比較了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人民的幸福“成績”，丹麥以接近8分的得分位居榜首。
國力不是最強，國民也不是最富，丹麥何以贏得“幸福考試”的狀元？
此次的幸福大調查顯示：收入水平與幸福指數不存在絕對的正比關系，但是“幸福的國家確實都比較富裕”。丹麥人均GDP為56000美元左右，排行世界前五；平均工資僅次于瑞士。但是工作時間卻是全球最短的國家：根據丹麥《貝林時報》刊登的瑞士銀行調查報告披露的數據，丹麥處在平均工資收入水平的工人，年工作時間為1658小時，比西歐國家少100小時，比東歐國家少167小時。
大街小巷閑庭信步的丹麥人很容易使人認定這是個慢節奏的國家，其實不然。無論社會生活還是商業領域，丹麥都是個高速高效運轉的機體。而信任感在這種運轉中起到加速器的作用。比如：哥本哈根地鐵基本不設檢票口，更甚少遇到檢票員。不要覺得公共交通免費也是丹麥高福利的一項，價格最低也要三歐元的地鐵票，購買全憑自覺，但事實上幾乎沒有丹麥人會逃票。超市里自助結賬臺比人工結賬臺多，顧客選好東西后自行掃條碼并刷卡付賬，而大多數中小型超市大門口連防盜器都沒有。
丹麥社會在這種人與人之間高度信任的環境下，節約了設備和人力成本，也使生活更加便捷。
丹麥無疑是世界上收稅最高的國家之一。占據國家稅收一半的個人收入稅（所得稅）最高稅率達到68%，商品的消費稅為25%。稅收雖然高得驚人，但豐厚的稅收被政府用來維持豐厚的福利體系，也讓丹麥人交得相對心甘情愿：丹麥人享受終身醫療和免費九年義務教育，大學生可以領到政府的補助；如果失業（三年內工作總時間不到52周）則可按照前三年平均收入的90%領取失業保險，并可參加政府開辦的多種“下崗再就業”培訓。即使在2009年歐洲金融危機后，丹麥也一直保持很低的失業率。
丹麥以“殺富濟貧”的方式，解決貧富懸殊，也降低了可能引發的社會不安定。
哥本哈根大學社會學家彼得·古內拉克曾做過一項調查，結果表明幸福感高的丹麥人的共同感受是：身處環境中接觸到的人社會地位、價值觀和財富與自己類似，同時在生活中感受到“安全”。
美國《國家地理》雜志特派記者丹·比特納在他的新書《去最幸福的四國找幸福》中展示了一位叫簡的42歲丹麥垃圾清運工的生活狀態：每周工作21小時，年薪8萬美元，業余時間健身、訪友、輔導孩子功課，開著奔馳，偶爾干點副業，每年帶家人去希臘度假……這就是簡口中“雞蛋黃般幸福”的生活，也是最普通丹麥人的寫照：富足、安逸。
丹麥還是世界上第一個給予婦女投票權的國家，也率先允許同性戀結婚。
美國：有信仰、工作著的人幸福感最強
大多數人在對美國人真實生活狀態和價值觀缺乏了解的情況下，容易下“美國人=無拘無束+成功富有”的定義。但著名經濟學家、美國企業研究所主席阿瑟·C·布魯克斯總結說：信仰、工作、婚姻、慈善、自由才是組成美國人幸福生活的要素。
在美國社會生活和價值觀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國社會調查顯示：有者中43%認為自己是幸福的，而無者中只有23%。美國是個多宗教國家，80%以上國民信奉基督教，另有天主教、猶太教、佛教和摩門教等。教會除了供信徒們學習教義、參加儀式外，觸角延伸至國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基督教青年會YMCA幾乎在每個城市設有其管理的健身房，為國民提供覆蓋最廣、設備齊全、價格低廉的運動場所。
與此同時，宗教為美國人提供了更多、更方便的接觸慈善、做善事的機會和方式。美國長期規律性做義工的人更是超過50%。美國人從“給予”的行為中獲得極大滿足。數據顯示，“感覺幸福的美國人”中，捐贈者比不捐贈者多43%，志愿者比非志愿者多42%。
大多數美國人重視家庭和婚姻，諸多美劇中塑造的“今天A明天B”的自由輕率的愛情觀與真實生活其實差距頗大。子女是否健康成長也是美國父母們幸福感高低的重要因素，這點與中國是極為相近的。美國的父母們會為了確保子女的身體健康購買昂貴的有機食品而自己只吃普通的；也會為了孩子能上個好一些的學校不惜傾囊而出爭搶好學區的房子。但大多數美國人卻沒把老年幸福寄托在子女身上，他們只是指望子女能夠自食其力，別在成年后還回來伸手找他們要錢。
篇7
關鍵詞 幸福感 顯性因子 隱性因子 幸福悖論
一、 引言
經濟學在對生產、消費等實體經濟的研究中產生了對效用滿足等主觀感受的分析,效用理論的出現是經濟理論史上的一個重大創新,為研究經濟行為對人類福利的影響奠定了基礎。但由于效用理論過于嚴格和理性的假設(如完備性、傳遞性等),使效用概念在分析經濟行為上出現了與人類真實福祉(即幸福)相背離的現象。現代行為經濟學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表明,現實中人類的行為選擇并非都具有一貫的理性,記憶偏差、適應水平、參照點依賴等非理性心理機制的大量存在,極易導致消費者偏好的變化,使人類的行為選擇偏離其根本福祉。這些導致偏好變化的心理機制的現實證據的大量發現,引發了效用理論的幸福意義上的革命。現在,幸福研究已逐漸成為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幸福是比效用更復雜更深層次的人類心理體驗,效用反映的只是人們行為選擇上的顯示性偏好,兩者在研究層次、研究目的上都有很大的差別。現代經濟學把研究重點放在效用上,以效用替代幸福,不僅會造成經濟學研究與人類根本福祉目標的偏離,而且會導致人們對幸福規律的認識偏差。比如,經濟學通常假設效用是隨著消費水平的增加而增加,而消費水平又通常與收入、財富正相關,因此把效用等同于幸福,就會得出財富或收入越多就會越幸福的結論,實現人類幸福的手段就變成經濟增長和收入增加了。這在理論上妨礙了經濟學對幸福問題的深入研究,在實踐中則導致人類對物質財富、感官享受的過度追求。
*謝識予,復旦大學博弈論與數量經濟中心,Email: syxie@fudan.省略,通訊地址:上海市國權路600號,郵政編碼:200433;婁伶俐,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理論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Email: 061015047@fudan.省略;朱弘鑫,復旦大學經濟學院,Email: zhuhongxin@fudan.省略;本文得到上海市重點學科建設項目資助,編號:B101。本文的電話調查得到復旦大學傳媒與輿情調查中心的協助,44位經過培訓的復旦大學學生擔任本調查的電話訪問員,在此表示感謝;感謝匿名審稿人的寶貴修改意見,文責自負。
大量調查顯示,現代社會的人均收入和消費水平比過去有了大幅提高,但人們的幸福感不僅沒有明顯提高,反而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心理問題。這使得經濟學家開始意識到只重視經濟發展并不能帶來幸福感的必然提升。特別是收入和幸福之間并不存在明顯相關性的“收入幸福悖論”(后面簡稱“幸福悖論”)的發現(Easterlin,1974),更激發了經濟學家研究幸福問題的興趣,此后開始了對收入和幸福關系的一系列研究和對幸福悖論的理論解釋。
關于收入和幸福關系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幸福悖論主要是在高收入國家的時間縱向比較研究中明顯存在,在低收入國家中則較少存在,而在國家之間或一國內部的橫向比較研究中則呈現出較為復雜的表現形式。比如,時間縱向比較研究發現,在過去50年中,美國人和日本人的幸福感并沒有隨財富的成倍增長而增長,歐洲自1973年以來,也沒有增加,幸福感狀況表現為一條幾乎沒有變化的水平線(Mayers,1996;Veenhoven,1984;Frey and Stutzer, 2002)。而在人均收入較低的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收入和幸福之間則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Diener and Oishi,2000)。跨國研究發現了1.5萬美元的幸福臨界點,在人均收入低于1.5萬美元的國家組別中,收入對幸福的貢獻較為明顯;在人均收入超過1.5萬美元的國家組別中,收入對幸福的影響較弱(Inglehart and Klingemann,2000; Layard,2005)。對收入與幸福的橫截面數據的進一步研究則發現了收入對幸福的邊際影響呈現遞減的對數曲線規律,即隨著收入的增加,邊際幸福報酬遞減(Diener et al.,1993;Veenhoven,1991)。這些實證研究結果對于更好地認識收入和幸福之間的關系,理解幸福悖論有著重要的意義。對于幸福悖論的成因,伊斯特林自己用經濟學的“相對收入假說”、心理學的“定值理論”或 “享樂適應”理論進行解釋(Easterlin,1974,2001,2002),西拖夫斯基則認為是富裕社會的過度舒適妨礙了人們感受幸福的能力(Scitovsky,1976)。后來學者以心理學的“享樂水車”理論為基礎,劃分出更為細致的水車效應,如“滿意水車”(Kahneman et al.,1999)和“社會水車”(Bruni and Porta,2005)等理論,強調相對消費和地位(positional)競爭等社會性攀比行為在幸福悖論中的作用。
經濟學家對人們在收入、消費、地位等方面的攀比行為已經有過廣泛的研究。比如,凡勃侖(Veblen,1899)發明了“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一詞來描述消費行為的社會性;西拖夫斯基最早研究了消費和地位之間的聯系(Scitovsky,1976);荷詩(Hirsch,1976)創造了“地位性商品”(positional good)的概念以強調相對社會地位的角色。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礎上,弗蘭克(Frank,1985a,1985b,1999)進一步根據受他人行為影響的敏感程度,將人類的消費分為“顯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和“隱性消費”(inconspicuous consumption)兩大類,通過人們在這兩類消費領域的不同行為特征的分析來對幸福悖論進行解釋。這一理論思想對于我們深入理解幸福悖論產生的微觀機理有著重要的啟發。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和人們的生活水平均有了很大的提高,攀比性和炫耀性消費也日益突出。這些社會經濟環境的巨大變化對我國居民的幸福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幸福悖論在我國現階段是否同樣存在?這些問題都非常值得研究。但目前對我國居民幸福感的經濟學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都非常少。理論研究方面,田國強、楊立巖(2006)將心理學和經濟學中的攀比理論和“忽視變量”(omitted variables)理論統一起來,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框架下研究人們的幸福問題,探討了幸福悖論問題。但他們的研究并沒有涉及中國人的幸福狀況。實證研究方面,大部分學者的研究是針對特定人群幸福程度的測量和分析的,包括中國化的幸福量表的心理測量學屬性的檢驗分析(邢占軍,2005),對中國大陸部分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調查(奚愷元,2006;邢占軍等,2008),對大學生的幸福狀況的調查(嚴標賓等,2003),對老年人的幸福感調查(趙立軍和劉旭華,2002)等等,只有少數學者用相對收入、預期(欲望)等比較行為對影響我國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因素(Knight et al.,2007)、城鄉居民幸福感差異的原因(羅楚亮,2006)進行了探討,但國內根據經濟學理論探討收入幸福規律和幸福悖論在我國存在性的研究還是較為少見的。
本文將在以往學者提出的顯性消費和隱性消費、社會攀比等概念和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剖析幸福與效用的區別和聯系,對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和生成機制進行理論分析,并在科學調查的基礎上,對影響我國居民幸福感的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對幸福悖論在我國是否成立等理論命題進行檢驗。這對于把握我國居民幸福感的生成規律,科學評價我國的發展戰略和政策等都有重要意義。
二、 顯性因子和幸福悖論:理論分析
人的幸福感是由外在事物刺激而引起的內在主觀體驗[ZW(]有關幸福的詳細定義參考Veenhoven(1984),pp.2228。。外在刺激既可以包括商品消費、收入增加等可以用貨幣計價衡量的經濟因素,又可以包括親情交流、健康休閑等無法用貨幣計價衡量的非經濟因素。前者容易被人的認知思維所明確感知,后者多為人的情感體驗而難以被人的認知思維所把握。例如,商品消費在帶給人情感享受的同時會摻雜較多的認知評判體驗,而親情交流則可能沒有嚴格的認知比較思維的參與。二者帶給人的幸福體驗截然不同。因此我們根據認知敏感程度的大小,將影響人類幸福的經濟因素稱為顯性因子,非經濟因素稱為隱性因子,同時將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對應的“消費”體驗分別稱為顯性消費和隱性消費。
本文認為,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可以用貨幣計價、衡量,人的認知比較容易產生,人們對其進行消費時會獲得情感享受上的體驗,但這種體驗極大地受到社會標準的導向和影響,在人際之間會產生明顯的炫耀性和攀比,使商品消費帶給人的幸福感由于社會比較的參與而發生變異和扭曲。如一個人實現了對某種商品的擁有,他會把這種實現的結果與自己擁有的、自己最想實現的、別人擁有的進行比較,這種相對地位的高低最終會影響到該人的幸福感大小。
人類認知偏差的普遍存在是現實中幸福與效用發生分離的主要原因之一。認知攀比會使人們在對顯性因子的追求過程中偏離幸福的軌道,得到的只是效用或功用上的滿足,而不是真正的幸福。在顯性經濟領域,外在刺激通過人的神經心理機制所產生的幸福是經過效用中介折射后的幸福。內在的幸福感受帶有明顯的效用或功用的痕跡。比如人們更換更快更奢侈的車子或越來越大的房子追求的是其炫耀性功用,首先產生的是效用上的滿足,而非直接的幸福。所以,在研究幸福時,我們可以把效用作為顯性消費和幸福之間的價值中介,通過幸福和效用的關系,效用和商品數量的關系,來間接把握幸福和商品消費之間的關系。
因為顯性消費的效用中介有邊際報酬遞減的性質,這種性質傳導到幸福的形成過程中就會導致顯性消費的邊際幸福遞減。而且受人的生理閾值的明顯約束,效用并不一定能全部轉化成幸福。許多人在獲得消費效用的同時不僅沒有感受到幸福,而且會感受到痛苦。因此商品消費帶來的幸福感的邊際遞減可能更快。另外,顯性消費所具有的社會攀比效應還會產生資源浪費、惡性競爭等負外部性,造成較大的社會福祉損失(Ng,2003;Frank,1999),因此顯性因子對幸福的邊際貢獻會進一步受到影響,邊際遞減更快。
與顯性消費相反,親情交流、婚姻生活等隱性消費和幸福之間則具有直接的聯系,其消費享受多為純粹的情感體驗,較少摻雜社會比較的因素,無需效用中介的作用,對幸福的生成有更直接顯著的影響,因此不會受到邊際效用遞減性質的影響。此外,隱性消費帶給人的精神享樂的無限性,對社會生活也會產生積極的反饋效應,通常有正的外部性,因此隱性消費往往具有邊際幸福遞增的性質,對幸福的作用遠遠大于顯性因子。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得到的一個理論命題是:
[HTH][STHZ]命題1:[ST]顯性因子具有邊際幸福遞減傾向,隱性因子存在對幸福的邊際遞增作用。隱性因子在幸福生成中的作用遠遠大于顯性因子。
可是,現實中人們往往相對看重顯性消費,特別是地位性商品、奢侈炫耀性商品的消費,而忽視家庭生活和健康鍛煉等隱性消費(Frank,1999,2005)。現在根據命題1中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所具有的不同性質,就可以在理論上解釋現代社會中人們在享受了經濟財富巨大增長的實惠后,幸福水平卻沒有相應增長的“悖論”了。因此證明命題1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對幸福悖論做出理論解釋。
收入,作為“顯性因子”的典型代表,最容易在人際之間產生攀比和競爭的負外部性,相互之間的人際競爭,使絕對收入水平對幸福的影響較小,決定幸福的收入變量主要表現為相對收入水平。相對收入越高的人越幸福,越低的人越不幸福。所以在某一固定時點,收入與幸福之間會呈現一定程度的正相關關系。又由于收入的邊際幸福遞減趨勢不可避免,所以在收入與幸福的橫截面數據的研究中會發現正向遞減的對數曲線規律。而在時間縱向比較研究中,由于社會攀比所造成的個體幸福感在社會比較線上下的提高和降低會一一相抵,這就使時間序列的社會平均幸福感水平呈現總體不變的長期趨勢,出現明顯的幸福悖論。因此,我們可以將收入與幸福的悖論關系進行如下更為具體的命題總結。
[HTH][STHZ]命題2:[ST]在時間縱向比較中幸福未必隨著收入水平的增加而相應增加,在橫截面比較中幸福是收入的增函數,收入與幸福存在對數曲線關系。
由于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對幸福的影響機制存在較大差異,本文在注重顯性因子尤其是收入對幸福的影響之外,也把研究視角拓展到家庭、婚姻等隱性生活領域,以探討幸福形成的一般機制。
由于幸福的產生與一國的體制、文化等因素密切相關,所以在幸福形成的一般機制的探討中不能忽視這些因素的影響。但制度性因素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這里我們可以把它作為既定的環境變量進行處理。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把幸福函數寫為:
其中,E是文化、政體、地域等環境因子,E ―表示其對幸福的“定值”屬性。C是顯性因子,包括收入、物質條件、工作成就、物價、經濟發展等。U(C)是顯性消費的效用函數,表示顯性消費通過效用中介產生幸福的機制。I是隱性因子,包括年齡、性別、個性、婚姻、家庭、健康、生態環境、人際關系等。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對幸福的影響一般具有如下性質:H/C0,以上性質基本上刻畫了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對幸福的兩種不同作用規律。
在我國居民的日常生活中,顯然也存在比較普遍的攀比行為,背后主要是“面子”問題。這會產生很強的顯性消費負外部性,從而導致顯性因子的邊際幸福遞減傾向。但我國傳統上又是重視家庭生活和親情關系的國家,因此隱性因子對幸福的正面作用也比較強。兩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決定了我國居民的幸福感可能有其特殊的規律和特點。我們將在實證部分對這種規律進行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的收入呈現不均衡增長的態勢,收入差距有不斷擴大的趨勢,絕大多數人的絕對收入雖然在不斷增長,但相對收入并沒有提高。因此在認知攀比的作用下,我國居民的幸福感不一定會隨著收入的增長而增長。由于我們的調查只能得到截面數據,實證研究也只能對命題2中橫向比較的結論進行檢驗。
三、 實證檢驗及結果分析
(一) 數據調查[KH*2]
為了實證研究我國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因素,檢驗理論分析結論,我們采用計算機輔助電話調查(CATI)方法,通過問卷調查獲得了上海居民幸福感的相關數據[ZW(]問卷調查對象是居住在上海地區的年滿18歲的中國公民,共調查2381名被試,獲得有效樣本808份。。對一個地區居民的幸福感進行單獨調查,可以排除自然環境和地域文化差異等定值因素E的影響,揭示個體特征、生活狀態、社會經濟因素等對人們幸福感的影響,對深入研究我國居民幸福感的內在規律有重要意義。
該調查包括有關個人特征、生活狀態、社會經濟環境滿意度、物價房價變化的影響和對一些社會經濟問題的看法五方面內容,涉及性別、年齡、職業、收入、經濟發展、股市、房價、物價、利率政策、政治活動、環境治理、醫療社保、人際關系、健康等25個問題。其中股市、房價、物價、家庭月收入等是影響幸福的顯性因子,人際關系、婚姻、健康、環保等是隱性因子。調查方法是李克特式的量表調查方法,如讓居民用0分(表示“一點也不幸福”)到10分(表示“非常幸福”)的11級打分法對自己的幸福程度打分,通過對定性結果的有序賦值得到相關數據。在具體統計中,我們對調查得到的原始數據進行了方便分析的歸并處理,對性別、婚姻、年齡、職業、、子女狀況等定性變量進行了啞變量設置。
調查獲得的808份有效樣本的幸福程度自我打分分布情況如表1。實際打分居民的幸福感中位數是8分,眾數也是8分,平均幸福程度為7.15分,標準差是1.756。其中大多數居民的幸福水平在5分(代表既不幸福也不痛苦的中性狀態)以上,66.5%的居民的幸福感介于6和8之間。這與文獻中國外居民幸福感狀況的調查結論很接近(Argle,1999,2001;Veenhoven,1993;Diener and Diener,1996;Rojas,2005)。
(二) 收入與幸福關系的檢驗
首先用調查獲得的808份有效數據對我國居民收入與幸福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同時對命題2的橫截面結論進行實證檢驗。文獻中收入與幸福關系的研究通常以沒有控制其他人口統計學變量情況下的幸福和收入的兩變量簡單回歸為基礎(Easterlin,2005;Frey and Stutzer,2002;Diener et al.,1993;Veenhoven,1991)。為了使研究結果具有可比性,本部分也將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這里采用的幸福數據是居民對自己幸福感的主觀打分,收入取的是把家庭月收入的區間平均值。采用的回歸模型為:
其中,H是幸福感量值,Y是家庭月均收入,μ是隨機誤差項。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收入與幸福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但對數收入的回歸參數僅為0.38,R2=0.027685,說明收入盡管呈現與幸福感的顯著正相關性,但卻只能解釋幸福感差異的極小部分。表2的回歸結果與橫截面數據研究文獻得到的普遍結論相吻合。根據回歸結果得到的收入幸福曲線如圖1所示。
圖1意味著收入的邊際幸福遞減規律的成立,驗證了命題2的收入幸福對數曲線關系,證明“幸福悖論”在我國是存在的。圖1顯示,大約在家庭月收入5000元人民幣[HJ*4/9]左右存在一個臨界點,在5000元以下收入對幸福的邊際報酬遞減趨勢明顯,在5000元以上邊際報酬逐漸趨近于0,收入增加對幸福的影響越來越微弱。
(三) 影響幸福的因子分析
本部分用808份樣本數據對隱性因子和顯性因子對幸福的影響進行分析,同時對命題1進行檢驗。因為幸福數據是排序等級數據,而且需要考慮的解釋變量較多,因此采用有序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分析。具體采用的計量模型如下:
其中,i是自變量向量的行數或分層組數,j為被解釋變量H的分類,j=1,2,…,10。αj為常數項,Age、Gen、Mar、Rel、Edu、Occ、Chi、Jus、Med分別代表年齡層次、性別、婚姻狀況、、教育層次、職業、子女狀況、公平與效率選擇、媒體選擇等有關被試的個人信息的人口統計學變量。Pri、Ach、Hea、Hom、Com、Mec、Env、Eco、Sal、New、Sto、Hou、Rat和Soc分別代表物價上漲影響、理想實現程度、健康水平、對同性戀的包容度、人際關系、醫療和社會保障狀況、環境治理、經濟發展狀況、家庭月工資、新聞關注范圍,以及股市、房價、利率政策和社會活動的影響程度。這些變量放在u(•)函數中是因為調查得到的是這些變量的主觀感受程度,而非這些變量本身。,β,τ,ρ,ι,θ,[AKw-D],λ,ο,χ,δ,γ,ξ,[XCa19.tif],ω,ζ,ε,,σ,φ,μ,κ,ψ分別為解釋變量對應的系數。
1. 回歸結果
808份調查數據的有序logistic回歸的主要結果如表3所示。表3列出了10個幸福等級所對應的常數項和主要解釋變量的參數估計情況,刪除了“媒體選擇”分類變量的參數估計情況。
注:這里采用的是Logit連接函數,下同。
a這里參數設為0,啞變量設置以該變量為參照,下同。
表4輸出了模型的擬合檢驗結果,模型總體檢驗的似然比統計量(-2 Log Likelihood)的顯著性水平P值為0.0000.05,表明模型擬合數據。比例優勢假定的P值為1.000>0.001,表明采用logit連接函數的模型擬合較為理想。
模型擬合優度評價的另一個指標是偽決定系數(PseudoRSquare),與一般回歸模型的決定系數不同,它們在取值和意義解釋上與真正的決定系數均存在較多差異,只能作為模型擬合優度的參考。表5給出了logistic回歸的三個偽決定系數:Cox and Snell、Nagelkerke和McFadden,其值分別為0.287、0.294和0.091,只能解釋應變量變異的一部分。由于它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決定系數,并不能以此來斷定模型的擬合情況,關鍵還要看模型的經濟學幸福邏輯意義如何。
2. 回歸結果分析
本部分就logistic回歸中發現的相關規律進行解釋。logistic回歸是通過回歸系數來解釋優勢比(Odds Ratio,OR)。回歸系數表示的是對數優勢logit(p ∧)的平均改變量。優勢比是被用來作為自變量對應變量作用效應大小的指標。二者的關系為:OR=exp(bj),其中,bj為回歸系數。
從表3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對幸福負面影響最大的是物價上漲,其回歸系數為-0.376,優勢比為exp(-0.376)=0.69,表明受物價上漲影響程度大的居民的幸福感低于受物價上漲影響程度小的居民,即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受物價上漲程度的影響每增加1單位,幸福感位于有序分類高端的優勢將改變0.69倍,受物價上漲影響程度大的居民的幸福感優勢是影響小者的0.69倍,且該變量通過了Wald統計量的顯著性檢驗(P=0.000
其次對幸福存在負面效應的因素還有對同性戀的認同度(優勢比為0.77)、股市的影響(優勢比為0.94)、利率提高的影響(優勢比為0.98)和政治活動的影響(優勢比為0.95)。除了對同性戀的認同通過顯著性檢驗外,其他3個變量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而且利率提高和政治活動的影響的優勢比幾乎接近1,表明受利率提高和政治活動影響程度大的居民的幸福感優勢與影響程度小的居民的幸福感優勢沒有太大差別。相比于物價因素,這些政治經濟因素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的關聯影響較遠或難以覺察,人們在評價幸福感時常常會忽視這些因素。對這些因素,在進一步的分析中可以考慮刪除。
對幸福正面影響最大的是人際關系滿意度,其回歸系數為0.437,優勢比為1.55, P=0.000,說明對人際關系滿意度高的居民的幸福感顯著高于意度低的居民,人際關系滿意度對幸福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其他對幸福有正向影響的自變量還有理想的實現程度(優勢比為1.18,P=0.020)、健康狀況(優勢比為1.34,P=0.000)、醫療社保(優勢比為1.22,P=0.001)、環境治理(優勢比為1.27,P=0.000)、經濟發展(優勢比為1.17,P=0.088)、家庭月收入(優勢比為1.04,P=0.320)、新聞關注范圍(優勢比為1.04,P=0.020)。其中,理想的實現程度、健康狀況、醫療社保、環境治理和新聞關注范圍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新聞關注范圍(優勢比為1.04)對幸福幾乎沒有影響,說明該變量與幸福關系較弱,在以后的分析中可以不予考慮。而經濟發展、家庭月收入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且對幸福的影響均較弱,尤其家庭月收入優勢比僅為1.04,說明家庭月收入高者的幸福感優勢僅是低者的1.04倍,驗證了收入與幸福之間不存在顯著正相關的悖論現象。
在無序分類自變量中,男性比女性的幸福感明顯低(回歸系數=-0.426),其優勢比為0.65,且通過顯著性檢驗(P=0.003),說明性別在幸福決定中存在不容忽視的影響。上海男性幸福感優勢只為女性的0.65倍,這與文獻中大部分學者的研究結果相吻合(Brody and Hall,1993;Cheung and leung,2004)。這可能與性別的社會角色認同的差異有關,相比男性,女性的社會責任感較少,生活壓力較少,對生活更容易滿足。
相對于學生,農民(優勢比0.35,P=0.043)和企業主(優勢比0.44,P=0.043)的幸福感顯著較低。在所有職業分類中,農民是最不幸福的人,其次是企業主、單位員工,而學生的幸福感是最高的,這說明中國社會在高速發展過程中對底層農民和創業企業主的生存壓力的關注是不夠的。
在婚姻狀況中,未婚者、離異者均比已婚者的幸福感低。未婚者的幸福感優勢是已婚者的0.51倍(優勢比為0.51,P=0.064)。離異者的幸福感優勢顯著低于已婚者(P=0.000),其優勢比為0.06,即離異或其他婚姻變故者的幸福感優勢只有已婚者的0.06倍,而已婚者的幸福感優勢是離異者的16.67倍(1/0.06),二者的差距非常明顯。這一發現也與文獻中的研究相吻合(Inglehart,1990;Russell et al.,1994),表明婚姻生活能夠提供親情網絡的情感支持,提高個體的積極情感水平,對人的幸福感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是幸福感中最強的預測指標之一。此外,子女狀況、受教育程度、年齡、對幸福均沒有顯著影響,可以在進一步的分析中予以刪除。
綜合以上分析,物價、理想實現程度、健康、對同性戀的認同度、人際關系、醫療社保、環境治理、新聞關注范圍、婚姻、性別10個變量不僅與幸福優勢的相關程度較大,而且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P
(四) 顯性因子與隱性因子的特性檢驗
進一步地,以優勢比作為衡量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對幸福的邊際貢獻大小的近似指標,以優勢比是否大于1作為邊際貢獻遞增或遞減的分界線,對命題1的隱性因子的邊際幸福貢獻遞增的性質和顯性因子的邊際幸福貢獻遞減的性質進行驗證。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物價(優勢比為0.69
在隱性因子中,理想的實現程度(優勢比為1.18>1)、健康狀況(優勢比為1.34>1)、人際關系(優勢比為1.55>1)、醫療社保(優勢比為1.22>1)、環境治理(優勢比為1.27>1)等隱性因子的邊際幸福報酬均存在明顯的遞增趨勢,其中健康狀況和人際關系的邊際遞增趨勢明顯。以健康狀況為例,健康狀況的滿意程度每提高1個等級,幸福優勢將改變1.34倍,幸福感出現明顯遞增。而且,以上對幸福的邊際增進作用明顯的隱性因子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對命題1提供了有力支持。唯一一個出現邊際幸福遞減傾向的隱性因子是政治活動的影響(優勢比為0.95
這些實證檢驗結果表明,隱性因子對人們的幸福感的作用遠遠大于顯性因子,幸福不是來源于人們投入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的收入變量,而是來源于需要經營的人際關系、婚姻、健康等隱性因子。這是一個與人們直覺反差很大的“悖論”結論。現實生活中人們對顯性因子過度追求的做法帶來的只是炫耀性效用的滿足,而不是幸福感的提升。所以在提高人們的幸福感上,如果在經濟因素上做文章的話,不是直接提高人們的收入水平,而是抑制通貨膨脹和改善就業。這對目前普遍存在的盲目收入攀比敲響了警鐘,因為這不僅無益于提高人們的幸福感(回歸結果中家庭月收入的優勢比僅為1.04,幾乎對幸福感沒有影響),而且由于收入攀比能夠擠壓人們用于隱性消費的時間,反而起到了消減幸福感的反作用。實證驗證結果對命題1和命題2均給予了極大的支持,也對本文的理論結論進行了充分驗證。
根據表3的參數估計值,參照計量方程(3)可以寫出累加概率有序logit模型:
其中,Pri代表物價上漲的影響,Ach代表理想的實現程度,Hea代表健康水平,Hom代表對同性戀的包容度,Com代表人際關系,Mec代表醫療和社會保障狀況,Env代表環境治理,Gen代表性別, Occ代表不同職業,Jus代表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選擇,Mar代表婚姻狀況。
可見,從方程(4)到方程(6)各累加概率logit模型除了常數項呈逐漸增加的趨勢外,各自變量對應的回歸參數都是相同的,表明各幸福等級的影響因素的內在作用規律是一致的,隨著幸福等級的提高累加概率是不斷增加的。
四、 結論與政策啟示
通過以上2個命題的實證檢驗,本文理論部分的主要結論均獲得了較好的驗證。隨著收入水平的增加,中國(上海)居民的幸福感并沒有同幅度的增長,家庭月收入對幸福的影響存在邊際遞減的雙曲線規律,而在控制其他變量之后,收入對幸福幾乎沒有影響。“幸福悖論”現象在中國明顯存在。在幸福影響因子的檢驗分析中,人際關系、婚姻、性別、健康、醫保、環境等隱性因子對上海居民幸福感的貢獻要遠遠大于物價、股市、利率、收入、經濟發展等顯性因子。隱性因子存在較為普遍的邊際幸福報酬遞增規律,而顯性因子則存在較為普遍的邊際幸福報酬遞減的規律。
上述研究表明,影響居民幸福的主要因素不是顯性經濟因素而是隱性非經濟因素。經濟的高速發展并不是增進人民幸福的有效手段。如何更好地協調發展經濟社會各項事業,有效提高人們的幸福感,本文的實證研究結論可以為此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啟示。
第一,普遍提高收入水平不是提高居民幸福感的正確途徑。
中國居民收入對幸福的邊際遞減規律的發現,意味著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在增加幸福感上,比提高同等幅度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要顯著地多,這表明經濟發展中過度重視人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對提高人們的幸福感有一定的偏差。國家在收入分配政策上,需要防止一刀切,要把收入提高的重點放在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上,這對于提高整個國民的幸福水平和改善幸福分布狀況均有顯著的效果。
第二,提高國人幸福感需要在隱性因子上做文章。
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收入、物價、房價、股價等顯性因素并不是增進居民幸福的主要因子。相反,一些隱性因子,如婚姻、性別、職業、醫保、人際關系等卻是影響人們幸福的主要因素,政府應該在減少離婚率,提高男性幸福感,減少農民、企業主的生存壓力,改善醫療和環境質量、和諧人際關系等方面多做文章,這才是提高全民幸福水平的有效途徑。
第三,經濟發展應堅持有利于福祉的正確方向。
幸福研究表明,經濟發展不應以越來越高的收入或越來越奢侈的消費為目的,發展成果不應浪費在社會攀比性強的炫耀性效用的滿足上,而應該重視醫療健康、環境保護等隱性保障或隱的加強,切實落實到提高居民幸福感上,這才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
目前我國的醫療衛生、環境保護等公共物品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偏低,在國際上處于中等偏下水平,與印尼、菲律賓等落后國家持平,在提高國民福祉、建設福利經濟社會上尚存在較大的操作空間。在全球經濟處于不景氣的“谷底”階段,我國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剛好比在全國上下都忙著賺錢的“峰頂”時期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發展和加強影響幸福的隱性因素上,搞好醫療、教育、交通、環境,讓人們能夠有更多的機會去關注自己的健康,去享受親情,去更好地休閑和享受生活,讓人們從賺錢的繁忙之中走出來,真正地體會幸福生活,這樣可以在金融危機期間,有效地提高人們的幸福水平,營建一個國民幸福指數最大化的和諧社會。
總之,經濟發展應該是一條“幸福最大”的“中庸之道”,而不是螺旋上升的“GDP增長”之路。在這條“中庸之道”中,一邊是不與金錢掛鉤的工作制度,一邊是要與親情掛鉤的休閑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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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只要有房子，甘當小三……”一部電視劇《蝸居》引起了眾多關于女性價值觀的探討。“做得好，不如嫁得好”“傍大款是靠本身賺錢”“寧嫁黃世仁，不嫁80后”……這些在過去都會被人不恥甚至唾罵的觀點正悄然在女大學生中興起。日前，《廣州女大學生價值觀調查紅皮書》(以下簡稱《紅皮書》)在首屆廣州地區女大學生論壇上。
據了解，《紅皮書》是以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華南師范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等10所高校大一到大四年級女大學生為調查對象，通過問卷形式進行調查，歷時3個月完成。問卷主要調查廣州地區女大學生群體在學習與就業、交往與情感、婚姻與人生、消費等四大方面的價值觀。實際發放問卷1100份，有效回收992份。
婚姻觀：過半愿嫁富二代，四成有意嫁“鐵飯碗”
在婚姻與人生的價值觀調查中，結果顯示，有三成女大學生認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僅有3.3%的女大學生表示將來不結婚。有超過半數女大學生坦承愿意嫁給富二代。對于富二代，59.2%的女大學生愿意嫁，理由是可少奮斗很多年，40.2%的女生表示不愿意嫁。
近半女大學生有意嫁“鐵飯碗”。38.4%的女大學生認同嫁“鐵飯碗”并有興趣嘗試；55.1%表示理解，但不會去嘗試，僅有6%表示難以接受。半數女大學生愿意選擇“潛力股”為結婚對象。對結婚對象的選擇，57.6%的女大學生不在乎現在有沒有錢，在乎是否對自己好、人聰明有發展潛力，18.3%在乎雙方在一起的感覺、其余無所謂。僅僅是對自己好、卻沒錢沒相貌或有錢長相好卻花心，選擇這兩種類型男人的比例分別為4.2%和3.6%。
一成女大學生表示一生只愛一人
在對于“伴侶不忠”的看法的調查上，僅一成女大學生表示一生只愛一個人，兩成可以容忍對方偶爾的不忠行為。對伴侶不忠的理解，75.7%表示愛一個人時不要三心二意就是忠貞，13.4%表示可以同時愛幾個人，但對每一個人都是認真的，10.8%表示一生只愛一個人。77.7%認為這是原則問題、絕對不能容忍，19%可以容忍對方偶爾的不忠，3.1%選擇以牙還牙。約三成女大學生能接受“女強男弱”的婚姻組合。
其他聲音：
男大學生最討厭要嫁“富二代”的女生
專家認為，近六成受調查女大學生有嫁“富二代”的想法，是受到很現實的社會風氣影響，是一種寫照。但不能光看這一數據，其實女大學生愿意嫁“富二代”，并不是盲目的、完全不講愛情找有錢人，她們的理想是找能心心相印、志同道合的“富二代”，這總比找一個窮光蛋好，這是很實際的想法。
“但男大學生則最討厭要嫁‘富二代’的女生，68%的男生表示不認同。”專家說，在對男生的調查中發現，絕大多數男生的愛情理想是很純真的，希望能和另一半一起去打拼，創造生活，所以現在大學中最失落的群體是男生，他們面臨比女生更多的壓力和挑戰，經濟的壓力尤其大。
專家表示，現代女大學生的特點是群體分化很大，價值取向多元化，內心矛盾沖突明顯，群體變化速度快，大學一年級與四年級女生的想法和價值觀是完全不同的。這是由社會、生活與人際等復雜因素造成的，關鍵是女大學生自身的素養和能力還不能去正確地判斷社會多變的事件。
男人沒錢＝女人不漂亮？
男人沒錢到底重不重要，人們是如何看待男人沒錢的，讓我們來看看男人和女人們是怎么說的……
男人說
1.兩個“合法化” 石鋒，27歲，公司職員
人是兩腳，錢是四輪，能追上的一定是用錢滾錢，能滾起來的一定是熟于資本游戲的少數派。像我這樣的工薪階層，去人家小區看看二手房也只能“幻想”一下，偏偏有些享樂派女孩還放出“汽車洋房，父母雙亡”的口號，難怪有的小伙子也干脆發狠建議：“一是讓同性戀合法化，二是讓包二奶合法化”，曠夫怨女各有所歸――看讓錢鬧的！
2.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周帥，26歲，平面設計師
人從窮困到溫飽到富裕，這種追求是本能。
過去崔健在歌里唱“愛情就是自由加上你的人格”，現在女人就信仰“女白領金老公”，這也是時世使然，沒什么可抱怨的。要不怎么說“普天下有錢人終成眷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呢？
3.不如雇個長工 陳牧遠，29歲，保險推銷員
男人要有基本的經濟實力，這我不反對，可是在擇偶問題上，看你要過什么樣的生活。張朝陽李彥宏有錢，你找去啊！真要老老實實過日子，就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小兩口的雙薪家庭制，才能勉強維持個小康局面。如果把什么都寄托在“他”身上，只能讓男人最后落得上半身理虧、下半身腎虧，那還不如雇個長工。
4.男人真的命苦 侯毅昌，25歲，網頁設計師
要說現在的媒體也真是沒天良，所有的女性雜志，總是給女人打一針“幸福”“快樂”“浪漫”的愛情嗎啡，讓女人生活在金色泡沫的集體無意識里，完全不顧現實中的柴米油鹽。難怪陳小春同學說了，男人真的命苦，苦得沒人可以投訴。“要有錢，要有閑，要細心外加浪漫燭光。”做男人咋就那么難呢？
5.沒錢的男人更純粹 張耿，28歲，中學教師
我不富有，工資卡早在三年前就上交太太，卡的密碼也忘了，單位發多少錢也不清楚。若太太外出數日，我領了獎金或稿費，會把零頭存進銀行。我真正體味到了男人沒錢的好處。活得很純粹，只管上班、下班、寫稿子，偶爾出去走走，生活圈子不會超過五十公里。柴米油鹽、人情往來一概不管，全由太太代勞。這樣平淡的幸福，真的挺好。
女人說
1.跟著好男人，有肉吃 趙京津，26歲，秘書
在原始社會，女人在家紡線織布，男人負責出去打獵，要是晚上回來老是沒有兔子麋肉，說得過去嗎？現在種種雜志上的美女封面，都暗示這還是一個男權社會，你們有權挑肥揀瘦，當然戶頭里得多備些銀兩，這樣才有資格像電影里那樣說，“跟著我，有肉吃。”
2.錢不是幸福的理由 Jillian，25歲，雜志編輯
男人有沒有錢是他自己的事，我從不認為女人的生活一定要由男人的腰包來決定。
大多數時候，我們缺少的不是物質，而是自信。同窗找到了高薪工作，朋友買了高級化妝品和時裝，這樣的事天天都在發生，我們沒有理由把這份怨氣都發泄到另一半的身上。男人應該有進取心和責任感，而不是掉進錢眼里的動物。
3.金錢能帶來安全感 李敏，24歲，公務員
昔年記者在采訪上海灘兩位著名女作家蘇青和張愛玲時，兩人不約而同地談到，用丈夫的錢是應該的，是一種快樂。當然，張愛玲還加了一句，如果你愛他的話。所以說，找男人不看他的經濟實力是不現實的。金錢于男人，是鎧甲，更是肌肉；是強心劑，更是大力丸。而這些確實能給女人帶來安全感。
4.有房無貸，趕緊補鈣 江鍵寧，29歲，自由職業者
我自己是靠著爬格子來付房貸的，盡管也累得東倒西歪，還經常被拖欠稿費，但可從沒想過要在男人身上打主意。聽一個調查報告說，現在30%的上海女人擇偶條件是“有房無貸”，――連貸款都不想一起“同舟共濟”，也忒狠了吧？怨不得那些“奔三”“奔四”的男人都開始早衰了，為了“有房無貸”，可得趕緊補鈣啊。
5.男人有錢是錦上添花 媛媛，22歲，設計師
篇9
關鍵詞：日本動漫；萌；腹黑；耽美；暴力
中圖分類號：I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9-0245-03
引言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動漫異軍突起，以其獨特的風格和魅力贏得全球青年人的喜愛，由此對青年人的行為模式和價值觀等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動漫是動畫和漫畫的合稱。就日本動漫之研究而言，以往之研究大都側重其發展歷程或經典作品的介紹等，而在其內部結構或形成原因等的深入挖掘方面，尚存在較大的空缺。有鑒于此，本文作為日本動漫對中國“80后”青年之影響課題研究的一部分，試以萌、腹黑、耽美和暴力四個元素為例，探析日本動漫中所包含的新型元素。
一、萌
“萌”在動漫中代表著一種伴有保護欲和庇護欲的疑似愛情的感情。“萌え”一詞曾入選2005年日本流行語大賽的前十名，可見其影響力之大。萌元素最初主要出現在形容虛構的二次元美少女的動漫作品中，或者是被御宅族①用于形容極端喜愛的人物，在眼鏡娘、三股辮、天然呆、貓耳朵、水手服、超短裙、卡通背包等細節中有充分的表現。隨著萌元素的受熱捧，萌系動漫大量涌現。萌系動漫作品多以萌系人物為主，形象可愛，一般人物眼睛碩大，有向Q版人物② 靠攏的傾向，身份多為少女、妖精、老師、巫女等，外表特征包括貓耳、水手制服、眼鏡娘、機械女等，性格特征時而傲嬌，時而火爆，時而天然呆等。另外，也根據語言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如無口（不愛說話）、關西腔、御宅口吻、口癖、毒舌等。這些萌元素不僅可單獨使用，同時也可以相互搭配。如《薔薇少女》中翠星石的“毒舌”與“傲嬌”搭配，《櫻大戰》中的李紅蘭則是“關西腔”與“口癖”搭配。蘿莉和老師搭配，女仆和暴力搭配，御姐和天然呆搭配，通過這樣大膽的搭配，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這也是日本動漫深受青睞一個重要原因。最近幾年大受歡迎的作品――《妹妹公主》、《To Love》、《我家有個狐仙大人》、《涼宮春日的憂郁》、《守護甜心》無一不是這些搭配的成功典范。
另外，在日本萌動漫中不可不提的便是女仆這一重要象征。日本動漫中出現女仆的作品舉不勝舉，而由動漫中女仆衍生出來的女仆咖啡店，女仆著裝，女仆用語正逐漸成為萌文化的熱點，收到社會和媒體的廣泛關注。日本曾做過一份關于“最萌職業”的調查，女仆這一職業是以絕對優勢勝出。在日本，女仆咖啡店最初主要集中于宅男聚集的秋葉原，③ 那里被稱為“宅男的圣地”。而現如今在日本全國各地都廣泛分布著女仆咖啡店。在中國，也有一股這樣的風潮。在大型城市，例如上海、杭州、重慶等地，女仆咖啡店也惹起了許多愛嘗新鮮事物的年輕人的好奇心。
除了女仆咖啡店的盛行，另一產物“萌少女”也開始受到熱寵，這些“萌少女”基本以動漫中的人物形象為原型打扮自己，成為“萌少女的專門cosplayer”。她們尤其喜歡十幾歲、二十幾歲的可愛風格裝扮。也經常會打扮成動漫人物的裝扮，與興趣相投的朋友們聚會、聊天、逛街等。
二、耽美
“耽美”這個詞匯在日文中原本的意思是沉迷于美好事物而享受其快樂，或者說只以美為最高境界，只追求美的事物。它最早出現在日本近代文學中，為反對自然主義文學而呈現的另一種文學寫作風格――耽美派。其最初本意是“反對暴露人性丑惡面為主的自然主義，試圖找出官能美，陶醉其中追求文學的意義”。后來這個詞被日本的漫畫界廣泛用于BL（boy’s love）漫畫上，逐漸發展成為一切美形的男性，以及男性與男性之間不涉及繁殖的戀愛感情，最后則發展為男同性戀漫畫的代稱之一。
盡管BL的確是耽美的一個主要流派，但在很多時候兩者是可以換用的。除此之外，耽美中也包含著武俠題材、玄幻題材、懸疑推理，甚至近代歷史題材。也就是說，一切可以給讀者一種純粹美享受的東西都可成為耽美的題材。
將耽美元素引入漫畫的應該是竹宮惠子的《風與木之詩》，她由此被譽為日本耽美界的鼻祖。耽美風潮于1991年、1992年開始進入中國大陸。此期間的耽美作品大部分都是一些內容比較含蓄的，其代表作品是CLAMP的命運三部曲――《圣傳》、《東京巴比倫》和《X戰記》。CLAMP作品中的BL情節始終是非常含蓄的，作品本身并沒有太多的親熱畫面，而總是在不經意間讓人發現一段感情的存在。這三部作品以華麗的畫風和曲折、感人的故事情節而風靡一時。1994年之后，市面上開始出現純粹的耽美漫畫。在此必須提及的是耽美的經典之作――《絕愛》（尾崎南）。稱《絕愛》為耽美的經典之作實不為過，故事中的兩位主角――南條晃司和泉拓人也毫無疑義地被認為是最為經典的耽美組合之一。其中南條晃司對泉拓人的那種不顧一切甚至可以毀滅一切的狂熱愛情完全不同于《東京巴比倫》中星史郎和昴流的含蓄之愛，這是它的重要特點，同時也是一大賣點。
在《絕愛》出現的同一時期也出現了許多溫馨的耽美漫畫，比較著名的有“美男子的親密愛人”（葉芝真已），“微熱純愛少年樣”（阿部美幸）“微憂青春日記”（阿部美幸）等作品。這一類的耽美漫畫情節溫馨感人，主角大都是高中生或白領階層。溫馨類的耽美漫畫一直在大陸耽美漫畫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后來大陸耽美原創文學作品中也出現了一部分溫馨類的小說，這不能不說是受到日本耽美漫畫的影響。
三、腹黑
“腹黑”一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民國時期，當時李宗吾先生撰寫了轟動一時的《厚黑學》。“厚黑”一詞后被日本漫畫界轉用為“腹黑”。一般指表面溫和、友善，內心卻充滿狡詐之人物，在動漫界則被當做萌的一個屬性廣泛使用。腹黑，日語讀做「はらぐろい，但從字面上來看，就是“肚子里都是黑的”的意思。通常來說，被冠以腹黑形象的人物往往對自己的“黑暗面”進行偽裝掩蓋，使外人看來總是笑容滿面，溫柔和善，親切備至，但在內心中卻時刻盤算著某項針對對手的計劃。換句話說，是一種外表善良、溫柔，內心險惡、狡黠、詭計多端，把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不折磨死人誓不罷休的人物形象。①
早期動漫中的腹黑形象大多以最終boss的角色出現，而且大多為反面人物，形象可怕猙獰，所以并沒有受到熱捧。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更多的原創者開始對腹黑元素進行深度加工，于是一群新腹黑角色開始登場。他們常常擁有美好的外形，犀利的口才，天真的笑臉，時不時幫助弱小者的善舉，掩蓋了黑暗的一面。然而，隨著作品情節的步步深入，其腹黑品質才在被一點點顯露。如今，這種腹黑角色深受大眾歡迎，就連男女后宮片里也穿插入腹黑的角色，在冷酷男、才華男、溫柔男、可愛男、元氣男中，如果說有新MEMBER加入的話，那就是腹黑男。
在日本漫畫里主流腹黑形象。通常像我們口中所說的“笑面虎”，平時臉上總掛著溫暖，毫無殺傷力的笑容，來隱藏他們的搞神秘莫測以及可愛的壞心眼，然而一旦認真起來，卻殺傷力無敵，在眼鏡的忽然一閃光下，腹黑男推了推眼鏡，然后說出一句“一鳴驚人”的話。或者是一種美人腹黑形象，走妖媚路線，隨便拋個媚眼就煞倒一群人。還有外觀楚楚可憐，溫柔，但是卻很堅強的惹人憐愛的角色，但等你發現他的真面目的時候，事情已經發展到另一層次了。
如今，動漫中的黑腹角色不在單純的只是腹黑，很多作者甚至把他們擺到主人公的位置上，比如《反叛的魯路修》中所刻畫的主人公魯路修，魯路修是11區域私平凡的高中生，學生會副會長。頭腦聰慧，精通國際象棋。單原本是帝國的十一皇子，母后被刺殺后與妹妹被父王送至11區成為人質。17歲時從迷樣少女c.c.處得到“GEASS（德文譯為契約）”之力，便在布里塔尼亞國進行革命。得到GEASS力量之后，魯路修就變成一個性格貪婪，總是散播死亡信息，以殺死自己父親為目標的王子。而他做這一切的目的，只是為了給殘疾的妹妹娜娜莉一片生存的天空。在R2中不難發現，魯路修的心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起一年前說著“感情是礙事的東西”，他正在學會愛與被愛。在他軾父登基后，便將自己的死亡展示給世界，從而終結了世界的仇恨。①
如今，日本動漫中的腹黑都有幾個共同特點：有理想、有疼愛的人、有血海深仇，或執著于某個事件。腹黑的角色在日本是大受歡迎的。從漫畫形象來看，腹黑并不是貶義詞。近些年網絡上對“腹黑”一詞的使用又有了新的理解。大多用來形容表面嚴肅卻喜歡惡作劇或是經常調笑別人的友好型的人。可以說它逐漸轉化成一個對性格或脾性進行描述的中性詞，同時，它又不同于日本漫畫中雙面性格的描述。類似于古靈精怪，但一般用來描述年齡較大的青年人。
四、暴力
對于文學及影視作品中的暴力的研究，從來到這世界上第一天就爭論就沒有停止過，尤其是電視進入家家戶戶之后，電視暴力又成為了討論的核心。動漫作為一種可以在電視上播放的動畫片，不可避免地加入到這場研究暴力的討論中。從本質上來說，動畫片是通過人工的靜止畫面連續顯現而形成動作，從而傳播其內容的藝術形式。正是它這個特征，使得它與其他電視節目不同。大多數動畫片有漫畫的原稿，相對于電視劇、脫口秀等真人節目，動畫片在制作上限制更少，只要是能通過畫面表現出來的內容，即能納到動畫片情節中。在日本，很多的動畫都以漫畫為基礎，在漫畫連載一段時期，聚集了一定人氣之后，才決定要將這部作品動畫化。動畫化之后的作品不僅包含了文學作品中慣用的暴力，也因為動畫制作、配音技術以及電視傳媒等原因，使得作品本身的暴力元素越發得到彰顯。以下我們將從暴力描寫與內容安排上分析日本動漫中的暴力元素。
首先，暴力元素作為一種推動情節發展的需要，被廣泛利用到動漫作品中。例如《圣斗士星矢》、《龍珠》、《火影忍者》、《北斗神拳》這類動畫中存在著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以戰勝對方來推動情節的發展。這一類動畫往往表現出主人公堅忍不拔、毅力頑強的性格特征，面對敵人不屈服的意志。動畫暴力描寫傾向于以華麗的手法表現情節，特技使用較多。如《圣斗士星矢》中各類拳法的名稱，《火影忍者》中夸張忍術的進攻手段等。另外，還有像《X戰記》、《無法逃離的背叛》等作品，描寫非現實生活的故事，就如同武俠片一樣，這些作品編制了自己的社會環境，有著自己的一套社會規則。因此，一些暴力場景如家常便飯一般頻繁出現。
其次，利用以暴治暴，反襯主人公。在這類作品中，暴力使用的更為頻繁。如《美少女戰士》、《極道鮮師》等，通常先描寫非正義的破壞行為，在正義一方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反抗或阻止破壞行動，最后贏得道義上的支持。像這種以暴力維護道義的形式，在日本動畫中是司空見慣的，甚至就連一些描寫校園生活或者純愛題材的漫畫中也會有穿插著這種暴力元素。如《流星花園》中，牧野被同學欺負，道明寺則揮拳為之出氣等。在《好想告訴你》里，黑沼爽子雖然受到同學的誣陷和欺負，但是好朋友意氣相挺，使主角鼓起勇氣向大家解釋誤會。
再次，動漫中的暴力不得不提的一點就是它那無與倫比的夸張性。日本動畫中常常可以見到被踢飛、被炸干、觸電冒煙、烤焦一類的畫面。比如《亂馬1/2》中，在學校人氣很高的小茜在選擇男友的方面，一定要比自己武功高強的男人。小茜每天到學校都會遇到一大群追求者拿著各種武器來求愛，小茜每天的必修課程就是把他們全踢飛。各種Q版人物形象以及夸張特技層出不窮的《灌籃高手》中，櫻木花道的Q版形象使得整部動畫更加生動，被赤木打得滿頭包的樣子十分惹人喜愛。這種夸張并帶有搞笑元素的情節不但表現了作品的幽默風趣，還大大沖淡了暴力帶來的負面影響。
最后，還有描寫真實社會，反思社會的暴力場景。日本動漫中有很多題材，通過描寫暴力戰斗等慘烈的場景，諷刺戰爭以及當代社會問題。比如《城市獵人》、《推理之絆》、《銀河英雄傳》等，這些作品頗具浪漫風格的打斗場景以及細膩的戰斗內心描寫，給受眾帶來了觀賞上的視覺沖擊，不得不說這是十分符合觀眾觀賞性的要求。這也與日本動畫制作精致的唯美主義傾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結論
以上以萌、腹黑、耽美、暴力為例探析了日本動漫作品中出現的新型元素，其總體特征可概括如下：
萌元素定義最廣，最初總戰斗系女生開始啟蒙，深受日本宅男的歡迎，現在已經引申到有特定可愛特征的人事物上，并逐顯示其巨大的商業潛能；耽美原是日本文學流派的名稱，其對美的追求被日本動漫界應用，如今更多的指代BL動漫。它的傳播對中國大陸耽美原創文學作品中有極大的影響；腹黑元素在早期動漫作品中以反叛角色為特征，如今這種善于計算，善于偽裝的個性得到發掘與伸展，在觀眾中大受歡迎。在日本動漫這幾年的發展過程中，暴力的描寫趨近細致、頻繁、夸張。雖然很多動漫暴力元素并沒有像人們認定得那么血腥，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作品的魅力。不過，它究竟會帶給觀眾怎樣的影響或心理暗示，學術界如今依然存在著爭論，需要進一步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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