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論文范文10篇

巴蜀文化作為一種內涵豐富，特色獨具，影響深遠的區域文化，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構成中處于重要地位。相對于中原文化來說，巴蜀文化是一個整體的文化概念。但具體分析，巴文化和蜀文化又有著各自不同的特色，因此本文中所指的巴蜀文化則是對巴文化和蜀文化的合稱。歷史上將以今重慶市為中心的川東地區稱為巴。將以成都為中心的川西平原地區稱為蜀。自古以來巴、蜀兩地保持著各自的社會風尚和文化氛圍，因此，在歷史上便有了“巴有將、蜀有相”[1]的評價。巴人自古“少文學”、“勇猛善戰”、“質直、敦厚”，喜“巴渝舞”。[2]唱“竹枝歌”，進而形成了獨特的“巴渝文化”，而蜀地可謂是人才濟濟，文化發達，呈現出另一番景象。可見論文在同處于四川盆地這一地理范圍的兩個地域文化存在著不少的差異，之所以產生這些差異，學術界一般認為有地理環境不同、歷史起源的不同、生產方式和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等方面原因。較為忽視中央統治者對巴蜀地區的統治政策，從秦漢至明清，各時期的統治者對巴蜀采取合治與分治的統治政策，據《四川通史》和羅開玉《論歷史上巴與蜀的分分合合》一文的統計，歷史上巴蜀分治約有六次，合治約有五次[見附表1和附表2]。巴蜀分治與合治都對巴蜀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本文即從秦漢至兩宋的巴蜀分治情況，來探討其對巴蜀文化發展的一些影響[學術界對巴蜀分治已作了一些研究，如羅開玉先生所作《論歷史上巴與蜀的分分合合》（《社會科學研究》2000年第5期）一文就巴蜀歷史上分治情況做了較系統的介紹；再如賈大泉、陳世松等人主編《四川通史》（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中也對巴蜀地區在歷史上各時期的行政區劃已有較細致的研究；張劍濤先生也在其《試論秦對巴蜀分治的原因和影響》（《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一文中談及了秦朝統治者分治巴蜀對古巴蜀地區文化演變的影響。]。巴蜀分治，是指中央統治者為防范處于四川盆地內的巴蜀兩地形成割據，很長時間內在巴蜀地區采取的對巴、蜀兩地分開治理的政策。

一、秦漢巴蜀分治及巴蜀文化的發展

（一）秦漢巴蜀分治概況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為其“六王畢、四海一”的百年霸業的建立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在秦并巴蜀之后的百余年間，秦對巴、蜀兩地采取了不同的統治措施，并先后在此設立皆直屬于朝廷的蜀郡和巴郡。在巴地秦以分封舊貴族借助他們原有的影響和勢力實現間接統治，據《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載：“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為秦二十四等爵中的第四級），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民產出幏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鋌。”[3]同時也在巴地于“赧王元年，置巴郡，治江州”[1]有限的推行郡縣制。在蜀地，《史記·張儀列傳》載：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壯）相蜀。”[4]這其后秦三封蜀侯，蜀侯三反而見誅，終罷蜀侯而置郡縣，設郡守。在蜀地推行全面的郡縣制，而后秦又因蜀地“戎伯尚強，乃移秦民萬家實之”。[1]以此削弱蜀國舊貴族的影響，從而使蜀地全面的接受了秦制。

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劉邦建立西漢王朝。在巴蜀地區，最初仍設巴蜀二郡，對巴蜀進行分治。到高祖六年時割巴、蜀二郡各一部分，新置廣漢郡。西漢建立初期，曾先后將所屬領土的一大半分封給異姓王和同姓王，但鑒于巴蜀兩郡的重要地位始終未將巴蜀之地分封給諸侯，該地區被劃為“天子自有”[5]之地。到公元前135年，漢武帝大力開發西南夷，割巴蜀二郡的西南置犍為郡（今宜賓市境內）。其后又置沈黎郡（今漢源縣北）、越西郡（今西昌市東南），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今汶川縣西南）。于是巴蜀地區便成為“巴、蜀、廣漢、南[南郡：大部轄境在湖北，四川地區僅領巫縣。]、沈黎、犍為、越西、汶”[6]八郡之地，一直到王莽新朝，巴蜀兩地的行政隸屬關系都沒有發生過太大的變動。東漢早中期仍承西漢舊制，朝廷直接轄郡，兩郡之間互不隸屬。直到東漢末年益州牧劉焉據巴蜀自立為止。

（二）秦漢巴蜀文化的發展

四川方言，又稱巴蜀方言，屬漢語西南官話，是四川，特別是四川盆地一帶，包括重慶地區當地人的日常主流話語。與漢語其他方言一樣，因特有的地域、歷史、社會人文等因素，四川方言與當地文化之間也存在著彼此影響的作用。

一：地域特定的歷史、地理條件以及人文、社會文化環境對語言的影響和制約

1.人口遷徙導致地方方言與外來方言的融合清代前期的“湖廣填四川”①是中國移民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這次長達一百多年的大規模移民運動對四川有著深遠的影響，就語言上來說，這次移民使得被移民地區方言與外來方言共存交融，進而影響原有蜀方言，逐漸形成了“新”的四川方言。

通過日后的語料研究發現，至今仍活在四川人口中的，多數并非移民前的蜀方言，而是隨移民而來的各地方言，其中又以楚方言居多。同時，在當時就已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成都和重慶的方言也對當時四川其他地方語言影響極大。在語言融合過程中，這兩地的方言基本上作為了基礎方言。因此，經過長時期的交流融合，四川方言變化為以湖北、成都和重慶方言為主，湖南長沙、永州、寶慶方言為次，混雜其他方言的基本格局。由此可見，移民對語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尤以語音最為明顯。例如，在清朝前期的諸多移民中以湖南移民數量最多，因而在長期的交流融合中，逐漸形成了以湘方言為基本口音并糅雜其他語音的方言，如把“布（bu）”說成“博（bo）”、把“木（mu）”說成“磨（mo）”、“六（liu）”說成“落（luo）”、“辣（la）”說成“勒（le）”等。再例如川東地區，早期遷徙入達州②的移民主要是江西人士，到了移民運動的中后期，江西移民更是蜂涌而來，在這一移民群體中商人以其強大的經濟影響力導致江西方言最終成為達州方言的主體。至今仍能在達州方言中發現，諸如：將你/泥（ni）說成（yi）、女（nv）說成（yu）、尿（niao）說成（yao）、年（nian）說成（yan）、牛/扭（niu）說成（you）等江西方言的影子。

2.特有地理環境的影響

山多、溝多、坎多，是川渝特有的地理環境。于是在勞動人民的生產生活中就產生了很多與溝溝坎坎有關的詞語，例如：“拿不過溝、翻不過坳”、“爬坡”、“上坎”、“翻山”等方言詞語。再比如，由于重慶地處長江和嘉陵江的交匯處，不少區域都在沿江地帶，因此也出現了許多與江河、碼頭有關的語言，例如，重慶人將“弄虛作假”叫做“踩假水”；“事情沒辦成”叫做“事情水了”；“找錯了人”叫做“找錯碼頭”；“哪兒出現了問題”叫做“哪河水發了”等等，以上俗語皆因重慶特殊的地理環境而產生。

摘要：特殊地理歷史環境中孕育的四川曲藝，擁有眾多本土特色鮮明的曲種，保存了大量的曲唱音樂、民間文學、民俗表演等地方文化傳統，并以內容廣、種類多、風格異、作品豐富等特點在曲壇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四川曲藝表演形式豐富多樣，邊說邊唱、說唱結合的曲藝種類占有大部分比例，它們以豐富的曲唱音樂敘說故事、抒發情感，并在一定歷史時期為紅色革命作出過特殊貢獻。時至今日，四川曲藝曲唱音樂在成渝“經濟圈”的國家戰略與文旅融合的大環境下進行積極的探索與嘗試，將以其喜聞樂見的表演形式、雅俗共賞的審美特征豐富廣大群眾的精神生活，并在一代代的傳承中延續著巴蜀大地的藝術傳統和文化血脈。

關鍵詞：四川曲藝;曲唱音樂;紅色文化傳承;巴蜀文旅融合;成渝

“曲藝圈”四川曲藝中，含有音樂成分的曲種占有大部分比例，如四川揚琴、四川清音、四川竹琴、四川金錢板、四川車燈、四川蓮蕭、四川花鼓、四川盤子、四川善書、南坪彈唱以及流行于少數民族地區的格薩爾仲、喇嘛嘛昵、嘛呢龔柯、亞熱阿索、折嗄、仲諧、百汪等，皆為含曲唱音樂①的曲種。它們以音樂為主要構成要素，呈現出邊說邊唱、說唱結合的表演形式，以唱敘的方式或敘說故事、或抒發情感，并在一定歷史時期為紅色革命作出過特殊貢獻。時至今日，它們依舊以喜聞樂見的表演形式、雅俗共賞的審美特征豐富著廣大群眾的精神生活，并在一代代的傳承中延續著巴蜀大地的藝術傳統和文化血脈。

一、向傳統致敬，與時代同行

四川曲藝不僅在國內具有較大影響力，還曾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于國際藝壇上頗富時譽，如1935年四川揚琴曾在美國勝利唱片公司錄制專輯并全球發行，1945年“成都茶館”在海內外多個國家驚艷“落地”，亮相于國外的四川曲藝以傳統元素濃厚的藝術形態贏得了法國媒體的贊譽。然而近年來，四川曲藝的生態、業態并非樂觀，部分曲種已淡出觀眾視野，原本以茶館文化、民眾娛樂為依托的文化土壤逐漸喪失，從而使曲藝的生存與傳承面臨嚴峻挑戰。如何讓曲藝既不失傳統又能保持新生活力與時代氣息，這是曲藝在當下語境中的生存、傳承所面臨的重要課題。②四川揚琴《川曲戲韻》是由王文能負責安腔與音樂設計的一部廣受好評的現代題材曲藝作品。開篇處采取了傳統板式結構的一字唱腔，風格獨特的揚琴音韻在拉開帷幕時就牽動著觀眾，徐緩優美的旋律一步步牽引著觀眾們進入故事情節之中，該作品的安腔吻合唱詞的字韻規律，緊緊把握大調和月調的唱腔音樂屬性，再運用現代作曲手法，調和了傳統與現代的審美屬性，詮釋了曲本中的“誰以聲腔寫傳奇?一闋浩歌貫古今”。此外，四川竹琴《竹宴》亦有可資借鑒的經驗，作品以該曲種特有的音樂曲調配上清新的地方童謠置于開篇，充分發揮了“鳳頭、豬肚、豹尾”的結構特征，在唱腔與由遠至近的童聲之間，運用了［一字］板式的竹琴音樂作為鋪墊，讓主題唱腔音樂順勢而出，進入到［二流］板式結構的音樂。緊接著，下一幕竹宴時的［快二流］將竹筍、竹蓀等具象事物宛如珠落玉盤般地呈現在觀眾面前。在［三板］和［急垛子］的數唱后，音樂又回到［二流］，從容地彰顯了這部竹琴作品的時代意義。最后，由童謠的再現而形成的首尾照應，讓作品充滿張力。層級遞進的曲本結構安排和娓娓道來的傳統［一字］［二流］［三板］的音樂程式性結構打破了傳統的程式觀念，極好地體現了作品主題。③再如四川盤子《心如蓮》，作品保留著傳統的行腔特征和傳統曲調，運用“犯苦”和“回甜”切換音樂畫面、轉化劇情情緒，并通過傳統曲藝中起、承、轉、合的“立四柱”，詮釋了整部作品的精、氣、神、骨。如上述作品所現，我們可以看到，好的藝術作品都是向前發展的，是跟隨著時代步伐去思考、去創新的，因此在創作時，既要守正根，也需開新局，既不能丟失傳統，也不要因循守舊，只有將傳統精髓與現代審美巧妙融合，才能使傳統藝術與時代同行。

二、強化曲種音樂特色，傳承紅色文化經典

一、畢業設計選題“在地化”

什么是選題“在地化”?這是我們首先要明確的問題，也是我們思考的起點。所謂選題“在地化”，是相對于一般選題而言的，結合著地方性知識和個人情感體驗的，且具有多元、開放性的選題。首先，“在地化”選題意味著它是一種地方性知識的選題。“在地化”，通俗地說，就是本土化或地方化，是相對于全球化而言的另一種趨勢和潮流，它最明顯的一個特征就是在當今同質的全球化浪潮中持守地方的個性、差異和主體性。它認為，一種近于普遍性的、同質化的、“他者化”的全球性知識，已經或即將遮蔽、改寫它所賴以生存、立足的基礎，從而要求盡可能地凸顯地方性知識的價值和意義。這樣一種訴求，我們認為是合情合理的。因為這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拒全球化浪潮藉由某種知識或話語侵害本土或地方正常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利益。而“在地化”的存在和發展，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世界體系論”代表人物沃勒斯坦(Im-manuelMauriceWallerstein)就曾指出:“單一世界文化的概念面臨強烈抵制，受到政治沙文主義和多種反主流文化的反對……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與其說是朝向文化同質化，毋寧說是恰好相反:走向文化分化與復雜性。”［8］事實上，對于地方性知識的體認和追求，在現代學術研究中也顯得十分突出，可謂成果迭出。在人類學領域，費孝通(江蘇開弦弓村)、楊懋春(山東臺頭村)、林耀華(福建黃村)等人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具有鮮明的“在地化”特征。這些學者不但具有“在地化”身份，可以便利地在研究中利用本地社會文化資源提供的直接經驗，而且，他們的研究基地常常就設在或靠近他們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一些場域和地點。再就我們所指導的中國現代文學而言，“在地化”在當代文化研究轉向這一趨勢下，同樣是研究的熱點話題。比如，在1990年代，嚴家炎主編了一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推出一系列著作，不乏一些優秀之作，推動并形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一股不大不小的“地域文化熱”。其中就有李怡《現代四川文學的巴蜀文化闡釋》從區域文化視角，試圖探討“中國現代文學與四川相關的那一部分”［9］4。另外，像當下學術界對于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艾蕪筆下的西南邊疆、蕭紅筆下的東北風情、余光中筆下的巴蜀景致等區域文學的研究，都反映了一種地方性知識在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異軍突起。其次，“在地化”選題還和個人的情感體驗有一定的聯系。所謂的“在地”，一般說來是學生的籍貫所在地，也就是他所出生和成長的地方，或者是他當下就學高校所在的地區。某種意義上說，“在地”幾乎承載著學生對于該地區絕大部分的知識和情感，這已不單單是他生活的區域，很大程度上已內化為他心靈上的家園和故鄉。在這里，他曾有人生的經歷和體會，他也曾在此參與，并在參與中獲得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因此，相對于其他區域，“在地”與學生也就必然會有更多心理和情感上的聯系。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JohnDewey)曾強調學校教育應重視本地物質與社會環境對于學生親身體驗的重要性，認為學校應該成為“學生的生活棲息地(habitat)”［10］28。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肯定了“在地”在現代教育體制中的積極作用。這樣看來，“在地化”選題更確切地說是一種參與式的、體驗式的選題。它要求學生選題不僅僅是知識層面的理解和把握，還要能夠充分調動他們長期積累下來的“在地”生活經驗和情感體會，并由此把這種生活經驗和情感體會學理化。這種參與式、體驗式的選題，相對于其它選題優勢明顯。一些學者就曾指出歷史人類學領域“在地”學者的這一優勢:“他們不必經過一些‘非在地’學者在進入田野調查之后所必須經歷的角色轉換。”因為，“一般而言，一些非本地人類學家進入田野之后須經過從生疏到熟識，從城市直覺體驗轉換為迅速熟悉鄉村社會人倫關系與直覺表現的變化過程”［11］。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這種現象也是較為普遍的，比較突出的實例是沈從文研究。在國內沈從文研究領域，凌宇是改革開放后一批拓荒者中最突出的一位。他長時間的專注，用心、動情、傾力，罕有其匹。1985年出版《從邊城走向世界》，1988年出版《沈從文傳》，這兩部著作可算得上是沈從文研究路程當中里程碑式的作品。這恐怕與作者和沈從文“同鄉”的關系，以及兩人共通的“湘西經驗”不無關系。1988年沈從去世后，凌宇寫了《風雨十年忘年游》，文章當中有這么一段“閑聊”，頗能印證以上說法:凌宇:也許我是個湘西人，您作品中那份鄉土悲憫感給我的震撼實在太大。在這人生悲憫里，深藏著您對南方少數民族命運的憂慮。不知我的感覺對不對?沈從文:苗人所受的苦實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里替他們說話。［12］512以苗族為主體的湘西少數民族，他們的歷史悲情不僅是沈從文書寫表達的對象，也是作為一個“在地”研究者凌宇的情感體驗。這正說明一種參與式的、體驗式的“在地”研究是有可能進入研究對象的內面，從而發現問題的真相和本質的。第三，“在地化”選題還要求選題的多元和開放。“在地化”選題，當然是從本土、地方的文學、文化資源中發掘選題，側重本土、地方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研究思維的單一化和研究視野的封閉化。毋寧說，“在地化”選題是結合著多元和開放的選題。以我們所在的西南巴蜀地區為例，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巴蜀作家作品之多，文學風格之豐富多樣，一直是一個引人注目的部分。比如李劼人、艾蕪等長時期地開掘著巴蜀的鄉土題材，劉盛亞、沈起予、陳銓等作家的外省故事也常常以川人為主人公，郭沫若、巴金雖然不刻意追求創作的巴蜀題材，但這并不影響他們具有敏銳的巴蜀視野，余光中、聶華苓、陳義芝等當代臺灣作家、詩人，雖與巴蜀只有一面之緣，但也不妨礙他們對“原鄉”的追尋，等等。除此以外，作為一個文學社群，“抗戰大后方文學”這一因特殊歷史際遇而興起的當下熱點課題，同樣也呈現著巴蜀現代文學研究的多元化生態。同樣，“在地化”選題還要求開放的研究思路。也就是說，研究的對象雖然與“在地”的選題緊密相關，但研究者的思路卻不一定僅僅局限于“在地”，而應該通過“在地”發現更為普遍、更具深度的問題。換句話說，“在地”在一些情況下可能是一種手段，通過這種手段而實現研究者對于規律和本質的認識、掌握，才是最終目的。因此，“在地化”選題也就不是自我封閉的，排他性的，而是不斷開放的，接納性的。這里，我們同樣以巴蜀地區的作家作品對此加以說明。比如，對于巴金《家》的研究，我們當然不會只是看到四川成都一個名為“高公館”舊式大家庭無可挽回的衰敗和消亡。事實上，“高公館”還是前現代中國所有舊的家族制的象征。再比如，余光中的“鄉愁”，這當然源于他在抗戰大后方重慶八年的個人經歷，然而結合中國近代史，巴蜀已不再是他個人懷鄉的物質空間，而早已類型化為20世紀下半葉華人社會的集體情緒，成為一種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文化符號。進而言之，無論是中國現代文學的課堂教學，還是畢業論文選題的指導，都應重視地方、地域的因素。古今中外的文論家、文學史家大都意識到文學、文化具有地方性、地域性這一屬性。南北朝時期的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稱，北方早出的《詩經》為“辭約而旨豐”“事信而不誕”，是質樸的“訓深稽古”之作;稱南方后起的《楚辭》則為“瑰詭而惠巧”“耀艷而深華”，并將此“奇文郁起”的原因歸結為“楚人之多才”，［13］11－19就接觸到了地方、地域與文學、文化的關系。而法國十九世紀文學史家丹納，則在他的《藝術哲學》中，明確地把地理環境與種族、時代并列，認作決定文學的三大因素。［14］10他們都將文學、文化種類、風格的形成與地方、地域性條件掛起鉤來，考察地方、地域帶給文學、文化的影響，揭示了文學、文化發展的某種客觀規律。以上，我們通過理論上的說明，并結合一些具體的實例，對于“在地化”選題概念有了一個集中的闡釋。問題清晰以后，接下來我們就要分析這樣一種“在地化”選題對于學生而言，將會在他的畢業設計中產生什么樣的意義和價值。

二、選題“在地化”的意義和價值

一般而言，大多數高校在畢業論文選題階段，所采取的方法無非兩種:第一種是指導教師為學生劃定選題范圍，學生只需按部就班地從中選題。第二種是學生通過短時期的調研確定自己的選題。這兩種選題方式有它的優勢，但其劣勢也十分明顯。就優勢來說，由于選題是指導教師指定，指導教師對于所列選題大多有較為深入和透徹的了解，所以在指導時，一般都能夠到達比較理想的效果。但就其劣勢來說，在這樣的指導模式下，學生對于選題是否有興趣，是否能夠激發學生學習、寫作的主動性，必然是有所疑問的。而勉強學習、寫作也很難達到畢業論文的高質量、高水平。以我們所指導的中國現代文學畢業設計為例，學生對于現代文學因為時間上暌隔已久，大多沒有選題的興趣，而對于余華、莫言、嚴歌苓、虹影、衛慧等作家為代表的當代文學部分，因為時間或心理上的切近，更有認同感。因此，在2017至2018這兩年間我們所提供的現代文學選題部分，少有學生會主動選擇，即使有選擇，畢業設計完成的程度和效果也是差強人意。此外，學生自主選題的問題也不少。最大的問題就是選題的重復，史料的陳舊。如張愛玲，大多數學生的寫作無非是注意她的女性主義問題;寫沈從文，就是《邊城》的田園牧歌情調;寫余華，圍繞他的代表作《活著》來說事;寫嚴歌苓、虹影，就千篇一律地談她們作品中的人性主題……這些幾乎是每年學生選題的“重災區”。殊不知，對于這些作家、作品的相關主題、藝術風格等的研究，學界到目前為止已經相當成熟，如果沒有新史料、新觀點，大多只是已有研究成果的重復和堆砌。就此而言，選題的“在地化”對于畢業設計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具有它無可取代的意義和價值:第一，“在地化”選題從原始資料的搜集到參考文獻的查找，相對比較容易、便捷。眾所周知，資料是畢業設計的基礎，是它的血肉，資料的多寡好壞直接影響畢業設計的質量。因此，最大可能地占有資料，特別是那些有價值的第一手資料，在整個畢業設計環節中就顯得尤為關鍵。語言學家王力在談論文寫作時就指出:“別看寫出來的文章只有一萬字，幾千字，搜集的材料卻是幾十萬字，這叫作充分占有材料。材料越多越好，材料不夠就寫不出好文章。”［15］1019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資料或者缺少資料，畢業設計將難以深入，更無法得出信實可靠的結論。而“在地化”選題在這方面所具備的優勢是明顯的，因為它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或規避資料搜集環節可能出現的一些不利因素。例如，一般來說，畢業設計從開題到答辯只有不到半年的時間，在這短短的半年時間內，要想完成一篇理想的設計，時間上難免會有所緊張。尤其是考慮到對那些跨區域研究對象的資料搜集，距離就成為擺在研究者面前最大的障礙。但是，“在地化”選題就不存在這個問題，或者說可以“弱化”這個問題。以我們指導的畢業設計為例，一些學生的選題與“抗戰大后方文學”有關，而這一文學社群的集中區域主要是抗戰時期的陪都重慶。比如巴金《寒夜》，老舍《不成問題的問題》，梁實秋《雅舍小品》等，這些作家以及他們的作品，或是寫于此，或作品的內容主題與此相關(最有代表性的是梁實秋寫重慶的風土民情)。所以，學生在這方面資料的搜集，相對來說也就比較容易。像位于北碚的老舍故居，梁實秋故居都或多或少地保留、展覽著一些史料、手稿，且在重慶市圖書館、西南大學等文化機構、高校內，一些早期的版本也都有存留。這樣，也就極大地方便了資料的搜集和整合，為此后的研究騰出了寶貴的時間。第二，相對于其它選題，學生由于更加熟悉“在地”內容，可能就會更有興趣，也就更積極、更主動地去完成畢業設計。本科畢業設計的目的，主要是在于培養大學生具有發現本學科領域有學術意義的問題，并通過對問題的思考、寫作來提高大學生綜合知識應用和實踐的能力。然而事實上，在大多數情況下，學生往往將畢業設計看成是一種負擔，缺乏明顯的主動性。這樣，畢業設計就變成“湊字數”“湊篇幅”，為完成任務而完成任務的重復勞動，變得毫無意義。不過，我們看待這一問題應盡量客觀，一方面不能排除學生主觀上的不端正態度，但另一方面也要客觀地承認學生在畢業設計各環節可能所遭遇的困境。比如，選題內容生疏所造成的最大弊端就是研究對象模糊不清，主題不明，思維混亂，而這反過來又極易造成研究耗時耗力，走更多彎路，客觀上增加學生的負擔，從而滋生出消極怠惰的情緒。要解決這一困局，“在地化”選題不失為一個有效的方法。因為從主觀上說，如前文第一部分我們所闡述的那樣，“在地化”選題是結合著個人情感的，一種參與性的、體驗性的選題，這就為他們的寫作提供了一個情感的支點，他們就更有可能對此發生興趣，更能積極主動。按照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個體在滿足生理和安全層次上的基本需求后，還要有愛與歸屬、尊重和自我實現這三個更高層次的需求。［16］7因此，“在地化”選題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教學中的情感教育，是從情感入手，引導學生積極地自主學習，規避“重知輕情”教學產生的逆反心理以及焦慮、沮喪、抵觸、逃避等負面情緒。而從客觀上看，“在地化”的研究者不必像“非在地”的研究者那樣以外來者的身份介入一個陌生領域，從而也就不需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搜集所需的資料，熟悉他的選題，這樣也就可以節約更多的研究成本，客觀上降低研究的難度。在這一部分，我們厘清了對于學生而言“在地化”選題的意義和價值，也就是為什么畢業設計應當盡可能地選題“在地化”。那么，在實際的操作當中我們又應該通過何種途徑實現選題的“在地化”?

三、選題“在地化”引導的兩個環節

指導教師如何實現選題的“在地化”引導，我們認為應當從日常的教學實踐環節和直接的畢業設計指導環節兩方面入手。首先，在日常的教學實踐環節方面，我們主張:第一，轉變思路，培養“在地化”教學意識。從前文的梳理可以看出，“在地化”選題為畢業設計的主體———學生，和畢業設計本身提供了很好的橋接作用。換言之，這一選題方向，可以較為有效地解決當前畢業設計質量普遍下降的難題。因此，這迫切需要教師從根本上反思一種只有普遍性、宏觀性而沒有特殊性、地方性意識的教育觀念，應在日常的教學實踐中不斷培養自己的“在地化”教學意識。而這一意識的培養和獲得，不僅需要教師在課程層面以“在地化”為導向進行跨學科∕科目的統合，也需要教師在教學法層面不斷有所突破和創新。比如在學生的培養計劃當中都應包含“在地化”教學法的核心技能，包括圍繞“在地”主題，創設教學單元，組織教學材料，尋找有益于改善教學效果的“在地”資源，探索一方水土特有的社會、歷史、文化、文學、藝術等等，從而盡可能地為學生的學習提供或營造出“在地”的情境。第二，因地制宜，踐行立足地方的體驗式學習(experientiallearning)教學理念。由于“在地化”選題是參與式的、體驗性的，并不只是課本上靜態的學科知識，因此教師還應鼓勵學生參與到“在地”的社會實踐中去，體驗“在地”。在要求學生進入圖書館、資料室、博物館以及各類文化機構了解“在地”知識的同時，也要適當鼓勵學生走向社區、街道、村鎮，或組織學生進入田間地頭，通過實地考察、調查、采訪等方式手段，深化“在地”體驗，從而將他們的求知活力與“在地”關切結合起來。比如，在我們所指導的一篇畢業設計中，選題就是學生所在高校校內教學樓的墻報文化。在具體的指導過程中，我們要求學生利用一周左右時間，完成墻報的搜集和整理這一田野調查工作。在此基礎上，我們進一步要求學生思考他們所置身其中的校園文化與學校優勢學科、辦學方針、立校精神之間的聯系。這一注重學生實地調查，并結合切身體驗的選題，相對于其它選題，其優勢自然十分明顯。其次，在直接的畢業設計指導環節方面，我們主張，指導教師應有針對性地設置“在地化”課題，引導學生進入其中。這包括:第一，引導學生盡早確定“在地化”選題。選題是開展學術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關鍵的一步，一個好的選題往往可以決定這項研究的價值和效用。如何讓學生在指導教師的指導下確定一個好的選題，需要指導教師做如下一些前期準備工作:摸清學生是否有“在地化”選題的知識儲備;了解學生是否對“在地化”選題有學習興趣和愿望;考慮“在地化”選題資料來源的難易程度;完成這一選題時間上有無保證，等等。第二，在確定好選題以后，還應讓學生明確“在地”選題的目的。目的是導向，只有目的明確，畢業設計的論證過程才能有的放矢。這需要指導教師在實際的指導中要讓學生清楚:通過這一選題要解決什么問題，得出什么結論。更進一步說，這一選題將對現有理論產生什么樣的推動作用，或者對社會實踐又會有什么樣的指導價值。第三，目的明確后，就要讓學生開始熟悉“在地”選題的內容。內容是畢業設計的主體，是核心，它是否客觀真實、準確完備、邏輯自洽，直接關系到這篇畢業設計的質量好壞。因此，這需要指導教師嚴格把關，嚴格要求。具體到“在地化”選題指導，就需要指導教師盡可能使學生掌握豐富的“在地”資料，熟悉這些資料的內容，并從這些內容中提煉出有價值的東西，等等。第四，在以上三個指導環節完成以后，最后還需要讓學生掌握如何進行“在地”研究的方法。從我們指導的經驗來看，這方面的方法及其運用的先后順序主要是:1．調查法。相對于一般的問卷、采訪、談話、測驗等調查法，這里所說的調查法還包括對研究者本身的“調查”，這是由“在地化”的體驗性、參與性特征所決定的，是一種“自我調查”，從自身經驗出發對于“在地”自我的感知和認識。2．文獻研究法。即根據某一“在地化”選題，查找、閱讀相關史料、文獻。3．定性研究法。具體說就是運用歸納和演繹，分析與綜合等方法，對搜集到的“在地化”選題資料進行思維加工，從而能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最終達到研究的目的。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指導教師應最大限度地重視、規劃、設計“在地化”選題資料的搜集、查找工作，因為資料是整個畢業設計環節的基礎性工作，是重中之重。當然，資料的原始、新穎，也是這類選題有別于一般選題最為凸顯的優勢之處。結語如果我們不局限于“選題”問題，而是擴展到整個教育問題，可以發現當下的教育很大程度上已降格為單純的語言賦義和抽象的知識傳授行為，學生的主體性得不到重視，語言或知識與日常的實踐，與具體的社會生活割裂，無法形成有機聯系的統一體。這樣看來，教育問題其實就是一個語言或知識的問題。毋庸諱言，語言或知識當然可以對具體的實踐和活生生的現實進行描寫、表達甚至是塑形，但其弊端也顯而易見。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那樣，“抽象的知識使學習者脫離了直接經驗和真實問題，扭曲了我們對具體事物(一方水土是最好的代表)的感知”［17］。因此，如何有效地揭示語言或知識對于現實的遮蔽或扭曲，如何盡可能地讓語義或話語與現實相切合，是擺在教學者面前首當其沖的問題。而正如我們在前文所論述的那樣，“在地化”教學對于地方性知識、語言的強調，尤其是對于學習者體驗性、參與性的重視……皆能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彌合語言或知識與現實社會之間的裂隙，為當下這一突出的教育問題提供一些思路，一些啟發。

文學學術期刊是探討文學創作、開展文學批評、交流文藝思想、引領文學思潮的重要平臺。“一本好的文學批評期刊，對這個時代的文學批評乃至對這個時代的文學創作是非常重要的，它會真的影響到作家的寫作，關系到批評家的成長，甚至他的批評立場”［1］。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滲入，一些文學學術期刊開始躁動不安，想盡各種辦法，大踏步地走向市場化，盡快實現經濟利益最大化，直接導致文章篇幅越來越小，刊物越辦越厚，辦刊質量越來越差，這種惟經濟利益為首的辦刊理念嚴重影響著當前的文學學術生態。

一、掛羊頭賣狗肉：純文學期刊“學術化”

以文學為主的純文學期刊是播撒人類精神種子的藝術園地和傳承人類精神產品的重要載體。由于受到市場經濟的沖擊和影響，純文學期刊正通過“學術化”逐漸走向商品化境地。目前，國家相關政府部門提供的經費不能保證純文學期刊的正常運行，期刊在很大程度上還依賴于自身銷售收入、廣告收入以及收取高額版面費等來維持生存與發展，這就勢必引起一些“顛三倒四”的文學學術類文章趁虛而入———即純文學期刊“學術化”，這種所謂的“學術化”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辦刊單位的經濟收入，卻嚴重影響了刊物的質量。當前純文學刊物的“學術化”傾向，在一些頗有影響的純文學刊物上均有體現。如：《飛天》、《山花》、《作家》、《大家》、《長城》、《山東文學》、《時代文學》、《安徽文學》、《東京文學》、《文學界》、《劍南文學》、《青年作家》、《北方文學》、《神州》、《當代小說》、《文藝生活•文藝理論》、《散文選刊》和《星星》等，都有自己的下半月理論刊物，通過專門為發表學術論文提供平臺來收取版面費。《飛天》、《山花》、《作家》、《大家》、《長城》、《山東文學》和《時代文學》憑借著其是中文核心期刊的優勢，創辦下半月理論刊物；某些期刊在文學學術類稿源出現緊張的情況下，甚至也會為一些非文學類學術論文開綠燈；還有一些省級期刊的理論版甚至通過擴大期刊容量來增加版面收入，每期刊發文章少則幾十篇，多則上百篇，如《安徽文學（理論版）》2010年第12期刊載文章176篇，《劍南文學（理論版）》2010年10期刊載文章175篇。甚至有的期刊懶得組稿，就直接收取轉刊費用，把下半月刊的理論刊物完全“打包”賣出去，由買方負責組稿、編審、印刷、收取版面費等，“這樣的學術期刊實際是利用國家特別賦予的出版權在與作者方交換打著‘版面費’名義的金錢，是典型的權錢交易，屬于學術期刊的權力尋租范圍，而不是學術期刊商品化”［2］。當前，除了影響很大的《收獲》、《當代》、《十月》、《人民文學》、《鐘山》和《花城》等期刊還在堅守純文學的陣地外，其他期刊幾乎都受到了市場經濟的商品化污染。“文學期刊的這種‘學術化’傾向，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文學期刊本身的品牌，也造成了文學期刊對文學作品的邊緣化現象，毫無疑問使得文學期刊失去自身文學的基本立場，對文學期刊的可持續發展埋下了危機”［3］，同時也破壞了學術研究的氛圍和文學學術研究的生態場域，無形中也嚴重影響了純文學期刊的健康有序發展。

二、兵分兩路：文學學術刊物紛紛擴容

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一些文學類純理論期刊的版面非常有限，但稿源卻十分豐富，在這種情況下，或受經濟利益的誘惑，或出于刊物自身發展的需要，促使主辦單位對刊物改版，通過增加期刊頁碼或縮短期刊周期來擴大刊物容量。

（一）部分刊物純粹為增加經濟收入而擴版，甚至以不惜犧牲刊物質量為代價比如《名作欣賞》，在改版之前是頗受讀者好評的一種具有通俗性、欣賞性和審美性特點的文學刊物，其最早為月刊，后改為半月刊，2009年初又改為旬刊。上旬刊刊登欣賞性文章，中旬刊主要刊登外國文學、中國古典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學方面的理論性文章，下旬刊主要刊登中國當代文學的理論性文章。改版之后，《名作欣賞（上旬刊）》為繼續保持中文核心期刊的地位，開始以豐厚稿酬重點邀請一些名家寫一些鑒賞性的文章，但結果卻適得其反，因文章很多是應造之作，脫離了以前那種大眾化、雅俗共賞的寫作套路，很難體現出原有的學術性、思想性、欣賞性和審美性特色。改版后的中旬刊和下旬刊則主要刊發來自高校教師和研究生的稿件，并收取較高的版面費，高額的版面費使得一些優秀的綜合性長篇論文只能望而卻步。《文學教育》于2005年由《白樺林》雜志改名而成，后由《語文教學與研究》雜志社主辦，“以文學的內容、手段和姿態進行教育”作為辦刊宗旨，并且邀請了國內一些名家名人做顧問或編委，以此提高辦刊聲譽。該刊欄目內容繁多、龐雜，很快被改為旬刊，承諾投稿者每稿必復，并提出“以質取稿，不薄新人”，實則在于收取版面費，為那些急于評職稱的作者或即將畢業的在校學生提供方便。《電影文學》于2008年由月刊改為半月刊，頁碼大增，與前面兩種期刊毫無二致，每期刊登的文章數量多得驚人，篇幅不超過三個版面，只要符合用稿基本要求并且支付高額版面費，來稿必刊登。

論文關鍵詞：蘇詩詩史意境研究述評

論文摘要：木齋把蘇詩還原到蘇軾詩詞文創作、宋代詩歌史、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等多維坐標系中去研究。一方面，從宏觀的角度居高臨下審視蘇詩這一文學現象，故能準確地洞見和窺探到蘇詩的本質特色；另一方面，借蘇詩的研究，反觀中國詩歌史，牽一發而動全身，使蘇詩成了撬動中國整個詩史的一個有力支點，實現了理論建構和個別作家作品研究間的良性互動。

王國維說“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茍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誠如王氏所言，此四子既以高尚之人格光輝閃耀于中國歷史長河之中，同時也以天才般的文學才華照亮了中華五千年的文學歷史。文學史研究也基本以此四子為重點，歷朝歷代致力于此四子之研究不乏其人。相比之下，大約對子美和子瞻的研究略為偏重，以杜甫和蘇軾之名命名的研究刊物和研究室已蔚然成林。對杜甫研究史的再研究專著筆者尚未多見，而以對蘇軾研究過程、研究史的梳理而形成的專著目前所知則有曾棗莊先生的《蘇軾研究史》，對蘇軾詩研究史之再研究和梳理出的專著則有王友勝的博士論文《蘇詩研究史稿》。王友勝的論著主要考辨和梳理的是宋、金元及明清五朝對蘇詩的研究狀況，總體上說考辨詳細、資料富贍，在學術史上的貢獻當是功不可沒的，但限于篇幅，對近、現代及今人研究情況無所涉及。

今人對蘇軾詩歌的研究應該說也是頗下功夫的。比較好的選本有劉乃昌的《蘇軾選集》(1979齊魯書社)；吳鷺山、夏承燾、蕭湄等人的《蘇軾詩選注》(1982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曾棗莊《蘇軾詩文詞選譯》(1990巴蜀書社)；徐續的《蘇軾詩選》(1992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較好的論文集有四川師范大學學報叢刊推出的《東坡詩論叢》(1984四川人民出版社)、《東坡研究論叢》(1986四川人民出版社)、《蘇軾詩詞研究》；論著有謝桃坊的《蘇軾詩研究》(1987巴蜀書社)，劉乃昌的《蘇軾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蘇軾論稿》(1994臺灣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劉朝謙的《蘇軾詩學研究》(2001，四川文藝出版社)等等。這些論文、論著多從蘇詩風格、題材、體裁、技巧、形成分期等角度入手，視角較廣，所獲頗豐。

在眾多的研究之中最能形成體系、獨具特色的當數木齋長期以來對蘇詩的研究。他不是把蘇軾詩歌當成一個單獨的、孤立的研究對象，也不僅僅把蘇詩置于宋代文學中去考察，而是把蘇詩放到整個中國文學史中去觀照。他對整個文學史有自己獨到清醒的觀點，并形成了一套相對成體系、且具說服力的理論，所以他在研究蘇東坡及其詩歌時總是把它置于這一宏觀流變過程中去綜合考察，盡量把蘇詩還原到蘇軾詩詞文創作、宋代詩歌史、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等多維坐標系中去研究。一方面，憑借其宏觀的理論視野居高臨下，準確地窺探到蘇詩的本質特色；另一方面，借蘇詩的研究，反觀文學史的發展，牽一發而動全身，使蘇詩成了撬動中國整個詩史的一個有力支點。這樣就實現了理論建構和個別作家作品研究間的良性互動：在考察具體的作家時，因為有宏觀理論的指導，不至于墜人到紛繁復雜的文學現象中而理不出頭緒；同時又用具體的作家作品來反證理論的合理性。

一、宏觀理論的建構：蘇詩研究的理論準備

作者：李穎單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學語言文化學院

一、研究的對象及意義

“傳播生態”是美國傳播學者大衛•阿什德（DavidL.Altheide）提出的一個概念。“傳播生態是指情景中的傳播過程”，“所有遠距離的傳播都包含某種媒介或某種形式的技術，他們給訊息以形式”〔1〕。也就是說只要有傳播活動，必定有媒介或者說技術的參與。傳播生態是指社會傳播行為發生的整體系統環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術媒介的特性、傳播的開放性和易接近、易獲取性、易交流性等，在這個互動傳播過程中就會形成“傳播生態環境”，并對現實環境產生影響。傳播生態有時也被稱為媒介生態。

民俗藝術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保留在每一個民族中間、具有穩定的形態，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傳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續，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就在每個人的身邊。特別是在與外來藝術文化的交流、對話與碰撞中，民俗藝術就會更加凸顯出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顯示出民俗藝術自身的力量及其影響力，以及交流與傳播的重要性。民俗藝術由于其自身特質之所在，在其保護愈來愈得到關注和重視的情況下，其傳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民俗藝術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需要保護，更需要傳播，只有在傳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響力。無論是物質文化遺產，還是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其生命力不僅在于保護層面，更應讓其廣為流傳。

民俗藝術作為“傳承性的民間藝術，往往作為文化傳統的藝術符號，在歲時節令、人生禮俗、民間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廣泛應用”〔2〕。“‘傳承’、‘傳統’和‘群體性’作為民俗藝術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堅實的社會基礎”。〔3〕作為藝術學的分支學科，民俗藝術學“愈來愈受到學界和社會的普遍關注，尤其是在我國藝術學學科的迅速發展中和全國范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與保護的實踐中，民俗藝術學理論的構建已成為十分急迫的任務”〔4〕。以傳播生態視域切入對民俗藝術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藝術理論研究的視野，民俗藝術的傳播生態論，把傳播生態首先看作是一種視角，對媒介、信息及傳播活動過程與關系進行可持續的生命關照；其次，民俗藝術中的傳播生態也是一個領域，它可將傳播學、生態學、藝術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進行綜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領域。

對于民俗藝術的傳播生態研究，要立足于對民俗藝術生存狀態與發展變遷的思考，將傳播生態理論運用到民俗藝術的題材、主題、特征、性質、價值、功能、傳承、變遷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傳播與民俗藝術間的共生、互動關系，從而有助于我們更全面、深入地認識民俗藝術傳播過程中的生態特色與魅力；通過傳播生態這個研究視域，考察民俗藝術傳播中媒介表述、干預和構筑民俗藝術及生活之關系,進而探詢審美、氣象、文化、科技、受眾諸生態因子對民俗藝術發展產生的影響。因此，民俗藝術的傳播生態論，有其價值所在：其一，傳播生態關注民俗藝術傳播過程和互動中的各種關系；其二，傳播生態研究為民俗藝術傳播中的話題提供一個空間和關系的基礎，使它們有機的結合在一起，相互聯系；其三，民俗藝術的傳播是一個發展的過程，是變動的，當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藝術均處于“媒介環境”中,傳媒日益成為民俗藝術變遷過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傳播生態研究考察民俗藝術生長的環境及對人們的影響，揭示傳播與民俗藝術變遷不可分割之密切關系。

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復興，它的發展已經超越傳統的文史領域，而日益成為當代中國學術研究、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關注的熱點。然而這個領域曾經被長期冷落，從5O年代到80年代初，全國沒有一所大學設置文化史專業課程，更沒有一個專門的文化史研究機構。50年來還沒有一門學科這樣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國史學建設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國人民追求現代化的艱難歷程。

目前要對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動的社會思潮作總體性評價，不盡相宜，但它在學術上提出的課題，反復的論證，不同意見的爭鳴，卻歷歷在案，本文試圖對此作一評述，為的是將紛爭的諸多見解稍加整理，以留給讀者更多的思索。

一、從文化反思發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熱潮，30年代國難當頭之際，又反復出現文化論戰，政治、軍事的動蕩并未使文化研究蕭條，斷斷續續綿延了20多年。1949年后進入和平建設時期，這一研究卻遽然冷卻。雖然就文化史的局部來說，也不乏建樹和發展，文化資料的積累和整理也相當豐富，有關中外文化交流有論著也時有所見，但是作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綜合性專著卻幾乎絕跡。據80年代初編的《中國文化史研究書目》(1)，中國大陸1949年后30年來出版的有關文化史的綜合研究，僅有蔡尚思的《中國文化史要論》(2)一本，且基本上是書目評價。這一時期，以思想史、藝術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為普遍傾向。

中國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國，浩如煙海的文化遺存舉世無雙，強勁的文化傳統傳衍不息，但是在這有輝煌文化歷史的國家，文化史學科卻建樹遲緩，不能不使人引以為憾。這種狀況又與我國近代史上多次出現的文化論戰是多么不相稱！西學的傳入在思想界引起軒然大波，新學與舊學、中學與西學之爭，使人們震聾發聵。多種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論辯，如層峰疊起，給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無比豐富而又具體生動的內容。深厚的文化積累、反復的文化論戰與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這不是偶然的現象。

1949年后，在理論界確立了歷史是階級斗爭史的觀念，這對不承認階級斗爭的舊史學是一場革命性的變革，正因為如此，它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研究熱情。但是把幾千年的文明史全部歸結為階級斗爭史，肇啟了階級斗爭的絕對化；把影響歷史的文化因素摒棄在視野以外，或者當作唯心主義的文化史觀加以鞭撻，不能不導致復雜現象的簡單化。文化史研究不僅為其他專業史所消融，在現實中也失去了賴以存在的理論基礎。“十年浩劫”幾乎掃蕩了一切文化遺產，更無從進行文化史研究。人們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式的信奉，對社會主義不切實際的設想，與外部隔離的社會環境，導致了認識上的偏差，自以為新中國早已解決一切文化問題，甚至憑借一句語錄就可以平息復雜的文化爭端，無需要再從文化上反思。社會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動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機，理論指導的失誤和學科建設的偏頗，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斷。

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復興，它的發展已經超越傳統的文史領域，而日益成為當代中國學術研究、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關注的熱點。然而這個領域曾經被長期冷落，從5O年代到80年代初，全國沒有一所大學設置文化史專業課程，更沒有一個專門的文化史研究機構。50年來還沒有一門學科這樣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國史學建設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國人民追求現代化的艱難歷程。

目前要對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動的社會思潮作總體性評價，不盡相宜，但它在學術上提出的課題，反復的論證，不同意見的爭鳴，卻歷歷在案，本文試圖對此作一評述，為的是將紛爭的諸多見解稍加整理，以留給讀者更多的思索。

一、從文化反思發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熱潮，30年代國難當頭之際，又反復出現文化論戰，政治、軍事的動蕩并未使文化研究蕭條，斷斷續續綿延了20多年。1949年后進入和平建設時期，這一研究卻遽然冷卻。雖然就文化史的局部來說，也不乏建樹和發展，文化資料的積累和整理也相當豐富，有關中外文化交流有論著也時有所見，但是作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綜合性專著卻幾乎絕跡。據80年代初編的《中國文化史研究書目》(1)，中國大陸1949年后30年來出版的有關文化史的綜合研究，僅有蔡尚思的《中國文化史要論》(2)一本，且基本上是書目評價。這一時期，以思想史、藝術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為普遍傾向。

中國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國，浩如煙海的文化遺存舉世無雙，強勁的文化傳統傳衍不息，但是在這有輝煌文化歷史的國家，文化史學科卻建樹遲緩，不能不使人引以為憾。這種狀況又與我國近代史上多次出現的文化論戰是多么不相稱！西學的傳入在思想界引起軒然大波，新學與舊學、中學與西學之爭，使人們震聾發聵。多種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論辯，如層峰疊起，給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無比豐富而又具體生動的內容。深厚的文化積累、反復的文化論戰與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這不是偶然的現象。

1949年后，在理論界確立了歷史是階級斗爭史的觀念，這對不承認階級斗爭的舊史學是一場革命性的變革，正因為如此，它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研究熱情。但是把幾千年的文明史全部歸結為階級斗爭史，肇啟了階級斗爭的絕對化；把影響歷史的文化因素摒棄在視野以外，或者當作唯心主義的文化史觀加以鞭撻，不能不導致復雜現象的簡單化。文化史研究不僅為其他專業史所消融，在現實中也失去了賴以存在的理論基礎。“十年浩劫”幾乎掃蕩了一切文化遺產，更無從進行文化史研究。人們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式的信奉，對社會主義不切實際的設想，與外部隔離的社會環境，導致了認識上的偏差，自以為新中國早已解決一切文化問題，甚至憑借一句語錄就可以平息復雜的文化爭端，無需要再從文化上反思。社會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動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機，理論指導的失誤和學科建設的偏頗，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斷。

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復興，它的發展已經超越傳統的文史領域，而日益成為當代中國學術研究、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關注的熱點。然而這個領域曾經被長期冷落，從5O年代到80年代初，全國沒有一所大學設置文化史專業課程，更沒有一個專門的文化史研究機構。50年來還沒有一門學科這樣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國史學建設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國人民追求現代化的艱難歷程。

目前要對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動的社會思潮作總體性評價，不盡相宜，但它在學術上提出的課題，反復的論證，不同意見的爭鳴，卻歷歷在案，本文試圖對此作一評述，為的是將紛爭的諸多見解稍加整理，以留給讀者更多的思索。

一、從文化反思發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熱潮，30年代國難當頭之際，又反復出現文化論戰，政治、軍事的動蕩并未使文化研究蕭條，斷斷續續綿延了20多年。1949年后進入和平建設時期，這一研究卻遽然冷卻。雖然就文化史的局部來說，也不乏建樹和發展，文化資料的積累和整理也相當豐富，有關中外文化交流有論著也時有所見，但是作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綜合性專著卻幾乎絕跡。據80年代初編的《中國文化史研究書目》(1)，中國大陸1949年后30年來出版的有關文化史的綜合研究，僅有蔡尚思的《中國文化史要論》(2)一本，且基本上是書目評價。這一時期，以思想史、藝術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為普遍傾向。

中國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國，浩如煙海的文化遺存舉世無雙，強勁的文化傳統傳衍不息，但是在這有輝煌文化歷史的國家，文化史學科卻建樹遲緩，不能不使人引以為憾。這種狀況又與我國近代史上多次出現的文化論戰是多么不相稱！西學的傳入在思想界引起軒然大波，新學與舊學、中學與西學之爭，使人們震聾發聵。多種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論辯，如層峰疊起，給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無比豐富而又具體生動的內容。深厚的文化積累、反復的文化論戰與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這不是偶然的現象。

1949年后，在理論界確立了歷史是階級斗爭史的觀念，這對不承認階級斗爭的舊史學是一場革命性的變革，正因為如此，它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研究熱情。但是把幾千年的文明史全部歸結為階級斗爭史，肇啟了階級斗爭的絕對化；把影響歷史的文化因素摒棄在視野以外，或者當作唯心主義的文化史觀加以鞭撻，不能不導致復雜現象的簡單化。文化史研究不僅為其他專業史所消融，在現實中也失去了賴以存在的理論基礎。“十年浩劫”幾乎掃蕩了一切文化遺產，更無從進行文化史研究。人們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式的信奉，對社會主義不切實際的設想，與外部隔離的社會環境，導致了認識上的偏差，自以為新中國早已解決一切文化問題，甚至憑借一句語錄就可以平息復雜的文化爭端，無需要再從文化上反思。社會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動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機，理論指導的失誤和學科建設的偏頗，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