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與辯論;辯論中的十大關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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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與辯論 如前所述，從根本上看，辯論賽是一種游戲，因而辯論技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個人即使有豐富的知識積累，但如果不善于表述，不熟悉辯論技巧，在場上是不可能表現得很出色的。反之，一個人如果光有辯論技巧，但其知識底蘊很差，可供調動的東西很少，那就會陷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境，縱有最高超的辯論技巧也無法展示出來。所以，把知識積累與辯論技巧結合起來，是十分重要的。

先講知識積累問題。在選拔辯論隊員的過程中，我們碰到的一個最大的問題是隊員在知識結構上都比較弱，他們可能對本專業的問題比較熟悉一些，但一走出專業的范圍，就有邯鄲學步，寸步難行的味道。一個人如果知識很弱，去參加辯論，就像一個沒有錢的人去做生意一樣，是很難成功的。如何在比較短的時間里解決好知識積累的問題？這是我們在訓練階段中考慮較多的問題。我們主要采取如下的措施：

第一，通過專家講座的形式增加背景知識。人們常常把文科的知識比喻為一座金字塔，不了解寬泛的知識背景，想在某一專業領域里做出出類拔萃的成績是不可能的，想在辯論中運用自如、應答如流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作為知識背景的學科非常之多，如哲學、歷史、倫理、政治、經濟、宗教、藝術、邏輯、修辭、生態、社會學、醫學、文學等等，如何才能迅速地完成知識積累工作呢？光是一門學科，就可以講上幾個學期，通過一、二次講座，隊員們能把握住嗎？“知識快餐”可能嗎？實踐證明是可能的。在每次講座中，我們要求專家主要圍繞以下三個問題來講：1．本學科的基本概念；2．本學科發展的基本歷史線索；3．本學科研究在當代的熱點問題。把這三個問題用簡明扼要的話講清楚了，隊員們就能從理論、歷史和現實三者的結合中迅速地了解一門學科的概況和問題之所在。這樣一來，也就有了關于這門學科的背景知識。采用這種方式，我校的三十多位專家為隊員做了五十多次講座，大大地拓寬了他們的知識視野。

第二，分析有可能入選為辯題的當代熱點問題，重點理清有關這方面的知識。在當今世界上，熱點問題是不少的，如民族沖突與戰爭問題、生態環境問題、東西方文化融合與發展的問題、世界政治新格局問題、南北和南南關系問題、當代新儒家問題、亞太經濟圈問題、艾滋病問題、安樂死問題、聯合國作用問題、人口問題、傳統與現代化關系問題、市民社會問題、后現代主義問題、國際恐怖主義問題等等。就這些問題，我們一方面組織一些專家講座，有針對性地講；另一方面，也借閱了一批圖書和刊物，供隊員們閱讀，使他們對這些問題盡快獲得感性認識。

第三，精讀《四書》。考慮到辯論賽作為華語推廣活動，對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是比較重視的，所以在這方面我們理應多做些準備。我們除布置隊員熟讀《四書》外，還要求他們熟讀《孫子兵法》、《道德經》等重要著作。

有了這樣的知識積累，隊員們在辯論時從容多了。剛開始參加辯論時，他們常常出現口誤，主要是背景知識不熟悉，對方提一個比較深入的問題，就無從應對了。現在，可調動的知識積累多了，隊員們在辯論時就能左右逢源，自出機杼，旁征博引，滔滔不絕，給評委和聽眾留下知識面很寬的印象。另外，在每次討論辯題時，如果我們發現哪位隊員的知識有不準確之處，就馬上進行糾正。在訓練時，除了一些共同的項目，我們也根據各個隊員知識結構的特殊情況，分別對待，缺什么補什么，使隊員們的知識積累有一個較大幅度的提高。新加坡辯論凱旋后，隊員們對專家們的知識講座始終懷著感激之情。

另外，在國際大專辯論賽的辯題下來后，我們還請一些專家進行“會診”，進一步強化了專題知識，從而在辯論中能達到引經據典、揮灑自如的境界，獲得評委和聽眾的一致好評。

知識積累是重要的，但不講究辯論技巧，它仍然是空的，它或許適用于作學術報告，但卻不適用于辯論。劍橋隊之所以負于復旦隊，問題主要不是出在知識積累上，而是出在辯論技巧上。尤其在辯題上不利于某一方時，這一方如果在技巧上不能高對方一籌，是很難取勝的。在辯論技巧上，我們以為，以下幾點是比較重要的。

1．攻其要害

在辯論中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雙方糾纏在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例子或表達上爭論不休，結果，看上去辯得很熱鬧，實際上已離題萬里。這是辯論的大忌。一個重要的技巧就是要在對方一辯、二辯陳詞后，迅速地判明對方立論中的要害問題，從而抓住這一問題，一攻到底，以便從理論上徹底地擊敗對方。如“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這一辯題的要害是：在不溫飽的狀況下，是否能談道德？在辯論中只有始終抓住這個要害問題，才能給對方以致命的打擊。在辯論中，人們常常有“避實就虛”的說法，偶爾使用這種技巧是必要的。比如，當對方提出一個我們無法回答的問題時，假如強不知以為知，勉強去回答，不但會失分，甚至可能鬧笑話。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機智地避開對方的問題，另外找對方的弱點攻過去。然而，在更多的情況下，我們需要的是“避虛就實”，“避輕就重”，即善于在基本的、關鍵的問題上打硬仗。如果對方一提問題，我方立即回避，勢必會給評委和聽眾留下不好的印象，以為我方不敢正視對方的問題。此外，如果我方對對方提出的基本立論和概念打擊不力，也是很失分的。善于敏銳地抓住對方要害，猛攻下去，務求必勝，乃是辯論的重要技巧。

2．利用矛盾

由于辯論雙方各由四位隊員組成，四位隊員在辯論過程中常常會出現矛盾，即使是同一位隊員，在自由辯論中，由于出語很快，也有可能出現矛盾。一旦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應當馬上抓住，竭力擴大對方的矛盾，使之自顧不暇，無力進攻我方。比如，在與劍橋隊辯論時，劍橋隊的三辯認為法律不是道德，二辯則認為法律是基本的道德。這兩種見解顯然是相互矛盾的，我方乘機擴大對方兩位辯手之間的觀點裂痕，迫使對方陷入窘境。又如對方一辯起先把“溫飽”看作是人類生存的基本狀態，后來在我方的凌厲攻勢下，又大談“饑寒”狀態，這就是與先前的見解發生了矛盾，我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對方于急切之中，理屈詞窮，無言以對。

3．“引蛇出洞”

在辯論中，常常會出現膠著狀態：當對方死死守住其立論，不管我方如何進攻，對方只用幾句話來應付時，如果仍采用正面進攻的方法，必然收效甚微。在這種情況下，要盡快調整進攻手段，采取迂回的方法，從看來并不重要的問題入手，誘使對方離開陣地，從而打擊對方，在評委和聽眾的心目中造成轟動效應。

在我方和悉尼隊辯論“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時，對方死守著“艾滋病是由HIV病毒引起的，只能是醫學問題”的見解，不為所動。于是，我方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戰術，我方二辯突然發問：“請問對方，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號是什么？”對方四位辯手面面相覷，為不致于在場上失分太多，對方一辯站起來亂答一通，我方立即予以糾正，指出今年的口號是“時不我待，行動起來”，這就等于在對方的陣地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從而瓦解了對方的堅固的陣線。

4．“李代桃僵”

當我們碰到一些在邏輯上或理論上都比較難辯的辯題時，不得不采用“李代桃僵”的方法，引入新的概念來化解困難。比如，“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這一辯題就是很難辯的，因為艾滋病既是醫學問題，又是社會問題，從常識上看，是很難把這兩個問題截然分開的。因此，按照我方預先的設想，如果讓我方來辯正方的話，我們就會引入“社會影響”這一新概念，從而肯定艾滋病有一定的“社會影響”，但不是“社會問題”，并嚴格地確定“社會影響”的含義，這樣，對方就很難攻進來。后來，我們在抽簽中得到了辯題的反方，即“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完全否認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也會于理太悖，因此，我們在辯論中引入了“醫學途徑”這一概念，強調要用”社會系統工程”的方法去解決艾滋病，而在這一工程中，“醫學途徑”則是必要的部分之一。這樣一來，我方的周旋余地就大了，對方得花很大力氣糾纏在我方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擊力就大大地弱化了。

“李代桃僵”這一戰術之意義就在于引入一個新概念與對方周旋，從而確保我方立論中的某些關鍵概念隱在后面，不直接受到對方的攻擊。

辯論是一個非常靈活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可以施展的技巧的一些比較重要的技巧。經驗告訴我們，只有使知識積累和辯論技巧珠聯璧合，才可能在辯論賽中取得較好的成績。

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的關系

在辯論中，邏輯思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它使思維顯得嚴謹、條理，使立論變得牢不可破。但邏輯思維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使語言變得枯燥、抽象，如果沒有另一種思維——形象思維緊密配合的話，場上的氣氛就會顯得過分凝重，缺乏活力和幽默感。德國人本主義哲學家費爾巴哈就說過，我在黑格爾的《邏輯學》面前顫抖，如同生命在死亡面前顫抖一樣。只有在辯論中融入形象思維，整個辯論過程才會充滿活力，辯論賽也會真正地具有觀賞價值。

先來看邏輯思維。這種思維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第一，必須運用邏輯思維透徹地分析辯題，明了辯論雙方的真實的邏輯地位和邏輯困難。如“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正方）和“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反方）的辯題在邏輯上都把“醫學問題”和“社會問題”割裂開來，因此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去攻擊對方的這種邏輯上的割裂，因為對方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指責我們。又如“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這一辯題中的“必要條件”在邏輯上的含義是“無之必不然，有之不必然”。所以，正方在這一辯題中的邏輯困境顯要證明：沒有溫飽就絕對不能談道德。也就是說，反方只要舉出一個例子，說明人們在不溫飽的狀態下也能談道德，正方在邏輯上就已被打倒了。明了雙方在辯題上的邏輯關系是確定對方立論之要害的前提之一。

第二，在表達上必須講究邏輯層次。許多辯論新手在剛上場時，觀點的條理和層次常常是不清楚的，把幾層意思混在一起說，評委和聽眾聽了有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感覺。重視邏輯層次，每個辯手的陳述稿都應層次分明，第一點講什么，第二點講什么，第三點講什么，條分縷析，清清楚楚；同時，四位辯手的陳詞在總體上也應體現邏輯層次，如一辯從理論上闡明立論，二辯從歷史上闡明立論，三辯從現實上闡明立論，四辯總結陳詞，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四個人的陳詞合在一起，猶如一篇文章，給人以氣勢宏大、錯落有致的印象。從評委和聽眾的接受心理來分析，他們常常有一種惰性心理，即希望辯手把問題的層次闡述得非常清楚，不用自己再花力氣去整理、歸類。所以，辯手們的表達愈是井井有條，就愈是容易為評委和聽眾所接受。

第三，必須善于進行歸納。一個辯手如果不能用簡明扼要的話來闡明自己的見解，一說就是一大套且不得要領的話，他在辯論中是很難占到有利位置的；同樣地，一個辯手如果不能用簡明扼要的話來迅速地歸納對方的見解，他常常會在辯論中隨波逐流，甚至迷失方向。只有在邏輯上善于歸納的人，才會在辯論中緊緊抓住對方的要害，有針對性地打擊對方，使對方真正陷入被動的局面。必須補充的是，對于第四辯手來說，歸納法具有更突出的意義，因為他不僅要迅速地歸納出對方四位辯手的基本見解，予以總體上的駁斥，而且要迅速地歸納出本方的基本見解，清清楚楚地陳述出來，從而贏得評委和聽眾對自己的支持。

第四，恰當地使用歸謬法。所謂歸謬法就是沿著對方的邏輯把其觀點推向極端，使其荒謬性明顯地表現出來，從而予以否定。比如“經濟發展了，文化才能繁榮”這個命題建立了經濟發展與文化繁榮之間的簡單的邏輯聯系，如果我們對這種簡單的、線性的邏輯關系進行歸謬的話，就可以說，“按照對方的邏輯，只要把經濟抓好了，即使沒有人去搞文化，文化也會自然而然地繁榮起來，這豈不是把經濟和文化等同起來了嗎？”也可以說，“根據對方的邏輯，凡是經濟不發展的國家，文化一定是不會繁榮的，哪又怎么解釋古希臘的文化是在其城邦經濟和制度走向衰退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呢？而十八、十九世紀的德國雖然在經濟上比較落后，在哲學文化上卻成了‘第一小提琴手’了呢？”

對方的邏輯錯誤本來是不明顯的，使用了歸謬法，就使其錯誤明明白白地擺在評委和聽眾面前，從而能幫助他們迅速地判明對方的邏輯弱點。當然，歸謬法的使用要注意適度性，如果用得過多過密，反而會給人以強詞奪理的感覺。比如，在辯論艾滋病問題時，悉尼隊有這樣一個邏輯，既然稱艾滋病為病，它當然是醫學問題。我方馬上對這一邏輯進行歸謬：“政治病、社會病也是病呀，但是否是醫學問題呢？”這種方式的歸謬只要點到即可，不宜多用，否則過猶不及，適得其反。

在分析了邏輯思維的一些主要表現形式后，下面，我們再來看形象思維的問題。形象思維注重的是用具體的東西去打動評委和聽眾，其主要表現形式如下：

第一，用形象的類比取代抽象的說理。在與悉尼隊辯論“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的題目時，我方必然要指責對方把艾滋病這么大的問題局限在醫學問題的小范圍內，如何形象地表達我方的見解呢？我們采用了夸張地加以類比的表達手法，比如，“請對方辯友不要讓大象在杯子里洗澡”、“花盆里是種不下參天大樹的”等等，使聽眾和評委形象地感受到對方的理論錯誤。

第二，用具體的數據取代經院哲學式的說教。在辯論中，準確無誤的數據往往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為了說明艾滋病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們列舉了以下的數據：到1993年5月底，全世界的艾滋病感染者已達1400萬，患者達250萬，到2000年，感染者將達5000萬—1億，患者將達1400萬。不用更多地說理，這些天文數字已表明，艾滋病已成為當今世界嚴重的社會問題。在能用數字說明的地方要盡可能用數字，因為數字只要準確是無法駁斥，也是無法否定的。

第三，用生動的事例取代煩瑣的論證。俗話說，事實勝于雄辯。準確無誤的事實和數據一樣，在辯論中是最有力的東西。比如，在論述“人性本惡”的辯題時，我方舉了不少例子來闡明這一點，如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又如曹操說：“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路易十五則說：“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又如在歷史和現實中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情：謀殺、搶劫、綁架、欺詐、偽善等等。難道不都是“人性本惡”的表現形式嗎？生動的事例不僅使我方的立論顯得豐滿和充實，而且也易于為評委和聽眾欣賞并接受。

第四，用幽默感人的語言取代貧乏枯燥的陳述。在辯論中語言運用的優美與否，是評委打分的主要依據之一。在我隊的辯論經驗中，對語言優美的刻意追求，乃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比如，為了駁斥劍橋隊的“溫飽決定論”，我方三辯對裴多菲的詩作了如下的改動：

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溫飽故，

兩者皆可拋。

這一幽默的駁斥在場上取得了相當好的效果。又如，在辯論艾滋病問題時，我方三辯又幽默地說：“如果哪個人給艾滋病‘愛’上的話，恐怕會‘此恨綿綿無絕期’吧！”，在批評對方把艾滋病局限于醫學領域，必然會延誤治療，從而給全社會帶來災難性后果時，我方三辯又機智地引證了柳宗元的詩：

千山鳥飛絕，

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

獨釣寒江雪。

從而生動地刻畫出對方在理論上孤立無援的窘態，為我方贏得了長時間的笑聲和掌聲。

語言之幽默當然不僅僅表現在語言之詩化上，也表現在機智的應對上。在辯論“溫飽”問題時，劍橋隊的第四辯手一口氣向我方提出了三個問題，可是，他在講話中錯誤地稱李光耀為新加坡的“總統”，我方第四辯手站起來，立即指出了他的這一常識性的錯誤，引起了長時間的掌聲。

把嚴謹的邏輯思維與生動的形象思維結合起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訓練中，我們既設置了對辯題進行嚴密的邏輯分析的項目，又設置了形象地表達思想的項目，從而使隊員們善于把這兩種對立的思維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使整個辯詞顯得嚴謹而又生動，條理分明而又感情充沛，從而得到了評委和聽眾的高度評價。

預定陳述與臨場應對的關系

辯論中的全部臺詞可以劃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辯手預先準備好的陳述詞，可以說是“死的東西”，另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辯手在陳述前和自由辯論中靈活應對的東西，可以說是“活的東西”，辯論的一個重要的藝術就是要把這兩部分東西有機地結合起來。

我們知道，一、二、三、四辯手發言的時間分別是3、3、3、4分鐘，自由辯論單方累計4分鐘，單方共有發言時間17分鐘，假設一、二、三、四辯手分別留出0．5、0．5、0．5、1分鐘用于臨場辯護和駁斥，加上自由辯論的4分鐘，共有靈活應對的時間約6．5分鐘，占總發言時間的38％左右。換言之，從時間上劃分，17分鐘中有10．5分鐘是陳述“死的東西”，而6．5分鐘則陳述“活的東西”。這兩部分交接得是否好，是辯論中的關鍵問題之一。

先來看預定的陳述。這部分內容是在辯論前已準備好的、隊員已熟讀乃至背誦出來的東西。我們對這部分內容的要求是：在集體討論、明確總體思路的情況下分頭寫出來，務求立論鮮明、說理透徹、語言形象、境界不俗。這部分內容不能草率地形成，而應在反復斟酌辯題的基礎上，在反復權衡各種思路的基礎上撰寫出來的。因此，在辯論過程中，不管對方的論點和論據出現什么變化，也不管對方提出了哪些出乎我方意料的新概念、新問題，我們都要求，辯論隊員無權擅自改動其中的內容，因為：第一，不管臨場組織起來的語言如何好，在邏輯嚴密性、語言的條理性和華美性上都不可能超過已經形成稿子的、精心準備的東西；第二，如果任何一位隊員有權在場上擅自改動已準備好的陳述詞，弄得不好就會把整個辯論隊的思路、立論和底線都搞亂，后果不堪設想。

當然，這里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陳述詞并不是教練的“硬性命令”，而是辯論隊員自己已接受的東西。如果教練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隊員，隊員上場后的表現不可能是很出色的，因為他們有心理障礙，他們講的不是他們所想的，這就難免出岔子。所以，在準備陳述詞時，隊員們的任何一個疑問都應得到回答和解釋，要鼓勵他們提出各種顧慮，竭盡全力予以解決。總之，一句話，要使陳述詞成為每個隊員自己的東西。這樣，他們在場上不但信心十足，而且也不會擅自去改變陳述詞。當精心準備的陳述詞能完整無遺地表達出來的時候，它遠比那些“急就章”更能打動評委和聽眾的心。

再來看靈活的應對。如前所述，辯論的任何一方可靈活支配的時間是6．5分鐘左右。這一時間是短暫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雙方的激烈交鋒就發生在這一段時間里。靈活應對的好壞直接關系到辯論的勝負。從評委和聽眾的接受心理看，這部分“活的東西”具有更大的觀賞價值，因為它是敏捷的才思和機智的應變能力的集中體現。乍看起來，這部分內容似乎是完全不可捉摸的，其實，是有規律可尋的。一個人的知識面愈是寬廣，可供調動的事實和素材愈是豐富，他對某個辯題的準備愈是充分，對可能出現的各種交鋒想得愈是深入，臨場應變的余地就愈是大，出語愈能驚人。

對靈活應對的東西，我們的要求是：第一，準確性。即用于臨場應對的語言、事實、數據、典故必須準確無誤，不能出半點差錯。一個人名的偏差、一句話的口誤、一個典故或引證的差錯、一個數據的不實，都可能是致命的，如果對方窮追不舍的話，就有可能把我方擊敗。第二，針對性。即必須重點攻擊對方陳述中的基本概念、問題和觀點。對方辯手在陳述中也許會出現許多問題，有不少“小辮子”可抓，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對這些問題逐一進行駁斥，一是會影響陳述的時間，使已經準備好的陳述詞無法完整地說出來；二是多中心等于無中心，抓的問題太多，注意力就被引到與主題無關的細枝末節上去了，結果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那就太慘了。因此，強調針對性，就是要使我們的隊員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削除枝蔓，著力于抓住那些根本性的問題（包括對我方立論有根本威脅的問題）實施堅決的打擊。第三，效果性。凡是靈活應對的內容，尤其要注意場上的效果。如果出語不驚人，即不可能構成對對方立論的有力打擊和對我方立論的有效維護，那就應當換一個角度進行進攻，千萬不可在這段寶貴的時間內說一些沒有效果的廢話。舉例來講，在與劍橋隊辯論“溫飽”問題時，我方在短短4分鐘自由辯論中引經據典，出語幽默，竟贏得了15次掌聲和笑聲，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大致界定陳述和自由應對的時間比例是容易的，困難的是在辯論過程中真正地使兩者水乳交融，換言之，是把握好兩者關系的“度”的問題。有的辯論隊偏重于陳述詞而對靈活應對部分缺乏認真的準備，在場上會給人留下過于呆板、僵硬的感覺；也有的辯論隊過于重視靈活應對部分而輕視陳述詞，給人的感覺是在理論上缺乏系統性和深度，且有支離破碎的感覺。顯然，這兩種傾向都是錯誤的，只有同時重視兩者并以最佳的方式把它們結合起來，才能在辯論中立于不敗之地。

正與奇的關系

《孫子兵法》強調在軍事上要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要兵不厭詐，這里涉及的正是“正”與“奇”的關系問題。拿破侖用兵如神，被他打敗的將領都抱怨他打仗不遵守規律，實際上他并不是不遵守規律，而是用兵已達到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自由境界，因而能出奇制勝。在辯論中，也涉及到“正”與“奇”的關系。

所謂“正”，也就是對立論、自由辯論的設計都合乎常規；所謂“奇”就是在整個設計中植入出人意料之外的東西，往往使對方在辯論中措手不及，從而陷入被動的局面。在辯論中應當把這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如果只講“正”而不求“奇”，會給人以呆板的感覺；反之，如果一味求“奇”，失了正確的方向，也會“走火入魔”，陷入歧路亡羊的窘境。我們的看法是：辯論應以“正”為基礎，應從大處著眼，作充分的準備，然后在可能的條件下，即在不損害立論，不嘩眾取寵的前提下，力求“奇”的表達方式，以有效地打擊對方。

比如，就“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這一辯題來說，當然重點是討論“溫飽”與“談道德”的關系。根據對方的設想，我方在立論中將會割裂“溫飽”與“談道德”的關系，可是，我方的立論卻有出奇不意之處。我方并不否認溫飽了可以談道德，我方否認的僅僅是把談道德局限在溫飽條件下的觀點。另外，道德不光與人們的經濟情況有關，它的部分內容（如性道德）與人們之間的性的交往方式密切相關。即使在非溫飽的狀態下，只要人們之間存在性關系，就會有相應的性道德。這是我們原來在設計自由辯論時準備的一只“殺手锏”，后來由于時間關系在場上沒能打出來。如果打出來的話，對方一定猝不及防。

又如，在“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的辯論中，我方準備了一個出奇不意的問題：“艾滋病的發生究竟是社會出了問題，還是醫學出了問題？”這個問題模棱兩可，對方很難回答。如果對方回答是社會出了問題，那我們就說艾滋病是社會問題；如果對方回答是醫學出了問題，那我們又可以進一步責問對方：同性戀、吸毒等都是醫學問題嗎？我們還準備了另一個十分刁鉆的問題：“如果一位老太太給一輛車撞倒了，肇事者已逃之夭夭，另一個人把她救了起來，那么，這個事故的責任應該由哪個人來負呢？”言下之意，老太太被撞傷了，當然要通過醫學手段給她治療，但事情的起因卻在社會上，應是社會交通事故，即社會問題。這個問題在辯論中突然提出來，對方要馬上理清思路，進行回答是困難的；如果貿然回答，則可能被我方思路“套住”，陷于被動。

再如，在“人性本惡”的辯題中，我方估計對方為了針鋒相對地強調人性中的善根，肯定會提到“人與動物相區別”的問題，因為常人，包括我們的好多理論家在內，也常常會提出這個問題。然而這個問題中蘊涵的邏輯錯誤是：人和動物的概念是重迭在一起的，動物是人的種概念，而人則是動物中的一類，盡管是最高級的一種，但歸根到底，人仍然是動物。不管我們給人下怎樣的定義，如“政治動物”、“社會動物”、“制造工具的動物”等等，這些定義的最后兩個字總是動物。由此可見，“人與動物相區別”這個提法就是錯誤的，因為它在邏輯上否認了人是動物。正確的提法應是，“人與人以外的動物相區別”。如果抓住這一問題，出奇不意地攻擊對方的話，這對我們將是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