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支部加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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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基層黨組織設置如何適應新形勢下的新要求？射陽縣打破按區域設置黨的基層組織的傳統模式，在面廣量大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里建立黨的組織，依托合作社的發展，把黨的組織體系和工作觸角延伸到產業鏈的各個環節，讓基層黨組織更加深度地融入到農村經濟發展之中。這種“黨支部+合作社”的農村基層黨組織設置新模式，實現了黨建與富民的相融互動。

1+1＞2取得倍增效應

射陽縣洋馬鎮是著名的中國藥材之鄉。由于外地藥商惡意壓價以及本地經紀人無序競爭，一度出現過藥材倒在溝邊無人問、堆在灶下當柴燒的現象。

天馬菊花合作社社員王桂壘告訴記者，合作社建立后，鎮上的藥材經營逐漸從無序化變為組織化、專業化。“黨員經紀人走南闖北找市場打開銷路；黨支部出謀劃策推行標準化生產，還注冊了商標，我們的產品價格比市場價每斤高出**元，年底還有紅利分。”

“從合作社成立到現在，全社已實現銷售收入8**萬元，去年社員人均增收在20**元上下。”合作社支部副書記朱文彬說，實踐證明，沒有黨支部就沒有合作社這么快的發展，“黨支部+合作社”這個組織設置的創新，帶來的是1+1＞2的倍增效應。

“‘黨支部+合作社’的‘+’不是簡單的疊加、附加，而是有機融合，因此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省委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彭穗寧說。全國黨建研究會副會長蔡長水認為，“黨支部+合作社”有效地解決了組織農民、規避市場風險、增加農民收入的問題。

新模式破解組織設置難題

據介紹，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和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加快，農村黨員從業多樣、流動性強，傳統的按行政村和村民小組設置的黨支部和黨小組的農村基層組織設置已不適應新要求。

以通洋鎮為例，鎮上的食用菌產銷合作社共有4500多戶菇農，分屬不同的村（居），其中不少是在異地組織生產，遍及全國110個縣以上城市，每年8月走、隔年4月回，流動性很強，原有的村黨組織受到地域的局限無法正常發揮作用，有被邊緣化的危險。這種情況下，在合作社里建支部，不打亂現有黨員組織關系，對黨員實行雙重管理，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村基層組織設置、農村黨員教育管理等方面面臨的難題。

仍以通洋鎮為例，建立食用菌產銷合作社黨支部后，除了黨支部的核心層外，一般黨員的組織關系仍保留在村里，在外，參加合作社的組織生活，在家，參加村支部的活動。合作社黨支部與村黨組織各司其職：合作社黨支部負責原料供應、信息、技術推廣等，村黨組織負責育菇農戶的土地流轉、為菇農幫收幫種、為困難戶擔保貸款等，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

合作社支部書記李安亮認為，這種聯合突破了地域限制，不僅跨產業鏈，而且還跟著產業鏈跨村甚至跨鎮，實現了屬地領導、行業指導，使得合作社的結合緊密程度更高、發展更健康。

中央黨校黨建研究室主任王長江評價說，當前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的變化，引發了利益群體的多元化。射陽縣“黨支部+合作社”的新模式，為市場經濟中黨組織應發揮什么樣的優勢找到了答案，在全國有借鑒意義。

個性化活動取代“一鍋煮”

富洋苗木花卉合作社由黨員大戶吳剛牽頭組織創辦，社里**名黨員不是種植大戶就是營銷大戶。黨支部成立后，開展品種引進、種苗培育、技術指導和品牌營銷等主題活動，引導家家戶戶在房前屋后栽植苗木花卉，形成了獨特的庭院經濟。20**年，合作社一舉拿下了2008奧運會綠化和上海世博會樹木采購中的兩個大訂單。

“黨組織有戰斗力，才有凝聚力和影響力。”吳剛說，過去喊黨員開會，有的黨員索要5元錢誤工費；現在黨支部搞培訓，大會開得再長也不嫌累。黨員勁頭足，在社里個個都是領頭羊。

當地有關部門領導介紹說，新時期下，農村黨員流動性強，行業不同、志趣各異，傳統的以村為單位開展“一鍋煮”式的組織活動，已難以滿足他們的個性化需求。合作社黨支部針對不同職業、行業、地域的黨員進行差別化教育管理，為農村黨員的教育管理開辟了新路。

中央黨校《學習時報》總編周為民指出，黨不能脫離群眾，首先不能脫離黨員。“黨支部+合作社”，使新型農村基層黨組織有了產業依托，為黨組織和黨員發揮作用提供了新的載體，有效解決了黨聯系群眾、聯系黨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