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與覺醒讀后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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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慧珍在《信仰與覺醒》一書中把康德列在黑格爾之后，這在中外學者中并不少見。這樣做實際上是把康德擺到了黑格爾之上的位置。在反形而上學的氛圍中，這是很自然的。但我卻不是太贊同這種做法。尤其當談到信仰時，我認為黑格爾還是應當擺到康德之后，后面可以再加一個波蘭尼。

康德說，我限制知識，為的是給信仰留下地盤。但他把知識限制得太過了，以至于只把自然科學作為科學，而人文社會科學則全部作為準科學或次科學。新康德主義把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截然二分，就是這種做法的延續。如果說近代經驗主義（經驗論）把物理學作為知識的典范，理性主義（唯理論）把數學作為知識的典范，那么我們就可以說，黑格爾是把人文社會科學作為知識的典范，盡管當時作為典范被公認的人文社會科學還不存在。狄爾泰等哲學家的貢獻，恰恰在于像康德為自然科學劃定范圍那樣，為人文社會科學劃定了范圍。信仰與知識的界限，由此才獲得了充分的含義。也就是說，信仰與知識的差別，不僅是信仰與自然科學的差別，而且是信仰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差別。

馬克思認為，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對立，實際上是由勞動和資本的對立造成的。當勞動從屬于資本的時候，人文社會科學必然會被從屬于自然科

學，而當勞動起而反對資本的時候，人文社會科學也會起而反對自然科學。當勞動與資本的對立消除之后，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對立也將消失，“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將成為同一門科學”。

按照波蘭尼的看法，不管能否消除勞動和資本的對立，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對立都應當消除。至于信仰與知識的對立，在波蘭尼看來也應當消除，因為任何科學，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都以信仰為前提和基礎。這樣，波蘭尼就以另外一種方式回到了黑格爾。

黑格爾把宗教和藝術都作為絕對精神的一個方面，這表明，他混淆了知識與信仰的界限，實際上把信仰當成了最高的知識類型，而知識當成了信仰的最高形式。這當然是錯誤的。但實證主義者把經過狹隘理解的自然科學作為知識范式，并以此批判黑格爾，更加大錯特錯。相比之下，馬克思劃分生活與意識，認為生活決定意識，而不是意識決定生活，然后把科學作為意識的升華形態，強調科學與生活的統一，這種批判才是真正有效的。

黃慧珍認為，馬克思過分抬高了“醒”的作用，忽視了“覺”的作用。這在終結論的意義上是正確的，在過程論的意義上是不正確的。終結論意味著，共產主義（馬克思把這之后的社會稱

為“人類社會”）作為醒的狀態，與它之前的階段（馬克思稱為“市民社會”）作為“覺”的狀態，兩者之間有一道截然分明的界限。而過程論則意味著，共產主義與非共產主義之間，只是一個程度的問題，兩者之間沒有絕對的界限。馬克思一生既有終結論觀點，也有過程論觀點，但早期終結論色彩較濃，后期過程論色彩較濃。表現在覺、醒關系上，馬克思早年認為人可以完全進入醒的狀態，后期則認為覺的狀態會永遠存在。在必然王國和自由王國的關系中，馬克思早期傾向于人類可以超越必然王國，晚年則傾向于必然王國永遠存在。

馬克思去世以后，馬克思觀點中的兩種傾向分離開來，各自得到了片面發展。這種分離和片面化產生了嚴重的后果。馬克思由此也遭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和錯誤的批判。因此，今天我們需要做的，不僅是回到馬克思，而且是對馬克思本人的觀點進行批判，表現在信仰問題上，是重新劃分“絕對”知識與“絕對”信仰的界限。就我本人的觀點而論，我認為共產主義在終結論的意義上是不成立的，在過程論的意義上是成立的，終結論意義上的共產主義只能是一種信仰，而不可能成為一種知識。只有過程論意義上的共產主義才能成為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