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錫文：加入WTO后中國“三農”面臨的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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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總理在十屆人大二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其中多次提及“三農”問題，他指出，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我們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強農業，支持農業，保護農業，努力增加農民收入。

“要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必須在經濟上調動農民利益，并在政治上保障農民的民主權益。”

農民收入增長問題

1997年－2003年，7年中，農民人均收入年增長為4％，從全球指標來看，4％增長很不錯，但從中國具體國情來看，情況不是很好。首先，4％增長沒有實現十五綱要規定每年增速達到5％的目標；過去6－7年中，城鎮居民收入增長7％－8％，城鄉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從1998年到現在，6年來農民總收入增長了532元，城鎮人均可支配總收入增加3312元，平均每年增加552元，可見，農民六年增加的總額比城鎮居民一年增加的還要少。

農民增收的困難在于，農業沒有讓農民增收、反而減收。目前，中國農民人均收入大概有45％來自農業，比8年前下降了18個百分點，而且連續7年來，絕對額也在下降，農民收入來自農業比重最高在1997年，是1270元，但1998年至2003，再沒有一年達到這個水平。

在農民收入增長中，農業收入比重很大，而制約農業增收主要因素中，很關鍵的就是農產品價格，比如：糧食價格持續8個月低迷，其他農產品也有類似問題。曾經有一個分析，1996－200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增收達到2020元了，但人均用于糧油肉蔬的支出減少了132.1元，如此情況下，農民從農業增收是很困難的，所以一定要考慮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

然而，在過去，鄉鎮企業總量在增長，但是就業吸納能力在降低，1996年吸納就業為1.508億人，到2002年為止就業水平一直沒有達到1996年的指標，直到2003年，比1996年增加了63萬人，于是就看到了大量流動人口進城，因為2003年農村1.1396億人外出就業。

現實的情況是，城鎮也有就業矛盾，一個原因是由于高新技術浪潮，二三產業中，明顯出現了資本和技術大規模替代勞動的現象。

從農民收入角度看，制約農民收入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擴大農產品市場，使農產品在市場上有一個合理價格；如何轉移就業，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使農民從城鎮中獲得收益。目前來看，解決的難度很大，不可能指望短期內農民收入增長會突飛猛進，農民增收是一個艱巨的任務。

糧食問題

1990年代后半期以來，中國經過了5年糧食豐收的可喜局面，1990年代末出現了糧食總量明顯增加，但由于有了巨大的庫存，使得過去持續4年的糧食減產并沒有影響市場供給和價格。

在這個背景下，很多人認為中國沒有糧食問題，但是我覺得自去年年底糧食價格上漲，中國長期存在的糧食問題又引起注意，去年糧食總產量約為8613億斤，去年預測總需求為8760斤，產需缺口比較大，經濟學界認為，糧食短缺會導致價格上漲，農民就會多種糧食，矛盾自然解決，但這不是現實，現實中還有很多實際問題。

這個結論建立在有足夠的生產能力基礎之上，過去曾經有三年超過1萬億斤的生產能力，現在沒有這么多了，一些基本資料顯示，中國實際上有的耕地面積188.51億畝，和1996年相比減少了1億畝，但實際狀況減少更多，僅退耕還林一項就退了1.08億畝。

2003年糧食播種面積4.9億畝，比1998年的7.06億畝少了2.08億畝，糧食總產量2003年為8613億斤，而最高峰的1998年產量是10264億斤，近年持續下降，到2003才略有回升；而單位面積產量播種面積最高為600斤，去年是578斤，每畝減少了22斤；人均擁有量1996年最高824斤，去年667斤；庫存2003年國家沒有公布，毫無疑問，進入21世紀，糧食產量沒有超過1萬億斤，這些年來庫存只出不進。

不促進糧食生產發展，過些年問題會嚴重。問題在于沿海8個省更愿意花錢購買糧食，而13個主要產糧區，糧食多了，占了資金、積壓，并且由于種糧附加值低，所以不愿意多產；而產銷平衡區，基本保持自給。沒有一個地方愿意多產糧食，有人會提到進口，但如果依賴進口，中國人口多，如果中國大量進口糧食，則國際糧食價格上升，很多國家買不起糧食，政權穩定就會成為問題。

總之，糧食問題現在的最大癥結就在于種糧不賺錢。

土地問題

這里主要談兩個方面。一是農地制度，即農村自身土地問題。這是與農村基本制度聯系在一起，憲法規定，土地制度與農村統分結合的雙層營機制聯系在一起，但是實踐中很少有干部記住這一點，因而土地承包糾紛層出不窮。去年《農村土地承包法》頒布，規定承包期內，發包方不得收回、調整土地。

既然土地問題老搞不好，有人主張干脆私有化，但這并不能解決農民貧困問題；另外有人主張，干脆國有制。比較現實的做法是通過一系列制度創新，通過一些管理和監督，把現有的法律和制度執行好。

二是土地的農轉非問題。在中國，土地要農轉非，就是要改變用途。過去中國城市化進展比較慢，因而問題不突出，而且過去計劃時代，要農轉非，就要給農民商品糧和工作，農民的權益還有一定的保障；但現在情況變化了，農轉非，商品糧沒有了，工作也難解決或者不解決，但農民的權益還需要維護。十六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一系列原則，即：中國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提是實行世界上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保障農民權益；嚴格區分公益性用地和經營性用地。

但實際上要解決這個問題困難較大，因為這涉及很多實實在在的利益，國務院暫時停止半年農轉非，各地大多反對，意見很大。

但資料顯示，現在各地土地儲備中心仍有2000多萬畝，地產商手里40％土地沒有用。問題實際在于每批一批土地，政府官員就得到好處，半年停止，就沒有好處。

我國憲法規定，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村土地，屬于集體所有。地方政府討論征地的時候，需要考慮法律規定，政府官員是在討論別人的財產。中國土地被占了這么多，投資強度不斷下降，比如：1990年代末，本世紀初，浙江每畝投資強度80萬元，現在降到40萬元。

每年征了這么多土地，很多農民離開了土地，失去了工作，照此發展下去，隱患很大。

農村的社會事業發展

這是一個直接影響到農民素質的提高、更影響下一代農民擺脫貧困的問題。相比其他問題，城鄉社會發展的矛盾會更加突出。

根據統計資料公布，2002年教育開支全社會開支為5480億元，其中76.9％用于城市，但1.6億接受義務教育的孩子主要在農村。

2000年，每年各級財政經費，一個城市的小學生96元，而農村為28元；一個城市初中生享受146元，農村孩子才45元。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超過3：1，從義務教育享受的財政經費差距非常巨大。自去年開始，雖然各級財政新增加的教育文化，衛生經費主要用于農村，但是實際執行比較差，能夠參與教育資源分配的大都是城市。

我們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可以告訴農民，不接受義務教育是違法的，但看病沒辦法，沒有辦法跟農民說不看病是犯法的。2002年，各級財政用于鄉鎮衛生院的接近60億元，占全國各級財政衛生事業經費支出的15.5％，農村人口占了大量，但享受的衛生事業經費很少。而城里大量醫療資源則被浪費。

農民的權益問題

農村之所以落后，在于農民的文化層次太低，沒有自己的組織、沒有自己的聲音，甚至在很多地方缺乏表述的渠道，因此加快農民的組織建設很重要。另外一個方面，留在農村的人，沒有一個不在組織———村民委員會里面。

顯然，村民委員會沒有很好地起到保護農民權益的作用，真正促進農業農村經濟和保護農民的權益的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此次會議吹響了農村改革的號角。但現在看來，現在農民所做的竟是三中全會所不允許做的事情！其中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不許包產到戶。十一屆三中全會是1978年開的，現在具體的政策上與它存在很大差異也不足為怪，但重要在于，三中全會提出了一個處理黨和政府與農民關系的原則：要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必須在經濟上調動農民利益，并在政治上保障農民的民主權益。小陳老師工作室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