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發展唯物史觀的幾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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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國史學界，包括廣大青年學生中間，較長一段時間以來，唯物史觀的影響力正在不斷減弱，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無論對唯物史觀持何種態度的人對此都并不諱言。唯物史觀在中國之所以地位下降和影響力減弱，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如一些人所說的是由于唯心史觀的影響等外部因素的作用，而是因為中國信仰唯物史觀的學者們，并沒有認真地在如何發展唯物史觀、使唯物史觀做到與時俱進上，真正下過踏踏實實的功夫。故而，凡涉及如何堅持唯物史觀，往往是空洞的指責和說教很多，體現著唯物史觀發展的、具有說服力的成果很少。所以，能夠使唯物史觀重振雄風的唯一途徑，就是腳踏實地、切切實實地為發展唯物史觀做些有益的事情。已故中國社會科學院胡繩老院長晚年有一句名言：“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理論。”在此，我還想再引用他晚年的一段話：

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局限于馬克思（加上恩格斯，或者再加上他們的偉大后繼者列寧）說過的東西，不能僅僅以馬克思主義的創始者說過什么沒說過什么，來判斷什么是、什么不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死于1883年。恩格斯死于1895年。從19世紀末葉到現在，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人類的社會歷史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和發展。這些變化和發展的具體形態和進程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所不可能預料得到的，他們也沒有試圖去預料。在20世紀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們略微回顧一下這些發展和變化，可能就會感到馬克思主義已有的發展還不能和現實生活相適應，因而感到發展馬克思主義是每一個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應該擔負起的責任。

胡繩老院長的話充分體現了真正關心馬克思主義命運的老一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鄧小平、、等歷代領導人都說過同類的話。而對于真正關心唯物史觀命運的中國史學工作者來說，同樣必須具有發展唯物史觀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

當前，發展唯物史觀，已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涉及國家和民族的現實利益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當前，發展唯物史觀的重要意義已經絕不僅僅局限于一個理論問題，而是與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現實利益密切相關。實際上，唯物史觀倘不發展，其所影響的絕不僅僅是史學觀念的保守和滯后，而是對于我們民族和國家的現實政治需求起著一種事實上的阻礙作用，因而有損于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現實利益。

例如，在20世紀50年代，出于對當時國際形勢發展的估計，主席曾經提出“東風壓倒西風”的著名論斷，我國的史學工作者在當時的情況下強調“五種社會形態”的依次演進和普遍適用，應當是符合我們國家與民族的當時利益的（姑不論其是否符合歷史事實）。但是，在當代中國，形格勢禁，攻守易勢，足以與美國抗衡的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我們今天面臨的是西方那種企圖把西方的發展道路和價值觀普世化并將西方中心主義強加于人的霸權主義行為的打壓。惟其如此，現在恰恰是西方學者大談人類發展趨勢和價值觀的普遍性和一致性。

而出于現實的社會發展與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需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提倡“多樣化的文明”、“多樣化的世界”、“多樣化的發展道路”，已成為我國人所共知的政治理念和國家與民族利益的訴求。這是我們在當前現實的國際環境下抵御西方霸權主義行為、保護國家與民族利益的有力武器。主席在*年訪美時之所以著重強調這一點，原因就在這里。

因此，實事求是地說明我們今天這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今天的“多樣化的世界”從何而來，便無疑應當是史學工作者義不容辭和不言而喻的任務。因為，今天存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多樣化的文明”、“多樣化的世界”、“多樣化的發展道路”無疑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由歷史發展來的。既然今天存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何以過去就不能存在“有中國特色的歷史道路”？既然人類社會今天的現狀和發展道路有著多樣化的現實，那么何以不能同樣有過多樣化的歷史？

所以，倘若今天仍然以“堅持唯物史觀”為名，強調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強調“社會發展形態”的一致性和普遍適用性，就不僅僅是不符合歷史事實，而且是非常不合時宜了，那無疑將使國家和民族的現實利益受損，也是在事實上與黨中央的精神唱反調，而恰恰是投合了西方國家的需要。因為我們無法解釋我們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從何而來的，也同樣解釋不了：既然人類的歷史發展道路都一樣，那么何以到了今天就突然不一樣了？

更何況“多樣化的文明”、“多樣化的世界”和“多樣化的歷史”本來就是客觀的事實。歷史已經清楚地告訴我們：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國家的人類社會，并不存在一個同一的、依次演進而一成不變的發展模式；今天我們正在建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是由有中國特色的歷史上的中國發展而來的。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不但今天不同國家和地域的人類社會的發展道路、文明形態和文化精神是多姿多彩、各具特色的，古代的人類社會也同樣應當是如此。多樣化的現實源自多樣化的歷史，而決不是憑空而降。正如今天的世界是一個多樣化的、不同國家各自遵循符合其國情的道路向前發展的世界一樣，古代的世界也是一個多樣化的、不同民族和國家各自依據其不同具體條件而表現出不同發展特色和發展途徑的世界。

一個需要用發展的唯物史觀來解釋的現實問題：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關系

與現實密切相關、迫切需要堅信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工作者運用發展的唯物史觀予以解釋的問題還有很多。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關系問題就是又一個例子。馬克思曾說：“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恩格斯也曾經說：“要處在較低的經濟發展階段的社會來解決只是處在高得多的發展階段的社會才能產生的問題和沖突，這在歷史上是不可能的……落后國家走上縮短發展過程的道路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是，由目前還是資本主義的西方做出榜樣和積極支持。只有當資本主義經濟在自己的經濟和在它達到了繁榮昌盛的國家里被戰勝的時候，只有當落后國家從這個事例中看到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樣把現代工業的生產力作為社會財富來為整個社會服務的時候，只有到那個時候，這些落后的國家才能走上這種縮短發展過程的道路……這不僅適用于俄國，而且適用于處于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切發展階段的一切國家。”

由此可知，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階段是人類社會到達社會主義之前必經的、不可跨越的“卡夫丁峽谷”。但事實顯然并非如此。在近代以來的人類歷史上，社會主義國家的產生顯然并非是由于“資本主義經濟在自己的經濟和在它達到了繁榮昌盛的國家里被戰勝”，而是由于一些相對落后的民族和國家的歷史發展需要。

那么，現實要求我們必須回答而無法回避的問題就是：社會主義一定要到資本主義發展到盡頭之后才可能產生和出現嗎？還是可以作為工業革命之后與資本主義制度并存的社會制度而存在（至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當能夠與資本主義制度并存，正如以農奴制為基礎的封建領主制和以小農制為基礎的封建中央集權制可以在工業革命之前并存一樣）呢？實際上，這個問題長期以來一直困惑著我們，但由于未能真正擺脫既有思維方式的束縛而始終沒有真正解決。倘若我們不能使唯物史觀做到與時俱進、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那就只能將我們今天的所作所為解釋為“補資本主義的課”了。

空洞地高喊堅持唯物史觀是最輕松不過的事，但這恰恰敗壞了唯物史觀的名聲

上述問題清晰而強烈地提示我們：空洞地高喊堅持唯物史觀其實是最輕松不過的事情，但這樣的所謂“堅持”對于實際改變唯物史觀的地位和狀況不但毫無用處，而且往往適得其反，恰恰敗壞了唯物史觀的名聲，并在實際上扼殺了唯物史觀的生命力。要真正使唯物史觀與時俱進煥發活力，需要做扎扎實實的具體工作，這才是真心實意想要堅持和發展唯物史觀的史學工作者應當做的事。

那么，應當怎樣發展唯物史觀呢？筆者認為，唯物史觀的具體內容雖然有很多，但涉及方法論的基本原則只有兩條：一是實事求是；二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只要運用實事求是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分析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便不難清晰地看出：將“五種社會形態”理論視作不同地域、民族和國家的人類歷史依次演進和普遍適用的歷史規律的認識之所以錯誤，就在于它從根本上違反了這兩條唯物史觀方法論的基本原則。

所以，發展唯物史觀是一項十分艱巨的長期的任務。事實告訴我們：要想真正使唯物史觀得到發展，除需要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史學工作者持續不斷地努力研究、深入探討之外，更需要有一個寬松的、允許進行平等探索和充分說理的學術環境，并積極提倡和樹立一種實事求是的良好學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