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行政法保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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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既擁有基本的人格屬性，也具備巨大的經濟價值。在此時代下信息傳播范圍越來越廣，傳播速度越來越快，而個人信息安全也因此面臨著更大的風險。大數據時代也改變了個人信息的采集與利用方式，致使我國目前的行政法，無法良好保護公民個人信息。鑒于此，本文重點分析了大數據時代下個人信息行政法保護現狀及問題，并據此探究了相應的保護策略。

關鍵詞：個人信息；大數據；行政法；保護策略

一、引言

海量的個人信息，是大數據技術誕生與更新的關鍵，大數據是個人信息的集合體。個人信息在《民法典》中被列入人格權編，雖然個人信息是公民人格權益的重要體現之一，但在邁入大數據時代后，個人信息價值產生一定變化，具有了經濟和公共利益價值。依托于個人信息，行政機關能為公民帶去更好的服務，使社會得到更好治理，提升公共利益價值；企業能夠利用個人信息實現商業利益的獲取。然而凡事均有兩面性，技術的發展讓廣大人群受益的同時，也將帶來一些新型危機。其中最不容忽視的，便是大數據技術的快速發展，很大程度降低了公民個人信息的被獲取難度，加上上網搜索留下的痕跡、App各種權限的獲取等，都讓人們變得愈加“透明”。這也是為何近些年個人信息被不法利用、泄露的事件越來越多，重則帶給公民不可預估的財產損失、危害其身心，輕則打亂公民的日常生活。而反觀我國行政法在保護個人信息上，還存在著一些不足，故此為使公民個人信息安全得到有效保護，應加強該領域的相關研究。

二、大數據時代下個人信息的行政法保護現狀

有研究提出：大數據擁有快速的數據流轉、海量的數據規模、多樣數據類型和價值密度低等特征，屬于在多個方面遠遠超過傳統數據庫軟件工具的數據集合，如信息獲取、管理、存儲及分析等。大數據的來源與形成機制，都決定了其內部勢必包含海量的個人信息。雖然當前關于個人信息的定義有所不同，但均認可其是以電子形式保存公民個人的各種身份信息，如身份證件號碼、電話號碼、住址、出生日期、公民姓名等。大數據時代公民借助網絡就可完成酒店、車票及機票的預訂，日常出行更為便捷，但由此也產生了新的隱患，即個人信息泄露或被不法使用。似乎越來越多人開始默認“大數據時代無個人隱私”。在此時代下，時常發生公民征信記錄、身份證信息、酒店住宿記錄等個人信息被非法出售、披露、獲取的情況。例如，2016年山東臨沂發生的徐玉玉事件，便是不法人員通過個人信息實施刑事犯罪的典型案例。犯罪嫌疑人黃進春、鄭賢聰等人，通過利用徐玉玉的個人信息，將剛考上大學的徐玉玉學費騙光，年僅18歲的徐玉玉在此打擊下心臟驟停，不幸離世。后經過相關部門調查，同年個人信息在網上被非法兜售的并非徐玉玉一人，共約有五萬多名考生信息。雖然為了打擊個人信息的侵犯行為，各級行政機關加大了監管力度，并且最高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也頒布了一些典型案例。然而客觀來講，個人信息的民事侵權行為、刑事犯罪行為與行政違法行為，依舊不斷發生。因此，大數據背景下怎樣使公民個人信息得到良好保護，顯得愈加迫切。

三、大數據時代下個人信息行政法保護存在的問題

（一）網絡環境層面

大數據時代下人們的消費方式與消費認知均發生變化，由此也增加了個人信息的保護難度。因為在此時代下，各個社交平臺均能快速分享公民個人信息，但因年齡、網名、職業或性別等信息存在不確定性，也較大程度阻礙了信息保護工作的開展。出現信息外流，常常不能及時找出外流源頭，這會使得流散信息的團體或個人更為肆無忌憚。并且行政機關認定和劃分責任時，也會受到虛假信息的影響，導致工作進程延長，進而降低個人信息的保護效果。另外，在網絡平臺上信息傳播速度極快，若被有心人篡改和竊取信息，就可能進行不正當經濟效益的謀取，加大行政法保護難度，降低個人信息補救效率。因此，需要進一步改善網絡數據環境，為公民個人信息行政法保護提供助力。

（二）行政監管層面

落實行政監管，是規范公民個人信息行政法保護行為，完成良好社會風氣營造的重要舉措。首先，目前行政監督力度較弱,這主要體現在行業自律性監管體制較為單一，公眾監督窗口局限性明顯，因此，頻頻出現公民個人信息被盜取、不法利用的現象，導致信息行政法保護效果無法達到預期。其次，相對寬泛的監管標準。保護個人信息的主體多元，但主體之間并未形成較強合力，時常由于各自為政給信息保護質量形成負面影響，降低監管效率。在實際監管過程中，各個部門的標準與程序等具有差異，也一定弱化了監管質量，不利于行政機關公信力的提升。

（三）救濟層面

賦予公民行政訴訟權利，是目前我國行政法關于公民個人信息受侵害的主要救濟方式，但公民在進行訴訟維權時，常面臨和行政機關的利益博弈。客觀來講，公民維權救濟處在劣勢地位，尤其在進行維權時，公民需完成證據采集。而相較于行政機關或企業，公民獲取有利證據的難度較大，因此多數公民不具有和行政機關、企業博弈的能力，加之繁瑣復雜的訴訟程序，致使很多公民在個人信息受侵害后，無法得到良好的救濟。

四、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行政法保護的改善策略

（一）優化網絡環境

1.在凈化網絡環境，確保公民個人信息得到良好保護方面，政府應重視正面作用的發揮。相關部門應立足行政法保護予以政策支持，將自身職能優勢發揮出來，有序凈化市場環境。對于非法利用個人信息的行為，要加大懲處力度，結合相關法律予以制裁，以免重復出現類似行為。2.加強綜合技術的應用。大數據時代下信息安全技術、大數據技術等發展迅猛，這些都能在技術層面予以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支持。相比于傳統信息保護方法，綜合技術無疑具有更強的適用性，與大數據時代發展趨勢相符合，能讓行政機關信息保護工作更具效率，以免由于人工環節導致種種失誤。同時，以往單一技術的不足，能夠通過結合式的技術應用得到良好補充，使公民個人信息得到全方位維護，以免信息安全漏洞的出現。3.注重人才支持。網絡環境內的信息行政法保護工作，離不開人才的參與，如個人信息收集、信息對接、信息審核及實名認證等，需要有效辨別信息真假性。對此，政府應加大網絡技術人才的培養力,搭建一支水平過硬的網絡技術隊伍，從而使行政機關工作更具效率，更好落實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

（二）加大行政監管力度

想要持續提升大數據時代下行政法保護效能，就應階段性考核信息保護實踐，然后根據考核結果對行政法保護策略展開適當調整。在這一過程中，需加強行政監管，使信息保護行為具有規范性，完成行政法權威性的良好凸顯。推進行政監管工作的過程中，要想保證監管工作具有針對性，就不能忽視對公民個人信息受侵害的表現與原因的了解，如此才能夠有序、規范開展個人信息處理工作，使負面影響大大減少。1.大力監管政府機構。在選拔監管人員、組建監管團隊時，要明確分配權責，使之能夠在履行責任時，做到信息收集行為規范，確保信息有效且完整。2.落實市場主體的監督。利用公民個人信息的一個重要主體，便是市場主體，對此為了最大化體現監管效用，應注重全方位監督市場主體的信用使用行為。當前，我國行業自律性監管體制正處在持續完善階段，規范化、制度化建設要求在近些年逐步提升，明顯提高了建設實踐速度，順勢形成了一些行業自律規則，對其展開監督時需要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健全自律監管體系。3.拓展公眾監督渠道。政府應充分發揮公眾的作用，通過拓寬監管渠道，使公眾積極參與到這一過程中建言獻策。進一步調動公眾的參與積極性，開展相關宣傳活動，大力宣傳個人信息保護的重要性，引導公眾完成個人信息保護理念的樹立，使之能夠在監管實踐中積極發力，與市場主體、政府等形成監管合力，從而促使公民個人信息行政法保護工作更高效開展。

（三）積極開展公民網絡安全教育工作

在大數據時代下，要想提高個人信息的行政法保護成效，不可忽視公民的網絡安全教育。就信息層面而言，當前公民具有多重身份，既是信息受害者、使用者，也是信息所有者。當前時代下，個人信息具有傳播范圍廣泛、傳播速度快的特征，所以更應落實好公民的網絡安全教育工作。據相關統計顯示，我國網民數量早在2018年時就已突破10億大關，在全球位居首位，但其中80%以上的網民學歷都在初中和高中。由此我們不難得知，開展公民網絡安全教育的緊迫性。為了落實好這項工作，一方面我國可將公民網絡安全教育納入義務教育，從小學開始就展開網絡安全教育，并且對于老年人這一易受網絡詐騙群體，可開展社區網絡安全教育主題活動，采用易懂、通俗的語言進行講解，以保證網絡安全教育成效；另一方面，應重視技術手段的運用，以使廣大網民具有更高的網絡安全意識與信息素養。

（四）健全個人信息行政法保護的救濟制度

目前行政訴訟與行政復議，是我國對于個人信息行政法保護的主要救濟方式，但面對大數據時代的新形勢，上述救濟方式常難以發揮作用。所以，應進一步更新、完善行政法救濟制度，跟上時代發展。例如網絡安全法，通過對國際先進理念的借鑒，融入“數字遺忘權”這一內涵，使個人信息保護效果得以提升。其含義是信息主體在查閱個人信息時，如果出現信息不符合現實情況或信息失效的情況，就可主張數字遺忘權，要求行政主體刪除信息。如果行政主體拒絕，就可采用行政訴訟或復議的方式，使自身合法權益得以維護，這無疑是進一步補充傳統救濟。其與我國的刪除權相似，但差異也較為明顯，同時倘若信息采集環節發生泄露問題，難以發揮刪除權的作用。所以，為使個人信息得到更好保護，應對法律體系中的刪除權范疇做進一步拓展，更好落實行政法保護。

五、結束語

在大數據時代下，個人信息安全也因此面臨著更大的風險，為改善公民個人信息頻頻被泄露與非法使用的現狀，需要明確當前行政法保護存在的不足，據此探索可行的改善策略，以良好發揮行政法對個人信息的保護作用，確保所有公民的財產安全與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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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