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突性話語會話質量準則分析
時間:2022-06-21 16: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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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話語意義的解讀是語用學關注的核心問題。格賴斯提供了一個話語意義的分析模型,對話語交際中的識解過程做出規律性解釋,即經典會話含義理論與合作原則。日常話語交際中,違反合作原則各準則的情況很常見。將其納入小說文本的沖突性語境中考慮,對探究個性心理,凸顯人格差異,構建文本獨特話語體系有極大的價值。本研究的主要觀點是:(1)沖突性語境下,小說人物對合作準則的違背具有塑造形象典型的作用。(2)闡釋質量準則處于首位性的意義,印證霍恩整合的合理性,即第二數量準則與方式準則第三條從效力上來說,可以再次整合為“R原則”。
一、引言
語言運用的一個特點便是“意會可以大于言傳”。在語用學領域,這是一個經典的議題。語用學者們以會話分析為基石,考慮說話者與聽者兩個角度,采用雙向互動的視角,對這個議題展開諸多討論。正如關聯理論學者所聚焦的一點,會話行為不是單向的。聽者作為認知主體的另一端,連同聽者的主觀因素皆會對話語內涵的理解產生影響。這就超越了傳統語義分析的限制,極大地拓展了語用研究的視野。格賴斯(Grice)提出的會話含義理論即對此種現象進行了解釋。他關注日常會話具有某些此前未被關注卻長期存在的特殊性質,剖析大量會話案例。他認為會話行為是一種合作舉動,參與會話者至少為雙方。談話雙方或多者要有一個或一系列共同承認的合理目標,且要朝著一個方向共同努力。話語交際雙方為實現一定目標而開展的合理性回答所遵從的規律即為“合作原則”。同時,格賴斯也提出了合作原則的四項準則。例如下面的句子:A:HowdoesJohngetthejob?B:Well,heishard-working,andhedoesn’tsendlotsofcashsecretlytohisdirector.當說話人A問B關于John是如何升職的,B回答“John是勤勞的”,但B又補充說“John沒有給他的主任送太多的錢”。對于A的提問,B僅回答前半部分也可以完成對話。但B卻增補了后半部分的信息,這表明B有言外之意想要傳達給A。在日常交際中,A很可能不再繼續問下去。A完全有理由推斷B后半句話語的言外之意,即“John是通過不光彩的手段得到升職機會的”,甚至可以推及John的人品有問題。這種B未提供更多語境信息,而A卻已理解的未言明意義就是“含義”(implicature)。這種含義的傳遞是建立在A與B都很熟悉John的為人處世風格的之上的。當B說出“sendcash”時,A很自然地想到John是送了禮的。交際雙方心照不宣地完成會話就是遵守了“合作原則”。格賴斯的會話含義理論自發表至今始終具有很強的影響力與實踐上的可操作性。近年來,很多學者把該理論作為方法論,分析文學文本中的話語,以推究文本語言構建和人物形象塑造的技巧。在小說文本中往往存在大量的人物對話,其中包含一些沖突性話語現象。而不同語境下的沖突性話語與人物的形象塑造具有內在相關性,這應當引起重視。
二、沖突性話語
沖突性話語是一種日常生活中廣泛存在的語言現象和社會現象。如果將其納入具體的文學作品中,就會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人是社會實體中的存在,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是個性與共性的統一。就某一群體言,共性的外顯是廣泛的、普遍的;而個性的內涵則是獨特的、小范圍的。單就個性來說,由于談話參與者之間的時代文化背景、家庭環境、社會地位等因素造就的人格不同,反映到交際中的語言層面就會形成沖突性話語現象。這里所說的人格是事實性的,不是評價性的,指的是構成一個人在思想情感和行為等方面區別于他人的穩定的心理特征。語言世界是多樣化的。人們由于不同語言水平、不同文化、不同的文明程度等因素使得我們對所處世界的認識具有差異性。但是,矛盾雙方是對立統一的,差異性中勢必孕育出認識的共同性,“也就決定了他們在概念范疇方面存在認識共性”。比如當話語交際過程表現出沖突性時,處于同一環境中的個體可能具有相似的反應與處理模式。那么何為“沖突性話語”?通常來說,就是“話語交際主體在溝通彼此認知和行為差異時帶有消極態度和負面情緒的對抗性話語序列”。談話的雙方或多方發生沖突,以至于交際的一方反對另一方的言談、態度、舉止和行事風格,也可能因某些因素雙方持有不同意見而爆發沖突。從沖突話語的外顯程度看,有偏強烈與偏弱勢的區分,因談話者的人格差異而不同,并不是所有的沖突話語都是激烈對抗的。特別是會話的雙方基于思維反映、心理認知結構、背景知識的區分度不顯著時,“雙方所處世界的象似性決定了彼此認知可能的共同性”。而個體思維又存在差異,這就使得象似性中包含了差異因素。如《紅樓夢》文本里的沖突性語境下,王熙鳳與薛寶釵的語言表現就有顯著差異。
三、意圖表達的間接性與禮貌原則
格賴斯曾著力探究說話者意義,說話者通過言語、手勢、特定符號等傳遞出一定的信息量。就交際慣例和目的而言,這種信息量將最大限度地獲得聽者的接受。那么在說話者與聽者的交流通道中,其中樞脈絡,或者說是信息的虛擬載體,就是“意圖”。聽者接收到對方所傳遞的信息后開始識別意圖。當一輪識別完成后,聽者會基于舊有意圖產生新的所要表達的信息,之后借由新的意圖傳遞出去。從認知角度看,格賴斯的非自然意義理論就是談話雙方對彼此意圖的識別。但是,非自然意義與格賴斯的會話含義還是有所不同的。格賴斯認為談話參與者至少對合作總原則的遵守是會話含義產生的必要條件。由此,基于會話的合作原則,當說話者意欲傳遞某種意圖時,實際是潛在遵守了日常話語交際的一般規律。這種一般規律甚至也包含了聽者所特有的某些“特質”。因此,意圖的表達也可現實地理解為說話者向聽者的主動靠攏和習慣依隨,聽者在這場交談中處于“有利”地位。我們也就可以推知聽者只要基于所言的常規意義,即可推導出言說的會話含義。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聽者為推導所言的會話含義,其費力程度是不同的。這種費力程度的差異是多因素造成的,其中意圖表達的間接性就是重要的一點。前文提到,格賴斯歸納出人們交際的“合作原則”及其相關準則。在總的原則得到遵守的情況下,對合作原則的相關次則的遵守與違反都能產生相應的會話含義。這兩個方面格賴斯都有考慮,“雖然會話行為中遵守合作原則和其相關準則是符合日常言語的情理,但是格賴斯亦關注到違反合作原則和準則的情況,并做了大量分析”。一般會話含義與特殊會話含義的緣起正是基于這種分析。在沖突性語境下,對于合作原則各項準則的違反必定也是很常見的,其所產生的會話含義也是值得探究的。關于違反合作原則的動因,格賴斯并沒有進行詳細的討論。有關這個問題的探討,布朗(Brown)和萊文森(Levinson)提出的“面子理論”很有價值。他們認為參與談話者出于維護面子的考慮,采取禮貌策略,以盡量減少對聽者的面子威脅。而利奇(Leech)認為合作原則不能很好地解釋“意會”與“言傳”的關系,提出了“禮貌原則”。合作原則僅能解釋話語交際雙方為實現一定的交際目的而共同努力,不能解釋意圖表達的間接性,而禮貌原則卻可以對意圖表達的間接性進行有效的闡釋。在文學類文本里,“語篇中會使用各種修辭手法,如隱喻、諷刺等。對于這些內容的理解,除了加工字面含義外,還要整合隱含的意義”。小說中人物言語的意圖表達和創作者的意圖表達,都具有相當程度的間接性。在《紅樓夢》文本中,由于封建禮法、家族中長幼之序等原因,許多話語含義的表達都是間接的,這種間接性也就造成了諸多違反合作原則的現象。在這個意義上,從禮貌原則的角度來看便更具有其合理性。
四、案例分析
本節我們以《紅樓夢》①文本中的對話為例,就薛寶釵和王熙鳳的相關對話進行分析,具體分析如下:對話1背景:寶、黛吵嘴和好后,隨鳳姐同至賈母處,時寶釵亦在場。寶玉:姐姐怎么不去聽戲?寶釵:我怕熱……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來了。寶玉:怪不得他們拿姐姐比楊妃,原來也體豐怯熱。寶釵:我倒像楊妃,只是沒一個好哥哥好兄弟作得楊國忠的!(正說著,小丫頭靛兒不見了扇子,便問寶釵討要)寶釵:你要仔細!……有和你素日嬉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你該問他們去!(黛玉見此情形,也向寶釵搭話)黛玉:寶姐姐,你聽了兩出什么戲?寶釵:我看的是李逵罵了宋江,后來又賠不是。寶玉:姐姐通今博古……怎么連這一出戲的名字也不知道?這叫做《負荊請罪》。寶釵:……你們通今博古,才知道“負荊請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負荊請罪”。在曹雪芹的筆下,寶釵的面貌特征明顯,圓臉而杏眼,膚色清冽,身體形態頗為豐盈。“作者常用牡丹花和美女楊貴妃,來比喻寶釵的天生麗質和典雅風度”,以此為背景引出了沖突話語情境。聽得寶玉的話不順耳,寶釵的答話違反了第二數量準則。她又加了一句“沒一個好哥哥好兄弟作得楊國忠的”,但此前并沒有誘發“哥哥”這類話題的人和事物;且“體豐”與“哥哥”并無關系,所以寶釵的話也違背了關系次則。這種違反第二數量準則,同時也違背關系準則的情況,格賴斯曾提及。關于第二數量準則,格賴斯說,如果A君想知道是否p,B君不僅說了p,而且提供證據,證實確實是p,那么他就違反了該準則。但格賴斯再次提到:“這種會話含義也可以援引關系準則來解釋,不一定需要第二數量準則。”也就是說,格賴斯認為只用關系準則便可以解釋這種會話含義。依據格賴斯提出的“修訂版奧卡姆剃刀”原則,我們暫不討論這種違反關系準則的情況。寶釵對靛兒并未直接作答,而是先給了警告,這本非必要,違反了第二數量準則。下面的“那些姑娘們”暗指黛玉等人,她本可以回答“不在我這兒”,最為省力,這也符合霍恩的R原則,基于聽話人的立場,免去了語義加工的困難,因此違反了方式準則中的“要簡短(避免冗長)”這一次則。接著,寶釵完全有能力說出更清晰直白的答案“負荊請罪”,但她偏對戲的內容做出描述,違反了方式準則的第三條“要簡短(避免冗長)”。另一方面,寶釵說“我不知道什么是‘負荊請罪’”,這顯然違反了第一質量準則。對話2背景:黛玉剛到賈府,王熙鳳來遲了,未能第一時間迎接。王熙鳳:……到后樓上找緞子,找了這半日,也并沒有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的。王夫人:有沒有,什么要緊。該隨手拿出兩個來給你這妹妹去裁衣裳的。等晚上想著叫人再去拿罷,可別忘了。王熙鳳:這倒是我先料著了……我已預備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目好送來。對話3背景:賈璉與鮑二家的丑事被鳳姐撞破,賈璉既羞愧又惱怒,二人鬧將起來。王熙鳳:……我只當是有客來了,唬得我不敢進去。在窗戶外頭聽了一聽,原來是和鮑二家的媳婦商議,要拿毒藥給我吃了治死我。我又不敢和他吵……他臊了,就要殺我。賈母:這還了得!快拿了那下流種子來!對話2中,王熙鳳對自己遲了的原因,有意解釋為帶著人去找緞子,半天不曾找到,才耽誤了時間,以及之后說的“已預備下了”,依據脂批,都是鳳姐的場面話,并不真實,因此違反了第一質量準則。而對話3中,鳳姐的話語也與事實不符,違反了第一質量準則,但與前一句不同。格賴斯所列舉的違反第一準則的相關例子中,有一類是“緩敘”,或者說是“低調陳述”。與夸張相反,“低調陳述的內核意旨是用含蓄內斂的弱式表達,來代替強式表達,可以用反語,甚至可以故意背離一定的語用原則”。王熙鳳在賈母面前哭訴,自稱“唬得我不敢進去”“又不敢和他吵”等話都是故作弱勢,與她剛剛的強勢表現明顯不符。對質量準則的違反,正體現了王熙鳳選擇利己的語言策略,使得自己處于優勢地位,心機頗深。
五、質量準則的首位性
格賴斯認為,質量準則是其他各準則的前提和基礎。霍恩也贊同格賴斯的這一看法。話語交際是指涉關系雙方或多方的,不說假話和沒有根據的話是處于交際中的說話人所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質量準則是會話含義系統運行符合語言規律的前提和保障。在《紅樓夢》文本中,薛、王二人的言談舉止,氣質類型差異顯著,但通過上述對話的分析,發現這兩個形象普遍會違背第一質量準則——不要說自知虛假的話。而這些人物說的“虛假的話”并非是以欺騙為目的的假話,更類似于“說反話”。前文說過,格賴斯是從傳統修辭的角度討論的違反第一質量準則的情況,常見的“反語”就在《紅樓夢》人物的對話中大量出現。此外,還有“隱喻”等現象。究其原因,我們首先要考慮的就是禮貌問題,在沖突性語境下,盡可能削弱對話對彼此面子的威脅,以更好地遵守合作原則,使得會話能進行下去。其次,說話含蓄,不直白,這也是符合明清時期上流社會的話語習慣。還有一點,薛寶釵違反了第二數量準則,同時也違反了方式準則的第三次則,這并不是偶然。格賴斯曾考慮第二數量準則和關系準則在作用上有交叉,他認為關系準則也有限制過多話語的作用。實際上,不僅如此,霍恩從“說話人經濟原則”出發,認為從效力上來說,第二數量準則與方式準則第三條可以再次整合為“R原則”,而且其范圍也更廣泛。這也就能更好地解釋薛寶釵違反了第二數量準則,同時也都違反了方式準則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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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寧 單位:中國礦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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