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鄉土小說的研究論文
時間:2022-10-23 1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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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國現代女作家的行列中,能夠將鄉土文學寫得好的,可以說寥寥無幾,蕭紅,卻是非常可貴的一位。她以自己獨特的感悟觸摸到了鄉村苦難最深層的精神脈搏,那種真誠、詩意的書寫風格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非常稀缺。她在描繪東北黑土地瑰麗、復雜的風情時,那種似淡卻濃的悲哀流淌出的向往與痛楚之情傳遞給人的審美質感,又是與沈從文筆下那種明朗、統一的湘西美感有著明顯的不同。
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歷史的農業大國。農村或農民問題的重要性,影響到中國的現代文學,使得它從一開始就以鄉土文學占了壓倒優勢,并隨之出現了一大批優秀作家。而蕭紅,作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能夠較好地把握鄉村題材,并被魯迅稱為“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她的鄉土小說在現代小說史上自成一家,呈現出獨特的書寫風格和創作品質。
蕭紅,1911年出生于黑龍江省呼蘭河畔的呼蘭縣。這塊質樸淳厚又充滿苦難的土地,給了她一雙靈秀敏感的眼睛和一顆聰慧多情、熱愛生命的心靈,也給了她文學創作無盡的源泉與靈感。1935年12月其鄉村題材小說《生死場》的出版給上海文壇帶來了一股新奇之風,并使她一舉成名。無論是其早期作品《王阿嫂的死》,還是其成名作《生死場》、代表作《呼蘭河傳》,都是內涵豐富深厚的文本。綜觀蕭紅的小說創作,她始終把文學表現的視角對準那多災多難的家園故土,她在鄉土文學創作中對苦難大地的深刻發現和極力表現,使她的鄉土小說不論是當時還是現在看來,都是她文學創作中極具光彩的部分,也是20世紀中國鄉土小說史上一道亮麗奪目的風景。
一、詩意的書寫
“詩意”是“抒情”的通俗說法。抒情是潛伏于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的精靈。作為一種文學風貌,“抒情”古已有之,而到了20世紀動蕩不安的年代,它更像一段明媚而憂郁的旋律,纏繞于歷史的廢墟之上。“五四”時代可以說就是一個抒情的時代,沉寂了數千年的人類的心聲終于以火山噴發的方式得以宣泄。“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涌動,不僅為男性提供了抒發胸懷、剖析社會人生的廣闊舞臺,而且也使女性結束了長期緘默喑啞的失語狀態。一批女作家紛紛以女性獨有的姿態發表自己對現實人生的深切感慨。30年代步入文壇的蕭紅,作為一位敏感多情的女性,憑著個人的天才和感覺,把自己對于鄉土的依戀和對于民族命運的探討融進綿密如縷的敘述中,她那種對于生活細節和自然景物的直覺感悟以及充滿溫暖而憂郁的情調,都使她的鄉土小說創作呈現質樸而凄婉的獨特品格。對于其小說創作,一般人認為她是鄉土寫實抒情風格,是“五四”以來中國小說傾向于抒情寫意的風格與鄉土小說的自然演變在30年代的有機融合;也有人認為她在描述蠻荒的黑土地人民時總是相當冷靜、超脫,甚至有些殘忍而不露聲色。這些評價自然都有可取之處,蕭紅的鄉土小說創作雖然帶有透心徹骨的個人生存體驗,但她避免了許多女作家沉溺自我、宣泄自我的局限,而是以自己客觀的體察和敏銳的直感去洞察人類存在的艱難。盡管如此,通過其客觀的敘述和哀婉的展示,我們又總感覺到“她的作品在情感的流動中潛藏著對我們這個民族、這個世界、對人性和人類的生存有種通達的理解卻又是無可奈何的慨嘆,潛藏著難以言說的人生、歷史的蒼涼感。”{1}而這一切,又無不是通過其超常的感受和詩意的書寫體現出來的。
蕭紅的小說創作,很大程度上不是理性思索的產物,而是她敏銳、細膩的直覺與充分感性化的豐富的生命體驗的結晶。在《生死場》中,她對人物的整體處理是比較模糊的,但卻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那就是她對人物擬物化的外貌描寫。
麻面婆是這樣一副面孔:“過了一會,她又出來取柴,茅草在手中,一半拖在地面,另一半在圍裙下,她是擁著走。頭發飄了滿臉,那樣,麻面婆是一只母熊了!母熊帶著草類進洞。”再如坐在自家院子里的王婆:“在星光下,她的臉紋得綠了些,眼睛發青,她的眼睛是大的圓形。有時她講到興奮的話句,她發著嘎而沒有曲折的直聲。鄰居的孩子們會說她是一頭‘貓頭鷹’,她常常為著孩子們說她‘貓頭鷹’而憤激:她想自己怎么會成個那樣的怪物呢?像啐著一件什么東西似的,她開始吐痰。”美麗的月英患病后則更是嚇人和令人憐惜:“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變綠,整齊的一排前齒也完全變綠,她的頭發燒焦了似的,緊貼住頭皮。她像一頭患病的貓兒,孤獨而無望。”再去看看村里的女人:“四月里,鳥雀們也孵雛了!常常看見黃嘴的小雀飛下來,在檐下跳著啄食。小豬的隊伍逐漸肥起來,只有女人在鄉村夏季更貧瘦,和耕種的馬一般。”男人又如何:“二里半迎面來了。他長形的臉孔配起擺動的身子來,有點像一個馴順的猿猴。”在其他作家筆下很少看到這么別致的人物描寫,這種發自內心的淋漓盡致的“審丑”描寫,沒有任何夸張和貶低之嫌。因為一方面,蕭紅童年孤獨,與自家的貓狗為伴,故寫起來得心應手;另一方面,她也確實通過自己不露聲色的描寫表達了對那群處于生活最原始、最窘迫層面上的愚夫愚婦們的通達理解和極大悲憫,從而具有極大的情感穿透力量和思想審美價值。
不僅是對于人物的處理,對人物所處的周圍環境的書寫也始終體現著作者感情的流淌。蕭紅的許多作品是以地點命名的,如《生死場》《呼蘭河傳》《橋》《后花園》《小城三月》等。她筆下的城、橋、麥場、屠場、后花園等都有著深刻獨特的象征意味。如《生死場》第四章的標題是“荒山”,粗看以為是寫山的荒涼,其實是寫人的精神狀態。第一章主要寫了三件事:一是冬天婦女們聚集在王婆家的炕頭上邊做針線活,邊互相開著粗俗無聊的玩笑;二是村里最美麗的女人月英病癱在床上,受盡家人虐待冷眼,渾身爛得長滿了蛆,慘死后被埋在荒山下;三是以趙三為首的農民們組織鐮刀會反抗加地租的行為被地主軟化瓦解了,不僅地主加了地租,而且趙三還很感激地主所謂的幫助。這幾件事實際上都反映了人們精神的空虛、冷漠和死寂,與“荒山”沒有什么兩樣。
蕭紅筆下的自然場景一方面作為貧困農民生存困境的深刻觀照,另一方面則表現了她對美好自然的熱愛和對充滿靈性與旺盛的生命力的渴求。不論是美妙神奇的后花園,還是變幻多姿的火燒云;不論是充滿誘惑與魔力的春天,還是生長得密密深深的蒿草叢,都體現著她作品特有的童真美與稚拙美。作者在描寫這些生機勃勃的大自然時,又總是作為人生悲苦的參照物來寫的,其情感的潛流總是在文字深處流淌。這種純情而深沉的情感,既含蓄樸素又濃郁強烈,既不動聲色冷靜平和,又有一種春雨潤物的無聲的穿透性與感染力。蕭紅的后期佳作《小城三月》結尾可以說就十分典型地表達了這種淡淡的憂傷:“春為什么它不早一點來,來到我們這城里多住一些日子。而后再慢慢地到另外一個城里去,去另外一個城也多住一些日子。但那是不能的了,春天的命運就是這么短。年輕的姑娘們,她們三兩成雙,坐著馬車,去選擇衣料去了,因為就要換春裝了。……不久春裝換起來了,只是不見載著翠姨的馬車來。”春天是美好而令人渴盼的,但春天是短的,青春也是短暫的,春天年年依舊,可翠姨再也不會來了。一個年青美麗生命的消失并沒有給世上留下任何印跡,人們該干什么還干什么,只有一個小女孩子幻想著盼望著載著翠姨的馬車能再來。沒有強烈的震撼人心的呼告,卻有余音繚繞不絕于耳的神韻與魅力,能令人久久地聆聽與回望。這種輕輕的訴說、若有若無的悲哀,在蕭紅的鄉土小說中隨處可見:《牛車上》時斷時續的交談情景中所特有的隨意、散漫,《橋》中對黃良子痛苦心理描繪的如泣如訴,《呼蘭河傳》中所呈現的“多彩的風土畫”和“凄婉的歌謠”,都似淡卻濃地傳達出作者對寶貴生命和美好生活的眷戀與渴望,以及那種彌漫于文本中的深入骨髓的寂寞與悲涼。
由此可見,蕭紅憑借著自己坦誠、自然的個性和無拘無束、行云流水般的風格,使她的鄉土小說呈現出本真本色的美、自然的美和發自內心的自由散漫之美。
二、獨特的品格
談到鄉土小說的美,自然要談到沈從文。擅長于從鄉土題材中作低吟淺唱的沈從文,其作品中那淳樸的民情、優美的人生和綺麗的自然風光,充滿了詩意畫境。而蕭紅,也以她天然率真的語言,描繪了東北黑土地優美、復雜的風情,小說充滿睿智的悟性和靈性,具有無限魅力。雖然同是鄉土文學作家,同樣創作于20世紀30年代,但蕭紅的作品與沈從文的作品卻有著明顯的不同。沈從文注重描寫的是湘西田園世界中“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蕭紅則著意表現黑土地上病態、畸形、蒙昧、違反人性的人生形式。當然,沈從文筆下也寫病態、畸形的人生形式,不過,相比之下,他對健康、優美、自然的人性與人生形式有著更為執著強烈的熱情與表現;而蕭紅有時也寫美好、健康、自然的人生,只是對畸形病態的人生形式更多的是透徹感悟與關注。對鄉村大地的深刻洞察,使她一開始創作,就以赤子的情懷、悲憫的眼光關注到中國鄉土社會最本質最獨特最發人深省的一些東西。這是因為,沈從文筆下濃墨重彩的湘西天籟之美,是為了反抗現代人在現代文明熏染下的虛偽頹廢;而蕭紅所刻意描繪的東北鄉村苦難,主要是為了展示生存痛苦,呼喚心靈的覺醒。應該說,他們都寫了偏遠地域的鄉土人生,無論是多少還保留著世外桃源色彩的湘西凈土,還是透著北方白山黑水蒼茫與凝重的關外大地,這里從某種程度上說都是禮教的“化外之地”。但沈從文寫“化外”的文化,表現的是“中原文化”規范以外的文化,那里民風淳樸、環境優美、人口稀少,漢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交相輝映,這一切使沈從文的作品更多地體現出淡泊、和諧、神秘的色彩,他也發現了那一種文化的浪漫性質與審美價值,突出表現了自然美與人性美的統一;而蕭紅面對的是一年當中有四五個月都飄著雪花,天似蒼穹、凍云沉重的黑龍江流域,這里的自然環境十分嚴酷,生存處境更為險惡,加上漢民族文化負面影響下因循守舊的生活態度,這一切使得蕭紅筆下的東北鄉土社會,更多地體現出蒙昧、病態、冷酷與畸形的色彩。因此,她在這塊同樣荒僻的地方,寫的是中國最世俗的文化,發現的是這一文化之下無際無涯的黑暗。綜觀蕭紅的鄉土小說創作,無論是對鄉村愚夫愚婦們同動物一樣忙著生忙著死的麻木與愚昧,還是對女性人生苦難的深重與慘痛;無論是對階級壓迫、民族侵略的時代困境,還是對東北大地原始、病態的風俗民情,都體現出一個現代女性的細膩感悟和深刻洞察。蕭紅在文中曾多次用貼近生存真相的眼光大膽率真地來為我們所描述的中國鄉土社會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病態,都表達了她對那種毫無意義歸屬的悲慘人生的深刻絕望。可以說,在現代以來的中國作家中,能夠將鄉土生存真相表現到如此徹底的地步,蕭紅是極其少有的一個。蕭紅對故鄉刻骨銘心的追憶,對美好大自然天真、自由的暢想,實際上表明了她對美好理想人生的嚴重饑渴和無限向往,她筆下的自然美也就更反襯了故鄉人民的悲苦人生,具有非同尋常的審美力量。
蕭紅在談到自己的小說創作時曾說:“有一種小說學,小說有一定的寫法,一定要具備幾種東西……我不相信這一套。有各式各樣的作者,有各式各樣的小說。”{3}這段話可以說道出了蕭紅鄉土小說的獨特品格。正是堅守了自己的真性情和真人格,她才能用自己的整個身心和全部真情去觸摸悲苦大地的精神脈搏,然后以自己真切的感悟和才情的助力,特別是那種與自己的創作觀念一脈相承的自由書寫,完成了對鄉土社會的真誠訴說。她這種本真的感悟和詩意的書寫,是她的鄉土小說讀來更真切更逼人更震撼人心的原因,也使她的作品常常讓讀者產生情感心理的強烈共鳴。正如楊義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所說:“蕭紅小說中作為‘詩魂’的自我形象,是作家命薄才高,心秀眼慧的詩化體。她胸無城府,使你樂于與她將心換心,實際上她卻讓你在超越審美心理的障礙與隔膜之中,體驗到社會的悲劇、生命的哲理和詩人的靈性。她由此征服讀者,卻令你感到被征服的歡欣。”也就是在這種“被征服”的過程中,讀者可深切體驗到蕭紅鄉土小說中那種“真”與“美”的統一。
當然,也有人認為,蕭紅的鄉土小說只是囿于女性作者感性的訴說,它沒有達到理性超越的色彩,也不過是哀婉的展示大于精神的提升。但蕭紅能在20世紀30年代那個動蕩不定的歲月,以自己特立獨行的性格和堅韌、自尊的創作品格表達自己對人生、對作家創作使命的獨特思索,她認為:“作家不是屬于某個階級的,而是屬于全人類;作家首要的任務是針對人類的愚昧!”{4}也正基于此,她對人生終極意義的探尋與追問、對人類靈魂的悲憫、理解與撫慰才顯得那么真切動人。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拯救世界,但是,為苦難的世界擔當情感痛苦卻是一個作家應有的精神底線。在20世紀的中國作家中,蕭紅無疑達到了這樣的精神底線。從這點來看,她的創作品格是難能可貴的,自然體現出不凡的審美特質。也正如恩格斯所說:“如果一部小說通過對現實關系的觀察與真實描繪……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對于現存事物永世長存的懷疑,那么,即使作者沒有直接提出任何解決辦法……但我認為,這部小說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5}
①劉思謙:《“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紀程》,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頁。
②《沈從文文集》第11卷,花城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頁。
③聶紺弩:《蕭紅選集·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④蕭紅發言,《蕭紅全集》下卷,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9頁。
⑤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版,第453頁。
參考文獻:
[1]單元:《走進蕭紅世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沈從文文集》,花城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