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語言文字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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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夏語言文字研究在中國的起源和發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葉以后，再無人使用，歷經明、清兩代五百余年間，世人不復知歷史上曾有過這種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紀初，才由中國學者發現和識別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歷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學者張澍（1776－1847）為最早判別和認識西夏文字的學者。清嘉慶甲子年（1804）張氏于家鄉武威療養之際，一日攜友人游清應寺（注：按：此寺實即原西夏之護國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來，但見碑陽所刻文字形體方正，類似漢字，但無一字可識，見碑陰有漢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歲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號，張澍遂判定碑陽所刻不識之文字為西夏字，該碑便是日后被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俗稱“西夏碑”。張氏為這一重要發現作文一篇曰《書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張澍：《養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發現后不久（1820），金石學家劉青園在武威發現的數甕古錢中，不但識得數品西夏年號的漢文錢，還見到不少所謂的“梵字錢”。他將此類錢文與西夏碑陽文字對比，方知錢譜中所謂的“梵字錢”實為西夏文錢，自此以后，錢譜中才真正開始著錄西夏文錢（注：初尚齡：《吉金所見錄》卷15，清嘉慶25年（1820）刻本。）。據載，清代學者鶴齡于清字（滿文）館供職時，曾從綏遠（呼和浩特）城一古廟中得經一函八冊，其標題為九個西夏文字，因該經卷數與偈語同《佛說妙法蓮花經》，鶴遂判斷該經必為《法華經》，每冊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為記數。1904年，法國人毛利瑟發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華經》三冊殘卷，此經第一卷第一頁經文右上方已有漢字注解。也就是說遠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國學者曾試通其文。聯系鶴齡事跡，蓋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鶴齡原藏八冊《法華經》失散之卷冊（注：聶歷山：《西夏語研究小史》，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3號（西夏文專號），1932年；賈敬顏：《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獻出土后，俄國人捷足先登，率先著手研究，并迅速將重要的學術信息傳遞給中國學界。于是我國學者羅振玉于1913年，將俄國學者所贈之對西夏文字解讀至為重要的文獻《番漢合時掌中珠》——西夏文、漢文對音詞典殘頁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羅福成、羅福萇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羅福成《西夏譯蓮花經考釋》、《西夏國書類編》，羅福萇《西夏國書略說》等著作相繼刊布。1927年，羅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據實物文字，以正西夏紀年。1935年，羅福成又將《同音》影寫石印。西夏學在中國的發展，羅氏父子功不可沒。

鮮為人知的臨夏人鄭隆（1884－1938），亦曾著有《書武威縣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譯華嚴經普堅行愿品考釋》、《西夏譯妙法蓮花經考釋補》等文章。國學大師王國維及陳寅恪等人亦對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見賈敬顏：《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圖書館隆重出版了館刊“西夏文專號”紀念該館1929年從寧夏購得的西夏文佛經百余冊。刊物中收錄國內外專家著譯36篇。當時西夏研究在中國可謂盛況空前。

繼羅氏兄弟之后，王靜如教授在西夏語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績最為顯著。1930－1933年他連續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輯，除論述西夏國名、語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對西夏文佛經的譯釋，首次為學界提供了長篇漢譯西夏文材料。同時，王氏還在《中國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了有關論著（注：詳見《王靜如教授學術著作目錄》，載《中國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日本侵華戰爭的影響，這一學科被迫中斷了數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老一輩學者王靜如、羅福頤等，主要精力放在培養后備人才方面，同時，在西夏歷史方面開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發生了反對科學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動之后，新老西夏學者才能有機會發表有關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靜如、史金波、白濱、李范文等對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經幢和甘肅武威新發現西夏文字的考釋、討論，陳炳應對武威西夏碑的介紹和譯釋；李新魁對西夏文字構造方式的初步探討；史金波、白濱對國內外西夏文字研究狀況的介紹；史金波對西夏文字及辭書的論述；李范文對西夏文字的論述等，一步步把中國的西夏學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為西夏學的黃金時代，單就語言文字方面的論文就有百余篇，專著10余種。專著分三個方面：1.對西夏辭書的研究和整理，計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漢合時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漢合時掌中珠〉對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類文物的研究，計有《西夏官印匯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殘碑粹編》（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獻的譯釋和研究，計有《類林研究》（1993）、《西夏諺語》（1993）、《天盛改舊新定律令》（1994）、《圣立義海研究》（1995）、《貞觀玉鏡將研究》（1995）等。這些語言文字方面的專門著述，尤其辭書研究，對學界了解和運用西夏文字資料提供了工具書。論文可歸納為四個方面：1.對辭書的研究，如《西夏文辭書的特點和歷史價值》（1983）；《西夏辭書〈同音〉研究提要》（1986）；2.語音方面，如《西夏語的濁塞音與濁塞擦音》（1981）、《西夏語音系導言》（1982）；3.語法方面，如《孫子兵法西夏譯本所見動詞詞頭的語法功能》（1987）、《西夏語的復合構詞法》（1988）、《西夏語的音韻轉換與構詞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論西夏文字的構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與聲符及其衍生過程》（1985）等。這些論文大都提出了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的前沿問題，并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二西夏語言文字研究在中國的起源和發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葉以后，再無人使用，歷經明、清兩代五百余年間，世人不復知歷史上曾有過這種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紀初，才由中國學者發現和識別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歷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學者張澍（1776－1847）為最早判別和認識西夏文字的學者。清嘉慶甲子年（1804）張氏于家鄉武威療養之際，一日攜友人游清應寺（注：按：此寺實即原西夏之護國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來，但見碑陽所刻文字形體方正，類似漢字，但無一字可識，見碑陰有漢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歲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號，張澍遂判定碑陽所刻不識之文字為西夏字，該碑便是日后被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俗稱“西夏碑”。張氏為這一重要發現作文一篇曰《書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張澍：《養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發現后不久（1820），金石學家劉青園在武威發現的數甕古錢中，不但識得數品西夏年號的漢文錢，還見到不少所謂的“梵字錢”。他將此類錢文與西夏碑陽文字對比，方知錢譜中所謂的“梵字錢”實為西夏文錢，自此以后，錢譜中才真正開始著錄西夏文錢（注：初尚齡：《吉金所見錄》卷15，清嘉慶25年（1820）刻本。）。據載，清代學者鶴齡于清字（滿文）館供職時，曾從綏遠（呼和浩特）城一古廟中得經一函八冊，其標題為九個西夏文字，因該經卷數與偈語同《佛說妙法蓮花經》，鶴遂判斷該經必為《法華經》，每冊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為記數。1904年，法國人毛利瑟發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華經》三冊殘卷，此經第一卷第一頁經文右上方已有漢字注解。也就是說遠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國學者曾試通其文。聯系鶴齡事跡，蓋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鶴齡原藏八冊《法華經》失散之卷冊（注：聶歷山：《西夏語研究小史》，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3號（西夏文專號），1932年；賈敬顏：《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獻出土后，俄國人捷足先登，率先著手研究，并迅速將重要的學術信息傳遞給中國學界。于是我國學者羅振玉于1913年，將俄國學者所贈之對西夏文字解讀至為重要的文獻《番漢合時掌中珠》——西夏文、漢文對音詞典殘頁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羅福成、羅福萇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羅福成《西夏譯蓮花經考釋》、《西夏國書類編》，羅福萇《西夏國書略說》等著作相繼刊布。1927年，羅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據實物文字，以正西夏紀年。1935年，羅福成又將《同音》影寫石印。西夏學在中國的發展，羅氏父子功不可沒。

鮮為人知的臨夏人鄭隆（1884－1938），亦曾著有《書武威縣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譯華嚴經普堅行愿品考釋》、《西夏譯妙法蓮花經考釋補》等文章。國學大師王國維及陳寅恪等人亦對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見賈敬顏：《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圖書館隆重出版了館刊“西夏文專號”紀念該館1929年從寧夏購得的西夏文佛經百余冊。刊物中收錄國內外專家著譯36篇。當時西夏研究在中國可謂盛況空前。

繼羅氏兄弟之后，王靜如教授在西夏語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績最為顯著。1930－1933年他連續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輯，除論述西夏國名、語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對西夏文佛經的譯釋，首次為學界提供了長篇漢譯西夏文材料。同時，王氏還在《中國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了有關論著（注：詳見《王靜如教授學術著作目錄》，載《中國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日本侵華戰爭的影響，這一學科被迫中斷了數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老一輩學者王靜如、羅福頤等，主要精力放在培養后備人才方面，同時，在西夏歷史方面開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發生了反對科學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動之后，新老西夏學者才能有機會發表有關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靜如、史金波、白濱、李范文等對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經幢和甘肅武威新發現西夏文字的考釋、討論，陳炳應對武威西夏碑的介紹和譯釋；李新魁對西夏文字構造方式的初步探討；史金波、白濱對國內外西夏文字研究狀況的介紹；史金波對西夏文字及辭書的論述；李范文對西夏文字的論述等，一步步把中國的西夏學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為西夏學的黃金時代，單就語言文字方面的論文就有百余篇，專著10余種。專著分三個方面：1.對西夏辭書的研究和整理，計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漢合時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漢合時掌中珠〉對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類文物的研究，計有《西夏官印匯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殘碑粹編》（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獻的譯釋和研究，計有《類林研究》（1993）、《西夏諺語》（1993）、《天盛改舊新定律令》（1994）、《圣立義海研究》（1995）、《貞觀玉鏡將研究》（1995）等。這些語言文字方面的專門著述，尤其辭書研究，對學界了解和運用西夏文字資料提供了工具書。論文可歸納為四個方面：1.對辭書的研究，如《西夏文辭書的特點和歷史價值》（1983）；《西夏辭書〈同音〉研究提要》（1986）；2.語音方面，如《西夏語的濁塞音與濁塞擦音》（1981）、《西夏語音系導言》（1982）；3.語法方面，如《孫子兵法西夏譯本所見動詞詞頭的語法功能》（1987）、《西夏語的復合構詞法》（1988）、《西夏語的音韻轉換與構詞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論西夏文字的構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與聲符及其衍生過程》（1985）等。這些論文大都提出了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的前沿問題，并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西夏語言文字研究在俄國

俄國西夏語言文字研究在整個西夏學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成就位各國之先，這主要是得益于科茲洛夫從我國內蒙古額濟納旗的黑城掘走的大量西夏文獻。

1909年，當科茲洛夫將黑城所得西夏文獻運回彼得堡后，時任彼得堡大學副教授的伊鳳閣就立即著手研究這些珍貴的西夏文獻。他首先從中發現了前述贈給羅氏的西夏文——漢文對音詞典《番漢合時掌中珠》，打開西夏文獻寶庫的鑰匙找到了！這一極為重要的資料經伊氏初步研究后寫成《西夏語簡介》（注：文載《帝俄科學院院報》第6種，第3卷，1909年。），介紹給學界。同時，他還研究了其他西夏文獻，寫就《西夏語考》（1909）、《觀彌勒菩薩上升兜率天經》（1916）、《西夏文獻》（1918）。這些學術信息的刊布，如同打開了一扇新學問的大門，西夏語言文字的研究，出現了質的飛躍。

隨著蘇維埃的誕生，又有一批青年學者加入到研究西夏語言文字的行列，其中以龍果夫和聶歷山最為突出。龍果夫于1929年發表了《〈掌中珠〉中“尼卒”型二合字》（注：文載《蘇聯科學院報告集》第789號，1929年。）。同時，他還整理、編寫出一個西夏文獻目錄（注：即《科學院亞洲博物館館藏西夏書籍目錄》，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3號（西夏文專號），1932年。）。聶歷山則成果更豐，短短數年間，就寫出了《西夏文字對照西夏文字抄覽》（1926）、《論西夏辭書》（1927），以及與日本學者合著之《西夏語譯大藏經考》（1932）、《西夏文八千般若經合壁考釋》（1932）等語言文字和歷史方面多篇尤具新意的佳作。1937年他的《夏俄字典》編成，共收6000余字。后來聶歷山在蘇聯肅反運動中（1945）受害致死。他的以上論著后被收入兩卷本《西夏語文學》（注：莫斯科，東方文獻出版社，1960年。）。聶氏的這些卓有成效的成果，至今仍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從肅反運動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的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處于停滯狀態。二戰結束后，龍果夫帶領戈爾芭切娃、克恰諾夫等人重新著手進行西夏文獻的整理與編目工作。從50年代末起，蘇聯開始加強對我國北方民族歷史、語言和文字的研究，并投入了較多的人力和物力。這一時期從事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的主要有克恰諾夫、克平、索夫羅諾夫、科拉科洛夫、緬什克夫等。這一時期不僅參加的人數多，而且取得的成果也十分顯著。克恰諾夫、克平和索夫羅諾夫可作為其中的代表。克恰諾夫具有較深的語言學功底，并精通漢語，在西夏學領域內涉獵甚廣。他在西夏語言文字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西夏文寫本和刊本目錄》（注：該書由克氏與戈爾芭切娃合編，莫斯科，東方文獻出版社，1963年。）、《西夏語語音研究》（注：該書由克氏與索夫羅諾夫合編，莫斯科，東方文獻出版社，1963年。）、《西夏文譯漢文經典——〈論語〉、〈孟子〉、〈孝經〉》（注：該書由克氏與科拉科洛夫、克平合編，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66年。）、《文海》（注：該書由克氏與科拉科洛夫、克平合編，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69年。）、《天盛改舊新定律令》（注：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87－1989年。該書為4卷本，包括對《西夏法典》的譯釋、研究以及全部的影印照片，是書耗費了克氏20余年時間。）等多種。此外，克恰諾夫還發表了有關西夏社會歷史、文化、軍事、政治、地理、宗教以及民族關系等方面的論著，如《西夏史綱》（注：該書為克氏的博士論文，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68年。），書中充分利用漢文史料，更多的吸納了其他學者所看不到的西夏文材料，對黨項族的興起，西夏的建立及其社會制度，西夏的政治、軍事和文化等問題作了較為深入地論述。這里對他有關方面的單篇論文就不一一列舉了，到目前為止，克氏的論著已逾百種，在國際西夏學界，他無疑是最有成就的學者之一。索夫羅諾夫為語文學博士，他在西夏語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績突出，除與克恰諾夫合著《西夏語語音研究》外，又出版了兩卷本《西夏語語法》（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64年）。作者運用印歐語法的若干規則，較為全面系統地描寫了西夏語法。另外，他還發表過多篇西夏語言文字方面的論文。克平于1966年和1969年先后與克恰諾夫、科拉科洛夫等人合作整理出版了西夏文譯漢文典籍《論語》、《孟子》、《孝經》以及西夏文辭書《文海》的譯注本；另外，她還出版了《西夏文譯〈孫子〉》（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79年）、《西夏文譯〈類林〉》?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83年）。克平女士更有成效的工作是對西夏語言的研究，尤其在西夏語語法方面提出了許多見解（注：克平：《西夏語形態學》，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85年。），克平語法著作的主要特點是利用大量西夏文世俗文獻，從藏緬語法范疇去研究西夏語言。她還先后發表了多篇西夏語言、歷史方面的學術論文。

可以說，西夏語言文字研究在俄國開展得如此轟轟烈烈，首先是科茲洛夫的功勞，一件件彌足珍貴的西夏文獻，便是一個個豐富的寶庫，只要身處其中，必定有所收獲。其如聶歷山、克恰諾夫者，用力甚勤，涉獵廣泛，成績斐然。如此，俄國在該領域之領先地位，便成為預料中事。當然，俄國學者也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值得借鑒和學習的東西。首先，他們率先研究黑城文獻，篳路藍縷，功不可沒；其次，他們迅速將這些珍貴文獻介紹給學術界，并與中、日等國學者親密合作，樹立了良好的國際學術氛圍；再次，俄方集中了數批優秀的漢學家，始終重視對西夏學尤其西夏語言文字的研究，為推動西夏學的國際化及其繁榮，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從1994年開始，中俄雙方聯合系統整理黑城文獻，并由中國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出版發行，不但揭開了中俄合作的新篇章，也必將使西夏學進入新的繁榮時期。

三西夏語言文字研究在日本

就在歐洲學者圍繞居庸關石刻辨別西夏文字的時候，日本學者也已開始進入該研究領域，其人便是時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的白鳥庫吉。白鳥著《契丹女真西夏文字》（注：該文分上下兩篇，刊于日本《史學雜志》1898年第9編11、12號。），作者同意歐洲學者的正確見解，認定其中不識之文字為西夏文字。但關于西夏文字的創制時期，他則反對僅依據《遼史·西夏傳》將西夏文字的創制定在德明時期的結論，而在日本首倡西夏文字創制于元昊時代的觀點。他根據《宋史·夏國傳》、《夢溪筆談》中的有關記載，舉出五條理由，加以論證，頗具說服力。雖然白鳥庫吉的文章中，所涉西夏語言文字之學無多，但這是第一次向日本國內介紹西夏文字的作品。可以說，白鳥庫吉開了日本西夏語言文字研究之先河。

黑城文獻發現后不久，日本便有一大批學者加入了西夏研究行列，諸如石濱純太郎、長部和雄、宮崎市定、田村實造等。但是，在語言文字上有所建樹的僅石濱純太郎一人，其他人的研究均在歷史文化方面。石濱與俄國西夏學者聶歷山是同時代人，二人之間保持著良好的友誼和廣泛的學術聯系。聶歷山游學日本時，石濱曾幫他在日本的學術刊物上發表論著多篇。此間，石濱亦與聶歷山合著過多篇論著，如《西夏語譯大藏考》（注：日本《龍谷大學論叢》第287號，1929年，京都。）、《西夏文若般經片斷》（注：日本《藝文雜志》第18卷第5號，1929年，京都。）、《于闐文智炬陀羅尼經片斷》等（注：日本《龍谷大學論叢》第302號，1932年，京都。）。作品內容多系西夏文譯佛經的譯介。其實，在此前石濱業已在西夏史方面有所建樹，二戰后，他仍在繼續著自己的研究。

在經過40年代的一段沉寂之后，從50年代開始，日本的西夏學研究又出現新的蓬勃局面，但多數人仍是在歷史文化方面。進入60年代以后，則一部分學者專攻西夏語言文字，另一部分人仍從事西夏歷史、文化及其他方面的研究。西夏語言文字方面的代表人物要算橋本萬太郎、西田龍雄和野村博了。橋本萬太郎發表的論文主要有《〈掌中珠〉和西夏文、漢文對音研究的方法》（注：日本《中國語學》第109號，1961年。）、《關于文海的音韻組織——論西夏語言的韻》（注：日本《語言研究》第41號，1962年。）、《西夏國書字典〈音同〉的同居韻》（注：日本《語言研究》第43號，1963年。）、《關于唐古特語（西夏語）的“韻”結構》（注：日本《東方學》第25號，1963年。），等等。可見作者將主要精力放在對《文海》、《同音》等西夏字典的語音研究上。西田龍雄的主要成果集中于三部學術專著里，即《西夏語的研究》（注：日本東京座右寶刊行會出版，1964年出上冊，1966年出下冊。作者主要構擬了西夏語音體系，書末還附有3000余字的西夏文小字典。）、《西夏文華嚴經》（注：京都大學文學部出版社，1975、1976、1977年各出一冊。該書刊布了京都大學所藏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的全文。）、《西夏文字》（注：日本紀伊國屋新書1967年、玉川大學出版部1980年兩次出版。）。此外，西田龍雄自50年代起至今還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論文，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總之，西田氏的這些論著，奠定了他在國際西夏學界的突出地位。野村博是日本西夏學界70年代末到80年代出現的后起之秀。野村既從事西夏語佛經的的研究，同時也從事黑城出土西夏文世俗文獻的研究。其主要論文有《西夏語譯〈白傘蓋陀羅尼經〉片斷考》（注：日本《龍谷史壇》第68、69號。）、《龍谷大學保管〈橘瑞超氏請來婆羅佛密佛典之片斷〉》（注：日本《東洋史苑》第6號。）、《西夏語譯〈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注：日本《東洋史苑》第8號。）、《西夏語譯經史研究》（注：日本《佛教史研究》第19卷第2號，1977年。）、《關于西夏文〈新集錦合辭〉》（注：《小野勝男博士頌壽紀念東方學論集》，1982年。）、《關于黑城守將文書的研究》（注：日本《東洋史苑》第23號，1984年。），等等。

總之，日本西夏語言文字研究成就突出，其水平不讓蘇俄，究其因不僅在于日本經濟的發達，更是日本西夏學界孜孜以求，辛勤耕耘的結果，其治學精神可敬可嘉，值得稱道。

四西夏語言文字研究在歐美

歐洲人最早研究西夏文字是從居庸關六體石經開始的。元順帝至正五年（1345）所建之居庸關云臺券門洞內兩壁，刻有六體文字陀羅尼經（漢、藏、梵、西夏、八思巴、回鶻文），直至19世中葉，其中四體文字當時尚不能識。1870年，英人維亞利最早注意到石刻中的西夏文字，限于當時的水平，誤斷為“女真文字”（注：維亞利（A.Wylia）：《居庸關古代佛教石刻》，1870年。）。1882年，法人德維利亞以河南開封宴臺之女真進士題名碑相證，知其非女真文，疑為西夏文字而未敢決斷（注：德維利亞（Mr.Devieria）：《西夏唐古特國文字研究》，1894年。）。1895年，法人蓬拿帕特（P.R.Bonaparte）首次將居庸關之西夏文收入《蒙古金石圖錄》。同年，法國人沙畹（M.Ed.Chavannes）和英國人維亞利譯出若干西夏字，但于其字義仍未可知。英人布謝爾研究了12枚西夏文錢，考釋出37個西夏字，但未作任何解讀（注：布謝爾（T.W.Bushell）：《唐古特西夏國之錢幣與奇特文字》，1895－1896年。）。1898年，德維利亞在考證了《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西夏碑銘之后，方才明白判定不識之字為西夏國書。故西人始識西夏文字者，德維利亞為第一人。1904年，法人毛利瑟（M.G.Morisse）在北京購得三卷西夏文《妙法蓮花經》。其中經卷首頁有漢字眉批，毛氏遂撰成《西夏語言文字研究之初步成果》，他不但識得不少西夏字，并初通西夏語文法若干特點，諸如動詞在句尾，賓語在動詞前，形容詞有時在前，有時在后等。至此，德維利亞、毛利瑟，遂開啟研究西夏語言文字之先河，是為西人發現和識斷西夏文字之濫觴。

本世紀初，黑城西夏文獻的發現對西夏學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俄人率先掀起新的西夏研究高潮。1909年俄人伊鳳閣將對解讀西夏語至為重要的《番漢合時掌中珠》介紹給學術界，這引起美國語言學家勞弗爾的極大興趣。1916年，他根據伊氏提供的材料，選了200多個字，通過比較研究，確定西夏語與印支（漢藏）語系中的羅羅（彝）語、么些（納西）語最為接近，因而名之為西羅么語組（注：勞弗爾（B.Laufer）：《西夏語—印度支那語言學研究之一》，《通報》，第17卷第1期，1919年。）。在如此艱難條件下勞氏能取得這樣的研究成果，實賴其廣博的語言學知識。這一論斷也就成為西夏語研究的經典結論。1919年，德國學者本漢底夫人、查哈二氏著文，初次考釋出12種西夏部首（注：本哈底夫人（Mrs.AnnaBemhadi）、查哈（VonZach）：《關于西夏語文的幾個附注》，文載德國《東亞雜志》，1919年。）。恰好此時中國學者羅福萇作《西夏國書略說》亦考證出11個西夏字的部首，中西學者在全然不曉的情況下，所得結論完全一致，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60－70年代，由于受蘇俄西夏研究復蘇的影響，歐美也有數位學者致力于西夏語言文字的研究，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謝德拉契克（1962）關于西夏虛詞的研究論文；1972年，英人格林斯坦德（E·D·Grinstead）在倫敦出版了《西夏文字分析》一書，作者重點翻譯了手抄本草書體西夏文《孝經》。不久，他又出版了九卷本《西夏文大藏經》（新德里，1973年）。1966年，蘇俄刊布了西夏文《論語》之后，華裔學者吳其昱在法國發表了《列寧格勒藏〈論語注〉的西夏文譯本考》（1969），他認為西夏文《論語》注本乃斡道沖根據北宋陳祥道《論語解》翻譯而成，并非西夏人所作，澄清了以往的錯誤觀點。1966年，法國語言學家石泰安（R.A.stiein）發表了《關于彌藥與西夏的最新資料》，該文認為木雅語非常接近彌藥與西夏語，雖然早在40年代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P.K.Benedilt）就對勞弗爾關于西夏語的論斷提出懷疑，但是并未引起學術界的重視，他所著的《漢藏語言概論》一書，直到1972年才在英國出版，1984年才有了中譯本。美國學者呂光東（Lnc·Kwanten）訪蘇俄期間曾拍攝了俄藏《掌中珠》全書，經其初步研究后出版了《合時掌中珠》（1982），該書將《掌中珠》原件首次披露出來。

縱觀歐美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的歷程，可發現有如下兩個比較顯著的特點：

（1）西夏語言文字研究之初，歐美學者用力甚勤，積極促成了以西夏語言文字為代表的西夏學的興盛，雖然晚清中國學者在發現與判定西夏文字方面作出了貢獻，但是，將西夏文字公諸于世進而用近代語言學的科學方法加以研究的開創者卻應該歸之于歐美西夏學者。在方法上，歐美學者有一定的長處，早期大部分學者所成功運用的比較研究法正是這個時期在歐美逐漸成熟起來的，這對日后西夏語言文字研究乃至西夏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沒有比較，就無法鑒別！西夏文字文物發現后，先是質疑，然后通過對金石文字的比照，方知非彼即此。美國學者勞弗爾對西夏語的研究，則更是這一方法典范。勞著在導論之后所有篇幅即是西夏語與相鄰諸印支語的大量比較，正是在此基礎上，他得出著名的“西羅么”語支的結論。

（2）二三十年代以后，歐美學者的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給人以急劇降溫的感覺，自此以后，雖然時有學者零星發表相關著述，始終再沒有出現初期那種“熱”度。不過，70年代格林斯坦德對西夏文草書的研究以及為西夏字輸入電腦所作的努力，無疑在方法上有獨到之處。欲將西夏字輸入電腦，首先應該將西夏字的結構了解清楚，然后方可用計算機特有的程序輸入。最近，日本已將西夏字輸入電腦，但字體尚不夠成熟、美觀（注：中島干起：《西夏文字研究的計算機處理趨勢》，1996年，東京出版。）。另外據悉，中國也已有人為此在進行著不懈的努力，業已取得可喜的進展。格林斯坦德開此先河，其功不可沒。

五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的總結與展望

西夏文字重新被發現（1804年），至今已經190年了，經過近二個世紀的發展，包括西夏語言文字在內的有關西夏歷史文化的研究已成為一門綜合性學科——西夏學。歷史地看，西夏學的勃興，首先是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的開展和不斷深入的過程，直到現在，語言文字研究還是西夏學的前哨陣地，而且有關這一方面的成果最多，最能反映西夏學的深入程度。因此，我們稍作梳理，將近二百年來西夏語言文字的研究大致劃分為三個發展時期：

（一）西夏文字的發現與識讀——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的啟蒙時期（1804－1908年）；

（二）黑城文獻的大量發現——標志著嚴格意義上的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的正式形成時期（1908－1936年）；

（三）多國學者參與研究、大量著作出版——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的繁榮時期（1960－1998年）。

（一）屬于啟蒙時期：西夏文字的發現與識讀（1804－1908年）

這一時期是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的萌芽階段，包括著中外學者的共同努力。在中國，1804年西北著名史地學者張澍在武威首次發現有名的“西夏碑”，是為西夏語言文字研究之發端。稍后之劉青園、鶴齡等人也只是對西夏字的初步判別和識讀，其研究成果世人知之者不多。當時歐洲，對中國學者的發現則全然不曉。過了六七十年，到公元1870年，英人維亞利雖感覺到六體石經上的西夏文有些特別，但并不能正確識別，其后德維利亞、沙畹等人雖疑之但仍不敢決，直到1898年見到“西夏碑”后方肯確認。中外學者雖然在識斷時間上先后相距近一個世紀，但殊途同歸，而且最后認定的依據均為《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公允地說，真正將西夏文字公諸于世，并用科學手段加以研究和利用的還應該是西方學者，因為中國學者雖有驚人之發現，然其學術多不交流，著述往往束之高閣，難以廣泛傳播。

（二）屬于形成時期：以黑城西夏文獻出土為標志（1909－1936年）

1908－1909年，俄國科茲洛夫于中國西北黑水城發現了大批西夏文文獻，轟動了國際學術界，中外學者紛紛研習，使真正的西夏語言文字之學的誕生有了可能。這一時期的西夏語言文字研究在早期識斷文字的基礎上，取得了顯著進展。主要的成績就是大體確定了西夏語的系屬，同時識讀了大量西夏字。學者們采取的基本方法也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比較法，較為成功地走進了西夏學的大門，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勞弗爾、聶歷山、王靜如等人無一不是博學的專家。有學識條件，他們才能找到藉以比照的對象，尋得他山之石以之攻玉。如提出西夏語為“西羅么”語支的美國學者勞弗爾便精通印支諸語言；寫出兩卷巨著《西夏語文學》的聶歷山，更是學貫中西，尤其得益于佛學和藏學者甚多；王靜如在研治西夏、契丹、女真、突厥、回鶻等少數民族古文字方面的成績更為我們熟知。盡管他們有人進行比較研究時將時空條件倒置，得出不太準確的結論，今天看來仍不失其經典意義。

（三）屬于繁榮時期：多國學者參與研究，大量著作刊布出版（1960－1998年）

這一時期，可大體分前后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以俄、日為代表，于六七十年代集中了一批優秀漢學家發表了大批研究成果；第二階段，進入80年代以中國學者成績最為顯著，大量成果分別集中于北京、寧夏、臺灣三地。

30年代后期到60年代，由于國際大環境的影響，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被迫中斷，60年代以后前蘇聯、日本等國家恢復并加強了這一學科的研究。60年代初，蘇聯政局的變動，首先使無辜被殺戮的聶歷山得以平反昭雪，在他身后，又一批優秀的西夏語言文字研究人員脫穎而出。他們在進行多種語言比較研究的同時，借用近代語言學的研究方法，構擬西夏語結構體系，巨著迭出，并且開展了西夏社會歷史的研究，刊出了許多西夏文文獻，為國際西夏學的蓬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這一時期，日本在西夏語言文字上的成就尤其引人注目，水平不在蘇俄之下。日本學者搜求西夏文獻和各種學術資料，采用先進的研究手段，致力于西夏文辭書和聲韻著作的研究，系列研究成果層出不窮，顯示了日本學者治學專精的特色。在中國學術界因政治原因使西夏語言文字研究出現斷層的情況下，俄、日本兩國顯示了較強的實力。直到80年代前后，中國大陸西夏學重新興盛起來，北京和寧夏兩地相對集中了一批優秀的學者，在語言文字的研究上以北京的史金波、寧夏的李范文成績最為卓著。史金波在這方面的主要貢獻，是他有系統地對西夏文字的結構進行了深入研究，較為準確地總結出了西夏文字構成的特點和規律，從而改進了以往學者們以中國傳統小學理論為依據而探求研究西夏文字的途徑，將西夏文字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李范文的《同音研究》和《宋代西北方音——〈番漢合時掌中珠〉對音研究》兩部著作，是其數十年來研究西夏語言學的力作。作者在總結批判了以往的研究成果之后，較為系統地逐一對西夏文字進行了擬音，自成一家之言。另外，蘭州地區的陳炳應在語言文字方面亦多有成果問世，如《西夏諺語》（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貞觀玉鏡將研究》（注：該書及克恰諾夫、李范文、羅矛昆合著的《圣立義海研究》均由寧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等書，便是作者對西夏文獻譯釋的新作。

我國臺灣學者在西夏語言文字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他們獨樹一幟，另辟蹊徑，大有后來居上之勢。其代表人物當首推龔煌城。龔氏發表相關論文似起于80年代前后，至今已近20篇（包括中、英兩種文體）。其論著可分語言、文字兩科，語言學方面，如《西夏語的濁塞音與濁塞擦音》（1981）、《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1981,1989）、《西夏語的音韻轉換與語音擬構》（1989）、《西夏語的音韻轉換與構詞法》（1993）等；文字學方面，如《西夏文字的結構》（1981）、《西夏文字中的漢字漢語成分》（1982）、《西夏文字衍生過程的重建》（1984）、《西夏文的意符與聲符及其衍生過程》（1985）等（注：龔氏及下文林英津之論著均主要刊載于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及有關刊物。）。可以說龔氏的每篇文章無論是選題、立意，還是論據、結論均經過縝密的思考、設計，論證謹嚴，循循善誘，給讀者耳目一新的感覺。林英津博士的研究在方法上與龔氏相類，同大陸同齡青年學者相比，她的研究似更為細致和深入，這從林氏所著之《孫子兵法西夏譯本所見動詞詞頭的語法功能》（1987）、《西夏語具有空間意義的語詞》（1993）、《夏譯〈孫子兵法〉研究》（1994）等已刊論著中是完全可以體會到的。

總之，這一時期尤其是80年代以后可視為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的黃金時代，這方面的著作數量逐年遞增，水平愈來愈高。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黑城西夏文獻的全面公布和珍貴西夏文獻的不斷發現，劃時代作品的誕生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