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明文化革新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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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家弗朗茲•博厄斯說過，“社會－心理的研究方法提示了文化變革中活躍的動態過程”。[1]所以，要理解文化的任何一種特質，就不能脫離對文化背景和社會心理的考察，而人文生態則是整個文化背景和社會心理的綜合反映。明代中期以來，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地區，“既是繁盛興旺的經貿中心，又是開放活躍的文化中心，甚至是明朝廷的人才中心。”[2]這一時期，雖然世風日下，但是“文人文化”反而日盛。處于文化前沿地帶的蘇州，人才魁倬，匯聚了眾多的文化精英，操縱著文化的進退，這對形成“蘇式”藝術特有的文化內涵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蘇州商品經濟的發達，也必然對文化藝術產生深刻的影響，加速了“蘇式”藝術的“商品化”過程；商人勢力的壯大，使其參與藝術品經營的熱情上升，對藝術品的鑒賞能力也有提高，并以此作為躋身文化上層、改變身份地位的重要手段；士商結合，聯手推動了“蘇式”藝術的形成與發展；而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的興起，他們的思想和審美要求，也為“蘇式”藝術注入了鮮活的血液。

一、閑適心態為“蘇式”藝術注入了新的活力

從文化大背景看，明代中晚期是一個思想變動激烈的時期，處于文化前沿的蘇州，則更為敏感地感受到世風變化所帶來的沖擊，文人中普遍出現的閑適心態，是對此最明顯的回應。這種心態滲透到藝術的創作與消費活動中，就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

1、政治風暴引發的“市隱”心態

北宋天圣年以前朝廷施行的是重北輕南的方針，南方士子多沉抑。南宋情況稍有好轉，但隨后，由于張士誠在元末曾割據蘇州和朱元璋對抗，以致朱元璋建明后對蘇州施行了一系列苛刻的政策，如籍沒富室豪民的田產，增加田賦稅收;許多人甚至遭到殺戮迫害，或者被遷徙出境;士子在長時間的科舉考試中都不得錄取。急劇而來的政治風暴，再加上隨后朝廷的宦官當政、吏治腐敗，讀書人漸失兼濟天下的機會。作為出產文人重鎮的蘇州，人文心態發生激變，士人開始重新審定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他們棄官歸田、“順情遂性”，竭力倡導個性自由，逐漸形成了特定時空下的“市隱”文化心態，并導致了士大夫文人對趣味化和藝術化生活的追求，這體現在以下幾方面:蘇州文人的意識形態發生了由“理”到“情”、由“雅”到“俗”的轉變。曾任吳縣縣令的公安派領袖袁宏道慨嘆道“:蘇郡文物，甲于一時，至弘正間，才藝代出，斌斌稱盛，詞林當天下之五，然真實學道者似未可多得，至于文人尤難，何也？一生精力盡用之詩中草圣中也”。到明代晚期，此種文化潮流還迅速地波及到了全國其它地方。結果是求學問道者愈來愈少，玩賞享樂、追求藝術化的人生成為社會的普遍風氣。蘇州文人群體意識覺醒較早，追求精致生活成為風氣。早在弘治年間，思想界尚沉寂之時，雅集之風已在蘇州縉紳士大夫中興起，逐漸蔚然成風。從蘇州畫家多畫“雅集圖”即可說明他們群體活動的活躍。前期以沈周為核心，形成以祝顥、徐有貞、劉玨、杜瓊、史鑒、吳寬、文林、李應楨等為代表的文人交游圈。弘治以后，以楊循吉、都穆、祝允明、文徵明、唐寅、徐禎卿諸子為核心，又聚集了一大批士子文人，其中，祝、文、唐、徐還并稱為“吳中四才子”。進入正德嘉靖以后，吳中文人集團依然活躍，各種集會結社，如南社、北社、崇雅社等，無論是規模，還是影響都非常大。而“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貞，曾主持文壇十幾年，眾多士子山人等，莫不奔走門下。萬歷年間，張鳳翼、張獻翼、王稚登、錢希言等，更是將蘇州士人放浪自適、講究韻致生活的風尚推向新的髙潮。他們大都多才多藝，集詞章、書畫、篆刻精絕于一身，又愛好戲曲、工藝品，善于治園修亭、賞珍玩器。臺灣學者吳智和在《明人山水休閑生活》中曾把蘇州文人集團的文化生活歸納為四類：居家園林、山水攬勝、器物玩賞、藝文流連。可見，講求閑適、真趣、清賞的生活態度則是吳中文人共同追求的精神消費方式（圖一）。蘇州園林最能體現當時文人雅士澄懷滌慮、與物熙和的文化品格（圖二）。除了園林之外，蘇州士人還把此種文化心態寄托于文房書齋、金石書畫之中。對士子來說，書齋不僅是他們讀書求學的處所，也是怡情養性的自娛佳地。因此，他們特別注重書齋的內外環境。蘇州文人大都喜歡在書齋中陳設古雅高潔之物，書畫就是書齋不可或缺的陳設。除此之外，他們還多喜書籍文玩。如吳江隱士史鑒書齋中收藏頗豐，“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及唐宋以來書畫名品，相與鑒賞”。[3]長州士人顧國本，嘗筑小園于舍旁，取名“澹園”，據稱他家“藏書數千卷，率皆秘本，唐宋以來法書名畫，充棟插架，以及尊罍彝器，杯盎幾案，入其室無一近今物。士大夫之博雅好古者，遂往無虛日”。[4]在此消費需求之下，蘇州家具制造、圖書版刻特別發達，收藏、鑒賞古董之風盛行，由此還帶動了書畫作偽以及仿古銅器的生產。

2、士商結合牽動了“閑雅”之情

中國古代分民為四:士、農、工、商，商人位居最次。然而這一根深蒂固的觀念在明代中期開始動搖，在商品經濟最為發達的蘇州更是如此。商人的成功對于士人有著莫大的誘惑，讀書人仕途的自尊又常被頹敗的政治所阻撓，所以傳統的價值取向開始變化，甚至出現了崇商的趨勢，也促進了士子與商人的結合。蘇州文人黃省曾的《吳風錄》一言以概之“:自沈萬三秀好廣辟田宅，富累金玉，沿至于今，吳中文人竟以求富為務，書生惟藉進士為殖生階梯，鮮與國家效忠。”富商大賈力圖躋身地方名流之列。蘇州客商以徽商勢力最大，本地則以洞庭商幫為主。這些富商大賈，為了抬高自身的地位，以躋身地方名流之列，“也大都風雅好客，借結交名士顯宦以自重。”[5]如明初的顧阿瑛“日夜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楨、天臺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之士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與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與亭館聲伎，并鼎甲一時，而才情妙麗，與諸公亦略相當，風流文雅，著稱東南。”[6]清康熙年間的古文大家、蘇州東山人汪琬在其《堯峰文鈔》卷十五中記載“:萬歷以來，山中高貸者推許氏、翁氏兩姓為甲。其人率以文雅相高，喜結納四方賢士大夫，非僅纖吝擁財自衛者也。故凡春秋佳日，遠近籃輿畫舫爭集其門。如華亭董尚書（御名）宰、陳征君仲醇、常熟錢尚書受之、嘉定李進士長蘅、太侖張內翰天如、儀部受先之局，類推翁、許為湖山主人。一切管弦歌舞之娛．牲宰酒醴供張之盛，所資殆將不貲，絕無分毫顧惜。”所有這些人都是當時聲名顯赫、呼風喚雨的巨鼎名流，他們本身也是士儒出身，文化水平相對較高，更容易與上述地方名流交流。所以翁彥升與其子翁莊升兩代合力構筑的“亭柑水石之勝甲吳下”的集賢園，就成為董其昌、陳繼儒等人吟風賞園、流連忘返的佳地。

二、“蘇式”藝術與流行文化結緣

明清時期的太湖地區是全國文化的精華所在“。浙江與江南——江蘇、安徽同為近代文化中心點……實近代人文淵藪，無論何派之學術藝術，殆將以茲域為光焰發射之中樞焉”。[7]明代中葉以來，作為東南都會的蘇州，匯集了眾多的文豪詩杰、英才學子，特別是吳門書畫獨主藝壇，加上商品經濟的發達，這里儼然是當時物質文化消費的中心，上層與下層的浪漫主義彼此滲透，相輔相成，使這里成為時尚、品味與流行的濫觴地，也使“蘇式”藝術與流行文化相結緣。

1、文化商品化潮流推動了“蘇式”藝術發展

明代中后期，蘇州優美的自然環境、繁榮的商業文化、閑雅的人文氣息，吸引了眾多因致仕、趕考、交游等原因而閑居的士人，聚集了無數來自四面八方的商人豪賈，還有大量從農村土地賦役中解放出來涌入城市的手藝人。而此時的蘇州既是文化藝術愛好者的中心，又是藝術贊助者的活躍之地，還是鑒賞收藏家的樂園，他們合力推動了文化的商品化潮流。蘇州許多藝術家和學者特立獨行的思想和行為，為15－16世紀的文化商品化留下了持久的影響。吳門書畫家大都以出賣書畫為生，如文徵明，靠賣畫得筑玉盤山房;唐寅不僅賣畫還賣文，并干脆在作品集上題“利市”二字;祝允明直言不諱地向求字者索取報酬;當時蘇州城內還出現了許多公開營業的畫坊，為顧客定制書畫，這在“仇本”《清明上河圖卷》中可以看到（圖三）。在《清宮散佚國寶特集》“清明上河圖”前言中這樣寫道：“此卷以‘清明上河’為題，以蘇州城為對象，細致入微地描繪了明代江南城鄉景色與社會生活。構圖嚴謹有序，人物刻畫入微，設色明快，為作者代表畫卷之一”。另據《戒庵老人漫筆》記載:蘇州的古董商金克和求沈周為其店書寫對聯，沈周寫道“:小門面正對三公之府，大斧頭專打萬石之家”，[8]戲謔其專以有錢的仕宦豪門作為賺錢對象，其中也透露出，古董商已有選擇地開店及用名人做廣告的商業意識。商業利益的驅動，不僅使蘇州精致的工藝品成為銷售重點，而且使許多工匠的名聲不脛而走。正如《陶庵夢憶》所載“:吳中絕技，陸子岡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鑲，趙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銀，馬勛、荷葉李之治扇，張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無敵手。”[《9]識小錄》《、觚不觚錄》等都有類似記載，能工巧匠之作皆數倍于常價，有的還流入宮掖，成為皇室寶藏。當然，明代中后期，文化產品的商品化是一個普遍的流行趨勢，但是蘇州特別發達的商業、濃厚的文化藝術氛圍以及收藏買賣之風的盛行，使上至名流畫家、下至工匠販夫都被卷入其中。以家庭為單位的藝術品收藏，儼然是蘇州開啟先河。

2、時尚品味滲透到“蘇式”藝術中

在明代中晚期的品味競賽中，蘇州的士人和商賈是兩大主力。他們一方占有文化資源，一方擁有財富和市場，共同把“消費觀”以及“雅俗觀”的解釋權控制于手，使自己成為時尚的核心，使蘇州成為流行文化地發源地。首先，為示與商人富豪的區別，文人通過占有知識與藝術的文化資本，倡導一種標新立異的生活模式，使蘇州成為獨立于官方系統之外的文化中心。如蘇州的許多士人不僅行為怪誕，而且穿衣打扮不拘禮法常規。沈明臣“好衣緋衣，與二三曹偶踞坐長林之下，或白日行游市中，市中嘩謂緋衣公，至觀者如堵，先生自若也。”[10]張獻翼的行為更是“吊詭自放”“:冠赤色幘，服方袖袍，腰有大。復取門聯‘仙人’二語書兩垂帶，而題其后，曰寬博。”[11]此君之行為，風聞四野，所以沈德符說他“至衣冠亦改易，身披采繪荷菊之衣，首戴緋巾，每出則兒童聚觀以為樂”。[12]一些人還穿起了大紅、大紫的衣服，甚至有內衣外穿的。為了標新立異，許多人可謂窮極花樣，一些年輕子弟“嗜尚乖僻”“，專欲立異上人”。[13]如蘇州人卜孟碩，曾經在夏季首挽高髻，身穿紅苧皮袍，跣足行歌市井。所用“障面”，長三四尺，而袖很小，僅方廣數寸。[14]在中國古代，服飾是一代等級制度最突出的反映，以往官民服式，俱有定制。但是從蘇州這些士子的服飾打扮來看，不僅特立獨行，不合常禮，甚至也有逾禮越制之舉。其次，富裕起來的店主、地主和商人們也試圖利用財富，通過提倡精致和奢侈的生活風尚，來彌補社會地位和個人聲望的不足，由此也推動了流行文化的繁榮。在蘇州，架設豪宅、構筑園林、搜集善本書、名畫以及稀有的工藝品，成為當時城市流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由此“引發了社會各階層的心理躁動和追求物質利益的欲望。”[15]荷蘭旅行家馬丁•馬丁尼（MartinoMartini）甚至認為，這里對于酒色的享樂已經達到了最高的層次，特別是在“花船”中，這些花船的奢華甚至是很多精美的豪宅都難以相比的（圖四）。[16]而由富裕的地方官員或其它朝廷高官修建的眾多私家園林，大都由畫家或者園藝家設計，充滿了人造假山、人工湖、花卉植物、小型建筑、怪石、小橋、曲徑等，而且園林之好幾乎風靡于蘇州大大小小的市鎮。就連婦女也走出來，以華美艷麗的服飾加入時尚的前列。如錢泳就曾言道“:不論貴富貧賤，在鄉在城，俱是輕裘，女人俱是文繡。”[17]正是由于上述力量的牽引，蘇州成為了流行文化的策源地。這種流行文化，與高檔藝術品也有瓜葛。由于蘇州大鑒賞家特別多，且有獨特的愛好，因此，除了傳統的收藏品類之外，一些工藝美術品，即當時被當作“時玩”的東西，也被列入收藏把玩的對象。如宣德爐、漆器、窯器、紫砂器、折疊扇、蟋蟀盆等。由于收藏本是一種愛好，收藏家之間共同的雅尚和愛好，易于形成文化的交流，從而加速了“蘇式”藝術品的傳播。再加上蘇州收藏家之間多為家傳、師承、世誼、姻婭關系，這對于收藏家人群的持續涌現、收藏品味的日趨高雅、推動工藝美術品的制作和消費，都有著重要的意義。事實證明，蘇州的收藏家群體形成之后，便獲得了一種文化動力，影響到周圍的環境。毗鄰蘇州的一些地區，收藏家亦陸續出現，蘇州因此成為主導全國收藏風氣的中心。

三、自覺的尚文之風提升了“蘇式”藝術的品格

蘇州自孫吳、東晉之后，逐漸發展出對于品味、格調、境界等細膩的文化敏感，漸成“金粉六朝”的腹地，后經唐宋的發展，到明代之時，衣冠鼎族，繁盛異常。所以錢謙益曾對蘇州的人文性格有一個定義“:吳中人士輕心務華，文質無所根抵。”[18]張履祥也指言蘇州人“地不嫻弓馬，天不授膂力”，而“文勝其質”。[19]蘇州尚文之風的濃郁，明顯地提升蘇式藝術的品格，其表現是多方面的:

1、文教發達與尚文之風的培育王锜曾盛贊蘇州學校：“吾蘇學宮，制度宏壯，為天下第一。人才輩出，歲奪魁首。近來尤尚古文，非他郡可及。自范文正公建學，將近五百年，其氣愈盛”，尤其是到成化、弘治年間，更是“人才輩出，尤為冠絕。”[20]現代研究表明，王锜之說絕非夸耀。據范金民先生研究結果顯示:江南八府中，文教之盛，蘇、松為最。理由來自他對明清進士數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進行的統計和系統分析。而這種文化盛況也著實令蘇州人感到驕傲，它又進一步增強了文化意識。所以蘇州出現了一些在文化界振臂一呼、群起相應的領袖也就不足為怪。如吳寬、王鏊等，“以文章領袖館閣，一時明士沈周、祝允明輩與并馳騁，文風極盛，而徵明主風雅數十年。”[2（1]圖五）

2、教育的多層面發展蘇州的重教風尚，不僅僅表現在精英教育，還體現為多層面的教育，從家庭教育到義塾、社學、書院、縣學、府學層層而上。這種崇學好學的風氣自唐宋以來就十分興盛，雖然明代中后期商品經濟的發展使辦學動機有所“不純”，但是“得功名后即可享受免除徭役、豁免賦稅等特權和優惠”，[22]因此崇學之風有增無減，人們對文化教育的重視程度也不斷提高。明人李詡記道“:余少時見蘇城婦女祭奠所謂太媽者，獻酒，拜伏，必祝曰‘:今夜獻過太媽娘娘三杯酒，愿得我家養子像陸南、王渙①、文徵明。’偏城皆然，習以為例。今人所皆知者，亦唯文耳。”[23]可見當時蘇州人對教子成人的迷戀程度。

3、中下層社會受文風的熏陶“蘇式”藝術聞名全國，也有從業人員文化水平的影響。明代蘇州工藝美術匠師群體存在一個鮮明的特點，即文化修養普遍較高。一是士人熾熱的清玩之好使得他們與手藝人的接觸日漸增多，使手藝人提高了文化修養。如錢謙益與濮仲謙的交好[24]、造園師張漣悠游在名流之間、魏學洢兄弟與微雕藝人王叔遠友善等。二是這些具有較高文化修養的手藝人善于傳達知識、總結經驗，從而有利于形成衣缽的傳承、范本的累積。如造園師計成年少時即以工詩善畫名聞鄉里。正如他自序所言“:不佞少以繪名，性好搜奇，最喜關仝荊浩筆意，每宗之”。從其《園冶》行文的典雅駢驪分析，必然是具有相當文化修養的。另據《明憲宗實錄》記載，蒯祥不僅木工技術純熟，而且還有很高的藝術天賦和審美意識。蘇裱大師孫鳴歧，不僅雅善裝潢，而且頗喜讀書。三是在文風浸染下，蘇州一般的手藝人也多少具有一些文化修養，從而提高了“蘇式”藝術的工藝水平和審美水平，也有利于“蘇式”藝術知識和經驗的快速普及。如聞名全國的蘇州香山幫營造匠人自有一套建筑歌訣，其中有“廳樓高止后平坦，如若山形再提步;切勿前高與后低，起宅興造切須記”等，這些都有效地推廣和普及了香山幫營造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