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組織力量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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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系”和“國際傳播”等概念暗示了在現代世界體系中民族國家作為主要政治參與者和基本理論分析范疇的首要位置。然而，在全球化不斷加深的今天，世界權力格局和政治規范已經發生了許多重要的變化。比如，2000年4月，當布什在攻打完阿富汗之后為進攻伊拉克而做輿論準備的時候，英國首相布萊爾在一次講話中公開宣稱，他為英國能參與使一個國家發生政權更迭的行動而自豪。1在經濟領域，不少跨國公司操縱著規模遠遠大于許多民族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的經濟實體。在傳播領域，一些主權的民族國家紛紛修改憲法和其他法律中有關傳播產業結構和所有權的條款，以適應世貿組織和其他多邊貿易協定的要求。所有這些都表明，僅僅把民族國家作為理解和分析當今世界的政治經濟關系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傳播現象已經不夠了。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提出以下一系列相關的問題：在大英帝國的舊殖民主義政策和布萊爾今天熱衷的在某些國家搞政權更迭的策略之間有什麼區別？在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官員們紛紛展開紅地毯歡迎國際傳媒巨子，而這些國家的傳媒機構則忙于與以西方為基地的傳媒跨國媒體公司結盟的時代，對“文化帝國主義”這樣的概念是否應該重新理解？當第三世界中有第一世界的生存景況、第一世界也存在著第三世界的生存景況之時，當分散在紐約、孟買、圣保羅等地的消費精英們彼此之間的共同語言比他們與各自國家中的貧困群體的共同語言更多的時候，我們是否應該考慮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單一的分析框架在理論上和政治上的局限性？

本文擬探索一條理解世界傳播的新思路。首先，本文引入帝國這一概念作為理解我們這個快速變化的全球政治經濟結構的新的分析框架。其次，本文提供對世界傳播舞臺中四個主要參與者，即超國家機構、國家、資本和非政府組織的角色變化和運作邏輯的概述，并在此基礎上試圖描述帝國時代世界傳播的混雜建構狀態。之后，本文簡要討論9•11之后世界傳播領域中的新發展，尤其是美國國家對自己作為帝國的首要傳播者的地位的強化以及國家與資本間更加緊密的關系。在最后的結論中，本文將簡短歸納現行世界傳播秩序中的矛盾與張力。

一、帝國和新型統治制度的建構

冷戰結束、跨國公司與超國家機構如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的力量增長，以及市場關系在全球范圍內的勝利導致了民族國家統治權力的削弱，盡管這是一個極端不平衡的過程。今天，在確定的區域內管制經濟和文化交流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了。然而，帝國主義“就是歐洲民族國家把主權擴展到自己的邊界以外”2這一傳統觀念已經不再能夠恰當描述世界現行秩序了。許多學者就此提出一系列的新的理論表述，從右翼的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和亨廷頓“文明的沖突”，到左翼的哈維的（DavidHarvey）“后現代狀況”和卡斯泰爾（ManuelCastells）的“網絡社會”。最近，哈特（MichaelHardt）和內戈雷(AntonioNegri)關于帝國的理論在西方知識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在他們合著的《帝國》一書中，作者用帝國這一概念來描述一種在全球范圍內操作的新的統治形式。就象他們所說：

我們最基本的假設是統治采取了一種新的形式，這種形式由一系列國家和超國家機構在一個單一的邏輯規則下聯合組成。這種新的全球統治形式我們稱之為帝國……與帝國主義相反，帝國并不建立地域權力中心，也不依賴固定的邊界和障礙。它是一個分權和去地域化的統治機器，不斷地將整個全球領域包括在其開放和擴展的前沿。帝國通過調整其命令網絡控制著混合的身份，可變的等級制度，以及多元的交流系統。在帝國主義時代世界地圖上清晰可辨的代表不同國家的色彩條塊已融化混合成為帝國時代的全球彩虹。3

因此，帝國是與世界市場的實現相對應的一個新的全球政治秩序。就像哈特和內戈雷所定義，帝國的概念“假定一個有效地囊括了空間全部的制度，或者規則凌駕于整個文明世界的現實”。4全球化，從這個觀點看來，不是侵蝕了單個國家的主權，而是將其轉化為一個由擴散的國家和超國家機構組成的新的系統。這產生了新的裁判機構和新的管制及社會控制形式，這些新的機制既依賴于國家又依賴于資本全球化。這種新的統治形式并不導致統治的終結，而是將其自身建構為全新的形式--“一個單一的邏輯規則”。5這一形式一方面凌駕于現有民族國家形式和國際體系之上，一方面又依存于現代國家與國際體系，并把這一體系與資本的全球擴張緊密聯結起來.因此雖然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依然存在,這種競爭已被一種單一的權力秩序和權力觀念所決定。6作為一種新的全球政治秩序，帝國是一個“混雜的結構”--其組成不僅包括民族國家和國際體系，還包括跨國機構和非政府組織。

具體地說，哈特和內戈雷將由不同組織和機構組成的新的全球權力形態描繪成包括三個層次的金字塔形式的輪廓，每個層次又包括幾個層次的內容。帝國權力的第一層包括三方面內容。占據第一層，或者說是帝國權力等級最尖端的是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可以在國際上單獨行動,但作者認為它更偏好聯合行動。這已經是冷戰以后美國主要的海外軍事干涉行動的例行做法。在第二層是一個有關民族國家，即世界七大工業國，的組合體.他們控制著全球主要貨幣工具，因此具有管制國際交換的能力。在第三層則是一系列成分復雜的超國家聯合體，如世貿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北約等,它們有在全球范圍內行使軍事、金融以及其他方式的權力的能力。

帝國權力的第二層包括在第一層中心權力的庇護和保證下運作的跨國公司，這一層還包括一部分具有地方和區域組織功能的主權民族國家，其功能旨在與第一層的全球權力進行政治斡旋，與國際組織協作，并在其自身有限的地域范圍內重新分配收入。這種民族國家往往在國際合作中在一定程度上屈從于跨國公司的權力。

第三層，這是金字塔中最寬的底層，由在全球權力秩序中代表普遍利益的群體構成。這在理論上包括所有名義上代表了全球民眾的民族國家。事實上，強勢的國家已經在第一層占據了位置，權力稍遜的國家也在第二層占據了位置，剩下的正是附屬的、弱小的國家。他們在聯大會議上數量巨大而權力微小。但是這些國家很重要，因為他們至少具備抑制世界強國并給予其在國際上的行為的合法性的象征功能。這個第三層也包括數量眾多、成分復雜的非政府組織，它們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發展迅速，宣稱代表民眾并為他們的利益而工作。在制度安排上，它們與正式國家機構分開，有些跟國家處于對立地位。

雖然帝國不把自己呈現為一種歷史政體，而是自我表現為“一種有效地中斷了歷史而把現實固定為永恒的秩序”，7對哈特和內戈雷而言，帝國不僅是深奧的歷史積淀體，還是滿載沖突和危機的一種統治形式。沖突和危機并不意味著資本的終結，“而是其趨勢和運作的自然狀況”。8此外，在帝國內部包含著其自身的毀滅力量--有著巨大的建設性和生產性力量的蕓蕓眾生，借用斯賓諾沙(BaruchSpinoza)的話，他們將之稱為“大眾”(Multitude,另譯為“弱勢群體”)。也就是說，盡管從一方面說帝國代表了對大眾的統治，使之服從于其貫穿一切的權力，另一方面，大眾是我們社會中真正的生產性力量，而帝國僅僅是一個依存于大眾活力的捕獲裝置，作者借用馬克思的話，把它描述為“一個只有依賴吸吮活勞動的鮮血才能生存的累積了死勞動的吸血鬼體制。”9正如他們所說：

我們所面對的帝國操縱著巨大的壓迫性和破壞性力量，但這個事實不應該從任何角度喚起我們對于已往統治形式的懷舊情緒。通向帝國的過渡和全球化的過程為解放性的力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當然，全球化不只是一件事情。我們視為全球化的這個多元復雜的過程也并非是統一的和普遍的……支撐帝國的大眾的創造能力同樣能夠自治地建構一個反帝國，即全球化潮流和交流中的另一種可供選擇的政治體制。爭奪和顛覆帝國的抗爭，以及為建構真正的另類秩序所進行的奮斗，將因此發生在帝國的版圖上。這種新的抗爭已經開始出現了。通過這些奮斗以及更多的類似的行為，大眾將創造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權力安排,并以此帶領我們穿過和超越帝國。10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可能對哈特和內戈雷的理論作更詳細的描述和評價。雖然把帝國看成一種既成實現也許還為時過早，一些學者會就作者對”大眾”的理想主義情懷與新的民主形式的必然性提出挑戰,而民族國家力量削弱的程度是不是象作者所說的那么大也值得探討，帝國這個概念依然為我們提出了一條思考快速變化中的全球秩序的新途徑。首先，這一概念提供了一個真正的全球視角，并從根本上動搖了以民族國家為中心分析單位的理論取向--當布萊爾說出贊同在別的主權國家搞“政權更迭”之時，他不僅作為另一個民族國家的領導，而且是代表了顯現中的帝國在發言。第二，帝國的概念超越了把權力局限在政治領域的狹窄范疇，而承認了經濟權力，尤其是資本邏輯和跨國資本力量在全球權力秩序中的中心地位。11如果說，政治和經濟曾經被認為是兩個盡管相關，但相互分離的力量與結構體，全球化的過程使這兩種力量相互融化，加速整合成在一個單一的框架中。從這一點看來，帝國的理論表述在社會分析時與最新的政治經濟學表述是一致的。象莫斯可（VincentMosco）所言，雖然政治和經濟之間的概念上的區分在分析上有令人明晰的一面，這種區別更多的時候起到了混淆和掩蓋真相的作用。12第三，此概念突出變革的過程。盡管跨國公司以及全球性的生產和流通網絡已經逐漸侵蝕了民族國家的權力，國家功能并沒有簡單消失，而是被置換到別的層次和領域。第四，本概念把混雜性和多樣性看成是帝國的內在本質和存在狀態。在以往關于“文化帝國主義”的爭論中雙方的許多作者均傾向于把同化與區別相對立，把全球化看成是要不就是同質化，要不就是異質化或雜交化的非此即彼的選擇，而爭論的一方進一步認為多元化受到文化帝國主義的威脅。與此相反，哈特與內戈雷認為，差異的生產正是帝國力量再生產的決定性機制。最后，這一理論在意識到帝國壓倒性的力量的同時，強調了大眾的創造力和他們從壓迫性權力結構中取得自治的能力。

二、帝國傳播的結構

世界傳播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發生了一系列重要變革。從以上的理論框架的角度，這些相互關聯的變革標志著從國際傳播到帝國傳播的轉變。讓我們首先粗略地回顧一下這些變革。

1、國際傳播中的治理體制的變遷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世界傳播的全球治理機制發生了重大的變遷。從二戰結束到80年代末，聯合國是對國際傳播問題展開辯論和討價還價的主要國際論壇。盡管在具體運作中起決定作用的是世界強國，但聯合國畢竟是一國一票的代表性組織。新獨立出來的第三世界國家成為數量意義上的大多數，起來挑戰西方強國在國際傳播中的權威，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和負責分配國際無線電波，包括國際衛星廣播頻道的國際電信聯盟（ITU）要求世界信息和傳播新秩序。誠然，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運動有許多局限。其中重要一點是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政府的局限性與矛盾性，它們一方面壟斷國內的傳播秩序，一方面又抗議外部傳播被西方強國所控制。13但這些局限并不會抵消這次運動對世界傳播的雙重批判：即世界傳播處于西方權力和資本增殖邏輯的控制之中。正如阿芒•馬特拉(ArmandMattelart)所指出的，圍繞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所提出的論戰“是對不平等的影像和信息交流所發出的第一聲驚呼”，而這場爭論還提出了關于“民主和發展之間、傳播與公民直接參與其自身發展之間的關系”的問題。14隱含在這場對世界傳播秩序的批評中的是一個比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更廣義的民主概念，這個概念與作為社會經濟體系的資本主義制度之間并不能簡單劃等號。15這一特定的民主概念強調了平等的重要性和資本主義與社會公平之間的基本矛盾。此外，這次運動不應該被理解為僅僅是一場第三世界的運動。與今天的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是世界貧困解決方案的說辭以及英國首相為使用武力改變外國政權而自豪的宣稱形成鮮明的對比，正是一位法國總統在這個年代說出了這樣的話：“自由市場不容許跨國公司以外的實體有任何的增長，而跨國公司在第三世界制造了財富的細流的同時也制造了貧困的海洋”。16

出于種種原因，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運動在80年代式微。無疑，美國政府和美國傳媒集團在壓制瓦解這一運動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前者對這一運動進行系統的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攻擊，并于1985年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而對后者來說，任何代表世界其它利益的對世界傳播秩序的重組都會損害到它們的既得利益。因此，它們利用自己控制的媒介詆毀這場運動。17此后，國際傳播的控制原則和結構已經更多地依據跨國公司的利益和商業規則進行重構。信息傳播問題已經在很大部分上被認定為是貿易事宜,不折不扣地按照商業邏輯來操作。世貿組織和其他貿易組織取代了聯合國成為管理世界傳播的主要機制。在美國和少數發達國家的壓力下，國際電信聯盟的控制和組織結構進行了根本上的重建。除了民族國家外，私營部門成員，主要是跨國電信公司不僅加入了這一組織，還獲得了一系列與民族國家成員相同的權利。毫不奇怪，國際電信聯盟這個70年代曾使美國在諸如直播衛星廣播等問題上十分孤立的國際組織（美國曾是一次有關直播衛星廣播的議案的唯一投票支持者）已為促進跨國公司利益而被重新建構了。瑟蘇（DayaThussu）對此評述道，今天，國際電信聯盟“游說各國廢除禁止交叉擁有廣播、有線電視，以及電信公司的結構性條例……還跟在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國家和電信企業依據自身的利益而設定的議程后面亦步亦趨。”18

誠然，在1997年世貿組織關于基礎電信服務的協議中，在電信被明確定義為和其他商品一樣對待的可交易的服務的同時，大眾媒介和視聽產品則依據“文化例外”原則被排除在世貿組織管理范圍之外。這主要是由于其他有實力的西方國家，即北美的加拿大和通過歐盟組織起來的西歐國家，主要是法國在起作用。例如，加拿大在1989年加拿大-美國自由貿易協定和1993年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都獲得了保護自己的文化工業的許可。然而，墨西哥就沒有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尋求對文化的豁免，而且修改了憲法容許外資進入其媒介公司。從另一方面看，美國因為能夠從開放了的傳播產品貿易中獲益最大，就希望確保“文化例外”條例不被用作一種普遍原則在世界是推廣，尤其是在和其他國家的談判中。事實上，美國有一系列破壞視聽領域的“文化例外”原則的系統政策。這一政策旨在“阻止這一因被歐盟而決定的視聽政策的擴散，更重要的是，阻止其成為被前蘇聯加盟國家在與之談判時所采納的模式，因為在這些國家里美國投資者在視聽領域占統治優勢”。19到最后，甚至加拿大的國家保護民族文化的能力在1999年也遭到痛擊。在這一年的涉及美加雜志業的爭議中，世貿組織作出了有利于美國的裁決，認為加拿大對本國雜志業的保護措施度違背了全球貿易規則。20

2、本國控制和公共服務原則的侵蝕

與此同時，民族國家作為既是傳播提供者又是管理者的傳統角色也被顯著地削弱了。象席勒(DanSchiller)和莫斯柯討論的那樣，本國控制(也即以民族國家為軸心來組織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和公共服務(也即“在公共決策中公民權、平等、民主參與的原則等同或高于市場和私有財產權這種觀點”)一向是國家傳播政策制定中的兩個決定性因素。21從歷史上看，這兩個因素是傳播領域資本邏輯得以充分表達的政治障礙。在西方，它們曾是發展國家資助的公共廣播系統的基石，甚至連市場關系最不受限制的美國都不例外。盡管美國媒介在國外積極擴展，美國本國還是建立了一個國內控制的傳播系統。比如說，它曾長期不允許外資染指電信和廣播領域。美國媒介系統中也并非完全沒有公共服務的原則。除公共廣播之外，商業廣播也被要求履行公共服務責任，如對公眾關心的問題提供公平和平衡的報道以及提供地方節目等。雖然有不同的定義，公眾利益概念意味著對資本增殖目標和社會目標之間的非一致性的承認和社會目標優先于資本增殖目標的普遍政策定位。這一理念在美國傳播領域的管理中扮演過歷史性的重要角色。22

8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崛起在世界范圍內開始了私有化、商業化、自由化和大規模對國內傳播體系放松政府管制的過程。23作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領導國家，美國理所當然地處在這一過程的前列。24一方面，經過私有化和各國對公共廣播連續不斷的削減補貼，國家作為國內媒介服務直接提供者的角色在縮小和削弱。另一方面，國家放松了對國內和國外資本對媒介所有權的限制，放寬了對廣告的限制，減輕了廣播電視公司的公共利益責任，使媒介的商業化更加劇烈。這里值得強調的是，在本文中，“放松管制”并不意味著管制自身的結束。就像管制學派（RegulationSchool）所認為的那樣，如果某一社會領域受產業決定的程度大于國家干預的影響，這可以理解為一種市場管制的形式，這和國家管制相反，因為后者意味著國家扮演更重要的管制角色。因此，莫斯可寫到，關于解除管制的政策爭論至少是不真誠的，因為解除管制本身并非一種選擇。說穿了，這是一場對突出市場、國家，或者二者之外的利益的各種復合管制形式的選擇。放寬政府管制并非就是解除管制，而最可能拓展市場管制。25類似地，商業化也不意味著對媒體補貼本身的終結。這是一個補貼形式的轉換，即從國家補貼到通過廣告的商業補貼。隨之而來的是媒體的責任對象的轉換。當然，當這一切發生的時候，傳播系統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變成兜售一般消費品甚至政治候選人的商業銷售機器，26并傾向于迎合富有的中產階級消費者的興趣和利益，因為這是廣告主們最青睞的受眾群體。因此，一個廣告支持的媒介系統，象美國學者貝克（EdwinBaker）已經清楚指出的那樣，在根本上是與真正的有平等意義的民主的媒介系統不一致的。27

作為這個轉變的一部分，傳播法律和規則的角色也從根本上被重新定義了。在全球影響深遠的1996年美國電信法案（TelecommunicationsAct）在市場化和偏護商業利益方面的傾向性已是眾所周知。與此同時，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已把自身角色進行了“從產業管理者到市場促進者”的調整，其主要任務是促進國內和國際傳播市場的競爭。28公司利益超越公眾利益成為傳播政策制定中至關重要的考慮。里根時代的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福勒(MarkFowler)曾把“公眾利益”(publicinterest)一詞當文字游戲玩，把它等同于公眾所感興趣的東西。而現任主席、美國國務卿柯林.鮑威爾的兒子邁克爾.鮑威爾（MichaelPowell）更是有過之無不及，把“公眾利益”的概念當成公開的嘲弄對象：“當我宣誓進入聯邦通訊委員會(成為聯邦通訊委員會委員)的那天夜晚，我等待著代表公眾利益的天使前來拜訪。我等了整整一夜，但是她卻沒有降臨。”29市場規則在較輕的程度上和通過更復雜的路徑，同樣也經由歐盟改變了整個歐洲的傳播規則.30這種向資本統治的轉向在最根本的憲法領域得到了鞏固。在美國，如麥克切斯尼（RobertMcChesney）指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被商業化，其闡釋也被特殊利益所左右。31當第一修正案在歷史上首次頒布的時候，國家的確是自由表達的唯一敵人，而出版是個人編輯/印刷者和言論者的領地。今天，這些為第一修正案歷史上所保護的主要以個人為單位的對象，已經演變成了跨國公司。這些公司主導著公共傳播的渠道，擁有巨大的不僅對公眾，而且對政府的力量。正如何伯特.席勒指出，在美國，雖然國家還沒有放棄“控制個人表達的愛好”，“對自由表達的主要威脅已經從政府轉變成私人公司”。32在這種背景下，麥克切斯尼指出,被美國主流勢力所闡釋的第一修正案正變成使資本控制之下的公共傳播渠道免于成為政治討論和公共政策管制對象的擋箭牌。

3、集團化，融合及跨國媒介集團的崛起

對媒介國家控制和公眾利益束縛的解除釋放了資本的力量，導致了一個世界性的以市場為導向的媒介體系的形成。一浪又一浪的媒體合并沖擊波促進了如美國在線-時代華納，迪斯尼，新聞集團，維亞康母，貝塔斯曼這樣的傳媒巨無霸的產生。這些公司在超國家和國家力量的支持下，通過形式多樣的技術和組織形式反過來飛快地擴張到世界其它區域。由此產生的傳媒系統是真正全球化的——這不僅體現在所有權結構、生產、分銷方面，也包括消費領域。盡管美國的信息和娛樂公司仍然在全球媒介系統中占據重要位置，所有權結構已經趨向于多元化——在美國本土的媒介公司向國外擴張的同時，國外公司也進入了美國市場。比如，日本的索尼擁有哥倫比亞影片公司，墨西哥媒介集團特萊維薩(Televisa)向美國出口廣播節目、雜志和音樂唱片。33通過合資，合作，和其他形式的組織和金融聯合，以前從屬于界限分明的國家傳媒系統的媒介機構與主要的跨國集團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類似地，媒介消費和生產也變得全球化，進而形成了一個“新的文化勞動的國際分工”。34今天，北至加拿大南至墨西哥都有好萊塢電影制作。針對美國市場的電視節目先在國外市場拓展，隨后返銷回美國。花木蘭被迪斯尼化，成龍的功夫片和施瓦辛格的動作片同時在世界觀眾面前爭寵。美國的文化統治已經演變成“跨國公司文化的統治”。35

但是這種表面上的多元化不應被誤認為是新的運作邏輯的興起及新的民主化的選擇和表達的時代的來臨。相反，在帝國中，資本增殖邏輯成了全球媒介系統的一致性原則。全球媒介系統跨越空間的形成也是一個在媒介生產中“商品化深化”36和“超級商業主義”37發展的過程。這在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都一樣。全球媒介系統的新行為準則幾乎成為：一切都可以在任何地方用任何語言說出來，只要說得有利可圖。在這種背景下，傳播渠道的大量增生及窄播節目的繁榮僅僅標志著“跨國視聽工業愿意寄生于而不是削平文化差異——假如這樣的差異帶來牟利的希望。”38如哈特和內戈雷所指出，全盤文化同化并非帝國所熱衷的優先策略。相反，針對重現的種族和文化國家之間的差異，帝國的“解決方案”不是否定或減弱這些差異，而是識別出已經存在或潛在的差異，贊許這些差異，繼而通過一套有效的調控機制控制差異。39

英國社會學家斯克萊爾（LeslieSklair）的觀點與以上分析有類似之處。他認為將全球化和本土化視為兩個相互排斥的過程是錯誤的。一些全球化論者預言本土文化將在全球化無情創造的同質文化中消亡。針對這一觀點，另一些論者通過發現和證實本土企業家和文化的活力來反駁。但如斯克萊爾所言，這種有關全球化和本土化的非此即彼的簡單化的二分法與他的理論框架并不相容。如上所言，哈特和內戈雷的帝國概念也超越了這種二分法。正如斯克萊爾指出：

全球資本主義系統是建立在全球范圍內積累私有財富這一前提下的。除去資本增殖這一驅動力之外，這一系統的主要博奕者們對摧毀或扶持地方文化并沒什么特殊的興趣。當地方性或國家性的機構威脅到它們牟利的目標時，國際資本必然會消滅它們。在殖民時代，每當地方企業與國際資本的擴張計劃相抵觸時，殖民強權勢力就是這么做的。經濟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一狀況。全球性公司能比較容易地將當地合伙人融入其跨邊界網絡系統，利用當地合伙人和資源獲利，并在此過程中與當地精英利益共享。那種總是把全球化與本土化當作對立面的看法是從一個靜態的視角來看傳統實踐和文化的結果。40

以上討論對我們加深對有關“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批評與反批評有重要啟發意義。一些試圖否定“文化帝國主義”的存在并批駁“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學者往往簡單地從傳媒產品數量和流向的角度膚淺地理解這一理論的含義，僅僅把它看成是媒介產品從美國向世界其它地方“單向流動”和國外資本、媒介內容對地方媒介系統的支配與影響。在此基礎上，他們用本土商業傳媒文化的活力和媒介產品的“反向流動”現象（如墨西哥的電視故事長片向世界其它國家的出口）和“區域流動”（如韓國出口電視節目到中國）的例子來證明“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已過時。以帝國的概念和斯克萊爾的分析觀之，這種反批評有似是而非，”沒抓住要點”之嫌。41正如薩斯曼(GeraldSussman)在分析墨西哥媒介集團特萊維薩(Televisa)作為跨國媒體公司的一員崛起的時候指出“……與電視節目的那種主要派生于西方（尤其是美國）廣告價值與實踐的商業印證相比，民族特色并不是那么至關重要。盡管在短期內墨西哥或其它地方資本表現出了彈性和相對獨立性，從長遠的角度，從墨西哥選擇了媒介的商業而非公共價值取向這點來看，市場的驅動將肯定導致對美國商業節目提供商的青睞。”42

總之，這里的關鍵是視角問題。如果將商業邏輯和市場關系視為天經地義，并囿于簡單的民族國家中心論分析框架，那么，墨西哥或其他發展中國家出口電視產品這一事件的確意義重大。但是，如果不把市場關系，資本邏輯以及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的全球擴展視為理所當然和歷史的終點，那么墨西哥在制作有商業吸引力的電視節目方面的成功正是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勝利及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話語在全球取得霸權地位的印證。更何況，本土化了的對資本主義價值的宣傳比純美國價值的宣傳更有親和力和接近性。而對世界的觀眾來說，只看有關美國的中產階級生活的影視也未免單調。問題的關鍵在于是否將市場邏輯視為天經地義，是否承認一個社會的公共傳播系統還可以有另類的、多元的組織原則和組織形式。

這里也許有必要回憶一下“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始作俑者何伯特.席勒對這一概念的最初定義。席勒用“文化帝國主義”來描述“一系列把一個社會卷入現代世界體系的過程的總和”，它進一步描述“這個社會的統治階層是如何受到引誘，壓力，強迫，有時是賄賂，以至把這一社會制度塑造成與現代世界體系的統治中心的價值觀和社會結構相適應，甚至宏揚這些價值觀和社會結構。”43顯而易見，這是一個十分抽象和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定義。它是從比商業電視節目的出產國這類具體問題高得多的分析層次來看問題的。說白了，席勒是用“文化帝國主義”的概念來描述剛剛獲得民族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是如何被卷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這一問題。這一理論有一個隱含的立論前提，那就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和對另類社會制度和價值體系的信念。回到墨西哥的例子，從席勒的角度，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特萊維薩(Televisa)是否能出口商業電視劇，而在于，作為一個與墨西哥政權當局有著長期的密切合作與依存關系的私營傳媒集團，特萊維薩是否表達了墨西哥民眾多方的呼聲，是否向世界其它地區全面地真實地反映了墨西哥的社會現狀。事實上，就象許多第三世界的商業媒介急于被整合到全球媒介系統一樣，許多第三世界的執政者們，盡管時而發出有關保護和宏揚民族文化的機會主義呼聲，還是更愿意讓本國的民眾從對他們的統治不造成直接意識形態威脅的進口娛樂片中取樂，而不愿意讓本國的傳媒成為公眾表達政治異議的渠道。更何況，引入進口娛樂節目還能讓本國的一些從事進口和播出的私營或國營資本有利可圖。

而且，在帝國時代，在承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傳媒業上的不平等權力關系的同時，我們還可以把好萊塢的大公司和象墨西哥的特萊維薩(Televisa)與巴西的環球(Globo)這樣的全球化的傳媒集團看成是全球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機器的一部分，而并非僅僅是某一國家的傳媒渠道。也就是說，這些傳媒機構的意識形態角色至少有一部分是超越國界的。試想，在一個全球性的社會不公和不平等都在加深的年代，哪一個政權不能在意識形態上得益于象影片泰坦尼克號那樣的充滿著人情味的訴求和對社會關系的神話般的處理（你雖然窮，但你可愛，并能從富人手中搶過愛人）？再說，正如一個由貧富最不均的國家之一的巴西出口，曾被俄羅斯進口播出過的電視劇名稱所言,“連富人都哭”(EventheRichCry),貧民百姓還有什么可言？

4、世界傳播中非政府組織力量的崛起

過去的幾十年見證了非政府組織在世界傳播中扮演著越來越顯著的角色。非政府組織從1960至1970年代開始大規模出現在國際舞臺上。一個有效的傳播策略，包括對主流媒介的駕馭，一直是如綠色和平組織等有影響的非政府組織成功運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非政府組織網絡蔚為壯觀地展示其能力和卓有成效的傳播網絡的重要標志則是在1995年至1998年之間它們通過因特網對在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框架中進行的有關多邊投資協定(MultilateralAgreementonInvestment)談判過程的介入和干涉。雖然這個協定的最終流產有其內在的原因，但是，70個國家中600個以上的非政府組織的傳播網絡的干預也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目前，傳播領域的非政府組織已大量涌現。盡管本文不能列舉哪怕是最主要的非政府傳媒組織的名單，我們可以從以下的簡短分類中對這些極其多元和紛繁復雜的組織及其傳播活動略有認識。一些媒介非政府組織立足于對主流媒介的監督和分析，旨在促進言論自由，保護記者的權益，因而成為媒介社會監督者的監督者。另外一些組織從事媒介掃盲和媒介教育，通過公共教育系統和成人教育，致力于培育媒介批評意識，以提高民眾對媒介價值，規范，和影響的認識。還有一些組織投入到和全球傳播有關的政策研究。44最后，不少另類媒介實體在國家和商業公司之外求生存，提供另類信息與思維。盡管大部分另類媒介規模極小，受地域限制，且技術含量不高，內容龐雜，觀點有極端的一面，信息也不定都很可靠，有些因為通過網絡傳播，是全球性的，也有一定的影響。當然，還有其他另類媒體在地下和非法狀態中掙扎。這些非法和地下媒體并不僅僅只局限于那些對媒體進行嚴格管制的威權主義的國家里。例如在美國，微型廣播（micro-broadcasting)，即無執照的低功率非商業廣播，作為一些不滿足于商業廣播系統的城市社區聽眾的信息來源，在過去的若干年里發展迅速。這些意識形態上多元化，在組織方式方面千差萬別的非政府、非商業傳媒組織對全球主流傳播系統進行補充、調節并提出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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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政府傳播者和主流傳播結構之間的確切關系非常復雜。盡管非政府組織經常被視為“民眾的組織”，并往往與國家和跨國資本的利益對立，實際上，許多傳統的非政府組織，如美國的一些實力雄厚的私人基金，恰恰服務于跨國資本的長期利益。就像批評者指出的那樣，許多新的非政府組織的議程設置已經“與國際資本相容并且服務于其新自由主義目標”。45作為帝國的“道義力量”，許多非政府組織在作為一個單一世界秩序的帝國框架中操作。而且，帝國已把自己的觸角深入到非政府、非商業領域，把這些組織納入自己的軌道，將其當作可變通的實現自己目標的途經。在國家削弱常規設置機構的職能的同時，它把一些市民社會組織轉變為“影子國家”的一部分。46也就是說，民族國家一方面將自己的部分權力變換轉讓給諸如世貿組織這樣的超國家機構，另一方面又將部分功能分派轉讓源于社會的非政府組織。事實上，超國家機構如世界銀行和一些民族國家致力于資助培養特定的非政府組織從事原先由政府承擔的工作。

在傳播領域，這方面最令人感興趣的例子也許是Internews，一個投身于支持“世界范圍開放性媒介”的非盈利組織。這個組織1982年建立于美國，在歐洲和亞洲都有分支機構，著重關注東歐、俄羅斯、中東和中亞地區的傳媒發展。根據這個機構的網頁（），該機構主要從美國政府若干機構、荷蘭政府、歐洲委員會，以及一些美國大公司和基金會獲得資助，在2001年有1，700萬美元的預算。除了對國家和資本的財政資助的嚴重依賴之外，Internews與美國國家和主要傳媒集團有緊密關系。其董事中有一位美國在線-時代華納的高級副總裁和一位美國議員。這個機構活動范圍甚廣。從1992年起到2001年，該機構培訓了超過18，000位專業媒介人員.它和2100個以上非政府電視臺和廣播臺有工作關系，在前蘇聯、前南斯拉夫、約旦河西岸和加沙支持了19個非政府獨立電視網絡的發展，創立和或資助了29個媒介協會.它在2001年制作了近730小時的電視和廣播節目，其潛在受眾達三億六百萬之多。此外，它還向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的獨立電視臺提供了超過1，000小時的國際記錄片節目。從其活動的范圍和尺度以及區域重點來看，Internews毫無疑問是最有影響力的非政府傳媒組織之一，它所促進的正是美國向前社會主義地區和伊斯蘭地區輸出自己認同的民主觀念和美國新聞價值和實踐的議程。也就是說，Internews的目標不是挑戰帝國的邏輯，而是擴展和鞏固帝國的統治。有理由懷疑，一旦“獨立的”電視臺被扶持并培育成有商業前景的經營性企業，跨國媒介集團如時代華納就能夠將其接管過來，收編到全球商業媒介系統中。

然而，其他一些非政府非商業的傳播組織所持的是向帝國傳播邏輯進行挑戰的操作原則。它們致力于建立超越帝國的新的全球生產和流通秩序。在西方國家，這些組織并不熱衷于在其他國家傳播推廣西方式的媒介制度、價值和實踐。相反，它們致力在本國和本地區嘗試不同于主流商業媒介的新的傳播理念和實踐。在第三世界一些地區，這些組織中有一部分致力于發展非政府、非商業的社區傳媒和對民主傳播原則的培育。許多類似的傳播機構，在一個協作的和非等級制的組織結構上操作，并和反對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化的社會運動緊密相連。與象Internews這樣有良好經濟支持和有效組織機構的非政府組織相比，這些真正的“民間的組織”的影響往往微不足道.有人或許會說，他們的堂吉珂德是式的主張是不切實際的——比如，有位美國律師就試圖以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重新闡釋為根據，控告美國現存寡頭壟斷的傳媒體制有違憲之嫌，因為美國目前的傳媒結構違背了美國憲法維護民主制度的真正意圖。其他有些不那么富于幻想，但仍然是高度理想主義的。它們追求的是對現有傳播秩序的根本變革。例如，在世界傳播學頗有影響的學者格伯納（GeorgeGerbner）于1991年建立的一個非盈利組織就以很少的經濟資源，靠成員們的義務工作，致力于改變跨國公司控制和市場主導的媒介體系所創造的文化環境的宏大目標。在這些活動家們看來，既然現有制度不能為公眾提供健康的文化環境，就必須義無返顧地為創造新的文化環境而努力，盡管前途渺茫。

上述四個部分描述的變化可以說預示了帝國傳播系統的形成。就像哈特和內戈雷指出的那樣，傳播系統是與軍事和金融力量并列的帝國的三股主要支撐力量之一。47作為“帝國控制的基本媒介”，傳播所掌握的最重要的是下定義的權力——即規定好與壞、相關與不相關、對和錯的權力。通過一個由日益增長并相互聯系的傳播終端組成的網絡，這個系統的統治性邏輯是促進資本積累的必然要求，在世界范圍中制造消費者，并在更一般的意義上將民眾們塑造成有利于跨國資本利益的社會主體。這一所有權集中，縱橫連結整合，控制著無所不包的融合了的技術手段的傳媒系統可以說是“地球村的酋長:”

不管它們歸誰所有，這些公司……已經成為重建以實現跨國資本的利益為目標的全球主體的至關重要的力量。它們的產品——電影、電視節目、音樂、錄像帶——是最完美的全球商品.它們可即時廣播，稍縱即逝，需要廣泛的世界范圍的受眾來補償其生產和投資風險費用。全球化意味著任何地方，所有的時刻，都是“加德滿都的影像之夜”，因為媒介旁觀者的習慣已被培育起來并根植到全世界。48

就象上面分析所證實的那樣，國家和資本越來越緊密合作，以促進新自由主義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在全球的支配性地位。通過一些有影響的非政府組織，它們將影響范圍擴展到自己傳統活動邊界以外。與此同時，民眾中不同的力量也正是通過傳播將自己組織起來，以不同的形式對抗帝國，并拒絕簡單地成為旁觀者或消費者.他們在尋求各種社會生活的新的形式和各種新的權力秩序。最近幾年，人們見證了在西雅圖，華盛頓特區，熱那亞，魁北克市街頭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反對全球化的左翼社會運動。與此同時，世界也經受著各種恐怖主義、原教旨主義、以及其它勢力的攻擊和威脅。

三、后9－11世界帝國傳播的強化

9－11之后，作為帝國秩序中最強大力量的美國強化了對世界傳播系統的控制，并加強了自己的對外宣傳。作為帝國中的一個超級國家，美國旨在提高對帝國傳播的接觸率和有效性——即通過“公共外交”直接在全球民眾中推廣其政策。同時，美國政府也試圖控制和影響那些敢于表達異見的外國廣播電視媒體。最有說明性的例子是卡塔爾的衛星電視半島電視臺（AlJazeera）。這是遍及阿拉伯語世界的廣播，它為表達與美國官方意見不同的看法提供了機會。2001年10月，美國國務卿柯林•鮑威爾對卡塔爾的埃米爾施加壓力，要求對這個電視網絡進行新聞檢查。當這個要求遭到拒絕以后，美國改變策略，使自己的官員在這一電視臺和其它媒體通過接受采訪頻頻出場，力圖使這個媒體和其它媒體中立化。在2001年10月與2002年3月之間，美國官員，包括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賴絲，在半島電視臺以及其它中東地區的媒體露面的次數超過兩千次。49

最后，也許最重要的是，9－11以來，跨國媒介公司和國家之間的合作關系日益增強，美國本土主流媒介系統中的話語空間有縮小之勢。盡管在自由民主制度中，媒介有相獨立于國家的傳統，這種相對獨立性在事關基本的政治經濟利益的危機的時候極易被侵蝕。在美國媒介中，自我審查使不同意見的公開表達變得相對困難了。布什的“你要么站在我們這邊要么就是支持恐怖主義”的二分邏輯使針對當前世界事務進行的任何批評性反思變得不那么容易，公開表達異見需要超常的勇氣。美國傳媒學者貝內特（LanceBennett）甚至夸張地說，9-11以來，審查和自我審查正在將美國非常危險地轉變為“一個民族，一種思想”.50實際上，美國國家一直有利用娛樂工業為政府宣傳服務的歷史，美國傳媒雖然有批評政府的傳統，也有在關鍵時刻樂于為國家宣傳出力的歷史。在二戰期間，好萊塢制片廠使用美國政府的基金制作支持戰爭的宣傳片。冷戰期間，沃特•迪斯尼個人將其公司制作的電影上交給聯邦調查局主席埃德加•胡佛審查。目前，美國國家和私營媒介合作已有了新表現。在2001年10月中旬，在美國向恐怖主義宣戰之后的極短時間內，來自CBS,HBO,華納兄弟和電視藝術和科學院的一些好萊塢演員和上層管理人員，就和美國政府的官員聚集一堂以協調宣傳。他們討論的話題包括制作宣傳性的記錄片和短片，建立公共服務公告版，盡可能鼓勵劇本作者生產更多的支持戰爭和支持美國的信息。51CBS制作了一檔節目，叫做“Agency”，從正面角度刻畫中央情報局，ABC的娛樂部門被許可制作一檔13集的紀實電視系列片以推銷阿富汗戰爭。52鑒于跨國媒介不僅依賴美國軍事和政治力量來打開世界市場，并靠這些力量提供一個穩定的海外市場環境和有利的國內政策，說這種行為后面存在著自私的商業動機也并不是無稽之談。例如，好萊塢的制片公司過去若干年里一直在游說美國聯邦政府為電影生產提供補貼，而主要的媒介集團和報紙正在游說聯邦通訊委員會，要求其取消最后幾項限制媒介“完全壟斷”的法規，包括關于禁止在同一市場上擁有一家日報和一個電視臺，每家私營電視業主在全美國市場所擁有的電視臺所能覆蓋的美國家庭上限是35％等規定。2001年9月13日，聯邦通訊委員會已投票決定“重新檢視”這些規定。就象美國媒介學者米勒（MarkCrispinMiller）所觀察的那樣，這個步奏對美國傳媒對布什當局的報道已毫無疑問地起到了“甜化的作用”。53跨國媒介已經和正在經受的經濟和市場危機有可能更傾向于和政府合作.

盡管正在形成的帝國傳播系統好像有主導一切的力量，在世界不斷分化，貧富鴻溝加深，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身份認同矛盾不能根本解決的情況下，用某種價值體系征服人心，消除異端，維護和平的任務異常艱難。歷史并未終結，而意識形態的對峙也變得更加緊張。如果說主要是以全球資本為主體的力量正在通過將部分職權轉移給超國家組織的民族國家來實現自上而下的全球化的話，那么形形色色的社會勢力正在挪用資本創建的傳播技術來從事“另一種全球化”或“自下而上的全球化”。54

四、結論

盡管世界傳播的現代形式的興起帶來了世界大同的烏托邦，這個過程一直是西方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經濟體系向全球擴散的過程的基本組成部分。55事實上，一個曾統治澳大利亞的英國殖民總督就把電報叫做“偉大的帝國維系力量”，而當1932年BBC建立最早的海外廣播時，這一機構就被稱為“帝國服務”。現在，在經過了一段民族解放運動和后殖民國家崛起的中間過程以后，世界秩序正在有可能被歸入一個新的帝國——一個沒有限制、一個世界政治經濟權力不能再象殖民時代那樣把其納入殖民目標的“外部”的存在。

當然，就象本文先前指出的那樣，哈特和內戈雷所描述的帝國更應該被理解為一種可能的趨勢而不是一種現實。一方面，被<<帝國>>一書的這二位作者在9-11前深信不移的、對他們的特定的帝國概念至關重要的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多邊主義原則已經有所動搖。傳統意義上的帝國主義有復活之勢。另一方面，民族國家的獨立，建設，及維護和鞏固依然是一個未竟的事業.民族國家依然是一個產生反對帝國力量的源泉。更何況，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還是生死攸關的。就象國家之間的競爭將繼續成為當前全球化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內容一樣，民族主義將繼續發揮強大的意識形態作用。比如，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這一被稱為“與國際接軌”的對全球化有深遠意義的發展，就是以國家榮譽、民族利益的名義提出，并至少在某種特定的民族主義的話語中被慶賀的。56

但是，哈特和內戈雷認為，民族(thenation)自身攜帶著一整套壓抑性的結構和意識形態。因此，在他們眼里，“任何對民族國家權力的懷舊或者復活以民族為中心的政治策略設計都是致命的錯誤。”57同樣，如莫斯柯所說的那樣，盡管民族主義已經成功地，并且能夠成功地延緩全球化的進程，民族主義不足以承擔對全球化自身的挑戰，因為它忽略了市場化和資本在空間擴張的相互建構狀態并傾向于接受本土控制，而不管這種控制是不是以市場化的深入為前提。58

事實上，就像帝國邏輯所演示的那樣，市場化正是民族國家被納入到全球秩序中的途徑。因此，從人類解放的迫切性和必然邏輯來看，民族國家是一個充滿矛盾的結構體。正如后殖民主義學者查特吉(ParthaChatterjee)指出的那樣，“如今民族國家致力于為民族在資本的全球秩序中尋找一個位置，同時力圖使資本和民眾之間的矛盾保持在一種長期懸而未決的狀態。”59在帝國時代，國內和國際各層次上的傳播問題和矛盾已經無法擺脫地和資本與民眾之間的張力盤根錯節地糾纏在一起了。

注釋：

1、IamreferringherespecificallytoaspeechmadebyBritishPrimeMinisterTonyBlaironApril72002insupportingwaragainstIraq:“Ifnecessary,theactionshouldbemilitaryandagain,ifnecessaryandjustified,itshouldinvolveregimechange,”“IhavebeeninvolvedasBritishprimeministerinthreeconflictsinvolvingregimechanges–Yugoslavia’spresidentMilosevic,theTaliban,andSierraLeone.Britainisimmenselyproudofthepartofourforceshaveplayed.”AndyMcSmithandTobyHarnden,“BritishPMbacksUSpushtooustSaddam,”TheVancouverSun,April8,2002.

2、MichaelHardtandAntonioNegri,Empire,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xiii.

3、Empire,pp.vii-viii.

4、Empire,xiv.

5、Empire,p.xii.

6、Empire,p.9.

7、Empire,p.xiv.

8、Empire,p.222.

9、Empire,p.62.

10、Empire,xv.

11、Empire’sauthorsbasetheirnotionofpowerontheworkofMichelFoucault.Spacelimits,however,doesnotallowmetogetintotheconceptof“biopower”inthispaper.Toputitsimply,biopowerinvolvestheregulationofnotofthingsasexternalities,butofbodiesandthereproductionoflifeitself.Forthisreason,thisnotionofpowerismuchextensiveandintensivethanliberalnotionsofpoliticalandeconomicpower.

12、VincentMosco,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RethinkingandRenewal,London&NewYork:Sage,1996,p.200.

13、See,JohnTomlinson,CulturalImperialism: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Pinter,1991.

14、ArmandMettelart,NetworkingtheWorld1794-2000,translatedbyLizCarey-LibbrechtandJamesCohen,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2000,p.68

15、Foradiscussionofdifferentnotionsofdemocracy,seeC.B.McPherson,TheRealWorldofDemocracy,Toronto:TheCanadianBroadcastingCorporation,1965;C.DouglasLummis,RadicalDemocracy,Ithaca&London: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6;seealso,RobertA.Dahl,OnDemocracy,NewHaven&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1998.

16、CitedinArmandMattelart,NetworkingtheWorld,p.70.

17、TherearemanyexcellentaccountsoftheriseandfalloftheNWICOmovement.Forarecentanalysis,seeRichardC.Vincent,KaarleNordenstreng,andMichaelTraber(eds.),TowardsEquityinGlobalCommunication:MacBrideUpdate,Cresskill,NJ:HamptonPress,1999.

18、DayaKishanThussu,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ContinuityandChange,London,Arnold,2000,pp.91-93;seealsoJillHill,“USRules.OK?TelecommunicationsSincethe1940s,”inRobertMcChesney,EllenMeiksinsWood,andJohnBellamyFoster(eds.),CapitalismandtheInformationAge:ThePoliticalEconomyoftheGlobalCommunicationRevolution,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98,pp.99-121.

19、Mattelart,NetworkingtheWorld,pp.86.

20、Mattelart,NetworkingtheWorld,pp.86.

21、DanSchillerandVincentMosco,ContinentalOrder?NewYork:Rowman&Littlefield,2001,p.6.

22、PatriciaAufderheide,TelecommunicationsPolicyandthePublicInterest,NewYork:GuilfordPress,1999.

23、EdwardHermanandRobertMcChesney,TheGlobalMedia:TheNewMissionariesofGlobalCapitalism,LondonandWashington:Cassell,1997.Seealso,趙月枝，“公眾利益、民主與歐美廣播電視的市場化”，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5(2),25-44.

24、DanSchiller,DigitalCapitalism,Cambridge,Mass:TheMITPress,2002；EdwardHermanandRobertMcChesney,TheGlobalMedia,loccit.

25、VincentMosco,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loccit,p.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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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dwinBaker,AdvertisingandaDemocraticPres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4.

28、DayaThussu,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p.93

29、citedinMarkCrispinMiller,“What’sWrongwithThisPicture,”TheNation,January7/14,2002,p.20.

30、RobertMcChnesney,RichMedia,PoorDemocracy;ArmandMattelart,NetworkingtheWorld.

31、RobertMcChesney,RichMedia,PoorDemocracy,p.257.

32、HerbertSchiller,“InformationDeprivationintheInformationRichSociety,”inGeorgeGerbner,HamindMowlana,HerbertSchiller(eds.),InvisibleCrisis,Boulder,CO:WestviewPress,1996,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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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TobyMiller,“ConsumingCitizen:TheNewInternationalDivisionofCulturalLaborandtheTradeinScreenTexts,“inJosephChanandBryceMcIntyre(eds.),InSearchofBoundaries:Communication,Nation-States,andCulturalIdentities,Westport,Conn:,AblexPublishing,2002,pp.19-21.

35、HerbertSchiller,MassCommunicationsandAmericanEmpire,SecondEdition,Boulder,CO:WestviewPress,1992,p.39.

36、VincentMosco,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pp.140-211.

37、RobertMcChesney,RichMedia,PoorDemocracy.

38、YuezhiZhaoandDanSchiller,“DanceswithWolves:China’sIntegrationwithDigitalCapitalism,”Info3:2(April2001),p.140.

39、Empire,pp.200-201

40、LeslieSklair,TheTransnationalCapitalistClass,Oxford:BlackwellPublishers,2001,p.256.

41、HerbertSchiller,“NotYetthePost-ImperialistEra,”inCollenRoach(ed.),CommunicationandCultureinWarandPeace,London:Sage,1993,pp.97-116.

42、GeraldGussman,“TelecommunicationsafterNAFTA:Mexico’sIntegrationStrategy,”inVincentMoscoandDanSchiller,ContinentalOrder?p.147.

43、HerbertSchiller,CommunicationandCultureDomination,NewYork:InternationalArtsandSciencesPress,1976,p.9.

44、Foramoredetailedanalysisofthisrangeofactivities,seeRobertHackettandYuezhiZhao,SustainingDemocracy?JournalismandthePoliticsofObjectivity,Toronto:GaramondPress,1998,pp.2153-222.

45、Empire,p.312-13.

46、KatharyneMitchell,“Transnationalism,Neo-liberalism,andtheRiseoftheShadowState,”EconomyandSociety,30:2(May2001),pp.165-189.Empire,p.346.

47、NickDyer-Witheford,Cyber-Marx:CyclesandCircuitsofStruggleinHigh-TechnologyCapitalism,UrbanaandChicago: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99,p.137.

48、FrankSmyth,“ThePriceofPropaganda,”March21,2002.

49、LanceBennett,“OneNation,OneMind,”VanityFair,December2001,pp.176-182.

50、DougSaunders,“HollywoodGoestoBatforNation,”TheGlobeandMail,October19,2001,

51、FelicityBarringer,“’RealityTV’AboutG.I.’sonWarDuty,”TheNewYorkTimes,February21,2002.

52、MarkCrispinMiller,“What’sWrongwithThisPicture?”TheNation,January7/14,2002,p.19.

53、ForanelaborateanalysisandtheorizationoftheappropriationoftheInternetbyanti-globalizationmovementsthroughouttheworld,see,NickDyer-Witheford,Cyber-Marx.

54、ArmandMattelart,NetworkingtheWorld.

55、YuezhiZhao,“EntertheWorld:Neo-liberalGlobalization,theDreamforaStrongNation,andChinesePressDiscourseontheWTO,”inChin-ChuanLee(ed.),ChineseMedia,GlobalContexts,London:RoutledgeCurzon,2003,pp.32-56.

57、Empire,p.336.

58、VincentMosco,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pp.210-211.

59、ParthaChatterjee,NationalistThoughtandtheColonialWorld:ADerivativeDiscourse?London:ZedBooks,1986,p.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