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在于減少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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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主要農產品產量的大幅度提高，使我國農產品供給實現了由長期短缺到總量基本平衡、豐年有余的轉變。農民收入逐步增長，消費水平穩步提高，小康目標已初步實現。但是，隨著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提高，多數農產品出現了階段性、區域性供大于求的狀況，糧、棉、畜、果、菜等農產品價格長期低迷，種植、養殖業效益持續滑坡，導致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在加入WTO的情況下，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因素還在日趨強化。目前，農民收入問題已經成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中最突出的問題，也是近年來黨和國家高度關注并著力解決的重大問題。

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人均占有生產性資源較少，突出表現在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上。在農村人口與土地資源矛盾突出的條件下，從目前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出發，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深層次原因主要是：農民人均生產規模狹小，農業生產效率低下；農產品的消費群體和消費空間有限，農產品商品價值效益實現困難；農民就業不充分，非農就業機會少，增加收入的渠道狹窄。因此，從農村經濟的長遠發展看，我國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在于減少農民。這不僅是世界各國富裕農民的基本經驗，也是我國促進農村發展、富裕農民的必然選擇。

減少農民，才能打破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瓶頸。人多地少是我國的基本國情。隨著國家基本建設用地、城鄉居民建房用地的不斷增加，我國的耕地面積呈現出不可逆轉的減少態勢。土地資源的緊缺已成為農民收入增長的瓶頸。據第一次農業普查資料，截至1996年底我國耕地面積為19．5億畝，農民人均耕地僅2．1畝，戶均只有8畝，人口稠密的東部地區人均只有1畝多。這樣的資源規模和生產規模，很難使中國農民進入世界市場，很難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實現收入的快速增長。而且隨著退耕還林的實施，在中西部生態脆弱地區將有更多的耕地從種植業中退出，土地對勞動力的吸納程度將進一步降低，人均土地資源占有量將進一步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采取切實措施減少農民，才能緩和人地緊張的矛盾，打破農民增收的瓶頸。這樣，即使其他條件相對不變，也可以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

減少農民，才能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和效益。長期以來，由于大量勞動力滯留在農村，農民生產的農產品有相當一部分被自身消費，這種小農生產方式必然帶來兩個問題：一是勞動生產率低。有限的耕地只能生產有限的農產品，一個人能生產出來的農產品，絕不會因為勞動力的增加而使它的價值增值，因為商品的價值不是由個別勞動時間所決定的，而在于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低生產率只能得到相應的低收入；二是商品率低。一戶幾畝地的產出除自給外，作為商品出售的份額已經很小。而近8億農民可用于出售的商品總量又受到只有5億多城鎮居民消費市場的制約，不能及時、完全地實現農產品的價值，而且還會因農產品的相對剩余使農產品貶值，甚至使部分產品失去價值。也就是說，農民收入的增長，不但受到小規模家庭經營生產方式所帶來的低生產率和低商品率的制約，而且受到消費空間狹小的制約，這是我國農民收入大大低于城市居民和發達國家農民的根本原因。而要消除影響農民收入的雙重制約，辦法只能是減少農民的數量。只有減少農民，才能改變農業生產的小農生產方式，擴大生產規模，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才能增加非農消費群體，擴展農產品的消費空間，提高農業產品的價值效益，從而增加農民收入。

減少農民，是農業生產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的必然趨勢。農業是生物再生產和經濟再生產相互交織的生產活動，是歷史最為悠久、歷史上從業人員最多的產業。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農業生產有機構成不斷提高，使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不斷轉移到其他非農產業領域，這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從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的經驗看，農民數量的大幅度減少，使單個農業勞動力平均生產規模擴大，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農民收入成倍增長；反過來，這又推動了以農業機械為代表的農業科技的普及，提高了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和現代化程度，促進了二三產業的興起和社會分工，成為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動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農業科技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農業科技貢獻率穩步提高，特別是農業機械化的發展對減少農民、促進農業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持。但目前我國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農村勞動力轉移渠道不夠暢通，大多數地區的農戶依然是抱守土地，小塊承包，多項種植，兼業經營。這種分布零散、經營細碎、規模狹小的生產格局，阻礙著科技因素的廣泛導入和快速推廣，制約著農業生產有機構成的提高。面對這種情況，我們要適應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主動采取措施減少農民，通過減少農民來提高農業生產的規模、效率和效益，進而促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

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已被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發展的實踐所證明。改革開放以來，在農村生產力得到空前發展的同時，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越來越多。1980年，我國農村勞動力中從事非農產業的人員僅占5％；2002年，農村勞動力中從事非農產業的人員已占34．07％，比1980年增加了近30個百分點，農民人均純收入也從1980年的191元增加到2002年的2475．63元。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在農民收入總量中，非農產業收入所占比重由1980年的不到10％提高到2002年的近52．82％。從全國各省情況來看，2000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超過3000元的7個省市，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在50％左右，農村勞動力中非農人員比重都在40％以上，農民人均純收入最高的上海市，達到了68．24％。這些省市的人均GDP也都排在全國前列。相反，農民人均純收入低于1900元的7個省區，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都在70％以上，最高的達87．31％，農村勞動力中非農人員比重多在30％以下，最低的僅占12．7％。實踐充分證明，只有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

那么，如何減少農民呢？應重點采取以下幾方面的措施：

首先，加快農村城鎮化進程，擴展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空間。由于特定的社會經濟條件和歷史原因，我國農村城鎮化進程比較緩慢，規模和水平也相對較低。目前我國的城市化率僅為41．8％，比發達國家低近40個百分點。在現有城市化率的基礎上，如果我國城鎮化水平再提高15個百分點，意味著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民收入將得到大幅度提高。因此，加快農村城鎮化進程，將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戰略的轉型和增加農民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加快農村城鎮化進程，必須制定符合國情的城鎮化戰略。一是要確立規劃先行的原則，提高城鎮建設水平。城鎮建設規劃必須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從生產布局、城鎮功能、人口密度、環境治理等方面，進行全方位統籌規劃，做到布局合理、規模適度、注重實效。二是要確立以發展產業為中心的觀念，強化城鎮建設的經濟基礎。城鎮的發展和規模的擴張，必須以經濟的發展為前提，應立足當地優勢，培育主導產業，將城鎮建設與農業現代化、農村工業、農村服務業的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形成小城鎮發展的產業基礎。三是要形成經營城鎮的市場機制。要運用市場經濟手段，對構成城鎮空間和城鎮功能載體的自然生成資本和人力生成資本進行重組，最大限度地盤活存量。同時，按照“誰投資，誰收益”的原則，吸引民間資本，形成多元化融資、多層次開發的格局。四是要探索城鎮建設用地的流轉機制，使農村人口轉移與非農建設用地的流轉同步進行，加快、加大減少農民的速度與規模。

其次，還農民以“國民待遇”，改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環境。改革以前，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特征十分明顯，嚴格的戶籍制度把公民分為農民和市民兩大階層，并實施嚴格的措施限制農民遷入城市定居，謀求非農職業。目前盡管在某些方面有了改善，但農民仍是農民，不能與市民享受同等待遇，甚至在農民流動方面存在封堵和歧視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外轉移，既延緩了城鎮化進程，又影響了農業生產的規模經營。

當前，我們應當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多方面采取措施，讓農民享受到應有的“國民待遇”，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一是要加快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從根本上消除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體制障礙。要打破農村戶口與城鎮戶口封閉和分割的管理模式，讓那些進城務工經商多年的農民定居下來，同時取消定居城市的土地使用費、城市基礎建設費、城市就業安置費等面向農民的收費項目，降低農民定居城市的成本。二是要妥善解決農民進城后的社會保障問題。農民進入城市，應在養老、失業、醫療保險以及住房和子女上學等方面享受與其他市民同等的社會保障。三是要加快城市勞動就業制度改革，構筑城鄉統一的就業市場。一方面，要發育勞動力市場中介組織，提高信息服務水平，增強市場透明度，實現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的雙向選擇，降低供需雙方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要健全管理制度，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規則，確保市場運行的有序性和農民的合法權益。

第三，大力發展非農產業，增大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載體。任何一個國家實現經濟發展大跨越的過程，都是非農產業蓬勃興起并快速發展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非農產業在吸收農村勞動力和增加農民收入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實踐已經表明，非農產業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也是實現勞動力轉移最為方便快捷的載體。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大力發展非農產業，首先，要增強鄉鎮企業的發展能力。當務之急是要加快鄉鎮企業的改制步伐，使其真正成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在此基礎上，加快鄉鎮企業的技術升級與改造，在增強發展資本密集型技術的同時，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技術，以吸納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其次，要突出發展農產品加工業。我國具有豐富的農產品資源，而加工程度相對不足。資料表明，目前我國農副產品加工產值與農業總產值的比例僅為20％左右，而美國、英國、法國和日本則分別為農業總產值的3．8、3．7、2．6和2．2倍，我國發展農副產品加工業有著極大的潛力和廣闊的前景。所以，要加大農業經濟結構調整的力度，并以產業化龍頭企業為主體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增大轉移農民的產業載體，延伸農民增加收入的產業鏈條。第三，要大力發展農村第三產業。第三產業一般是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不僅能夠轉移、吸納部分農村勞動力，而且可以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帶動和拓展農民轉移的空間。當前，要把農村第三產業發展的重點放到為“三農”服務上來，尤其要加快發展農村急需的科技服務、信息技術咨詢、金融保險等服務業，不斷滿足因農業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提高而增長的服務需求。

第四，加強教育培訓，增強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能力。近年來，勞動力素質已成為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關鍵性因素。由于素質偏低，農民工一方面在掌握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技能上存在一定的障礙，在勞動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另一方面，難以適應高科技發展的要求，就業領域受到限制。農民工素質偏低，不僅制約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與規模，而且制約了農村勞動力層次的提高。因此，必須加強對農民的教育培訓，著力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素質和技能，增強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能力。一方面，要切實落實好農村九年制義務教育，組織農村青少年接受正規教育，提高農村后備勞動力資源的素質；另一方面，要根據當前實際，有針對性地組織各類技能培訓。隨著傳統教育體制的變革，相當數量的中專學校甚至大專院校生源不足，經過適當改造利用，這些教育資源可用于農民的短期技能培訓。為了保證貧困地區的農民接受教育，建議設立貧困地區農民培訓專項基金，由財政撥付，專款專用。通過多種途徑、多種形式的教育培訓，農村勞動力的整體素質才能從根本上得到提高，農村勞動力才能具有到城市擇業的更大內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