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組織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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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乃構成公民社會的重要中介機制，就我國而言，解嚴后迄今已十余年，在千禧年回首，確實可以發現民間公益組織已如雨后春筍，勃然興發，實已蔚成不可遏止的社會力了。尤其九二一震災之后，民眾憬然領悟，社會之攜手合作、心心相連，才是更美好社會重建的關鍵；在共同受災救災經驗的引領下，另一波「公民社會組織」已漸漸組成，更多的非營利組織更是蓄勢待發了。

從九二一震災之殷鑑，民間社會已漸漸覺悟，也開始強烈地針對政府無力回應社會要求的現象，提出批判。政府一再採用一些時髦的口號，卻忽視了應由下而上地結合民眾力量，政府應以團隊合作方式，具體地解決民眾生活實際問題，而不是一味以形式主義及官僚作風來徒增民眾反感。

此種反省，對正面臨政治、經濟和社會劇變沖擊下的我國政府，實深具啟示作用，吾人應針對當前如何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以實現公共服務使命加以深入探討，實際面對變動中社會，針對問題，共同提出問題解決方案。

基本上，當前面對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各方面空前未有之變化，學術研究及其實踐工作，將愈來愈顯得必要和重要。而且，也應加強公民社會的自我反省能力，針對如下之課題，加以考量。

首先，政府不僅應著重管理效率的達成，更應重政治民主、經濟平等與社會倫理的考量。而且，政府應將其使命和價值，定位在促進民主政治、保障人權，和實現公共利益之上。另外，民主理念之落實，端視政府措施是否具有及時回應性？是否能促使民眾有心和有力去參與？是否在分配國家資源時，符合公平及正義的社會價值？最后，也是相當重要的，政府不僅應積極地謀求社會福祉的增進，同時更應致力於解除人民的痛苦，如貧困、疾病等問題。

為了國家之長治久安，我國政府應採取各種「公民參與」和公私部門資源整合的策略，亦宜促使公共部門與民間社會力量結合時，主動尋求與「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即第三部門）及自發性「公民社區／社群」合作，期能一方面增進行政績效和民主，另方面，亦有助於我國「社區組織」和「公民社會」之創發，以重建國家與社會之美好未來。祈愿二十一世紀的臺灣社會是充滿愛、和平及公義，且讓我們虔誠禱之。

面對新的情勢，民間也好、政府也好，均應有新的思惟方式、理念與做法。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自從創立以來，觀察其理念與做法，似已實際朝所謂「傘狀」、或「高峰」或「保母」型的基金會發展，相對比較起近來常「出事」的政客主導的「基金會」而言，其公益性已為許多人肯定和重視，所設立的「臺灣公益資訊中心」對許多研究者和莘莘學子而言，更深覺倍感方便。喜瑪拉雅基金會用心良好的指出：「臺灣的公益部門，最近幾十年來呈蓬勃發展，深受政府與社會的重視。但政府在非營利組織的立法方面，由於主管官署眾多，短時間之內難以迅速修法規范。因此，目前法規不是失之過於寬松或無法可管，讓不肖者利用此一弱點為非作歹，使整個非營利組織蒙羞，受到誤解。另一方面，行之多年對於公益部門的法律規范，基於管理與防弊的觀點，實施種種不合理或者不必要的限制，阻礙了臺灣非營利組織健全的發展」實值得吾人深思。

誠然，如何營造一對臺灣非營利組織發展有利的環境（包括政策、法律、管理等面向），更是吾人取法他山之石的動機所在。「非政府組織法的立法原則」一書所將發揮的效用亦應在此。就以行政管理的角度而言，大致上有下列幾點原則，似可加以檢視：

一、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的相關立法，應與營利組織的立法一樣簡便可行，并宜以鼓勵為原則，而盡量不宜有太多限制，以免傷害基本人權及公民社會自然成長的條件。

二、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的行政管理越少越好，不要因防弊而致有害民間公益之串連和興利行動。而且要以簡便為本，不宜煩瑣，如能解除管制更佳，更要符合「行政程序法」所明定之公正、公開的規范。

三、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應有其最高之自主性，以自律、透明、公開性為指標，盡量不要有立法、政策之外控與他律，如能受媒體、學界、網路及公眾之監督或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之間的相互監督，則當可確保其「公共性」。

四、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之行政管理應遵守「依法行政」之原則行之，尤其是應受「法律保留」原則之拘束，細言之，即應遵守民主原則、法治國家原則、基本人權規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