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廉政思想對從嚴治黨的現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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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亞里士多德思想中的廉政思想及其內在邏輯

（一）政體設計思想

亞里士多德在城邦政體選擇問題上認為：“只有城邦具備了最為優良的政體，才能有最為優良的治理，從而達到至善的目的”。①那么最為理想的政體是什么呢?亞里士多德認為：“理想的政體應該是城邦與城邦公民實現最大幸福的政體。”他指出：“公民應當成為城邦一切的主人，用陪審法庭來處理任何事情，包括議事會所審判的案件。他們這樣做是對的，因為多數人的政治總比少數人的政治公平，少數人更容易接受金錢或權勢的影響而腐化。”②這與中國儒家的“民本”思想相似，亞里士多德的這種城邦政治思想也閃爍著民主的光輝。亞里士多德同時認為，能夠顧及到包括貧富兩端全體人民共同利益的政體，即由中產階級執政的共和政體，這是最為理想的政體，他為這種政體設計了六條主要原則。與柏拉圖哲學王思想不同的是，在他看來，城邦能否實現最大的幸福，其根本在于是否實施共和政體。

（二）法治思想

亞里士多德在否認柏拉圖哲學王思想時強調：人性中存在許多的缺陷，總會受到感情因素的影響與制約，即便是聰明睿智的哲學家，也不例外，由于個人能力有限，故要推行善政，建立“至善”城邦。建立“至善”城邦，就必須推崇法治而反對人治。在他那里，法治包含兩方面的含義：“第一，法律已獲得公民的普遍認可與服從；第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應是良法。”③也就是良法為治。

（三）對執政者的要求

亞里士多德認為，能否實現廉政，政治制度的合理與否是關鍵。人的因素與制度因素完美的結合，也甚是重要，然而制度的運行少不了人的執行，因而執政者的素質與才干就成了關鍵因素。亞里士多德一再強調的執政者所必須具備的“善德”，表現在政治上就是一種廉政道德。執政者在當政期間的各種政治舉措與頒布的法令都是廉政道德的外化表現。欲使執政者正確地、廉潔地使用權力，就需要廉政道德的支配制約。從亞里士多德提出的救治的十條主張來看，他要求掌權者嚴格自律，防微杜漸，要求執政者必須真誠無欺，取信于民，方可實現長治久安。

二、全面從嚴治黨的特殊時代背景

（一）面對黨所承擔的繁重任務應提高黨的執政能力

當前面臨國家強大、民族獨立、人民富裕三個重大責任，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水平、執政能力提出更加嚴格的要求。黨所面臨的四大任務同樣要求提高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在經濟結構的調整方面，計劃經濟太集中，市場經濟不成熟，面對這樣的現狀，對于經濟結構的調整不能影響就業、生活水平，不能引起社會動蕩；政治生態環境的現狀不容樂觀，與干部清政，政府清廉，社會清明的目標有較大差距；價值體系的重構對執政能力也提出較高的要求，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對意識形態領域有不同程度的沖擊，執政黨應統領思想的多元化，和人民群眾坐在一起、站在一起、走在一起。

（二）面對黨員隊伍的思想狀況應切實保持黨的先進性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其本質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所以黨員是否具有先鋒模范作用，在實際生活中表現如何，是中國共產黨是否生機勃勃，充滿朝氣的關鍵。現階段中國共產黨黨員整體思想特征主要體現出如下問題：第一，理想信念淡化，有的黨員不能準確理解黨的基本路線，進取精神和意志嚴重衰退；第二，價值取向偏離，黨員很難依照黨員的規范嚴格要求自己，尤其是黨員干部，在價值取向上更容易偏離正軌；第三，黨性觀念不強；第四，知識更新不足，學習是每個人的終身課題，而在黨員群體中，卻出現了對專業知識學習的松懈以及對黨章，黨紀黨規學習的忽視。

（三）面對依法治國的方針應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

現如今，我國改革進入“深水區”，制度改革阻力頗為巨大，改革開放初期“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方式在深水區很難再行得通，在當代社會，無論中外，只有通過理論先行，指導實踐的方式，方可取得制度改革的勝利。在“四個全面”的整體戰略布局下，對政治體制的改革，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程序化建設，同時也必須將全面從嚴治黨置于關鍵的位置，健全和完善黨的反腐倡廉制度，嚴格規范黨風黨紀，要求對社會環境做出正確判斷，這也正是加強反腐敗制度建設的核心內容。在全面從嚴治黨的大背景下，探究出一條制度反腐的新路子，是全黨面臨的最為重大的課題，也是加強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的關鍵所在。

三、亞里士多德思想對全面從嚴治黨的啟示

亞里士多德的整體思想和“良法為治”中就體現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只有在法律，制度的約束下，執政者才能為大多數人的利益承擔責任。因此，權力必然需要必要的監督和有效的制約，否則權力的濫用與腐敗現象的滋長就成了必然。故要行而有效的整治腐敗現象，就必須把健全民主法制、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強化監督制約機制作為切入點。④亞里士多德同樣要求掌權者嚴格自律，防微杜漸，要求執政者必須高瞻遠矚，只有內修外和，政治清明，方可長治久安。故對執政者的要求，也是當下“全面從嚴治黨”的一項重要任務。民眾也應積極參與進來，培養參與廉政監督的能力，把“全面從嚴治黨”開展到群眾中去。

（一）推進制度建設科學化

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制度建設科學化。目前，中國共產黨制度建設中存在的問題依舊很多，例如制度體系之間的不配套，銜接不緊密、操作性低、監控能力低下等方方面面都存在有許多問題，為解決這些問題，使得制度體系更具完整性、科學性，以及運行過程中更具規范性，推進制度建設的科學化在全面從嚴治黨這個大課題中就顯得十分關鍵。首先是要注重體系的完整性，各種制度構成了一個相互聯系的制度體系。在制度體系中，若是權責不明，制度間缺乏必要的聯系與制約，那么制度建設的科學化就很難推進下去。由此可見，構建科學的、完整的制度體系，就要求制度體系必須完整，各制度之間必須緊密銜接，也須有相應的監督體制加以保證。從而要求制度體系由以下幾部分組成：一是本質性制度，即對事物實質內容所做的界定；二是程序性制度，包括制定與執行制度的程序規范，也就是對事務程序的說明；三是保障性制度，即確保前兩種制度能夠得到有效、有序運行的規則、規范，即“制度之制度”。⑤以上三者構成完整科學的制度體系，相輔相成，不可分割。本質性制度嚴格規范黨內任意行為；程序性制度則可降低各級領導制定政策的隨意性，從而不斷提升黨內法規制度的約束性，增強制度的權威性；保障性制度可以確保制度運行的過程中不偏離本質性制度的實質，加強監督，將不法行為繩之以法。其次是要注重體系的可操作性。“令在必信，法在必行。”制度治黨提高制度執行力是關鍵。制度優良而執行不力，不能使制度恰當合理的落到實處，即便是再好的制度也發揮不了多大的作用。這也正是違規違紀現象與黨內不良風氣屢禁不止的原因之所在。因此，增強制度彼此之間的呼應程度，使之形成一個整體，增強制度間的配套銜接，增強整體性功能與制度的執行力，使得制度能夠不違背初衷，合理正當地運行，不偏袒任何一個人，任何一件事，使制度成為有操作性的硬約束。最后要建立強有力的監督體系，確保建立起的科學的制度體系能夠真正在實踐中落實，實現制度建設的科學化。制度運行的效果如何，是否真正的落到實處了，就須有一整套監控機制，能使得制度真正的發揮作用，監督制度的良好運行。為此，首先，監督者要權責明確，為避免與被監督者的利害關系，應賦予監督者一定的有效權力，防止無法、不能、不敢監督等現象的發生；其次，對于監督過程中存在的監督不力現象，也應有剛性規定與相應的處置方法，否則監督者態度不堅定、立場搖擺，就不能做到秉公執法，就會有以權謀私、徇私枉法等惡性現象發生。⑥

（二）不斷提升黨的執政能力

對執政黨要求構建政治生態文明，在加強自身執政能力的同時，要通過黨內監督與黨外監督相結合的方式進一步強化民主監督，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各派、無黨派人士的力量，并充分利用互聯網等新媒體作為監督媒介，最大限度地發揮出輿論監督的作用，使得民主監督切實可行，高效有力。⑦對于黨員干部來講，首先，黨員干部必須遵守相關法律法規與黨章黨紀，在這樣一種政治生態環境下，黨員干部要真正做到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其次，堅守基本的道規范，發揚中國共產黨的優良作風。再次，聚焦三把標尺，即思想標尺，行為標尺和作風標尺，用尺子不斷丈量自己，成為合格的共產黨員。最后，實現三大轉變，即實現從官本位到民本位的轉變，從權利到責任的轉變，從物本位到人本位的轉變，實現人的價值高于一切。為此，要大力加強對廣大黨員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強“兩學一做”主題教育實踐活動，進一步加強黨性、黨風、黨紀教育和廉政法規教育，堅持“基礎在學，關鍵在做”的核心理念，堅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勵”，的優良作風，方可最大程度提升黨員干部的思想政治覺悟，提高廣大黨員干部政治素養，使廣大黨員干部正確對待和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也是開展全面從嚴治黨的治本之策。

作者:劉夏怡 單位:西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注釋]

①亞里士多德.吳壽彭譯.政治學(第7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328.

②亞里士多德.日知,力野譯.雅典政制[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64.

③亞里士多德.吳壽彭譯.政治學(第3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162.

④李春耕.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與從嚴治黨[J].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10(3):23.

⑤黃家茂.全面從嚴治黨視域下制度治黨的基本路徑探析[J].黨史黨建,2016(02):11.

⑥張英魁.亞里士多德的廉政思想及其當代意蘊探究[J].中共四川省委黨校學報,2010(01):25.

⑦汲惠忠.從嚴治黨背景下反腐制度建設探析[J].沈陽干部學刊,2016(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