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兩岸媒介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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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媒介與現代經驗的形成；媒體與社會記憶；媒介與消費主義；媒介與公民社會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媒介與社會為人活動之產物、現代性媒介是與所謂的現代“主體”相伴生、國現代轉型的路線之爭，最終形成兩條不同的現代性路線之爭、早期臺灣媒體的生態有其自身的特征、兩岸的分離狀態出現了新的格局，兩岸的媒體生態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合法性的確證不僅是通過重新編撰歷史教書、失敗了的中國國民黨所抱持是一種“反攻”、“光復”的政治信念、在思想解放運動和改革大潮中，大陸媒體曾經是率先吹起號角的角色、今天海峽兩岸媒介都處于某種發展的瓶頸之中等，具體請詳見。

論文摘要：媒介與社會為人活動之產物，在討論媒介與社會、媒介與社會中入的關系時，就無法避免將其置于中國現代性的宏大歷史進程中進行考察，海峽兩岸媒介無疑都是這個進程的一部分。本文考察了媒介與現代經驗的形成、媒體與社會記憶、媒介與消費主義、媒介與公民社會等問題。

論文關鍵詞：媒介媒體大陸臺灣現代性消費主義公民社會

媒介與社會為人活動之產物，人活動于社會之中，尤其在現代，人就活動于媒介社會之中。我們今日所述的媒介，當然不是古代邸報之流，而是所謂“現代”媒介。“現代”，卻不是簡單的時間先后上的一個概念，而是一套依賴于因果性、統一性、終結和假定的宏大敘事，也就是所謂的現代性敘事。現代性并非中國本土自然生長的產物，而是伴隨著西方的侵入而被植入的結果。現代媒介作為現代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也是這樣在中國生根落地的。在其本土語境中，現代性媒介是與所謂的現代“主體”相伴生，但是在中國這樣的后發現代化國家中，它卻需要面臨這樣的問題：那就是由古典中國傳統所塑造的主體將怎樣運用現代媒介，并且在這個運用過程中，為現代媒介所生產與再生產，從而成為符合“現代性”要求的現代“主體”。因此在討論媒介與社會、媒介與社會中個人的關系時，就無法避免將其置于中國現代性的宏大歷史進程中進行考察，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海峽兩岸媒介無疑都是這個進程的一部分。

一、媒介與現代經驗的形成

中國現代轉型的路線之爭，最終形成兩條不同的現代性路線之爭，兩個不同的“中國之命運”的斗爭。這兩條路線的代表者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展開了激烈的競爭，試圖動員社會沿著自己所設計的路線前進。社會動員是一種社會過程，它通過“一連串舊的社會、經濟和心理信條全部受到侵蝕或被放棄，人民轉而選擇新的社交格局和行為方式”。或者“通過利益機制以及國家與政府作為一種社會中心的功能的發揮作用”，來調動人們參與社會經濟、政治、社會生活等各方面轉型的積極性。在現代中國，這些政黨與其說是隨社會各階級成長而誕生的人，倒不如說是創造了階級自覺與階級認同的進行革命動員的組織。而媒介作為社會動員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也就無法避免受到政黨主導的命運。

與早期中國大陸媒介變遷的情形有所不同，早期臺灣媒體的生態有其自身的特征。中日戰爭之后，臺灣被割讓給日本，這是中國現代經驗史慘痛和屈辱的一幕。在日據時代，日本經營臺灣的基本心態為殖民臺灣，壯大日本本土，不過在某種程度上仍將臺灣之經營視為殖民成就的宣傳品。殖民者如果想讓殖民地人民順從地接受統治，首要的方式就是以殖民者的文化去取代原有的文化，通過學校和媒介強化殖民教育。但是臺灣人生活的每一天都能感受到一個統治階級的宰制，深刻地意識到自己永遠無法同殖民者平等，從而意識到自己中國人的身份認同。而為了保持這種認同，臺灣的知識分子最容易訴諸的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因此，在狂飆突進地爭奪文化領導權的五四時代，相較于大陸的激進主義立場橫掃，臺灣的新文化運動則顯得非常的緩和。總的來說，雖然，現代性不同方略的爭論也在臺灣的社會與媒介之中展開，但主流仍然是對于中國文化的認同，仍然表現出強烈的中國文化關懷，這種關懷是高于具體的現代性意識形態之爭的。

二、媒體與社會記憶

當不同的現代性意識形態之爭在中國大陸塵埃落定之后，兩岸的分離狀態出現了新的格局，兩岸的媒體生態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如果說在國、共兩黨進行激烈、殘酷的斗爭的語境中，其它各種話語力量還能找到夾縫中求生存的空間，媒體還可能有一定自主性的話，那么隨著這場斗爭的結束，這一切都成為明日黃花。

在中國大陸，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勝利，勝利者需要迅速地組織起人民的歷史記憶，確認實踐中已經勝利了的中國革命在歷史話語層面上的全面合法性。這種合法性的確證不僅是通過重新編撰歷史教書，在學校教育推行革命傳統教育來實現；也大量通過對現代媒介的運用，將歷史合法性以生動形象的方式深植于人民的歷史記憶當中。在此種模式之下，媒介當然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因此媒介的話語方式就經常呈現出儀式化、形式化、神圣化、意識形態知識化、知識道德化的特征。

儀式化的功能和效用在于，用一種強烈的情感取代代替理性的辯證的對話，如麥金泰爾所描繪的那樣，人們開始相信真理、道德價值并不是經由一連串的思辨而產生出來的準則，而是一組激情的機制，我們“感受”到一種什么情緒，我們就以為我們尋找到真理。然而，偉大的真理常會召喚激情，然而激情卻不見得代表偉大的真理。形式化的另外一個說法則是形式主義，形式主義在中國大陸的社會與媒體之中呈現何種情形，人們都有非常豐富的切身體驗，不必再為之詳述。為了鞏固某種“絕對”的超越性，神圣化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意識形態”必須信仰化，才具有不可質疑、不可超越的神圣性，成為量度世界的唯一標尺，這也是全能國家主義體制下媒體所必須承擔的使命。意識形態如果無法知識化的話，就無法大規模的復制。不僅如此，知識化了的意識形態不僅可以信仰的方式回擊質疑，還可以借用知識的名義訴諸“理性”來捍衛。總而言之，大眾媒介通過上述的方式，參與了社會的集體記憶的構成，而集體記憶則是人們的社會行動的主導意識，從而全能國家實現了合意的社會動員和社會治理。

在海峽的另一邊，失敗了的中國國民黨所抱持是一種“反攻”、“光復”的政治信念，這就使得國民黨所要塑造的集體記憶指向中國大陸，中國意識是威權體制的國民黨所極力要保持和維護的。國民黨威權體制也極力動用全能主義國家所習慣動用的種種形式運作媒體，壓制異議的聲音，以強化其統治的正當性。雷震的“自由中國”案凸顯了國民黨對于媒體的高壓管制。但是，作為失敗者的國民黨不可能將它的威權推到全能主義的極致，這受到它的執政基礎的限制。畢竟臺灣被日本殖民者長期統治了50年，國民黨需要在這塊土地上生根，必須對臺灣地方社群在利益上有所尊重。這就為異于國民黨的社會和政治力量留下了空間。

解嚴前的臺灣媒體充斥著國民黨意識形態的聲音，就其正面意義而言，固然有著強烈的中國意識，但吊詭的是，國民黨越是強調中國意識，卻反而促使臺灣本土意識的高漲，進而為臺獨意識提供坐大的契機。國民黨的中國意識的強調，是以對臺灣本土社會的利益與文化的壓制為代價的，加之在國民黨從光復臺灣之后的一系列錯誤決策，使臺灣社會受到了傷害，構造了對國民黨黨國體制的怨恨。國民黨在臺后，曾經很長一段時間只是把臺灣當作反共復國的復興基地，忽視臺灣的建設，這樣在臺灣部分民眾與知識者中反激起了對于日據時代的虛幻的美好回憶，進一步提供了臺獨意識的土壤。1960年代中期，國民黨終于重視臺灣的建設，臺灣經濟開始起飛，但是伴隨著臺灣經濟的成長是臺灣中產階級的日益壯大，形成對國民黨黨國體制進行挑戰的社會基礎。各種受到國民黨長期壓制的力量開始集結，向發起沖擊，“黨外”紛紛開始創辦各種媒體，以越來越大的尺度向當權者的專斷權力挑戰，并逐漸獲得新興的中產階級的支持。臺灣媒體的生態開始了巨大的質變，一步步走向主流的現代性媒體形式。但是，在民進黨執政以后，原來如涓涓細流的臺灣本土記憶開始大規模復活，民進黨政權出于政治利益和意識形態的考慮，推波助瀾地實行“去中國化”的文化政策，從而使臺獨意識與中國記憶構成了臺灣社會的嚴重沖突，而媒體在這種沖突之中選邊站，使得臺灣媒體有退回現代性前期的政黨報紙的逆流趨勢。

三、媒介與消費主義

在思想解放運動和改革大潮中，大陸媒體曾經是率先吹起號角的角色，又一直承擔著為改革開放鳴鑼開道的使命。如果說媒體在過去完全是由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所支配的話，那么今天他們就處在一個國家主義與消費主義同構的語境之中。原有的國家主義是反對消費主義的，甚至它有時還是禁欲主義的，因此在當代歷史語境中，國家主義與消費主義構成了一個極吊詭的組合。但是，這種組合卻是當代中國社會秩序得以延續最根本的要件。究其根底，在于原有的國家全能主義已經全面地柔性化，在經濟和部分社會領域已經大規模退出，而堅守在政治領域；退出來的那部分經濟和社會場域，則由消費主義意識形態所占領。消費主義并不是簡單地對人們消費模式的一種描述，如果說慣常意義上的消費是指人們出于自身的需要而購買和使用某種物品或服務的話，那么消費主義的核心則在于創造人們的需要，從而不斷地消費各種物品和服務。由市場資本所主導的這個過程，是個永無休止的過程，需求不斷地被創造出來，消費者不斷地沉迷于對于各種最時新的消費潮流的追逐中，人們的成功和自我價值的確認系于不斷地證明自己有能力進行各種消費。這種制造消費的能力是如此驚人，以至使傳統中那些神圣的事物都全部轉變成消費品。在這樣的消費導向過程中，大眾媒介理所當然地成為引領的角色。所以，一方面，國家主義通過消費文化將人們把注意力從公共領域轉向私人領域，從而規避正當性與合法性的可能危機；另一方面，消費主義則通過國家主義的各種機器強有力地維護其利潤。

在臺灣，媒介也同樣成為消費主義的鼓動風潮者與推波助瀾者，尤其在某些媒體進入臺灣社會，這種消費主義的文化就更加不可收拾，從政治、高雅文化到各類八卦一律成為追逐的消費品。這樣，臺灣的媒體就形成這樣的一種怪誕景觀，在公共場域，它們是不同意識形態的吹鼓手和相應政黨的打手，從而具有某種準國家主義的性質；在私人場域，則將一切都變成了赤裸裸的金錢消費。在臺灣曾經短暫形成的公民社會的自主性受到了嚴重的傷害，無法對社會公共領域所發生的嚴重危機作出有效的應對。消費文化的無限擴張對公共領域和公民社會的傷害，哈貝馬斯曾經有過嚴厲批評，在哈貝馬斯看來，大眾傳媒是公共空間的主要組成部分，理想型的公共空間必須是公開和自由的，公眾有公平的機會參與自由的討論，其信息的收集與傳播必須是全面和客觀，從而能正確地向公眾提供信息。公共空間必須獨立于政治權力及市場之外，擺脫政治及經濟力量的操縱和控制；公共空間還必須提供討論的空間，而公眾參與進行的溝通和討論應該是理性和具有批判性的。③因此，海峽兩岸的媒介仍然有很長的一段道路要走。

四、媒介與公民社會

今天海峽兩岸媒介都處于某種發展的瓶頸之中。這其間原因當然有很多種，也有其不同，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兩岸媒介都是遵循著現代大眾媒介自上而下的傳播模式，受眾主體是普羅大眾，而傳播主體則是精英階層，過去是知識與政治精英，現在或許是政治和商業精英。這樣的傳播模式，從其根源上就預示著知識與信息的社會分層，精英通過所具有的在譜系上更高階的知識向大眾傳播福音，無論這種福音是社會政治動員式的，還是消費文化商業動員式的。在這種動員模式中，社會大眾只能是被動員和征用的對象，而不可能是具有自主意識的現代性主體。廣大普羅群眾在他們日常生活的世界所形成的種種具體的、分立的知識被視作無足輕重。那些來自廣大生活世界的經驗性知識被放逐于知識體系之外，而事實上是，現代世界的形成的真正動力在于：每一個人的經驗對于他人而言都是不同的，相互的交流是為必要。這就意味著，在總是僅僅具有局部、分立的知識的個體當中，需要通過自由的傳播過程從而共享知識，正是在這種傳播交往過程當中，人與人之間的合作秩序得以擴展，一個社會的文化因此而演進。具體而言，正是在這種開放和自由的傳播過程中，社會共同體中的個體可以同其它個體分享知識，并在知識的基礎上進行創新，由于傳播是開放的和社會公眾自由參與的，因此創新也就沿著無數不同的方向進行。而這些具體在社會成員層面上由無數個體進行的創新，又將通過傳播過程，將微妙的變化累積起來，就逐漸地改變著一個社會的共享知識和社會的知識總量，更為重要的是調整著特定社會文化的內部規則，使文化在不同的方向上發生或大或小的變化，無數個體又在這種變化的過程中通過傳播的自由參與互相調適，熟悉新的規則，從而達成某種新的規則認同，從而實現規則的確立和演進，最終形成新的社會秩序傳播給社會中的成員和各種組織。在經過人們的自由選擇之后，新的行為方式得以擴展，一個社會的文化也由此改變了面貌。這也是哈貝馬斯為什么如此強調公共領域的真意之所在，離開廣大社會公眾的參與，現代公民社會就只是一個幻想而已。作為在現代社會起著如此舉足輕重作用的大眾媒體責無旁貸地應該分擔建設這樣一個公共領域的責任，保證大眾有更充分的媒介接近權。只有這樣，一個有著充分自主的公民社會才可能發育成熟起來。而我們也相信，在成熟的公民社會的交往之中，兩岸人民是能夠通過相互的理性交往，撤除藩籬，共同完成中國現代性的偉大工程，因為只有這樣的人民才可能是真正自治的主體，才有能力決定自身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