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發展思想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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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認為鄧小平發展思想具有深厚的唯物史觀底蘊，主要表現為：（1）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鄧小平發展思想的出發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既扎根于中國國情，又扎根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世界歷史演變的規律之中，具有深刻的世界歷史根據；（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是鄧小平改革發展思想中既有改革的目標方向性，又有改革的實踐操作性的重要內容，但只有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三形態”和“五形態”的聯系中才能把握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層的歷史必然性；（3）“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作為中國的發展路線，既堅持了“唯物史觀最注重發展生產力”的基本原則，又體現著國家階級職能與社會職能辯證關系的時代特點；（4）鄧小平提出的對內對外開放政策，作為解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的總體途徑和手段，是建立在深刻的歷史辯證法基礎上的，既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又順應和把握了當代世界民族歷史日益轉變為世界歷史的必然趨勢。

[關鍵詞]鄧小平發展思想；唯物史觀；底蘊

鄧小平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也形成了鄧小平的發展思想。鄧小平的發展思想，作為對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歷史必然性的科學透視和實踐把握，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統一的，它所回答的主題也是“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鄧小平所創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對外開放政策，全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論，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基本內容，也是鄧小平發展思想的基本內容。而鄧小平所創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石與鄧小平發展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石也是統一的，辯證唯物論和唯物史觀，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石，也是鄧小平發展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石。本文所探討的主要問題是鄧小平發展思想的唯物史觀底蘊。

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鄧小平發展思想的出發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既扎根于中國國情，又扎根于19世紀末

20世紀初以來世界歷史演變的規律之中，具有深刻的世界歷史根據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出發點，也是鄧小平發展思想的出發點。鄧小平認為：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而當代中國最大的實際就是中國現在處于并將長時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指我國在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即從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整個歷史階段。黨的十三大前夕，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黨的十三大要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么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定規劃。”[1]那為什么中國社會主義現在處于并將長時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從唯物史觀的高度回答這個問題，就不能不把中國現實實踐著的社會主義放到世界歷史發展的大視野去考察，放到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中去考察。

追根溯源，中國現實實踐著的社會主義，并非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構想的從資本主義社會“脫胎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這個未來的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的頂點誕生的，它已經具有社會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和現代化的前提，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的一切肯定成果”基礎上的并且生產力水平高于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而中國和俄國等落后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并不是由于社會生產力的性質發生了根本上的轉變，而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到20世紀中葉資本主義世界歷史時代出現了發生局部性質變的世界歷史條件，即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已最有可能從其最薄弱、矛盾最尖銳的環節上解體，使處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薄弱環節和矛盾焦點上的俄國和中國能夠利用“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機會”，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所以，只要客觀地歷史地看待現實社會主義的誕生史，就要看到它并不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的，而是建立在只有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的農業社會的基礎上的；它并不具有社會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和現代化的物質前提，而是要必須取得這個前提。因為落后國家在特定的世界歷史條件下能夠超越資本主義根本經濟、政治制度，但卻不能超越人類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基本歷史規律。

俄國和中國等落后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這種世界歷史背景、世界歷史條件、世界歷史機遇、世界歷史矛盾，已歷史地成為現實社會主義發展的客觀前提，必然規定和制約著現實社會主義所處的歷史方位、所面臨的艱巨任務、所面對的歷史時代課題、所應走的發展方向和道路。列寧在尋找俄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曲折實踐中，對這種世界歷史必然性有了十分深刻的認識，作了極可貴的探索。列寧的理論和實踐探索，重點圍繞著三個層面的問題：一是關于蘇維埃共和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列寧深刻指出，蘇維埃制度的現實出發點，不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而是前資本主義的小農國家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因此，“完全的社會主義共和國高于蘇維埃共和國，共產主義社會高于社會主義共和國”[2]。而蘇維埃共和國只是初級形式的社會主義。[3]二是關于社會主義得以最終確立的物質基礎。列寧認為，在特定的世界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可以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奪取政權，開辟社會主義道路，但決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可以最終確立在落后的小生產和自然經濟的基礎上，社會主義得以最終確立的物質基礎只能是充分發展的社會化的大生產。“沒有高度發達的大工業，那就根本說不上社會主義，而對一個農民國家來說就更說不上社會主義了。”[4]三是關于發展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不斷強調：“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使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5]因此，發展生產力，“提高勞動生產率是一個根本任務之一，因為不這樣就不可能最終地過渡到共產主義”[6]。所以，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必須不失時機地把發展生產力、搞經濟建設提到首位。

鄧小平在新的世界歷史條件下，著眼于現時代的挑戰，總結中國和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的經驗教訓，在更高的歷史積淀上揭示了落后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建立的社會主義所內涵的世界歷史必然性。他極其深刻地指出：“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只有到了下個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現在我們正在向這個路上走。”為什么我們搞的社會主義，事實上不夠格？因為我們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所建立的社會主義，還不具備完全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為什么我們搞的社會主義，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為我們雖然超越了資本主義根本的經濟、政治制度，但是卻不能超越社會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和現代化的發展階段，即我國在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這樣一個初級階段，而不是泛指未來發達國家進入社會主義也會經歷這樣一個初級階段。從世界歷史的根源上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最根本的歷史特征是生產力落后，所以，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主要矛盾，決定了我們的中心任務、工作的重點，就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來逐步解決這個主要矛盾，這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們的一切工作都要圍繞這個中心來展開，我們的改革開放就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基本矛盾的非對抗性，又決定了改革開放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總之，只有在世界歷史演變發展的大坐標系上，才能找準中國社會主義的歷史方位，才能深刻揭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僅扎根于中國國情，而且扎根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世界歷史演變發展的規律之中，即深刻揭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世界歷史根源和歷史必然性。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是鄧小平改革發展思想中既有改革的目標方向性，又有改革的實踐操作性的重要內容，但只有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三形態”和“五形態”的聯系中才能把握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層的歷史必然性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是鄧小平關于中國改革和發展思想的重要內容。在我國，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是鄧小平首先提出來的，進而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并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說，我國實行的市場經濟同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性質。鄧小平為探索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這個重大歷史課題作出了前無古人的貢獻。他把計劃和市場與社會基本經濟制度區分開來，明確指出計劃與市場不是區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標志，不是它們各自的本質屬性，從而確立了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或經濟手段的全新理念。同時，他還明確指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特征：一是公有制居于主體地位，二是共同富裕。早在1985年，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同鄧小平會見時曾經說過：“像中國這樣大規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沒有嘗試過的，世界上還沒有別的國家嘗試過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這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因為你們的嘗試是一個全新的試驗。如果你們成功了，就將從哲學上同時向計劃經濟國家和市場經濟國家提出問題。”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成功了！需要我們從哲學上回答它成功的深層歷史必然性了。

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與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即“三形態”論和“五形態”論，緊密相聯系。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三形態”和“五形態”是由社會生產力最終決定的兩條相互聯系的社會發展序列，即不論“三形態”的演化還是“五形態”的演化，歸根結底都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所決定的。然而，它們與生產力發展的聯系卻有各種不同的特點。這表現為：“五形態”演變階段的更替，有的是社會生產力根本性質轉變的最終結果，有的卻是同一性質的社會生產力發生特定的階段性質變的最終結果。由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再到封建社會的演變，就只是同一性質的社會生產力，即以手工勞動和與之相適合的簡單協作為基礎的社會生產力發生特定的階段性質變的最終結果；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全面確立和完全成熟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全面形成，卻是社會生產力發生了根本性質轉變的最終結果。而“三形態”各階段的相繼更替則完全是與社會生產力根本性質的轉變相對應的：與以手工工具和自然分工為基礎的生產力相對應的，是自然經濟發展階段；與以大機器和物為媒介的分工為基礎的生產力相對應的，是商品經濟發展階段；與以高度完善的自動控制系統和社會自覺分工為基礎的生產力相對應的，是產品經濟（時間經濟）發展階段。

理論界大多以馬克思的“三形態論”為理論根據來分析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層歷史必然性，但筆者認為僅此是不夠的。還必須進一步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三形態”和“五形態”的聯系中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層歷史必然性。僅以馬克思的“三形態”論為指導分析，還只能說明在我國現階段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上的社會物質變換關系必然采用商品經濟形式和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但還不能說明為什么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因為按照“三形態”論，與社會物質變換關系的商品經濟階段相對應的應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上才能形成人類社會經濟運行的特定形式——市場經濟體制。盡管商品經濟在以往的各個歷史時代曾獲得過不同程度的發展，但它仍隸屬于自然經濟。“要使交換價值在社會表面上表現為簡單的出發點，而在簡單流通中所呈現出來的那種交換過程表現為簡單的，但囊括整個生產和消費的社會物質變換，就要有資產階級生產的整個體系作為前提。”[7]

所以，必須進一步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三形態”和“五形態”的聯系中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層歷史必然性。因為只有進一步聯系作為整體的人類社會演進的“五形態”，才能在資本主義世界歷史時代的演變發展中，發現20世紀某些經濟上相對落后國家率先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后必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層世界歷史根據。首先，20世紀某些經濟上相對落后的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演變發展的一定階段上能獲得新的歷史起點——社會主義，并不是由于社會生產力的性質發生了根本上的轉變，而是因為資本主義世界歷史時代向共產主義世界歷史時代的演變，是一個由階段性和局部性質變再到全局性質變的復雜、艱難而長期的歷史過程，抑或說，共產主義世界體系取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能以“突變”的形式完成。而在20世紀初到20世紀中葉資本主義世界歷史時代出現了發生了局部性質變的社會條件，使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從其最薄弱、矛盾最尖銳的環節上開始解體，使處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薄弱環節和矛盾焦點上的某些經濟上相對落后的國家率先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其次，20世紀某些經濟上相對落后國家所建立的社會主義還不是、也不可能是成熟形態的社會主義，而是不成熟的、初級形態的社會主義，它超越了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歷史階段，卻不意味著可以超越生產力發展的歷史階段很快進入社會主義的成熟、發達階段，不意味著它的社會經濟發展可以超越商品經濟階段。它的社會生產力和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力，就其總體性質來說，仍然處于生產力發展的同一歷史階段（盡管它的生產力水平遠遠落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以，不成熟的初級形態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生產力發展，在客觀上必然要求以商品經濟作為社會生產的基本經濟形式，以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社會資源配置的基礎方式。馬克思在考察社會主義在國家范圍的建設條件時，非但不否定，反而一再強調，要注重對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形式的有計劃的利用。[8]而且馬克思認為，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聯系在于：從歷史上看商品經濟雖然可以與不同的生產關系相結合，但它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上才能在歷史上形成人類社會經濟運行形式的一個特定發展階段，反之，資本也“只能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基礎上形成”[9]。其區別在于：市場經濟是屬于社會物質變換關系的范疇，而“資本只能是生產關系范疇”。因此，作為社會物質變換關系的市場經濟體制，在一定的社會生產力基礎上是可以與不同的社會基本制度相結合的。鄧小平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就是一方面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相分離，形成抽象意義的市場經濟范疇，另一方面又強調市場經濟必須與一定的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相結合，從而創造性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再次，由于20世紀像中國這樣經濟上相對落后國家所建立的社會主義，是作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局部質變的產物，由于資本主義至今仍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占據統治地位，這就使社會主義國家在國際交往、世界市場、國際貿易、國際分工中仍然處于劣勢地位，而要改變這種劣勢地位，非但不能把自己封閉起來與世界經濟相脫離，而且還必須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循環，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分工，從而不斷提高自己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因此，20世紀經濟上相對落后國家所建立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這種特定聯系，也必然要求在當代中國建立與世界經濟接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三、“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作為中國的發展路線，既堅持了“唯物史觀最注重發展生產力”的基本原則，又體現著國家階級職能與社會職能辯證關系的時代特點

從國家職能的角度看，應該說“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突出了國家的社會職能。那這種“突出”的唯物史觀根據何在呢？時代根據何在呢？

唯物史觀認為，國家具有兩種職能：“階級職能”和“社會職能”。國家的本質決定國家的階級職能，國家政權履行國家的階級職能時，是直接為維護統治階級的階級統治服務的。而在階級社會中國家的社會職能則是維護社會各階級的共同利益，它的任務是緩和對立階級的沖突，協調、組織、管理、領導社會的經濟活動，通過民族自衛和國際合作來保證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在階級對立的社會，國家的社會職能是從屬于和受制于國家的階級職能的，因為統治階級執行國家的社會職能，首先是為了維護它自己的統治。

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強調國家的社會職能從屬于和受制于國家的階級職能的同時，也對國家的階級職能和社會職能的辯證關系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揭示。從國家權力的來源上看，恩格斯指出：“一切政治權力起先都是以某種經濟的、社會的職能為基礎的。”[10]權力起源于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共生活秩序的需要，它的原始本質是一種凝聚和體現公共意志的力量。只是在階級社會中，由于社會分裂為兩大對抗階級，公共意志被占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的意志所侵蝕、所利用、所取代，使公共權力成為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但即使如此，統治階級為了謀求統治的合法性，為了盡可能使階級統治能夠為全社會所接受，統治階級也不得不考慮和照顧到公共利益，在有些情況下讓自己的統治權力服從公共意志。所以，雖然恩格斯是限定在“起先”，即政治權力在剛產生時對執行某種經濟的、社會的職能的依賴（為基礎），但并不是說，隨著政治權力的獨立化，政治權力對執行某種經濟的、社會的職能的依賴性就消失了。國家權力不論怎樣凌架于社會之上，它都不能不在某種程度上以經濟的、社會的職能為基礎。恩格斯通過對波斯和印度歷代政府都要經營和管理河谷灌溉的例子的分析，指出：“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11]因此，當在國家的政治統治愈來愈多地通過執行國家的社會職能來持續和鞏固的歷史條件下，國家的社會職能就有一種強化的趨勢。

而在當代世界歷史條件下，不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統治都正愈來愈多地通過執行國家的社會職能來持續和鞏固，抑或說，各國的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它的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和鞏固。因為，在當代世界，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時代的主題，發展問題，尤其是經濟發展問題更是當代世界的核心問題。鄧小平反復強調，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當今世界，各國都面臨著發展的問題，不僅發展中國家迫切地謀求發展，發達國家再發展的問題也愈來愈突出。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社會政治制度的鞏固乃至國家的安全，都越來越取決于自己的經濟發展和綜合國力。在綜合國力的競爭日趨激烈的當代世界，發展問題尤其是經濟發展問題，已經成為關系著各國政府的政治統治能否持續和鞏固的大問題，成為影響世界各民族盛衰興亡的關鍵問題，成為支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消長關系的核心問題。因此，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不斷提高社會生產力的水平和國家的綜合國力，已經上升為當代世界各國的頭等任務、最大的國家利益、最重要的政治。

當代世界國家的階級職能與社會職能辯證關系的這種時代特點，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中得到了鮮明而深刻的體現。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思想，作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之一，是我們國家的階級職能的客觀要求，是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動搖的。但是，如前所分析，由于在當代世界歷史條件下，各國的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和鞏固，我們國家的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核心的階級職能，也只有通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國家的綜合國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得到實現。

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雖然突出了國家的社會職能，但它的實現過程又不能脫離國家的階級職能，因為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賦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正確的價值內涵和價值取向，才能保證經濟發展的為人民、為社會主義的方向，才能調動最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才能真正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堅持改革開放”，作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之一，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相輔相成、有機統一的。一方面，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堅持改革開放都將是實現我們國家的社會職能的基本途徑，都將是完善我們國家的階級職能的必要形式。“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最核心的問題是要解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不斷發展生產力，而要發展生產力，就要通過改革開放不斷解放生產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思想，這些國家的階級職能，也需要通過改革政治體制來不斷完善和發展。

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決定改革開放必須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來進行,必然要求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改革開放的根本出發點和判斷改革開放得失成敗的根本標準。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則保證了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使改革開放成為一場以完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制度，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根本目的的偉大革命。

總之，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是一個有機統一的系統，它使我們國家的社會職能和階級職能，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實現了具有時代特點的辯證統一。

四、鄧小平提出的對內對外開放政策，作為決定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一招，作為解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的總體途徑和手段，是建立在深刻的歷史辯證法基礎上的，既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又順應和把握了當代世界民族歷史日益轉變為世界歷史的必然趨勢

鄧小平1985年4月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探索了中國怎么搞社會主義。歸根結底，就是要發展生產力，逐步發展中國的經濟。……目標確定了，從何處著手呢？就是要尊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搞兩個開放，一個對外開放，一個對內開放。”[12]而對內、對外的開放之所以是解決當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總體途徑和手段，是因為它符合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既扎根于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之中，又順應和把握了當代世界民族歷史日益轉變為世界歷史的必然趨勢。

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深刻地揭示了民族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的必然性，即大工業“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國的孤立狀態”[13]。“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生產是如此，精神生產也是如此。”[14]而自20世紀60—70年代以來，這種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過程，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質的飛躍。從經濟方面來看，已經由形成世界市場，到形成世界經濟體系，再到世界經濟生活的全面國際化。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被卷入世界經濟大潮，置身于世界經濟體系之外已經越來越不可能。鄧小平的對外開放政策，正是在洞察、順應和把握當代世界民族歷史日益深入地轉變為世界歷史的必然趨勢的基礎上形成的。這主要表現為：

第一，鄧小平提出對外開放政策，并非僅僅是由于我國現在經濟和科技落后，需要吸收外國的資金、技術和先進經驗，更為重要的是把握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和世界結構的總的特點的結果。他說：“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世界各國不開放，不加強國際交流都很難發展。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都要搞開放，西方國家在資金和技術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15]鄧小平的這些論斷，準確地把握了民族歷史日益深入轉變為世界歷史的本質表現和世界結構的總的特點，即整個世界已經成為一個各個民族和國家互相往來、互相依賴、密不可分的開放的有機大系統。

第二，鄧小平提出開放政策的著眼點，不僅僅是中國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世界發展的客觀需要。他在把握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有世界意義的論斷：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因此，對外開放并非僅僅是中國的需要和愿望，只對中國有利，同時也是世界發展的需要，并有利于世界經濟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對此，鄧小平作了深入具體的分析：“從世界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發展對世界和平和世界經濟的發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幫助發展中國家，西方面臨的市場問題、經濟問題，也難以解決。經濟上的開放，不只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恐怕也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現在世界上占總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區是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是重要市場，世界市場的擴大，如果只是在發達國家中間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我們希望國際工商人士，要從世界角度來考慮同中國的合作。……歷史最終會證明，幫助了我們的人，得到的利益不會小于他對我們的幫助。至于政治上戰略上的意義就更大了。”[16]因此，可以說，鄧小平的對外開放理論是把中國的發展和世界的發展融為一體的理論。

第三，鄧小平的對外開放理論，不僅是對中國發展和世界發展之間關系的現實的把握，而且是對中國發展和世界發展之間關系的未來的把握。鄧小平高瞻遠矚地指出：“如果說在本世紀內我們需要在國際上實行開放政策，那末再過五十年中國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也是不能離開開放政策，離開這個政策不行。”“因為未來世紀，隨著歷史更廣更深的轉變為世界歷史，我們同國際上的經濟交往更加頻繁，更加相互依賴，更不可分，開放政策就更不會改變了。”[17]所以，鄧小平提出的對外開放政策，也是著眼于中國發展和世界發展之間關系未來的長期性、戰略性決策。

第四，鄧小平提出對外開放政策，也是社會主義作為“世界歷史性存在”的必然要求。因為隨著歷史日益轉變為世界歷史，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已成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期曾深刻地指出：共產主義“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有關的世界交往的普遍發展為前提的”。“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產主義——它的事業——一般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18]（這里說的共產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同義語）這就是說，開放是社會主義的本性，開放的世界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提，社會主義只有開放才能存在和發展。所以，正是順應歷史日益轉變為世界歷史對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鄧小平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把對外開放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理論和實踐問題，從而把對內對外開放作為決定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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