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政治遺囑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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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過對列寧“政治遺囑”中五篇文章在經濟、文化、政權、認識論等方面的論述，揭示了列寧晚年的社會主義思想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升華，其中的精華部分對于指導當今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列寧；“政治遺囑”；社會主義

十月革命以后，新建立的蘇維埃政權仍四面楚歌，岌岌可危，特別是反革命勢力試圖通過謀殺列寧，妄圖推翻新生的政權。在1918年8月30日，列寧在前往赫里遜工廠時被蓄謀的破壞分子刺殺，嚴重受傷。由于工作的壓力，1922年5月和12月兩次中風的列寧已處于癱瘓狀態。而身體上的病痛，擋不住列寧對國家命運的思索，住院期間，他通過口授的方法，從1922年12月24日到1923年2月9日，寫成了《日記摘錄》《論合作社》《論我國革命》《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察院》《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論文是列寧總結6年多自己在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的經驗所寫，是對黨和人民的囑托，因此被稱為列寧的“最后遺囑”或“政治遺囑”。“列寧是在1924年1月過早逝世的，年僅54歲。可以說，列寧沒有年齡意義上的晚年，而列寧晚年就是指思想發展階段上的晚年。”

“最后遺囑”是在國內戰爭結束后向和平建設過渡時期，列寧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再思考，其中涵蓋了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政權建設任務等方面內容，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俄國實際相結合，是建設俄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后嘗試。

一、經濟建設

“最后遺囑”關于經濟建設任務是在《論合作社》中大量論述的。這是1923年1月4日和6日根據列寧口授整理寫成的一篇文章；同年5月26日和27日發表在《真理報》第115號和116號上，后來被稱為列寧關于合作化計劃的代表作。列寧在這篇文章里，全面系統闡明了如何通過合作化把千百萬小農引導到社會主義社會的主張。

蘇維埃政權成立五年后，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發展商業的基礎上，找到了吸引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臺階”或形式，即合作社。這種合作社是根據自愿和與國家檢查監督相結合的原則，通過“私人買賣”，把在經濟上和需要上有著各種個人特點的獨立小生產者聯合起來。合作制政策的施行成功，使小農經濟發展起來，并使小農經濟易于在相當時期內，在自愿結合的基礎上過渡到大生產。列寧也認為合作社這種組織是農民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把二者結合起來的最好形式。因此，在《論合作社》一文中，列寧著重論述了合作社的組織條件、作用及性質和偉大歷史意義等，是對蘇維埃俄國條件下的“合作社”的一次全新認識，表明了列寧的社會主義觀在經過十月革命以來的艱苦探索之后，終于開始突破社會主義的傳統思維模式，他如是說：“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這一語破天驚的論斷是列寧晚年思想帶有結論性、總結性的概括。

這個論斷的產生是有充分論據的。首先，論述了社會主義制度下合作制的性質。“在私人資本主義下，合作企業與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前者是集體企業，后者是私人企業。在國家資本主義下，合作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因為合作企業是集體企業，但它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產資料是屬于國家即屬于工人階級的。”列寧在此認為合作社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組織；同時也承認了在一個經濟落后、小農占人口多數的國家里，在社會主義的初始階段多種經濟結構并存這樣一個過渡時期的必然舉措。另外，合作社的性質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這取決于政權和生產資料掌握在哪個階級手中。“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在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取得了階級勝利的條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由于政權和生產資料全部掌握在工人階級手里，合作社也就成為社會主義組織了。

其次，在談到組建合作社的條件應當遵循的原則以及國家領導和管理合作社的內容和手段時，列寧認為“正確堅信必須進行階級斗爭、為奪取政權進行斗爭等等的人們曾合理嘲笑、譏諷和蔑視過的那種社會主義，現在使居民盡量合作化的情況下，自然就能達到目的了”。另外，他也認識到“國家支配著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掌握著國家權力，無產階級和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已有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通過合作社，而且僅僅通過合作社……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這些都說明在當時已經有充分的條件能夠組建合作社，而且也是“采用盡可能使農民感到簡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過渡到新制度方面”最實際的方法。這些也都說明當時蘇維埃政權不僅在政策上而且在經濟、財政、銀行方面都給予了支持。“貸給合作社的國家資金，應該比貸給私人企業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點也好)，甚至和撥給重工業等等的一樣。”

最后，列寧指出了合作社的偉大歷史意義以及合作社是社會主義的“大學校”。在《論合作制》的開篇，列寧就指出：“我覺得我們對合作制注意得不夠。未必每個人都了解，現在，自從十月革命以來，不管新經濟政策如何，合作制在我國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條件，我們也就在社會主義基地上站穩了。”這些論述雖然有一些絕對，但我們能看出把合作社理解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一種基本形式，作為蘇維埃俄國特別加以支持的一項社會制度加以肯定，理解為小農經濟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種形式或途徑。在《論合作制》的最后篇幅，列寧更是大膽提出了合作社與對農民的文化工作的關系以及合作社開展文明經商的措施和意義。合作社的建成不僅是國家政策的引導，也需要農民以及商人合作共同完成。

二、文化建設

文化建設任務在蘇維埃國家剛剛誕生的日子里就被列入社會主義改造綱領之中，在國內戰爭結束后向和平建設過渡的時期就已成為重要任務。十月革命勝利后的俄國，無論是在經濟建設還是在民主政治建設上，都遇到了由于文化的落后所帶來的一系列困難。列寧認為，不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文化落后的狀況，就不能建成社會主義。

《日記摘錄》是列寧于1923年1月2日在病中口授，且發表在同年1月4日的《真理報》第2號上的文章。一方面，針對俄國文化落后的情況，列寧特別強調提高全體人民的文化水平，把著眼點放在大力普及和發展國民教育上。可以說，初級國民教育是國民的基礎教育，是一個國家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基礎。在整個教育體系中，最根本的、最有戰略意義的是作為基礎教育的國民初級教育。然而在俄國，由于沙皇政府長期實行等級制和農奴制政策，文化教育水平陷入極端落后境地。俄國成年居民有75％以上不能讀書識字；城市工人40％以上是文盲；而在農民中不識字的人則占有80％；學齡兒童入學率僅達20％。1923年初，抱病在身的列寧，看了1920年人口登記資料基礎上編成的《俄國識字狀況》一書和《日記摘錄》中1897年及1920年俄國居民識字狀況表的數字指出：“我們距離普遍識字還遠得很，甚至和沙皇時代(1897年)比，我們的進步也太慢。”[2](P676)這表明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教育改革尚未完成，俄國仍然處于文化落后的狀況。列寧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對發展國民識字教育提出一系列切實可行而又最根本的、關鍵性的措施，明確指出了最為迫切的工作之一：“使我們的整個國家預算首先去滿足初級國民教育的需要，這個工作我們還做得太少，少得簡直不像話。”

另一方面，列寧認為發展文化教育事業，不僅在經費上，而且在人力上也應動員各方面力量，加強城鄉文化聯系。當時，俄國農村文化教育非常落后；為了加速農村文化水平的提高，列寧就向城市工人建議：“能不能把所有的城市支部都‘分配’給各農村支部，使每一個‘分配’給相當的農村支部的工人支部，都能夠經常注意利用一切機會，一切時機來滿足自己的兄弟支部的各種文化要求呢?”在最后，列寧指出：“只有當我們研究了這個問題(文化問題一作者注)，建立起各種各樣的工人團體(盡量防止它們官僚主義化)，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它并實行它的時候，我們才能前進(那時我們大概就可以開始百倍迅速地前進)。”三、政權建設

在關于政權建設方面，列寧在《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察院》及《寧肯少些，但要好些》這兩篇文章中作了集中論述。《寧肯少些，但要好些》是列寧在病中用七天的時間口授的文章，是關于改造工農檢察院、改革國家機關的重要著作。十月革命勝利后的最初幾年，由于布爾什維克黨集中全力抗擊外國武裝干涉和鎮壓國內反革命叛亂，大部分共產黨員和優秀的工人積極分子離開所在的工作機關，前往軍隊參加艱苦卓絕的斗爭，不少機關只有很少的黨員甚至沒有黨員留守。因此，不可能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對國家機關進行根本的改造；同時，由于俄國文化落后，文盲眾多，國家機關不得不接收了幾十萬沙皇政府留下來的舊官和職員，因此，蘇維埃國家機關的官僚主義盛行，往往對抗中央的決議和指示。為了改善這種局面，列寧曾多次在黨的代表大會上提出改革國家機關，并領導改組國家監督機關成立工農檢察院，以督促和監督國家機關工作的順利進行。但是，工農檢察院本身也存在不少問題，僅工作人員就一萬二千多人，工作效率不高，沒有威信等。為了使工農檢察院真正成為模范機關，1923年l－2月間，列寧雖然病情較重，仍口授了《怎樣改造工農檢察院》一文，作為向即將召開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建議；不久，列寧又口授了《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作為《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察院》的補充。

列寧首先從俄國文化落后的實際情況出發，批評工農檢察院追求數量和急于求成的錯誤，指出：“要特別認真地整頓國家機關。”因為，一方面，國家機關存在許多“即使不令人厭倦，至少也非常可悲的缺點，這些缺點根源于舊事物，舊事物雖然被搗毀，但是還沒有消滅，還沒有退到早已成為陳跡的舊文化的階段去”。另一方面，蘇維埃制度中好的東西“只是匆忙地抓起，還沒有被理解領會和被實踐證實”而鞏固下來深入到我們的生活習慣中。在改革國家機關“這種事情上，只有那些已經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為習慣的東西，才能算作已達到的成就”。列寧在這里表達了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文化的改變是更深層的改變；舊事物是否真被消滅、新事物是否真有了成就，要看它們是否深入到文化、深入到日常生活習慣之中了。國家機關改革本質上是個文化問題，而“在文化問題上，急躁冒進是最有害的”。列寧還談到怎樣選拔人才改造工農檢察院的具體辦法和措施，強調：“經過極嚴格的考核來挑選工農檢察院的職員”，從中選拔各種各樣有真才實學的人才。

另一方面，改革國家機關、監督檢查工作不力是列寧晚年極不滿意的問題之一。按照列寧的權力制約思想，在蘇維埃俄國應當建立起一套白下而上的監督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占主導地位的是相對獨立的最高監察機關。這個機構將由優秀的工人和農民組成；具有對黨政最高權力機關進行監督的權威；它的工作人員要直接參加黨政最高權力機關的決策、立法、執法活動。不僅如此，還要擴展監督主體。列寧從新的高度提出了人民監督主體作用的問題，要到“我國專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發掘新的力量”，即到工人和農民中去發掘新的力量來充實監督隊伍。另一方面，提升黨的監督機構的法定地位，以黨內監督完善黨內自我監督機制。列寧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建議，從工人和農民中選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監察委員，“當選者也像中央委員一樣，應該經過黨的資格審查，因為他們也應享有中央委員的一切權利”。而且，這些中央監察委員有權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向任何人提出質疑，“不管總書記，還是某個中央委員，都不妨礙他們提出質詢，檢查文件”。這些都說明，列寧很重視監督體系的建設，中央監察委員會被賦予特別權力，從而保證了它擁有并且能獨立行使對同級黨組織及其領導者的檢查權、查處權等。這對于當時蘇維埃俄國加強黨內監督、搞好民主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通讀列寧的“政治遺囑”，筆者不禁對列寧同志關于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探索所作出的重大貢獻感想頗多。列寧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特別是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認識論思想，同時也在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基礎上進行了大膽的嘗試，使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識論達到了最為深邃的程度，具有了最為完備的形態和最為豐富的內容。

列寧十分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認識新情況、回答新問題的方法和武器，特別是列寧所面對著的時代的經濟、政治、思想狀況都已經把認識論問題提到了首要地位。在列寧的“政治遺囑”中，色彩最濃、哲學性最強的要數《論我國革命》了。這篇文章是列寧口授的最后一部重要哲學著作，堪稱“政治遺囑”的根基，在最后一組文章中起著統領一切的作用。它的構想雖然最早但完成卻近于最后。為了完成這篇文章，列寧忍著巨大的病痛翻閱了蘇漢諾夫《關于革命的札記》第三、四、七篇，并于1923年1月16日～17日口授了這篇批評蘇漢諾夫的著名文章。它的特殊地位不僅在于它是列寧最后之作中特別著力的一篇，而且還在于它以非常濃縮的形式結晶著列寧認識論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第一，運用一般原理與具體特點相結合。這一基本原理貫徹了列寧畢生的理論、實踐活動，在探索落后俄國社會主義的特殊道路中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列寧在《論我國革命》中強調：“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凝結在《論我國革命》中的列寧認識論思想的這一基本原則，不僅對于列寧在其“政治遺囑”中建構俄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對于我們認識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以及其他一切問題，也都有十分重大意義。第二，多樣性和統一性相結合。這一思想是馬克思恩格斯的一個基本思想，而列寧根據時代的特點，大大地發揮了這一觀點。特別是他在思考俄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強調社會主義道路的多樣性，反對把西歐發達國家的發展道路看作是惟一模式，這一觀點也是列寧“政治遺囑”中最為新穎、獨特且具有創新精神的思想之一。在《論我國革命》一文中。列寧指出：“俄國是介于文明國家和初次被這次戰爭完全推進文明之列的整個東方各國或歐洲以外各國之間的國家，所以俄國可能表現出而且勢必表現某些特殊性，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超出世界發展的共同路線，但是使俄國革命顯得有別于以前西歐的革命”。這一完備的思想不能僅僅被看作是列寧建構俄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具體結論，而且該被看作是他用以建構俄國社會主義道路，并對我們在列寧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以及認識一切社會問題的認識論指導。最后，理論與實踐結合。列寧在最后的“政治遺囑”中針對那種從書本中討生活，因而不敢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庸人，強調“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戰斗，然后再看分曉”；他針對那種對社會主義缺乏深思熟慮的人，強調要“七次量衣一次裁”。所謂“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戰斗”，就是強調要尊重實踐，勇于實踐；所謂要“七次量衣一次裁”就是要強調理論思維要反映實際，合乎實際。正是這種理論和實踐相統一的原則，使列寧在認識并指導落后俄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實踐中，表現出了無比的創造性，表現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生機與活力。

綜上所述，列寧“政治遺囑”中的這些思想不僅在整個人類學說的發展史上，就是在馬克思主義學說史上，也是具有獨特地位的。展開來認真地研究這些思想，把握住他的思想精髓，對于指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十分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