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道路與東歐國家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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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20世紀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選擇，始終受到蘇俄十月革命道路的重大影響。這種影響具有明顯的雙重性：既是直接的，又是間接的；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這種雙重性體現在東歐國家社會主義的革命、建設以及改革的各個時期。東歐國家社會主義的發展歷程充分證明，社會主義道路必然是民族化道路。只有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本國實際相結合，探索社會主義的民族化道路，才能使社會主義真正深入人心并健康發展。

[關鍵詞]十月革命東歐社會主義

從概念上講，“十月革命道路”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十月革命道路”是指1917年十月革命的內容、方法、性質等具體問題。廣義的“十月革命道路”是指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及革命勝利后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本文從廣義上使用這一概念?？疾?0世紀東歐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歷程，人們不難發現，東歐國家社會主義的道路選擇始終受到蘇俄十月革命道路的重大影響。這種影響具有明顯的雙重性：既是直接的，又是間接的；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這種重性體現在東歐國家社會主義的革命、建設以及改革的各個時期。深入分析十月革命道路對東歐國家社會主義發展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并認真總結其歷史經驗與教訓，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十月革命道路與兩次大戰之間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

1917年爆發的俄國十月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只是開創了俄國歷史的新紀元，而且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十月革命的勝利對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產生了巨大影響，從此，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與俄國十月革命道路結下了不解之緣。

十月革命道路對東歐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首先在于，它使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者看到了經濟文化落后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獲得成功的希望，堅定了走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信心。但與此同時，又助長了脫離實際、急于搞社會主義革命的情緒和沖動，存在犯左傾錯誤的危險。

在十月革命勝利的直接推動和影響下，東歐國家的無產階級在1918～1923年掀起了革命高潮。東歐各國的左派社會人從一開始就對十月革命傾注了極大的熱情，積極號召本國工人階級以俄國人為榜樣。繼德國十一月革命之后，1919年3月匈牙利爆發了蘇維埃社會主義革命，并建立了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這是繼俄國蘇維埃之后的世界上第二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在波蘭，工人階級先后建立了120個工人代表蘇維埃，并且掀起了一個接一個的罷工斗爭，要求“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在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工人階級也進行了一次次戰斗和起義。東歐各國的革命風暴極大地促進了工人階級覺悟的提高，鍛煉r工人階級的戰斗能力，并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值得注意的是，十月革命的勝利在客觀上也助長了東歐國家共產黨人脫離實際、急于搞社會主義革命的情緒和沖動。十月革命后歐洲革命的高潮是短暫的、局部的，從根本上說，歐洲還不具備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主客觀條件。但是，十月革命的勝利卻使東歐國家的共產黨人對形勢作出了錯誤判斷，在條件并不具備的情況下，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當成是工人運動的直接任務。1918年12月召開的波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明確宣布，為實現社會主義革命而斗爭是波蘭工人運動的首要任務。波共認為，為實現社會主義制度而直接斗爭的時代、社會革命的時代已經到來，堅信世界革命會立即勝利。匈牙利1919年革命中建立的蘇維埃共和國不僅基本上沿用了俄國的模式，而且比俄國革命走得更遠，沒有把土地分給農民，而是直接在收歸國有的土地上建立了合作社?！斑@是蘇維埃政權的嚴重政治失誤。它使農民群眾遠離了共和國。”在保加利亞，盡管當時根本不具備主客觀條件，但保共在1921年也積極準備奪取政權。而在1923年，當歐洲革命已進入低潮時，保共竟然倉促發動了九月起義。

東歐國家共產黨人脫離實際急于搞社會主義革命也是同俄共(布)及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分不開的。在1919～1923年的革命高潮中，受世界革命思想的影響，列寧等俄共(布)領導人把俄國革命的勝利與世界革命的爆發緊緊聯系在一起，對歐洲革命包括東歐國家的革命寄予很大期望。在《給波蘭共產黨人的信》中，列寧指出：“無論如何要使革命孕育到完全成熟。波蘭國內蘇維埃政權的勝利將是一次巨大的國際性勝利。我認為，如果說現在蘇維埃政權贏得的國際性勝利已經達到20％～30％，那么隨著波蘭國內蘇維埃政權的勝利，共產主義革命的國際性勝利就將是40％～50％，甚至可能是51％。”“波蘭共產黨人肩負著具有世界意義的責任?！薄Ｓ纱?，促進東歐國家的革命被看成是俄共(布)的重大任務。保共發動九月起義及其失敗，“不僅是保共的錯誤，更是共產國際執委會決策和指導的錯誤”。歐洲革命進入低潮之后，東歐國家共產黨脫離實際急于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任務的情緒并沒有完全消除。這同樣與蘇共以及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分不開。比如在20年代中后期，斯大林對波蘭形勢作了錯誤估計，認為波蘭面臨“直接的革命形勢”，波蘭無產階級應當用“革命方法改造波蘭國家”。斯大林對波共的批評給后者造成很大的政治壓力，加劇了從1924年開始的黨內“多數派”(瓦爾斯基、柯秀茨卡、瓦萊茨基等)和“少數派”(費德萊爾、倫斯基一列什琴斯基等)的斗爭。波共根據共產國際六大決議的精神，把經濟危機的爆發看成是社會主義革命客觀條件趨于成熟的表現，認為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是擺脫經濟危機的惟一出路。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波共黨內“多數派”與“少數派”的斗爭，以“少數派”的勝利而結束。在1929年6月舉行的波共六中全會上，瓦爾斯基等多數派領導人因“右傾機會主義”被排擠出黨中央領導，少數派的倫斯基一列什琴斯基當選為黨的總書記。

十月革命道路對東歐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另一個重大影響是，它促成了東歐國家共產主義政黨的建立，為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奠定了組織基礎，但也在客觀上加劇了東歐國家工人運動業已出現的分裂趨勢。

第二國際后期，在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問題上，國際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出現重大分歧并導致了分裂。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東歐各國工人運動中，各國社會也在意識形態和組織上逐步分裂為左右兩大政治派別。左派在第二國際內部的斗爭中堅定地站在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黨一邊。不過，在十月革命之前，這種分歧與分裂并未嚴重影響兩大派別在領導和組織工人運動中進行合作。但在十月革命后，在如何對待十月革命道路的問題上，兩大政治派別尖銳對立。右派明確拒絕通過社會革命建立社會主義的原則，執行同資產階級政府妥協、合作的政策，試圖通過議會工作把作為階級壓迫工具的國家改造成為“人民集體意志的機關”。而左派則明確主張通過社會革命的方式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東歐各國左派社會人建立新型革命政黨的舉動，事實上宣告了工人運動的兩大政治派別正式分道揚鑣。20年代未，東歐各國共產黨受共產國際左傾思想的指導，不僅反對“共產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而且加強與社會的斗爭，把社會看作“社會法西斯主義”，并把它與資產階級政黨和法西斯組織等同起來。與此同時，社會也對共產黨加以攻擊。這更加劇了工人運動的分裂。

二、十月革命道路與戰后東歐國家社會主義民族化道路選擇

從內容上講，十月革命道路是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黨領導廣大工人和農民階級通過革命暴力的方式武裝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并在此基礎上，通過剝奪剝奪者，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道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蘇俄的革命和建設方式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對于廣大經濟文化落后國家也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照理說，二戰后東歐國家應毫不遲疑地選擇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因為，畢竟當時世界上只有蘇聯成功地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并在資本主義世界大海的包圍中頑強地生存和發展起來；同時，東歐各國之所以能在二戰中贏得解放，在相當程度上得益于蘇聯紅軍的強有力幫助。然而，在二戰后初期的幾年中，東歐一些國家的共產黨人卻大膽地作出了另一種選擇：走社會主義的民族化道路。

二戰后初期，東歐各國在反法西斯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基礎上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進行了，并對關乎國民經濟命脈的部門實行了國有化。在此情況下，“國家向何處去”的問題現實地擺在了人們面前，由此引發了關于社會發展道路選擇問題的大討論。如何看待十月革命所開辟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并由此形成了所謂“莫斯科派’’與“國內派”之間陣線分明的政治對壘。從蘇聯網國的一批共產黨人包括黨的一些領導人主張結束民主革命階段，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并按照蘇聯的經驗向社會主義過渡，建立完全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他們反對國內派關于民族化道路的設想與實踐，指責人民民主制度是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主張消滅混合經濟，建立單一的社會主義經濟，同時在政治上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制。不過，在二戰后的最初幾年中，這種觀點并未在東歐各國黨內占據上風。

與莫斯科派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國內派堅決反對照抄照搬蘇聯經驗的錯誤做法，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民族化道路的創造性設想。以哥穆爾卡為代表的波蘭工二人黨“國內派”提出了“通向社會主義的波蘭式道路”，以哥特瓦爾德為首的捷共提出了“捷克斯洛伐克式的特殊道路”，以季米特洛夫為首的保加利亞工人黨提出了“人民民主道路”，匈牙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國的共產黨也提出了類似的主張。這條道路實際上并不特指某種特定的道路，而是各黨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同本國實際相結合，根據各自特點而提出的經由人民民主這種過渡形式而達到社會主義的道路。換言之，人民民主道路就是有東歐各國特色的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由于東歐各黨對人民民主道路的認識、理解與解釋不盡相同，各國在具體實踐中也反映出各自的特點，但總體上看，這種選擇存在許多相似之處。

第一，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應當是民族化的道路，不應照抄別國的經驗。他們認為，在選擇走向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時，必須充分考慮各國具體的國情和歷史條件，考慮各國的歷史傳統和文化特點，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與本國實際緊密結合起來。簡單照抄別國的經驗對本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是非常有害的。哥穆爾卡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行動的指南，而決不是教條。季米特洛夫認為，各個國家的人民向社會主義過渡，不會完全按照蘇聯的樣板，而是取決于各自的歷史、民族、社會、文化和其他條件走自己的道路。這條道路有別于蘇聯的道路，可以不強調無產階級專政這種政權形式，而是通過人民民主專政。哥特瓦爾德指出，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總是根據具體情況、地點和時間來確定它對某一事物的態度。我們所走的是我們自己的特殊的道路，即我們稱之為人民民主的新型民主，這就是說，除了蘇維埃的國家制度之外，還存在別的社會主義道路。他強調，“須知，蘇聯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并不是惟一可行的道路”

第二，實行多黨議會民主制度和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經濟，是人民民主道路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具體體現和主要內容。東歐國家共產黨領導人認為，在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基礎上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權，其性質并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部分資產階級的聯合政權。這一政權實行的是多黨議會民主制度，而不是共產黨的一黨執政。哥穆爾卡認為，人民民主道路與蘇聯道路的重要區別是，蘇聯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的階段，在波蘭則沒有這個階段，并且可以避免這個階段。季米特洛夫認為，有蘇聯作為堅強的支柱存在和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作用，人民民主可以導致實現社會主義，而不用通過像在蘇聯那樣不可避免的無產階級專政。

由于東歐國家的經濟發展比較落后，又遭到戰爭的嚴重破壞，所以，為了盡快恢復經濟，調動社會各階層的生產積極性，各國新政權成立后在對關乎國家經濟命脈的大工業、銀行、交通和礦產等重要經濟部門實行國有化的同時，在全國范圍內保留了非壟斷性資本主義企業和個體經濟，允許它們朝著有利于國計民生的方向發展。在農業方而，沒有照搬蘇聯搞集體化的經驗，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和農業合作化的實施都是在土地私有的基礎上進行的。哥穆爾卡強凋，是否提出實行集體化的口號，要看是否已出現有助于實行土地公有制發展的形勢。任何強迫集體化的做法對真正的集體化思想來說都是有害的。第三，人民民主道路是通過和平民主的途徑逐步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東歐國家共產黨領導人認為，俄國社會政治制度的改變是經過流血的革命道路實現的，而東歐國家走向社會主義則通過和平民主的途徑得以實現。東歐國家人民民主政權的建立走的是和平的道路，而在人民民主政權已經建立并且有蘇聯這一強有力的支柱的情況下，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更沒必要經歷暴力流血沖突。這足人民民主道路與蘇聯式革命道路的重要區別。人民民主制度既不同于傳統的資本主義制度，也不同于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人民民主是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轉變的一個過渡時期，其發展前景必然是社會主義。但由于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東歐各國尚不具備直接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主客觀條件，共產黨所面臨的最迫切的任務是領導人民完成徹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然后穩步地、分階段地、和平地、漸進地向社會主義過渡。因此，這個過渡將經歷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不能人為地縮短人民民主階段。

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二戰后初期東歐國家的民族化道路只是一種初步嘗試，有許多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有待進一步解決。然而。民族化道路畢竟是東歐各國黨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與本國實際相結合，探索不同于十月革命的道路和蘇聯模式的極具創造性的理論和實踐嘗試。對這一道路的探索，是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長期存在的左傾教條主義的一次否定，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運動發展進程中的一次飛躍。這種探索不僅充分考慮了長期歷史形成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傳統，而且反映了二戰后初期東歐各國的社會政治現實和經濟發展要求，得到了其他派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支持和熱烈擁護，因而具有非常廣闊的發展前景。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正當東歐各國黨和人民滿懷信心地沿著民族化道路前進時，1948年前后，東歐國家的內外形勢發生了歷史性轉折。在冷戰爆發的情況下。蘇聯改變了對東歐國家的政策，要求東歐各國加速革命進程，完全按照蘇聯模式建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在蘇聯的強大壓力下，各國黨內反對走民族化道路的思想和派別占了上風，具有開創意義的民族化道路的探索不幸夭折。毫無疑問，這不僅是東歐國家的悲劇，而且是整個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悲劇。

三、十月革命道路與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革

東歐國家全面移植蘇聯模式，直接導致了20世紀50年代嚴重的社會政治、經濟危機。由此，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問題再次成為黨內外廣泛關注和爭論的焦點。各國黨內的改革派重提社會主義民族化道路這一命題，不過，民族化道路所關涉的主題已不再是如何走向社會主義，而是如何改革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體制的問題了。

東歐各國黨內的改革派領導人深刻地認識到，東歐國家出現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迫于外在壓力移植了蘇聯模式。工人們抗議的并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對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歪曲。為此，他們重新論證了社會主義的民族化道路問題。被重新推到政治舞臺中心的哥穆爾卡指出：“在社會主義中永遠不變的東西就是消滅人對人的剝削。實現這個目標的道路能夠是而卻也的確是不同的。它們是由不同的時間和地點的情況決定的……只有通過各個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的經驗和成就，才能產生最好形式的社會主義。”。關于社會主義民族化道路的重新論證為進行廣泛的政治、經濟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礎。

從50年代中期以后，東歐國家的政界和學界對于社會主義改革的研究呈現出空前興旺的局面。改革派理論家力求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批判既有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理論和實踐，從而在理論上論證了改革的客觀必然性?？偟膩砜?，改革理論至少在兩個方面取得了進展：一是突破了傳統理論中關于社會主義經濟中存在商品貨幣關系的“外因論”或“異類論”，把商品貨幣關系納入到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內在規定性之中；二是從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利益矛盾問題及信息流動問題等方面人手論證了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將市場機制引入社會主義經濟之中，這預示了社會主義經濟將向市場方向發展的趨勢。在此基礎上，改革理論家們設計了將計劃與市場有機結合的種種“理想模式”、如布魯斯的“含有調節的市場機制的中央計劃經濟”模式、涅爾什·雷熱的“中央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經濟模式、考斯塔的“計劃一市場模式”、奧塔·錫克的“計劃性市場經濟模式”、澤林斯基的“管理程式模式”等。在這些理論的指導下，東歐國家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后期進行了一次次市場取向的改革嘗試，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有些國家還曾形成了享譽世界的改革模式，如匈牙利模式、波蘭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等。尤其是匈牙利在1968～1972年進行的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效，被稱為改革的“黃金年代”。

然而，東歐國家進行的改革總體上是失敗的，并未從根本上沖破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更未能消除后者存在的種種痼疾。導致改革失敗的原因很多，既有國際因素、又有國內因素，既有客觀原因、又有主觀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舊體制的巨大慣性和保守勢力的阻撓。社會主義改革是對傳統的體制、觀念、思維方式和工作方式以及傳統的社會關系的一次重大革命，它必然會觸動某些社會階層和集團的既得利益，因而不可避免地會遭到來自黨內和黨外、上層和下層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和嚴重阻撓。斯大林模式在東歐各國的移植，不僅在一些國家建立了龐大的官僚機器，而且也造就了維持這一機器的巨大保守勢力。“他們強烈反對可能對已經建立起來的組織控制的方式構成危害的任何改革。他們通過黨的機構努力限制社會和經濟變革進程的方向和步伐?！辈ㄌm著名經濟學家、1956～1958年經濟改革的設計人之一布魯斯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害怕改革有可能對專制政治和最高當局的專橫施加某種限制”，實際上是許多黨和政府官員的一種普遍心態?？v觀東歐國家幾十年的改革進程，人們不難發現，舊的管理體制所具有的巨大慣性以及黨內外保守勢力對改革的阻撓和反對，構成了改革的巨大制約因素。

第二，改革的思想理論存在根本性缺陷，在事關改革的一些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上受到傳統理論的束縛。要對傳統體制進行改革，就必須從深層次上認識這一體制的弊病，即分析該體制賴以產生的環境、條件和思想根源，從而在思想認識上與舊體制徹底決裂，在此基礎上，探索改革舊體制的根本出路。然而，考察東歐國家幾十年的改革歷程，不難發現，無論是東歐國家領導人還是主流派改革理論家，其思想認識并未達到這種水平。他們只是感到舊體制在本國行不通，但并未在思想上徹底脫離舊體制和舊觀念的窠臼。因此，東歐國家進行的改革也并非從根本上改變傳統體制，而只是在舊體制的框架內進行極為有限的改革。這突出反映在兩方面：一是在計劃和市場關系問題上，始終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本質上是一種計劃經濟。計劃與市場的結合實際上是一種目的與手段的結合。市場機制被確定的工具地位，決定了它必然處處受制于中央計劃。這種思想指導下的改革實踐必然是所謂“有限市場取向”的改革。因為，“行政機構對市場過程干預的頻率和強度具有一定的臨界值。如果超過這些臨界值，那么市場就會被行政規定所削弱和支配”。二是繞過所有制問題而進行經濟改革成為東歐國家幾十年改革進程的特征。誰提出對所有制進行重大改革，便被視為企圖動搖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統治地位而受到責罰。因此，所有制改革問題成為改革理論和實踐的一大禁區。然而，所有制關系的改革是市場取向改革的基礎和關鍵。只有建立多元化的產權主體，形成新的財政利益關系，市場才能真正發揮基礎性的資源配置作用。企圖繞開所有制問題而進行改革是絕對難以成功的?？梢哉f，改革思想理論存在的根本性缺陷事實上注定了改革必然失敗的命運。第三，蘇聯對東歐國家的改革采取懷疑甚至反對態度在相當大程度上阻礙了東歐國家的改革探索。蘇聯把在俄國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社會主義模式教條化和凝固化，并將其視為社會主義惟一正確的選擇，不僅阻撓二戰后初期東歐國家進行民族化道路的探索，而且在該體制的弊端已充分暴露的情況下反對東歐國家對其進行根本性改革。赫魯曉夫時期，蘇聯雖然公開表示，“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都不打算把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經驗強加給別國”，但事實上，蘇共并未放棄其大黨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立場。由于擔心改革會使東歐國家偏離社會主義的根本方向，脫離社會主義陣營，威脅到蘇聯的社會主義，因此，蘇聯始終對東歐各國的改革施加種種壓力。60年代初，蘇聯由于本國搞改革而默許東歐國家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但決不允許這種改革試驗超過必要的限度。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力圖“全面恢復正統觀念”，為此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有限主權論”，極力限制東歐各國的主權，壓制這些國家進行的改革，甚至不惜訴諸武力。1968年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扼殺了杜布切克政權頗有希望的“布拉格之春”改革，就是最突出的例證。毫無疑問，蘇聯對于傳統觀念及模式的堅守以及對東歐國家改革的壓制和打擊，嚴重制約了東歐國家以尋求社會主義民族化道路為方向的改革探索，這也是東歐國家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