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的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及其社會集團理論

導語：薩特的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及其社會集團理論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實質

在資本主義世界進入壟斷時期，隨著資本的高度集中，社會也以一種外在于人的力量壓抑和窒息著個體的人，存在主義哲學就是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對個體的人的思考。在這種思考中包含著對人的異化的關注、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譴責。但是由于存在主義囿于個體的人，對人的情感、情緒等潛意識的因素作非理性的把握，看不到人的理性的力量，看不到人作為階級的實踐活動能夠對社會進行的變革。因而，存在主義陷入到對人的現實命運的悲嘆之中，成為人們自哀自憐的悲觀厭世哲學。50、60年代，薩特試圖改變存在主義哲學的這一方向，轉向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以求用馬克思主義來改造存在主義，使存在主義成為一種積極的人生哲學。因而，在《辯證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薩特建立起了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

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并不是馬克思主義，在本質上，它是存在主義的變種，但由于薩特在闡發他的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時，大量地閱讀了馬克思的著作，一度被馬克思思想的博大精深所征服，并時常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這就造成了學術界長期以來存在著的一種誤解，似乎薩特是一個用存在主義來補充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確，薩特曾經說過馬克思主義存在著一個“人學的空場”，存在主義可以為馬克思主義輸進新鮮的血液。事實上，薩特所作的工作恰恰相反，他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存在主義思想家，他50、60年代以后所作的工作，正是在極力用馬克思主義來為存在主義“輸液”。

應當承認，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與從克爾凱郭爾到薩特本人的《存在與虛無》所代表的傳統的存在主義有所不同，在《辯證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薩特把個體的人放置到歷史發展和社會環境之中進行考察，但由于他的基本立場是存在主義的，所以他不可能在這種考察中形成正確的結論，即不可能在歷史的進步中找到人的全面解放的道路。當然，薩特提出了歷史總體化的構想，認為在人的實踐中包含著歷史的總體化。但是，薩特認為歷史的總體化同時又是人的異化，所謂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無非是歷史的總體化和人的異化無限循環的空間。因而，當薩特談論歷史的總體化時，他是一個烏托邦的浪漫主義者；當他思考人的異化時，他又是一個苦悶的悲觀主義者。而且，陷入這種二難困境本身也是一種痛苦，也是存在主義精神的體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薩特終其一生都未走出存在主義的理論設計。

二在個人的原點上理解社會集團

存在主義是關于個人的理論，在薩特建立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之前，存在主義一直是就個體的人本身來考察人，即關照人的情感、情緒等非理性因素，所以，在以《存在與虛無》為代表的存在主義時期，薩特眼中的人是一個孤獨的、獨立的、自在自為的絕對主體，即使與社會發生關系，社會也只是他的選擇對象，社會的價值就在于無條件地支持他的選擇，不管他的選擇是利己的，還是為他的，只要他做出了選擇，這個選擇就具有絕對的意義。這也就是為什么在國難當頭的時候，一個青年選擇在家中陪伴自己的老母親而不顧民族存亡，但卻應得到肯定的理由。

在寫作《辯證理性批判》的時候，薩特開始把個人放置在社會之中加以考察，把人看作是在社會中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主客體的統一。因為，人在把他人當作客體的同時，自己也成了客體，人在自我理解的時候也必然理解著別人，人與人之間是處于對立的統一體之中的。

當然，社會是一個空洞的概念，我們在社會中經常看到的是集團，人總是從屬于不同的集團的。而且，現實社會中的集團存在本身已經表明，人在理解自我的時候必須理解他人，如果人不能理解他人，處在相互隔絕、彼此孤立的狀態，那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會集團了。薩特正是在所謂個人對他人的理解這個理論設定的前提下來建立他的社會集團理論的。所以，在《辯證理性批判》中，表面上看來薩特運用了大量的篇幅來探討社會集團問題，這似乎表現為一種把馬克思主義階級和階級斗爭學說具體化的意圖。而且，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中，也確實存在著這樣一種認識：認為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到薩特的社會集團理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政治學和社會學中的具體運用，并把這一點看作是薩特的一項理論貢獻。實際上，這完全是一個誤解，薩特的社會集團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是有著原則區別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學說是從人們在生產關系中的經濟地位來理解階級的，是根據人們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來認識階級斗爭的，而薩特的社會集團理論則是建立在個人對他人的理解的基礎上的。

二戰以后，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在西方社會逐漸遭到排斥，在這種情況下，用社會集團理論來代替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是可以成為一種新的嘗試的。但是，對社會集團的理解也應當從人們的經濟關系出發，而且只有這樣才能獲得科學的結論。然而，薩特并沒有這樣做，所以他的社會集團理論也是與馬克思主義無緣的。

近年來，在國內的政治學界和社會學界，我們也經常看到用社會集團的概念取代階級概念的做法，但是，在這樣做時，薩特的教訓是需要記取的。也就是說，如果從經濟關系和利益沖突方面來理解和認識社會集團，那么使用社會集團的概念來取代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概念至多也只是一種理論表述上的不同；相反，任何企圖放棄經濟關系和利益沖突前提的做法，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背離，因而，也是對西方非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和社會學的偷運。

三薩特社會集團理論的基本內容

薩特在考察社會集團的時候，并不是象歷史唯物主義那樣從歷史的角度來探究每一社會現象的發生發展，薩特的出發點是作為個體的人。薩特認為，集團形成于外部壓力的威脅，由于這種威脅，使每一個人在別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比如，在1789年6月，當法國國王懼怕發生一場暴力而把軍隊調到巴黎時，本來只想到自己而彼此之間相互猜疑的巴黎群眾，一下子意識到國王對他們的不信任，意識到他們即整個巴黎群眾是一個整體，每個人都把對自己的威脅也看作是對其他一切人的威脅來體驗，認識到在被國王的軍隊包圍了的巴黎，每個人的命運是同全體人民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的。所以，他們就不再搶劫面包坊而去搶劫軍械庫，從而武裝起來共同反對國王。由于國王的軍隊已經開進巴黎，他們的首要目標就是要攻克國王在巴黎的堡壘——巴士底獄。所以，巴黎市民在攻占巴士底獄中組成的集團完全是由于國王的軍隊這一外部因素所促成的。在這種集團中，“個人之間的聯結，在其各種真實的形式上，是在他人那里直接發現了人們自己的它者性的聯結。”[1]是共同的危險把分散的個人實踐聯結成為一個整體的。

薩特認為，巴黎群眾在共同的危險面前結成的集團，是一個“融合集團”，這個集團的特征是，有一個統一的目標和行動，那就是“到巴士底獄去！”同時，統一的目標和行動并未抹殺個人的個性和自由，相反，統一的目標和行動正是個人實踐和自由意志的體現。在“融合集團”中，人性得到復活，自由得到恢復，在否定的君主專制的行動中，整個巴黎市民組成了一個共同的人。所以，薩特說：“融合集團的主要特征是自由的突然恢復。”[2]也就是說，在融合的集團中，“每個個人都以一種新的方式發生反作用：不是作為個人或他者，而是作為共同的人的個別體現。”[3]

融合集團只是特定條件下的產物。在歷史的發展中，融合集團不可能長期存在，一旦共同的目標實現之后，融合集團就會曇花一現地消失了，巴士底獄被攻占，巴黎市民就可以解散回家了。因為融合集團在恢復了個人自由的同時必然面臨著遭到個人自由破壞的未來。一切人的個人自由只能夠實現瞬間的結合，如果去維護集團的形式，個人自由就得不到張揚，而維護個人自由就只能否定集團。也就是說，個人可以自由地組成融合集團，也可以自由地退出這個集團。融合集團只是個人自由的這種二重性的暫時效應。

因此，我們在歷史中經常看到的是另一種形式的集團，即“誓愿集團”。誓愿集團是由其成員宣誓犧牲自己的自由去保衛公共自由而組成的集團。誓愿集團是建立在誓言的基礎上的。從這種集團的內部機制看，它取決于兩個因素：友愛和恐怖。成員間的友愛可以對個人起到約束作用，促使個人遵從自己的誓言。但僅僅靠友愛來約束個人并進一步維系集團是非常不可靠的，它還需要借助于恐怖來強制個人遵從自己的誓言。也就是說，集團需要把外在的恐怖內在化，向其成員揭示：一個外在的恐怖就存在于他們身邊，他們只有處在這個集團之中才能抵御這個恐怖。因此，誓愿集團在本質上也就是一個“友愛-恐怖”集團。

既然“友愛-恐怖”集團的作用并不在于促進友愛，而在于抵御恐怖，那么集團為了充分發揮自己的功能就必須使其結構組織化，因而誓愿集團在結構上又表現為“組織集團”，即在集團內部建立起一定形式的組織，通過工作專門化而提高集團在整體上的有機性能。這樣一來，集團就形成了某種綜合的權力，以致于集團中的每一個成員都不得不服從某一威權的強制性支配。這時，集團的行動就不再具有出于個人自由選擇的自發性了，集團共同目標的實現也有賴于成員之間的越來越細的分工，而分工把人形式化和抽象化，割斷了人與人之間的有機聯系。因而，在集團的內部產生了與集團相對立的因素，隨著這種因素的增長，威權的力量越來越小，以致于集團隨時都有可能把威權作為個人權威來加以否定，并進而導致集團的瓦解。

為了在威權衰落的情況下繼續保證集團的存在，誓愿集團的組織性就需要被制度化，那些凌架于集團之上的威權也就會因制度化而被鞏固。誓愿集團的制度化也就是“制度集團”。在制度集團中，個人就如機器中的一個部件被固定在他的工作中，所謂集團的共同目標成了他在工作中必須履行的狹隘義務，作為個人自由的目標卻對于他陌生起來，因而實踐成了外在于他的異化，即成為一種反個人自由的反實踐。制度集團把制度變成一種凌架于一切成員之上的力量，個人既不能分享這種力量又不能超越這種力量，集團的共同目標和行動對于一切成員來說都是一種無關痛癢的外在的東西，個人的活動只是一種不得不服從制度驅使的惰性實踐。不僅如此，制度集團也是官僚化的溫床，因為，集團為了使越來越廣泛的分工和越來越分散的活動統一為集團的共同行動，就必須在集團內部分化出一批專門從事組織和管理工作的官僚，建立起能夠發揮集團功能的官僚機構。這樣一來，人與制度的對立就進一步演化成了人與人的對立。

制度集團中的制度對于個人來說完全是外在的。因而，高度的制度化又是與極端的散漫并存的。集團中的各個個人就重新蛻化為無組織的“群”，而官僚機構又成了個人的外在危險。因此，作為“群”的個人在突然意識到的威脅面前又會重新集結為“融合集團”，起來推翻“制度集團”。如此周而復始就構成了歷史總體化的進程。

四在解釋歷史方面的失敗

從個人實踐的角度看，從融合集團到誓愿集團再到制度集團的發展是個人實踐一步步地惰性化的過程。在融合集團中，個人實踐的惰性最小，人們最初級的和最直接的實踐積極地結合在一起，組成社會實踐，而在這種社會實踐中個人結構明晰地向人們展示出來。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獄就表現了他們利益和愿望的共同性，這一歷史活動的目的和手段包含著個人實踐的積極性，個人在這一歷史活動中能夠把自己體驗為主體。但是，也應當看到，融合集團作為集團已經孕育著惰性因素的苗頭，共同的活動已經開始限制了個人的自由實踐。因為人在共同活動中應當服從的不是自身的規則，而是共同活動的規則，共同利益和達到共同利益的途徑似乎威脅著個人的首創性。比如，某個攻打巴士底獄的人想出了一個比正在進行著的計劃更為成功的攻打巴士底獄的計劃，卻無法得到實施，那么就意味著他攻打巴士底獄的活動無法完全體現他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了。不過，融合集團作為集團的消極性僅僅剛剛開始和尚未從總體上顯露出來。因為融合集團對全體成員來說，集團自身的存在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攻打巴士底獄的活動中，全體成員有意識的目的是指向攻占巴士底獄，而共同行動結成的融合集團只是服務于攻占巴士底獄這個目的的手段。

誓愿集團則不同，在誓愿集團中，當全體成員宣誓遵守集團的紀律永不背叛共同的事業時，實際上是把集團的存在當作了目的。由于集團自身的存在成了目的，那么集團利益就高于一切，個人往往不得不犧牲個人利益而服從集團利益。但個人利益的先驗性決定了誓愿集團中個人與集團之間存在不可克服的沖突，而且這種沖突隨時都有可能明顯化。為了避免沖突的明顯化、表面化，集團唯一的選擇是壓抑個人自由，加強集團的惰性。而這樣做的結果卻進一步地拉開了個人實踐與社會實踐的距離，使社會實踐最后變成與我相異的、對立的純粹他物。

制度集團把誓愿集團中與人相異在的惰性實踐進一步形式化，從而在集團中形成嚴格的等級制度。組織和管理的官僚化使各個個別的人已經認不出集團的結構、性質、目的和共同活動的手段，實踐完全異在于個人，個人的主體性完全客觀化，個人再也無法把自己體驗為自由的主體，他所感覺到的自己就是“他者”、客體，當個人在進行活動時，他是以異化的方式機械地履行自己的義務的。因此，制度集團一方面加強了總體化的實踐，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不可克服的“病態”，使實踐為“反實踐”所代替，使實踐的人性為無人性和實踐過程的無思想性所代替。因此，在制度集團中，人們墮落為“群”，由物質的統一和同一的環境虛假地結合在一起，就如工人在同一企業中勞動，他們制造同樣的產品，采用同樣的技術，他們甚至遭受同樣的命運，但他們不理解自己的共同利益，他們的活動只是分別地進行的，每個人的活動都是與他人的活動分離的，他們單獨地進行斗爭，每個人為自己而斗爭，結果是同樣地遭受他們共同的命運。薩特說，在群的狀態下，“每個人都在身體上與他人不同，并且因為有一種實踐上的敵對關系或對他們的相互存在的實際上的無知，象許多墻壁一樣把他們隔離開來。”[4]直到有一天每個人都對共同的命運覺醒了才組成融合集團。這種共同的命運就是上文所說的外部威脅。在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共同的威脅而齊心協力，“集團便作為威脅著群的復合體的那種生存的不可能性的根本不可能性而構成了自身。”[5]

群的實踐不同于集團實踐，但卻是在集團中進行的。對于歷史來說，群的實踐是最普遍的實踐形式，不過，歷史的總體化卻是直接地在集團實踐中展開的。因為，歷史事變決定了歷史運動的進程，而一切歷史事變都是由集團實踐來完成的。所以，在歷史的發展中，我們看到的是無數的悲慘事實，即個人自由的泯滅和惰性實踐的泛濫。

從薩特關于社會集團的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到，薩特對各種類型的集團的分析都是從屬于理解個人的需要的。評價一種類型的集團，是根據個人在這個集團中的狀況而定的，個人在集團中越是能夠發揮自己的主動性，越是具有充分的自由，這個集團也就是墮性因素最少的集團，因而人在其中的異化也就最少。存在主義和一切人本主義哲學一樣，崇尚個體的人的自由，抨擊造成人的異化的一切因素，他們所苦苦追求的理想社會也就是人能夠于其中充分發揮自由的社會。所以，薩特在探討社會集團問題時，對融合集團津津樂道就不難理解了。但是在歷史的發展中，融合集團畢竟只是一種只可能短暫存在的烏合之眾，這種集團固然為個人提供了較為廣闊的自由空間，而這種自由是否是有利于人類歷史發展的積極的自由，卻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問題。因此，薩特的社會集團理論，表面看來是從社會的角度把握人，而實質上則是從個人的角度來建構社會理論。

然而，薩特在展開他的社會集團理論時，始終扣住攻打巴士底獄這一重大歷史事件，這就給人造成了一種錯覺，似乎薩特的社會集團理論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樣可以用來科學地解釋歷史和理解重大的歷史事件。其實并非如此，薩特的社會集團理論通過臆造所謂融合集團到制度集團的發展過程，是從屬于個人批判的需要的，是一種充滿浪漫情調詩意的批判，它不僅批判以往的一切社會制度，而且否定今后的任何一種制度化的社會生活方式。所以，薩特的社會集團理論只不過是一種精致的無政府主義，它包含著對一切規范化和制度化因素的恐懼，絲毫沒有任何建立理想的、合乎人性的、使人能夠得到全面發展的社會制度的設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薩特的社會集團理論在解釋歷史方面是失敗的理論。如果單就這種理論對社會集團演變過程的描述，我們看到的不是歷史發展的模式，反而覺得是在描述某一黑社會組織的形成和發展過程。這對于薩特的崇拜者來說，無疑是可悲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