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光直和馬克思國家起源理論的比較研究
時間:2022-05-15 1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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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張光直開創性地提出國家起源的兩種模式:斷裂——連續模式。他認為巫術等宗教因素在國家起源中起著根本性的決定作用,反對馬克思關于國家起源的生產力決定論。針對張光直對馬克思國家起源理論提出的三個方面的質疑。本文逐一進行了批判地回應。
張光直(1931—2001年)是當代著名的美籍華裔學者,曾任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從事歷史與考古學研究。張光直對國家起源問題提出了一些獨到的看法,他開創性地提出國家起源的兩種模式:斷裂——連續模式。張光直的一些理論對馬克思也提出了重大挑戰。他認為,馬克思的理論只是在總結西方國家起源過程中形成的,忽略了東方、尤其是中國的具體情況,因而不具有解釋力和普適性。他尤其反對馬克思關于國家起源中的生產力基礎地位的論述,認為巫術等宗教因素在國家起源中起著根本性的決定作用。張光直理論在國際學術界引起了重大反響,我們既要肯定他的理論創新,也要看到他的一些理論尚待商榷和推敲。
一、關于國家起源模式的理論
張光直提出,國家的起源,即從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的轉變有兩種基本方式:一是西方式的,其代表是兩河流域蘇美爾人(Sumerian)的烏魯克(Uruk)文化和地中海的愛琴文明。它以人和自然關系的改變為契機,通過技術的突破,通過生產工具和生產手段的變化引起社會的質變。其特征是在興起時突破了自然生態系統的束縛,并與舊時生斷裂。西方式的國家起源中,人類對自然的征服是積蓄社會財富的主要方式,生產技術是決定性的因素,社會組織結構中的地緣關系代替了血緣關系。因此,西方式的國家起源的特點是突破性的,也就是斷裂性的。二是東方式的(或世界式的),其代表是東亞的中國,也包括美洲的瑪雅文明。它以人與人關系的改變為主要動力,在生產技術上沒有大的突破,主要是通過政治權威的確立開創新的時代。其特征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是連續的,它們的和諧關系沒有受到破壞。東方式的國家起源中,社會財富的積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完成,城市與以前的氏族聚落也有連續性,社會組織結構中的血緣關系從氏族社會延續下來,包容了新的地緣關系。因此,東方式的國家起源的特點是連續性的①。
在闡述國家起源的兩種不同模式(斷裂——連續模式)后,張光直提出了一個震驚學術界、尤其是西方學術界的觀點。他認為,中國的國家起源模式是全世界向文明轉進的主要形態,而西方式的國家起源模式只是次要形態。因此,現代社會科學里自西方經驗總結而來的國家起源理論的一般法則沒有普適性。他明確指出:“中國的形態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轉進的主要形態,而西方的形態實在是個例外。”張光直進而提出:“一般社會科學上所謂原理原則,都是從西方文明史的發展規律里面歸納出來的。我們今后對社會科學要有個新的要求,就是說,任何有一般適用性的社會科學的原理,是一定要在廣大的非西方世界的歷史中考驗過的,或是在這個歷史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退一步說,任何一個原理原則,一定要通過中國史實的考驗,才能說它可能有世界的通用性。”②
張光直的上述理論具有開創性意義,對西方社會科學具有很大的挑戰性,也引發了許多學者的關注。2001年9月,美國羅莎·蘭伯格-卡洛夫斯基(Marfha.Lamberg-Karlovsky)主編了《破裂——文明的起源》(TheBreakout-TheOriginsofCivilization)一書,有多位學者撰文討論張光直提出的國家起源的斷裂——連續理論。可見,張光直的學說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張光直的理論有利于打破“惟西方的社會科學范式和理論獨尊”的局面。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僅僅是基于人類歷史的一部分事實得出的,不可能用來解釋人類各種文明形態尤其是東方文明中的國家起源進程。因此,現在是從總結普遍規律的立場出發來研究中國文明史的時候了。
當然,張光直將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的模式概括為連續性模式,這種概括也有片面性。中國國家起源中,連續性和創新性有機統一在一起,我們既要看到前國家社會的氏族制度在國家社會也發揮著重要作用,也要看到國家社會實現了重大的制度創新。張光直的失誤就在于對中國國家起源的這種連續性和創新性對立統一關系認識不夠,進而將中國和瑪雅視為一種同質文明類型。其實,中國國家起源和中南美洲的國家起源存在重大差別。其中,最主要的差別在于,中國國家起源和發展過程中,在保持連續性特征的同時,不斷實現經濟領域的技術創新、政治領域的制度創新以及意識形態領域的文化創新。這種連續性和創新性的統一,使得中華文明始終具有連續進化、生生不息的穩定性和生命力。而瑪雅文明則是連續性有余,創新性不足。譬如,她的國家制度始終徘徊在低級水平,保有濃厚.的原始色彩。這也是看似強大的帝國大軍在規模較小的西班牙殖民者面前很快就落敗的原因。
二、關于國家起源動力因素的研究
(一)薩滿巫教、藝術以及文字的作用
張光直根據《國語》中“絕地天通”的故事,認為薩滿巫教(Shamanism)在中國國家起源中占有基礎性地位。張光直指出:“它為我們認識巫覡文化在古代中國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了關鍵的啟示。……古代,任何人都可借助巫的幫助與天相通,自天地交通斷絕之后,只有控制著溝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統治的知識,即權力。于是,巫便成了每個宮廷中必不可少的成員。事實上,研究古代中國的學者都認為:帝王自己就是眾巫的首領。三代王朝創立者的所有行為都帶有巫術和超自然的色彩。”他還為薩滿巫教理論提供了另外兩個論據:“如夏禹有所謂‘禹步’,是后代巫師特有的步態。……甲骨卜辭表明:商王的確是巫的首領。”③
張光直在薩滿巫教理論的基礎上,認為藝術和文字具有類似的宗教功能,都是攫取政治權力的手段。首先,藝術是攫取權力的手段。商周藝術中的動物紋樣具有宗教功能,“帶有動物紋樣的商周青銅禮器具有象征政治家族財富的價值。很明顯,既然商周藝術中的動物是巫覡溝通天地的主要媒介,那么,對帶有動物紋樣的青銅禮器的占有,就意味著對天地溝通手段的占有,也就意味著對知識和權力的控制。占有的動物越多越好;因此正如《左傳》所說:‘遠方圖物’,所有的物都鑄人了王室的青銅器之中。很可能王室的巫師和地方巫師所擁有的動物助手也是分層分級的。”④
其次,文字也是攫取權力的手段。張光直認為,無論商代還是史前的陶器符號,絕大多數都是家族、宗族、氏族或其分支的標記和祖徽。“古代中國的文字,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可能從祖徽(賦予親族政治和宗教權力的符號)演變而來。我們由此可以推想:古代中國文字的形式本身便具有內在的力量。……文字的力量來源于它同知識的聯系;而知識卻來自于祖先,生者須借助于文字與祖先溝通。這就是說,知識由死者所掌握,死者的智慧則通過文字的媒介而顯示于后人。”⑤(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二)財富的增加依靠政治權力帶來的勞動力增加,而不是生產力的作用
張光直提出,中國國家起源中,是政治權力導向財富,即由“貴”而“富”,而非由“富”而“貴”。在古代宗法制度下,政治權力由個人在親族群中的地位而決定,而政治權力越大,統治者便可獲得更多的勞動力,生產更多的財富。從考古資料上看,從仰韶到龍山到三代,在生產工具方面沒有出現突破性的變化。中國古代國家財富的增加和集中,幾乎全然是靠勞動力的增加、靠將更多的勞動力指派于生產活動和靠更為有效率的經營技術而產生的。換言之,財富之相對性與絕對性的積累主要是靠政治程序而達成的。⑥
張光直的上述觀點,揭示了政治手段在財富積聚中的重要作用,對于研究中國國家起源的特點有啟發意義。張光直認為,三代時期的青銅器是作為祭祀的禮器和戰爭的武器,而沒有大規模作為生產工具使用。他的這一觀點被一些考古材料所證偽。1989年江西新干縣大洋洲的商代大墓,出土商代中后期的青銅器475件。其中,青銅工具占18種、143件,并且形成了平分秋色的兩個工具群:其中6種75件屬于手工業工具群,12種68件屬于青銅農具群。江西大洋洲出土的這70多件青銅農具表明,比較發達齊全的青銅農具群的出現,最晚是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殷商后期。這次考古發現,第一次以考古實物肯定了中國歷史上的確存在青銅農具體系⑦。
三、批判地回應
張光直關于國家起源模式和動力因素的有關論述,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同時,張光直對馬克思的國家起源理論也提出了質疑,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批評馬克思忽略了對巫術、原始宗教等因素在國家起源中的作用,認為薩滿巫術在中國國家起源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第二,批判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論,認為中國國家起源中并沒有生產工具的突破性變化,財富主要靠政治手段來獲得;第三,批評馬克思的國家起源理論只是在總結西方國家起源的有關資料上形成的,因而對東方和中國國家起源缺乏解釋力和普適性。
(一)關于巫術和原始宗教在國家起源中的作用問題
張光直注意到在中國文明起源過程中“巫”的重要作用。他認為,以生產工具為核心的生產力在中國國家起源中并不占據根本性地位,在“政治權力的獲取和增加上,‘巫’這類人物和他們的作業與所代表的宇宙觀,要發揮絕大的作用”⑧。他進而指出,中國的青銅器主要是為統治者爭取與維護政治權力發明制造的。它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祭祀中巫師溝通天地的法器,而青銅器上面的動物紋飾也主要為了協助巫覡溝通天地。
關于青銅紋樣的意義,《呂氏春秋》的解釋較為準確。如《慎勢》:“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意思是周鼎上刻鑄物象,是為了讓事理通達,而事理通達則是人君的行政處事之道。這些歷史文獻表明,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與巫術和宗教沒有直接關系,其功用在于宣德訓誡、垂范后世。再者,根據觀察,虎食人紋上夾在獸口的人頭,其面多露驚恐之色,這不應該是巫覡做法時的神情。
張光直的“薩滿巫教論”之所以錯誤,在于他沒能從根本上把握住三代政治“神道設教”的現實主義本質。學術界中有一種觀點認為,三代政治尤其是夏商政治是一種神權政治,受占卜等巫術活動的主導。其實,在占卜過程中,并非是巫覡居于統治地位,而是統治者尤其是國王主體性的充分表現。殷人占卜敬神只是為了把國王的意志神圣化,國王借敬神統一思想,以達到加強王權的目的。譬如,盤庚曾借神權否定族眾的“協比讒言”,下決心為國家的利益“震動萬民以遷”殷。
張光直關于薩滿巫教的理論,顯然夸大了“巫”的作用,忽視了物質生產、勞動實踐的重要地位.所謂“巫”能通天的原理,遠不如馬克思的勞動實踐觀能更清楚地解釋人與人、人與天相互之間的關系。
(二)關于生產工具、生產力在國家起源中的作用問題
張光直在《中國古代王的興起與城邦的形成》一文中指出,中國古代早期國家起源的一項重要的特征,是政治權力導向財富。一般而言,增加財富的生產力,“不外兩條途徑:增加勞動力,或改進生產工具與技術。”張光直認為,中國國家起源中的財富集中,并不是象馬克思等人所言的依靠生產技術革新和生產力的發展這一方式而達成。它幾乎全部依靠操縱生產勞動力而達成的,靠將更多勞動力指派于生產活動和靠更為有效率的經理技術而產生的。換言之,財富之相對性與絕對性的積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而達成的。
張光直的上述論述有合理之處,但他對馬克思的指責卻是站不腳的。首先,張光直關于國家起源時期的“財富之相對性與絕對性積蓄主要靠政治程序而達成”的觀點是缺乏經濟學理論支持的。馬克思在他的論著中,曾明確區分“資本積累”和“資本集中”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中,“資本積累”類似于張光直所言的財富的“絕對性積蓄”,它必須通過提高生產技術水平,改進物質生產工具等生產力手段來完成。“資本集中”則類似于張光直所言的財富的“相對性積蓄”,它可以通過調整人與人的關系,改變產權關系,制定再分配制度等政治手段來完成。張光直沒能區分財富的相對性積蓄和絕對性積蓄這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形式,因而錯誤地認為財富的絕對性積蓄也是主要依靠政治程序來完成。
其次,張光直懷疑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文明化的根本動力,進而懷疑馬克思唯物史觀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一基本原理的正確性。我們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一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是不容置疑的,問題出在張光直對“生產力”概念做了狹隘的理解。由于受職業習慣影響,一些考古學家偏愛從生產工具的角度去把握生產力的水平(因為生產工具能找到直接的物質遺存)。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生產力是一個綜合性指標,除了物質性的生產工具以外,還包括一些觀念形態的東西。張光直所說的社會進步主要依靠“將更多的勞動力指派于生產活動和靠更為有效率的經營技術”,他沒有能認識到生產活動的經營和管理也是生產力進步的一種表現。同時,伴隨生產力的提高,直接要求生產方式社會化和生產組織管理的專業化、官僚化和復雜化,從而帶動上層建筑的進化,導致國家制度的產生。因而從根本上說,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
(三)關于馬克思國家起源理論的解釋力和普適性問題
張光直認為,西方有關中國古代政治的理論,以東方社會(orientalsociety)這一概念為其核心。張光直認為,“無論馬克思、韋伯還是魏特夫都沒有掌握中國三代社會的考古材料;他們對東方社會特征的描述和對其形成原因的推斷,是根據對后期歷史,而且常常是轉手材料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得出來的。”⑨“馬克思對中國的論評正表明了……他對亞洲歷史認識的最大局限。同樣,馬克思構想了一個靜態的、自給自足的農村公社制度,并不符合我們所認識的古代中國城鎮與城市的圖像,這些城邑在一個不斷變遷的經濟與政治的分層系統中互相施加能動的影響。”⑩
張光直將馬克思和恩格斯簡單地歸為純粹的西方派,忽略了馬克思國家起源理論對東方社會的關注。其實,馬克思晚年筆記中的國家起源思想,已遠遠突破了張光直批評馬克思時所總結的幾個特點。譬如,馬克思在晚年筆記中,非常重視國家起源中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族制度在國家制度中的重要作用。遺憾的是,不知是沒能看到馬克思晚年的這些文獻,還是出于其他原因,張光直對馬克思的這一思想只字不提,仍然簡單地認為馬克思主張國家形成的標志之一就是地緣關系取代血緣關系。張光直還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觀是代表西方社會科學對古史分期的研究,而在這個古史分期之外,有一個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問題,這代表了西方社會科學法則里所不能解決的若干東方現象”⑾。的確,馬克思國家起源理論主要是以西方文明為研究范例得出的,但他也非常關注東方的社會歷史發展。無論是在馬克思的中期著作,還是在晚年筆記中,我們都能看到馬克思對東方社會所做的深入探究,而且,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也正是由馬克思本人提出的,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是解釋中國國家起源較為合適的理論。
注釋:
①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頁。
②張光直:《考古人類學隨筆》,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55—56頁。
③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頁。
④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頁。
⑤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頁。
⑥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474頁。
⑦王東:《中華文明論》,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83頁。
⑧張光直:《中國考古學論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391頁。
⑨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頁。
⑩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9—100頁。
⑾徐蘋芳、張光直:《中國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燕京學報》第六期。
作者簡介:劉軍,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哲學博士.(北京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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