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埃未定時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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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雙塔慘劇論及狹隘民族主義及《東方學》

2001年9月11日，我幾乎是在第一時間便知道了美國紐約發生的慘劇。慘劇使我震驚，更引起我久久的沉思。

20世紀是人類邁入現代文明之后最為慘烈的世紀。上半個世紀有德日法西斯反人類的滔天罪行，下半個世紀有中國反文明的悲劇加鬧劇。進入21世紀，人們曾天真地認為，人類將告別慘痛歷史迎來新的紀元。但隨著紐約世貿中心的雙子塔樓被兩架挾持的波音客機所摧毀，新紀元的美好藍圖已被撕碎。雙塔慘劇，將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人類21世紀的生活方式和游戲規則，現在尚難預料。但作為一個學者，我相信，它的沖擊波，必將會對社會科學對人文學科對文學藝術產生深遠的影響，成為21世紀永恒的反思主題。

眼下，塵埃尚在，驚魂甫定，絕不是做理性反思的恰當時刻。但看到中國各網站上洶涌噴出的狹隘民族主義言論，這里，只能請雙塔之下的怨魂寬容，容我提前做這樣的理性分析，以供各方人士參考或批判。是為“塵埃未定時的反思”，其重心將放在對狹隘民族主義和《東方學》的反思及批判上。

一、對雙塔慘劇的反思

雙塔慘劇，是對人類文明的摧殘，也是對構成人類文明兩大基石：科技與理性的挑戰［1］。慘劇的發生，以更直白的方式暴露出人類現代文明內在的深刻危機，包括不同文化和文明間的沖突與危機。

在對20世紀人類悲劇的反思中，現代學者早已提出了科學異化的概念。凡是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武器，無一不是高科技的產物。高科技本身是雙刃劍，它給人類帶來了福祉，也帶來了生態災難和生存恐懼－－核按鈕一旦掌握在戰爭狂人手中，人類將陷入滅頂之災。但在那種異化分析中，武器的邊界還是清晰的。只要將核武器的秘密守住，或只要能制造出相應的反導、反核武器，如此等等，根據矛與盾原理，高科技本身最終會制止高科技所帶來的災難。但雙塔災難卻粉碎了這一理念。雙塔是現代高科技的象征，摧毀雙塔的兩架波音飛機更是現代高科技的結晶。它們間沒有矛、盾的概念。恐怖分子可能僅僅動用了最原始的刀具，便將巨型客機變成巨型武器，而巨無霸般的大廈本身，接下來又變為大屠殺的工場：大樓的每一塊碎皮每一片玻璃都變成為銳利無比的兇器，大樓軀體變為巨大的墳墓。就這樣，兩個高科技的產物，瞬間都變成了能量巨大的殺人武器。這樣的思路一旦被打開，那些人類文明視為驕傲的許多高科技成果，可能都將成為懸在人類頭上的達摩克斯之劍！這便意味著人類現代文明生活，就建筑隨時可塌陷的萬丈懸崖之上！想到此，真讓人不寒而栗。盡管雙塔慘劇后，有科學家說，現代科技會應對這樣的挑戰，可以避免類似的慘劇。但我相信，類似情況，是防不勝防的。只要世界上存在喪失人性的恐怖分子和極端分子，這樣的風險便只能隨著高科技的發展而越來越越大。因此，更重要的還是要建構起強大的理性的心理防線。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雙塔慘劇最令人顫栗的，并不是慘劇本身葬送了多少人的生命，而在于這一慘劇制造者對人類理性底線的徹底否定和揚棄。人之為人，不在他能制造工具，更在他是理性的存在。而這一理性的底線，就是他對人的屬類性即人性的價值認同。通常所謂的人權、自由、平等、正義或民族尊嚴、民族獨立等等價值概念，都需要建立在對人性價值的理性認同上。不把自己的同類視為人，還有什么“人權、自由、平等、正義”可言！凡異族皆可殺，還有什么民族尊嚴和民族主權可言！人類幾千年文明進步的主要標志，就是建立起了被普遍認同的人性概念和把人當人對待的人道準則，以及相應的民族尊嚴與主權原則。無論人與人之間有存在怎樣的權勢差異，人也不能象對豬狗牛羊那樣隨意將人殺掉；無論民族與民族之間有怎樣的政治經濟文化差異，一個民族也不能隨意侵略迫害另一個民族。

當然，由于人類生存資源的稀缺，由于各種不公平制度的存在，由于種種價值觀念的沖突，具有理性的人類或許更善于理性地對他人（或其它民族）進行抗爭、報復或劫掠，各類革命、戰爭或暴亂便是不可避免的。但理性的人類在進行革命、戰爭或暴亂時，都會給出正當的理由，都不會承認自己是滅絕人性、慘無人道的，而都要將相應的責任推給對方。這便表現出人類對共同游戲法則的認同：基本人性，是不能扼殺的；基本人道，是不能踐踏的。只不過，在法西斯字典中，普遍人性，被優勢和劣勢人種所取代；在的語錄中，共同人性，被對立的階級性所替代。這便是人類大悲劇大慘劇的理性淵藪－－既然對手已失去屬人存在的價值合理性，那怎樣從精神和肉體上消滅便只是個技術問題了。好在歷史不是某個強勢集團所書寫的，最終的結論必將還原正義。正因如此，在20世紀末葉的局部戰爭中，盡量不濫殺無辜，便成為對戰爭本身正義性的衡量尺度－－即便你是打著正義旗號的入侵，但只要造成了無辜平民的傷亡，那就也應承擔戰爭罪責，并應接受正義的審判。美國自然也不例外。

但在雙塔慘劇中，這一游戲法則卻徹底地、史無前例地被踐踏了。如果恐怖分子不是劫持客機，而只是引爆自己的肉體炸彈；再如果他們襲擊的目標只是五角大樓而不是世貿中心；那么，這些恐怖行為尚可尋找某種正義性的理由。因為站在他們的民族或利益集團的立場上，這可解釋為弱勢群體對被美國政府所踐踏或剝奪權利做出的絕望報復。美國政府，依仗其強勢話語，將其國家和民族利益掩蓋在捍衛普遍人權旗幟下，所做出的許多霸權主義行徑，本身確是應受到譴責和批判的。但雙塔慘劇的制造者，所攻擊的首選目標卻是國際性的商業設施，是數萬名無辜的平民。這便使它必然激起全人類的公憤。因為這是一種大屠殺，是一種比希特勒更卑鄙的大謀殺。如果聽任這樣的謀殺行為發生，那么，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綏靖政策一樣，最終只能將整個人類文明葬送掉。道理十分簡單，當我們今天為美國的慘劇而幸災樂禍時，明天，恐怖分子會用同樣的手段在中國，在北京上海制造同樣的慘劇！因為對恐怖分子來說，尋找某個正義理由實在太容易了。因此，誰為這種恐怖行動張目，那等于將自己的靈魂抵押給了魔鬼！

令人遺憾或震驚的是，國內許多網站上這種將靈魂抵押給魔鬼的輿論一時間竟甚囂塵上！當然，經歷過近年來中美之間種種磨擦事件，再加上諸多推波助瀾、煽風點火的“左派”言論，一般民眾中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緒在此刻總爆發并不令人奇怪，甚至可以說非常正常。但這種情緒爆發的正常性，決不等于它的價值合理性。那些因仇恨美國霸權主義，因對王偉、對駐南烈士的悼念而對雙塔慘劇幸災樂禍狹隘民族主義輿論，畢竟已遠遠偏離了人類基本的理性價值立場。此刻，凡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真正的社科人文學者，作為人類普遍理性和道德良知的體現者，作為人性價值尊嚴捍衛者，理應站出來，抵制、批判和徹底否定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潮，而不是相反。在這一基本立場上，是不應有什么學術派別之分的。

但我們看到的卻是，為這種幸災樂禍做理性辯護的恰恰是一批知識分子，甚至包括某些人文學者。雙塔坍塌了，那慘案畢竟發生在大洋彼岸，其巨大的沖擊波我們感受不到；但此刻，我們真切地感受到，一旦理性堤岸被摧垮，我們的同胞宣泄出來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潮是何等地可怕！當然，這些人今天是打著民族主義旗號，對準美國的。但誰能保證，明天他們不會打著同樣的崇高旗號，對準自己的同胞呢？的悲劇不正是這樣開場的嗎？紅衛兵以革命的名義，高喊著“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將昔日的老師或鄰居打得皮開肉綻死去活來時，其理由可能就是因為他們被指控為美國特務日本漢奸！一旦失去理性的價值立場，一旦越過做人的人道底線，人類必將被籠罩在恐怖之中。中國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那些“革”別人“命”的紅衛兵，很快被別人用同樣手段“革”了“命”；今天的中東局勢也證明了這一點，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雙方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在屠殺對方無辜者的同時，也使自己同胞面臨著隨時被屠殺的命運。就世界范圍而言，一旦某些國家公然拒絕遵守人類共同的游戲法則，那么，人類的文明也將面臨滅頂之災。因此，作為社科及人文學者，我們需要正視并深入研究雙塔慘劇背后隱藏的人類政治文化的內部沖突及危機，但卻絕不能承認恐怖主義的合理性。對這種恐怖主義行為的任何支持和贊賞，都是對人類文明準則的背叛，在這個原則問題上，沒有妥協的余地！

二、對狹隘民族主義的反思

必須看到，民族主義從來都是雙刃劍。理性的民族主義，抵御外來入侵，捍衛民族尊嚴，促進民族進步，是捍衛人類基本價值規范的正義之劍。狹隘的民族主義，盲目自大、因循守舊、仇視異族，則往往是踐踏人類基本價值規范的邪惡之劍。但我們長期來，并沒注意劃清這兩者的界限。我對魯迅尊崇有加，就是因為他是近代中國真正的理性主義愛國者。魯迅深深愛著我們國家、我們民族，但他卻絕不狹隘，不夜郎自大，更不盲目排外，對于民族的劣根性，他深惡痛絕，絕不護短。最使我感佩的，是他對美國傳教士明恩浦的態度。他生前多次希望能將明教士的《中國人的素質》翻譯過來，讓中國人照照鏡子，認識自己。他甚至這樣說：外國人“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國人的肉的”［2］。

但在中國文化中，魯迅似乎是另類。中國的民族主義幾乎從沒突破“狹隘”的囿限。“一代天嬌成吉思汗”，幾乎被我們視為民族英雄。在內蒙成陵成吉思汗坐像后面，掛著橫跨歐亞的巨大元帝國版圖。但這位英雄在中亞地區制造的屠城事件，卻每每被忽略了。其實，這是如同德日法西斯一樣的殘暴行為，只是時代久遠，無人提起吧了。我在日本福岡，見到過多處紀念挫敗元入侵者的紀念標志。如果當初元帝國攻陷了日本，那我們更可自豪一番了。而同樣是這個日本，在張揚民族主義的同時，卻在不時地回避他們對亞洲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原因無它，就在日本國內的極端民族主義仍有市場。當初日本軍國主義之所以膽敢發動侵華戰爭，正是由于得到狹隘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普遍支持的。兒子參軍，母親要送一把刀，不是用來護身，而是讓他效忠天皇，關鍵時刻自裁。從這個角度講，中國人是很吃過狹隘民族主義苦頭的。今天，當我們抗議日本篡改教課書、抗議日本首相參拜精國神社時，不就是在批判日本的狹隘民族主義么！與此同時，我們難道不該反思一下自身的狹隘民族主義么！

平心而論，由于民族主義是一種帶有濃烈情感、滲透著群體無意識的社會意識，本身便帶有濃厚的非理性特征，愛屋及烏，恨屋亦及烏。要對這種滲透集體情緒的愛憎做理性控制，是極不易的。特別是對愛面子的東方民族來說，更是如此。但這并不是說任何民族都難以跳出狹隘民族主義的桎梏。我想起了一位德國學者的表現。那是六年前，在與一位曾在歐盟任職的德國教授座談經濟改革問題時，有人不合時宜的地提起日本對侵華罪行的曖昧態度，詢問教授的看法。就在大家感到有些難堪時，這位德國教授回答道：“對于日本的態度我無法評價，但對于德國在二戰中犯下的罪行我們完全承認。盡管我是戰后出生的，但如果在座諸位需要的話，我可以在這里代表德國表示懺悔。”會議室中的空氣驟然凝固了。大家都被這位德國教授的坦誠態度所震撼。他贏得了入會者的尊重，正像德國人民贏得世界人民的尊重一樣。深究下去，這是與德國知識分子堅持理性原則，并對青年進行理性主義的歷史教育分不開的。有關法西斯的歷史，是德國學生必學并反思的一段歷史。我在一篇魯迅的雜文中寫到：“德國在普魯士時代曾經是庸人氣息彌漫的民族，連歌德都不例外。但經過包括馬克思再內的一代代思想家哲學家的批判，經過貝多芬這樣偉大藝術家的陶鑄，百年過后的德意志民族已是世界上最有自信和自尊、最有生命活力和創造精神的民族之一。”這段話就是由此事感悟反思而來的。

令人遺憾的是，當代某些中國學者，不僅沒繼承魯迅的理性民族主義思想，如同德國知識分子那樣擔當起高揚理性民族主義的責任，反而從魯迅那里大大后退了，甚至將魯迅視為批判的對象，以張揚他們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典型的例子就是劉禾及馮驥才借販賣《東方學》的觀點對魯迅所作的批判。對此，我已有文章批判，此處不論。這里，我只想談談對《東方學》的看法。

三、對《東方學》的質疑

《東方學》被劉禾等人介紹到國內，引起學壇不小的振動；《東方學》的觀點也被作為“后殖民”學說的經典論斷被接受。于是，他們便紛紛尋找中國也被西方傳教士等等妖魔化的例證。便找到了《中國人的素質》。對于《素質》是否歪曲丑化中國人，我認同魯迅的觀點，并擬另文專述。概而言之，如同阿Q對他頭上癩瘡疤的態度一樣，在討論別人是否憑借話語霸權丑化自己之前，先得照照鏡子，了解自己頭部的真實狀況。否則，無論是諱亮忌光也罷還是封住別人的嘴巴也罷，自己的丑陋形象并不會因此改變，而只能使自己在外界眼中愈加丑陋。這似乎是常理，但碰到狹隘的民族主義及其理論家，它便失效了。

實際上，劉禾們將《東方學》搬運到中國，本身就是一種基于狹隘民族主義立場的誤讀。嚴格說來，賽義德的所謂《東方學》，應是《東方－阿拉伯學》，是不能與西方的漢學劃等號的。賽義德自己在《東方學》中便承認，“在漢學家和印度學家與伊斯蘭和阿拉伯學家所取得的收獲方面，也沒有多少相似之處：實際上，歐洲和美國有許多專業的伊斯蘭研究者把他們的全部精力都貢獻給了這一對象的研究，然而卻仍然發現無法讓自己喜歡它，更不必說仰慕這一宗教和文化。”［3］賽義德說的對。確如西方漢學家自己所言，他們“把中國的古文化向外國介紹，使人對中國古文化發生一種崇敬的感情，由于這種崇敬的感情，對中國和中國人發生一種由衷的愛好。”［4］西方漢學界盡管也有少數仇視中國的學者，但更多的人是因漢學而愛上了中國和中國文化。因此，將《東方學》的結論搬到漢學領域，硬要找出相似的規律和例證，只能是徒費心機。目前所見到的，除了劉禾借“語際書寫”歪曲明教士原文生造的論斷之外，后學們沒拿出一件像樣的例證，證明西方正宗的漢學家如何操作殖民話語丑化中國并為殖民者侵華提供輿論支持的。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下《東方學》與阿拉伯文化的關系。盡管賽義德極力否定自己的理論是給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提供理論支持，更不是“反西方”的。但所謂事實勝于雄辯，當賽義德教授堅決反對巴以和談，并親自向以色列占領區投擲石塊時（此舉因被曝光引起輿論嘩然），他的狹隘民族主義立場已暴露無遺了。賽義德從理論上為自己辯護的根據是，他是在用一種“反本質主義”理論陳述事實。我搞不懂后學學者的所謂“反本質主義”是怎樣一回事，只相信任何事實背后肯定有它存在的根據，并可進行價值評價。賽義德在《東方學》中記錄了幾段西方人對阿拉伯人的描述。其中便包括對阿拉伯人缺少清晰性；容易淪為“阿諛逢迎”、陰謀和狡詐的奴隸；對謊言有頑固的癖好、“渾渾噩噩、滿腹狐疑”等等人格缺陷描述。［5］這其中有些與明教士對中國人的描述大體相同。東方學者以此為據，得出西方人高于阿拉伯人的結論，那是一種價值評價。你可以否定這種評價，但同時，也得考證一下這些事實是否存在。可能對反本質主義者來說，這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否定西方人的價值評價。于是，翻遍全書我既沒找到賽義德對這些事實存在的反證，也沒有他對自己民族缺憾的反省或反思，而只是反復強調西方人眼中的阿拉伯世界是不真實的，是被歪曲的。這樣一來，《東方學》客觀上不是在為極端民族主義張目又是什么呢？

美國的人類學者喬治．E．馬爾庫斯等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賽義德“在進行批評的時候，他實際上是以同樣的修辭極權主義手法去反對他所選擇的論敵”。“他沒有認識到，東方學的對象，即他所要辯護的民族內部也存在政治、文化的分化”。［6］事實確是這樣，如果說巴以沖突尚折射出東西文化差異的話，那么，兩伊沖突、伊科沖突以及各阿拉伯國家內部如阿富汗派別間的沖突，幾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對此又該用怎樣的西方文化霸權解釋呢？這就間接地又回到了雙塔慘劇。對處于美國話語中心的作為“特權知識分子”的賽義德來說，《東方學》問世20多年來，給他自己帶來了巨大的學術聲譽，但它給他的民族帶來多少文化上的進步呢？筆者對阿拉伯世界素無研究，不敢妄斷。但我想，如果賽義德有魯迅般的理性，如果他在《東方學》中能對自己民族文化做出正確的價值評價，即便不如魯迅那樣對傳統文化做徹底否定，只要能做出些許理性反思，那么，在《東方學》問世20年后，阿拉伯世界可能會增強團結，巴以和談可能會取得成功，而雙塔慘劇可能便不會發生。當然，這只是一些可能。但看到阿拉伯世界的現狀，再讀讀賽義德極端之論，我真的很慶幸，我們民族擁有的是魯迅，而不是賽義德；魯迅塑造了一個阿Q讓我們時時警策自己，而賽義德卻恰恰相反。魯迅，也應是東方民族不朽的精神支柱。

遺憾的是，從《東方學》到雙塔慘劇所暴露出的許多知識分子身上的民族劣根性，使我深深感到，許多學人，包括著名學者，已經離魯迅越來越遠了。這值得我們警惕再警惕。否則，同樣的慘劇會離我們越來越近。到那時，該其他人來幸災樂禍我們了，當然，同樣是基于狹隘的民族主義。

[1]注，這是沿用傳統的說法，科學也是理性的產物。更科學的說法，應當是一塊基石，兩大分支：科學理性和價值理性。

[2]《全集（一）、墳》214頁。

[3]《東方學》三聯書店，1999年5月版，第442頁。

[4]桑兵著：《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56頁

[5]《東方學》，第48頁。

[6]喬治．E．馬爾庫斯米開爾．M．J．費徹爾著：《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17—18頁，三聯書店，1998年3月版。（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