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與思想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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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央蘇區時期，是思想形成的一個重要階段。在這一時期，以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堅持理論創新，在井岡山斗爭時期的基礎上，先后撰寫了至少20篇論文、報告、決議、信件等文件。因此，中央蘇區時期成為思想形成的重要階段，紅色閩西也成為思想形成的一片沃土。其中，古田會議決議是人民軍隊建設和黨的建設的綱領性文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形成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被認為是思想初步形成階段的重要標志。

關鍵詞：中央蘇區；思想；古田會議

一、中央蘇區時期是思想形成的重要階段

中央蘇區又稱為中央革命根據地。它實際上20世紀30年代前期形成，以贛南、閩西為主，加上粵北部分地區組成，由、等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領導創立的革命根據地。其存在的具體時間應該主要是在1929年至1934年期間。中央蘇區大致經歷了創建、形成、發展以及紅軍主力離開中央局還堅持活動的一段時間。作為在延安時期成熟的思想，作為中共七大上第一次被確立的黨的指導思想的思想，中央蘇區時期無疑是其形成的一個重要階段。研究其在中央蘇區的形成過程、特點、規律，對于進一步認識和學習、研究思想，對于更全面、更深刻地認識和總結中國共產黨思想建設的歷史和經驗，無疑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課題。以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大革命失敗后繼續高舉革命的旗幟，貫徹八七會議確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革命道路。從20世紀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思想在中國共產黨人異常艱苦的革命實踐和理論創造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為實現全民族抗戰和爭取中國革命的勝利，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保證。中央蘇區時期，以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領導中央蘇區的土地革命斗爭，特別是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后，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在革命根據地的局部執政，在政權建設、軍隊建設、經濟建設、文化教育事業、社會方面、法治方面的建設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在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方面也取得長足的進步。不僅是在中央蘇區，在湘贛革命根據地、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贛東北革命根據地、陜北和陜甘邊根據地以及以后的川陜革命根據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西北革命根據地等也是如此。革命根據地不僅要同國民黨反動派的多次“圍剿”、多路圍攻作斗爭，還要努力反對和克服來自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和共產黨內連續出現的“左”“右”傾錯誤。

二、革命實踐及理論創新產生了思想

在艱苦的革命斗爭實踐中，以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統一思想認識，克服各種錯誤思想，提高黨和軍隊的戰斗力，還致力于提高全黨的思想理論水平，努力撰寫文章、報告，現收入《選集》第一卷（1991年版）中，土地革命戰爭的16篇文章，其中有兩篇是井岡山時期寫成，即《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還有7篇是在創建中央蘇區及中央蘇區時期寫成，即《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對本本主義》《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怎樣分析農村階級》《我們的經濟政策》《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另有7篇是長征到達陜北后完成的。而在1993年出版的《文集》第一卷中，收入了從井岡山下山以后起草和撰寫的文告、信件、決議、報告等共15件，即《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給的信》《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尋烏調查》《〈東塘等處調查〉前言》《分青和出租問題》《〈興國調查〉前言》《關于加強春耕工作的意見》《普遍地舉辦〈時事簡報〉》《總政治部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查田運動的群眾工作》《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鄉蘇怎樣工作？》。《選集》和《文集》兩個版本，從內容來看絕大部分都不重復，只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給的信》是同一份文件，《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的第一部分，決議案全篇13萬字，其中《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約有5000字。換句話說，《文集》收入的古田會議決議案有8000多字是沒有收入《選集》的。兩個版本發表在中央蘇區的文章，加起來至少為20篇，內容豐富，涉及到形勢、黨和軍隊的建設、經濟工作、農村工作、群眾工作、宣傳工作、政權工作、調查研究等多個方面。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就有著理論創新的高度自覺。他提出中國革命需要“主義”，即需要能夠指導中國革命走上勝利道路的正確理論。中國共產黨自成立，就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基礎、指導思想。但如何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這既需要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深入學習和理解，同時也必須對中國的實際有深刻的了解和認識。許多共產黨人在黨的創立和大革命時期已經提出并力圖解決這一問題。但中國革命的力量有一個發展過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于1927年9月領導秋收起義，隨后在湘贛邊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并在井岡山地區領導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初步積累了根據地建設的經驗。與此同時，把在井岡山斗爭實踐中創造的經驗上升到理論，系統地闡述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寫下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兩篇著作，深刻地分析了紅色政權能夠存在和發展的原因。從帝國主義的間接統治，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范圍的分裂剝削政策造成的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政治的不統一，各派新舊軍閥的長期混戰等五個方面，較為全面地揭示了紅色政權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從1929年起，和他的戰友們挺進贛南閩西，拉開了創建更為廣闊的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序幕。中央蘇區時期的，是在井岡山斗爭時期的基礎上，繼續進行革命實踐和理論思考及創新，所以，中央蘇區時期成為思想形成的重要階段，紅色閩西也成為思想形成的一片沃土。

三、紅色閩西是思想形成的沃土

《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是上述20篇文章中的一篇，我們以此為例。古田會議決議是一個籠統而簡要的稱謂，下面包括了8個決議①還是8個部分②，學術界說法不一。但從決議的標題和格式看，可能說它是8個部分更為妥貼。而不管是8個決議還是8個部分，內容是相同的，依其順序是：糾正黨內錯誤思想、黨的組織問題、黨內教育問題、紅軍宣傳工作問題、士兵政治訓練問題、廢止肉刑問題、優待傷病兵問題、紅軍軍事系統與政治系統關系問題。其中個別的文字表述略有區別。關于古田會議決議主要回答和解決的問題，學術界通常比較認可以下說法：一是明確紅軍的性質和任務；二是肯定黨對紅軍的領導原則；三是明確軍事和政治的關系；四是強調進行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正確路線教育；五是確立紅軍處理軍內關系、軍民關系和瓦解敵軍的原則；六是規定紅軍宣傳工作的任務；七是論述紅軍政治工作的作風和方法③。從上述內容看來，古田會議決議的內容相當豐富，而且從以后的實踐來看，這個決議的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因為這個決議不僅解決了在中國這個農業大國，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如何建成無產階級性質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而且為整個黨的建設確立了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因此，這個決議也成為紅軍包括后來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建設的綱領性文件，黨的建設的綱領性文件。我們看到，過去的研究者比較充分地論述了古田會議決議對軍隊建設和黨的建設所發揮的作用和產生的深遠影響，但對于其在思想形成問題上的地位、作用和影響方面關注不多，語焉不詳。雖然有學者提出，古田會議決議站在歷史和時代的高度，提出了中國革命的重任問題，因此決議高屋建瓴，要解決的是中國革命的一個重大課題，即黨和軍隊的關系，并要求對影響和妨礙實現這一目標的錯誤思想、傾向作堅決斗爭。還有學者從政權思想、軍事思想、經濟思想、黨的建設等方面闡述了在這一時期的理論貢獻，但對許多問題研究還有待繼續深入。古田會議決議是針對當時紅軍隊伍、紅軍建設中存在的若干問題，闡述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問題，包括回答中國革命的道路、中國革命的前途、中國革命的方式方法等重大問題。所以，古田會議決議是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黨和紅軍建設道路中尋求規律的思想火花之集大成，真實地反映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追求適合中國實際的科學真理所進行的理論創造。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曾指出：“軍隊工作古田會議決定是1929年作出的，現在能夠實行，革命就勝利了。”［1］5這句簡短的話語，既是對古田會議決議的高度評價，也畫龍點睛地說明古田會議決議和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繼起草古田會議決議之后，1930年1月5日，在閩西上杭古田鎮賴坊村“協成店”寫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篇文章。這篇文章實際上是給紅四軍第一縱隊司令員的一封回信，后印發部隊干部，作為形勢與任務教育材料。在信中總結兩年多的革命實踐經驗，發展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中國革命以鄉村為中心，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樣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獨創性的革命道路的理論。自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就開始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英勇斗爭。從1927年8月到1929年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城市和農村的大小起義近百次，但由于受到共產國際指導和蘇聯經驗的影響，那時的武裝起義多少都受到“城市中心論”的影響，無論是在城市發動，還是在農村舉行，都是以攻占城市為目標。而當時的國民黨反動派憑借其掌握的強大武裝力量，占據了所有的城市。他們在城市中建立反動政權，實行白色恐怖，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革命力量受到沉重打擊，敵我力量對比十分懸殊。在這樣的情況下，繼續走以城市為中心的道路實際上已不可能，必須尋找一條新的革命道路，才能奪取革命的勝利。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井岡山斗爭為起點，開始從實踐和理論上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科學地分析了國際國內的基本矛盾，說明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針對當時黨內一些人對建立革命根據地缺乏深刻認識的觀念，有的人甚至對農村斗爭的前途表示悲觀，提出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并且不愿過根據地的艱苦生活，主張走州過府式地到處游擊的問題，在古田會議上批評了不要根據地的流寇主義。在給的信中，進一步指出，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這與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是不相適應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力量的發展，在中國的環境里不僅是具備了發展的可能性，簡直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總結各地武裝割據的經驗，認為“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到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無疑義地是正確的。”還強調指出：“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如蘇聯之于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2］98－99這些論述表明，對中國的國情，對中國被許多帝國主義國家分割統治，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農業大國，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因而決定的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等等，已經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已經開始擺脫以城市為中心的思想，形成了以農村為中心，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因此，撰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一著作和古田會議決議一樣，被認為是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標志。

作者:李蓉 單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參考文獻：

［1］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2］．星星之火，可以燎原［M］／／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