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區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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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貨幣銀行學 貨幣供給 喬頓模型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11-116-03
對貨幣供給的理解是掌握宏觀經濟分析框架以及分析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的前提,因此貨幣供給的在《貨幣銀行學》教學中有承前啟后的重要意義。在教學實踐中,貨幣供給問題也是一個難點,本文的目的是探計在《貨幣銀行學》中貨幣供給部分采取怎樣的教學方法以提高教學效果。
一、貨幣供給中的教學難點
在長期的《貨幣銀行學》教學實踐中,通過問卷調查、課后交流、作業和考試等手段。我們發現在貨幣供給教學中,授課對象經常遇到的典型疑難問題有這樣一些:存款派生模型比較抽象,授課對象對存款派生模型無限派生的假定難以理解,通過T型賬戶闡述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資產自債表的變化也比較難理解;存款派生模型和貨幣供給模型之間的關系理解不透;基礎貨幣的本質難以把握。比如授課對象有這樣的疑問:基礎貨幣是貨幣供給的源泉,但基礎貨幣的三個組成部分(法定存款準備金、流通中現金和超額存款準備)中只有超額存款準備金具有存款派生的能力,這是否存在矛盾;對喬頓模型理解存在偏差。比如授課對象有這樣的疑問: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超額存款準備金率的提高會導致貨幣供應量減少。但是當商業銀行通過再貼現或公開市場業務獲得資金時,超額存款準備金率將提高,而貨幣供應量將增加,這是否存在矛盾。
經過梳理,我們認為存在這些疑惑的主要原因在于對基本概念、基本理論理解不清,通過教學環節的合理設計可以使得貨幣供給中的有關概念和理論更加清晰地展現給授課對象,以改善教學效果。
二、當前《貨幣銀行學》課程貨幣供給的常見的講授方法
目前國內《貨幣銀行學》教學主要沿襲中國人民大學黃達教授開創的體系,貨幣供給教學主要圍繞存款派生模型和喬頓模型展開。中央財經大學的《貨幣銀行學》精品課程中第十八章貨幣供給安排了這樣幾個部分:現代信用貨幣的供給,中央銀行與基礎貨幣。商業銀行與存款貨幣的創造,貨幣乘數與貨幣供給量,影響我國貨幣供給的因素分析。中國人民大學《貨幣銀行學》精品課程中則將有關內容分為兩章。在第十二章現代貨幣的創造機制中包括這些內容:現代的貨幣都是信用貨幣,存款貨幣的創造,中央銀行體制下的貨幣創造過程,對現代貨幣供給形成機制的總體評價。在第十四章貨幣供給中安排了貨幣供給度其口徑,貨幣供給的控制機制與控制工具,貨幣供給是外生變量還是內生變量,“超額”貨幣及其所反映的規律這幾個部分。上海財經大學的《貨幣銀行學》教學中。第十一章貨幣供給是按這樣的順序展開的:貨幣的定義。貨幣總量及其構成,存款貨幣的多倍擴張與多倍收縮,喬頓模型,基礎貨幣與貨幣乘數,貨幣供給理論。
上述安排代表了國內《貨幣銀行學》主流的講授思路。可以看出來講授內容差別并不大,但是講授順序安排則有較大區別。而我們認為具體的講授順序對教學效果有很大影響。本文認為貨幣供給教學可以按下述順序展開闡述:貨幣口徑,T型賬戶與銀行資產負債表。存款派生模型,貨幣供給模型,貨幣供給的影響因素,影響我國貨幣供給的因素分析。下一部分具體討論這樣安排的原因,并對每一環節的教學難,董和教學方法設計展開討論。
三、教學難點分析及教學方法的設計
1.貨幣口徑。對貨幣不同口徑的準確理解直接關系到對存款派生和貨幣供給模型的理解,因此本環節的主要目的是對貨幣供給理論的講授作知識準備。按照一般的《貨幣銀行學》體系,貨幣口徑的教學可能已經在“貨幣”一章完成。但本文認為有必要在貨幣供給理論之前安排貨幣口徑的講授或者回顧,原因有二:第一,在講授完信用、利息、金融市場、商業銀行等章后再闡述按照流動性的大小加以區別的不同貨幣口徑更容易為授課對象接受;第二,從講授時間上看更靠近貨幣供給理論,授課對象可以帶著對貨幣口徑的深刻的印象開始學習貨幣供給理論。
2.T型賬戶與銀行資產自債表。本教學環節要借助T型賬戶解釋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各種業務對它們的資產負債表的影響,這些業務包括:中央銀行通過買賣證券等資產改變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商業銀行向中央銀行借款和還款,兩個商業銀行通過在中央銀行的賬戶轉移資金,商業銀行發放和收回貸款,商業銀行向非銀行公眾購買和出售證券。
安排這一環節的原因有兩個。一方面由于《會計學原理》一般在第一學年開設,《貨幣銀行學》通常在第:學年以后開設,授課對象對會計基礎知識已有陌生感,而且《會計學原理》的視角和《銀行會計》的視角不同,如果授課對象沒有學習過《銀行會計》課程,它們對于商業銀行和中央銀行的資產和負債可能缺乏準確的理解。雖然在一般的《貨幣銀行學》教學安排中,在“商業銀行”和“中央銀行”兩章已經講授過商業銀行和中央銀行的資產、自債業務,然而在貨幣供給部分中對這方面的知識進行回顧仍然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如果在講授存款派生時才開始通過T型賬戶解釋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變化,授課對象就會不斷地轉移精力去理解T型賬戶的變化。如果在這一環節另花時間先把這方面問題提前解決。則在后面教學中授課對象就可以集中注意力分析存款派生問題。
3.存款派生模型。在某些《貨幣銀行學》講授體系中,存款派生模型與貨幣供給是分開講授的,比如黃迭的《貨幣銀行學》和人民大學精品課程《貨幣銀行學》,然而本文認為把存款派生模型和貨幣供給模型都放在貨幣供給這一章討論有助于改善教學效果。
男外,本節的教學中還應當強調這幾個知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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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網絡時代;貨幣創造職能;商業銀行;電子貨幣
比爾?蓋茨曾經說過:“商業銀行是將于21世紀滅絕的一群恐龍”。的確,當今網絡時代下,商業銀行的部分傳統業務的確是受到了一些沖擊。但是,商業銀行由于其特殊性,仍具有許多其他經濟體難以替代的功能,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其依舊很難被淘汰。但是互聯網的發展,已經網絡金融的成長,的確對商業銀行的傳統職能方式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一、關于商業銀行貨幣創造職能
商業銀行的貨幣創造職能,即信用創造職能,是商業銀行區別于其他金融機構最顯著的特征。
商業銀行的貨幣創造職能產生于其融資中介職能和支付中介職能基礎之上。一方面,商業銀行可以通過自身業務的開展,創造各種信用工具,如支票、匯票、本票、信用卡等:另一方面,在部分準備金制度和非現金結算制度下,商業銀行可以用不斷吸收的存款來發放貸款,然后貸款又可以轉化為存款。如此循環往復,商業銀行就可以創造出數倍于原始存款的派生存款,從而擴大了社會的信用貨幣供應量。
二、背景:網絡時代下的銀行
網絡金融是傳統金融與現代信息網絡技術緊密結合而形成的一種新的金融形態。互聯網發展重構了金融服務架構,變革著金融服務的途徑、方式,正逐漸構建起了一種新的金融運行模式。隨著以網絡技術為核心的信息技術在全球的迅猛發展,網絡金融也展開了良好的發展勢頭,傳統銀行也因此也面臨著巨大變革。網上銀行的卓越發展,正逐漸改變著人們的投資方式以及金融素養,并且也對傳統銀行業的經營方式和理念提出了新的挑戰。
有關數據顯示。經過數年的發展,中國網上銀行用戶數呈現不斷增長的勢頭,交易額由2003年的24.3萬億元增長到2004年的49.3萬億元,增長率高達93.6%,用戶數也達到了1900萬左右。從2005年開始,網上銀行步入快速發展期,2007年中國網上銀行交易額規模實現爆發式增長,高達245.8萬億元,比2006年增長163.1%。2008年中國網上銀行交易規模達到320.9萬億元,比07年增長30.6%。截至2008年底,全國個人網銀客戶已達1.48億戶,比年初大幅增加了52.81%。在2009年2月,中國網上銀行用戶覆蓋率為33.9%。
三、網絡時代下電子貨幣對銀行貨幣創造職能的影響
商業銀行的貨幣創造職能的效果,主要有其派生存款的創造能力決定。貨幣供給量等于基礎貨幣量乘以貨幣乘數,其中基礎貨幣是指流通中的現金與銀行存款準備金之和,因而商業銀行的貨幣創造職能效果主要受到法定準備率、現金漏損率、超額準備率、定期存款準備率等指標決定。考慮到互聯網時代下對以上指標能產生重大影響的因素,本文主要分析電子貨幣對銀行貨幣創造職能的影響。
(一)電子貨幣對法定存款準備率的影響
法定準備率是指以法律規定的商業銀行對于存款所必須保持的準備金的比例,準備率的高低因銀行類型、存款種類、存款期限和數額等不同而有所區別。就目前來看,隨著網絡金融的不斷發展,電子貨幣對現金和存款的取代作用越來越明顯。由于電子貨幣具有高流動性的特點,存款替代型的電子貨幣轉化為現金極為容易,因而不論電子貨幣替代的是現金還是存款實際上都與現金沒有太大區別。中央銀行若要想要對電子貨幣收取準備金,就必須要對電子貨幣的貨幣層次做出界定。電子貨幣的出現,模糊了貨幣界定的層次,加大了貨幣計量的難度,因而對于電子貨幣,法定準備率的確定是有相當難度的,并且也缺乏法律上的支持。
(二)電子貨幣對現金漏損率的影響
現金漏損率也稱提現率,指客戶從銀行提取或多或少的現金,從而使一部分現金流出銀行系統,出現所謂的現金漏損。現金漏損與存款總額之比稱為現金漏損率。
電子貨幣對現金漏損率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電子貨幣對現金的替代程度。就目前情況而言,電子貨幣還不能完全取代現金,市場上電子貨幣與現金同時流通,這樣銀行客戶就會做出持有現金或持有電子貨幣的選擇。這一選擇會直接影響現金漏損率。如果客戶支取現金,就會使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金減少,商業銀行可用于貸款和投資的金額也就相應地減少,由于可用于擴大貸款或投資資金的減少,從而限制了商業銀行信用創造能力。因此,現金漏損率的高低取決于銀行客戶對于現金的偏好程度,或者說,取決于電子貨幣對于現金的替代能力。
(三)電子貨幣對定期存款準備率的影響
存款至少可以大致分為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而中央銀行對于這兩種存款,通常分別規定不同的準備率。電子貨幣的具有較高流動性,并且對存款有一定程度上的替代性。然而,不管電子貨幣是代替活期存款還是定期存款,它在存款貨幣創造過程中的作用都是相似的。電子貨幣使M0、M1和M2之間的界線模糊,并且很難界定定期存款與活期存款的區別,因而使得中央銀行對定期存款與活期存款分別規定不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原則失效。
四、總結
由于缺乏具體數據,模型并未完全成熟以及時間等因素限制,上述分析并不能得出一個關于網絡時代(電子貨幣)對于商業銀行貨幣創造職能影響的具體結論,這是我非常遺憾的地方。不過就以上分析,我們仍可以很明顯看出,在當今互聯網時代下,商業銀行的傳統職能的確是受到了不小的挑戰和影響。商業銀行這些職能若想要在網絡時代中仍發揮如以前一樣卓越的效果,將電子貨幣等網絡時代的重要產物納入銀行的考慮范疇已是刻不容緩的事。
參考文獻:
[1]殷孟波,曹廷貴,貨幣金融學[M],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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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商業銀行 公司治理 對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83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5-194-01
一、商業銀行的特性
商業銀行是經營金融資產和負債共存,以追求利潤為目標的金融企業。商業銀行最重要的職能是提供資金,從儲蓄者向借款者轉移,并把相應的回報從借款者返回儲蓄者的渠道。現代商業銀行普遍采取公司制形式,但商業銀行具有區別于一般公司制企業的一些特征。
1、商業銀行資本結構的特性。企業的資本結構是指企業各項資本來源的組合狀況。其中股權資本和債權資本是現代公司制企業兩種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資本來源。商業銀行所擁有的自有資本金很少,其余的運作資本主要依靠分散的公眾儲蓄存款而形成的。因此商業銀行具有比一般公司更高的資產負債率。
2、商業銀行經營貨幣商品的特性。商業銀行的資金和負債主要是貨幣形態的資金。貨幣資金的非專用性特征,即貸款者可能將貸款挪作他用,增加了商業銀行資金的風險。另一方面,商業銀行有的貸款長達幾十年,因此,即使貸款已經變成不良貸款,也可能很長一段時間后才暴露出來,即風險具有延遲性。風險一旦暴露,牽扯的面就比較廣,處理難度也比較大,容易引起社會恐慌。
3、商業銀行面臨風險的多樣性。現代商業銀行面臨的風險多種多樣,主要包括擠兌風險,呆賬風險,利率、匯率風險。管理風險等。
4、銀行體系的脆弱性和傳染性。銀行體系的脆弱性與非金融機構相比,金融機構的資本――資產比率更低。這使銀行能夠為其損失提供補償的空間很小。其次,相對于高流動性的債務而言,銀行持有的流動性資產的比率較低。銀行的流動性資產和非流動性資產比例的嚴重失調使得銀行對資金的抽逃非常敏感,并且當利率急劇波動時,也有可能導致銀行重大損失。
由于銀行間借貸關系錯綜復雜,致使任何一家銀行的損失都可能波及其他銀行。另外。銀行失敗涉及的相關利益者眾多。所以銀行危機的傳染性也十分可畏。更嚴重的是,由于存款人和銀行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一旦一家或幾家銀行出現危機。就有可能引起存款人的猜測,認為原本沒有問題的銀行也出了問題。這種猜測會引起恐慌,從而導致擠兌,這樣一來。銀行體系中的個別問題就迅速放大。
銀行體系不僅具有脆弱性和傳染性。而且銀行經營失敗還具有“多來諾骨牌效應”。一家銀行的破產有可能導致整個金融體系的崩潰,最終損害國民經濟的增長。
二、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的對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商業銀行公司治理存在諸多自身的特性,不能簡單地拿一般公司治理理論來套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而是應該通過分析這些特性來考慮商業銀行公司治理中的著重點。
1、內部治理應作為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的著重點。根據前面的論述,由于商業銀行的諸多特性而導致其外部治理機制中的產品市場、資本市場的外部債權人監督機制作用的發揮不如一般的公司治理機制那樣直接有效。考慮到外部治理機制的若干爭議和不同公司治理模式對于外部治理機制重視程度的差異,在研究商業銀行的治理機制時,應該將完善內部治理作為完善商業銀行治理的著重點。同時。應在銀行內部重點建立風險控制委員會和內部稽核部門,這不僅有利于銀行自身的穩健經營,也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有重大意義。
2、強調外部銀行監管者的作用。銀行監管者的角色主要是由中央銀行來扮演。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監管措施主要應包括下面幾方面: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監管主要包括預防性監管和商業信貸監管兩大部分。預防性監管主要是指商業銀行設立前后,為保證其經營安全性和流動性而對其設立條件、組織、業務范圍、營業區域、資本等進行規定和管理。主要包括7個方面的內容:市場準入監管,資本充足率監管、資產流動性監管、業務范圍監管、貸款集中性限制、內部人員貸款限制、利率管制等。
信貸風險是商業銀行面臨的最主要的金融風險,也是中央銀行監管的核心。金融監管當局的外部監管主要表現為存款準備金制度,呆賬準備金制度,貸款證制度以及與貸款有關的各項法規等。此外,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還應有信息披露要求。這是降低委托人和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抑制銀行內部人的過度風險行為的措施。
篇4
摘要:本文借鑒Kopecky-VanHoose有關資本約束對銀行信貸影響的模型,將銀行資本內生化,通過分析銀行在資本充足率管理的約束條件下經營目標最優化情形,闡釋了銀行監管與貨幣政策的聯系。文章最后針對我國銀行業發展現狀,分析資本充足要求下的銀行監管和貨幣政策的聯系對我國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政策制定的啟示及對銀行業管理的意義,并提出協調兩者目標一致性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資本充足率;貨幣政策;銀行監管;銀行
中圖分類號:F82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6)07-0014-04
一、引言
資本金是銀行經營的基礎,資本充足率是指銀行業金融機構持有的、符合監管機構規定的資本與風險加權資產之間的比率,用以衡量其資本充足程度。[1]資本作為一種風險緩沖劑,具有承擔風險、吸收損失,保護銀行業金融機構抵御意外沖擊的作用,是保障銀行業金融機構安全的最低防線。資本充足程度直接決定了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最終清償能力和抵御各類風險的能力。
標準的貨幣政策傳導范式是,貨幣政策當局通過調控操作目標(如準備金或基準利率),影響銀行存貸并最終影響社會資金數量和價格,從而對經濟產生影響。貨幣政策順利傳導的一個前提條件是銀行體系或金融體系(廣義)是穩定的。保證銀行體系穩定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對銀行風險進行監管,特別是銀行監管當局要求銀行具有充足的資本以彌補銀行風險導致的信貸損失,因而銀行監管的資本充足要求與貨幣政策的順利傳導是有重要聯系的。同時在標準的存貸擴張的乘數模型中,銀行資本是外生變量,因而這樣的模型對于研究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之間的聯系是不當的。
銀行監管部門強調資本監管,而貨幣政策當局側重準備金管理,本文借鑒Kopecky-VanHoose有關資本約束對銀行信貸影響的模型,通過分析銀行在最優化目標下經營、資本充足率管理的約束條件下,闡釋了銀行監管與貨幣政策的聯系。分析表明:資本充足率要求對貨幣政策傳導并非沒有影響,銀行在資本充足要求、銀行資本受到管制約束并且在短期不可調整下,銀行資本監管和貨幣政策目標存在沖突,貨幣政策傳導受阻,銀行資本監管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和貨幣政策法定準備金管理的目標兩者不能兼得,資本監管和貨幣政策準備金管理的沖突只有通過銀行長期的資本調整得到解決。在長期,銀行資本受到管制約束但資本可調整下,可探索追加銀行資本的多種有效渠道,貨幣政策當局的準備金管理和銀行監管當局的資本充足率目標是一致的,資本監管保證銀行體系的健康和穩定,準備金管理保證銀行體系的流動性,因而在健康和穩定的金融環境下,銀行的貸款擴張符合貨幣政策當局政策目標,并趨于合理水平從而促使經濟穩定運行。
二、模型與分析
1.基本假設及符號說明
(1)假設銀行信貸模型結構為:
銀行資產負債表:R+G+L=D+T+E (1)
其中:R為準備金; G為債券投資; L為銀行貸款;D 為銀行交易性存款;T為銀行非交易性存款(如定期存款等);E為銀行資本。
(2)銀行對超額準備金需求為XD=0(其中X超額準備金)
(3)銀行在對資產負債表中的各個項目進行管理具有一定的管理成本,并假設各管理成本為二次型形式。
促進銀行業穩健運行方面達到異曲同工的效果。根據上文對銀行資本的三種不同情形分析的結論,結合我國銀行業實際情況,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應根據不同銀行的實際情況差別對待
我國經濟自2003年以來一直保持快速增長勢頭。經濟的快速增長一方面增加了商業銀行拓展業務、擴張資產規模、增加營業利潤的機會,為商業銀行提供了快速發展的舞臺。另一方面,由于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相對滯后,企業的融資模式以間接融資為主,股票和債券在企業融資結構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從而使得經濟快速增長中產生的風險有相當一部分積累在了商業銀行。一旦經濟增長速度下降,銀行在先前貸款快速增長時積累的信用風險就將逐步顯現出來,部分快速增長時期發放的貸款可能轉化為不良資產,從而使新增不良貸款比率出現反彈。為了維護金融安全,抑制銀行貸款規模過快增長,2004年4月25日起,結合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比率等財務指標,中國人民銀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現執行7%存款準備金率金融機構,將執行7.5%的存款準備金率;資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機構,將執行8%的存款準備金率。農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暫緩執行提高0.5個百分點存款準備金率的規定,仍執行6%的存款準備金率。
由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結論可知,當銀行受資本管制約束(即銀行實際資本充足率低于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我國現在大多數銀行都沒有達到最低資本金充足要求),貨幣政策制定存款準備金要求應該相應提高,商業銀行在資本金管理約束下,會減少貸款供給,從而抑制資本充足率較低的銀行盲目擴張貸款,有效防范銀行風險,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控制了貨幣供應量過快增長。因此,中央銀行根據不同銀行不同的資本充足率來制定差別存款準備金率,通過限制那些在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的商業銀行的業務擴張速度而有助于降低整個銀行系統的風險。同時中央銀行制定的其它貨幣政策也要聯系銀行監管的資本要求,針對不同銀行不同經營狀況有差別制定,這有利于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也有利于商業銀行的發展。
2.監管當局在制定資本充足率時應考慮各個商業銀行的不同情況,區別對待
法定最低資本充足率只是對銀行的最低要求,并不是銀行自身確定的最優水平,不同的銀行應根據自身的風險狀況確定自己的最優資本充足率水平,監管當局制定最低資本充足率不能過高也不能過低,應從整個銀行業和經濟發展來考慮。資本充足率要求同時也要注意貨幣政策的變化動向,資本充足率與存款準備金指標相掛鉤,可進一步調動銀行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健全公司治理結構的積極性,督促我國商業銀行逐步達到資本充足率要求,爭取適用較低的存款準備金率,獲得更多的可貸信貸資金,贏得更好的發展。
注釋:
① 假定中央銀行的操作目標是準備金,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向銀行注入流動性,即增加準備金 。在此不同于中央銀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通過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情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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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and Bank Custod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apital Abundance
YONG Yan, XIAO Qi
(Economic School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China)
篇5
【關鍵詞】央行票據;公開市場操作;利率
一、我國央行票據的發展歷程
我國央行票據的發行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1993年~2000年),1993年為了彌補國債數量的不足,人民銀行開始發行中央銀行融資券。1995年,人民銀行開始試辦債券公開市場業務操作,了《關于辦理中央銀行融資券的具體操作、資金清算和債券托管等問題的通知》,與公開市場一級交易商簽署《中央銀行融資券回購主協議》,向指定的40家商業銀行發行了三年期的記賬式的中央銀行融資券,總共118.9億元,年利率為9.9%。第二個階段(2001年至今),在這個階段,中央銀行票據正式登上歷史舞臺。2002年9月24日,人民銀行發行了三個品種的中央銀行票據,即91天、182天和364天三個品種,置換了公開市場業務未到期的正回購,轉換后的中央銀行票據共19只,發行總量為1937.5億元。2003年4月22日,人民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發行了金額50億元、期限為6個月的中央銀行票據,此次發行標志著人民銀行正式開始發行中央銀行票據。2004年開始,人民銀行對央行票據進行了多方面的創新,央行票據增加了對沖外匯占款的功能,推出了諸如遠期票據、三年期票據、公布發行計劃等舉措,2004年人民銀行共發行央行票據15071.5億元。2005年以來為了對沖快速增長的流動性,中國人民銀行發行央行票據的頻率和額度逐年加大。目前,央行票據已由沖銷外匯占款的單一職能發展到沖銷外匯占款、熨平貨幣市場波動和確定基準利率三項職能。此外,目前存在一種特殊的中央銀行票據。人民銀行在2003年頒布的《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方案》中,提出發行專項中央銀行票據,用于置換信用社的不良貸款。但是,人民銀行發行的專項中央銀行票據和人民銀行用于公開市場操作的中央銀行票據沒有實質區別,均屬于中央銀行的負債。
二、現階段央行票據公開市場操作存在的問題
一是央行票據種類少,貨幣市場狹小。央行票據實質上是一種短期國債。目前,我國的央行票據按期限劃分有四個品種,分別是三個月、六個月、一年和三年的央票,并且以三個月和一年期央票為主。相比美國等發達國家,我國的貨幣市場規模小,對市場經濟的作用微弱,不能適應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要求。二是央行票據的發行對象單一。我國實行一級交易商制度,僅選定40家商業銀行作為交易對象,發行對象單一。當市場出現流動性過剩時,人民銀行通過向這40家商業銀行發行央行票據,對商業銀行的準備金進行控制,進而回籠基礎貨幣,最終控制貨幣供應量。但是,相比整個金融體系中的金融機構而言,40家商業銀行數量太少,結構單一。隨著證券市場發展,證券公司在金融體系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因此把證券公司列入交易對象是必要的。三是央行票據公開市場業務的基礎市場不完善,利率傳導機制不能發揮作用,導致央行票據對市場利率的可控性很低。由于我國利率不完全由市場決定,央行票據就不能對市場利率進行引導,致使央行票據公開市場操作效率低下。由前面的實證分析也可以說明央行票據同貨幣市場利率之間不存在一個穩定關系,央行票據對市場利率的影響不顯著。
三、探索我國央行票據公開市場操作的改革路徑
一是提高央行票據公開市場操作的效率,使貨幣市場利率逐漸成為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可控目標,并且,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進一步完善利率傳導機制。利率市場化是有效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前提。目前,我國利率結構設計不合理。只有當實現利率市場化,即貨幣市場利率可以自由浮動,貨幣市場利率由市場貨幣供求決定,形成以市場為基礎的貨幣操作方式,增強貨幣市場對央行票據的反應靈敏性,公開市場操作才能通過調節貨幣供應量控制市場利率。二是進一步完善公開市場操作一級交易商制度,擴大公開市場操作交易對象范圍。增加交易商數量,不應僅限于40家商業銀行,應加入證券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構建多層次、范圍廣的交易范圍主體。同時,強化對一級交易商的評估和考核,以保證實現公開市場操作的目標。三是完善央行票據發行體系,推進央行票據期限結構多樣化設計。央行應采取更加靈活的央行票據發行方式,降低央行票據發行成本,比如,可以在利率高的時候減少發行量,在利率低的時候增加發行量,對央行票據進行適當規模地滾動發行。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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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僅從防范利差損目的出發開發投資型保險產品,進而要求拓寬投資渠道;或者,僅從繁榮股市目的出發,鼓勵保險資金入市及保險公司上市,都患了“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近視病,過多資金入市也可能引發股市過熱的危險。因此,強化保險業的金融功能需要從更宏觀的視角出發。筆者認為,強化保險業的金融功能還可以從貨幣政策體系入手。
貨幣政策的新發展
貨幣政策目標是通過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來實現的。但從中央銀行動用貨幣政策工具到實現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中間要經過許多環節。中央銀行為了隨時掌握經濟狀況的發展變化,必須利用一些能反映經濟發展變化的金融變量,作為觀察從貨幣政策工具到最終目標的實施過程和效果的指標。長期以來,美聯儲把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以公開市場業務作為調節貨幣供給量的主要手段。但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貨幣政策作用的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第一,金融創新的發展,特別是各種衍生金融工具層出不窮,一方面使美聯儲的貨幣供應量統計越來越困難,貨幣供應量漸趨失控;另一方面使貨幣需求的穩定性大大下降。第二,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融資方式的創新,使中央銀行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以影響商業銀行信貸規模,進而影響企業投資行為的政策意圖難以見效,商業銀行對貨幣政策的傳導功能弱化。第三,經濟金融全球化及金融市場深化導致的大量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使傳統的貨幣供應量與產出之間的聯系被打破。正是以上原因使得美聯儲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指標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嚴重限制。
在我國也出現類似情況,中央銀行為了刺激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增加,連續8次下調利率,希望通過利率機制對銀行儲蓄分流,鼓勵居民、企業貸款、消費,或進入證券市場進行投、融資,獲得更大的利益,發揮資本市場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重要功能,實現中央銀行刺激投資消費的貨幣政策的目標。然而,操作效果不盡如人意。利率政策的杠桿效應以及由此帶來的債券、股票市場上的財富效應均難以奏效。
影響貨幣政策傳導的不通暢或發生扭曲的因素較多,其他金融機構不受中央銀行的約束、貫徹落實貨幣政策的意識和動力不強是原因之一。由于在我國目前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原則,在金融機構主體呈現多元化發展情況下,中央銀行能夠直接監督和調控的只有銀行、信用社、信托投資公司、財務公司和金融租賃公司,對證券、保險、投資基金等機構則難以直接調控。這些機構的行為是否與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意圖一致,中央銀行無力進行直接約束,從而削弱了貨幣政策的權威性和統一性。
金融創新實踐證明,中央銀行只控制商業銀行的活期存款而忽視非銀行金融機構在信用創造方面的作用,其結果是導致了大量的金融和信用失控現象,導致貨幣政策的失敗。為此,中央銀行必須擴大貨幣政策調節和作用的范圍,把控制的觸角逐步伸展到商業銀行體系以外的各類非銀行金融機構,調控范圍擴大到全部金融資產,并注意政策的均衡性。
保險業對貨幣政策的作用
金融創新推動了金融業務綜合化和金融機構同質化趨勢,模糊了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界限,混淆了這兩大類金融機構在創造存款貨幣功能上的本質區別。隨著融資證券化程度的提高和金融市場的日益發達、支票帳戶電子資金劃撥系統、可轉讓存單、電話存款、證券化貸款等業務的逐漸完善,使得存款貨幣的創造不再局限于商業銀行,各類非銀行金融機構也有創造貨幣的功能。金融創新以后,在開始混業經營的國家里,貨幣供給由過去的中央銀行提供通貨和商業銀行提供存款貨幣二類主體擴展為中央銀行、商業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三類主體。貨幣供應主體增加,包括保險公司在內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也成為貨幣供應主體。因此,有些學者認為多層次的貨幣應包括有些流動性好的金融工具,如短期政府債券、儲蓄債券、具有現金價值的人壽保險單、互助基金股份等。由于在金融市場發達的情況下,這些金融工具可以隨時轉化為現實的貨幣,即貨幣化,因此,一些國家也把這些近似貨幣計算到貨幣供應量之中。
貨幣政策制定后廣泛地通過信貸市場、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傳導。保險業對貨幣政策的影響表現在:
對利率政策的反應
利率政策是中央銀行根據貨幣政策目標和宏觀經濟調控的需要,所制定的調整利率水平和利率結構的政策、措施,以此引導各微觀經濟主體向宏觀經濟需要的方向從事經濟活動。作為重要的經濟變量,利率一直是中央銀行調節干預經濟的工具之一。
在利率政策發生作用的過程中,保險,特別是長期壽險業務,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當中央銀行采用擴張貨幣政策,市場利率下調,在其他各因素不變的假設下,保險公司長期險(壽險)資金運用收益預期下降,壽險產品的預定利率下降,壽險產品價格上升,通過價格效應,居民的保險需求下降,實物消費可能增加,最終推動貨幣政策的預期目標實現。這在金融市場不發達的國家表現得尤其明顯,而在發達國家,保險公司可通過多渠道運用資金均衡收益,因此費率可不必依附于利率。
當然在這一過程中可能因為保險運行機制配套問題而發生扭曲。比較典型的例子是,為抑制通貨緊縮,我國央行連續8次降息。但在名義儲蓄利率大幅變動時,保險監管政策未能及時作出反應,加上壽險公司自身缺乏風險意識,假定的預定投資回報率高估,部分公司甚至渲染這種差價,造成居民對保險商品的搶購,將央行利用貨幣政策希望從銀行“分流”的儲蓄,部分重新流入了壽險公司,沒能實現擴大實物消費的作用,抵消了央行貨幣政策效果;而由于投資渠道狹窄、能力受限,壽險公司自身面臨嚴重的“利差損”風險。
保險業通過貨幣市場對貨幣政策傳導的作用
理論上,市場利率以資金供求為基礎,保險公司的同業拆借、債券買賣業務等資產業務表現的逐利性,為中央銀行利率杠桿作用的發展提供了微觀基礎。保險公司通過從事政府債券的買賣和同業拆借活動,可以直接成為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交易方,完成央行吞吐貨幣的重要過程;也可以與其它金融機構交易,間接影響央行的貨幣政策傳導。在這一過程中,保險公司廣泛參與了整個市場利率的變動過程,即保險公司的資金供求變化帶來的信貸、貨幣市場的資金流動,成為影響貨幣市場銀根松緊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最終影響長期國債收益率、同業拆借利率的形成。
根據西方金融理論,貨幣政策通過資本市場的財富效應、托賓Q效應傳導至實體經濟,因此保險資金的直接入市、間接入市,甚至保險公司上市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資本市場的資金量,并通過影響股票債券價格來影響企業居民的行為。
保險業還通過迂回的途徑,間接地影響企業和居民的貨幣需求。由于保險為企業和居民提供了保障,他們繳納保險費而得到預期財富效應,節省出更多的資金用于投資和消費。
影響貨幣乘數和貨幣流通速度
保險公司作為金融中介,其信用擴張不同于銀行體系。
與銀行貸款不同,保險公司的貸款在其資產負債表上表現為資產一增一減,并未產生派生存款。但在我國,保險公司的銀行存款并不像企業存款一樣計入貨幣供應量,因此,保險公司提供貸款時,保險公司存款的減少帶來的商業銀行負債方企業存款的增加就事實上增加了貨幣供應量,等同于派生存款。若此時中央銀行仍只調控商業銀行信貸,忽略了非銀行的信用擴張,就可能造成過多的貨幣供應。如1995年《保險法》出臺以前,我國的保險資金可用于流動資金貸款,1984-1989年,累計運用保險資金37億元,其中投資貸款占97%,1991年才開始有所調整,應該說這對當時的通貨膨脹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保險法》規定保險資金運用限于銀行存款、買賣政府債券等,這又矯枉過正,杜絕了派生存款的同時卻在另一方面延長了資金的流轉,降低了貨幣流通速度。
雖然保單質押貸款并非一般意義上的貸款,事實上它是在保單現金價值內預支,并未超出保單現金價值。但這意味著保單權益的支付期限縮短,體現了保單資產的流動性和變現能力。因此,它雖并未非派生存款,但起到提高貨幣流通速度的作用。
隨著保險業的發展,保險公司廣泛地支付高比例的傭金通過人、經紀人推銷產品,保險公司自身的業務費用及層層機構的收入分流就形成了不容忽視的現金漏損,也即減小了保險公司的信用擴張能力。
將保險業的宏觀調控納入貨幣政策體系
從中央銀行來看,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過程中必須有更廣闊的視野,而不是只盯住基礎貨幣,應當面對多樣化的包括保險資金在內的金融資產。雖然目前,我國保險資金相對于上萬億的銀行存款來說,作用較小,但隨著我國保險業的壯大,保費的增加,保險單作為居民的金融資產的作用也將逐漸增大;且保險公司的風險控制能力增強,保險資金運用規模也將增加,成為不可忽視的金融資產。
篇7
關鍵詞:效率;央行;清算銀行
中圖分類號:F830.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7)08-0062-03
目前雖然我國商業銀行之間的資金清算實現了從手工到電子、從單一渠道到多種渠道的轉變,初步建立了以中央銀行為主體、商業銀行為補充的清算體系。但是由于我國清算體系一直處于建設和改進之中,加上缺乏統一的規劃和制度,目前我國清算體系還存在一些問題。如何完善我國支付結算體系,提高支付結算效率,是金融實踐部門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我國清算體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我國人民幣清算體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條塊分割。目前央行已建立了覆蓋全國的清算網絡,但國有商業銀行為了加快資金匯劃速度,各自建設了系統內的資金匯劃和清算辦法,城市商業銀行也建立了自己的清算中心。但現存各商業銀行的全國清算網絡都是各自獨立開發的,設備、軟件各不相同,互不兼容,將業務上的條塊分割反映到技術手段上。各商業銀行自成體系,難以相互合作、形成優勢互補的局面并向更高層次發展。
2.重復投入。我國最早的電子網絡支付清算系統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通的中央銀行電子聯行系統。進入90年代后期,隨著行業競爭的激烈以及商業銀行系統內聯行資金及匯劃的要求,國有商業銀行相繼開通了自己的電子匯劃系統,使聯行業務進入了電子網絡時代,資金運行速度大為提高,但同時也帶來了重復投入、業務不飽和和浪費嚴重的問題。
3.引發不公平競爭。在多元化銀行機構并存的現實條件下,是否擁有完備的自主支付清算系統已成為銀行業競爭的重要因素。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擁有獨立的支付清算系統,在銀行業中占有絕對壟斷地位。央行的大、小額支付系統雖然覆蓋了全國多數銀行,但還有許多中小銀行和信用社沒有被納入到此支付系統中,還只能借助手工清算或借助其他銀行進行清算,導致部分中小企業由于結算難而不愿在中小銀行開戶。
(二)我國外幣清算體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不能體現央行主體地位。一是地域和參與主體范圍狹窄。目前,央行外幣清算僅在上海、天津、武漢、南京、北京、廈門、深圳七個地區運作,會員范圍以當地銀行為主,尚未吸納所有銀行特別是各商業銀行總行參加。二是清算業務范圍狹窄。目前,央行外幣清算體系中幣種以美元和港幣為主,業務范圍單一。三是操作方式落后。目前,央行外幣清算操作方式還以手工為主,清算效率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央行清算主導作用的發揮。[1]
2.難以監測外幣資金動向。當前,外幣清算渠道主要有:銀行通過外匯管理局外幣清算部門進行清算;銀行系統內外匯聯行清算;銀行通過境外行進行清算;銀行通過中國銀行進行清算等。外幣清算多渠道并存,使央行對外匯資金監測難度加大,部分外匯清算資金游離于監測視線之外,對國際收支的資金轉移在清算上缺乏一道有效的防范屏障,從而不能全面掌握本外幣資金流的動向并進行綜合分析,難以防范系統性風險。
3.清算效率低下。在央行未開辦外幣清算業務的地區,即使是相鄰的兩家銀行要進行外匯資金劃撥也必須通過各自的境外賬戶行或者通過各自在中國銀行的賬戶進行,不可避免地造成環節多、速度慢。而且在境外行賬戶業務處理過程中還需進行中英文翻譯、文電間數碼的轉換,成本高,同時增加了查詢難度,費用支付隨之增大,更重要的是直接影響到業務開展的高效性。
4.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由于現行外幣清算系統的不完備及條塊分割現狀的存在,使約束清算行為的統一法規和規章難以制定和形成,對于經辦銀行之間的競爭缺乏相應的法規約束,這些都將影響清算秩序的正常進行。各商業銀行為解決跨行外幣資金清算問題,在境內、境外開立多個賬戶,造成了資金的分割和信息的不完整,商業銀行與無其分支機構地區企業匯劃資金時只能借助他行清算渠道,而兩者合作往往缺乏穩定的基礎,對清算環節出現的糾紛難以妥善解決。值得注意的是,通過境外行清算使境外行客觀上充當了境內銀行清算行的職能,有可能造成涉及境內銀行外幣資金流量和規模等方面的商業機密泄露,而清算外匯資金沉淀在境外,也大大增加了資金風險。[2]
二、建立清算銀行對解決我國清算體系存在問題的重要性
綜上所述,最佳方式是所有的銀行都在一個清算機構設立賬戶,實行直接匯兌,以提高支付效率,而這個清算機構便是清算銀行。
(一)有利于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目前部分大銀行可以自行組織清算,直接造成了商業銀行之間在業務和客戶競爭上的不平等,客觀上使部分規模小、資金實力較弱的中小商業銀行在競爭中處于劣勢,不利于金融體系的整體發展。建立獨立于商業銀行之外的央行本外幣清算系統,不僅可以保證資金清算的高效率,有效防止行清算模式下涉及商業銀行本外幣資金流動規模與方向等方面的商業機密泄露問題,更能為國內商業銀行拓展業務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二)有利于監測反洗錢資金
組織反洗錢資金監測是中央銀行的重要工作。目前,分割的資金清算體系使央行無法全面掌握商業銀行行內與跨境資金流動的全貌,無法準確地及時對資金特別是外匯資金的性質來源進行甄別。通過在央行建立統一的本外幣清算系統,對賬戶進行集中統一管理,統一資金流動渠道,對全部支付信息和數據以標準格式進行電子交換,使發生的任何資金流動都反映在系統中,可以從中發現異常交易信息,從而達到反洗錢的目的。
(三)有利于本外幣清算的有效銜接
通過人民幣現代化支付系統可以為建立外幣清算系統提供制度借鑒、技術平臺和管理經驗。并以這一平臺為依托建設外幣清算系統,可以大大降低外幣清算系統開發和維護的成本,從而形成覆蓋全國的金融數據通訊網,為所有國內銀行業金融機構提供跨行支付清算服務。
(四)有利于提高清算的效率
中央銀行的清算通道能夠覆蓋全國的銀行機構,每個銀行機構都可以在基層央行開立賬戶。凡是跨行的資金都通過央行清算,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中間轉匯環節,從而提高清算效率,減少資金的在途時間,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
(五)有利于減少清算成本
一是可以減少硬件投入成本。由央行主導全國的清算主渠道,可以減少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信用社、村鎮銀行等銀行機構的清算投入成本,使得它們都能使用央行高效的清算通道。二是可以減少資金在途成本。由于全國所有銀行機構都在清算銀行開戶,可以變原來的“先橫后直”或“先直后橫”的清算方法為直接支付清算,大大減少了資金在途時間,從而降低在途成本,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三、構建有中國特色的清算銀行的基本設想
(一)組建國家清算銀行
我國目前還沒有專門的清算銀行,由央行承擔銀行間清算的職責,因此在央行的基礎上組建國家清算銀行可能更為簡便。具體方式是,由各需要參加清算的商業銀行出資建立股份制或會員制國家清算銀行,也可由中央匯金公司出資組建為純國資的清算銀行,在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前提下,按清算的筆數和金額向各商業銀行收取費用,以維持清算銀行的正常運行。由央行承擔國家清算銀行的職能有其重要原因。
1.央行具有清算的法定職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第四條第九款規定,中國人民銀行履行維護支付、清算系統的正常運行。中國人民銀行下轄清算總中心,近年來堅持依法履行中央銀行支付結算管理職責,以構建安全、高效的支付體系為目標,大力推進了支付結算體系建設。
2.央行具備履行職責的基礎。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央行已建立了以大、小額支付系統為主體的支付清算體系,人民幣銀行結算賬戶管理系統已推廣到全國所有銀行業金融機構,制定和實施了《電子支付指引》(第一號),出臺了《關于促進銀行卡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硬件、軟件、制度、監督和風險防范等方面都具備了國家清算銀行的基礎。
3.央行具有履行職責的其他有利條件。銀監會分設后,基層央行不再承擔對商業銀行的監管職能,主要承擔發行基金調撥和人民幣流通管理、對金融機構開立賬戶、組織或協助金融機構間的清算業務、再貸款和再貼現工具的運用、組織外匯管理部門實施國際收支監測、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管理、維護人民幣幣值穩定、宏觀經濟調查統計分析等職能。從時間和精力上來說,可以更好地履行清算職能。
(二)合理設計清算銀行的模式
目前,央行已成立清算總中心,各分行以及省會中心支行設立了專門的支付清算機構,這為“建立和完善統一、高效、安全的支付清算系統”提供了組織保證和人才技術支持。建議將原外匯管理局部門承擔的外幣清算職能轉移到央行清算中心,建立統一的央行本外幣清算組織體系,實現本外幣清算兼容。這樣,由央行統一組織下的本外幣清算機構,可充分發揮在組織和協調金融活動方面的樞紐作用,確保人民幣與外幣清算的兼容,最大限度地提高清算質量和清算監測效率。
(三)健全清算的風險防范機制
為規避清算風險和監管需要,在依托先進、安全的電子網絡的前提下,還應建立一系列風險防范機制。一是設立本外幣清算基金,提高異常情況的抗風險能力。二是區別不同的金融機構,規定差別備付金比率,主要是根據資產負債狀況制定不同的比率。三是實施系統風險控制,包括信用風險管理、流動性風險管理和運行風險管理。信用風險管理主要對會員設置其凈借記限額的風險控制,各會員可通過調整其授信額度和清算賬戶圈存資金的方式對凈借記限額進行適時調整;流動性風險管理應通過設置日間透支限額、自動質押融資功能以及分時段計費等辦理;運行風險管理主要保證網絡和計算機設備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四是建立大額、頻繁清算資金異動監測預警指標體系,將清算系統與目前的人民幣、外匯賬戶管理系統資金流數據監測有機地結合起來,監測和防范可能出現的風險,提高清算管理水平。[3]
建立統一的全國本外幣清算體系是我國經濟、金融發展的需要,由央行組建國家清算銀行是成本低、效率高、簡單快捷的方式,從而為社會資金的流動搭建優質高速的匯劃通道。
參考文獻:
篇8
關鍵詞:貨幣政策;動態透明度指數;中央銀行;隔夜拆借利率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428(2006)04-0032-04
一、貨幣政策透明度的量化研究綜述
到目前為止,西方許多學者嘗試對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量化研究,大致分為下列幾種:
第一種為問卷調查法。早在1998年,Fry和Julius等學者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貨幣和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為準則》中的相關表述,對世界上94個國家的中央銀行進行了問卷調查,其問卷中的調查指標囊括了中央銀行的制度安排、政策操作等諸多方面的特征,在此基礎上,Fry,Mahadeva & Roger(2000)等學者整理了問卷中與政策解釋相關的十二個問題,將其作為衡量這些中央銀行透明度的指標,并通過對這些問題進行打分賦值,以進行政策透明度的量化研究。
第二種為E&G指標法(Eijffinger & Geraats Index)。Eijffinger & Geraats(2002)的研究主要強調了中央銀行在提高政策透明度方面的實際行為(如公開出版物和與政策相關的各種新聞會的狀況等)。其在研究中區分了關于貨幣政策透明度的五個重要方面,即行政、經濟、程序、政策及操作層面,并且對于每一個方面都設計了三個問題,對每個問題完全肯定的回答將得1分,完全否定的回答將得0分,其他情況則得05分。
利用這種量化方法對美國、加拿大及中國等國家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研究,所得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1:世界各國中央銀行透明度的E&G指標
與此類似,De Haan和Amtenbrink(2002)也對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了量化研究,通過對十四個能表明中央銀行透明度的不同方面(例如:公布通貨膨脹預測、貨幣政策會議日程安排、會議備忘錄以及量化的政策目標等)進行研究。以最終達到量化貨幣政策透明度的目的。除此之外,Gros和Bini-Smaghi(2001)以及其他一些經濟學家也對此有類似的研究,此處不再贅述。
第三種為市場預期指數法(Market-based Expectation Indicator)。Howells & Marriscal(2002)在研究中指出,有效市場理論認為,如果價格對市場信息的反應是完全和無摩擦的,則市場上將不存在套利機會;因此,如果要衡量一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可以通過研究該市場上經濟主體對中央銀行政策信息的理解及其預期變化來得出。具體而言,市場上經濟主體會對中央銀行的利率目標決策進行預期,如果中央銀行的信息披露準確充分,則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理論上會正確預期并據此調整交易活動。在此基礎上,Howells Marriscal將市場短期名義利率對中央銀行政策利率目標告示的反映程度作為衡量貨幣政策透明度的指標。其運用這種量化方法對德國央行、歐洲央行和英格蘭銀行的政策透明度進行了研究。除此之外,Ellingsen & Sǒderstrǒm(1999)及Cochrane & Piazzesi(2002)也分別利用債券利率和歐元存款利率作了類似的研究,即通過檢驗市場利率對中央銀行相應的利率目標決策的預期反應程度來衡量一國的貨幣政策透明度狀況。
可以看出,對于貨幣政策透明度的量化研究,前面所提到的問卷調查法和E&G指標法都是通過建立衡量透明度的指標體系,并通過對各個指標進行賦值計算,從而得出一個用來表示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具體數值,二種量化方法的不同之處主要在于指標體系中的指標選取及其賦值方法的區別。對于上述這二種量化貨幣政策透明度的研究方法,仍存在著這樣幾個問題:其一,評價結果受指標體系中單個指標取值方式的影響很大;其二,中央銀行透明度的最終計算值都是指標體系中每個指標得分的簡單相加,這使得各個指標之間重要程度不同的差異被人為抹平了;另外,正如Cukierman(1992)所指出的,評價指標體系過于注重一些政府公布的文件以及政府對政策意圖公開的表示,這其中也會存在一些問題,從而使得評價結果無法反映理論與現實中的一些分歧。比如,在―些發展中國家,政府并不會如公眾所希望的那樣,嚴格按照文件或公開政策告示來執行貨幣政策,從而使得通過上述評價方式所得到的透明度衡量結果與現實有相當大的出入。
相比較之下,市場預期指數法突破了建立透明度指標體系的思路,通過檢驗市場對央行政策信息披露的實際反應狀況來間接地量化透明度,這種方法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指標體系法中可能出現的主觀因素干擾,并且在注重中央銀行信息披露質量的情況下,也更多地關注市場主體對這些信息的理解和消化程度。但是,該方法也存在著一些缺陷。比如Howells & Marriscal的研究選取了一些典型時點,通過研究這些特殊時間段市場利率對中央銀行政策利率目標告示的反應及變化程度,從而來衡量貨幣政策透明度的高低,這并非是基于時間序列的動態研究;并且,其研究是以某個(或某幾個)典型國家的情況作為背景,所用到的數量、時間等變量都基于該國中央銀行的實際情況,因此其量化結果沒有廣泛應用的意義。
與上述研究方法所不同,Amir Kia & Hilde Patron(2004)通過建立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動態指數,從而對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由于其研究方法是基于時間序列的動態研究,可以被用來衡量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段的政策透明度狀況,而且,這種量化也是基于市場的真實行為所進行的,因此,該方法更具有普遍的方法論意義,正基于此,本文擬對這種透明度量化方法進行介紹,并利用其對我國的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研究,以得出在我國的經濟現實下透明度與政策有效性之間的關系。
二、動態透明度指數的理論基礎及其建立
(一)貨幣政策動態透明度指數的理論解釋
假定在初始均衡條件下,市場同業拆借利率與債券市場交易利率之間的利差Dt=it-iTBt,其中it為t時刻的市場拆借利率,itTB為短期債券利率;并且存在完全透明(亦即數量化后透明度為100%)的貨幣政策,即中央銀行向公眾充分準確地公布其政策決定及意圖等重要信息,并且,公眾也對這些信息及中央銀行的政策目標完全理解。
在此情況下,當經濟過熱時,中央銀行為達到緊縮經濟避免通貨膨脹的目的,就會向市場公布新的利率目標,并且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在時間t進行短期債券買賣來減少市場流動性,從而使得商業銀行等經濟主體在同業市場上競爭資金,以實現在時間t+1時將目標利率從i0提高至i1;如下圖所示,S1和D1分別表示同業市場上流動性的供給和需求,S2和D2分別表示債券市場上的供給和需求,在上述貨幣政策完全透明度的假設下,市場主體完全理解中央銀行的政策操作意圖,因此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也會通過出售其持有的債券或其他流動資產以獲得流動性,從而使得債券價格也有了進一步下降的壓力,而市場參與者拋出債券的套利行為直到同業拆借市場和債券市場重新在時間t+1達到均衡時才會結束。此時,理論上債券利率與市場同業拆借利率在t時刻的利差Dt=it-itTB(即圖中的12)和市場重新均衡后的利差Dt+1=it+1-it+1TB(即圖中的β1β2)應當趨于一致(此處假定利率期限結構既定并且穩定);而且,即使Dt與市場上長期形成的隔夜拆借和短期債券的利差均值D之間存在偏差,這種偏差在貨幣政策完全透明的情況下也只是暫時性的。
圖1
進―步放松假設,如果貨幣政策并不完全透明(亦即透明度小于100%),則上述偏差將不再是暫時的,因為在貨幣政策不完全透明的情況下,市場參與者所得到的政策信息是不完全的,這有可能使得市場主體誤解中央銀行的意圖并形成錯誤預期,從而使得市場利率的變動與政策目標利率背道而馳。例如,如果中央銀行賣出債券,市場主體可能會認為這只是中央銀行的防御性操作,用以平抑利率波動,因此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就會在市場上購入債券以便在央行回購時進行套利,市場的這一套利行為會直接加大Dt與D之間的偏差,就此而言,|ΔDt|(ΔDt=Dt-Dt-1)的值就可以作為貨幣政策透明度的一個近似度量,其值與透明度成反比關系。
(二)動態透明度指數的建立
下面分三步建立貨幣政策動態透明度指數:
1首先將中央銀行改變利率的貨幣政策例會或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的時間選作“事件日”,對于每一個事件日,計算ΔDt=Dt-Dt-1,其中Dt-1為二個事件日之間每―天同業拆借利率與短期債券利率差值的算術平均值。
2確定計算透明度指數的公式為:
上式中,j為最近一個事件日,n為從上一個事件日到最近一個事件日之間的天數,在給定了ΔD后,貨幣政策透明度指數可用下式計算:
Tt=100е|ΔDt|(3)
在有了上面計算貨幣政策透明度指數的公式后,下面將利用中國的市場同業拆借與銀行間債券的利率數據,來研究近三年來中國貨幣政策透明度的變化狀況。
三、動態透明度指數的中國檢驗
由于在我國的各種利率品種中,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和債券交易利率的市場化程度相對最高,井且作為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主要流動性來源,同業拆借和債券交易對市場利率的變化都極為敏感,不僅如此,二者不但在滿足金融機構的流動性方面有著很高的替代性,而且利率水平之間有著相對穩定的期限結構關系;另外,在近三年所有期限的銀行間債券交易中,R007的每日交易量幾乎占了銀行間各種期限債券交易總量的80%以上;因此,期限為7天的銀行間債券交易利率和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將作為下面計算透明度指數的基礎數據來源數據系筆者整理自中國貨幣同業拆借及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日評,網址:http://省略/。
與美國,加拿大等西方發達國家不同,我國中央銀行并不向市場宣布隔夜拆借利率目標,因此,此處的事件選取在原則上盡可能重點考慮對市場拆借利率有較大影響的事件,在這一指導原則下,我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例會時間、宣布改變法定準備金率、超額準備金利率的日期、宣布改變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的日期以及人民銀行領導進行重要講話的日期等都將作為主要事件日,具體整理結果見下表。
表2:主要事件日篩選結果
(三)動態透明度指數的檢驗結果
最后計算得出我國近年來的貨幣政策透明度指數,并可得到如下所示的貨幣政策動態透明度指數示意圖,可以看出,近年來我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呈現出穩步提升的趨勢,但在中央銀行調整基準利率或準備金率的重大政策出臺或宣布前后,透明度指數的波動幅度相當之大,如2002年11月27日的美元利率調整、2004年04月25日準備金率提高;2004年10月29日的利率調整和2005年05月20日的美元利率調整等,這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在一些重大的貨幣政策決策上,我國中央銀行并沒有及時進行充分準確的信息披露,因此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無法據此形成正確的預期,從而導致市場利率偏離了正常運行狀態。
圖2中國貨幣政策動態透明度指數示意圖
四、結論
從世界各國近年來的貨幣政策實踐可以看出,未來的中央銀行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將更多地通過引導和管理公眾的市場預期而非控制貨幣供應量或利率水平來實現,如果中央銀行不能通過及時準確的政策信息披露來正確引導公眾預期,這就會增加公眾預期錯誤對宏觀經濟的擾動,并進而使貨幣政策操作滯后于公眾預期,最后必然加大調控的試錯成本。所以,就此意義而言,我國有必要依托制度創新,從根本上解決貨幣政策透明度不足的問題,從而建立一個操作更為簡單透明、效率更高的政策調控框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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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mir Kia,Hilde PatronMarket-Based Monetary Policy Transparency Index,Risk and Volatility-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Working Paper,April 2004:P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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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aria Demertzisy and Andrew Hughes Hallettz.Central Bank Transparen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CEPR Paper,May 2003:P10-12
[7]Peter Howells and Iris Biefang-Frisancho Mariscal.Central Bank Transparency.A market indicator.Working Paper,November 2002:P2-13
篇9
到目前為止,西方許多學者嘗試對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量化研究,大致分為下列幾種:
第一種為問卷調查法。早在1998年,Fry和Julius等學者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貨幣和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為準則》中的相關表述,對世界上94個國家的中央銀行進行了問卷調查,其問卷中的調查指標囊括了中央銀行的制度安排、政策操作等諸多方面的特征,在此基礎上,Fry,Mahadeva&Roger(2000)等學者整理了問卷中與政策解釋相關的十二個問題,將其作為衡量這些中央銀行透明度的指標,并通過對這些問題進行打分賦值,以進行政策透明度的量化研究。
第二種為E&G指標法(Eijffinger&GeraatsIndex)。Eijffinger&Geraats(2002)的研究主要強調了中央銀行在提高政策透明度方面的實際行為(如公開出版物和與政策相關的各種新聞會的狀況等)。其在研究中區分了關于貨幣政策透明度的五個重要方面,即行政、經濟、程序、政策及操作層面,并且對于每一個方面都設計了三個問題,對每個問題完全肯定的回答將得1分,完全否定的回答將得0分,其他情況則得05分。
利用這種量化方法對美國、加拿大及中國等國家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研究,所得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1:世界各國中央銀行透明度的E&G指標
與此類似,DeHaan和Amtenbrink(2002)也對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了量化研究,通過對十四個能表明中央銀行透明度的不同方面(例如:公布通貨膨脹預測、貨幣政策會議日程安排、會議備忘錄以及量化的政策目標等)進行研究。以最終達到量化貨幣政策透明度的目的。除此之外,Gros和Bini-Smaghi(2001)以及其他一些經濟學家也對此有類似的研究,此處不再贅述。
第三種為市場預期指數法(Market-basedExpectationIndicator)。Howells&Marriscal(2002)在研究中指出,有效市場理論認為,如果價格對市場信息的反應是完全和無摩擦的,則市場上將不存在套利機會;因此,如果要衡量一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可以通過研究該市場上經濟主體對中央銀行政策信息的理解及其預期變化來得出。具體而言,市場上經濟主體會對中央銀行的利率目標決策進行預期,如果中央銀行的信息披露準確充分,則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理論上會正確預期并據此調整交易活動。在此基礎上,HowellsMarriscal將市場短期名義利率對中央銀行政策利率目標告示的反映程度作為衡量貨幣政策透明度的指標。其運用這種量化方法對德國央行、歐洲央行和英格蘭銀行的政策透明度進行了研究。除此之外,Ellingsen&Sǒderstrǒm(1999)及Cochrane&Piazzesi(2002)也分別利用債券利率和歐元存款利率作了類似的研究,即通過檢驗市場利率對中央銀行相應的利率目標決策的預期反應程度來衡量一國的貨幣政策透明度狀況。
可以看出,對于貨幣政策透明度的量化研究,前面所提到的問卷調查法和E&G指標法都是通過建立衡量透明度的指標體系,并通過對各個指標進行賦值計算,從而得出一個用來表示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具體數值,二種量化方法的不同之處主要在于指標體系中的指標選取及其賦值方法的區別。對于上述這二種量化貨幣政策透明度的研究方法,仍存在著這樣幾個問題:其一,評價結果受指標體系中單個指標取值方式的影響很大;其二,中央銀行透明度的最終計算值都是指標體系中每個指標得分的簡單相加,這使得各個指標之間重要程度不同的差異被人為抹平了;另外,正如Cukierman(1992)所指出的,評價指標體系過于注重一些政府公布的文件以及政府對政策意圖公開的表示,這其中也會存在一些問題,從而使得評價結果無法反映理論與現實中的一些分歧。比如,在—些發展中國家,政府并不會如公眾所希望的那樣,嚴格按照文件或公開政策告示來執行貨幣政策,從而使得通過上述評價方式所得到的透明度衡量結果與現實有相當大的出入。
相比較之下,市場預期指數法突破了建立透明度指標體系的思路,通過檢驗市場對央行政策信息披露的實際反應狀況來間接地量化透明度,這種方法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指標體系法中可能出現的主觀因素干擾,并且在注重中央銀行信息披露質量的情況下,也更多地關注市場主體對這些信息的理解和消化程度。但是,該方法也存在著一些缺陷。比如Howells&Marriscal的研究選取了一些典型時點,通過研究這些特殊時間段市場利率對中央銀行政策利率目標告示的反應及變化程度,從而來衡量貨幣政策透明度的高低,這并非是基于時間序列的動態研究;并且,其研究是以某個(或某幾個)典型國家的情況作為背景,所用到的數量、時間等變量都基于該國中央銀行的實際情況,因此其量化結果沒有廣泛應用的意義。
與上述研究方法所不同,AmirKia&HildePatron(2004)通過建立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動態指數,從而對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由于其研究方法是基于時間序列的動態研究,可以被用來衡量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段的政策透明度狀況,而且,這種量化也是基于市場的真實行為所進行的,因此,該方法更具有普遍的方法論意義,正基于此,本文擬對這種透明度量化方法進行介紹,并利用其對我國的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研究,以得出在我國的經濟現實下透明度與政策有效性之間的關系。
二、動態透明度指數的理論基礎及其建立
(一)貨幣政策動態透明度指數的理論解釋
假定在初始均衡條件下,市場同業拆借利率與債券市場交易利率之間的利差Dt=it-iTBt,其中it為t時刻的市場拆借利率,itTB為短期債券利率;并且存在完全透明(亦即數量化后透明度為100%)的貨幣政策,即中央銀行向公眾充分準確地公布其政策決定及意圖等重要信息,并且,公眾也對這些信息及中央銀行的政策目標完全理解。
在此情況下,當經濟過熱時,中央銀行為達到緊縮經濟避免通貨膨脹的目的,就會向市場公布新的利率目標,并且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在時間t進行短期債券買賣來減少市場流動性,從而使得商業銀行等經濟主體在同業市場上競爭資金,以實現在時間t+1時將目標利率從i0提高至i1;如下圖所示,S1和D1分別表示同業市場上流動性的供給和需求,S2和D2分別表示債券市場上的供給和需求,在上述貨幣政策完全透明度的假設下,市場主體完全理解中央銀行的政策操作意圖,因此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也會通過出售其持有的債券或其他流動資產以獲得流動性,從而使得債券價格也有了進一步下降的壓力,而市場參與者拋出債券的套利行為直到同業拆借市場和債券市場重新在時間t+1達到均衡時才會結束。此時,理論上債券利率與市場同業拆借利率在t時刻的利差Dt=it-itTB(即圖中的12)和市場重新均衡后的利差Dt+1=it+1-it+1TB(即圖中的β1β2)應當趨于一致(此處假定利率期限結構既定并且穩定);而且,即使Dt與市場上長期形成的隔夜拆借和短期債券的利差均值D之間存在偏差,這種偏差在貨幣政策完全透明的情況下也只是暫時性的。
圖1
進—步放松假設,如果貨幣政策并不完全透明(亦即透明度小于100%),則上述偏差將不再是暫時的,因為在貨幣政策不完全透明的情況下,市場參與者所得到的政策信息是不完全的,這有可能使得市場主體誤解中央銀行的意圖并形成錯誤預期,從而使得市場利率的變動與政策目標利率背道而馳。例如,如果中央銀行賣出債券,市場主體可能會認為這只是中央銀行的防御性操作,用以平抑利率波動,因此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就會在市場上購入債券以便在央行回購時進行套利,市場的這一套利行為會直接加大Dt與D之間的偏差,就此而言,|ΔDt|(ΔDt=Dt-Dt-1)的值就可以作為貨幣政策透明度的一個近似度量,其值與透明度成反比關系。
(二)動態透明度指數的建立
下面分三步建立貨幣政策動態透明度指數:
1首先將中央銀行改變利率的貨幣政策例會或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的時間選作“事件日”,對于每一個事件日,計算ΔDt=Dt-Dt-1,其中Dt-1為二個事件日之間每—天同業拆借利率與短期債券利率差值的算術平均值
2確定計算透明度指數的公式為:
上式中,j為最近一個事件日,n為從上一個事件日到最近一個事件日之間的天數,在給定了ΔD后,貨幣政策透明度指數可用下式計算:
Tt=100е|ΔDt|(3)
在有了上面計算貨幣政策透明度指數的公式后,下面將利用中國的市場同業拆借與銀行間債券的利率數據,來研究近三年來中國貨幣政策透明度的變化狀況。
三、動態透明度指數的中國檢驗
由于在我國的各種利率品種中,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和債券交易利率的市場化程度相對最高,井且作為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主要流動性來源,同業拆借和債券交易對市場利率的變化都極為敏感,不僅如此,二者不但在滿足金融機構的流動性方面有著很高的替代性,而且利率水平之間有著相對穩定的期限結構關系;另外,在近三年所有期限的銀行間債券交易中,R007的每日交易量幾乎占了銀行間各種期限債券交易總量的80%以上;因此,期限為7天的銀行間債券交易利率和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將作為下面計算透明度指數的基礎數據來源數據系筆者整理自中國貨幣同業拆借及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日評,網址:http:///。
與美國,加拿大等西方發達國家不同,我國中央銀行并不向市場宣布隔夜拆借利率目標,因此,此處的事件選取在原則上盡可能重點考慮對市場拆借利率有較大影響的事件,在這一指導原則下,我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例會時間、宣布改變法定準備金率、超額準備金利率的日期、宣布改變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的日期以及人民銀行領導進行重要講話的日期等都將作為主要事件日,具體整理結果見下表。
表2:主要事件日篩選結果
(三)動態透明度指數的檢驗結果
最后計算得出我國近年來的貨幣政策透明度指數,并可得到如下所示的貨幣政策動態透明度指數示意圖,可以看出,近年來我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呈現出穩步提升的趨勢,但在中央銀行調整基準利率或準備金率的重大政策出臺或宣布前后,透明度指數的波動幅度相當之大,如2002年11月27日的美元利率調整、2004年04月25日準備金率提高;2004年10月29日的利率調整和2005年05月20日的美元利率調整等,這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在一些重大的貨幣政策決策上,我國中央銀行并沒有及時進行充分準確的信息披露,因此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無法據此形成正確的預期,從而導致市場利率偏離了正常運行狀態。
圖2中國貨幣政策動態透明度指數示意圖
四、結論
從世界各國近年來的貨幣政策實踐可以看出,未來的中央銀行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將更多地通過引導和管理公眾的市場預期而非控制貨幣供應量或利率水平來實現,如果中央銀行不能通過及時準確的政策信息披露來正確引導公眾預期,這就會增加公眾預期錯誤對宏觀經濟的擾動,并進而使貨幣政策操作滯后于公眾預期,最后必然加大調控的試錯成本。所以,就此意義而言,我國有必要依托制度創新,從根本上解決貨幣政策透明度不足的問題,從而建立一個操作更為簡單透明、效率更高的政策調控框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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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eterHowellsandIrisBiefang-FrisanchoMariscal.CentralBankTransparency.Amarketindicator.WorkingPaper,November2002:P2-13
篇10
關鍵詞:貨幣政策有效性;通貨緊縮;公開市場;中央銀行
一、我國近年來貨幣政策實踐的分析
2003年到至今我國都在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一貨幣政策的實施是由近幾年來我國的經濟形勢決定的,下面我們就看一下這幾年的整體經濟狀況:
2003年,貨幣供應量快速增長,廣義貨幣M2增幅達20%,外匯占款占1.15萬億元,同比多增加6850億元。在反通貨緊縮的同時,2003年我國經濟出現了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央行適當采取了一些緊縮銀根的措施:為應對外匯占款的大量增加調高準備金率一個百分點;通過公開市場操作發行央行票據;并對房地產信貸風險進行了風險提示。同時以我國銀監會的成立為標志,實現了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的有效分離,使貨幣政策獨立性向前大大邁進了一步。此外,通過央行向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注資450億美元,極大推動了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但在經濟快速增長中也存在一些影響經濟、金融持續健康發展的矛盾和問題,如部分行業盲目重復建設、能源交通出現了多年少有的瓶頸制約,通貨膨脹壓力加大等問題有待解決。
2004年以來,我國經濟繼續保持平穩快速增長,效益不斷提高。宏觀調控取得了階段性成效,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勢頭得到初步遏制。人民銀行繼續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強金融調控,合理控制貨幣信貸增長,著力優化信貸結構,抓緊完善金融宏觀調控的制度性建設,加快推進金融企業改革。具體的做法有:一是靈活開展公開市場操作;二是再次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2004年4月25日再次提高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以控制貨幣信貸總量過快增長,保持國民經濟平穩、快速、健康發展。三是上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中國人民銀行從2004年10月29日起上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由現行的1.98%提高到2.25%;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由現行的5.31%提高到5.58%.其他各檔次存、貸款利率也相應調整,中長期存貸款利率上調幅度大于短期。四是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五是實行再貸款浮息制度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制度;六是加強對商業銀行的“窗口指導”,促進優化貸款結構;七是大力發展金融市場;八是積極推動金融企業改革;九是促進國際收支平衡,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2004年從總體看,金融運行健康平穩。前三季度,全部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增加1.8萬億元,同比少增6697億元,但比2002年同期多增4399億元。信貸結構進一步改善,基本建設等固定資產貸款繼續得到控制,流動資金貸款逐步增多。
2005年我國繼續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我國貨幣供應量增長將保持在15%左右(狹義貨幣供應量M1和廣義貨幣供應量M2預期增長均為15%)。全部金融機構新增人民幣貸款2.5萬億元。從前10個月貨幣信貸運行情況來看,貨幣供應量的增加速度有所加快。10月末M2增長速度達到了18%,9月份為17.9%,高于年初預計的15%.M1增長了12.1%,M0增長了9%.整個金融機構貸款平穩增長,貸款結構進一步改善。11月末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3.8%,略高于年初預定目標。但總體和年初預定目標相差不大。2005年物價上漲仍保持4%左右的水平,央行在2004年對存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點后,存款利率仍為“負”。“負利率”的長期持續將加劇資產泡沫(尤其是房地產泡沫)的危險。2005年,新一輪經濟增長已步入較為穩定時期,為減輕通貨膨脹壓力,防止資產泡沫,理順資金供求關系,央行會逐步、小幅提高存貸款基準利率,其根本目的在于穩定貨幣市場利率,爭取恢復對貨幣市場的控制權,削弱因匯改等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國內利率結構扭曲,以降低未來貨幣政策陷入流動性陷阱的風險,保持對貨幣市場利率的適度控制是確保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2006年人民銀行將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貨幣信貸的平穩增長,加快金融體制的改革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增強貨幣政策在總量平衡中的作用。主要包括幾個方面:一是靈活運用貨幣政策工具,保持貨幣信貸合理增長。二是落實利率市場改革的相關政策,研究進一步完善利率形成機制、中央銀行利率體系、票據市場利率以及市場化產品的定價機制。提高中央銀行對市場利率的引導能力,協調各利率的關系,提高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的利率定價能力;三是發揮信貸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中的作用,積極發揮貨幣政策在優化信貸政策中的作用,引導商業銀行更好地貫徹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的方針,既要增加對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和有效益有市場的企業的貸款,繼續增加對農業、中小企業、增加就業就學的信貸,又要提高金融資產質量,改進金融服務,引導商業銀行增強對周期變化的風險控制能力;四是按照金融體制改革總體思路,繼續推進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五是加快推進金融市場建設和金融市場創新。六是研究擴大消費的金融支持措施,推廣信用卡等個人消費業務。
綜合來看,近幾年我國貨幣政策應該是有效的,通過對歷年貨幣政策的回顧,不難發現,央行在制定、執行貨幣政策上是不斷走向成熟的,進行宏觀金融調控的能力也是在不斷提高的。
二、影響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因素
雖然我國這段時期的貨幣政策可以肯定的說是有效的,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是什么因素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效果呢?據初步分析,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國有商業銀行在深化改革上力度不夠我國商業銀行在市場經濟時期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革,但還是存在很多的不足。具體表現在:分支機構收縮。從前金融機構是貸款權限下放到各部門機構,現在則是貸款權限上收,以至于絕大部分縣支行甚至地市行幾乎沒有放款的權利。銀行信貸過度向大城市、大企業、重點行業集中,中小企業和縣域經濟資金短缺的矛盾十分突出,以致造成貸款上的“農轉非”,資金上的“鄉養城”,縣域經濟出現“金融服務真空”。國有商業銀行缺乏經營貸款的激勵機制,而約束條件苛刻。在我國的銀行主導型的金融系統中,國有商業銀行是貨幣政策強有力的傳導渠道,但上述種種跡象表明,國有商業銀行為防范金融風險所出臺的種種措施與穩健的貨幣政策操作是不完全符合的,造成了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實際緊縮效應。還有就是商業銀行體系化解不良資產的難度依然很大。盡管成立了政策性銀行,剝離了部分政策性業務,成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全國剝離了13900億元不良資產,但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存量仍然很大,增量仍在滋生。
(二)中央銀行獨立性不夠
我國人民銀行的獨立性在行使時受到多方干擾,一方面總行賦予分支機構相當大的貸款權,央行分支機構、專業銀行分支機構和地方政府三者合謀,形成地方政府通過專業銀行向央行分支機構貸款,分支機構向總行爭貸款的“倒逼機制”,刺激央行多發基礎貨幣以滿足資金需求,這十分不利于實現貨幣穩定的目標。另一方面政府通過向中央銀行透支或直接借款來彌補巨額財政赤字,而中央銀行難以對沖其影響,導致財政赤字貨幣化,這是形成通貨膨脹的原因之一,使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受到不利影響。1993年以后,金融體制改革深化,央行獨立性得到提高。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改善央行獨立性不夠的問題。比如1993年下半年政府統一集中央行的貨幣政策決策權;在1994年對央行進行了全面的改革,將貨幣發行權、基準利率的調節權等等都集中到總行,取消了人民銀行分支機構的貸款權;1995年通過《中國人民銀行法》,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人民銀行的地位;于2003年4月28日成立了中國銀監會。這一系列措施使我國中央銀行獨立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由于我國貨幣市場還不發達,所以央行的貨幣操作依然與國有商業銀行之間存在密切的依存關系。這都是有待解決的問題。
(三)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存在外部時滯問題
處于經濟體制轉變中的我國,貨幣政策作用的發揮存在較長的外部時滯。當中央銀行出臺一系列貨幣政策后,由于作為直接調控對象的金融市場和企業處于特殊狀況,致使貨幣政策通過利率變動經由投資的利率彈性產生效應這一傳導機制在現有的經濟環境中沒有產生應有的效應。這種市場時滯較為客觀,它不像內部時滯那樣可由中央銀行掌握,而是一個由社會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金融部門和企業部門的行為等多種因素綜合決定的復雜變量。因此,中央銀行對這段時滯很難進行實質性的控制,以及處于轉軌時期的貨幣政策因傳遞媒介行為的日漸理性,擴張性貨幣政策不再像傳統的賣方市場條件下對經濟的影響那樣劇烈,對于經濟的影響也不像過去那樣直接迅速。這是我國貨幣政策在啟動經濟中作用效果不明顯的重要原因。
(四)貨幣市場的殘缺影響貨幣政策效果
貨幣市場是中央銀行進行公開市場業務等貨幣政策工具操作的基礎平臺,也是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最為關鍵的環節。但從總體上講,我國的貨幣市場發育不完善,貨幣市場的發展層次低,市場容量有限,市場規模較小,貨幣市場功能殘缺,貨幣市場運行效率較低。這些缺陷使我國的貨幣政策操作缺乏堅實的基礎平臺。主要表現在:第一,交易主體單一。只準商業銀行及部分證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險公司、城鄉信用社等進入市場,而絕大部分有資金需求的中小金融機構卻不能進入市場,從而形成“單邊市場”。第二,交易工具單一。以票據市場為例,目前我國票據市場上流通的票據有9成以上是銀行承兌匯票,剩下的也有大部分是商業承兌匯票,其它諸如銀行本票,大額可轉讓存單,短期企業債券,保險單等交易工具幾乎為零。第三,我國貨幣市場發展層次較低,利率市場化程度不高,貨幣市場各子市場嚴重分割,風險防范能力差,從而使市場的流動性較差,互動性較弱,交易不活躍,經常處于低速低效運行狀態。第五,貨幣市場各子市場發展不均衡,結構不合理。東部發展較快,規模較大,而西部發展較慢,規模較小。貨幣市場業務主要集中在同業拆借市場和債券回購市場,其他子市場規模都較小,有的甚至為空白(如貨幣市場共同基金市場)。正是我國貨幣市場存在上述種種弊端,所以才導致我國的貨幣市場長期低速低效運行,貨幣市場功能殘缺,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及再貼現政策工具的應用缺乏堅實的基礎平臺,從而弱化了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三、提高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建議
根據我國近年來的貨幣政策實踐,針對當前我國通貨膨脹壓力仍存在的現實,在金融體制改革過程中,應更加有效地運用貨幣政策,應做好以下工作:
(一)保證中央銀行決策的獨立性
中央銀行是一國的貨幣當局,負有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對金融業實施監督管理的責任。我國中央銀行自1984年成立以來,還不是真正意義的中央銀行,新的貨幣政策體系明確后,中央銀行停止了對非金融部門發放貸款,停止了對財政透支和借款,財政赤字主要通過發債解決。中國人民銀行對金融機構的再貸款權力集中到了總行并轉變為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對商業銀行總行,總行及其分支機構的利潤留成制度已為預算制所代替。這一切都為中央銀行獨立行使職能創造了條件。尤其在2003年成立了中國銀監會,提高了我國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但是,由于我國正處于經濟的轉型期,原有計劃經濟色彩的制度不可能一下子就改變,離中央銀行真正行使其職能還尚需時日。
(二)加強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建立現代金融企業制度
商業銀行要逐步建立“以利潤為目標,以市場為導向,以成本為約束,以客戶為中心”,責、權、利密切結合的現代金融企業制度,完善其治理結構,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1.強化資本約束,進行股份制改造,并支持符合條件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上市,在保證國有控股的條件下,積極引進其他資本,實現股權多元化,并按股份制公司的規范設立治理機構。
2.強化成本約束和利潤考核。建立切實可行的激勵———約束,風險———收益相對稱的委托制度,使多數分支行的機構收入和個人收入都與本行的盈利水平相聯系,充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
3.加強金融監管,完善外部約束。大力支持商業銀行發展中間業務,加強銀行、證券和保險三大金融監管當局的協調與合作。
以現代金融企業制度運營方式來運營的商業銀行,以利潤最大化為其經營目標,在貸款中就不會再以經濟成分的性質來確定貸與不貸,從而使一些效益好,資信好的中小企業和非國有經濟成分單位也能籌集到自己所需的發展資金。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還要加快現有城市商業銀行和其他股份制商業銀行增大擴股、上市、兼并重組,吸收民間資金,培育主要為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這類金融機構分散在各地,對當地中小企業情況比較熟悉,取得信息的成本比較低,運作比較靈活。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壯大,為中小企業開辟了新的融資渠道。通過非國有銀行與非國有經濟的相匹配發展,使貨幣政策的效力傳導到國民經濟的各個組成部分,從而使貨幣政策的影響更加全面有效。
(三)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健全和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微觀基礎
從一定意義上講,國有企業改革已經成為我國金融體制改革乃至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通暢與發揮作用,取決于良好的外部經濟環境,需要有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要求并且有自我發展能力的現代化企業。
深化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改革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調整企業辦社會負擔,從而提高企業經營效益。根據市場經濟和政府職能的要求,除少數公共用品屬性、自然壟斷性、轉移支付性的國有企業外,其余的國有企業的產權都應轉化為集體或個人所有產權。逐步擴大直接融資比重,使國有企業通過發行股票和債券調整和改善其負債結構,改善企業的經濟效益,降低銀行不良債權。要對企業直接融資的資本金進行認真審查,以防止將風險轉嫁給銀行和社會公眾。只有通過加快企業制度改革,才能逐步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推進貨幣政策的市場化操作,使企業真正成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的經濟主體,更加有效地配置資源,獨立承擔風險和享有收益。客觀地說,這種真正體現所有者利益的企業才能對貨幣政策調節工具的變化做出靈敏反應,從而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四)加快發展貨幣市場,為貨幣政策操作提供更大的空間
建設一個有效率的貨幣市場是金融制度變革中的一項系統工程,要以網絡技術為支撐,大力發展公開市場操作的“債券買賣”和“再貼現”兩大重點,相應采取四個方面措施:
1.要擴大全國電子聯網,完善銀行間同業拆借和債券市場電子交易系統和結算體系,為債券市場的發展和風險控制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
2.開發交易工具。除繼續配合財政部擴大國債發行數量和品種外,要積極開發金融債券、住房抵押債券等新的貨幣市場交易工具。
3.票據市場是貨幣政策傳導的重要渠道,是銀行與企業密切聯系的一個重要方面。要推廣使用商業承兌匯票,積極培育票據市場,完善貼現制度,支持商業銀行在中心城市建立分支機構,集中辦理商業匯票的承兌、貼現和再貼現等票據融資業務。鼓勵股份制商業銀行開展票據承兌業務,擴大對他們的再貼現。逐步使票據貼現市場成為企業和銀行進行短期資金融通的主要場所,以便有利于貨幣政策的操作。
4.擴大證券市場規模,規范證券市場運行。
我國證券市場起始于1990年,發展速度很快,但社會融資機構中仍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這種方式給企業帶來的困難和給銀行帶來的風險是有目共睹的。這種困難和風險需大力發展直接融資來解決。大力發展國內證券市場,擴展股市規模,既可以改善我國的儲蓄投資轉化機制和企業的負債結構,促進企業和銀行良性發展,又可以擴展我國證券市場規模,降低市盈率,讓銀行系統的富余資金通過資本市場這一直接融資渠道進入宏觀經濟領域。同時,要規范市場秩序,吸引中小投資者進入,從而使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實施得以順利傳導,提高其效應。
綜上所述,貨幣政策有效性是衡量一個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是否正確制定和有效實施的重要的概念。我國的貨幣政策可以肯定的說在近一個時期是有效的。近年來我國一直采取穩健的貨幣政策,實踐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堅持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正確把握宏觀調控的方向和力度,是中國政府在宏觀經濟管理中具有創造性和靈活性的政策選擇,既可以避免緊縮性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抑制效應,又有助于消除擴張性貨幣政策引發通貨膨脹的隱患。因此,它既是對宏觀經濟管理和調控理論與實踐的豐富和發展,也是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穩健的貨幣政策必將為國民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以及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增強做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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