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宏觀經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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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基本經濟制度的選擇上，從單一的公有制到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到1956年底，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已經建立起來了。但是，受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也有認識上的一些問題，主要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選擇和理解上，追求單一的社會主義經濟成分，試圖消滅資本主義甚至個體經濟；對公有制實現形式的理解上過于簡單化，只注意到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這兩種基本形式。在“”時期，幾乎把所有非公有制經濟全部消滅，甚至把農民的自留地也作為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使“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一大二公三純”使所有制形式嚴重脫離生產力水平和人們的覺悟程度，導致生產發展緩慢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依據馬克思主義原理，鄧小平認為，對于建立怎樣的所有制結構，判斷一種所有制是否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是否具有優越性，從根本上說要看它是否適應當時當地生產力發展要求，而不能簡單地以公有化程度的高低作為標準。從改革開放開始到黨的十二大已經開始肯定“勞動者的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補充”。經過20世紀80年代的實踐發展，黨的十三大把私營經濟、中外合資合作經濟、外商獨資經濟同個體經濟一起作為公有制經濟必要和有益的補充。黨的十四大根據實踐的發展，進一步強調，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不是權宜之計，而是一項長期的方針。黨的十五大在深刻總結改革開放以來所有制結構改革經驗的基礎上，第一次明確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標志著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二、在經濟體制的選擇上，從計劃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隨著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的確立，我國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體制，有利于迅速、有效地集中全國的經濟力量，為大規模經濟建設創造各種條件。但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運行過程中也暴露出不少問題。它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職責不分，條塊分割，國家對企業統的過死，權力過于集中，忽視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的作用，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嚴重。針對經濟建設中出現的這些問題，在《論十大關系》等著作中，開始對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進行反思，對如何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經濟體制進行了積極的探索。為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他指出：“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糾正“”中的錯誤時，針對“一平二調”的共產風，他指出：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并認為違反價值法則“就會碰得頭破血流”。針對有人提出要消滅商品、貨幣的錯誤觀點，指出：“只要兩種所有制沒有變成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商品生產就不能廢除，商品交換也不可能廢除。”“只要還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極其必要、極其有用。”進而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這些創造性的思想，為后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根據當代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發展實際情況的變化，突破了把計劃和市場同社會制度聯系起來的思路。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以后，他多次強調“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進一步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從根本上解除了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的思想束縛，成為我們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依據。

三、在分配方式上，從按勞分配到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

在分配問題上，有許多精當的論述，比如要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要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的關系；要處理好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的關系；處理好生產和生活的關系等等。在實踐中意識到按勞分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多次批評了否定按勞分配的思想。在1959年的鄭州會議上，直截了當地批評了“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錯誤做法。他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強調必須以生產隊為基礎，堅持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反對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兩種傾向，對糾正“左”傾路線的錯誤起到積極作用。但是，當“左”傾路線發展到登峰造極的時候，的思想認識發生了急劇的轉折，認為按勞分配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對按勞分配表示不滿。主張用無產階級專政對工資制加以限制。最后按勞分配演變成平均主義，嚴重挫傷了人們的勞動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十分重視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反對平均主義的問題。他指出：“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人民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鄧小平進而指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這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必須實行按勞分配，必須把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結合起來，才能調動勞動積極性，才能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

四、在對共同富裕的理解上，從同步富裕到部分先富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1953年l2月16日，中共中央的由主持制定的關于農業生產合作社決議中提出，要“逐步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看得出，在領導中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同時，確立了共同富裕的奮斗目標和價值追求。但他的共同富裕思想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存在局限性。理論上，由于受中國根深蒂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生產思想的影響，把共同富裕理解成同等程度富裕、同步富裕，反映在分配中采取沒有差別的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踐上，過于強調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注重拔高生產關系，大辦“”，結果適得其反，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力，使共同富裕失去了物質基礎。最終的結果導致了共同貧窮共同落后。在經歷了中國社會主義的重大曲折之后，鄧小平批判地繼承了的共同富裕理論，提出了獨具時代特色的部分先富的富裕觀。鄧小平把共同富裕納入到社會主義本質范疇。他在南方談話時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怎樣理解鄧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呢？從分配角度來講，是要保證勞動者個人收入分配方面的共同富裕；從區域經濟發展來講，是要保證東部、中西部地區發展上的共同富裕。鄧小平認為共同富裕的實現途徑是部分先富而不是同時同步同等富裕。他指出：“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高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為了防止重蹈覆轍，鄧小平在政策上就有所設計，“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

五、在經濟發展戰略步驟上，從“兩步走”到“三步走”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當我們黨逐步明確“四個現代化”宏偉目標后，就開始考慮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時間表和具體戰略步驟問題。1964年12月，根據的意見，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前列。”并且指出，第一步，大約用三個五年計劃時間；第二步，力爭在20世紀末實現。“兩步走”戰略部署的提出，是中國現代化史上的創舉，但是，由于“”的干擾，這個“兩步走”的四個現代化進程被迫中斷。鄧小平1979年11月曾指出：“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方針和目標是主席和總理生前提出來的，由于‘’的干擾，實際上沒有真正地做起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在總結關于現代化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三步走”的戰略步驟。1987年4月30日，鄧小平在會見西班牙人民黨副總書記、政府首相格拉時的談話明確提出經濟建設大體分三步走的戰略目標。他說：“我們原定的目標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為基數，當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達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一千美元。……我們制定的目標最重要的還是第三步，在下世紀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這一步，中國就達到中等發達的水平。”黨的十三大根據鄧小平的構想，在黨的文件中將“三步走”發展戰略正式表達出來：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然后，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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