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黨思想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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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黨的最高綱領的思想

建立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和奮斗目標，也是建黨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一思想主要來源于馬克思主義，但它也是歷史上我國人民對理想社會的追求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繼續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中對社會的企望，最引人注目的是思想家們對理想社會模式的種種規劃。早期道家的社會理想是崇尚遠古時代的原始氏族社會。老子提出的“小國寡民”就描繪了一幅原始氏族社會的圖畫。儒家創始人孔子、孟子等人也都曾設計過他們思想的社會藍圖，最有代表性的是《禮記·禮運》篇中孔子對大同社會的描述。此后，大同思想歷經滄桑而不衰，不僅為中國歷代思想家所重視，而且成了歷次農民起義的一面旗幟。到了近代，大同思想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構劃了“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天國社會。改良派領袖康有為不僅在內容上接受了大同思想，而且直接用“大同”一詞來命名他關于理想社會藍圖的著作。與前人不同的是康有為強調要在科學發達、物質豐富的基礎上廢除私有，實現社會生活的公共化和社會化。孫中山也把大同作為他的理想，認為按照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建國，“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早在青年時代就受到大同思想的影響。1917年他在給黎錦熙的信中就明確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鵠也”，并于1919年把他的“新村計劃”付諸實踐。“新村計劃”失敗后，并未完全拋棄大同思想，他在肯定大同思想合理內核的基礎上，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社會，找到了實現大同的手段和途徑——階級斗爭，暴力革命，人民民主專政，從而掌握了通向大同社會的金鑰匙。這是對傳統大同思想的弘揚和升華。勿庸諱言，晚年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特別是通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途徑時，更多地受到了大同思想中空想因素的影響，離開了生產力的決定因素去強調生產關系的反作用，因而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很大損失。總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內涵豐富，影響深遠。既超越了中國古代大同思想，又不自覺地受到它的影響。但超越是主要的，這正是的偉大之處。

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實事求是”是我黨的思想路線，應該說，這首先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運用于中國革命斗爭實踐的結晶。但是作為學風，“實事求是”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它最早源于《漢書·河間獻王傳》，意思是做學問務必詳盡地掌握事實材料，以求得真實的知識和符合實際的結論。這種求實的學風，早在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孔子就主張求學要“不恥下問”，提倡“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明末清初，這種實事求是的學風進一步得到發揚光大，以顧炎武為代表的一批新儒家，痛心清談誤國而力倡“經世致用”，希望以“求實”救其偏弊，后因乾嘉學派偏向訓古考據而使明清實學流于空泛。19世紀初，龔自珍針砭時弊，力主轉變“九州風氣”，大膽提出經世致用之學，以取代空疏的宋學和煩瑣的漢學。魏源也極力主張“貫經術、政事、文章于一”。這些事實說明，“實事求是”的“求實”學風在我國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歷代思想家承襲了這一治學精神。發揚光大了這種學風，形成了一種全新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從思想上建設黨，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的首位，這是建黨思想的最突出的特點。在總結中國革命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寫出《反對本本主義》、《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共產黨人〉發刊詞》、《論聯合政府》等一系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大大促進了黨在思想上、理論上的成熟。極力倡導的實事求是的學風，不是對中國傳統學風的簡單照搬和重復，而是在吸收其基本內核的基礎上，自覺地進行深刻而廣泛的更新改造以及重構，它不僅指學術研究的態度，而且涵蓋了思想方法、認識路線和工作態度等諸多方面，把它發展成為一種嶄新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學風。以這種嶄新的馬克思主義的學風為中介，把實事求是這一中國古代的樸素學風升華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

三、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

為我黨制定的干部路線和干部政策，其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而直接的思想材料則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尚賢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墨家是主張尚賢的著名學派，墨子是尚賢思想的先驅。他說：“尚賢者，政之本也。”因此，“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必須“察尚賢為政之本”而后可。孔子曾把“舉賢才”作為重要的施政方針。孟子更認為統治者“不用賢則亡”，“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東漢思想家王充也主張舉賢用能。三國時期的曹操更提出了“唯才是舉”的用人主張。唐太宗李世民廣納賢才，因而出現了“貞觀之治”。中國古代這種尚賢用能的思想，隨著歷史的變遷，被融入了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的理論和實踐，為黨的干部路線和干部政策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材料。說：“在這個使用干部的問題上，我們民族歷史中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的路線。前者是正派的路線，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線。”他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可見，為我黨制定的“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和“德才兼備”的干部政策，是對傳統尚賢思想的批判繼承。

四、黨的群眾路線

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國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探索的熱門話題。早在殷商周時期就出現了民本思想的萌芽，西周政治家周公則以商亡為鑒，提出了“用康保民”的主張。春秋戰國時期，左丘明發出了“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之嘆。孟子比較明確地提出了以“民貴君輕”為核心的民本思想，荀子對民本思想有新的闡發，他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并且認為“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到漢唐時期，民本思想得到進一步發展，西漢著名政論家賈誼鑒于秦亡之訓，強調“民為國本”。唐太宗李世民更把“君舟民水”當作口頭禪，反復叨念“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至宋元明清時期，民本思想進一步完善，許多思想家斷言：天下是天下百姓的天下。近代資產階級政治家在反封建的斗爭中，提出了更為深刻的民本思想。康有為認為，在“民情”與“天命”之間，應該“以民情驗天心”，“民之所歸，即天之所與也”。孫中山更是深切體會到“革命事業，由民眾發之，亦由民眾成之”。應該指出的是，上述民本思想，以畏民為出發點，以防舟覆為歸宿點，通過對“民”的地位的強調使統治者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對自身行為適當加以約束，最終為統治者在安定中獲取利益服務。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指導，對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進行了揚棄、改造和創新，從而形成了我黨一條徹底的、科學的群眾路線。首先，科學地界定“民”的概念。認為，“民”是相對于“敵”而言的，它是一個社會歷史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工農群眾是“民”最基本的成份，共產黨首先是代表他們的利益并為實現他們的利益而斗爭的。其次，明確指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動力，共產黨一旦脫離群眾，就會喪失生存條件，就將一事無成。第三，把傳統的“畏民”觀升華為共產黨人的“愛民”觀，提出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人民上帝”說，從而突破了以“君”為中心的民本觀的藩籬，賦予“民”實實在在的地位和尊嚴。第四，以“愛民論”為前提和中介，把傳統的“聽政于民”提煉成為我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科學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

五、共產黨員的思想道德修養

中國古代非常重視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強調德治。西周大政治家周公最早提出敬

德保民、明德慎罰的政治思想。孔子也提出“為政以德”的主張。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顧炎武提出了以名為治的主張。他認為，以名為治最重要的是禮義廉恥，這是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為了發揮道德的政治作用，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視統治者個人的品質，認為具有良好品質的統治者，才能取信于民、政通人和。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認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同時還要把“正”推及“天下”，才能保證社會的穩定和統治地位的鞏固。批判地繼承了中國古代重視倫理道德的社會功能這一優良傳統的合理內核，十分重視道德在無產階級政黨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17年，就說：“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從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他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后，不僅批判了封建倫理道德的階級實質，而且對無產階級思想道德在革命和建設中的作用有了科學的認識。1929年底，在為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起草的決議中，指出，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違反無產階級思想道德的個人主義、絕對平均主義等錯誤思想，“這對于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的革命斗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在這里，強調共產黨員的無產階級思想道德對完成革命任務的極端重要性。抗日戰爭時期，特別強調共產黨員在民族戰爭中的模范作用，認為這對動員全民族一切力量，為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具有決定意義。正因為如此，非常重視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把它列為的必讀文件，用以加強黨員的共產主義思想道德修養。他說，他講“整風”，劉少奇講“修養”，其實是一個意思。從這個意義上說，也是一次深刻的共產主義思想道德教育運動，是一種大規模的灌輸無產階級道德價值觀念，培養無產階級立場、觀點、情感的強化教育方式。新中國成立以后，持續不斷的全國范圍的整風整黨、思想教育運動，形成了一種強大的社會道德價值氛圍，涌現出雷鋒、焦裕祿等為人民所稱道的道德楷模，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種強大精神動力。如何加強黨員的道德修養呢？摒棄了古人“自省”、“慎獨”的修養方法，號召共產黨員到革命實踐中去發現并克服自身的缺點，在革命斗爭的實踐中完善自我。同時提出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格言。只有這樣，才能成為一個對革命事業有用的人。

重視和加強黨員道德修養的思想，既來源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德精神，又是對它的超越。傳統的重德精神是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維護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提出的加強黨員思想道德修養，則是為適應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需要，適應為人民服務的需要。

六、集體主義精神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每個人在社會生活中，都必然遇到如何處理個體利益與群眾利益的關系問題。中國傳統文化中，大多數思想家都認為群體利益高于個體利益。孔子說：“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荀子認為“人生不能無群”，“君者，善群也。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可見，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一種群體人格，是群體利益的代表者、組織者和創造者。墨家和法家也強調群體利益。墨子說：“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這是一種典型的群體精神。法家強調“公則天下平”，“失之必以偏”。唐太宗李世民也認為“為政莫若至公”。這些事實說明，中國古代許多思想家都主張把國家、民族的群體利益置于個體利益之上。這種群體意識本質上以家庭、國家、社稷的利益為道德的最終歸向，它一方面構成了封建專制集權制度的思想支柱，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強大的社會凝聚力，培育了中國人民對群體的堅固責任感和追求群體和諧、社會穩定的文化心態。

在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集體主義時，批判了傳統群體意識在壓抑人性方面的消極成份，繼承和發揚了其中的積極因素，為確立無產階級集體主義提供了有益借鑒。要求無產階級尤其是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必須堅持集體主義原則，“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黨是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沒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對個體利益服從群體利益的傳統命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它的合理內核。他指出，一個共產黨員，不僅應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而且應“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關心黨和群眾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這樣才算是一個共產黨員。”他多次強調：“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關于共產黨員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黨員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的思想，是建筑在人民群眾的根本之利益之上的，它大大超越了中國古代群體意識的思想境界。特別是本人對這一思想躬行踐履，達到了理論與實踐的完善統一，這些都是先人所不及的。

從以上分析介紹我們可以看出，在創立、建構、發展無產階級建黨思想時，從中國傳統文化中采擷了許多思想瑰寶，使他的建黨思想帶有濃厚的民族風格和中國氣派。由于博采中華文化諸長，傳統底蘊厚實，因此，建黨思想具有堅實的本土文化根基，這是它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列寧說過，無產階級文化并非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建黨思想正是“我們民族

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合乎規律的發展”的時代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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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黨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傳統文化則是建黨思想深厚的民族根基。研究建黨思想中華文化淵源，對弘揚中華民族文化精髓和加強黨的建設具有時代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關鍵詞】建黨思想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