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思想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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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一五”期間；；工業化；城市化；資源型城市

[論文摘要]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的，其思想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工業化進程，也對“一五”期間中國資源型城市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這些影響主要包括：工業化思想及其實施推動著資源型城市的演進、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決定著資源型城市的演進路徑、工業化體制的思想規定著資源型城市演進的模式。這些影響在推動資源型城市發展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資源型城市的發展。

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明確指出：“從現在起，開始了由鄉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了城市”，要求全黨“一步一步地學會管理城市”，并將“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事業”作為中心任務，而“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而服務的”。1949年10月，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中財委計劃局下設基建處，主管全國的基本建設和城市建設。新中國成立后，首先從整個工業最薄弱環節人手，重點恢復和發展國計民生急需的礦山、鋼鐵、動力、機器制造等行業，以促進城市發展，使因資源開發而興起和發展的資源型城市由此成為最重要的城市類型。據統計，1952年重點建設的前三類工業城市中，具有明顯資源性特征的資源型城市約為1/3，1954年的比例約為1/3強，代表性資源型城市有包頭、蘭州、太原、大同、鞍山、撫順、富拉爾基、本溪、鶴崗、唐山等。可以說，“一五”期間，在中國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資源型城市的發展為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它也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現代化道路上跨出的重大一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的，其思想深刻地影響了“一五”期間中國工業化進程，同時也對中國資源型城市大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

一、的工業化思想及其實施推動著

資源型城市的演進

民主革命時期，就提出了中國工業化的歷史任務，他指出，工業是“最有發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變化的力量”，是“決定軍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這一切東西的”。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了中國工業化的目標：“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新中國成立之初，貧窮落后的社會面貌、國內反對勢力的顛覆活動危及到新生政權的鞏固與發展，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同我們處于對峙狀態。在這種背景下，不發展現代工業、不進行工業化建設是不可能的，嚴峻的形勢迫切要求建立強大的軍事工業以增強國防力量，曾形象地說：“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在等國家領導人的探索中，1953年擬訂了過渡時期總路線，把“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作為重要內容。1954年9月，在一屆人大通過的《憲法》中，“總路線”被寫入總綱，“工業化”的任務以憲法的形式確定下來。

如何實現工業化?經過修改審定的《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中指出：“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使我國有強大的重工業可以自己制造各種必要的工業裝備，使現代化工業能夠完全領導整個國民經濟而在工農業生產總值中占居絕對優勢，使社會主義工業成為我國唯一的工業。”對這一觀點作了比較詳盡的闡述，他說：“我們的工業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我們所說的在我國建立一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主要是說：自己能夠生產足夠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夠獨立地制造機器，不僅能夠制造一般的機器，還要能夠制造重型機器和精密機器，能夠制造新式的保衛自己的武器，象國防方面的原子彈、導彈、遠程飛機；還要有相應的化學工業、動力工業、運輸業、輕工業、農業等等”。

在工業化思想的指導下，“一五”期間，我國著重建設了一大批基礎性重點工程。到1956年，鞍山、包頭、武漢三大鋼鐵基地的建設取得了重大進展，第一座生產載重汽車的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建成投產，第一座制造飛機的沈陽飛機制造廠試制成功第一架噴氣式飛機……其他包括能源、冶金、機械、化工、電子、航天、航空等各類工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美國學者邁斯納這樣評價：“不管用什么標準來衡量，50年代的工業化都是杰出的經濟成就。”當“一五”期間工業化不斷推進的時候，我國資源型城市獲得快速發展。據統計，“一五”期間建成或基本建成的主要資源型城市有：大同、阜新、遼源、撫順、本溪、通化、鶴崗、雞西、雙鴨山、平頂山、焦作、銅川、淮南等煤礦城市，蘭州、玉門等石油城市，承德、鞍山、包頭、武漢、本溪、吉林、富拉基爾、撫順、哈爾濱、株洲、個舊、白銀等鋼鐵工業和有色金屬工業城市。

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決定著

資源型城市的演進路徑

在工業化實施戰略方面，認為，“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中心環節是發展重工業。

以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1952年，等人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計劃輪廓(草案)》及其《總說明》、《關于編制1953年計劃及長期計劃綱要的指示》等文件中，要求編制計劃突出重點，并明確指出：“工業建設以重工業為主，輕工業為輔”，“五年建設的中心環節是重工業”。優先發展重工業是中國實現工業化的戰略，隨著這個戰略的實施，我國在“一五”期間工業化得到穩步推進，城市建設圍繞工業化方針展開，主要是新建、改建、擴建工業城市，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資源型城市的發展，它的演進路徑是：資源賦存——區域優勢——工礦企業——資源型城市。

資源性是資源型城市的基本特征，資源型城市的演進基于資源賦存及資源開發，因此資源豐度高的地區是資源型城市演進的主要區域，在政策制訂和實施上，一方面強力扶持東北老工業基地，另一方面，對蘊藏有大量礦產資源的中西部實施了傾斜政策以開發中西部資源。在資源稟賦、區域優勢的基礎上，大量工礦企業興建。

在工礦企業興建過程中，《共同綱領》規定：“應以有計劃有步驟地以恢復和發展重工業為重點，例如礦業、鋼鐵業、動力工業、機器制造業、電器工業和主要化學工業等，以創立國家工業化的基礎”。在這個思想指導下，“一五”期間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是以蘇聯幫助設計的156個建設項目(合稱為“156項工程”)為中心、由694個限額以上建設項目(實際施工達到921個)組成的工業建設而展開的。“156項工程”中，實際實施為150項，包括：軍事工業企業44個、冶金工業企業20個、化學工業企業7個、機械加工企業24個、能源工業企業52個、輕工業和醫藥工業3個。這些項目建設突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目的在于建立比較完整的基礎工業體系和國防工業體系的骨架，為實現我國工業化奠定初步基礎。這些項目在布局上有兩個重點：一是合理地利用東北、上海和其他城市已有的工業基礎，強調對以鞍山鋼鐵聯合企業為中心的東北工業基地的改建，在計劃的694個限額以上工業項目中，有222個擺在東北和沿海各地；二是開始建設華北、西北、華中等新工業區，形成以武漢鋼鐵聯合企業和包頭鋼鐵聯合企業為中心的新工業基地。在工礦企業建設過程中。政府投入時比較多地注意了資源采掘、初級原料加工等基礎工業，一大批發展重工業所需要的資源性產業在國家政策的推動下紛紛上馬。據統計，蘇聯幫助建設的156個建設項目在“一五”時期開工的有147個項目，其中續建、改建、新建的資源性工礦項目占了45項，包括煤炭工業、石油工業、鋼鐵、有色金屬工業等，這些資源性工礦建設項目遍及黑龍江、遼寧、河北、山西、吉林、河南、安徽、陜西、內蒙古、湖北、江西、云南、甘肅等地，涵蓋煤炭、石油、鋼鐵、有色金屬等行業。在694個限額工業建設項目中，資源型工礦企業建設項目仍占有重大比重，包括黑色金屬工業、有色金屬工業、電力工業、煤礦工業、石油工業以及其他重工業，共計393項。

資源型城市與資源開發緊密相關，資源性工礦企業的巨大發展必然促使資源型城市的興起或發展。依托資源性工礦企業的發展，為數不少的資源型城市或興起或發展。據周一星統計，“一五”期間，中國共凈增設城市21座，在非縣城基礎上興建的資源型城市有6座(未含曾一度設市并撤消的河北峰峰市)，包括玉門市(1955)、雙鴨山市(1956)、銅陵(1956)、馬鞍山(1956)、平頂山(1957)、鶴崗(1957)等。這些城市幾乎都是平地而起，并且基本上都是在資源性工礦企業的基礎上設立起來的。

三、工業化體制思想規定著

資源型城市演進的模式

選擇什么樣的體制實現工業化?計劃經濟體制是當時的選擇。首先，實施計劃經濟體制是歷史的選擇。近代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通過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國家工業化是最好的選擇。選擇社會主義道路，在中國沒有經驗、經濟又十分落后的背景下，模仿偏好自然就表現出來了。這在工業化思想中也有體現：“蘇聯過去所走的道路正是我們今天要學習的榜樣……我國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正是依據蘇聯的經驗從建立重工業開始。”其次，提出的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也決定了實施的體制為計劃經濟體制。資金保證、國內物資的提供、工業技術和管理人才等問題都需要集中的方式才能更快更有效的解決，而且優先發展重工業需要蘇聯的援助，所以相應地需要我們在經濟體制，乃至工作方法、工作程序上都要與其有所銜接，這些因素促使我們必須采用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這種計劃經濟體制規定著資源型城市的演進模式：資源賦存是基礎、工礦項目建設是動力機制、國家強制性政策是最基本的制度安排。

經濟體制要求企業的布局和建設都要在國家統一部署下完成。根據資源型城市的特點，“一五”期間，新建工業區在地區布局上考慮的首要因素就是資源稟賦(其他包括安全因素和經濟因素)。鋼鐵廠、有色金屬冶煉廠、化工企業等主要建在礦藏資源豐富或能源供應充足的地區，機械加工企業主要建在原材料生產基地的附近，鞍山鋼鐵公司、長春汽車城、沈陽飛機城、富拉爾基重型機械加工基地等就是按照這些原則建立起來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前三年，國家對黑色金屬工業的投資主要集中在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三省，對以鞍鋼為中心的東北三省黑色金屬工業的投資占全國的81.7％，原因就是這里是煤鐵資源最豐富的地區。

資源型城市的特點就是城市興起或發展與資源工礦項目建設緊密相關，礦區即城市的主體部分，也是城市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在計劃體制的制約下，資源基地始終是國家生產體系的一個基本生產單元，資源型城市經濟發展戰略的核心是資源生產，因此，工礦項目建設是“一五”期間資源型城市興起或發展的動力機制。

國家政策推動是“一五”期間資源型城市興起或發展的助跑器，強制性政策的推行是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以資金的積累為例，資金問題是實現工業化的一個關鍵問題，認為主要應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因此在爭取蘇聯援助的同時，更強調獨立自主，主張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走內部資金積累的道路，他說：“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這個積累過程是國家強制性政策實施的過程，主要是建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依靠行政力量組織和配置社會資源，進行強制性工業化積累，即通過不等價交換和稅收等形式把社會中的資源強制轉移到工業領域，以支持工業的擴張和發展。由國家控制全部經濟資源、由國家計劃分配資源，成為資源型城市發展中資金積累的基本特征。

四、工業化思想對資源型城市

發展影響的得失分析

工業化思想內容豐富，在“一五”期間的實踐中交織著正確與局限、成功與挫折的探索，從而對資源型城市的發展也就產生著推動和制約兩方面的作用。

實施工業化的基礎和前提是礦產資源的開發，在“一五”期間快速推進工業化的過程中，一大批資源型城市相繼建立，這是建國初期我國城市化進程的顯著特點。

首先，在工業發展戰略的穩步推進中，新建、改建和擴建了一批工業城市，其中資源型城市發展最為突出，比如在能源建設方面，“一五”期間，撫順、阜新、鶴崗、雞西等地煤礦項目的投產大大加強了東北工業基地的能源供應，也加強了這些城市的建設，阜新就是在這一時期獲得了4個能源項目，奠定了煤電工業的基礎，因此而獲得了“煤電之城”的美譽；在原材料方面，“一五”期間，鞍山、北滿、本溪等地的鋼鐵生產，大大加強了以鞍山為中心的東北鋼鐵基地的建設，促進了這些城市的發展，同時在內地開始著手建設新的大型鋼鐵基地，促進了內地鋼鐵資源型城市的發展，四川的攀枝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建設起來的，它在今天還成為資源型城市發展勢頭良好的代表城市。

其次，在各種敵對勢力的封鎖下，主張獨立自主的思想使我國工業化在初始階段迅速發展，并有力地推進了城市化進程，而城市化的進程又反過來影響工業化的發展。在工業化的推進下，資源型城市的迅速發展打破了各種敵對勢力的貿易封鎖，并且為國家換取外匯創造了條件。1949年～1952年，我國工礦產品出口總額的比重僅為14％，“一五”期間上升為25％，1958年上升為28％，而用外匯進口的物資多為工業化所必需的機器設備，反過來又有力地支持了工業化建設。

再次，在工業化思想中，其工業布局主要以資源賦存、國防安全和經濟建設為指導，這就使西部和邊緣地區的資源得以開發，改變了工礦城市集中在東部的局面。這樣，通過全國工業布局的統籌安排促進了我國現代化城市體系的發展和完善，尤其是改變了中西部資源開發不足的狀況，初步建立了資源型城市基本格局，為今天資源型城市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一五”期間，經濟建設的重點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工業建設，由于缺少經驗，并受急于求成思想的干擾，的工業化思想及其實施存在著局限性，因此使資源型城市在獲得巨大發展的同時，也受制于其思想的約束。首先，以計劃體制的框架來推行工業化，使資源型城市所有的生活與經營活動都被納入了國家的計劃經濟體系，國家成為資源型城市居民的唯一“雇主”，由此而全面地控制了城市居民生活資料的來源。這種控制最嚴重的結果是市民在精神上對國家的依附傾向，人的個性、創造性活力、多彩的生活，都逐步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之中。其次，所主張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決定由國家控制全部經濟資源、由國家計劃分配資源，這在當時消除了社會經濟活動中的許多不確定因素，從而減少了運行的“初始成本”，但也帶來了一系列負面的影響：單一產權和計劃協調替代市場交易，對抗不可避免，內耗也就越來越明顯了；計劃經濟主要依托“有形之手”配置資源，使資源型城市的資源處于純奉獻式輸出地位，原始積累相當低，以致在今天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處于弱勢；資源型城市的主導產業多為資源開發利用的上游產業，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從事資源原始開發的資源性企業所得幾乎全部上繳中央財政，對地方貢獻小，資源型城市留存資金有限，往往出現“資源豐富、經濟貧困”的尷尬局面；單一產權和計劃協調的制度模式使得在工業化實施過程中，形成了資源無價、資源產品低價的扭曲的資源價格體系，導致企業對資源進行掠奪式的開采；資源無償使用導致市場調節作用的缺失，尤其是價格信號導向作用的缺失，從而難以達到優化配置和提高效率的目的。這些因素成為阻礙今天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根源。第三，工業化思想實施中形成的城鄉關系二元結構影響著資源型城市的發展。“一五”期間，重工業投資是輕工業的7～8倍，占工業總投資的85％。發展重工業的戰略使產業向著資本密集型的方向發展，非農產業部門在產值中比重增加的條件下就業增長緩慢，這就難以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而加速了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而且，為靠近資源和平衡地區發展而興建的資源型城市由于所處的地區產業體系不發達，社會分工程度很低，雖然城市經濟有了很大發展，但其產品都是為其他地區加工工業和其他相關工業提供所急需的能源、原材料，也就是說，資源型城市基本上處于輸出地位，城市沒有最基本的原始積累，自然也就不可能成為推動周邊經濟(尤其是農村經濟)的中心極，反而使城鄉差距增大，成為制約資源型城市發展的因素。

綜上所述，在工業化思想指導下，“一五”期間，我國建成了一系列大中型工業骨干企業，以資源賦存為基礎、以工礦企業建設為內容的資源型城市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但由于歷史的影響，工業化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資源型城市的演進，并給資源型城市進一步發展留下了隱患。在今天，我們要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得到充分發揮的工業化道路，在促進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中面臨著需要對城市發展戰略做出重新定位的現實，對歷史的研究將給予今天以借鑒，這是值得我們關注的現實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