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傳統兵家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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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思想主要是根據中國革命的特點與戰爭經驗總結出來的，但若論其思想淵源，則勿寧說更多的是來自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兵家思想。本文擬從傳統兵家的內在精神著眼，探討一下軍事思想與傳統兵家智慧的關系。

一．兵家智慧的熏陶

由于中國古代頻繁的戰爭和治國安邦的需要，兵家思想很早就臻于成熟。且不說眾多的兵家著術，即使在經、史、子、集中，也載有各種戰史戰例與謀兵之道、用兵之法，此外還有各種以戰爭為題材的小說野史。這樣，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兵家的謀略智慧向來就是與技藝、宗教、藝術、哲學相并列的一種獨立的文化樣式，甚至在先秦至兩漢期間，這種謀略文化還一直占據著軸心地位。這種文化樣式在爾后的歷史發展中也一直未曾間斷，迄至明末清初以至近代，兵家謀略文化在經世致用思潮中還有復興的趨勢,特別是在近代湖湘文化圈中，曾國藩、左宗棠、蔡鍔等人的治兵之術和用兵之法，占有相當的地位，并有所謂“無湘不成軍”的說法。

早在童年上私塾時，就讀過《左傳》、《史記》，并偏愛《三國》、《水滸》、《岳傳》一類以戰爭為題材的小說。進入湖南第一師范，讀史的興趣似乎與研究哲學一樣濃厚，諸如《史記》、《資治通鑒》、《御批歷代通鑒輯覽》以及《曾文正公全集》等，尤所喜好，并留心于戰爭成敗之跡，攻守變換之勢：“吾人攬(覽)史時，恒贊嘆戰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2]；“天下無所謂才，有能雄時者，無對手也。以言對手，則孟德、仲謀、諸葛尚已。”[3]。特別是對《孫子兵法》這部兵書，他通過國文教師講解魏源《孫子集注序》已有相當了解，《講堂錄》就從中摘取過不少材料，如“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無智名，無勇功。”[4]對于《老子》，也把它當作兵書來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5]直到晚年，還說《老子》是一部兵書。從這些兵書、史藉以及描寫戰爭的小說中，識得兵家韜略，并曾小試牛刀。在1917年的護法戰爭中，曾在湖南一師范帶領數百名學生志愿軍，利用居高臨下分進合圍的有利地形，運用虛張聲勢，攻其不備，擊其惰歸的策略，竟解決了北洋潰軍一個全副武裝的混成旅。事后，師生們嘖嘖稱贊：“渾身是膽！”還有人為他起了個外號叫“毛奇”。[6]

如果后來沒有走上井岡山開展武裝斗爭，上述這一切也許并不會對產生多大影響。問題在于歷史選擇了他拿起了槍桿子，開始了迭挫強敵的戎馬生涯，這一切在他的軍事活動與軍事理論創作中留下的痕跡和烙印就非同小可了。在江西時期開展游擊戰爭所形成的軍事路線，當時就遭到“左”傾教條主義者的批評，認為他“把古代的《三國演義》無條件地當作現代的戰術；古時的孫子兵法無條件地當作現代戰略；更有些好博覽的同志，拿半個世紀以前的曾國藩作為兵法之寶”，他們強調；“這些不合時代的東西——《孫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讓我們的敵人——專有。”[7]也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推崇中國古代的軍事理論，攻擊缺乏近代軍事意識。這些批評與指責無疑表明了教條主義者們的愚蠢和無知，從另一角度說明在軍事活動上的文化背景與選擇的精明。戰爭智慧的發揮與技巧的把握，是談不上什么階級性的。因此，對這些批評并不在乎，他好像有意為之。作為對教條主義者們的回報，在總結戰爭經驗、寫作他的軍事論著時，致信、劉鼎，特別囑咐他們給他買一部《孫子兵法》，并在他的軍事名著中，把古書一一請了出來。古代的戰史戰例，如數家珍，傳統兵家格言，在在可見。

我們這里并不打算全面探討傳統兵家思想與的軍事活動及其思想的關系，只從兵家的智慧或內在精神著眼，舉其犖犖大者，以此窺探兵家智慧對軍事活動與理論的影響。

二．兵家的運思焦點;有學者在談及謀略文化時認為[8]，謀略運思的界域在人與人之間，而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取舍，其基本規定是：在利害關系與友愛、依托等關系中，它只取利害關系；在利害關系之協作、互助與爭奪的兩個方面中，它又只取對立紛爭的一面。因此，“爭”是謀略智慧的基本依據，其發而為謀劃主體的基本精神態度是“奪”。故在智慧根基上，謀略與道德的依據恰恰相反。道德的依據在于和，在于利益協調，而謀略的依據在于對立，在于爭斗，在于謀者為自我利益的謀算與爭取，一句話，在于如何奪“利”。這當然是就一般謀略文化而言。而兵家智慧則是最典型的謀略文化樣式，它運思的焦點就在于利害攸關之處如何爭利奪利。而且這種“利”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小“利”，它是戰爭過程中敵對雙方的“生死之利”，“國家興亡之利”，這就使得奪取勝利成為兵家智慧的最終依據。因此，兵家思想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素來就是與儒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道德學說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樣式。戰爭的直接目的就是計算利害，決定勝負：“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9]；“合于得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10]；“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11]因此，兵家的所有一切計謀，無論是謀天、謀地、謀人、謀道，都是為了謀利，戰勝對方。在戰爭的敵對雙方中，使用道德規范是迂腐而有害的。對于這一點，大概古今中外都相同。作為大軍事家，他的所有戰爭指揮活動與軍事理論運思的焦點無非就是如何奪“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戰爭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個戰爭目的，就是戰爭的本質，就是一切戰爭行動的依據，從技術行動起，到戰略行動止，都是貫徹這個本質的。戰爭的目的，是戰爭的基本原則，一切技術的、戰術的、戰役的、戰略的原理原則，一點也離不開它，它普及于戰爭的全體，貫徹于戰爭的始終。這當然是用現代的理論性語言表述的兵家智慧的運思焦點。在井岡山打游擊時，所使用的樸素的語言更為接近古代兵家的計利奪利思想：打仗“要抓得準，打得狠，打得干凈利落，有所收獲，就像做買賣一樣，賺錢就來，蝕本不干，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12]“打”和“走”都是利害攸關之處的行為選擇，死拼連老本都會蝕掉。教條主義者的“全線出擊”正是不知道戰爭的這種“利害”：“資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錢，全部破產之后，就不算什么資本家。賭漢也要賭本，孤注一擲，不幸不中，就無從再賭。”[13]所處的是敵我強弱懸殊的惡劣環境，生死利害關系就顯得尤為突出。這也就決定了他運思的焦點與傳統兵家智慧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三．兵家的冷靜理性

由于兵家智慧運思的焦點在于爭利奪利，并且在兵戰、伐交之中利害關系太大，而敵對雙方都在算計對方，這就把兵家智慧的冷靜的理性特征最鮮明地表現出來。所以為兵為謀者必須去情制怒，完全以利害謀劃為依據，而不以感情喜怒為轉移，不能一時沖動，更不能用任何非理性的東西去主宰軍事活動，否則便大禍臨頭，造成不可挽回的生死存亡的嚴重后果。所以在古代兵家傳統思想中，這種高度清醒、冷靜的理性態度是最為突出的：“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兇……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君之道也。”[14]這種不以一時喜怒情感而動的冷靜理性態度，為歷代兵家所承襲。直至近代，湘軍首領胡林翼還總結說；“躁者必敗，靜者必勝。”[15]對此，可以說領會得最為深刻。這不僅因為他作為軍事家在理性態度上與傳統兵家智慧相通，而且在于他從紅軍戰爭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中鍛煉出這種清醒冷靜的理性精神。他在批判“左”傾教條主義者的急性病時說，魯莽的專憑熱情行動的軍事家之所以不免于碰壁，就在于他們總是受敵人的欺騙，受敵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況的引誘，受自己部下不負責任的無真知灼見的建議的鼓動。在《論持久戰》一書中，他告誡人們在戰爭中必須保持冷靜：“一切敵人的‘挑戰書’，旁人的‘激將法’，都應束之高閣，置之不理，絲毫也不為其所動。抗日將軍們要有這樣的堅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將軍。那些‘一觸即跳’的人們，是不足以語此的。”[16]

冷靜的理性態度在實際的戰爭行動中，往往表現為克制態度與“忍”的精神。這就使得兵家智慧雖然以爭利為目的．但不得不同直接計較利害得失的自然反應狀態相疏離，從而保持一種克制的理智。“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并非見利就上，因此又有所謂：“路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17]。這里的“不由”、“不擊”、“不攻”、“不爭”，都表明冷靜理性態度的“忍”的精神。但“忍”并非無爭，克制并非無欲，它是忍而爭，制欲而大欲，即是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因而“忍”的精神進一步轉化為深謀遠慮、迂回取勝的原則。特別是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更須如此。對此，可以說運用得非常嫻熟。在江西第一次反“圍剿”時，想先打譚道源，“僅因敵不脫離源頭那個居高臨下的陣地，我軍兩度開進，卻兩度忍耐撤回”[18]。他后來在解釋“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時說，走就是為了打，但有許多情況不好打：敵人多了不好打；當面敵人雖不多，但它和鄰近敵人十分密接，也有時不好打；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鞏固陣地之敵不好打；打而不能解決戰斗時，不好再繼續打。關于“爭地”也是這樣，有所不爭而后有所爭，“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這是‘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則。如果我們喪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戰勝敵人，加恢復土地，再加擴大土地，這是賺錢生意。市場交易，買者如果不喪失金錢，就不能取得貨物；賣者如果不喪失貨物，也不能取得金錢。”[19]這一切都體現出兵家冷靜克制的態度、忍耐精神與迂回取勝的奪利智慧。它最典型地體現在的“戰略退卻”的謀略思想中。在強敵面前，只有先忍耐一下，先讓一步，持重克制，待機破敵。而且這種韜略直接來源于古代的戰史戰例，諸如曹劌論戰，楚漢成皋之戰，新漢昆陽之戰，袁曹官渡之戰，魏吳赤壁之戰，吳蜀彝陵之戰，秦晉淝水之戰等等，“都是雙方強弱不同，弱者先讓一步，后發制人，因而戰勝的。”[20]

冷靜的理性態度在戰爭中更重要的還表現在注重經驗和觀察，在撲朔迷離、變幻不定的敵我雙峰對峙的格局中，仔細判斷敵我情勢，乃至天時地利，從而謀劃戰爭，制定戰略，判斷戰局，選擇戰機，規定自己的軍事行動。故《孫子兵法》開篇就說用兵“不可不察”，“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乃至提出“知彼知已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殆”[[21]。這一傳統兵家智慧，可以說是軍事理論的靈魂了。他認為戰爭活動雖然具有不確實性，但它不是神物，仍是有端可察，有規律可尋。要正確地指導戰爭，唯一方法“就是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況，找出其行動的規律，并且應用這些規律于自己的行動”[22]。針對“左”傾教條主義者憑意氣用事的瞎指揮，以及他們指責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的情況，認為孫子的“知已知彼，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并且進行反批評：“有一種人，明于知已，暗于知彼，又有一種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已，他們都是不能解決戰爭規律的學習和使用的問題的。中國古代大軍事學家孫武子書上‘知彼知已，百戰不殆’這句話……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并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23]可以說，的整個軍事指揮活動，體現的正是這種知彼知已的理性精神，他的一整套戰略戰術以及他的軍事理論體系，都是建立在知彼知已的基礎上的。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四．兵家的任智精神

兵家智慧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在生死利害攸關之處的任智巧奪。當蘇轍說《老子》一書“幾于用智也，與管仲孫武何異”[24]時，正點出了兵家的特點。在兵家思想中，此所謂“智”既非用來實現神圣超越而趨于宗教，亦非用來追求客觀真理而獲得知識，也不是用來認識道德規范進行心性修養，而是直接用來謀求功利的一種韜略智慧。因此，此所謂“智”是謀求功利的手段，是與實用功利相關聯的。正因為將“智”作為謀利的一個精神環節，因而兵家的奪利爭利就完全不是對利害的一種自然反應，而保持著克制忍耐的冷靜理性態度。利害紛爭于是就轉化為智力爭斗，任智而不任力，以智勝而不是以力取。故自古以來，中國有那么多的儒將英雄，軍師智土，權謀輔佐。特別是在敵強我弱的情勢下，這種任智巧奪的兵家智慧發揮得最為淋漓盡致。故孫子說；“夫末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25]這就是突出“算”也就是計謀在決定勝負中的重要性。他甚至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26]這就是說，用兵的上策是以謀略勝敵。所以一部《孫子兵法》，在在都是機智謀略。既然在戰爭中敵對雙方都在使用智謀爭奪利害，這里就沒有道德規范可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得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總之，兵不厭詐，詭計、詭異、詭詐為兵家所尚，而且這種暗中算計與謀略是不能泄漏的。“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并不是如《孫子兵法新注》一書所解釋的是所謂“不可事先規定”[27]，而是如曹操所說；“傳，猶泄也”[28]。泄謀者必敗，此為兵家之大忌。

兵家的這種任智精神，可以說得其神髓。他一貫提倡智勇雙全，敵人的統帥部也具有某種戰略眼光，“我們只有使自己操練得高人一等，才有勝利的可能”[29]。他作為軍事指揮者，當然強調軍事謀略的秘密性。雖然紅軍的一般作戰方式是為敵人所熟悉的，“然而敵人不能取消我們的勝利，也不能避免他們的損失，因為何時何地我們這樣做，他們不曉得。這一點我們是保守秘密的。紅軍的作戰一般是奇襲。”[30]在的軍事指揮活動與其軍事理論中，我們似乎隨處可見《孫子兵法》中各種智謀的影子。諸如避實擊虛，揀弱的打；誘敵深入，造“勢”創造各種條件取勝；示于東而擊于西(示形)；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先人至，后人發；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以正合，以奇勝(佯攻)等等。諸如此類，純屬兵家任智巧奪智慧的高度運用與發揮，僵化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是不足語此的”。在這種任智巧奪的戰爭活動中，認為是不能講究什么道德的，必須把敵人的眼睛和耳朵盡可能地封住，使他們變成瞎子和聾子，要盡可能地給敵人以錯覺以便戰而勝之。當然，中國古代戰爭史上也有愚蠢的做法。公元前638年，宋國的宋襄公與強大的楚國作戰，宋兵已準備就緒，楚兵正在渡河，宋襄公以君子不乘人之危拒絕攻擊楚兵，一直等到楚兵一切都準備好了，才下令出擊，結果宋兵大敗。說：“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31]

五．兵家的運思方式

戰爭運動的特點，就在于敵對雙方都是武裝的活動著的人群，在不確定的時空范圍內展開的生死攸關的矛盾運動。這就使得戰爭環境變得極為復雜、撲朔迷離和捉摸不定，“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32]。戰爭指揮者容易為這種復雜環境所支配而失掉主動權。傳統兵家智慧的突出表現就在于在這種復雜的戰爭環境中錘煉成一種獨特的運思方式，即辯證的思維方式。這種辯證的思維方式之所以是獨特的，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33]，它不是來源或產生于論辯和語言中所發現的概念矛盾，不是思維中抽象的矛盾運動，而是戰爭環境中的非常具體和多樣化的現實的對立運動。兵家智慧的辯證思維方式就表現在從繁雜眾多的現象中，“以一種概括性的二分法”，直截了當地分別事物、把握整體。也就是用對立項的矛盾形式來概括戰爭中復雜事物的特征，所以《孫子兵法》提出許許多多的相反而又相成的矛盾對立項，如敵我、和戰、勝負、生死、利害、進退、強弱、正奇、攻守、動靜、虛實、勞逸、饑飽、勇怯、多寡……等等。這是一種非歸納非演繹所能代替的直觀把握方式。并且兵家的運思方式并不僅僅是靜觀和認識這些矛盾特征與對立的兩項，而更重要的在于根據具體情況與自己的需要在戰爭實踐中參與和展開這些矛盾運動，使對立的兩項朝著有利于己不利于敵的方向發展，從而在其中實現利害、生死、勝負之間的勾連轉換。并且在戰爭實踐中，這種運思方式最妙之處就在于常常使自已處于對立項的反面而最終穩立于正面，諸如明明是要生，然而置之死地而后生；分明為了攻，然而以退為攻等等，“故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34]。這種運思方式正是戰爭實踐中的辯證方式，這是戰爭指導者最難處理的。故孫子認為用兵“神乎神乎”，“微乎微乎”，總的原則是“因敵而變化”，亦即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我們知道，對此是極為推崇的。我們不僅在他的軍事指揮活動中看出他對戰爭中矛盾對立項的巧妙運用與處理，而且在他的軍事論著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傳統兵家這種運思方式的遺韻。諸如防御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圍剿”中的圍剿，包圍中的包圍，封鎖中的封鎖等等，通過這一切而獲得被動中的主動，不利中的有利。直觀地看，戰爭勝負取決于敵我力量的強弱和兵力的多寡，但兵家智慧的高明之處在于通過辯證的參與處理而轉弱為強，轉少為多。在這方面，孫子提出“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能以眾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這一思想完全為所繼承，形成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以弱勝強的基本戰略。并且在用句遣詞上也是孫子的；“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戰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35]

傳統兵家思想與的軍事活動與軍事理論的關系，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我們上面只是略舉數端。當然，畢竟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因此，他在繼承中迭有創新，在運用中又有新的發展。但總起來看，軍事理論這一朵瑰麗的奇葩，的確深深植根于中國傳統兵家智慧的沃土中。

注釋：

[2][3][4][5]《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86、587、595、595頁。

[6]關于在護法戰爭中的這一段插曲，參見汪澍白：《思想與中國文化傳統》，廈門大學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51—54頁。

[7]轉引自汪澍白：《思想與中國文化傳統》第34頁。

[8]參見《人，詭，謀》，《讀書》1992年第7期。

[9][11][25]《孫子兵法·計篇》

[10][14]《孫子兵法·火攻篇》

[12]《學習》，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出版，第93頁。

[13][16][35]《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卷，第508—509、509、225頁。

[15]錢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學風．湘學略》，岳麓書社，1985年12月版，第30頁。

[17]《孫子兵法·變篇》

[18][19][20][22][23][29][30][31]《[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卷，第220、211、204、178、182、222、228、492頁。

[21]《孫子兵法·謀攻篇》

[24]《道德真經論兵要義·敘表》。

[26]《孫子兵法·作戰篇》

[27]《孫子兵法新注》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頁。

[28]《十一家注孫子·計篇》

[32]《孫子兵法．·虛實篇》

[33]參見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孫老韓合說》，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4]《孫子兵法·軍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