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外交思想對馬克思理論的貢獻淺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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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和平與發展；和平共處；獨立自主；共同開發

[論文摘要]鄧小平外交思想是當代中國外交思想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方針。這一思想在繼承馬列主義、思想的基礎上，與時俱進、大膽創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時代觀；拓展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適用范圍；發展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創造性地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等思想，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新時期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從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對我國的外交戰略進行了重大調整，形成了成熟的鄧小平外交思想。這一思想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新時期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一、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主題的論斷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時代觀

眾所周知，在帝國主義時代，列寧通過對資本主義的考察，曾得出了帝國主義戰爭不可避免的論斷，兩次世界大戰證實了列寧關于戰爭與革命問題的論斷。斯大林進一步發展了列寧的觀點，認為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必將隨時導致新的世界大戰。“戰爭與革命”的時代觀深刻地影響了我國的外交思想，我國長期處于戰備狀態，嚴重影響了國內經濟建設和外交工作。20世紀80年代以后，鄧小平在客觀分析新的世界形勢和國際政治力量對比的基礎上認為：“世界和平的力量在發展，戰爭的危險還存在”，“但是制約戰爭的力量有了可喜的發展”，“爭取比較長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鄧小平實事求是地對時代特征和國際形勢進行了科學分析，改變了世界戰爭不可避免的看法，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的論斷，揭示世界已經進入和平與發展的新時期。他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是發展問題。”一方面，和平是當代世界的主題。越來越多的國家將發展戰略轉向維護世界和平，促進經濟發展，國際競爭轉向以經濟科技為中心的綜合國力的競爭；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使國家間在利益關系上息息相通，相互依存度不斷加深，成為影響國際政治和制約戰爭的主要因素。世界人民反對戰爭、保衛和平的強烈要求，以及為此而作出的巨大努力，這一切都使維護世界和平成為可能。另一方面，發展也是當代世界的主題。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發展民族經濟的任務，發達國家也面臨著再發展的問題。世界主題已經從戰爭與和平轉變為和平與發展，這一科學論斷突破了我黨長期以來關于“戰爭與革命”的時代觀，反映了當今世界發展變化的本質特征，體現了當代國際關系的基本內容，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時代觀，為我國制定新時期的外交政策和對外開放方針提供了科學依據。

二、全方位的和平共處是對列寧和平共處思想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

十月革命以后，列寧提出了和平共處的思想，用以處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新中國成立之初，就提出，“我們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1953年，在會見印度代表團時首次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中國發展同民族主義國家關系的指導原則。

但當時我們并沒有放棄世界革命的思想，我們的和平共處主要是和社會主義國家及第三世界國家的和平共處，因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隨著我國外交實踐的開展，鄧小平同志賦予了它新的內容。

首先，鄧小平提出在對外關系中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劃線，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同所有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鄧小平同志主張，處理國家之間的關系，應不計較歷史恩怨，不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各國間的經濟、政治關系都應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總結國際關系的實踐，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鄧小平對和平共處原則的運用是全方位的，這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適用范圍更為擴大。公務員之家

其次，鄧小平倡導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準則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世界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舊的世界格局被打破，新的國際秩序尚未建立，各國都在尋求建立體現自己目標和模式的國際新秩序。1982年12月，鄧小平對來訪的外賓說：“世釋二現在有兩件事情要同時做，一個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一個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H‘惟一的出路，是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和平共處、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別國內政、挑起內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團政治’方式，‘勢力范圍’方式，都會帶來矛盾，激化國際局勢。”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和平、穩定、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新秩序，在平等互利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是鄧小平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建立國際新秩序的主張。這個基本理論框架，為我們提供了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對內對外戰略的根本指導思想。

再次，鄧小平把和平共處思想運用于處理一國范圍內的事務。“現在進一步考慮，和平共處的原則用之于解決一個國家內部的某些問題，恐怕也是一個好辦法。”‘據此，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理論。他認為：“我們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這也是一種和平共處。我們解決香港問題，允許香港保留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解決臺灣問題也是這個原則。”‘現在香港、澳門已經回歸祖國并保持繁榮與穩定。“一國兩制”理論為解決國家統一問題開辟了新途徑，也為解決國際爭端提供了范例和啟示，這是對列寧和平共處思想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

三、獨立自主、不結盟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對獨立自主思想的繼承和創新

獨立自主是新中國外交一貫的原則立場。新中國成立后，、都明確強調把獨立自主作為新中國外交的基本原則。但由于美國奉行包圍、遏制新中國的政策，我國采取了“一邊倒”的外交策略，與蘇聯結成同盟。20世紀80年代以后，鄧小平通過對國際形勢的敏銳觀察和深刻分析，堅持把獨立自主原則作為我國外交的基石，堅決維護我國“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賦予獨立自主原則以新的內涵。

首先，鄧小平總結了建國以來外交政策的實踐，對獨立自主原則作了進一步的發展，把堅持獨立自主和奉行真正的不結盟政策密切結合起來，實現了對外戰略的重大調整。鄧小平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獨立自主，是真正的不結盟，不同任何大國結盟；中國不依附于任何大國或大國集團，不屈服于任何大國的壓力。“任何大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對重大的國際問題，我們堅持實事求是的路線，獨立自主地做出判斷、決定對策，不拿原則作交易。

其次，鄧小平把獨立自主原則用于處理黨際關系，提出了處理黨際關系的四項原則，即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他在總結國際共運的經驗教訓時指出，國際共運內部曾過多地強調統一和服從國際中心，忽視了各國黨的獨立自主；把一國一黨的經驗教條化、模式化，嚴重損害了各黨的關系。后來他又進一步闡明，任何大黨、中黨、小黨，都要互相尊重對方的選擇和經驗，對別的黨、別的國家的事情不應該隨便指手劃腳。“國際共運沒有‘中心’，也不可能有‘中心’，我們也不贊成搞什么‘大家庭’，獨立自主才真正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因此，鄧小平強調，黨的關系就是要真正建立在互相尊重、互相了解、甚至包括互相理解的基礎上的。鄧小平關于處理黨際關系的四項原則拓展了獨立自主原則的適用范圍，充實了獨立自主思想的內涵，為開創我國政黨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思想基礎。

四、“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的運用和發揮

在解決國家間領土主權爭端問題上，鄧小平提出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思想。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和周邊國家在釣魚島、南沙群島等處尚存在領土和海洋主權的爭端。鄧小平站在時展的高度，提出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解決現實問題，“可以先不談主權，先進行共同開發”的主張。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基本含義是：第一，領土主權屬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對領土爭議，在不具備徹底解決的條件下，可以先不談主權歸屬，而把爭議擱置起來。擱置爭議，并不是要放棄主權，而是將爭議先放一放；第三，對有些有爭議的領土，進行共同開發。鄧小平同志說的共同開發，更多的指領土歸屬有爭議的“島嶼附近”的海域；第四，共同開發的目的是通過合作增進相互了解，為最終合理解決主權的歸屬創造條件。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重要的戰略策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是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有機統一的典范。“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思想既有利于維護我國的國家主權、解決領土領海爭端，也有利于鞏固和發展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

此外，鄧小平還發展了列寧“利用資本主義”的思想，擴大了我國對外交往的范圍，奠定了對外開放的基本格局；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的“三個世界”理論，明確提出“中國永遠屬于第三世界，永不稱霸”等思想，為我國實現和平崛起奠定了理論基礎。鄧小平外交思想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新時期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我們在繼承其思想精髓的同時，又要結合和適應不斷變化的國際國內形勢，以“三個代表”思想為指導，與時俱進，不斷豐富和完善鄧小平外交思想，使其在新的歷史時期更好地為我國的外交工作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