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工業化理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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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工業化理論研究論文

工業化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馬克思主義誕生至今的160多年里,特別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的80多年里,由于社會主義國家普遍面臨著工業化這個重要問題,使得馬克思主義的工業化理論獲得了極大的豐富和發展。

一、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工業化的理論

眾所周知,工業化是經濟發展的一個特定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機器大工業生產體系逐步確立了主導地位,機器大工業生產方式發展滲透至各個生產領域,導致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經濟結構的劇烈變化,整個國家也由傳統的農業國轉變為現代工業國。但是從歷史和發展的眼光來看,工業化又是近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而出現的生產力快速發展過程,它先在少數國家完成,然后向世界范圍擴張,并成為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目標。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處的地點和時代,正是工業化最早的誕生地和最早顯示其偉大力量的時代,與此相伴,則是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的迅速擴張和資本主義矛盾的充分暴露。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馬克思和恩格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創造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這個理論體系中,無論是他們的實證研究還是邏輯推理,工業化都是資本主義發展必不可少的過程;而社會主義則是在資本主義已經不能容納的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基礎上誕生的取而代之的社會形態,因此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就不存在工業化的問題了。顯然,從整個理論體系來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工業化的論述主要是針對工業化的出現以及工業化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換句話說,他們的工業化理論是關于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分析和結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關工業化的論述,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對工業化(當時稱之為工業革命或大工業的發展)產生的分析,提出市場化是工業化的必要前提和條件;二是對工業化的客觀描述和實證研究,指出工業化所帶來的生產力飛速發展和經濟結構、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第三個方面,則是通過對工業化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矛盾的分析,推導出工業化必然導致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所取代。

(一)關于工業化產生的分析。

最早走上工業化道路的西歐,其歷程說明,現代化之路是從市場化開始的,即先有市場革命,才有工業革命。市場革命(或稱之為制度創新)相對于工業革命來說,更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交往與生產力"一節中詳細論述了封建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的過渡:它始于16世紀脫離行會約束的"特殊的商人階級"的出現,造成城市間生產的分工,從而工場手工業興起。隨之競爭使商業政治化,諸如殖民主義、保護貿易、民族國家形成以至英、法革命和海上戰爭到18世紀晚期,世界市場的巨大需求產生了機器大工業,同時英、法等國已具備了自由貿易的條件,過渡完成。《共產黨宣言》中說得更為簡潔:"以前那種封建的或行會的工業經營方式已經不能滿足隨著新市場的出現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場手工業代替了這種經營方式";"市場總是在擴大,需求總是在增加,甚至工場手工業也不能再滿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機器引起了工業生產的革命"。[2]對于市場化(貿易擴大)與工業化(大工業產生和發展)的關系,馬克思也作了形象地描述:"當貿易在英國已發展到手工勞動不能滿足市場需求的時候,人們就感到需要機器。于是人們便想到應用18世紀時即已充分發展的機械學。"[3]

恩格斯后來總結馬克思的偉大貢獻時說:"隨著歐洲以外的大陸的發現,從十五世紀中葉以來,資產階級得到了一個更廣大得多的通商地區,同時也就得到了發展自己工業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產部門中,手工業被已具工廠性質的手工工場所排擠,而手工工場又被大工業所排擠,此種大工業是由于前一世紀的種種發明,特別是由于蒸汽機的發明才可能發展起來的。大工業又反過來影響商業,排斥落后國家里的舊式手工勞動,而在比較發達的國家里,建設起現代的新交通工具--汽船、鐵路和電報。"[4]

關于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和國家的作用,馬克思指出:"由封建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變,以及各國在世界市場上進行的與此相應的工業戰爭,都取決于資本的加速發展,這種發展并不是沿著所謂自然的道路而是靠強制的手段來達到的。"[5]

(二)關于工業化促進生產力發展和經濟結構變化的分析。

對于率先實現工業化的英國,恩格斯分析了其工業化所帶來的變化:"近六十年來英國工業的歷史,在人類的編年史中無與倫比的歷史,簡短地說來就是如此。六十年至八十年前,英國和其他任何國家一樣,城市很小、工業很少而不發達、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農業人口。現在它卻是和其他任何國家都不一樣的國家了:有居民達250萬的首都,有許多巨大的工業城市,有供給全世界產品而且幾乎一切東西都是用極復雜的機器生產的工業,有勤勞而明智的稠密的人口,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從事于工業和商業,完全是由另外的階級組成的,而且和過去比起來實際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習慣和另外的需要的另外一個民族。"[6]

對于工業化所帶來的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變化,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加以肯定。馬克思指出:"從事農業的相對人數,不能簡單地由從事農業的人數來決定。在進行資本主義生產的國家,有許多人間接地參加這種農業生產,而在不發達的國家,這些人都是直接從屬于農業的。因此,表現出來的差別要比實際的差別大。但是對于一國文明的總的水平來說,這個差別極為重要,哪怕這個差別只在于,有相當大一部分參與農業的生產者不直接參加農業,而擺脫了農村生活的愚昧,屬于工業人口。"[7]

恩格斯在批判蒲魯東時也指出:"自從大規模資本主義生產被采用時起,工人的物質狀況整個講來是更為惡化了,--對于這一點只有資產者才表示懷疑。但是難道我們就應當眷戀那個(也是很貧乏的)埃及肉鍋,眷戀那只培養著奴隸精神的細小農村工業或眷戀那些’野蠻人’嗎?恰恰相反。只有那被現代大工業所造成的,已從一切歷來枷鎖包括把它束縛在土地上的枷鎖下解放出來并被驅進大城市的無產階級,才能夠實行那消滅任何階級剝削和任何階級統治的偉大的社會變革。……相反,在蒲魯東看來,近百年來的全部工業革命,蒸汽力,用機器代替手工勞動并把勞動生產率增大千倍的大工廠生產,卻是一個極其令人不快的事件,一個本來是不應當有的事件。"

對于市場化和工業化所帶來的經濟全球化趨勢,《共產黨宣言》的描述也是非常精彩和準確的:"資產階級既已榨取著世界市場,于是就使所有一切國度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它--不管反動派怎樣傷心--抽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舊有的各個民族工業部門都被消滅,并且每天還在繼續消滅下去。它們被新的工業部門擠倒下去,采用這種新的工業部門已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關的問題,這種部門加工制造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從地球上最遙遠的地區運來的原料,并且它們所出產的制造品已經不只是供本國內部消費而且是供世界各處消費。舊時的需要是用國貨就能滿足的,而新有的需要卻一定要仰給于距離極遠國度和氣候懸殊地帶所出產的貨物來滿足了。先前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閉塞狀態以及單靠本地出產品來維持生存的狀況已經消逝,現時各個民族都已經是在各方面互相往來和在各個方面互相依賴了。"

"資產階級既將一切生產工具迅速改進,并使交通工具極臻便利,于是就把所有一切以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進文明的旋渦了。它那種商品的低廉價格,便是它用以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仇恨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滅亡的恐怖下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自己那里施行所謂的文明制度,即變為資產者。簡言之,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來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8]

(三)關于工業化必然導致社會主義的推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分析,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石。由此也可以看到他們對工業化與社會制度演變關系的認識。恩格斯在1847年指出:"隨著產業革命的發展,隨著擠掉手工勞動的新機器的不斷發明,大工業就把工資愈壓愈低,把它降低到上述的那種最低額,因而無產階級的處境也就愈來愈不堪忍受了。這樣,一方面由于無產階級不滿情緒的增長,另一方面由于他們力量的壯大,產業革命便孕育著一個由無產階級來進行的社會革命。"

"大工業造成一種絕對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組織,在這個新的社會組織里,工業生產將不是由相互競爭的廠主來領導,而是由整個社會按照確定的計劃和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來領導。"

"大工業及其所引起的生產無限擴大的可能性,使人們能夠建立這樣一種社會制度,在這種社會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將生產得很多,使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能夠完全自由地發展和發揮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由此可見,現代社會中造成一切貧困和商業危機的大工業的那種特性,在另一種社會組織中卻正是消滅這種貧困和這些有害的動蕩的因素。"[9]

"自從蒸汽和新機器生產把舊手工工場變成大工業時起,由資產階級主持造成的生產力,就以向所未聞的速度和空前的規模發展起來了。但是,正如從前手工工場及在其影響下改進的手工業,曾經跟封建的行會桎梏發生沖突一樣,大工業發展到更高階段時,就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用以限制它的狹隘范圍發生沖突了。新的生產力已經大大超越了資產階級的生產力使用方式。生產力和生產方式間的這個沖突,并非如象人的原來罪孽和神的正義懲罰間的沖突那樣單只是在人們頭腦中產生出來,而是實際地存在著,在我們外部存在著,不依賴于甚至是它所由造成的那些人們的意志或行為而存在著。現代社會主義不過是這一事實沖突在思維中的反映,不過是它在頭腦中--首先是在那個直接吃其苦頭的階級即工人階級頭腦中的觀念的反映。"[10]、列寧、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理論

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和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將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對馬克思主義工業化理論尤其如此,因為自此以后,馬克思主義的工業化理論就主要集中在社會主義國家如何進行工業化方面。

(一)列寧關于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的思想。

列寧認為:"社會主義的唯一物質基礎,就是同時也能改造農業的大機器工業。但是不能局限于這個一般的原理。必須把這一原理具體化。適合最新技術并能改造農業的大工業就是全國電氣化。"[11]

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理論,雖然可以推導出生產資料生產要優先增長的結論,但是馬克思更關心的是工業化的成果為誰享用的問題。而俄國的無產階級通過"十月革命"奪取政權后,面對經濟落后的現狀,列寧必然要關心工業化的問題。于是列寧在分析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和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的現象時,明確提出了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的理論。列寧在《論所謂市場問題》著作中通過考察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條件下的擴大再生產,得出如下結論:制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的生產,增長最快,其次是制造消費資料的生產資料生產,增長最慢的是消費資料的生產。列寧指出:"生產資料增長最快這個規律的全部意義和作用就在于:機器勞動的代替手工勞動(一般指機器工業時代的技術進步)要求加緊發展煤、鐵這種真正’制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生產"。"技術愈發展,手工勞動就愈受排擠而為許多愈來愈復雜的機器所代替,就是說,機器和制造機器的必需品在國家全部生產中所占的地位愈來愈大。"[12]

這里不去評價列寧上述結論的正確與否。關鍵是列寧的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理論,后來成為斯大林社會主義工業化理論的重要基石之一。

(二)列寧的關于利用市場、利用外資來實現工業化的思想。

以1921年列寧提出"新經濟政策"為標志,列寧關于工業化與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為特征的社會主義體制的關系,認識有了明顯的變化。認為在傳統的小生產占優勢,還沒有實現工業化(電氣化)的條件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是不能立即直接地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列寧說:"試問能不能由這種在俄國占優勢的狀態(指列寧文中所說的’宗法制度、半野蠻狀態和十足的野蠻狀態’--本文作者注),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呢?是的,在某種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必須有一個條件,現在我們有了一部業已完成的科學巨著(指列寧指導下制定的俄羅斯電氣計劃--同上),知道這個條件是什么。這個條件就是電氣化。如果我們能建立起幾十座區域電站(現在我們知道:這些電站可以而且應該在哪里建立以及如何建立),如果我們能把電力從這些電站送到每個村子,如果我們能得到足夠數量的電動機及其他機器,那么從宗法制度到社會主義就不需要或者幾乎不需要過渡階段和中間環節了。我們很清楚,單是完成第一批工程,就至少要花上十年工夫,至于縮短這一期限,那只有等到無產階級革命在英、德、美這些國家中獲得勝利的時候才有可能。""同社會主義比較,資本主義是禍害。但同中世紀、同小生產、同小生產者渙散性引起的官僚主義比較,資本主義則是幸福。既然我們還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所以作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發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要把它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13]

(二)布哈林關于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思想。

布哈林作為蘇聯第一代領導集體中的著名理論家,在十月革命勝利后,也對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和實現工業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十月革命勝利后,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面臨著的重要問題就是如何迅速發展生產力,即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社會化生產體系,換句話說,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迅速實現工業化。

為此,激進的以普列奧普拉任斯基為代表的人提出了"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理論,即社會主義不可能依靠對外掠奪來為工業化積累必須的資金,必須依靠內部的積累。所謂內部的積累,就是從農民那里拿來剩余以及壓低工人的消費。普列奧普拉任斯基認為"在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如果不把農村和手工業的部分剩余產品歸公",國營經濟就沒法應付過去。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只能是從農民和農村抽調資金而加速工業的發展,具體辦法就是國家利用壟斷地位,通過預算、信貸和價格手段再分配國民收入,把資金從農業抽調到工業來。因此,普列奧普拉任斯基反對旨在利用市場機制的新經濟政策。

而布哈林則根據馬克思的城鄉關系理論,將資本主義的城鄉關系劃分為三種基本類型:第一是最落后的半農奴制農業,農民一貧如洗,國內市場的容量很小;第二是農奴制的殘余很少,農奴主(地主)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資本家,農民比較富裕,農村市場容量較大;第三是美國式的,在那里幾乎完全沒有封建關系,存在富裕的農場主,工業有很大的國內市場。布哈林認為革命前的俄國城鄉關系屬于第一類型。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工業化不能像資本主義工業化那樣,把農村當作"殖民地",掠奪農村來加速工業化。"而是對農業進行巨大改造和使農業得到極大增長的手段。因此,國家工業化也意味著農業工業化,這樣它就為城鄉對立的消滅作準備。"[14]布哈林嚴厲批評了普列奧普拉任斯基提出的以工農產品剪刀差來剝奪農民剩余的辦法,認為這是"建議無產階級殺掉會生金蛋的母雞"。在這里,布哈林沒有涉及到列寧的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理論。但是布哈林提出的利用市場機制均衡發展的工業化模式和政策,從理論上講是好的,但是對于當時受帝國主義包圍和面臨戰爭威脅的蘇聯來說,不能解決快速發展重工業以保證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

(三)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理論。

斯大林工業化理論,內容比較豐富,它作為20世紀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蘇聯的主流理論和指導思想,不僅對蘇聯,也對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

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理論,概括起來,主要有四個內容:一是優先發展重工業;二是工業高速增長;三是工業化以社會主義改造為條件,即工業化是以建立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為保障的:四是關于農業應該為工業化積累資金。

1、關于工業化戰略,斯大林提出:"在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通常都是從輕工業開始。由于輕工業同重工業比較起來,需要的投資少,資本周轉快,獲得利潤也較容易,所以在那里,輕工業成了率先發展的頭一個對象,只有經過一個長時期,輕工業積累了利潤并把這些利潤集中于銀行,這才輪到重工業,積累才開始逐漸轉到重工業中去,造成重工業發展的條件。但這是一個需要數十年之久的長期過程,在這時期內只得等待工業發展并在沒有重工業的情形下勉強過活。共產黨當然不能走這條路。黨知道戰爭日益臨近,沒有重工業就無法保衛國家,所以必須趕快著手發展重工業,如果這件事做遲了,那就要失敗。"[15]"不是發展任何一種工業都算作工業化。工業化的中心,工業化的基礎,就是發展重工業(燃料、金屬等等)。歸根到底,就是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發展本國的機器制造業。……否則就談不到保證我國在經濟上的獨立。"[16]

2、關于社會主義工業化必須實施趕超戰略和經濟緊運行理論。斯大林工業化理論的第二個重要思想是必須高速度發展工業,以趕上并超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因此國民經濟就必然會"緊運行"。1928年11月,斯大林在中央全會上提出:"高速度發展整個工業特別是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是國家工業化的主要基礎和關鍵。""高速度發展工業是什么意思呢?這就是說,盡量增加工業的基本建設投資。但是這樣做會使我們的一切計劃(無論預算內的或預算外的)都很緊張。……--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出一個特點,就是我們的計劃很緊。"為什么要這樣呢?斯大林提出了以下兩個理由:

一是外部條件:蘇聯在經濟上落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處在資本主義包圍之中,假如蘇聯的工業與德國那樣發達,假如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如德國和法國也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那么高速度發展工業的問題就不會這樣迫切了。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包圍對于我們就不會有現在這樣嚴重的危險,我國的經濟獨立問題自然就退到次要的地位了,我們就可以從這些國家得到機器來發展我國的工業和農業,而供應這些國家原料和糧食,因此,我們也就可以用比較緩慢的速度發展我國的工業。"

二是內部條件:"除了外部條件以外,還有迫使我國整個國民經濟的主腦即我國工業要高速度發展的內部條件。我指的是我國農業、農業技術和農業文化過分落后。我指的是小商品生產者及其分散而十分落后的生產在我國還占絕對優勢,……列寧關于這一點是這樣說的:’只要我們還生活在一個小農國家里,資本主義在俄國就有比共產主義更牢固的經濟基礎。……’列寧就是這樣尖銳地提出問題:或者電氣化,即’把國家經濟,包括農業在內,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轉到現代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或者回到資本主義去。……可是,不高速度發展我國工業,首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要把我國經濟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去是不可能的。迫使我們要高速度發展工業的內部條件就是如此。"[17]

3、在經濟體制方面,蘇聯為適應上述工業化戰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以單一公有制和行政命令為特征的計劃經濟體制。斯大林提出:在私有制的小農基礎上是不能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在1925年斯大林提出工業化路線和1928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前,蘇聯已經解決了城市中的所有制問題,只是農村還是個體經濟的天下,因此蘇聯在30年代開展的農業集體化運動,實際上就是建立單一公有制的運動。關于計劃管理,斯大林在1927年召開的聯共十五大上明確提出:"固然,它們(指資本主義國家--本文作者注)那里也有某種類似計劃的東西。但這是一種臆測的計劃,想當然的計劃,這種計劃誰也不必執行,根據這種計劃是不能領導全國經濟的。我們的計劃不是臆測的計劃,不是想當然的計劃,而是指令性的計劃,這種計劃各領導機關必須執行,這種計劃能決定我國經濟在全國范圍內將來發展的方向。"[18]蘇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管理體制正是適應快速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要求于30年代工業化過程中形成的。

4、在工農關系方面,斯大林采取了壓低農產品價格為工業化積累資金的征購和"剪刀差"辦法。蘇聯在1921年初走上和平建設軌道后,國家為加快積累工業化資金,人為地壓低農產品收購價格,使得部分農民收入在工農業產品交換過程中轉入政府支持發展的工業部門,當時人們把農業和農民喪失的這部分收入稱為"貢稅"或"超額稅"。1928年7月,斯大林在中央全會上指出:"農民不僅向國家繳納一般的稅,即直接稅和間接稅,而且他們在購買工業品時還要因為價格較高而多付一些錢,這是第一;而在出賣農產品時多少要少得一些錢。這是第二。這是為了發展為全國(包括農民在內)服務的工業而向農民征收的一種額外稅。這是一種類似’貢稅’的東西,是一種類似超額稅的東西;為了保持并加快工業發展的現有速度,保證工業滿足全國的需要,繼續提高農村物質生活水平,然后完全取消這種額外稅,消除城鄉間的’剪刀差’,我們不得不暫時征收這種稅。"[19]三、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工業化思想的豐富與發展

怎樣實現中國的工業化?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就開始考慮的重要問題。1944年4月,即強調"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20]。次年他在黨的"七大"上,深刻論述了工業化與民主革命、與資本主義經濟的關系[21],1949年3月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又提出中國工業化的實現必須以"節制資本"和"統制對外貿易"為前提。同年6月,劉少奇在論述新中國的財政經濟政策時指出:"中國要工業化,路只有兩條:一是帝國主義;一是社會主義。歷史證明,很多工業化的國家走上帝國主義的路。如果在沒有工業化的時候,專門想工業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很危險的,過去日本和德國就是個例子。"[22]可以說,在建國以前,黨主要考慮的問題是如何為工業化掃清道路。

中國革命的勝利造就了一個強大的政府,造就了一個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政府,這個政府自然要代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因此,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一方面要求加速工業化,以實現國家富強;另一方面,為避免資本主義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農民破產和工人階級貧困化,希望走一條非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道路。而此時蘇聯正好提供了這樣一條道路,并且在當時被認為是成功的。于是,經過3年國民經濟恢復,以1953年"一五"計劃的實施為標志,中國開始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啟動和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理論的建構。

從1956年到1978年,以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覺察到蘇聯模式的弊端,積極探索中國自己的工業化道路,并提出了以下很好的思想:(1)在工業化發展速度方面,提出綜合平衡穩步前進的方針;(2)針對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弊端,強調農、輕、重協調發展。(3)根據我國人口多、底子薄的國情特點,提出大中小企業并舉、城市和鄉村工業共同發展。但是在工業化的制度安排方面,由于這個時期的探索基本沒有突破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大框架,因此也就沒有找到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新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

從1978年"三中全會"開始,以改革開放為標志,中國的工業化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20多年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既立足中國國情,又順應世界現代化發展潮流,以與時俱進和"發展要有新思路"的創新思維,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理論和實踐進行了全新的探索,極大地推進了中國工業化的進程。這個時期與以前相比,除了工業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外,最大的特點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被確立為改革和發展的重要目標,并且市場化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進展。中國在經歷了幾乎150年的曲折探索后,終于明白了工業化和市場化對現代化來說,就像車子的兩輪一樣,缺一不可。2001年11月中國加入WTO,說明我國正加速順應工業化進程中市場化這一世界潮流。

改革開放以來的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巨大成功和工業化的迅速推進,可以說極大地突破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工業化理論。概括地說,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經濟市場化中發展社會主義工業化。

改革伊始,中國實際上已經開始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這個轉變過程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其實質是如何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市場化與工業化的關系問題。

一是關于社會主義與經濟市場化關系。這里不再贅述。二是關于工業化與市場化的關系。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把現代化建設與改革開放緊密聯系在一起。改革開放實踐的發展,使我們黨逐步認識到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可以超越,但是市場經濟卻不能超越。1985年,鄧小平在總結歷史經驗時說:多年的實踐證明,"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23]1997年黨的十五大更明確把工業化和市場化融為一體,納入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目標和動力體系同時推進。指出:我國必須"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歷一個相當長的初級階段,去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社會化、市場化、現代化。這是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24]。

中國共產黨的這一偉大創新,不僅在于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而且在于社會主義工業化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從而在世界社會經濟發展史和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上成功地找尋到了在經濟市場化中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新途徑。

(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來推動工業化建設。

在社會主義工業化與市場經濟的結合過程中,遇到的關鍵性難題是中國的工業化應當選擇什么樣的所有制結構。鄧小平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多樣性、多層次性的特點出發,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允許和鼓勵個體、私營、外資經濟等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思想。黨的十五大系統闡述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理論,并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立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制度"。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不僅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的重大突破,而且是對社會主義工業化理論的新發展。集中地表現在:第一,突破了僅靠公有制發展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傳統觀點,提出非公有制經濟也是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推動工業化的重要力量。第二,突破了公有制僅限于"國營"、"集體"兩種形式的傳統所有制理論,提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25]。

(三)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加快中國工業化與世界工業化的接軌。

與國內市場化方向改革相適應,鄧小平提出了全方位的對外開放理論。其著眼點就是認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只有確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才能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加快我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才能積極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與合作,發展開放型經濟,實現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的互接互補,不斷提高我國工業化的國際水平和競爭能力。鄧小平提出的、經過第三代領導集體豐富的利用外資思想,不僅僅是為了解決我國現階段機器設備、資金等方面的困難,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利用外資作為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有效途徑。

在吸引外資的同時,第三代領導集體還根據中國的國情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提出了"走出去"戰略,積極發展對外投資注。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提出:"鼓勵能夠發揮我國比較優勢的對外投資。更好地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26]。2002年5月在重慶主持召開六省區市西部大開發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又指出:"要堅持擴大開放,更好地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把’引進來’與’走出去’結合起來,全方位地發展開放型經濟"[27]。2002年11月,十六大報告將上述思想概括為:"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28]

(三)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實現社會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

(四)

從世界工業化發展的歷史來看,工業化本質上就是在科技革命的激蕩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成功的工業化都是吸收和應用當時最先進技術的結果。20世紀70年代末興起的以信息技術為特征的第三次技術革命,開始主導著新時期工業化的方向。鄧小平敏銳地把握住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時代脈搏,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以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則把這一思想發展為"科教興國"戰略。黨的十六大則將其進一步概括為:"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

(五)積極發展鄉鎮企業和推動小城鎮建設,不斷推進鄉村工業化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對工業化和城市化關系的認識逐步深化,一是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由農業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勞動的農業國,逐步轉變為非農業人口占多數、包含現代農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工業化國家的歷史階段"[29];二是從這一基本國情出發,走出一條鄉鎮企業和小城鎮互動結合不斷推進鄉村工業化的道路。

鄉鎮企業是我國農村經濟結構轉換中創造出來的一種新形式。而鄉鎮企業的發展,又推動了我國大規模的小城鎮建設。小城鎮建設和發展是城市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998年10月,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提出"發展小城鎮,是帶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大戰略,有利于鄉鎮企業相對集中,更大規模地轉移農業富余勞動力,避免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動,有利于提高農民素質,改善生活質量,也有利于擴大內需,推動國民經濟更快增長"[30]。隨后1998、199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制定了落實小城鎮大戰略的具體方針。十六大報告則將其概括為:"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要逐步提高城鎮化水平,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

(六)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最終實現全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

東西部關系是我國生產力布局中的基本關系。1956年在《論十大關系》中便提出了要"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的思路,但后來并沒能很好探索實踐下去。1978年后鄧小平逐步形成了"兩個大局"戰略思想,即"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31]。就這一戰略設想與工業化的關系來說,其實質是讓東部沿海地區先加快發展工業化,有條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實現工業化,然后帶動和支持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最終實現全國的工業化。這是符合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和一個生產力尚不發達的大國工業化發展客觀規律的。。這一戰略思想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生產力平衡布局的觀點,開創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新局面。

依據鄧小平"兩個大局"思想和我國的工業化形勢,1995年9月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上,把"東部地區和中西部的關系"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應正確處理的十二大重大關系之一提了出來,并進一步發展為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戰略思想。隨著20世紀末全國總體上已達到小康水平,中共中央不失時機地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指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是黨中央根據鄧小平同志’兩個大局’的戰略思想作出的重大決策,對于面向新世紀、推進我國現代化建設、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具有重大意義"[32]。十六大對此也做了專門論述。

總之,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與時俱進,不僅是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的基本經驗,也是中國共產黨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工業化理論的基本經驗注釋

[1]武力: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高伯文:福建省委黨校教授。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52頁,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169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4]恩格斯:《卡爾·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文選》第2卷,162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第884頁,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6]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6頁,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7]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冊,第542頁,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6]《馬克思恩格斯文選》第1卷,12-13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9]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6-217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0]恩格斯:《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為科學》,《馬克思恩格斯文選》第2卷,137-138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1]《列寧全集》第32卷,第446-447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2]《列寧全集》第1卷,第88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3]《列寧論新經濟政策》,第39-40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4]《布哈林選集》上冊,第456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5]《斯大林選集》下卷,第496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6]《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2-113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7]《斯大林選集》下卷,第76-84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8]《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80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9]《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39-140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20]《文集》第3卷,第146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1]參見:《論聯合政府》,《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七大"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

[22]《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13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2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8-14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5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1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注:對外直接投資也是一種利用外資。因為,海外企業資金的來源可以是母公司的母國、企業的未分配利潤和折舊、東道國或第三國等,我國所控制的海外企業在東道國或第三國籌借資金即是利用外資。

[2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9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7]《人民日報》2002年5月25日。

[28]:《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人民日報》,2002年11月15日。下同。

[2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5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569-570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77-278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2]2000年3月13日參加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甘肅代表團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0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