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風險觀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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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樹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風險觀，不斷提高執政黨抵御風險的能力，必須探索和遵循社會發展規律，深刻認識風險存在的客觀性，借鑒各國學者“風險社會”研究的有益成果，繼續深化當代中國風險研究；必須增強新時代的憂患意識，自覺防范風險，善于把危機轉化為發展的契機；必須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用“五個統籌”發展的辦法應對發展進程中的風險。

【英文摘要】TocultivateMarxistattitudetowardrisksandcontinuouslyimprovetherulingParty''''scapacityofwithstandingrisks,itisnecessarytoexploreandfollowthecontemporaryglobalandChinesesocialdevelopmentlaw,fullyunderstandtheobjectivityoftherisk-existence,benefitfromtheinstructiveresearchresultsof“riskysociety”achievedbywesternscholarsandfurtherdeepthemodernrisk-studyinChina.Itisnecessarytostrengthenthemiseryawarenessinthenewera,self-consciouslypreventrisksandbegoodattransformingcrisesintodevelopmentopportunities.Wemuststicktotheprincipleoforientationtowardspeople,buildupthefull-scale,coordinated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conceptbyadoptingthe“Fivecomprehensive”developmentmethodstodealwiththerisksintheprocessofthedevelopment.

【關鍵詞】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風險觀/ContemporaryChina/Marxism/conceptofrisk

【正文】

中國共產黨立足于當代世界和中國實際，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風險理論，形成了豐富而深刻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風險觀，并把“提高抵御風險能力”作為新世紀新階段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踐中將長期面對的“歷史性課題”、“重大課題”。科學理論是成功實踐的先導。在發展變化了的國際國內環境中與時俱進地認識和解決這個嶄新的時代課題，必須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根本指針，加強馬克思主義風險觀的學習和研究，解決當代中國為什么存在風險、如何正確認識風險、怎樣應對風險、促進改革發展穩定的問題，從而為切實提高執政黨抵御風險、處理危機能力提供理論指導和精神支持。

一

人類遭遇的風險，是社會發展過程的內在要素之一，一般指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進程中可能發生的危險、威脅、危機。而危機則是實際發生的嚴重困難關頭或產生極大負面效應的突發事件，通常表現為與社會發展的穩定性、常規性、正面效應相對應的突發性、不確定性、災難性的事件和后果。風險和危機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矛盾運動的特殊表現形式，其產生和發展有其特定的條件和過程，是有客觀規律可循的，因而是能夠被人們所認識和防控的。可是，人們往往容易陶醉于改造自然和社會過程中取得的有限成績和暫時勝利，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時期的風險和危機缺乏應有的憂患意識、預警機制和應急機制。這里的原因相當復雜。必須從歷史規律上充分認識當代世界和中國風險和危機存在的客觀性、必然性、特殊性。

1.探索和遵循人類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和共產黨執政規律，深刻認識風險存在的客觀性、長期性、現實性。人類是自然界長期發展進化的產物，自然界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無機的身體”，人類不可能享有超越自然規律的自由。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就是人類依靠自身的力量不斷戰勝來自自然和社會的各種風險和危機，逐步走向文明和進步的奮斗史。盡管現代科學技術已經有了長足進步，但從自然歷史過程的長河看，人類對自然現象、自然規律的認識和利用，總體上仍然處于幼年時期。微生物在地球上已經生存了上億年，比人類更能適應環境變化。我們已知的微生物物種數量只占地球上實際存在數量的10%以下，甚至只有1%。因此，與人的生存環境密切接觸的動植物和微生物的基因突變導致疫病流行就不足為怪了。伴隨著“人化自然”對“自在自然”日益廣泛和深刻的干預，人類在獲得生存、發展自由的同時，也屢次因違背自然規律過度開發而遭遇自然的報復。我國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各種自然災害的發生頻繁發生的發展中大國。隨著我們抵御自然災害的綜合國力大大增強，各種自然災害的發生頻率和破壞程度已經大幅度降低。然而，迄今為止乃至可以預見的將來，我們還沒有足夠能力避免洪水、干旱、霜凍等氣象災害的發生，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任重道遠，“地上懸河”依然是中華民族的心腹大患，地震、塌方、泥石流等地質災害時常導致生命財產損失和生態環境破壞，沙漠化更使4億人口的生態安全受到威脅。可見，人與自然的矛盾始終存在，在當代中國具有特殊性，必須冷靜應對自然界的各種災難和危機。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類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風險和危機的理論非常豐富，具有不可低估的科學價值和當代意義。而他們關于未來社會主義的構想，大多是以歐美發達國家基本實現工業化和生產的市場化社會化、民主政治深入人心、人的文明素質普遍提高為立論前提的。基于這種特殊歷史前提，他們設想風險和危機主要存在于革命時期和短暫的“過渡時期”的“陣痛”；新社會一旦誕生，將進入人的能力和自由個性全面發展的歷史新時期。對這種“歐美構想”的教條式理解，使落后國家執政的共產黨人錯誤地把風險和危機看作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而把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設想成為凱歌高進、一帆風順的歷程，大多缺乏抵御風險、處理危機的理論和實際準備。俄國十月革命前后，列寧曾經熱切期待俄國革命作為導火線同時或很快引發歐美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掌握國家權力的發達國家工人階級用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無私援助俄國的經濟文化建設，在較短時間內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俄共在內戰結束以后延續“戰時共產主義”，就是以這種幾乎沒有風險和危機的社會發展構想和國際環境作為決策依據的。然而，事與愿違，這種主觀上想規避風險、不付代價、不產生負面效應的“直接的共產主義辦法阻礙了生產力的提高，它是我們在1921年春天遭到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主要原因。”(注：《列寧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4頁。)失敗和挫折使列寧認識到，蘇俄必須根據變化了的新情況矯正不合時宜的理論和政策，從回避風險、代價和危機的空想模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使我們的策略同歷史的這種曲折發展相適應”。(注：《列寧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頁。)公開承認落后國家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存在風險和危機，并且通過執政黨領導改革和建設的實際效果來贏得民心、化解風險、克服危機，是列寧晚年對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重大貢獻之一，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風險觀形成的重要理論基礎。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蘊涵著我黨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不斷提高抵御風險、處理危機能力的豐富實踐經驗。總結歷史的和現實的、中國的和世界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實踐經驗，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任何新興社會制度的產生、鞏固和發展，必然是充滿犧牲、奮斗，交織著成功和失敗的曲折過程。況且，“十月革命以來先后誕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上都是原來經濟政治文化落后的國家。徹底改變這種落后的面貌，在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以后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其前進途中也不可避免地會遇到許多難以預料和想象的困難與風險，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注：：《論“三個代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55頁。)現實社會主義所處的發展階段、國際環境使應對來自外部和內部的風險和危機具有必然性。落后國家首先必須完成發達國家早已完成的現代化的“補課”任務，其次要在不同起點、彼此實力懸殊的綜合國力競爭大考場上不斷接受考試，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建成社會主義。在這個擺脫貧窮落后、實現現代化跨越式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擔風險、繳納學費、付出代價。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這使我們始終面臨各種風險和危機的考驗。執政的共產黨人必須提高抵御風險、處理危機的意識和能力。

2.借鑒發達國家“風險社會”、“風險文化”研究的有益成果，深化當代中國風險研究。風險問題是當代社會發展過程本身提出的時代難題。國外學者在“風險社會”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我們關注和借鑒的觀點。一是發達國家已經進入的“后現代社會”是“風險社會”。德國學者貝克的著作《風險社會》(1992年英文版)和《再現代化》(1994年英文版)的出版，使“風險社會”和“再現代化”這兩個概念風靡國際學術界。貝克認為，現代世界正在從“工業社會”向“風險社會”轉變，“風險社會”是現代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其重要特征是充滿著不確定性因素，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和個人的風險日益趨向于逃脫工業社會建立的風險預防和監督機制。斯科特·拉什認為，傳統社會體現的是安全文化，而當代社會的典型特征就是“風險文化”。(注：斯科特·拉什：《風險社會和風險文化》，王武龍編譯，載李惠彬主編：《全球化與公民社會》，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人類社會的現代化是一個區分為不同形態和發展階段的動態過程。傳統社會和現代工業社會雖然存在風險，但不至于出現危及人類生存的普遍性危機。現代化理論實際指稱的傳統社會、現代社會、后現代社會，其風險存在的形式、程度和觀念反映是有區別的。二是科學技術“雙刃劍”帶來了技術和生態風險。科學技術是抵御風險的巨大杠桿。但是，科技進步和現代生產力的發展是一個不斷解決舊矛盾又產生新矛盾的歷史過程，人類不可能僅僅由于科技進步就一勞永逸地自動排除風險和危機。隨著生物技術、空間技術飛速發展而來的生態風險、核風險，就是傳統社會和工業社會所沒有的足以危及人類生存乃至毀滅人類的新風險。而且這種風險已經超出現代社會的管理能力，成為一種不以社會制度差別為轉移的普遍社會特征。因此，人們在肯定科學技術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應當清醒地看到并防范技術和生態風險。(注：何傳啟：《第二次現代化理論》，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編：《現代化研究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02年。)三是全球化帶來了“失控的世界”。吉登斯強調全球化及隨之而來的風險社會“帶來了其他形式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現代世界“越來越不受我們的控制，成了一個失控的世界”。其中，隨著經濟全球化而來的金融風險危害最大。據資料統計，過去25年，在93個國家至少發生了117起全系統的銀行業危機，其造成的損失平均高達所在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16%；在發展中國家清理這些危機而花費的預算總額超過1萬億美元，大致相當于同期用于國際開發援助的總金額。(注：章晟曼：《金融發展及其對上海的啟示》，《解放日報》2003年9月2日，第8版。)四是當代社會風險具有連環性和持續性。隨著科技進步、普遍交往和現代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的生產生活越來越成為一個相互依存和制約的有機整體，對現代科技及其物質設施的依賴度也越來越高；各種門類的防范和化解風險的專業系統程序日益復雜化，各個領域都存在危及全人類生存的混亂無序的不確定性。盡管人類不斷改進防范和化解風險的各種專業系統程序，可是各種問題仍然花樣翻新，層出不窮。技術和管理上的任何疏忽，自然的任何意外干擾或人為蓄意破壞，都將造成傳統社會不可比擬的巨大損失和連環性災難。2003年夏天發生的歐美大停電，就使許多城市的地鐵、機場、電訊等設施和公共交通系統基本陷入癱瘓。據估計，停電給美國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天高達300億美元。應對技術風險對政府行政能力和公民素質都是嚴峻考驗。美國擁有如此強大的科技、經濟和國防實力，竟然未能阻止“9·11”這種以極端方式威脅其本土安全的危機發生。可以說，防范風險、處理危機、確保安全，是人類的永恒課題。

當代中國風險應對和危機處理具有現實性特殊性，必須獨立自主地開展風險研究。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形勢發生深刻變化，人類面臨著許多新的嚴峻挑戰。“總體和平、局部戰亂，總體緩和、局部緊張，總體穩定、局部動蕩”的國際局勢發展的基本態勢，意味著風險和危機發生的國際條件客觀存在。特別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沒有根本改變，恐怖主義危害上升，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有新的表現。發展中的社會主義中國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面臨著空前巨大的風險和壓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偉大試驗，在實踐中探索，由于執政黨自身素質方面的原因有時難免會發生失誤以至挫折。我們選擇了市場經濟，同時就選擇了應對風險。市場經濟是提高效率、創造財富、實現經濟社會化現代化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必須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也要看到市場存在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的消極一面。”(注：《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64頁。)市場在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的積極方面和其消極方面都可能由于生產、投資、貿易、金融的加速全球化而得以同步甚至不平衡擴展。選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也是利大于弊，不可能盡善盡美，不可能自動排除風險。毋庸置疑，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十幾年，是我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取得重大歷史性成就的時期。但是，對我國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必須進行冷靜思索。“我國生產力和科技、教育還比較落后，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還沒有改變，地區差距擴大的趨勢尚未扭轉，貧困人口還為數不少；人口總量繼續增加，老齡人口比重上升，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增大；生態環境、自然資源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們仍然面臨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等方面占優勢的壓力；經濟體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體制還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設和思想道德建設等方面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頁。)這些因素既嚴重制約著我們抵御風險、處理危機的能力和效率，又迫切要求我們注重解決這個重大歷史性課題。

本世紀頭二十年，我國將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基本實現工業化，大力推進信息化，加快建設現代化，走出一條新型工業化道路。也就是說，我國社會正處于從傳統社會向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的雙重過渡過程之中。這就決定了我們所面臨的風險，不僅有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性質和類型的，而且有后現代社會性質和類型的；不僅有相同技術形態、交往形態正常發展過程所共有的，而且有中國社會轉型期所特有的；不僅有來自國內的，而且有來自國外的。只有樹立正確的風險觀，提高抵御風險能力，我們才能科學判斷和全面把握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妥善處理影響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各種復雜和不確定因素，從容應對來自國內外的各種風險和危機，在日益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國發展的主動權；我們才能科學判斷和全面把握我國基本國情，妥善處理我國社會現階段的主要矛盾，防范和化解來自國內的各種風險和危機，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推動“三個文明”協調發展。

基于對人類社會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和共產黨執政規律的深刻認識，十六大報告深刻指出：在本世紀頭二十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征途上，“面對很不安寧的世界，面對艱巨繁重的任務，全黨同志一定要增強憂患意識，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帶來的嚴峻挑戰，清醒地看到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風險，倍加顧全大局，倍加珍視團結，倍加維護穩定。”(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5-56頁。)

二

樹立馬克思主義風險觀，正確認識和應對風險，執政黨必須具備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正確發揮人的主體性，始終保持昂揚奮進的精神狀態，從容應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的風險，趨利避害，推動社會全面進步。

指出，像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多民族的發展中大國，如果沒有正確的理論指導，如果沒有以正確的理論為基礎的精神支柱，在應對風險時，更加會成為一盤散沙，就談不上凝聚力、戰斗力、創造力，就難以彌補物質技術手段的相對匱乏，就不會創造美好的未來。民族凝聚力是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因素，是與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硬力量”相對而言的“軟力量”。中華民族要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和平崛起，必須大力弘揚和培育中華民族的偉大民族精神，不斷增強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共赴國難的民族凝聚力，防范風險，化解危機。中華民族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是千百年來在改造自然和社會的實踐中，特別是在應對風險、處理危機的危急關頭錘煉和積淀起來的強大精神支柱。俄羅斯學者認為，中國改革之所以成功創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跡”，“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民的愛國主義和團結一致的力量決定的。由于這種素質，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富裕的華人向國家提供了不少資金。居住在國內的人也沒有把錢存放在家里，而是相信政府，相信國家的未來，把資金存放在銀行里。”(注：《愛國主義成就中國》，《參考消息》2003年10月4日，第1版。)

憂患意識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內涵之一。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以民族文化優秀傳統和革命文化傳統為深厚底蘊，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精神支柱，以“三大規律”為理性基礎，突出表現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價值取向，是我們科學認識和有效抵御風險的重要精神支撐。

憂患意識是一種民本意識。人民群眾是抵御風險的實踐主體，人民群眾積極性創造性的充分發揮是抵御風險的力量之源。抵御風險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圍繞人民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來落實執政為民，執政黨的首要任務是：團結帶領群眾集中精力搞好經濟文化建設，通過改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讓一切生產要素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人民享有創造幸福安康生活的自由。穩定和發展壓倒一切。只要得到人民群眾的理解、支持和擁護，我們黨就能抵御任何風險，克服一切危機，永遠立于不敗之地。所以，“順民意、謀民利、得民心”是馬克思主義風險觀的核心觀點，是提高執政黨應對風險能力的基礎工程。憂患意識是一種責任意識和奉獻精神。執政黨責無旁貸地擔負起風險防范、危機管理的職責，必須未雨綢繆防范風險，科學高效處置危機，千方百計減少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損失，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利益。只有這樣，黨才能成為中國工人階級、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發生災難、危機的時刻和場合，往往是人民利益受到危害最嚴重因而最需要共產黨人挺身而出的時候。如果執政黨在抵御風險、處理危機上表現得軟弱無力、麻木不仁甚至驚惶失措，就要付出經濟停滯、社會動蕩、失信于民的沉重代價，從根本上動搖其執政的經濟、社會和道義基礎。“憂勞可以興國”，為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全黨同志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必須聞雞起舞，廉潔勤政，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始終保持清醒頭腦，胸懷大志，居安思危，不驕不躁。

憂患意識是一種理性意識和科學精神。增強憂患意識，是在科學分析和全面把握時代特征和國情、體現中國社會進步要求和中國人民實踐需要的基礎上提出的，不是杞人憂天，不是危言聳聽，不是悲觀失望，而是依據對客觀規律把握的一種前瞻意識。見微知著，未雨綢繆，增強實踐自覺性，減少盲目性，有助于把危機和災難的損失降到最低點。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是提高執政黨抵御風險能力的活動平臺，是從全局上防范風險的關鍵環節。各級黨委和政府掌握著影響社會發展的重要資源，決策科學，可以造福于民；重大決策失誤，足以禍國殃民。總結歷史經驗，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重大危機，主觀原因是上層決策嚴重脫離實際，傷害群眾根本利益。從一些國家發生解體和劇變的慘痛教訓中，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正確認識和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成功經驗中，得出的必然結論是：黨和國家各項方針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依據，都要統籌兼顧、妥善處理各方面的利益。”(注：：《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頁。)

憂患意識是一種開放意識和世界精神。只有用馬克思主義的寬廣眼界觀察世界，才能提高抵御風險能力。中國的穩定與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也離不開中國。作為13億人口泱泱大國的執政黨，不但憂中國，而且憂世界。全球化時代的經濟、政治、文化、國家安全需要開展責任與風險共擔的全球性合作。中國正是通過自身發展和在公正合理處理國際事務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樹立起“負責任的大國”的形象。

憂患意識是一種進取精神和創新思維。不斷進取和創新精神的喪失本身就是危機的根源。長期執政的黨更要以古為鏡，保持蓬勃朝氣、昂揚銳氣、浩然正氣，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以權謀私，防止在歌舞升平中由于不思進取、文恬武嬉，導致盛衰巨變、人亡政息的歷史悲劇重演。只有牢記“兩個務必”，始終保持我黨艱苦奮斗的政治本色和優良傳統，才能在團結帶領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京趕考”中交出一份份讓人民滿意的答卷。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迎接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和知識經濟迅速興起的挑戰，迎接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挑戰，最重要的是堅持創新。

憂患意識是一種辯證思維和治國智慧。歷史上和現實中無數危機處理的成功范例證實了恩格斯的著名論斷：一個聰明的民族，從災難和錯誤中學到的東西會比平時多得多。世界上一些大國的崛起，往往是正確對待和有效處理危機，甚至利用災難性事件，激發起民族精神，抓住了歷史機遇。英國前環境國務大臣邁克爾·米切撰文透露，美國新保守主義智囊團“美國新世紀計劃”早在2000年9月就擬定了一份主宰世界的藍圖——《重建美國的防務》，提出如果沒有“像珍珠港事件那樣的災難性的刺激事件”，將美國變成“明日的主宰”，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注：《反恐戰，美國撒了彌天大謊!》，《參考消息》2003年9月8日，第1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危機具有兩重性，既是危險，又是機遇；禍福相依，挑戰與機遇并存。實踐著的人是實現利弊辯證轉化的主體。危機和損失迫使人們探索和遵循客觀規律，尋求新的發展機遇。共產黨人的力量所在和高明之處，在于善于從挫折的經歷中學習應該怎樣改進我們的活動方式，這樣就能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把挫折轉化為正確決策的財富和成功之路的階梯，由此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馬克思主義對待危機的科學態度和辯證思維方法在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執政實踐中得到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抗擊非典這段不平凡的經歷，我們付出了代價，也學到了比平時多得多的東西。以此為契機，切實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和其他公共安全體系建設和應急機制建設，切實改進有關工作，切實轉變干部的思想觀念和工作作風，真正把黨建設成為能夠帶領群眾抵御任何風險和危機、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三

樹立馬克思主義風險觀、提高抵御風險能力，歸根到底既服務于發展也依賴于發展。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也是抵御現代化進程中各種困難和風險的第一要訣。實踐證明，“增長不等于發展”，片面追求經濟增長、GDP指標的發展觀既不能帶來安全和穩定，更不能長期保持真正造福于民的經濟增長。“抗擊非典斗爭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就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整個現代化進程中，必須堅持統籌兼顧，保持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城鄉協調發展，區域協調發展；必須堅持以人為本，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必須堅持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堅持改革創新，推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進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應該成為我們長期堅持的重大指導方針。”(注：《總理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4周年招待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3年10月15日，第1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把“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確立為深化改革、促進發展、維護穩定的主要指導思想和原則。新的科學發展觀是對“東亞經濟模式”、“東亞價值觀”利弊得失的深刻反省，是對黨和人民抵御風險新的實踐經驗的科學概括，是對“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內涵的拓展，是開創改革發展穩定新局面的有效途徑。

1.防范經濟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確保經濟安全和發展，不斷增強抵御風險的經濟實力。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是經濟發展。“財大才能氣粗，落后就要挨打。我們反對在國際事務中搞實力政策，但我們自己必須有實力——我們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都大大增強了，不管國際風云如何變幻，我們都能‘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注：《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33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解決我國現階段社會主要矛盾，抵御各種風險和危機、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途徑。只有經濟實力增強了，才能把更多資金、技術和人力用于加強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增強抵御自然災害能力；才能增加投資，發展職業技能培訓，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增強對自主創業的支持力度，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有效解決民生之本問題；才能為解決“三農”問題提供雄厚的財政支持，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才能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幫助分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盡快脫貧致富，增進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才能不斷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不斷增強社會主義制度的吸引力凝聚力；才能逐步增加教育投入和科技投入，普遍提高國民科學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質；才能有效支持軍隊和國防現代化建設，提高國家戰略能力；才能最終解決臺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才能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防范經濟風險、確保經濟安全，核心是防范金融風險，化解金融危機。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國民經濟棋盤上的關鍵棋子。現代金融借助于電子通信、尖端計算機系統實現的創新金融方式，使企業和消費者受益。但是，金融歷來與風險相關，對以金融衍生工具為代表的先進技術的濫用，使之不再具有幫助市場參與者對沖風險的功能而變為賭博。近20年來，國際金融日趨活躍，國際資本流速加快，超過其他領域的金融業的全球化，既分攤了國際風險，又加大了金融風險，產生了類似于多米諾骨牌的風險“國際波及效應”。在這個意義上，人們把現在的金融資本市場比作“兇猛的海洋”。我國金融系統掌握著巨大的經濟資源，金融活動日益廣泛地滲透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金融在調節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我國成功地抵御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確保了國家經濟安全。但是，金融系統多年積累的不良資產數量很大，金融風險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大隱患。未來幾年，我國將逐步開放金融信用市場，進入國際化的全球金融體系。這是一個比開放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難度、風險大得多的試驗，是對黨和政府抵御風險能力的新考驗。我們沒有退路，只有保證金融安全、高效、穩健運行，才能使國民經濟健康發展。

防范經濟風險、確保經濟發展，必須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人口壓力已經嚴重影響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的增強。資源安全和生態環境安全同人口安全密切相關。“能不能堅持做好人口資源環境工作，關系到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安全，關系到我國人民生活的質量，關系到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長遠大計。”(注：《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81-282頁。)要牢固樹立保持良好的人口環境、資源環境和生態環境就是保護和發展生產力、維護政治社會穩定的意識。歷史上發達國家的現代化往往伴隨著以對大自然的掠奪和征服、對人類生存環境的破壞為代價的。現代生態文明則揚棄“人類中心主義”和“自然中心主義”的僵硬對立，主張人與自然長期和諧共處，致力于對大自然的保護和回歸。“環境意識和環境質量如何，是衡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的一個重要標志。現在，環境問題已涉及國際政治、經濟、貿易和文化等眾多領域。我們愿為保護全球環境作出積極貢獻，但是不能承諾與我國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的義務。”(注：《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92-293頁。)在對外開放中，我們要始終確保國家環境安全和可持續發展。

2.統籌經濟社會發展、城鄉發展和區域發展，增強民族凝聚力，有效防范風險。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觀的核心是保持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富裕、民主、平等、自由、人權、文明、安全、健康，已經成為我國人民普遍的價值追求，成為衡量一個現代國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沒有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其他價值目標既不能實現，也沒有意義。把保護人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首要職責，也是社會主義事業健康持續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必須確立“以人為本”、以經濟文化建設事業的快速發展和群眾物質文化生活和健康狀況的有效改善作為衡量共產黨人先進性的根本標準。

城鄉協調發展是保持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重要前提。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村穩定是整個社會穩定的基礎，農民問題始終是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根本問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至今尚未取得根本突破的改革重點和難題。農業現代化、市場化、社會化，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和城鎮的大規模轉移，是各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農業的基礎地位脆弱、產業結構調整艱難、市場化組織化程度不高；農民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農民向城市和非農產業轉移的體制環境不平等、管道不順暢，大量富余勞動力滯留農村；農民收入增加緩慢、不合理負擔沉重、購買力低，農村消費市場難以激活；不解決這些制約現代化發展全局的“瓶頸”，既不利于確保糧食安全和擴大內需、解決“過剩經濟”難題，也不利于化解風險，凝聚人心，保持穩定。

我國地區發展不平衡，突出表現在中西部地區“三農”的落后。貧困人口大部分生活在中西部農村。如果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長期不平衡，城鄉和區域發展長期不平衡，如果廣大農民、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的群眾不能安居樂業，既不利于經濟、城市和發達地區的持續、健康發展，也不利于各地區、各民族群眾的團結和國家的統一與穩定。所以，一定要把統籌城鄉發展和區域發展、不斷提高各地區各階層群眾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作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重要結合點。當前在分配政策領域，要突出防范收入分配風險，解決部分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過分擴大的問題。特別是對各類困難群體，要切實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創造條件保證其同其他社會階層一道分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文明成果，從而增強黨和政府的凝聚力，保持社會政治穩定和各階層和睦相處。

3.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合理運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抵御風險，推動改革和發展。開展國際交流和合作，既是應對風險的有效途徑，又是風險防范的重要領域。我國石油等戰略資源儲備相對不足，“我們在資源的開發利用上，必須充分運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必須加大利用國外資源的工作力度。”(注：《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82頁。)恐怖主義、交易、金融危機、環境災害、生態災難是各國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敵人，一國的經濟、環境、生態安全問題的有效解決，直接或間接地有賴于地區或全球性合作，需要不同社會制度和發展水平的國家聯合行動。我國積極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最重要的變化就是綜合國力競爭的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相互交融滲透，國內競爭與國際競爭趨向一體化。“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既給各國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條件，也不同程度地帶來了風險。發達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占據明顯優勢，而廣大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利用機遇和防范風險的能力較弱，相對處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策略把握不當，其金融、經濟就會面臨風險和沖擊。”(注：《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516-517頁。)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加緊向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滲透和擴張，同時極力推行其發展模式、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發展中國家進一步被邊緣化，發展中國家內部貧富差距的擴大可能引發社會沖突，使發展中國家經濟主權和國家安全面臨嚴峻挑戰和威脅。因此，“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維護國家的主權和經濟社會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國際風險的沖擊，防范和抵制各種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襲。”(注：《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189頁。)

在安全和發展問題上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應當遵循以下原則：一是自覺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承擔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十六大報告公開聲明“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具有對人類美好前途負責的人道主義情懷，勇敢承擔起“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歷史責任。我們主張建立處理經常性全球問題的合作協調機制和突發性公共危機的應急機制，積極履行人道主義義務，調動各國政府、民間組織、企業財團、學術機構的智慧和力量，戰勝人類的共同敵人，在應對地區安全和處理國際事務中發揮日益重要的影響和作用。二是統籌兼顧，趨利避害，以擴大對外開放促進國內改革和發展。要在積極推進全方位、多領域、多層次對外開放的同時，利用最后兌現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的時機，把壓力變成動力，苦練內功，解決發展的體制瓶頸，轉變政府職能，為國內外企業創造公開、統一、平等競爭的條件，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捍衛國家主權和尊嚴，堅守“互利雙贏”底線。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是增強抵御風險能力的必要手段，付出代價必須達到“互利雙贏”目的。“互利雙贏”的結局不會自動到來，必須勇于和善于維護中國國家利益。四是在國際交往中，善于根據通行的國際規則謀求社會主義國家利益。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統一，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擴大共同利益的匯合點，妥善解決分歧。要積極適應現實環境，確定能夠實現的有限目的。謀求共同利益，促進和平發展，為我國現代化建設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這個實際目的是有限的，因而經過努力是能夠實現的。要轉變角色，把維護社會主義國家利益作為根本價值需求。只要以和平和發展的大局為重，不突出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求同存異，和平共處，共同發展，達到互利雙贏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