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總體觀創新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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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馬克思恩格斯的總體觀是其哲學的最大成果之一，推動了歷史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的創新。列寧在歷史新時期從整體上繼續深化了總體范疇體系的創新。馬克思主義總體觀是以理性具體表明事物及其相互聯系的全然性的哲學思想；馬克思主義總體方法是運用總體觀，認識、分析、解決問題的方式。馬克思主義總體觀的時代創新，對現代唯物論的創新和深化，以及對現代唯物論的總體結構和功能的研究都有現實的、普遍的方法論價值。

【關鍵詞】總體觀/總體方法/全然性/時代性

【正文】

[中圖分類號]A8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5951(2003)06-0060-(04)

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總體觀回顧

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與發展是同總體、全體、整體、系統等范疇的改造發展密不可分的。恩格斯明確指出：“我們所面對著的整個自然界形成一個體系，即各種物體相互聯系的總體。”[1](P492)從客觀內容看，總體包括自然界、社會和思維(作為客體，社會和思維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無限的發展。馬克思把總體、系統范疇運用于分析和解剖人類社會，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就是一個“有機系統”，“系統在其發展進程中向總體的轉化”[2]。他對最復雜的資本主義商品社會進行經濟分析，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規律，并由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普遍原理出發，發現了古往今來貫穿人類整個社會的發展總規律，創立了唯物史觀。

恩格斯對辯證唯物主義的發展與自然觀的創新同樣與總體、整體、系統范疇的應用和深化發展分不開。他以康德的宇宙總體自組織雙向演化學說為依據，提出了辯證唯物主義關于總體的物質自組織原理。盡管當時對宇宙核能源的生成問題還完全不清楚，但恩格斯運用辯證唯物論的能動的物質觀，站在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的基點上，從哲學上超前預測到物質總體的雙向演化的功能，提出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總體自組織原理，使發展原理和物質原理在辯證唯物主義的總體范疇中達到真正的統一。他接著從總體方法論的新視角研究唯物辯證法對當代自然科學的整體方法論的指導作用，并運用總體(整體)范疇科學地剖析自然界演化的總體系統結構，全面概括19世紀下半葉整個自然科學最新發現，構建了自然辯證法這門關于自然科學的總體辯證發展的哲學新學科。他指出：“整個自然界形成一個體系，即各種物體相互聯系的總體”，“宇宙是個體系，是各種物體相互聯系的總體”。[3](P409)

以實踐為基礎的辯證唯物論揭示了自然界、社會和思維的運動的總規律，使總體范疇上升為統攝唯物論與辯證思維運動的總的方法論。馬克思在1845年春撰寫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運用總體方法，在人的思維與客觀真理、環境的改變與人的活動當中把人民群眾改造世界的實踐納入新世界觀；在人的本質與社會形式上引入“社會關系的總和”的科學觀點，使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為認識和變革世界的新世界觀，使辯證唯物主義總體觀升華為以變革世界的實踐為特點的總體觀。

列寧在新的歷史時期繼承和捍衛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義總體觀的同時，還從兩個方面深化發展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總體性原理。其一，把現代唯物主義看成是在時代科學中從系統到總體的不斷發展的前進運動，提出了唯物主義在核時代總體發展的新原理；其二，從這一新原理出發，吸取黑格爾的總體方法論有價值的東西，深化了辯證唯物主義總體范疇的方法論功能和辯證法的總體結構的功能研究。

列寧重點論述以實踐為基礎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完整的統一性，使唯物主義世界觀推進到核時代的歷史新水平。他繼續和發展恩格斯的徹底唯物主義路線，不但把辯證唯物主義物質觀提高到核時代的“客觀實在性”，而且從核時代原子核微觀粒子的新發現出發，繼續深化辯證物質觀，提出“發展原則”、“統一原則”，“此外還必須把發展的普遍原則和世界、自然界、運動、物質等等的統一的普遍原則聯結、聯系、結合起來”。[4](P282)他并以這一發展唯物論的總體指導思想為依托，從“原子、電子”等微觀粒子層次上提出“物質深邃無限性”的新原理，這一新原理和列寧對物質“客觀實在性”的核時代物質觀相結合構成列寧對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從系統到總體的時代深化的重大發展。他提出的“發展原則”必須同“統一原則”相“聯結”、相“聯系”、相“結合”的指導性原理，為歷史新時期深化和發展唯物辯證法科學提供了完整的現代唯物主義基礎和方法論指南。

二、列寧對辯證唯物主義總體觀和方法論的深化

其一，列寧從哲學是“大圓圈”的新視角展開對唯物主義總體觀方法論探索。黑格爾提出思辯的總體方法是“真理不外是通過直接性的否定性而回到自身”，“由于上述方法的性質，科學表現為一個自身環繞的圓圈，這個圓圈的末端通過中介同這個圓圈的開端，即簡單的根據連接著；同時這個圓圈是許多圓圈的一個圓圈……這一鏈條的各個環節便是各門科學”，“方法是僅僅和自身相關的純概念，因此，它是對自身的簡單關系，這個關系就是存在。但是現在這也是充實的存在，是把握自身的概念，是作為具體的并且全然集約的總體的存在”。[4](P263)這是黑格爾關于辯證法的重要的規定之一，他以觀念的“全然集約的總體”系統性地表述了自然界的“全然集約的總體”，只要打破黑格爾封閉的思辯系統，仍會顯露這一方法的總體整合的辯證方法論的現代功能。

馬克思主義現代科學哲學就是這一科學技術系統在經過“圓圈的圓圈”的科學技術總體進行“全然集約的”整合產生了“大圓圈”——即各門科學的新的哲學“總體”整合的結果。列寧把哲學的辯證思維的總體“大圓圈”看成是在實踐中沿螺旋線上升的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辯證的思維圓運動，由感性具體的簡單的(抽象的)規定性經過實踐的檢驗上升到新一輪實踐的更高的辯證思維中的“理性具體”，進而在更高的實踐過程中經過檢驗達到辯證理性的整體的高度的綜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即唯物主義整體綜合方法論意義上，列寧對黑格爾關于辯證思維通過整體雙重化運動、達到更高的辯證法綜合有序化的發展目標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黑格爾給當代辯證法設定的目標就是通過否定性(矛盾性)的雙重化的整體的思維運動，“更大的擴展同時是更高度的集約”，“最豐富的是最具體的和最主觀的”；“從簡單的規定性開始，繼之而來的規定性就愈加豐富，就愈加具體……在繼續規定的每一個階段上，普遍的東西都在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內容，它不僅沒有因其辯證的前進運動而喪失什么，丟下什么，而且還帶著一切收獲，使自己內部不斷豐富和充實起來”，列寧稱這是“對辯證法這個問題，非常不壞地做了某種總結”。[4](P261)列寧吸納了黑格爾從總體功能上對辯證法這一最重要的科學界定，在今天信息高科技時代對于發展唯物辯證法的總體功能仍有現實的價值。

其二，列寧對總體、現象、規律關系的唯物主義新研究。這對于“左”的思潮將辯證法規律的絕對化、簡單化、庸俗化和嚴重扭曲化的批判方面，更加顯示其方法論的指導價值。黑格爾認為：“規律是本質的現象”，“規律的王國是現存世界或現象世界的靜止的反應”。列寧指出：“這是非常唯物主義的、非常確切的(從‘靜止的’這個詞來看)規定。規律把握住靜止的東西——因此，規律、任何規律都是狹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并在概括黑格爾對總體、現象整體與規律關系的合理論述時指出，“規律”比起“總體、現象”僅僅等于“部分”，雖然“似乎承認，規律能彌補這個缺陷，既能把握否定的方面，又能把握現象的總體”。[4](P166-167)因為黑格爾已從物理學發展史的深刻教訓中看到，把任何物理學重要規律絕對化，抬高到代替其他規律的位置，都會阻礙科學的前進和發展。物理學本身的發展也推倒了這種窒息科學、阻礙認識前進的錯誤行徑。正如達爾文的宏觀生物進化論已在上世紀逐漸在分子生物學、基因遺傳學和信息遺傳學中不斷深化并向新達爾文主義方向發展一樣，把發展的某一規律絕對化、偶像化為唯一發展規律甚至代替了其他規律和辯證法的全部范疇體系，它所帶來的窒息理論與實踐發展的惡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其三，對總體范疇內涵的新研究。古代哲學就已從宇宙學的視角直觀地看到宇宙整體的分與合的功能。但在兩千余年的人類文明史上，囿于經驗觀察的局限性，有的把“分”絕對化了，有人把“合”絕對化了，如古代希臘的芝諾把運動空間的可分性絕對化，最后走上了否定運動的歧途。莊子則把“一尺之椎”的可分性絕對化為“日取其半，永世不竭”的無限可分性，從而走上了否定莊周主體存在的荒唐唯我論。

“分”和“合”的現代哲學的表述即連續性表征宇宙總體的“不可分割性”，如各種呈連續性存在的物質場(引力場、核場、電磁場等)；非連續性表征具體物質的“可分割性”，如各種呈非連續性存在的宏觀物體，微觀分子、原子、核粒子等。連續性與非連續性能夠更準確地表征場與粒子、“分”與“合”的物質總體的統一，說明當時牛頓無法解釋的萬有引力定律在巨大宇宙空間通過引力與引力場在宇宙總體中的“超距”作用，因此既不存在離開物質場和宇宙總體的絕對可分的粒子，同樣不存在絕對不可分的原子。每個物質層次可分性與不可分性、時間的非間斷性與間斷性、認識的非區分性與區分性、活動的非間歇性與間歇性、空間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事物的聯系性與非聯系性[5]都是同時存在著的。2500多年以前的老子就認為：“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6]列寧講在物質總體中二者的連接才是“真正的辯證法”。

其四，對辯證法的總體結構的發展。“辯證法的要素”俗稱“十六要素”[4](P249-251)是列寧發展馬克思、恩格斯辯證法遺產的重大貢獻，不但在辯證法的內容上總體性思想較明確，而且對辯證法的總體結構建構上總體性思想也是較明確的。如在辯證法的內容上，列寧多次較直接地表述了總體性思想：“一切現象中的矛盾的力量和傾向”、“關系的全部總和”、“對立面的總和與統一”、“各個部分的分解和所有這些部分的總和、總計”等。在辯證法的總體結構上，起初列寧在全盤改造黑格爾哲學遺產時把唯物辯證法概括為“三條”，認為“大概這些就是辯證法的要素”，緊接著又把三要素擴展為“七要素”、“十六要素”，囊括了三個發展規律和系列范疇，這是對辯證法的總體擴展和深化。北京大學的王東教授在其博士論文中對此已有精彩的闡述，[7](P106)故不再贅述。當然，列寧深知宇宙自身不斷發展，隨著人類實踐和科學的發展，還會揭示新的要素和方面，來擴大辯證法科學的內涵。列寧的這一重要方法論遺產對今天信息高科技時代克服“左”的錯誤，推動辯證法的信息化新發展仍有特殊的現實價值。

三、馬克思主義科學哲學總體觀是現代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哲學世界觀基礎

二戰后，在全球生態日益惡化的情況下西方的學者和科學家對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提出作了大量的工作，中國政府在領導經濟發展中吸取了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合理內容，并把它作為我國未來發展經濟的重要戰略指導思想。但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哲學世界觀是什么?西方思想家還不能從科學的哲學世界觀來正確回答這一問題。如美國著作家、社會活動家杰里米·里夫金與特德·霍華德(JeremyRifkinwithTedHoward)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出版了《熵：一種新世界觀》[8]一書，試圖回答可持續發展的哲學世界觀問題，該書出版后曾轟動西方世界，我國很快就有中文譯本問世。但通觀全書，作者站在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立場上，把熱力學的熵的單向發展搬到人類社會和自然界，對全球的生態現狀作出悲觀的描述，把“熱熵”當作自然界最高的科學定律，所謂《熵：一種新世界觀》實質上是世界“熱寂說”的新翻版，按照這種新世界觀可持續發展最終只能導向發展的“零的增長”，最后走向全球的生態災難和人類的滅亡。這種以“新”為標榜的世界觀沒有汲取核時代宇宙的雙向演化的熵功能，沒有看到生態系統的熵的雙向演化功能，客觀上起著只讓富國發展，不讓不發達國家發展經濟的作用。

有學者認為：“宇宙間實際上只存在兩種不同形式的能量。一類是以光子作為物質基礎的能量——物質熱輻射能，另一類是以暗物質粒子作為物質基礎的能量——物質冷輻射能。”[9]并認為，后一類是“負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能源，17世紀30年代英國渥塞斯特(Worcester)侯爵制造的非常著名的“永動機”實驗，現在看來實際上就是想利用負能運轉的機器。關于“永動機”，可將其簡單地理解為：非人力、畜力和常規能源為動力的一經開動就永遠不停地運轉的機器。古今中外有很多有識之士嘗試制造“永動機”，目的都是為了“省力”而“作用大”。13世紀就有了企圖制造“永動機”的記載。實際上“亞永動機”早已出現：如，水車、風車；風力、水利、太陽能發電機等。當今，達到第一宇宙速度(7.9km/s)的人造地球衛星和航天器實屬真正意義上的“永動機”，它的誕生意義深遠，已經給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帶來了巨大變化。人造飛行器的宇宙速度會不斷提高，研制“永動機”的腳步不會停止，“負能”的利用將會誕生更多更好的“永動機”。

我們不是否定包括能源危機在內的生態災難發生的現實可能性，但不能把可能發生的東西當作唯一的現實根據。只要充分利用現已達到的防止生態惡化的科學技術手段，只要和平與發展仍占時代主流，在各國政府協商和通力合作的基礎上，推行全球化的保護生態環境的得力政策，通過加大生態環境防治的人、財、物的投入，就有可能逐步扭轉全球生態惡化的現實，恢復全球的生態向良性方向即有序化的減熵方向轉化。我們以辯證唯物主義的總體物質自組織原理為指導對核時代揭示的物質總體熵的雙向轉化進行新的哲學概括，提出了總體性的哲學熵原理。[10]哲學熵范疇是以宇宙熵原體為客觀依據的，但它是以信息高技術為依托的現代人的智能對宇宙熵的能動的社會反映，其現代技術前提是智能化的全球環保高技術，而形成哲學熵的最重要的智能要素，是掌握現代信息技術和不斷提高環境意識的能動的人類主體。[11]技術客體是硬件，掌握環保技術的人是軟件，但軟件——人有無限的環保技術的創造力，兩者的結合構成現代哲學熵的空前巨大的保護、恢復生態環境的能動力，可更快地恢復自然界的生態平衡。在自然科學的理論方面，哲學熵原理是以耗散結構的非平衡態熱力學、協同學等最新科學理論為自然科學依據的，著重點是解決自然界由無序向新的有序化的生態環境的恢復，這一哲學熵唯物主義總體自組織原理既是恩格斯物質自組織原理的運用，同時又為現代可持續發展思想和當代生態經濟學提供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現論依據。應該承認，二戰后半個多世紀，全球工業化空前擴展，由于忽略了對環境保護的投入，導致全球環境的不斷惡化。草原大規模沙化，森林大面積毀滅，江河污染不斷擴大，大氣污染日趨嚴重，工業污染排放物仍未受到控制，氣候條件變化異常，最適合人類生存的環境日趨減少等等。但是，只要自覺貫徹哲學熵物質自組織原理，在各國政府積極的環保政策的指導下，特別是工業大國主動地減少排污量，竭力改善和保護全球環境，就一定能夠盡快實現環境由增熵向負熵的發展方向轉化，實現“人口——資源——環境的良性循環”。

二戰后，西方涌現了兩次信息科學革命，創立了控制論、信息論、系統論等信息通訊理論，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始于西方的數字化電子網絡化信息革命引發的智能化機器人的后工業化的革命方興未艾。高科技不斷取得重大的突破，但整個西方科學哲學仍未脫離舊實證論的窠臼，多囿于某一科學成就來替代哲學世界觀。如，阿爾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的“整體主義”，就是把維納的控制論的正、負熵觀點和普里高津的耗散結構理論直接提升為“現代整體主義”哲學方法的主流，而貝塔朗菲(LudwigVonBertalanffy,1901～1972，美籍奧地利生物學家，一般系統論的創始人)則試圖以生物系統論為基點建立一種“系統哲學”，其創造哲學總體論的嘗試在“時興”一陣之后就在世界哲壇上如曇花一現，銷聲匿跡了。因為這種急功近利的哲學創新，在哲學上既缺少正確的方法，又離開厚實的唯物主義基礎，不是建立在現代科學與技術的全面的科學哲學的認識之上。

總之，在我們看來，馬克思主義總體觀是以理性具體表明事物及其相互聯系的全然性的哲學思想；馬克思主義總體方法是運用總體觀，認識、分析、解決問題的方式。新中國的三代領導人、鄧小平、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實事求是、開拓性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總體方法，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以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領導人，在新世紀、新挑戰、新機遇面前，將會以新思路、新作風、新面貌率領中國各族人民走向更加燦爛輝煌的明天。馬克思主義總體觀是開放的思想體系，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是她的智慧源泉，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期待著創新、騰飛的馬克思主義總體觀。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6卷，第1分冊[M].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列寧.哲學筆記[M].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

[5]朝克.論非聯系方法[J].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1).

[6]老子(也稱《道德經》)第一章、第二章.

[7]王東.辯證法科學體系的“列寧構想”[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8]杰里米·里夫金與特德·霍華德(JeremyRifkinwithTedHoward).熵：一種新世界觀[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9]董長軍.宇宙能源新概念——負能[M].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8.

[10]何毓德.試論辯證唯物主義總體性原理在當代的發展[J].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1).

[11]何毓德.信息智能化實踐看知識結構和認識總過程的創新[J].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