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跨越論論文
時間:2022-08-24 04: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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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在對馬克思晚年的跨越論與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具體理解上,仍有許多問題值得推敲。落后國家率先進入社會主義再次驗證了社會革命發生發展的一般規律,具有必然性,落后國家的率先跨越本身是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自我否定。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落后國家不僅能跨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且也能跨越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
【英文摘要】TheglobalismandorientalsocialdevelopmenttheoryinMarx’slateyearscanbefurtherprobed.Thefactthatthebackwardcountriestook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provedagainthegenerallawofsocialrevolution,henceinevitable.ThebackwardCountries’taking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itselfdeniestheworldcapitalistsystem.Undercertainhistoricconditions,thebackwardcountriescanstrideacrossnotonlythecapitalistproductionrelationshipbutalsoitsproductiveforces.
【關鍵詞】東方社會發展道路/跨越/資本主義體系/生產力developmentalapproachoforientalsociety/strideacross/worldcapitalistsystem/productiveforces
關于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論(即東方社會理論),理論界、學術界有過不少論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在對東方落后國家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及其發展道路的具體理解上,仍有許多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究。本文擬從四個方面進入深入分析,以期給世紀之交現實社會主義的發展提供新的方法論。
一、馬克思晚年的跨越論及其東方落后國家率先進入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驗證了人類社會的一條普遍規律:社會革命總是首先發生在落后地區
馬克思主義東方社會理論認為:經濟落后的東方國家由于它所處的歷史環境,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而直接享用資本主義的肯定成果,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理論界在闡析這一理論時,總是以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形態依次更替的普遍性與不排除個別地區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首先發生社會革命,跨越一個或幾個社會形態作為立論依據。這雖然是有道理的,但還不能從根本上令人信服。其實,要說明東方落后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率先進入社會主義的必然性,只要我們把目光轉向更加久遠的人類歷史長河,便會發現一個基本的事實,社會形態的變革總是首先發生在落后的國家。
人類最早的社會制度是原始共產主義。在這一社會階段,發達的地區是中國。散布中國各地的古文化遺址都是明證。以沈陽新樂文化為例,可窺見中國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發達狀況。這是有距今7000年和5000年的兩層遺址,在這塊高地上,當年竟居住了12萬人之眾。他們有供上百人用餐的巨大陶鼎。這里還有7000年前使用煤炭為燃料的余渣,把人類使用煤炭的歷史提前到距今7000多年。這里還有大量精致的印紋陶器,還有新樂人的圖騰標志——木刻大鵬鳥的完整遺物。這一切說明,當時中國原始共產主義的管理機制較完善,社會交往已有可觀的規模,社會運轉穩定有序。其他各遺址,也揭示了當時中國原始社會相對發達的事實。在世界其他地區,尚未發現如此繁榮完善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證據。這說明,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階段,中國是較發達的地區,其他各地區則是相對落后的地區。
在進入奴隸制的社會變革中,到底是原始共產主義發達的地區還是落后的地區最先進入新的社會階段呢?歷史選擇了后者。原始共產主義社會較為落后的地區如埃及、兩河流域、印度首先發生變革,進入奴隸制社會階段,而原始共產主義較發達的中國則較遲。
在奴隸制階段,先后發展起來的地區和國家是埃及、巴比倫王國、印度以及后來的古希臘、古羅馬民主共和國的奴隸制度。中國奴隸制度則相對落后。這不僅由于它地域狹小,延續時間短,嚴格地講只有一千年的時間,同時也沒有形成獨立的影響強大的意識形態,連中央都城都是不斷遷徙的。
然而,在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變革中,正是奴隸制較落后的中國最早發生了成功的封建主義革命,把世界其他地區遠遠甩在了后面。這是又一次較落后的國家首先發生革命的史實。
在封建主義社會,中華帝國遙遙領先,十分發達。自秦朝開始便出現了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的,統一了文字和度量衡的,設立郡縣制的發達局面。延續了幾千年的中華封建社會,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令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相形見絀。
但是,當由封建制向資本主義過渡時,先進和發達的中國封建社會步履艱難,而封建制一直落后的歐洲卻首先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并獲得成功。英法諸國封建社會成熟較遲,又不典型,時間也短,相比之下談不上發達,但革命卻恰恰又一次發生在這種落后地區。
在資本主義階段,西歐、北美是發達地區,并且由于資本主義把世界聯為一個緊密的整體,所以一切民族都很難改變列強的布局,除非打一次世界大戰。相比之下,俄國、中國等國家,則是資本主義發展較遲且不充分的落后國家。
在由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社會大變革中,再一次出現了落后國家首先發生革命并獲得成功的事實。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很難首先發生社會主義革命。
縱觀歷史,沒有一次以一種社會代替另一種社會的革命發生在其原來發達的地方。相反,這種革命總是首先在原來較落后的國家和地區發生,因而這可視為一條規律。
二、“跨越”并非是指取消資本主義階段,在一定程度上是資本主義的自我否定
首先,馬克思在提出跨越“卡夫丁峽谷”這個理論命題時,是把它與外部世界,尤其是把落后的俄國與西歐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馬克思指出,俄國要想“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就必須“吸取資本主義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1]俄國的農村公社“和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代的東西”,所以“它能夠不通過資
本主義生產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就。”[2]吸收資本主義的一切肯定成果,只有在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和交往中才能實現。
如果說跨越論在某種程度上修正或補充了同時發生論、首先發生論,那么跨越論與它們的共同之處就在于,只有把向社會主義過渡看成是一種世界范圍的歷史過程才是可能的。它始終強調的一個基本思想是:自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以來,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在閉關自守的狀態下得到發展。
跨越論也是在馬克思、恩格斯把俄國村社問題放進與外部世界,尤其是與西歐先進資本主義的聯系中形成的。跨越論的這一理論命題的前提條件,是進行跨越的國家所處的歷史環境必須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代的東西”,或者說是“資本主義生產和它同時存在”[3],這就為用資本主義的一切肯定成果來改造跨越前的前資本主義的落后狀態提供了客觀可能性。可見,跨越“卡夫丁峽谷”離不開與外部資本主義世界的聯系。
其次,這種“跨越”本質上仍然是對資本主義的否定。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登上歷史舞臺以后,開創了世界歷史,使整個世界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上形成一個有機整體,從而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超出一個國家、民族、地區的界限,以世界的規模向前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整個資本主義運動和作為其否定物的社會主義運動都不能不具有世界的歷史性。東方社會落后的國家對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超越,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力量在世界范圍內斗爭的結果。理解這個問題的歷史觀深層基礎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所提出的歷史發展“普照的光”的思想。他指出:“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支配著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隱沒其中,它使他們的特點變了樣。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4]資本主義的發展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卷入了文明之中。從這個視角看,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普照的光”的照耀下,東方落后國家的前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都不能不帶上資本主義的性質并由之決定。所以,雖然一切社會主義革命根源于社會化生產力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矛盾,但由于“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因而,“對于某一國家內沖突的發生來說,完全沒有必要等這些矛盾在這個國家本身中發展到極端的地步。由于同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進行廣泛的國際交往所引起的競爭,就足以使工業比較不發達的國家產生類似的矛盾”[5]。由上可見對“超越”應當作辯證的分析,不可作僵死的理解,絕對的、純粹的超越是不可能的,東方落后國家恰恰是在人類社會歷史已進入資本主義歷史階段并在與資本主義發生關系的過程中,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實現對資本主義的否定。三、“跨越”雖然繞過了資本主義,但并非是指直接進入到馬克思所稱的社會主義,這其中還有一個相當長的過渡時期
馬克思主義鑒別社會形成及其歷史分期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以社會技術尺度為核心的“三分法”,它涉及到彼此相關、相互對應的一組情況,即以勞動與生產工具的結合類型為尺度,把人類社會分為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全面自動化社會(社會技術形態);以勞動與勞動的交換方式為尺度,把人類社會劃分為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社會→社會化的商品經濟社會→社會化的產品經濟社會(社會交換形式);以人的發展和社會發展的相互關系為尺度,把人類社會劃分為人對人的依賴關系社會→人對物的依賴關系社會→自由人的聯合體社會(社會主體形態)。另一種是以社會經濟尺度為核心的“五分法”,即以生產關系(主要是所有制關系)為尺度,把人類社會劃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社會主義是其第一階段)等前后相繼的五種社會經濟形態。由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因此五種社會經濟形態中有其相對應的政治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看法,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由“三分法”體現的歷史發展過程是不可超越的;但對特定的國家來說,在特定的國際環境下,由“五分法”體現的歷史發展階段卻是可以超越的。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上述思想,可以看到經濟落后的國家跨越到社會主義,雖然在經濟形態上接近于(僅僅是接近)由后資本主義轉變過來的社會主義,它們都處在歷史發展的同一序列——社會主義,但在反映生產力發展的三個社會基本要素方面卻有很大不同。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在社會技術形態上屬于全面自動化社會,在社會交換形式上屬于社會化的產品經濟社會,在社會交換形態上屬于自由人的聯合體(人的全面發展)。而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在社會技術形態上則屬于工業社會,在社會交換形態上屬于社會化的商品經濟,在社會主體形態屬于人對物的依賴關系(人的片面發展)。這就
是說,跨越后落后國家建立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在社會、經濟、技術發展的歷史鏈條中還有整整一個階段的差距。正是社會基本要素的這些差距決定了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在生產關系等方面不能采取純粹的社會主義形式,而是采取現在這種非純粹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形式。
我國社會主義在社會根本制度上與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有著質的區別,但從社會技術形態、社會交換形態和社會主體形態方面看,卻與資本主義近乎同一形態,處在歷史發展的共同進程中,執行著同樣的歷史轉化任務,即實現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化以及從人對人的依賴關系向現代人對物的依賴關系的轉化。由于我國現代化發展較晚,無論是在社會技術形態、社會交換形態上,或是在社會主體形態上,其起點都比資本主義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在社會基本要素上趕上,更不用說超過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是中國還處在并將長時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客觀根據。
上述定位明確告訴我們:東方落后國家跨越“卡夫丁峽谷”后,并沒有進入到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階段,究其實質還只是處于“不夠格”的社會主義階段,由“不夠格”到“夠格”的社會主義,其間必須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時期,還要擺脫封建主義的影響,其競爭對手則是資本主義,發展前景才是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認識到這三個歷史系數,就能看到以往籠罩在人們思想上的迷霧,即只看到現實社會主義與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上的差異性,而忽視二者在社會基本要素上的相通之處。這是一些國家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發生“左”的錯誤的一個重要的思想理論上的原因。
四、“跨越”不僅是指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超越,本意中也包含了特定歷史條件下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超越
在我國理論界對東方社會落后國家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理解中,有一種觀點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可以超越,但資本主義生產力不能超越。就一般而言,生產力的發展確實具有不可逾越性。然而,在資本主義降臨人世之后,在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之后,生產力發展的國際化,使“人們的世界歷史性的而不是狹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經是經驗的存在了”[6]這種國際間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世界生產力的總體聯系,使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第一,打破了各個國家、民族、地區生產力發展的重復性。馬克思說:“某一地方創造出來的生產力,特別是發明,在往后的發展中是否會失傳,取決于交往擴展的情況。當交往只限于毗鄰地區的時候,一種發明在每一個地方都必須重新開始。”“只有交往具有世界性質,并以大工業為基礎的時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競爭的時候,保存住已創造出來的生產力才有了保障。”[7]第二,打破了各個國家、民族、地區生產力發展的單線性。在前資本主義形態落后的生產力和分工的基礎上,不可能形成各個國家、民族和地區之間普遍交往的格局,歷史只能被分割在狹隘的民族地域中發展,因而在這種封閉狀態下,其生產力的發展只能是一步一步地單線遞進;而當世界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時,這種單線遞進必然受到世界整體生產力發展的規定和制約,它的最終結果必然表現為“合力”的結果,從而打破其生產力發展的單線性。所以,世界歷史的形成雖然無法改變整個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階段的循序漸進性,卻使某一個國家、民族、地區有可能借助世界先進科學技術力量,繞過一切從頭開始來實現生產力發展個別階段上的超越。正是由于這個原因,馬克思在提出俄國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時,曾針對俄國資本主義制度崇拜者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俄國為了獲得機器、輪船、鐵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象西方那樣先經過一般很長的機器生產發育的孕育期呢?”[8]
回答當然是否定的。對生產力不能超越的理解不能絕對化,否則,在理論上必然把它教條化;在實踐上必然導致執行傳統發展戰略或爬行戰略,使東方社會主義國家永遠只能等距離追趕世界先進水平,永遠處于相對落后狀態。當然,這種超越又是具體的、歷史的,必須對其作出科學的分析。既不能隨心所欲地跨越歷史必由之路,又不能完全重復西方資本主義的老路,必須結合具體國情,走自己的創新之路,否則,在理論上必然離開唯物史觀,陷入“空想論”,在實踐上必然導致不切實際的瞎闖蠻干。[收稿日期]1999-11-12
【參考文獻】
[1][2][3][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51;431;431-432;436.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25.
[5][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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