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興起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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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在20世紀最后30年的歐美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史上，來自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從霍布斯鮑姆(EricHobsbawn)、湯普森(EdwardPalmerThompson)、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米利本德(RalphMiliband)、霍加特(RichardHoggart)、霍爾(StuartHall)到伊格爾頓(TerryEagleton)、安德森(PerryAnderson)、哈維(DavidHarvey)，英國一下子涌現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性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縱橫馳騁在從歷史學、歷史社會學、文學批評、文化研究、政治學到人文地理學的廣闊的理論原野上，在有力地影響了當代歐美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走向及其圖景的同時，創造出了一種特征鮮明、充滿活力、堪與德法傳統并肩的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在我國當前理論界，對英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與思想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熱點，這在文化研究、文學批評以及史學研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但對于作為一個整體的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國內學界還缺乏必要的體認，全然沒有意識到這一理論傳統實際上是一個非常晚近的發明，其興起大體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

一、為什么英國沒有較早形成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

眾所周知，英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二故鄉”，馬克思主義正是在這里走向成熟和豐富，進而走向世界，成為一種改造世界和創造歷史的物質力量的。但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時代及其之后相當長的時間里，英國乃至整個英語世界都沒有能夠確立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也基本上沒有出現有重要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英國左派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淵源可以追溯到1881年的“社會民主聯盟”和1885年的“社會主義同盟”①，特別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時代人莫里斯(WilliamMorris,1834—1896)，但莫里斯主要是一個文學家和藝術家，他并沒有留下可以供后世英國馬克思主義者直接繼承的理論遺產。這是為什么呢？

首先，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使用德文進行理論創作，盡管他們也曾用英文在英國和美國的報刊上發表過大量文章，但真正能夠代表其革命性思想的絕大多數代表作長期缺乏英譯本，這給英國人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造成了實質性障礙。按照蘇聯學者列文的研究，在恩格斯逝世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著作中出版了精良英譯本的只有《資本論》第一卷(1887)、《共產黨宣言》(1888)、《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說》(1889)、《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92)和《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等五種。②對于完整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它的哲學基礎、歷史觀和方法論)來說，它們顯然是遠遠不夠的。恩格斯逝世后，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英譯工作雖然時有中斷，但從來沒有停止過。1920年英國共產黨成立后，這項工作得到了有力的體制保障。為了在英語世界傳播與宣傳馬克思主義，20世紀20年代以后，英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曾編譯出版過一些流傳頗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選本，其中比較著名的有《馬克思文選》(SelectedEssays,1926)、《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SelectedCorrespondence,1934)、《馬克思主義、民族性與戰爭》(Marxism,Nationalityandwar,1934)、《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選集》(SelectedWorks,1935)、《馬克思恩格斯論西班牙革命》(RevolutioninSpain,1939)等，這些選本為馬克思主義在英國的傳播與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同時也必須指出，這些選本的普及性、專題性以及政治意味過強，事實上無法滿足人們完整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需要。在英國，能夠比較方便地獲得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理論著作(特別是哲學著作)的英譯本(特別是全譯本)基本上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事情：《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第一個全譯本出現于1959年，經常使用的全譯本則出現于1963年；《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全譯本出現于1968年；《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選譯本出現于1964年，全譯本出現于1973年……這對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形成與發展的客觀制約是顯而易見的。

其次，19世紀以后，改良主義壓倒激進主義成為英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這內在制約了主張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在英國的傳播與發展。在20世紀50、60年代關于英國工人階級的革命性爭論中，以佩里·安德森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曾偏激地認為英國工人階級乃至英國人從來都沒有革命性。這一觀點遭到了希爾(ChristopherHill)、湯普森等老一代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反對，他們以詳實的歷史研究證明：英國人民也曾激進過、革命過，雖然在進入19世紀之后，這種激進的革命傳統逐漸消失了。③以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的這種研究為基礎，近年來，不斷有歷史學家重新發現了19世紀英國的激進主義思潮和運動，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19世紀后半葉，改良主義已經決定性地壓倒了激進主義，成為英國社會乃至英國工人階級中的主流意識形態。結果，直到1881年，英國才出現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社團“社會民主聯盟”，但僅僅4年后，該組織就因為“改良還是革命”的爭論發生分裂，莫里斯、燕妮·馬克思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退出該組織，成立新的組織“社會主義同盟”。然而，不管是“社會主義同盟”還是“社會民主聯盟”以及后來的“獨立工黨”，馬克思主義組織在英國的社會影響和政治影響都非常有限，即便是后來英國共產黨成立之后，情況也沒有實質性的變化：1924年，英國共產黨響應第三國際的號召，申請集體加入主張改良的英國最大的工人政黨——英國工黨，結果，工黨年會非常明確地表決反對這項議案，并向英國共產黨(不管是政黨還是個人黨員)牢牢地關上了大門。在這樣的意識形態環境下，馬克思主義在英國生存尚且不易，更不用說發展了。

最后，英國共產黨是1920—1921年在蘇聯共產黨和第三國際的支持下，由英國原有的幾個主要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合并重組而成的。這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工人階級政黨，其黨員主體和黨的領導人都是產業工人。英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和理論上長期追隨蘇聯，④因此，它既無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理論創新的需要和動力，坦率地說，也沒有這個能力——對于大多數工人黨員而言，學習和領會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就更不用說創新和發展了。

二、20世紀30年代英國共產黨內知識分子黨員的理論創新

雖然從本質上講，英國共產黨不具有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的需要、動力和能力，但在事實上，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形成卻又是和英國共產黨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因為在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英國共產黨獲得了一次空前的大發展，大量杰出的知識分子加入該黨，從而使理論的研究與創新成為可能乃至必須。對于這種改變，我們可以從英國共產黨和英國知識界的雙重改變中得到解釋。

首先，1933年以后，英國共產黨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改變以往的極左路線，執行正確的統一戰線政策，有效地改善了自己在英國國內的政治形象，增強了自己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在成立之后的最初8年間(1920—1928年)，英國共產黨嚴格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采取與工黨積極合作的路線，結果以失敗告終。⑤1928年后，英國共產黨又執行共產國際“階級對抗”的極左路線，嚴重損害了自身的發展。⑥1933年，希特勒上臺后，共產國際開始調整自己的路線，執行統一戰線政策，領導反法西斯斗爭。英國共產黨忠實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領導英國國內的反法西斯斗爭，積極支持西班牙內戰，極大地提升了英國共產黨的政治吸引力和道德影響力。⑦其次，在英國共產黨發生轉變的同時，原本自由主義占據主導地位的英國知識界也發生了重要改變。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戰爭和戰爭威脅、法西斯主義的統治和西班牙內戰、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功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國知識界原有的價值觀念體系從根本上被動搖，深刻的文化危機由此形成。⑧在這種背景下，法西斯主義成為自由主義的直接對立面，共產主義則因為其日益彰顯的政治吸引力和道德影響力成為對自由資本主義現實不滿的知識分子的替代選擇，于是，1933年以后，數量眾多的各個領域的知識分子陸續加入英國共產黨，⑨英國共產黨的黨員人數開始穩步增長。⑩

隨著知識分子黨員的不斷增長，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后，英國共產黨內出現了一股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潮流，并在幾年后出現了一批卓有成就的理論家和具有一定創造性的理論成果。其中最有價值的主要是考德威爾(ChristopherCaudwell,1907—1937)的《幻像與現實》(IllusionandReality,1937)(11)、多布(MauriceHerbertDobb,1900—1976)的《政治經濟學與資本主義》(PoliticalEconomyandCapitalism,1937)(12)、莫爾頓(ArthurLeslieMorton,1903—1987)的《人民的英國史》(APeople''''sHistoryofEngland,1938)(13)、貝爾納(JohnDesmondBernal,1901—1971)的《科學的社會功能》(TheSocialFunctionofScience,1939)(14)。

考德威爾出生于英國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曾先后在報社和出版社工作過，且成績出色。1933年以后，考德威爾轉向文學創作，先后出版了7部偵探小說、1部長篇小說以及一些詩歌和短篇小說。1934年底，考德威爾接觸到馬克思主義著作，立刻被吸引，并由此轉向馬克思主義。隨后，他以旺盛的精力投入文學理論研究，試圖創立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批評理論，其最終成果就是他于1935年11月完成的《幻像與現實》。1935年12月，考德威爾加入英國共產黨，并成為黨內活動的積極分子。1936年12月，考德威爾參加西班牙內戰，后于1937年2月12日在保衛馬德里的戰斗中英勇犧牲。幾個月后，《幻像與現實》出版。在該書中，考德威爾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在英國近現代經濟發展過程的宏大背景下，揭示了物質生產方式與英國近代詩歌的形成、發展、轉化及其藝術表現形式之間的辯證關系。雖然《幻像與現實》的結構比較凌亂，考德威爾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運用上也還比較生澀，有時甚至相當機械，但他卻開創性地研究了文學形式與社會經濟過程之間的關系以及文學的社會功能問題，因此被認為是英國戰前惟一一位真正具有原創性的馬克思主義者。(15)

多布是戰后形成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的早期核心成員。(16)早在1919年進入劍橋大學之前，他就因為讀了馬克思的書而轉向社會主義，并于1922年加入英國共產黨。這在當時是極其罕見的。1922—1924年，多布在當時英國左派的大本營倫敦經濟學院讀研究生，進而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1924年后，多布回劍橋大學任經濟學講師，并于1925年、1928年出版了2本關于資本主義企業和蘇聯經濟發展的著作。《政治經濟學與資本主義：經濟學傳統論文集》是多布的成名作，該書的重要性在于：在庸俗經濟學占據主導地位的情況下，系統揭示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傳統之間的繼承與揚棄關系，并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對資本主義的危機和當展以及現代經濟學的庸俗化問題進行了深入系統的解釋。該書曾反復再版，為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完整準確地理解和掌握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以及唯物史觀提供了一本高水平的教科書。莫爾頓也是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的一個早期成員，從今天的角度看，他1938年出版的《人民的英國史》或許過于通俗、甚至過于簡單化，但它卻是英國歷史上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在這里，唯物史觀不僅首次被運用于對英國歷史的研究，而且一種完全不同于英國傳統史學的、符合唯物史觀基本精神的、“自下而上”的歷史觀念也已經呼之欲出。英國共產黨內的“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即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的前身，當年就是為了研討《人民的英國史》的修訂事宜而發起成立的，就此而論，該書可以稱得上是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的“搖籃”。貝爾納是英國當代著名物理學家，也是20世紀30年代早期加入英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他1939年出版的《科學的社會功能》一書通常被認為是科學學或科學社會學的開山之作，而該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價值則基本上被忽視了，事實上，該書之所以能夠取得重大成功，就在于它遵照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屏棄科學是一種純粹的、超越世俗的東西的傳統假象，將科學還原為一種社會現象，進而在社會經濟政治發展與科學的歷史互動中，揭示出了科學發展的社會邏輯及其社會功能的歷史變遷。

按照今天的標準，上述4本著作在理論上都是比較粗糙的，甚至還有相當明顯的蘇聯教科書式馬克思主義的痕跡，但它們卻從根本上改變了英國沒有原創性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的局面，為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形成開了一個好頭。

三、“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與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形成

按照原有的趨勢，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原本在20世紀40年代早期就可以基本形成，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中斷了原有進程，從而使它的正式興起延遲到了戰爭結束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形成的過程中，英國共產黨內的“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TheCommunistPartyHistorians''''Group)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17)在這種理論傳統的形成過程中，發揮最重要作用的為什么是歷史學家團體呢？

從主觀條件上看，這是因為英國歷史學具有良好的社會主義傳統，受這一傳統的影響，英國共產黨內部積聚了一批充滿活力的青年歷史學家。20世紀上半葉，英國哲學的主流是分析哲學，經濟學的主流則是馬克思所說的庸俗經濟學，這兩者從根本上講都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與此不同的是，經過韋伯夫婦(SydneyandBeatriceWebb)、柯爾(G.D.H.Cole)、托尼(R.H.Tawney)等費邊社歷史學家的努力，從19世紀末期開始，英國的社會主義史學傳統逐漸形成并取得越來越大的影響。在這一傳統的影響下，“二戰”前后，英國共產黨黨內積聚了一批充滿活力的青年歷史學家，除了已經提到的湯普森、霍布斯鮑姆、希爾、多布、莫爾頓，還有湯普森的妻子多洛西·湯普森(DorothyThompson)、希爾頓(RodneyHilton)、基爾南(VictorKiernan)、湯姆森(GeorgeThomson)、哈里森(RoydenHarrison)、薩繆爾(RaphealSamuel)和魯德(GeorgeRudé)等人。尤其重要的是，這批青年人還找到了自己的導師——英國共產黨資深黨員托爾(DonaTorr,1883-1957)。托爾是一位歷史學家，也是英國共產黨的創始黨員和前面提到過的《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與《馬克思主義、民族性與戰爭》選本的編輯。正是在她的指導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成員從原著而不是蘇聯馬克思主義教科書出發，系統地學習、研究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并對馬克思主義歷史編纂學進行了卓有成效的開拓。

從客觀條件上講，這是因為“二戰”結束后的兩次學術爭論將“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歷史性地推到了風口浪尖。1946年，多布出版《資本主義發展研究》(StudiesinTheDevelopmentofCapitalism)一書，貫徹唯物史觀的基本精神，從經濟史的角度對作為社會形態的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首次進行了系統研究。結果，該書在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引發了一場關于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大討論，“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也由此為人所知。幾年后，以哈耶克為代表的一批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質疑19世紀以來社會主義史學家關于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工人階級生存狀態急劇惡化的傳統觀點，認為當時工人階級其實也是工業革命的受惠者，他們的生存條件不僅沒有惡化，反而是處于不斷改善之中的。(18)此論一出，即引發一場大爭論，霍布斯鮑姆等“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成員也隨即加入論戰，當仁不讓地承擔起了領導批判的責任。也正是在這兩次論戰過程中，曾一度中斷的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形成過程得以重新開始，逐漸定型，并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最終成為一種傳統。對于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形成而言，“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的貢獻無疑是最大的，但它并不是惟一的源泉。作為一位文學理論家，雷蒙·威廉斯與同時期的“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相互呼應，在這一理論傳統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同樣重要的作用。

對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形成而言，“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或者說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究竟提供了什么呢？

第一，他們秉承英國的經驗論哲學傳統，注重運用唯物史觀研究具體的歷史問題與現實問題，拒絕抽象的理論建構，從而使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體系化的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產生了免疫力。作為英國共產黨內部的一個理論組織，“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成員本身是希望和努力與蘇聯馬克思主義正統保持一致的，但作為一群英國知識分子，他們又自覺地繼承了英國的經驗論哲學傳統，習慣于運用唯物史觀去研究具體的歷史問題與現實問題，不擅長或者拒絕進行大而化之的抽象理論建構。這意味著他們在未必自覺的情況下正確地把握和突出了唯物史觀的方法論本質，導致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理性形成一種完全不同于蘇聯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作為真理，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當在解決具體問題的過程與結果中被建構與呈現出來，而不應當作為一個既成的東西存在于具體的研究之前。

第二，他們秉承英國史學研究的實證傳統，崇尚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從而使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堅持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同時能夠避免落入經濟決定論的窠臼。作為一群歷史學家，“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成員最鮮明的特征就是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研究英國近代歷史，特別是英國近代工人運動史，但在從事這種研究的時候，他們又很好地繼承了英國史學的實證傳統，崇尚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讓證據說話，因此，他們在肯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方式的最終決定作用的同時，又充分承認和肯定了上層建筑的反作用、乃至在特定情況下的決定作用。

第三，他們秉承英國社會主義的平民傳統，堅持人民史觀，注重對普通人民群眾及其日常生活的分析與研究，從而將對文化傳統的研究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與德國、法國特別是俄國相比，英國社會主義具有一種深厚的平民傳統?！肮伯a黨歷史學家小組”成員自覺繼承這一傳統，真正堅持人民史觀，將普通人民群眾及其日常生活確立為自己的研究中心，從而將以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很少關注的文化傳統問題放置到了一個非常突出的位置，既深化了對唯物史觀的理解，又開拓出了文化研究這一新興的學科領域。

總之，對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形成而言，“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最大的貢獻就是開創性地探索并部分成功地解決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英國民族理論傳統相結合這個重大課題，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在英國的理論土壤中得以生根、成長，并最終結出了碩果。

注釋：

①參見比爾：《英國社會主義史》下卷，何新舜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200—228頁；莫爾頓、臺德：《英國工人運動史(1770—1920)》，第五章《社會主義運動的復興》，葉周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62年版，第160—193頁。

②列文：《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發表和出版》，周維譯，北京：三聯書店1976年版，第109—113頁。

③參見"TheEnglishTradition",inMargaretJacobandJamesJacob(ed.),TheOriginsofAnglo-AmericanRadicalism，London:Allen&Unwin,1984,pp.17—184.

④參見高蘭等：《英國共產黨三十年》，符家欽等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⑤WillieThompson,TheGoodOldCause:BritishCommunism1920-1991,London:PlutoPress,pp.16—42.

⑥NoreenBranson,HistoryofTheCommunistPartyofGreatBritain1927—1941,London:LawrenceandWishart,1985,pp.31—52.

⑦Ibid.,pp.110—129、220—239.

⑧JamesKlugmann,"TheCrisisoftheThirties:AViewfromtheLeft",JonClark,etc,ed.,CultureandCrisisinBritainintheThirties,London:LawrenceandWishart,1979.

⑨NoreenBranson,HistoryofTheCommunistPartyofGreatBritain1927—1941,pp.210—213.

⑩關于英共黨員人數的歷史變化，可以參見WillieThompson,TheGoodOldCause:BritishCommunism1920—1991,p.218.

(11)中譯本參見考德威爾：《考德威爾文學論文集》，陸建德等譯，長沙：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

(12)多布(道布)：《政治經濟學與資本主義》，松園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62年版。

(13)莫爾頓：《人民的英國史》，謝璉造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62年版。

(14)貝爾納：《科學的社會功能》，陳體芳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15)麥克萊倫：《馬克思以后的馬克思主義》，李智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頁。

(16)關于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的基本情況，可以參見H.J.Kaye,TheBritishMarxistHistorians:AnintroductoryAnalysis,London:PolityPress,1984.

(17)BillSchwarz,"The''''People''''inthehistory:theCommunistPartyHistorians''''Group,1946—1956",inR.Johnson,etc,ed.,MakingHistories:StudiesinHistoryWritingandPolitics,London:Hutchinsoninassociationwiththe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UniversityofBirmingham,1982.

(18)參見哈耶克編：《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秋風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