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學派革命理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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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理論是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它指出，革命是社會基本矛盾作用下的必然結果。但分析馬克思主義認為，革命不是一呼百應甚至是不呼即應的社會基本矛盾發(fā)展的結果，它應該具備微觀層次的分析性基礎。分析馬克思主義者把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的宏觀理論還原成個體選擇理論，認為革命是個人根據(jù)利益最大化原則進行理性選擇的結果。埃爾斯特、羅默、布坎南等一大批分析馬克思主義者都參與了這一問題的討論。①埃爾斯特的革命理論是其典型代表。

一、囚徒困境博弈：階級革命的障礙

分析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革命是一個團體中大多數(shù)成員一致性、積極地參與集體行動的過程。從個體角度去分析，每個個體所面臨的狀況就是囚徒困境博弈。每個個體都有“參加”和“不參加”革命的兩種選擇，但革命是否成行不僅取決于自己的選擇，還取決于群體中其他人的選擇。只有大家都選擇參加革命，革命才能最終成行，只有選擇參加革命的人數(shù)達到一定數(shù)量，革命成功的機會才會大大增加。革命運動的形式體現(xiàn)為下述囚徒困境博弈：

這是一場某一給定個體與任一他者之間的一種策略游戲。對這些行動者中的每一個而言，兩種策略是有效的：“參與”到集體行動中，或者“棄權”。對應任一組策略選擇，都有一個“支付”（或稱“得益”，即在某種策略選擇下的自己所得結果）。在每組支付中，第一個數(shù)字代表“我”的支付，第二個是他人的支付。

埃爾斯特指出，與集體行動相關的收益與損失必須用“期望效用”來測定，其效用計算從以下三個方面考慮：一是源于合作的收益，用“所有人都參與集體行動的條件下個體的收益與沒有人參與集體行動條件下的個體收益之間的不同”來定義。二是搭便車情況下的收益（免費乘車效用）。這表現(xiàn)為以下的不同：其他所有人都參加集體行動，但他自己不參加時他個人的收益，與每一個人都像他這樣想、這樣做時他的收益。三是單獨行動的損失——這是“沒有人參與集體行動的情況下他的收益與他是唯一的參與者或少數(shù)參與者之一情況下的收益”［1］351-352之間的不同。在上面的博弈中，b-a代表合作的收益，c-b代表搭便車收益，而a-e代表單獨行動的損失。理性的人會認識到，無論別人怎樣選擇，棄權都是我的最佳選擇。如果其他人都參與到集體行動中，我就能通過棄權獲得搭便車收益，而如果每個人都棄權，我也能通過棄權避免單獨行動的損失。因為每個人都知道這一推理，博弈的結果就是：所有人都棄權，理性的人進行理性選擇卻得到非理性的結果，失去了源于合作的收益，出現(xiàn)“囚徒困境”；而且革命的集體行動不會實現(xiàn)。

由上述分析可見，個體在是否參加革命的問題上，如果純粹從物質利益考慮，他會選擇“棄權”，革命運動常常會遭遇搭便車問題的阻礙。所謂搭便車問題就是不參加革命（不付出代價）而分享革命后的共同福利。如果眾多個體經(jīng)不住“搭便車”的誘惑，集體行動就不會出現(xiàn)。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受到挑戰(zhàn)。只有個體克服了搭便車問題，選擇革命、合作，集體行動才可能實現(xiàn)。埃爾斯特和布坎南詳細分析了這一行動模型，揭示了囚徒困境的邏輯預設，找出了從“囚徒困境博弈”向“合作博弈”轉化的機制。

二、階級革命形成的可能性

仔細研究發(fā)現(xiàn)，上述革命的囚徒困境博弈及搭便車的均衡結果，蘊涵著特殊的邏輯假設。它包含三部分：博弈只進行一次；每個人都按所獲、支付孤立地行事；并且他們都是理性地行動。在這些假設前提下，囚徒困境必定出現(xiàn)，革命必定無法成行。［1］360

但反過來，我們也可以發(fā)現(xiàn)集體行動的可能性，即：個體相互作用的多次重復；激發(fā)人們行動的支付并非完全的物質利益；行動并非完全理性。在所有這些條件下，革命行動就會成為可能。［1］360如果按照假定的新規(guī)則進行博弈，合作將是博弈的解。

考慮第一種情況，個體相互作用的多次重復。在重復博弈中，這一刻人們的選擇將會影響其他人下一刻的選擇，因此，威脅或承諾成為可能。這些可形式化為下面這一互動策略，即：“在博弈中，總是選擇與對手同樣的策略”，以棄權報復對方的棄權，用合作回應對方的合作。在無限重復博弈中，所有的人都將采納這一策略，結果可能是集體穩(wěn)定地反對叛逃者，搭便車收益將不會引誘到個體從而破壞集體行動。交互作用的結果是人們逐漸變得相互關心，因此，在支付結構上出現(xiàn)一種被動的相互依賴性。如果依賴性足夠強，這種傾向會將囚徒困境博弈轉換為保險博弈，其中，合作將是這個博弈的解。

這一方案存在某些限制：首先，參與集體行動的理性依賴于當前所得比將來所得更愿被接受的程度。如果博弈參與人更在意當前的短期利益，而不考慮長遠利益，重復博弈難以持續(xù)進行。其次，如果交互作用的次數(shù)是有限的，并且游戲參與人事先知道這一點，那么，集體行動的個體理性就會被打破。因為如果知道這是最后一次博弈，那么，選擇合作不可能是理性的，因為這一步的行為不再影響將來的支付。所有參與人都選擇棄權，并且所有人都會知道所有人在最后階段會棄權，討論又繼續(xù)回溯到最初回合的博弈上。由此可知，只有當交互作用的數(shù)量不確定，或者它是一個隨機變量時，集體行動才成為可能。最后，互動策略并不是一個占優(yōu)策略，即它并不是對對手所能選擇的互動策略的最好回應，而僅僅是它選擇了同樣的互動策略，也即如果一個人有理由相信對方也會同樣行動，他將選擇這一策略，可見，它是一個條件策略。為此，嚴格的信息需求必須被滿足，即人們必須有理由認為對方像自己一樣是理性的，并且也持有同樣的觀點。如果對對方存有疑問，棄權就是理性的選擇。

這些因素也能解釋為什么有時候革命不會發(fā)生，如：主體可能有十分強烈的意志而不會受報復、威脅的妨礙；交互行動總有終點；或者，主體對他人無法掌握完全信息。考慮第二種情況：外在因素的影響。任何人不可能與其他人完全孤立；一個人的選擇是能被他人看到的，而這一事實他自己也知道；并且，他也能看到別人的選擇及其所得。這些外在客觀因素以多種方式影響了主體的動機及其選擇。主體可能因棄權而感到羞恥，這將減少或取消搭便車現(xiàn)象；主體也可能從他人所獲中獲得某些被動效用。如果通過參與到集體行動能提高他們的效用水平，這也可能部分地或完全地抵消自身的損失。假設這些外在因素完全取消了搭便車收益，合作將會成為博弈的結果。然而，這也不是一個占優(yōu)策略，因為假定單獨行動的損失仍在，那么，第一個作出參與革命選擇的人將是不理性的。可見，嚴格的信息需求仍需被滿足。實際上，這是在處理“合作的條件偏好”——每個主體愿意合作，條件是其他人也愿意這樣做；如果他懷疑其他人不會這樣做，他也不會選擇合作。在這種情況下，革命會失敗可能有兩種理由。一方面，信息要求可能沒被滿足；另一方面，主體可能沒有受到外在性的充分刺激。如果不是參與人太多且彼此間太疏遠，而是參與人相互有充分的時間交互行動，他們能夠因相互了解而變成互相關心——那么，無論是信息要求，還是動機要求都將會被滿足。當然，這條方案的應用也存在例外，如：我們不能指望資本家受到相互關心的利益的驅動；而且，延長相同個體間相互作用，也有可能將差異變成相互敵意而不是達到團結。

這兩種方案的共同點是，參與到集體行動中去僅僅是以其他人參與為條件的，合作從來也不是一個占優(yōu)策略。區(qū)別是，二者從不同的假設出發(fā)，前者假定人們受物質利益的驅動，后者假定物質利益外的其他因素也可作為個體行動的動機。在埃爾斯特看來，前一種方案具有了兩大優(yōu)點：在方法論上，說人們受物質利益所驅動（利己主義）的假定比將他人的獎勵帶到自己的行為動機中（利他主義）的觀點更易接受；在內容上，它不僅可解釋工人階級的行為，而且能解釋資產(chǎn)階級的行為，資產(chǎn)階級的行為除了用自私性動機外很難用任何其他假定來解釋。埃爾斯特暗示了資產(chǎn)階級的集體行動依賴于在重復博弈中的自私理性，而工人階級的集體行動更多依賴于效用函數(shù)上的外在性因素。

考慮第三種情況：個體行動是非理性的，或者是根據(jù)非理性的信念采取的行動，或者行動本身是非理性的。埃爾斯特認為，在多數(shù)情況下，非理性本身是個有待解釋的術語，但在有些情況下也是有效的。一方面，它符合現(xiàn)實。在囚徒困境博弈的長期重復中，博弈人會選擇合作，甚至在終止點是已知的情況下，盡管從結果看仍是失敗。這一點也可解釋為個體理性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也與相關的試驗結果一致。在試驗中，當被問及各種設想情況下的選擇行為時，主體都以下面的假設作答——如果我認為自己是一特定群體中的典型代表，我將傾向于斷定“如果我行動了，別人也會像我一樣行動”。而且這種傾向會逐漸轉換為如果人們相信自己是某階級的典型代表，那么，他也會很輕易地相信通過自己選擇合作會魔術般地帶動其他人選擇合作。也就是說，主體極易混淆原因和預期結果，根據(jù)非理性的信念采取行動。

縱觀所有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革命理論，實質是在用博弈論的模型分析法對“階級革命”進行另類闡釋。我們發(fā)現(xiàn)，通過模型分析所揭示的階級革命形成的可能途徑，恰恰是馬克思的歷史分析法對階級革命史的經(jīng)驗總結。領導人的信息傳達作用、以往革命成功的激勵作用、革命信仰的非理性力量，這些都是革命運動中十分關鍵的因素。現(xiàn)實的革命運動十分復雜，往往是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因而絕不是以上某一種模式就能解釋的。正如埃爾斯特所說，“我們沒有理由相信某一單個的個體層次行動模型在所有集體行動的情況中都是最好的”，并且“相信將來研究中最好的策略是一種混合策略，70%的努力致力于探索宏觀聯(lián)系，另外的30%致力于建構提供微觀基礎的模型”［1］366。在階級革命問題的探索上，我們提倡多元化的研究方案，提倡歷史分析法和模型分析法的結合、宏觀分析和微觀分析的統(tǒng)一。

三、評論

階級與階級革命理論是馬克思歷史理論的重要內容。經(jīng)典理論認為：階級是隨著所有制建立而自發(fā)形成，階級革命也是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自然結果。可見，所有制完成了階級的劃分；基本矛盾既作為革命的動力，也成為支配革命運作過程的潛在因素。

分析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樣的解釋顯得過于簡略化。他們堅持，社會現(xiàn)象的宏觀解釋需要關于個體層次社會進程作用機制的解釋所提供的理論支持，支撐社會變化的運行機制主要是個體在一定的政治和經(jīng)濟制度下依據(jù)其客觀物質利益所作出的理性選擇。他們指出，階級是眾多的人類個體組成的利益集團，階級革命是實現(xiàn)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因而，階級的形成與階級革命除了受到宏觀社會因素如所有制、基本矛盾的影響外，還是主體參與的過程，具有個體層面的微觀運行機制。

分析馬克思主義者將博弈論工具引進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分析中，開創(chuàng)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新路子，具有方法論創(chuàng)新的意義。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采用歷史分析法闡述階級社會的階級革命學說，但分析馬克思主義卻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一門社會科學，還須有更微觀也是更基礎層次的模型分析方法的說明，即在階級社會人性的基本假定下得出的階級理論才是站得住腳的理論，它避免了社會理論研究上的特設性。歷史分析法和模型分析法的相得益彰才是我們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恰當姿態(tài)。同時，博弈論強調有目的、有理性的行為，表明人類不是規(guī)律的奴隸，這一點也具有積極意義。而且，這種方法論創(chuàng)新也帶來了內容上的創(chuàng)新，如革命實現(xiàn)問題上的個體層次解釋理論為馬克思主義大眾政治理論提供了微觀基礎，極大地豐富和鞏固了馬克思主義。另外，從博弈論視角把握革命還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在現(xiàn)代社會，新中間階級的誕生和階級結構的變化對馬克思設定的無產(chǎn)階級與資產(chǎn)階級的根本對立形成沖擊，關于馬克思的階級分析理論在社會主義社會的適用性之爭也異常激烈。分析馬克思主義的博弈論階級革命論緩和了沖突，在破除勞資對立的同時為社會各階層的矛盾沖突建立了模型。在實踐中，把握階級革命的博弈結構，以行動主義精神為實現(xiàn)群眾的集體行動提供借鑒，對工人階級認識階級力量和階級聯(lián)盟的形成、把握革命形式的發(fā)展時機，也有重大的參考價值，并最終為社會主義和社會平等的實現(xiàn)提供現(xiàn)實動力。

但是，博弈論的應用也是有限的。博弈論通常設定博弈參與人是理性的：行為者在各種可供選擇的方案中采取某種有意識的評估，在尋找行為路線的過程中運用某些合理化標準，在經(jīng)歷這種行為路線時有相當清楚的目標，在所探討的幾種可選擇的策略中能正確評估和決定哪一種能達到目的。但是，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這些設計并不完全共同實施。人們往往并不以符合“理性”的標準來行動，他們的認識能力、優(yōu)先考慮的重點以及應變能力等，用規(guī)范模式的精密要求來衡量，往往是“不理性的”。這樣，博弈論形式上的優(yōu)美就常常有點華而不實，不合實際。另外，對博弈得益的考慮通常只是物質利益，而現(xiàn)實中，個體在參與博弈時往往會受到物質利益外的眾多因素的影響，如政治立場、領導者等。從博弈論的應用范圍看，許多馬克思主義理論無法運用博弈論以及其他理性選擇模式來分析。例如，博弈論可以分析具體的某次革命運動，而一旦從短期的階級革命轉到它的長期結果，博弈論就無能為力了，因為階級博弈除了是個體理性選擇的過程，還受社會大環(huán)境的影響。可見，對階級革命的分析，一方面要有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的宏觀把握，另一方面，也需要分析馬克思主義者對具體革命運動的微觀探究，相互補充才會使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分析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