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全球化觀念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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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馬克思主義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屬于整個世界無產階級，而不專屬某個民族與國家。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資本主義所首先開創的“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這一偉大時代的精神精華，從這一開始就具有打破狹隘地域性限制的“世界性”與“全球化”特征。一部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歷史就是一部從“世界歷史時代”逐步走向“全球化時代”的歷史。在這里必須強調指出：“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與“歷史轉變為全球化的歷史”并不是一回事，世界歷史是相對于相互分裂的民族歷史與地方歷史而言，是指世界開始有了一部相互聯系與影響的統一的歷史，但在這里歷史活動的主體及其基本單位是相互獨立的民族國家；全球化歷史則是指世界各國的歷史變為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活動愈益朝著跨國化方向發展；后者是前者的進一步的和高度的發展的階段。如果說經典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馬克思主義，屬于由單一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所主宰的歐洲化的世界歷史時代；現代馬克思主義，即列寧與等所開創的蘇聯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則屬于一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與東方社會主義陣營逐步形成與尖銳對峙、北方的發達工業化國家與南方的落后的欠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不平等交往的、“分裂化”的世界歷史時代；當代的馬克思主義即鄧小平理論，則屬于一個世界政治經濟力量逐步趨于多極化態勢，政治經濟文化關系正在一體化發展的“全球化”時代。正像近代以來很早就有了全球化觀念，只是到了當代世界歷史發展階段，全球化才成了一種真正客觀物質現實一樣；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有全球化觀念，但只是到了今天，它才是屬于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時代。

當代美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評論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冷戰結束以后所寫的一部總結性著作《革命之后》（1994）中，對馬克思主義的全球化觀念的演變過程作出了迄今為止最為全面的概括。他認為，在第一階段，即19世紀，馬克思恩格斯把整個全球的一體化假設為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他們認為，這既是一個破壞性的進程，也是一個進步的發展過程。對于馬克思而言，所謂“世界空間”是由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張而形成，這種經濟使其勢力所及的所有社會成為同質（homogenize）。所謂“世界時間”是指歐洲資本主義的時間性。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要通過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來實現，這種觀點實際上把“全球化”約化為資本主義的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第二個階段，從19世紀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這一階段中，資本主義的確已經變成全球性的，但不是馬克思所設想的全球同質性與一體化，而是產生了新的分裂分化。這種新的分化由兩個原因引起：一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在加劇了歐洲與北美及日本中心地區的民族競爭的同時，也使民族主義在全球范圍內擴散開來，這種擴散引起對資本的同質化力量的抵制。二是資本主義從歐洲中心地區的擴張并沒有使世界同質化，而毋寧說是制造了發達與不發達這兩個新世界。隨著中心地區資本主義的繼續發展與那里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因政治改革而日趨緩和，反抗資本主義霸權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移向了外圍，開始與爭取民族解放斗爭混合在一起。第三個階段，它從70年代起越來越得到人們的認可。這個形態雖然仍保留中心—外圍形式和相適應的發達—不發達的狀況，但它的確證實了馬克思早在19世紀中期的預言—資本主義確實已經普遍化了，其基礎不僅是商品交換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而且最重要的是通過一種“新的國際勞動分工”而實現的生產的跨國化。只不過早期資本主義的世界歷史化發展是以歐洲為中心的，是一個具有“地理（空間）”中心的體系與過程；而當代資本主義的跨國化卻相反，它通過全球范圍制造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起點而使資

本主義非中心化了，它結束了歐美在世界上的經濟霸權，并且使資本主義第一次脫離了歐洲中心主義。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全球性同質化過程中導致了以民族為經濟發展的基本單位的格局，而在新的發展階段卻相反，資本的全球化過程卻撕裂了民族國家的邊界線，削弱了民族國家的經濟主權，并使資本主義從作為發展單位的民族國家中抽離出來。新的全球性經濟單位就是跨國公司。有人將這種新的世界經濟形態描寫為“全球性的區域主義”或者“全球性的地方主義”，這種描述捕捉住了世界經濟的同質化與散裂化的同時產生。資本主義的跨國化也排除了將世界劃分為三個世界的做法。因為第三世界的某些區域已經變成了資本運作的中心，而第一世界中的某些區域已經淪落到第三世界的地位上。換言之，原來那種中心—外圍關系已經不再是國與國關系的主要特征，而逐漸變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國家——地區與被資本邊緣化的國家—地區之間全球關系特征；這樣就造成了現在世界主義與地方主義同時并存的悖論。

德里克以上的概括基本上符合歷史事實，雖然他認為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全球化理論并不能回答全球化時代重大理論問題，認為“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甚至作為一種關于全球性現代化的理論，已經名不副實。馬克思主義在理論意義上包含著對歐洲中心資本主義的時空預設，它無法解釋資本主義的新形勢，因為這種新的形勢既具有同質化特征又具有散裂化特征。”（注：以上內容觀點參看［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第四章“彈性生產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譯文載俞可平、黃衛平主編《全球化的悖論》，第263頁，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但我們覺得，他的解釋畢竟還是為我們全面回顧馬克思主義的全球化觀念的演變過程，提供了一個基本的參考視野和指導線索。

馬克思還是在創立自己科學歷史觀的前夜（1845），就具有了一種開闊的現代世界歷史性理論視野。他在同德國以弗·李斯特為代表的、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的國民經濟學家進行論辯時，就自覺地站在古典經濟學的世界主義立場上，強調工業即現代社會生產力發展所具有的超越民族國家界限的世界歷史意義，認為在現代生產力與交往關系制約下，一個民族所作的事情就是為整個人類所做的事情。（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57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馬克思與恩格斯第一次表述自己科學的世界歷史觀與全球觀念，是在眾所周知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在這里他們第一次從現代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市場經濟世界化發展的現實歷史角度，對近代以來所發展起來的全球化趨勢作出了初步的描述。這個概括的意義，一方面在于他們為自己建立科學的歷史觀念確立了一個開闊的理論視野，另一方面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全球化”基本特征作了初步的規定。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生產力高度發展引起的人類歷史由傳統的狹隘的民族史與地方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的這一基本事實出發，克服了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論的文化決定論和唯心史觀的根本缺陷。（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87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而在《共產黨宣言》（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6—277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中，馬克思恩格斯更是以明確的語言與立場指出，資本主義所開辟的歷史就是一個世界歷史過程，共產主義理所當然的也是一個全球化發展的歷史過程。從此，馬克思與恩格斯也就非常自覺地在這種開放的理論視野中思考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發展的問題。值得指出的一點是，馬克思他們的這種全球化理論觀念除了有其無法克服的時代局限性以外，也有其理論邏輯上的偏頗之處：過分強調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對全球歷史的統一與整合作用，強調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世界性普遍化特征，而相應忽視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所刺激起來的民族主義運動和世界各國多樣化發展態勢，忽視了作為經濟政治現代化發展的最基本單位的民族國家的作用，而將資本主義文明所發展起來的世界歷史化過程簡化或約化為兩個階級斗爭的過程。正因為考慮到這樣一種理論視野上的片面之處，所以晚年的馬克思在回答俄國民粹主義的提問時，已經考慮到了落后民族國家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性與發展機遇問題。（注：參看拙文《“抓機遇論”發展哲學觀念的歷史追蹤》，載《理論探討》1997年第5期。）當然我們還要強調一點，馬克思這種全球化觀念基本上適合歐洲自由資本主義發展歷史時期，而且從總體上看也符合資本主義整個歷史發展時期（即資本主義“長時段”發展邏輯）。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本質的確是要消滅民族國家界限，超越民族特殊性。其發展趨勢就是要統治整個世界。正如德里克如上所指出的：馬克思在19世紀中期的預言更接近于今天的現實。對此，比利時的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歐內斯特·曼德爾也有相同的認識：“今天的西方

遠比寫作《資本論》時的世界更接近《資本論》的完全純粹的資本主義模型”。也就是說，正如今天由于社會主義運動陷于低潮，整個世界重新變成馬克思當年所處的資本主義全球性發展趨勢。

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晚年，西方資本主義靜悄悄地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代，即不是以資產階級及其個人或企業為基本的經濟活動單位，而是以整個民族國家為基本的經濟政治活動單位；不是以市場的純粹的自由競爭，而是以某種壟斷為特征的帝國主義與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列寧主義就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如果說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全球化觀念是資本主義所首先開辟的世界歷史，是人類歷史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化發展過程；那么，列寧斯大林所發展起來的新的全球化觀念，則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殖民主義體系、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等形態的高度壟斷化政治化軍事化發展趨勢。斯大林曾經對列寧所首先確立的新的全球化觀念作出了一個權威的著名的總結：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是從三個基本原理出發的：1.金融資本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內占統治地位，由此得出第一個基本的結論：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宗主國”內部的無產階級戰線上的爆發因素日益增長。2.加緊向殖民地和附屬國輸出資本，擴大勢力范圍，直到占領整個地球，“資本主義已經成為極少數‘先進’國對地球上大多數居民進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壓迫的世界體系。”由此將地球上的居民分裂成為兩個陣營：一方面是剝削和壓迫廣大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極少數資本主義“先進”國，另一方面是不得不為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而斗爭的占極大多數的殖民地和附屬國。由此得出的第二個結論是：殖民地國家內部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3.在帝國主義條件下，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東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聯合為一條世界革命戰線，來反對世界帝國主義戰線。所以“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注：《斯大林選集》上卷第203—206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并且，社會主義革命往往發生在帝國主義鏈條最薄弱的地方，即通常發生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里，而不是通常所認為的工業發達國家。甚至于可以說，社會主義革命由于處在這樣一種經濟政治發展非常不平穩的世界歷史背景下，所以不會出現同時勝利的局面，倒是往往出現一國首先勝利的獨特現象。受列寧與斯大林以上思想的深刻影響，在領導中國革命過程中形成了著名的具有典范意義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理論以及相應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他認為，由于蘇聯十月革命的世界歷史性影響，中國革命從此以后便成為世界革命特別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由于西方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入侵，近代以來的中國的社會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這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改變這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形態，使之變為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注：《選集》第2卷第626—633頁等處，人民出版社1996年合訂本。）與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的全球化觀念相比，列寧、斯大林、所確立與闡述的新的全球化觀念，基本上準確及時地反映了巨變的歷史時代特點，特別是由此打破了西方資本主義、殖民主義體系統治世界的單極世界經濟政治格局，在落后國家首先建立了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從而從根本上改變了現代世界歷史與政治經濟總格局總面貌，極大地鼓舞了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獲得民族解放的斗爭精神與勇氣，巨大地促進了人類的和平與進步事業，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最偉大的貢獻。可以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抗是全球化進程在20世紀的基本主題之一。而且正是由于這種對抗的存在才有助于今天全球化進程中的多元化、多維度的形成。但從列寧的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前夜理論到斯大林的一國勝利說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學說，再到后來的社會主義陣營理論，本質上是一種分裂對抗的全球化觀念，是一種相對封閉的世界體系理論，它用兩種社會政治制度來抽象與概括世界千差萬別的文明與民族國家的特點，未免有些簡單化。它過分強調了國際的世界的政治軍事斗爭與對抗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只片面地看到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在尖銳矛盾發展以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對廣大不發達民族國家的侵略影響及其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積極作用，而忽視了世界各國經濟文化上的密不可分的交流關系及其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積極推動作用，從而導致了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在現代化經濟建設過程中長期的實際上閉關鎖國的發展方針與策略，進而最終窒息了社會主義經濟文化發展的活力。蘇聯的解體與東歐的劇變可以說是一種全球化模式與觀念即一種以分裂對抗與封閉自足為特點的全球化觀念與模式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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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20世紀，全球化理論觀念模式，首先是作為主流的西方現代化發展理論，即把現代化等同于世界各國經濟文化政治發展“西方化”的單一過程；除開這一基本觀點之外，當然就是以上我們所列舉的以列寧斯大林為代表的帝國主義理論、殖民地半殖民地理論、兩大陣營理論。受這些經典的基本理論模式的影響，本世紀六、七十年代在南美洲也形成了一種既與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全球化模式相抗衡，也有別于社會主義的全球化理論的、一種獨特的“第三世界化”的全球化觀念，即通常人們所說的南美洲的依附理論以及爾后影響范圍更大與持續時間更長的“世界體系理論”。（注：以下關于依附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觀點的內容介紹與觀點，在此參照了方宏進著文《從依附論到世界體系論的理論變革》，載《國外社會學》，1998年第4期第62頁，及孫立平著《傳統與變遷》，第25—30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依附理論崛起于60年代，到70年代后期逐漸失去了影響力。依附理論學派并非有一個較正式的組織、較系統一致的學科集團，而是一批分散于世界各地、基本觀點接近、遙相呼應的學術潮流。它們共同認為：依附是一種不平等的國際貿易關系，是早期殖民擴張的結果，是以其中的一方受另一方制約為代價發展起來的。依附論的基本概念有三個：中心、外圍和依附。“中心”是指那些資本主義經濟發達國家或地區，“外圍”則是指那些經濟上貧困落后的國家與地區。外圍與中心之間產生聯系的方式就是“依附”。“依附理論”由此而得名。依附論的世界圖象是比較簡單的：世界只有一個“中心”，這個中心控制著一批次一級的中心，每一個次中心又控制著一批更次級的中心，如此像洋蔥一樣，最外層的是所有中心的“外圍”或者衛星。比較起來，每一個中心都比其外圍更富裕。而每一層外圍都比其中心貧困，經濟上被動。外圍不得不依附于其中心，而依附又造成了中心對外圍的剝削與掠奪。在中心與外圍的這種關系中，中心通過剝削維持其富有和繼續發展，并由此進一步鞏固其中心的地位。而經受剝削的外圍不但越來越貧困與不發達，而且也越來越加重其對中心的依附。所以依附論者認為，正是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與貧窮之間的這種不公平交換造成了發達與不發達、富裕與貧窮的兩極對立，正是發達國家本身的發達造成了外圍國家的不發達，而不是外圍國家自身的“傳統”落后造成了這種不發達。不發達與發達不是歷史性階段性的差異，而是共時性與結構性對立，是同一事情的兩個側面。不發達國家的不發達與發達國家的發達，通過依附緊緊地聯系在一起。所以在依附論者看來，只有當作為邊緣與外圍即衛星國家擺脫對其中心國家的依附的時候，才是它們開始走向發達的開始。從這個意義上說，“依附論”本質正是反對依附的。

繼依附論這種全球化理論之后，70年代由伊曼努爾·華倫斯坦所率先提出的“世界體系”是一種影響至今的理論與學派。它是受依附論觀點影響同時又與現代化發展這種主流理論傳統相對抗的學說。其中心概念是“核心”、“邊陲”、“半邊陲”與“世界體系”。在華倫斯坦那里，核心、邊陲、半邊陲都是不能等同于一種地理位置，不是一種真實的空間位置，而是指一個國家在全球即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具體位置。中心國家都是全面發展型的工業化經濟體系，而邊陲國家則往往是經濟結構比較單一與傳統的農業國家或者“專業型”經濟國家。“世界經濟體系”或者“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是華倫斯坦的“世界體系”最重要的概念，它是一個用以取代“民族國家”的分析單位概念。在世界體系論學者看來，世界是一個三個層次的金字塔，最上層的是集中了“核心化生產過程”的核心國家，中間是半邊陲國家，下層是集中了“邊緣化生產過程”的邊陲國家。這樣一種世界圖景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三個世界”，從核心向邊陲的下降，主要不體現為貧富方面的變化，而是一種經濟自主性的減退。世界體系論更注重的是研究世界整體的發展規律。由于引入了一個半邊陲概念，世界體系理論才不把世界整體系統中的各個國家的地位與命運看成是注定與不可更改的。在它看來，各個國家的命運可根據世界市場的上下來回波動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世界經濟體系并不是一個等級森嚴的帝國，而是一個帶有“零和博弈”色彩的世界。世界經濟并不是古已有之，而是產生于16世紀，迄今為止已經有了四個發展階段。從1450年到1640年，在西歐形成與產生；從1640年到1815年是鞏固時期；從1815年到1917年成了一個全球性行為；從1917年至今是加強時期。這四個時期世界體系的中心是在不斷地改變的。在華倫斯坦看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最終將由于它徹底統治世界、沒有進一步發展的余地而必然滅亡；而取代這一體系的仍然是一個世界整體性結構，即社會主義世界政權。

通過比較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我們會發現：依附理論是簡單的和靜態

的，而世界體系理論則是動態的與復雜的。依附理論是外部決定論，將不發達國家的不發達原因歸結為外部力量的剝削與掠奪，而在發展道路選擇上，則又是封閉的、片面強調內因作用的“內因決定論”；而世界體系論的理論模型堅持“整體決定論”，即整體的發展規律決定部分的具體發展過程。依附理論主要以南美洲的殖民化歷史為理論參考系，地區狹隘性比較明顯，而世界體系理論的模型是以歐洲的原生形態的現代化發展歷史為原形與起點，追溯世界幾百年的發展歷史而抽象出來的。所以，世界體系理論的模型更具有普適性特點，可用來解釋世界各時期區域的發展問題。

除了方法與基本理論不同以外，依附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在研究主題上也有諸多不同。表現在：（1）依附理論的起點是研究個別國家的發展問題，由此引出國家之間的影響對于發展的影響問題；而世界體系論從一開始就是世界整體的發展規律問題。（2）依附理論是以拉丁美洲為研究對象，然后聯系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美國的發展來說明拉美的不發達。而世界體系理論從一開始就將研究的目標與重點放在早年資本主義的發源地，并由此向世界展開。依附理論雖然對拉美國家的不發達現狀進行了深入的合乎實際的報導，但它對不發達國家的未來發展方向的說服力不足。而世界體系理論雖然對解釋全球化發展問題有相當的靈活性與普適性，但由于基本上是抽象的理論，使得它毫無實踐生命力。總的來說，雖然世界體系理論相對于依附理論來說，具有更加合理性與全面性的特點，但它們的共同理論缺陷是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前景與現狀都做了悲觀的消極被動式的描述與預測，都是一種宿命論的歷史觀念，這種第三世界的發展觀念與第三世界化的全球化觀念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觀念與全球化觀念相比，與這種在實踐中探索形成的成功的理論經驗相比，肯定是有明顯的弱點的；也與在冷戰結束以后即蘇聯解體以后所形成的全球化時代的全球化理論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我們現在就以西方當代兩位著名的思想家對世界體系理論的評價來說明問題。

當代英國社會學巨擘安東尼·吉登斯認為：全球化體系或者世界體系概念的內涵遠比華倫斯坦所理解的要復雜得多。在他看來，現代化發展和現代性社會的特點與主題并不是單一的而是綜合的，包括四種基本的制度特點：高度監控、資本主義企業、工業主義與暴力工具的集中化控制。從這種理論框架來看，世界體系理論過于狹隘了，因為它僅僅關心到了其中的資本主義經濟特點，而實際上抹殺了民族國家的特點與作用。“我們必須承認，世界體系不僅由國際經濟聯系以及國家間的互賴關系所塑造，而且也由全球的民族—國家體系所構建，這兩者中的任何的一項都不可完全化約為另一項。”（注：以下關于依附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觀點的內容介紹與觀點，在此參照了方宏進著文《從依附論到世界體系論的理論變革》，載《國外社會學》，1998年第4期第62頁，及孫立平著《傳統與變遷》，第199—210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只能是世界體系中的一個特殊的面向，而不是指世界體系的整體。國家體系與此同等重要，特別是在全球的民族國家的體系發展過程的晚期，它尤其十分重要。更抽象地說，這意味著我們必須賦予國家秩序形成過程中的政治與軍事力量以應有的重要意義。從目前的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多元化態勢，從世界區域軍事宗教沖突日益嚴重的現實來看，吉登斯的觀點比華倫斯坦的觀點更合乎實際。

已如前述的美國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阿里夫·德里克認為，他所主張的全球化資本主義與華倫斯坦世界體系理論既有共同點也有重要的基本的差別。他認為，在過去20年里，世界體系理論在分析解釋發展與不發達的問題時提出了現代化話語的最佳選擇。它們與占統治地位的現代化話語的區別是：1.世界體系分析把資本主義當作現代性的中心論據，因而試圖將資本主義提供的現代世界結構理解為一種生產模式。2.它也不同于斯大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這主要表現在，它認為單獨的民族內部發展的歷史是無法理解資本主義的發展的，而斯大林主義的一個基本的觀點是，認為資本主義發展是每個民族歷史發展都要經歷過的必然歷史階段。但是，現在資本主義發展已經從一個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體系時代，進入到一個以跨國公司化這種超民族國界發展為特點的全球化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跨國公司化發展第一次將資本主義的歷史，從一種具體的地理位置與民族國家的空間狀態超越出來，進入到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時代。與世界體系所包括的“整體與局部”、“世界與民族”、“中心與邊陲”這種二分法不同，全球化資本主義呈現出來的是“全球化與地方化”兩極對峙的格局。德里克所提出的“全球資本

主義分析”在其邏輯上與“世界體系論”有著不少相通之處，但它所得出的結論與后者有著重要的差別，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體現在對全球化權力結構上，最重要的是民族對國家地位的認識上。“當它在一個指向超越民族空間性的新格局中重構現代化話語時，世界體系分析卻在談到發展與解放問題時繼續把民族當作分析單位”。德里克借用一位美國經濟學家伊曼努爾·卡斯太爾的觀點認為，現在的世界不是一個靜態的秩序化體系，而是一種體系化與非體系化相統一的網絡化時代。卡斯太爾認為，可將這種新的國際分工說成是在一個信息／全球經濟中的四個不同位置上建構起來的：基于信息勞動的高價值生產者；基于低成本勞動的大批量生產者；基于自然饋贈的原料生產者；還原為貶值勞動的剩余生產者。這四種經濟類型是無法與民族國家相對應的。它們是在網絡中和流動中被組織起來的，使用的是信息經濟的技術基礎結構。它們具有某些地理學意義上的地方性發展密集度，但全球經濟并非因此是地理上的一體化經濟。最新的國際分工不會發生在國家之間，而是發生在沿著全球網絡和流動結構中，發生在以上所說的那四個位置的經濟人之間。所有國家都會被這四種位置所滲透。這是一種變動不居的“世界經濟幾何學”，而不是傳統的世界經濟體系理論所抽象揭示的靜態“世界經濟建筑學”或者地緣政治經濟學。美國學者阿爾君·阿帕杜萊斯從全球文化學角度向我們提供了另樣的全球化圖象。（注：以下內容參看汪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第529—535頁，三聯書店1998年版。）他認為，就其秩序與強度而言，當今世界已經卷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互動的新境界。我們必須把新的全球文化經濟解釋為一種復雜的秩序，一種既互相交叉重疊、又充滿著斷裂與脫節的秩序。傳統的中心與邊緣的二元理論模式，或者多中心與多邊緣的理論模式，都不足以解釋當今世界的異質性特點。他認為可以將全球化歸結為五種維度或者五個拼盤：一是在全球流動的人種圖景；二是跨國性的科技圖景；三是超越民族與文化差異的媒體圖景；四是無國界的貨幣流動圖景；五是全球性的而非國別性的意識形態接受圖景。這五種圖景各自都是一個獨立運行的世界，與傳統意義上的地理空間、領地是沒有重合之處的。

三

根據學界的權威看法，全球化（注：以下內容參看楊雪東、王利《關于全球化與中國研究的對話》，載《全球化與中國》，第2頁。）可以概念為如下幾種內涵：一是從全球信息化理論和所謂“全球村”理論角度指出：全球化就是信息克服空間障礙在全世界自由傳遞，提出這種全球村概念的，當以加拿大科學家麥克盧漢為最著名的代表；二是從全球化經濟角度提出全球化就是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與配置，即經濟增長要素特別是資本要素、知識要素、技術要素乃至人力要素在市場法則的驅動下所出現的全球性流動與組合，以至于國別經濟與區域經濟越來越多地被納入了一個一體化的全球體系之中，人類社會經濟的互補性、關聯性前所未有的增強，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突出地代表了這一點；三是從全球體制一體化角度把全球化看作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或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展，也有人認為全球化不過是現代性從西方社會向全世界的擴展，以安東尼·吉登斯為代表的新左派反映出了這種立場與聲音。最后一種觀點是從全球問題學角度出發，認為全球化就是從全球化問題的形成到價值觀點達成共識，再到問題獲得解決的過程，羅馬俱樂部就代表這個觀點與方向。

全球化現象與問題的出現，使得我們發現傳統的理論框架已經很難有用武之地。無論是我們眾所周知的“普遍與特殊”律，“傳統與現代”二分法，還是“整體與局部”律，“內因與外因”律，“中心與邊緣”律，“東方與西方”律，兩個陣營理論這些眾多的二分法，以及三個世界劃分理論都似乎無能為力。它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的過程，一個相反相成的過程，是一個合理的悖論，是一個對對立面為自己存在前提的過程，即一個單一化與多樣化、整合與分裂、集中與分散、世界化與民族化、全球化與地方化的統一與矛盾的動態過程。全球化過程既向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這樣的國家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也提供了難得的發展的機遇。它雖然具有超越國界發展的趨勢與特點，但這恰恰證明與突出了國家主權與利益自主獨立的重要性；它雖然具有制度一體化并軌化發展的態勢，但這恰恰向社會主義中國如何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方向不動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課題；它雖然具有著超越與克服與地域文化及政治制度特殊性的跨國性經濟特點，但這同時又加劇了民族與宗教文化沖突的趨勢。它雖然通過全球性經濟重心的不斷轉移來為全球各地帶來了新的經濟增長點，但也加劇了經濟基礎比較落后國家的經濟安全的不穩定的因素。它一方面從經濟上加強了全球范圍的緊密聯系，另一方面則又加大了地區經濟之間的不平衡與愈益嚴重的兩極分化；它一方面促成了全球范圍內的經濟的緊密合作與此同時聯系，同時也的確制造了新的對

抗與分裂。

冷戰結束以后所形成的全球一體化格局，既說明了資本主義所具有的強大的生命力，也說明了傳統的封閉的社會主義模式所固有的嚴重弊端。但這種危機現象并不等于說社會主義的歷史性失敗與資本主義的永恒勝利。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我們確實可以說，全球化從一開始就是資本主義所開辟的，是資本主義的歐洲勝利地征服世界各民族的過程：從冷戰結束以后的當代世界經濟政治文化格局來看，全球化的本質主題仍然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的跨國化發展以及對當代世界的總體控制。但這并不等于說資本主義體制一統天下的格局是永恒的。必須看到全球化從一開始就是資本主義這種主導的統治秩序與由它所引起的各種反對與異質力量進行相互較量與沖突，進而共同發展的歷史。毫無疑問，社會主義是對抗資本主義、克服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的片面性弊端的、使全球化進程朝著健康合理方向發展的最強有力的推動力量；在某種意義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沒有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制約，沒有以蘇聯與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競爭與挑戰，由資本主義所開辟的全球進程便不可能有如此高速的發展。而幾百年以來風起云涌的民族主義解放運動的發展和對西方殖民主義的批判與抵抗，則有力地促進與保證了全球化進程的廣泛而深入的發展。從而使得全球化運動既在促成人類具有越來越多的共同語言的同時，還保持著眾多的多元化豐富性創造性源泉。也就是說，正是民族主義、社會主義運動等這些重要的異質因素與反對力量的不斷強大，才使得全球化充滿了生命力。正像如前所述的美國的經濟學家瑟羅指出的那樣，如果在整個世界上資本主義失去了像社會主義、民族主義這樣強有力的競爭對手，那么這將是它因為缺少競爭而喪失活力的開始。（注：參看瑟羅《資本主義的未來》，第319—320頁。）相反，社會主義的局部的暫時的失敗與陷于低潮，不能說明社會主義從此走向終結，倒是說明那種封閉保守的社會主義僵化模式的終結。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一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歷史，就是一部在全球化運動推動下發展的歷史；同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本身就構成了全球化運動歷史的一個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與失敗的歷史，離開了全球化發展的總體歷史，是無法得到正確的理解的。蘇聯與東歐的社會主義歷史的失敗使我們發現了馬克思主義教條之外的真正的馬克思（或曰一個“（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之后的馬克思”），了解到了馬克思的全球化發展觀念的經典本義。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中的全球化觀念就是經典馬克思主義全球化觀念、當代全球化發展現實與中國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經驗共同對話與融合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