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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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薩林斯在《文化與實踐理性》中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對話可以看出,薩林斯認為馬克思主義存在文化的和自然的兩個環節,歷史唯物主義代表著后一個環節,作為馬克思主義的自然化,這個環節限制了其擔當宏大文化理論或歷史哲學之責從更廣泛的理論背景看,薩林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二重解讀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內部長期存在著的對“實踐”的二重解讀并行不悖,而他以人類學實踐例證了那些對于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建構具有基礎意義的問題;特別是,在他那里,馬克思主義不再繼續是當代人類學的潛在競爭對手,而一躍成為顯性的,并且含蓄地成為以意義為基礎的文化批評理論的同路人薩林斯從人類學背景出發為馬克思主義的解讀提供了一個嚴肅而極富價值的案例關鍵詞:薩林斯;歷史唯物主義;自然環節;文化環節Abstract:AccordingtothedialoguebetweenSahlinsandhistoricalmaterialisminCultureandthePracticeReason,SahlinsheldthatMarxismconsistsofbothculturalandnaturallinksandhistoricalmaterialismrepresentsthelatter.ForthenaturalizationinMarxism,itsresponsibilitytobethegrandculturaltheoryorhistoricalphilosophyisrestricted.Inbroadsense,Sahlins′dualinterpretationofhistoricalmaterialismisnotcontradictorytothatofpracticeintheMarxistphilosophy.Throughthepracticeofanthropology,SahlinsillustratedthebasicproblemsfortheconstructionofthecontemporaryMarxistphilosophy.Inhisopinion,Marxismisnolongerthecovertbuttheovertcompetitoroftheanthropologyincontemporaryage,andimplicitlybecomesthecompanionoftheculturalcriticismtheorywhichisbasedonsignifying.Sahlins′anthropologybackgroundprovidesavaluableandsignificantinterpretationofMarxism.Keywords:Sahlins;historicalmaterialism;naturallink;culturallink一薩林斯與歷史唯物主義對話的理論原因和基本邏輯無論在人類學與歷史學的關系上存在著何種爭論,文化或歷史規律始終是它們共同的目標,所有爭論都是圍繞這一目標而展開的正是因為這一原因,與具有宏大抱負的馬克思主義或隱或顯地爭論,亦是人類學理論中的普遍現象不過,像薩林斯那樣留下一本專門與歷史唯物主義直接對話的著作,在有影響的人類學家中卻十分少見那么,為什么薩林斯要把歷史唯物主義提到如此顯著的位置上來進行對話呢?在深層理論邏輯上,原因可能十分復雜,除了上述宏觀的理論原因外,還涉及其師從萊斯利•懷特(北美文化唯物主義學派人類學理論的重要代表),以及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人類學——這是他1970年之后的主要理論依據,那些問題都與馬克思主義有著復雜的關系綜觀其理論歷程,薩林斯經歷了從進化論到結構主義再到綜合論立場的顯著變遷而在這一過程中,他逐步站到現代性批判和西方文明自我反思的基本立場上這一立場與馬克思主義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如他所言,人類學的最高目標必定是與批判性的唯物主義相一致,這便是施米特對馬克思主義的判斷,“幫助人們脫出他們自制的尚未覺悟的經濟決定論的牢籠”[1]2盡管在提出這個觀點時,薩林斯尚沒有實現這一目標,但是他明顯地描述了一種試圖超越西方傳統二元論的綜合性文化觀在《文化與實踐理性》中,薩林斯直接強調自己研究歷史唯物主義的動機在于,由于馬克思闡述的那種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和文化觀在被搬來解釋部落社會時存在著難題,他要研究這種難題的實質[1]1在他看來,原因在于馬克思主義內部存在著文化和自然兩個環節,因此,實質是通行的歷史唯物主義屈從于功利實踐論而并沒有走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1]2在第一個環節上,自然是一個文化范疇,即文化是人與自然之間的中介性要素在這一點上,馬克思與現代人類學是同道“從馬克思的歷史觀中,民族學家會看到有一種意識,這種意識是從社會的結構中產生的,它是一個歷史地給定的產物,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互動關系就是在這種意識中展開的”[1]172第二個環節與第一個環節相反,歷史唯物主義將那個中介因素視為“有效生產的理性物質的邏輯”也就是說,馬克思強調(特定的)客觀物質條件對(特定)生產的作用,在這一種作用中,生產表現為社會自身邏輯的展開,人成為社會結構所產生的特定角色的承擔者,如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在薩林斯看來,馬克思把文化從生產中撇開了,這也是他不認同的地方所謂歷史唯物主義的自然環節,也是薩林斯認為的問題所在他追隨哈貝馬斯等人對馬克思強調生產(勞動)忽視文化(交往)的做法進行批評,認為這樣就把文化關系變成了自然關系,這正是形形色色的“實踐論”所共享的秘訣它帶來的結果是把一種文化(西方文化)變成了事物的本質,或者,用馬克思主義的語言來說,這樣就把資本主義自然化和永恒化了,而這恰恰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客觀上,作為一名人類學家,盡管在使用“馬克思主義”或“歷史唯物主義”術語時與職業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家相比可能欠精確,但薩林斯比絕大多數論及馬克思的學者更加嚴肅對待馬克思①這是因為,他雖然無意介入職業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之間有關青年和老年兩個馬克思的爭論,但是慎重地對待了馬克思文本內部的張力,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他才能夠批評“馬克思主義者忽視了馬克思本人”[1]51因此,在總體上,薩林斯關于兩個環節的說法不乏文本的和邏輯的依據不過,我們也看到,在薩林斯的解讀中存在著多個難以協調的張力或沒有展開的問題首先,是在總體姿態上,一方面,他采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批評立場;另一方面,在多數時候采取了為馬克思辯護的姿態例如他肯定馬克思屬于首先認識到物質活動中象征秩序的人(這一觀點源自列維斯特勞斯),他強調馬克思的觀點不是功能主義的簡化論,不是幼稚的感性唯物主義,也不是粗陋的唯經濟論,他甚至把馬克思理解為他所認為的民族學和社會人類學之文化論的先驅其次,他多次強調構成對馬克思批評的正是馬克思本人,但實際上并沒有很好地解釋這一點,因為形成對現代資本主義實質批判并能夠為批判的人類學提供資源的,在馬克思那里是由《資本論》實現的,但這恰恰發生在薩林斯所說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自然環節之中最后,如果說馬克思在早期已經形成了一種文化論立場,那為什么又從文化環節轉向了自然環節?對于這個問題薩林斯并沒有合理地解釋這些問題的存在,恰恰見證了薩林斯在《文化與實踐理性》中對馬克思的解讀有需要進一步澄清和爭論之處也正是從這些問題出發,我們才能夠評判馬克思唯物主義歷史觀和文化觀是否真的如薩林斯斷言的那樣存在著內在的張力,同時理解他這種判斷的實際理論意義二馬克思主義是否存在著內在的張力在解開人類文化制度或社會之謎以及提示它們的普遍規律的道路上,人類學逐步把問題推向底部:在人與自然之間起中介作用的到底是什么?正是在這一點上,人類學必然要與馬克思主義對話因為馬克思已經從作為感性活動的實踐出發給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粗略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回答框架在這個框架中,歷史成為主客體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過程盡管并非所有的理論家都同意這個框架,但其優先性卻是無疑的在這一點上,薩林斯強調:“在最根本的程度上,馬克思看待文化與自然的立場——他把人類文化理解為人介入物質世界的方式——和后來時代人類學對此的理解相去不遠”[1]165但是,問題到這里并沒有結束因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內部長期存在著的圍繞實踐的爭論這種爭論,一方面把馬克思置于人本主義陰影中,另一方面則把馬克思打扮成唯生產力論者由于“實踐”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根本意義,這種爭論是如此廣泛,以至可以說構成了全部爭論的核心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列維-斯特勞斯在與薩特的爭論中提出一種擺脫爭論的方案,這便是區分實踐與實踐活動,并在其間安排一個作為中介的中介——概念圖式,這個圖式在直接的意義上是全部現實秩序背景后的“秩序的秩序”[2]薩林斯正是跟隨列維斯特勞斯推進的,他依據馬克思主義的主流解釋,進一步把“實踐”定位于滿足物質利益的生產(經濟)活動上,從而提出這個問題:“現實世界中的生產行動與經驗的象征組織方式二者之間究竟是何種關系——這是馬克思主義和法國結構主義之間的問題之所在;正如它也是人類學學科關于實踐理性和文化理性的局部爭論的問題之所在二者的分歧集中在,實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營造了人類秩序”[1]5或者,更一般地說,“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的真正問題集中在實踐和象征秩序的關系上”[1]60薩林斯實際上對實踐采取了一種理解,并由此把問題從歷史學的主客體關系轉移到人類學的功利和意義關系上如果說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實踐是解決主客體關系的邏輯前提,而在“實踐”的理解上同樣存在著主客體兩種路線,并因此給“實踐一元論”帶來實質性挑戰的話,那么,薩林斯的上述做法恰恰是借由人類學理論重新把問題置于二元論背景中,并通過結構主義來超越它在《文化與實踐理性》中,他非常明確地表明了這一點,并且把實踐理性與意義理性之間的辯論抬到現代社會思想關鍵問題的地位上當薩林斯把實踐直接理解成功利活動而帶來難題時,在馬克思主義框架中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拜物教的批判也就成了問題在這里,薩林斯劃了一個小圈,他指出馬克思從生產活動出發在后期著作中把歷史唯物主義自然化了,而這意味著存在兩種馬克思主義,或者說,馬克思主義存在著兩個環節——文化環節與自然環節,前者代表薩林斯所認同的文化決定觀,而后者則是與自然主義和功利主義無法分開的經濟決定論,這兩個環節正好對應于他所區分的兩種范式的人類學理論——功利論(utilitarianism)和文化論(culturalaccount)反過來說,他以自身人類學的理解指認了20世紀馬克思主義解釋中的兩種不同路線這也正是他解讀馬克思主義兩個環節的理論意味進一步說,如果評價這種解讀需要進入20世紀有關馬克思主義解讀的爭論背景中,這將把討論帶入本文無法終結的論題中在此,我們緊扣薩林斯提出而未回答的問題——馬克思為什么存在從文化環節向自然環節的過渡,簡要地闡明:這不是兩種矛盾的文化理論,而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兩個基本層次——有關歷史發展一般規律的廣義歷史唯物主義與有關資產階級社會的狹義歷史唯物主義,或者說,正是這種獨特的張力隱藏著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或文化觀的獨特價值[3]在薩林斯看來,雖然馬克思已經“正確”地提出文化的環節,但在其后又發生了自然化,原因在于:“為了通過與商品拜物教的對比而得出商品含義的透明性,馬克思不得不用商品能夠滿足‘人的需求’的生物性事實來替換使用價值的社會決定作用”[1]192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時回到自然主義基礎上,這一危險隱含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從生產出發解釋歷史辯證運動的基本立場中因為在那種立場中,謀生的必要性非常容易被置換成生產的結構性支配作用,從而容易陷入社會人類學批判的那種歷史學追溯起源的錯誤做法,并進一步把生產的結構優先性轉換成(歷史)時間上的優先性而他本人始終強調的是象征系統的優先性,因為這個系統構成了實踐(生產)的必要條件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既涉及馬克思《資本論》的方法,又與馬克思有關歷史生產的一般圖式有關然而,薩林斯的分析并不準確,在直接的意義上,他只是重復了對馬克思《資本論》的流行誤解首先,從事實角度看,正如美國學者大衛•哈維等人指出的那樣,馬克思認為使用價值是由社會決定的,也就是說,馬克思并沒有用生物學事實來替換它①其次,在邏輯上,馬克思《資本論》中的分析前提是:商品拜物教(或商品生產的內在矛盾)是歷史的產物薩林斯指出: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物質生產是象征性生產的主要場域;而在原始社會中,則是一整套社會(親屬)關系[1]275如果這一觀點是正確的,那么,問題恰恰在于歷史如何實現了從原始社會向資產階級社會的轉換遺憾的是,薩林斯在《文化與實踐理性》中僅僅指出兩種社會形態的對立而沒有能夠解釋它的歷史成因有趣的是,哈維正是在批評流行的從價值角度來解讀馬克思的缺陷過程中重申使用價值重要性的,他強調,我們不能忽視馬克思有關使用價值是“歷史的事情”這個觀點他引證《資本論》及其手稿強調,“使用價值是由現代生產關系塑形的,并且反過來改變這些關系”[4]7可以說,哈維從相反的方面指出了薩林斯那樣的普遍誤解為什么會發生由此看出,雖然馬克思并非存在著一個從文化環節向自然環節的過渡,但是在馬克思的實際思路中確實存在分析前提的過渡——在使用一些基本范疇時完成了從抽象向具體的過渡基本原因在于,《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有關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思想旨在描述廣義的歷史,而《資本論》及其手稿的基本旨趣則在于剖析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例如“生產”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已經不是一般生產而是資本主義生產,馬克思強調后者的資本主義條件是歷史地形成的指出這種過渡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并非如結構主義強調的那樣,是從形式向內容的過渡,而是結構的變換;并且正是借助于這種過渡,我們才能夠準確地理解現代資本主義的性質,它與早期社會之間的差異應該說,在某種程度上,薩林斯在《文化與實踐理性》中亦無意地接觸到問題的實質這便是他對《德意志意識形態》相關段落的分析以及馬克思有關“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1857—1858年手稿》資本章第二篇)研究的理解[1]189,203不過,這些主題的意義,在他后來的《歷史的隱喻和神話的現實》和《歷史之島》等著作中才真正自我理解并展開我們認為,也只是到后二本著作中,他才很好地協調了自己對結構主義依賴所產生的理論張力,進一步接近了歷史唯物主義框架,并實質性地推進了他對歷史與結構的綜合從其后來思路的深化看,薩林斯在《文化與實踐理性》中所做的只是一個重要的然而尚未完成的嘗試其中,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解讀以及其他解讀(例如阿爾都塞與哈貝馬斯的對立解讀)的評論,都隱含著一般文化理論這個人類學抱負,然而他始終沒有意識到這種解讀前提對于馬克思主義并不適用,因為它們將馬克思主義在一般歷史科學或哲學層面上泛化了,而這正是馬克思本人反對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只要提及馬克思把《資本論》的適用范圍嚴格地限制在西歐范圍這個眾所周知的事實便夠了在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判斷上,薩林斯一方面繼承了盧卡奇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有關認識,并對其現代社會拜物教批判給予充分的敬意,另一方面亦采取了哈貝馬斯鮑德里亞等人對馬克思之“生產(勞動)”視角的批判立場這也說明薩林斯的解讀本身也是處于20世紀有關馬克思主義爭論的背景中值得注意的是,薩林斯從人類學角度提出了問題,將之推到現代社會思想的關鍵問題進行討論,并試著由此來超越傳統理解的有關精神與物質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二元論爭論三簡要結論在《文化與實踐理性》中,薩林斯基于人類學視角對流行的歷史唯物主義(主要是經濟決定論)進行了批評,并揭示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觀隱含著文化或自然視角的張力實際上,他對馬克思主義采取了一種相當矛盾的立場:一方面像其他結構主義者一樣認為馬克思揭示了象征理性問題,因此能夠成為一種普遍文化理論的基礎,并且有效地構成對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意識形態的批判;另一方面又認為它并沒有實質性走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如福柯強調的那樣)對于薩林斯,既可以不同意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相關解讀,又可以否定其把馬克思主義整合到結構主義框架的做法但是,必須肯定的是,薩林斯事實上在歷史研究的普遍性問題上把人類學與馬克思主義的長期隱含的爭論提到理論的前臺,并基于尊重的立場進行了嚴肅的討論雖然他沒有實質性解決問題,但那些問題本身卻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正是它們推動著對歷史唯物主義認識的深入特別是從他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理論的進一步發展看,薩林斯為作為象征理性的文化辯護,試圖解開的也正是到底是什么制約歷史發展的可能性或潛力這個基本問題,只是他不再假設歷史進步能夠在人類追逐功利的過程中由生產力來自動實現,也不再指望虛假的多樣性(主體)假設能夠解決問題當他轉向作為客觀社會存在的文化時,并沒有打賭由此能夠徹底解決問題,而正如其《何為人類學啟蒙?》一文所表明的那樣,他通過自己的道路指出:我們到目前為止按照西方傳統進行的探索不僅沒有找到問題的答案,而且相反,對這種教條的迷信正阻止著我們尋找正確的答案因此,從馬克思主義研究角度來看,一方面,薩林斯的學術思路以某種方式見證了馬克思在現代社會思想中的獨特作用及其面臨的問題;另一方面,他亦啟示我們對傳統馬克思主義解釋模式的反思,注意對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具有普遍性沖動的文化和歷史理論的對話,注意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內部張力,在此基礎上,開放性地面對西方思想資源,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當代的發展薩林斯僅僅是一個個案,但在西方思想發展中,這樣的個案并不少事實上,所有與歷史唯物主義進行對話的個案本身都是一種邀請,它迫使馬克思主義走出自我劃定的傳統圈子,面對新的問題例如,列維斯特勞斯關于馬克思提示了象征結構的論斷,拉康關于馬克思發明了征兆的提示等,不都是精彩的例子嗎?這些例子不曾被傳統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問題突然間散發出耀眼的理論光芒所遮掩,而隱含在馬克思文本中的某種方法則凸顯為現代社會思想的中心參考文獻:[1]薩林斯.文化與實踐理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3]張一兵.廣義與狹義•基礎與主導•客體向度與主體向度[J].江海學刊,1996(4):97101.[4]HARVEYD.Thelimitstocapital[M].Oxford:Blackwell,19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