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傳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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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傳入中國的過程中，留學生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無論是辛亥革命前，還是十月革命后，留學生們都不遺余力地介紹和傳播了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為馬克思主義婦女現在中國的全面運用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關鍵詞]留學生；馬克思主義婦女觀；中國；傳播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留學生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在傳播先進文明成果方面，留學生不僅為適應中國社會變革與發展的需要引進了諸如民主、科學、自由、平等觀念，而且介紹和傳播了馬克思主義及其婦女觀。正是由于留學生的努力和十月革命開辟世界現代化新道路的突出影響，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得以在中國生根和發展。考察留學生與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的傳播，可以清晰地看出，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能夠傳人中國，留學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一留學生與辛亥革命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的介紹辛亥革命前，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已有所接觸。馬克思主義理論產生于歐洲，之所以能在尚不具備無產階級革命條件的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國被引進，主要是由留日學生介紹的結果。20世紀初后，大批進步青年懷著尋求救亡之路的熱切愿望負笈東瀛。在他們看來，通過日本學習西方是一條最為可行的捷徑，因為“若治學者，茍于中國文學既已深通，則以一年之功，可以盡讀其書而無隔閡”，日語對漢字的大量借用，使他們能以“和文漢讀法”等方法較快閱讀日文書籍，滿足對新知的渴望心理。在大批中國留學生涌入日本之時，日本社會主義運動正在蓬勃發展。1898年在日本最早的工人領袖和社會主義宣傳家片山潛的領導下，日本成立了“社會主義研究會”，1900年成立了“社會主義協會”，有組織地深入研究社會主義理論。與此同時，各種介紹社會主義的著作和報刊紛紛出版創刊。1903年，幸德秋水著的《社會主義精髓》出版，全面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在日本思想界引起轟動。日本思想界的新動向，自然引起了中國留學生的關注。其中，以劉師培、何震為代表的《天義報》派留日學生，在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同時，十分注目于馬克思主義及其婦女觀，成為十月革命前介紹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主要渠道。《天義報》派的核心人物是劉師培。劉師培(1884-1920)，儀征人。1904年加入光復會，并擔任《警鐘日報》主筆。1907年赴日本，加入同盟會。由于日本社會主義運動中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很快成為狂熱的無政府主義者。他與張繼在東京舉辦“社會主義講習會”，并與其妻何震創辦《天義報》等刊物，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進行了介紹。1907年《天義報》第13、14期刊載了《經濟革命與女子革命》一文中，并以附錄的形式摘譯了《共產黨宣言》第二章關于家庭和婚姻制度的論述。劉師培在編者按中指出：“彼等之意以為資本私有制度消滅，則一切私娼之制自不復存，而此制度之廢，必俟經濟革命以后，可謂探源之論矣!”第16至19期上譯載的《共產黨宣言》的第一章《資產者與無產者》，以及該刊的《女子問題研究》中，長篇引述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的片斷，編者說：“彼以今之結婚均由財產，故由法律上言之，雖結婚由于男女間之契約，實則均由經濟上之關系而生耳，無異雇主之于工人也。觀于彼說，則女子解放必自經濟革命后，彰彰明矣。”表示了對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地位決定婚姻關系和經濟革命決定女子解放等論說的稱許。以后，《天義報》也零碎地發表了一些涉及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文章，且依據自己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理解，從他們各自的政治立場，寫過《無政府主義之平等觀》、《論女子勞動問題》、《女子解放問題》等一系列有關婦女問題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他們討論婦女問題時，留下了馬恩著作影響的痕跡。比如，在討論女子受壓迫的原因及其解放問題時，他們認為，“當今世界純然自私之世界也，經濟問題其一大阻力。若經濟平等，則人人得以自立”，“求自立以去強權，所以經濟革命與有切要之關系也”。在討論婦女解放與社會革命的關系問題時，他們認為：社會的不平等是由階級制度造成的，所以，“居今日世界，非盡破固有之階級，不得使之反于公；居今日之中國，非男女革命與種族政治經濟諸革命并行，亦不得合于真公”。上述材料說明，當時《天義報》派對婦女問題的看法，已經超出了女權主義范圍。階級的觀念、私有與公有的觀念、經濟的觀念已成為他們在研究婦女問題時經常使用的概念。這足以表明，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20世紀初就開始在中國出現。從上面敘述中，我們還可以發現，十月革命前，留學生在介紹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方面，大致來說具有這樣幾個突出的特色。第一，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介紹，主要是留學日本的《天義報》無政府主義者。以劉師培、何震為代表的《天義報》派無政府主義者，是十月革命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介紹的主體力量，他們通過辦刊物、翻譯著作、撰寫文章等多種形式來介紹馬克思主義及其婦女觀。值得注意的是，《天義報》無政府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學說并未采取敵視的態度。我們認為可以從兩方面認識：一是由于當時對馬克思主義認識還很膚淺，因而與馬克思主義的矛盾暫時還沒有暴露出來。這種情況與歐洲早期無政府主義相類似，1869年巴枯寧將《共產黨宣言》譯成俄文，那么，中國無政府主義者把馬克思、恩格斯著作譯成中文，便沒有什么奇怪了。二是早期馬克思主義主要受日本社會主義運動中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所致。以幸得秋水為代表的一批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原是日本早期社會黨的成員，在宣傳馬克思主義中作出過重要貢獻。由于這些沒有像西歐無政府主義者那樣與馬克思主義存在長期的敵對關系，所以在接受了無政府主義之后，仍然研究馬克思主義并宣傳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天義報》無政府主義者在宣傳無政府主義同時，介紹馬克思主義及其婦女學說，這就不難理解。第二，留學生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介紹尚不成熟。囿于階級立場和世界觀的限制，《天義報》派留日學生只是把馬克思主義及其婦女觀作為一種學說、一種知識來介紹的，沒有也不可能作為婦女解放的行動指南。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及其婦女觀，主要是從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政治立場出發，加以介紹和曲解的。甚至提出“傾覆政府”、解決婦女問題的根本辦法是實行所謂“共產無政府主義”。這根本不可能找到婦女解放的正確道路，更不可能使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廣泛而深刻地在中國傳播。第三，留學生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傳播的影響還十分有限。當時，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譯介，還只限于十分狹小的范圍，參與介紹的也僅僅是以劉師培、何震為代表的在日本東京創辦的《天義報》的幾個核心人物，宣傳陣地稀小，國內人民群眾甚至思想界對馬克思主義婦女學說的了解“知其名者已甚少，解其意者尤稀”。這種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介紹，影響不大，沒有也不可能形成廣泛而深入的馬克思主義婦女學說的大傳播運動。當然，這也是傳播初期不可避免的現象。總體而言，在十月革命之前，留學生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的介紹作出了貢獻，盡管表現出不成熟和對馬克思主義及其婦女學說的許多誤解，但是，他們是中國大眾認識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橋梁。他們的宣傳和譯介為十月革命和后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創造了條件。二留學生與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的傳播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的真正傳播是“五四”運動前后的一段時間。它是在經歷了辛亥革命婦女運動失敗的教訓，新文化運動對封建倫理道德的猛烈沖擊，和俄國十月革命以后才真正開始的。其中，五四新文化運動，極大地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激發了人們探求真理的熱情，從而為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廣泛的傳播打開了思想的大門；十月革命使中國包括留學生在內的先進知識分子看到了希望，開始認識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變革的關系，從而加快了引進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步伐，使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傳播開來。留學生出身的知識分子仍是十月革命后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主力。(一)留學生是傳播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主要代表五四前后，一些具有留學生經歷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構成了一個特殊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積極向西方尋找真理，探索俄國革命的真諦，從而充當了傳播馬克思主義及其婦女學說的骨干力量。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留學生知識分子有這樣一些杰出代表：(1889—1927)，是十月革命后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于1913—1916年留學日本，就讀于早稻田大學，回國后積極參加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1917年冬，受聘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后，大量擴充圖書館中有關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把圖書館辦成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場所。從1918年到初期，創辦和參加《每周評論》、《晨報》副刊、《新青年》等刊物的編輯工作，積極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推動對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的研究與宣傳。在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這一過程中，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也進行了積極的宣傳，他在《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戰后之婦人問題》、《婦女解放與De-mocracy》、《現代女權運動》等著作中，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階級分析法對中國婦女問題進行科學分析，科學地闡明了中國婦女運動的方向與途徑，成為中國無產階級婦女運動的奠基人。陳獨秀(1879—1942)，也是五四前后宣傳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重要代表。他曾于1900年、1906年兩次留學日本，先后在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和早稻田大學學習；回國后創辦《青年雜志》，領導新文化運動。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逐步向馬克思主義轉變，并進而宣傳馬克思主義及其婦女理論。他在《女子問題與社會主義》、《我們為什么要提倡勞動運動與婦女運動》和《我的婦女解放觀》等文章中，開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婚姻、家庭以及階級斗爭的觀點重新思考中國婦女問題，揭示了舊中國婦女社會地位低賤的根源，論證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解放婦女，闡述了婦女解放與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統一性，對中國婦女解放事業作出了理論貢獻。李達(1890—1966)，也是我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宣傳家。1913—1918年，在日本學習理科，十月革命后改變了方向，在1918年以后一年多時間里，他讀了大量的馬恩著作，翻譯了《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經濟學說》等書，比較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大力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的同時，李達對婦女問題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1919年10月，李達在《解放與改造》1卷3號發表《女子解放論》一文剖析了婦女受壓迫的根源，提出了婦女解放的辦法，論述了婦女解放的重要意義。為了總結近代以來世界婦女運動，推介俄國十月革命及婦女解放運動的成功經驗，1922年10月，李達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婦女評論》連載發表《女權運動史》一篇長文，對近代以來世界女權運動作了較為詳盡的敘述，尤其對俄國十月革命后婦女運動取得的重要成果給予高度評價，指出，婦女解放必須與社會主義革命結合，才會有廣闊的道路，才會有光明的前途。陳望道(1890—1977)，浙江義烏人，中國第一部《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的翻譯者。1915年到日本留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從日本回國，立即投入到新文化運動中去。1920年春，應陳獨秀的邀請，到上海編輯《新青年》雜志，并參加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以研究女子“為一部分事業”的陳望道于1920—1923年間，在《國民日報》副刊《覺悟》和他自己主編的副刊《婦女評論》以及《婦女周報》、《新女性》等刊物上，發表了許多宣傳婦女解放的文章。他不僅以激進的資產階級思想對封建禮教、道德進行抨擊，更為重要的是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對資產階級女權運動(即“第三階級女人運動”)和無產階級勞動婦女運動(即“勞動階級婦女運動”)進行了科學的分析，提出婦女運動的重心應該移到“勞動階級婦女運動”，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指明了方向。李漢俊(1890—1927)，也是較早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留日學生之一。1902—1918年，李漢俊在留學日本期間，起初“最愛數學”，在東京帝國大學工科學習時接受了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的影響，轉而研究馬克思主義。1918年底回國后，帶回了大量的英、德、日等國文字的馬克思主義書刊，此后從事翻譯和寫作，宣傳馬克思主義及其婦女學說。從1919年到建黨前，李漢俊在《新青年》、上海《星期評論》、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婦女評論》等刊物上發表了《女子怎樣才能得到經濟獨立》《女子將來的地位》等系列譯文和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婦女觀，介紹蘇俄婦女解放情形，倡導男女解放，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向警予(1895—1928)，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女中央委員、第一任婦女部長。1919年底，在新民學會“要女界同時進化”的影響下，向警予赴法勤工儉學。在法國，她開始比較系統地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共產黨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開始拋棄教育救國的幻想而傾向于共產主義”。1922年回國后，向警予在《前鋒》、《民國日報》副刊《婦女周報》、《婦女聲》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文章，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較為深刻和透徹地分析了中國婦女解放的意義、目的和方法，并利用階級分析方法解決了婦女運動中的主力軍和領導者問題，明確提出勞動婦女是“國民革命之前衛”。向警予的婦女解放理論，堪稱中共創建初期婦女解放學說的一個典范，引導了中國婦女運動匯入了波瀾壯闊的革命洪流。總而言之，在五四前后，傾向于馬克思主義的回國留學生擔當了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重任，充當了傳播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主要力量。這與十月革命前無政府主義者充當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傳播的主導力量是迥然不同的。傳播主體的思想傾向不同，使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發生了質的轉變。(二)留學生傳播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主要內容十月革命后特別是后，留學生在傳播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方面的廣度和深度都遠遠超過十月革命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的介紹。他們運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思考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里如何開展婦女運動、如何實現婦女解放等一系列根本問題，初顯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思想體系的輪廓。其要義有以下四方面：1婦女受壓迫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的社會現象。他們認為，婦女不是從來就受壓迫的，而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是社會分工和私有制的產物，“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隨著經濟狀況的變動而為變動”；舊中國婦女卑賤的社會地位，必將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動而發生改變。特別進入近代以后，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和農業經濟組織的動搖，大家族制度和孔子主義既必將陷入“崩頹粉碎的運命”，其結果，“不但婦女向男子要求解放，便是男子也漸要解放婦女了”。婦女解放已成為時代的潮流，任何人和任何舊思想都阻擋不了這一潮流。2婦女解放運動的根本目標就是要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明確指出：“我以為婦人問題徹底的解決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婦人全體的力量，去打破那專斷的社會制度；一方面還要合世界無產階級婦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產階級(包括男女)專斷的社會制度”。到那時，“生產的方法由私據的而為公有的，分配的方法由獨占的而為公平的，男女的關系也必日趨于自由平等的境界，只有人的關系，沒有男女的界限”。很明顯，已明確提出了婦女解放運動的目標和任務就是要消滅私有制的剝削制度，建立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樣，為中國婦女解放指出明晰的發展方向。3婦女解放的根本途徑就是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早在1919年2月，在《戰后之婦人問題》一文中就提出了通過社會革命途徑打破專斷的社會制度以實現婦女解放的主張。其后，他在《社會問題與政治》一文中，更明確指出，婦女參政問題與勞工問題一樣，“都是由經濟不平等而來”，都須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消滅階級，才能得到“根本解決”。向警予更為明確指出，中國婦女不能“如若死板地刻定十八世紀歐美各國女權運動的舊程式”，只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通過參加社會革命，以實現自身的真正解放。這為中國婦女運動指出了一條正確的道路。4婦女解放的根本力量就是廣大勞動婦女。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還利用階級分析法，對我國婦女的社會生活狀況進行科學的分析，正確提出了婦女運動必須以勞動婦女為主體的主張，從而正確解決了婦女運動中的主力軍問題。認為，若“多數勞工婦女在資本階級壓制之下，少數中流階級的婦女斷不能圓滿達到女權運動的目的。反之，勞工婦女若能成功，全婦女界的地位都可以提高”，因此，“中流階級底婦女應該輔助勞工婦女底運動”。在這里，充分肯定了勞動婦女是整個婦女運動的主流和基礎。用這一結論指導婦女運動實踐，必然會煥發出巨大的力量。上述觀點說明：以為代表的回國留學生，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研究較之辛亥革命前的留學生，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傳播已不是零星的、表面的介紹，而是將其作為一種完整的理論體系和世界觀，作為無產階級指導婦女解放的理論武器接受下來。這使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傳播的理論成熟度有了質的飛躍，也為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的確立提供了理論前提。三歷史的選擇：留學生成為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傳播的主要力量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產生只有在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高度發達的國家才有可能，其傳播與發展也必須以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文化作為前提。在極端專制、愚昧和封閉的社會里，馬克思主義及其婦女學說既不可能產生，也無法生存、傳播和發展。資本主義既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根本對立面，也是它產生和傳播的客觀條件。在近代中國，如果沒有西方文化的輸入，打破封建文化的一統天下，沒有西方文化培育出來的一批新式分子，就不會有馬克思主義及其婦女觀在中國的早期傳播。難以設想馬克思主義學說會在滿腦子帝王思想和綱常倫理觀念的封建知識分子和文盲中產生反響。無論是以劉師培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是以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都是西方文化熏陶和培育出來的當時的先進知識分子。在當時，他們是把馬克思主義及其婦女學說作為西方文化中最新鮮、最具吸引力的內容來學習和傳播的。可以說，掌握西方文化的留學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主要力量。留學生對中國命運和婦女問題的關注，是他們接受并宣傳馬克思主義及其婦女學說的內在動力。近代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是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客觀需要。20世紀初年留學生在向西方尋求真理的過程中，一方面看到了西方的技術進步，另一方面，也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丑惡和黑暗。于是，對中國革命的未來進行了重新設計。產生了“要采用歐洲的生產方式，使用機器，但要避免其弊端”的思想，開始了“舉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畢其功于一役”的民生主義的探索。在學習介紹社會主義學說的熱潮中，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主義學說的一個派別，也被介紹到中國來了。同樣，作為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婦女觀也是留日學生在反思英美民主制度的過程中介紹和傳播中國的。在這一反思過程中，他們也洞察到西方女權運動的弊端，“女子有自由之名而無自由之實，有平等之名而無平等之實”，女子參政權均操于少數貴婦人之手，而廣大勞動婦女除受政府和男子的壓迫外，還要受制于那些獲得參政權的少數婦女，增加了一層新的壓迫。他們在期待一種新的革命模式的同時，也期待著一種新的婦女解放模式能使婦女獲得真正解放。正是在這種期待中，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被引進進來。盡管此時留學生們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理解錯誤尚存在許多片面、零碎甚至錯誤，但正是經由他們才把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傳到了中國。沒有他們蓽路藍縷，就不會有后來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在更高、更新、更科學的水平上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宣傳和運用。五四時期，受到十月革命影響的回國留學生開始領導革命，由于歷史條件和承擔變革的主體力量的變化，中國社會產生了對馬克思主義及其婦女理論的真實深刻的需要，使馬克思主義及其婦女觀在中國的傳播掀開了嶄新的一頁。由此可見，沒有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回國留學生對中國命運和婦女問題的關注，就沒有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的傳播。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是中國社會在十月革命影響下的客觀要求，同時也是知識分子特別是具有留學經歷的知識分子主觀努力傳播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