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世界歷史觀發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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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對全球化的討論正在深入。這一討論一直存在不少熱點和分歧。不同意見的討論與商榷，對理論研究大有裨益。應用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來詮釋全球化的內涵，考察經濟全球化與社會主義運動的關系，有助于深化全球化的討論。

一、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與經濟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經濟全球化的基本特點一般有兩層含義：人類不斷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礙進行交往的進程；各國經濟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機整體的進程與趨勢。國內有學者認為，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拓展了世界市場，揭開了全球化進程的序幕”，全球化進程應與資本主義進程“屬于同一過程”，因為兩者有著“時間上的契合性與歷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榮海《全球化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

經濟全球化進程究竟在何時啟動，爭論不少。其實，這應依據客觀的歷史與經濟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現而定。如果我們從世界文明史的進展及以上經濟全球化的第一層定義出發，那么很容易得出結論：經濟全球化進程并不與資本主義進程同步。因為在世界文明史的進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礙，進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早在資本主義產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間就采取各種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間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間的產品貿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戰爭方式，如掠奪、侵略和征服。馬克思曾指出，“戰爭本身還是一種經常的交往形式”，應“被看作是歷史的動力”。

如果從以上經濟全球化的第二層定義出發，以各國經濟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機整體作為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啟動標志，那么同樣可以得出經濟全球化進程與資本主義進程不同步的結論。因為各國經濟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機整體，只有到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形成時才有可能。而統一的商品、勞動力、資本的世界市場，直到工業革命進入高潮之時的19世紀中葉才形成。既然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直到19世紀中葉才形成，這時各國經濟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機整體，經濟全球化才有可能啟動，那么，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揭開了全球化進程的序幕”的論點，就難以自圓其說。

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內容十分豐富，貫穿在眾多的專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主義原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較集中的論述。如果我們完整閱讀這些文獻，就會發現，馬克思主要是在論及大工業的歷史作用時，提出其“世界歷史”觀的。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論及機器大工業的偉大歷史作用時強調，是它引起廣泛的社會分工與商品交換，促成了統一的世界市場，從而把一切民族與國家聯成一體，是“它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一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經濟形成的閉關自守狀態”。(注：宋士昌、李榮海《全球化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的這段話的主語“它”，應是機器大工業!但是，國內有的學者卻認為，從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可得出資本主義“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的結論，因此，“世界歷史”進程與資本主義進程相同，也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等同。(注：宋士昌、李榮海《全球化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

這種理解與以上《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內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為資本主義進程，并不能與機器大工業等同，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在機器大工業發生前，已有兩三百年的歷史。根據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不是資本主義“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而是18世紀后期的工業革命啟動了“世界歷史”。但是直到19世紀中期工業革命進入高潮時，“世界歷史”發展了，世界市場初步形成了，經濟全球化進程才啟動。可見，馬克思關于由機器大工業啟動的“世界歷史”進程與資本主義進程以及全球化進程并不重合。總之，應依據世界文明史，以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為指導，理順資本主義進程、“世界歷史”進程與經濟全球化進程三者之間的關系，為全球化問題的討論夯實基礎。

就全球經濟的聯系與制度安排而言，經濟全球化進程一般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世紀中期，工業化進入高潮，世界市場初步形成，經濟全球化開始啟動。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勞動力和資本的全球性流動。西方少數工業化國家完全依賴世界市場，大多數非工業化國家并不完全依賴世界市場，不少國家仍處于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態之中。因此，這一階段的經濟全球化程度較低。

第二階段。二戰以后，新科技革命將工業化進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資本主義生產力進入“黃金發展”時期，經濟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國際金融及國際貿易機構與體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經濟全球化的物質載體已具備，跨國公司大量涌現。但是東西方冷戰與“兩個平行市場”的存在，使這一階段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嚴重受阻，因此，完全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并沒有出現，充其量只出現了經濟“半球化”現象。

第三階段。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新科技革命進入信息革命時代，工業化社會向后工業化社會轉型。出現了全球的制度創新與擴散，以及跨國公司的更大規模的滲透，企業經營國際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義思潮盛行，資本的國際流動借助因特網而速度空前、規模巨大，經濟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及亞洲一些國家仍處在經濟全球化的“邊緣狀態”，因此，至今完全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仍沒有實現。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仍然很漫長。

二、經濟全球化、“世界歷史”與社會主義運動

經濟全球化與社會主義運動，是全球化討論中的一個熱點。有的國內學者認為，“‘世界歷史’或全球化”，“是社會主義生存和發展的客觀條件與歷史根據”，(注：宋士昌、李榮海《全球化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是社會主義理論產生與實踐展開的條件”，“其發展趨勢在根本上與社會主義的趨勢完全一致”，“并包攝社會主義價值原則”。(注：宋士昌、李榮海《全球化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其基本論據是：

(1)世界歷史形成，為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創立提供了條件；

(2)資本主義的“負面效應”與“世界歷史的進步性”，將落后國家推向社會主義；

(3)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其內在的矛盾與危機必將導致無產階級革命。經濟全球化沒有消解這些矛盾，也不能改變其滅亡的命運，但是資本主義可以“在全球化中轉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緩它的存在。”而“社會主義則將以其歷史邏輯的力量，最終取得全球的勝利”。(注：宋士昌、李榮海《全球化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

(4)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與世界市場將把各國無產階級聯在一起，使無產階級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質”。馬克思說過，“共產主義革命將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注：宋士昌、李榮海《全球化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因此，由馬克思“世界歷史”觀，可得出社會主義必勝的結論。

以上的觀點與推論是否站得住腳，值得逐一推敲；同時有必要認真核對一下，其中引用的馬克思的有關論述是否準確，其基本理論依據是否準確無誤。

首先，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固然離不開經典作家對資本主義現實的批判。但是，20世紀的世界歷史表明，資本主義主導著世界體系和經濟全球化進程，大多數落后國家盡管深受資本主義剝削與壓迫之苦，但在二戰后還是選擇了資本主義道路。

歷史昭示，落后國家要在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體系中選擇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應的國際條件和一定的國內社會條件。當國際資本主義處于空前危機而國內社會處于歷史轉折時，例如，帝國主義陷入兩次世界大戰時，落后國家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機會。一戰中，出現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二戰后，出現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在通常狀況下，僅僅依靠資本主義的“負面效應”與“世界歷史的進步性”，并不可能將落后國家推向社會主義。在21世紀更是如此。戰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教訓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國家在一定的內外歷史條件下，盡管跨越了“卡夫丁峽谷”，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但是普遍忽視了對資本主義文明的揚棄與利用，過度強調與資本主義制度及意識形態劃清界限，排斥市場經濟，完全否認了對現存社會主義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結果付出沉重的代價。蘇東劇變的慘痛教訓令人深思。其次，資本主義既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能轉移內部矛盾，延緩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會主義生存和發展的客觀條件與歷史根據”的結論?如何推導出全球化“發展趨勢在根本上與社會主義的趨勢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榮海《全球化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的論點?顯然這一推論過于簡單牽強。

第三，僅僅用社會主義自身的“歷史邏輯的力量”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會主義“最終取得全球的勝利”的結論，尚不具有充分的說服力。(注：宋士昌、李榮海《全球化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

社會主義自身的“歷史邏輯的力量”是什么?必須加以明確的闡述。國內有的學者，引用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共產主義革命將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的論點，以證明經濟全球化必然導致資本主義滅亡和社會主義勝利的結論，其實并不恰當。因為這兩句話出自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與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原理》，而這段論述的基本論點，卻是恩格斯晚年鄭重聲明放棄的過時論點。

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單個國家能否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時，說：“不能”，“共產主義革命將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一切文明國家里，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的革命，……共產主義革命也會大大影響世界上其他國家，會完全改變并大大加速它們原來的發展進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也有同樣含義的話：機器大工業與世界市場會擴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只有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時發生的行動才可能是經驗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有關的交往的普遍發展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篇文章都是馬恩在1848年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爆發之前寫的。當時他們設想，機器大工業與世界市場已將所有“文明國家”的經濟聯成一體，同時造就了相同的社會階級狀況：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世界市場已把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并消滅了他們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就可能使所有工業國的無產階級同時行動起來，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爆發世界性的無產階級革命，實現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目標。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曾與此論點相關。但是，1848年資產階級革命爆發以后的事實卻與馬恩的這一判斷并不一樣。1895年恩格斯臨終前，根據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新情況，在《＜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中鄭重宣布，放棄半個世紀前的“所有‘文明國家’同時爆發革命”的論點。他認為，“歷史清楚的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資本主義大工業”在1848年還是有很大的擴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簡單的突然襲擊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用事實證明了1848年前馬恩關于發達工業國無產階級“同時革命”的判斷有誤，恩格斯晚年的糾正是明智的。

今天，當人們在運用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研究經濟全球化問題時，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該理論的內涵，僅僅斷章取義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論據，甚至是被馬恩晚年糾正的論點，由此所得出的結論，就可能有失偏頗，并且可能有違馬恩相關論述的基本立場。

三、全面客觀地對待經濟全球化的雙重效應

對經濟全球化的“雙刃劍”作用，人們已達成共識。它既使全球經濟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擴大。應該承認，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處于優勢地位，發展中國家處于劣勢地位。這是歷史造成的客觀現實。但是，無法回避的經濟全球化潮流是否僅眷顧發達國家，給它們帶去的都是機遇，卻將挑戰都留給了發展中國家?國內有些學者對此似乎給予了肯定的回答。他們認為，在市場經濟中占據優勢的發達國家能借助經濟全球化“維護本國的經濟安全”(注：宋士昌、李榮海《全球化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而處于劣勢地位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脅”，而且“如果聽任經濟自由化的擺布，就會深受其害”。(注：夏兆龍《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載于2002年1月24日《社會科學報》。)事實究竟如何?如果我們全面客觀地看待經濟全球化的雙重效應，那么就應承認，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機遇和挑戰并存。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遭到削弱，發達國家的經濟主權和安全也遭到跨國公司、資本和勞動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脅”。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處置不當，發展中國家會遭災，發達國家也“會深受其害”。就具體國家的經濟發展而言，全球化的“雙刃劍”效應，應理解為對任何參與者在帶來挑戰的同時給以機會，在給以機會的同時伴隨風險。能否趨利避害，駕馭這種雙重效應，取決于各國政府的應對政策。

其實，當全球南北差距擴大時，發達國家內的貧富差距也在擴大。據英國國家統計局2000年的統計數據，基尼系數從1995—1996年的0.33，擴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貧富差距在拉大。

當發展中國家面臨經濟全球化的挑戰時，發達國家也面臨巨大壓力。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連續十余年疲軟，國內失業情況加劇。歐盟同樣面臨兩位數的失業率。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亨利·費伯預測，未來三年內，美國有近25%的失業者難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沒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實，正是發達國家面臨的巨大壓力，使其成為世界反全球化活動的策源地與中心，折射出發達國家在應對經濟全球化時遇到的挑戰與困惑。90年代以來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動，主要發生在西方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反全球化活動的主要參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沖擊較大的產業部門和弱勢群體組織，如工會與農會。美國的勞聯和產聯是大鬧1999年西雅圖世貿組織部長會議的主角；法國的“農民聯盟”則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參加者。此外，還有主張加強國家對經濟掌控的新國家主義者、極左和極右勢力分子、無政府主義者和環境保護主義者等。這些反全球化的組織和活動，主要并不是為了捍衛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而是為維護自身的權益。墨西哥前總統塞迪略在2000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發言時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個奇特的聯盟。極左派、極右派、環境保護組織、發達國家的工會和自封的文明社會代表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聚集在一起，這個目標就是不讓發展中國家人民獲得發展。”(注：宋士昌、李榮海《全球化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

盡管不少第三世界領導人也批評全球化，但是他們并不是全盤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參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實，參與全球化游戲規則的制定與修改，避免發達國家獨占全球化“紅利”，而自己被邊緣化。

東亞與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驗證明，正是在積極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中，發展中國家才可能趁勢發展起來，成為新興國家。中國社會主義的巨大發展與改革開放20多年的建設成就舉世矚目，更證明了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雖有風險，但也是機遇。亞非一些日趨落后貧困的發展中國家的事實也說明，如果發展中國家因為怕冒風險而游離于經濟全球化進程之外，如果不能積極應對與參與，也就意味著喪失與放棄發展機會，就有被邊緣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險。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排斥經濟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蘇聯崩潰的覆轍。

對待經濟自由化的態度與對待經濟全球化一樣，排斥經濟自由化必然抵制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的本質就是經濟自由化與市場經濟機制。發展中國家要發展只有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并適應經濟自由化與市場經濟機制，只有接受挑戰，抓住機遇，才能求得發展。東亞國家，尤其是中國的實踐，已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對經濟全球化雙重作用的評價必須客觀，避免情緒化而有失偏頗。

四、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關系

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關系，是全球化問題研究中的另一個大課題。

國內有些學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會主義生存和發展的客觀條件與歷史根據”，“其發展趨勢在根本上與社會主義的趨勢完全一致”，“并包攝社會主義價值原則”的同時，也不無憂慮地認為，“全球化為資本主義勢力顛覆、瓦解、演變社會主義提供了某些有利條件”，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中國的“遏制以至和平顛覆的目的與主張，將在全球化進程中得到強化”。(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0頁。)

毫無疑問，在一個半世紀多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已有數百年歷史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占絕對優勢，并主導這一進程；社會主義形態作為只有不到一百年歷史的新生事物，仍處在相對的劣勢地位。必須指出，由于歷史文化與政治理念的差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戰思維不放的人士，他們對社會主義制度持敵視態度。冷戰雖已結束十幾年，但“帝國主義肯定想要社會主義國家變質”的戰略意圖并沒有改變(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0頁。)，對此我們不能掉以輕心。

同時，改革開放，尤其是“入世”以后，中國已向國際社會作出相應承諾，正在從組織建構與管理制度上與WTO接軌，在更大程度上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因此，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關系問題上，我們應采取與時俱進的理性態度。

首先，應承認國際社會中“資強社弱”的客觀態勢。其次，不應過分強調“兩制”之間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對立的一面，而應充分利用不同制度之間日趨密切的經濟聯系與俱榮俱損的特點，抓住機會加快發展自己。發展是第一要務。必須看到，在全球經濟中，中國最主要的貿易伙伴恰恰是美、歐、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它們的出口，占我國出口貿易量的75%。其中，中美兩國貿易猶為重要。美國是中國最大的投資國與貿易伙伴，中國是美國的第四大貿易伙伴。美國經濟景氣，亞洲經濟尤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條件就寬松，發展就相對順暢。“9·11事件”以后，美國經濟嚴重受損，中國的出口狀況馬上由睛轉陰，出口立即轉為負增長。在一定意義上，“兩制”的經濟合作競爭狀況將決定雙方綜合國力的對比狀況，反之亦然，雙方綜合國力的對比狀況將最終影響“兩制”的競賽結局。在和平發展時期，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的機遇，盡快壯大社會主義經濟實力，應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只有有了強大的綜合國力，社會主義的大旗才能抵抗更大的狂風暴雨的襲擊。對西方一些仍抱有冷戰思維的人士的“和平演變”企圖，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與此同時，我們自己也不能囿于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的思維慣性不能自拔。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隨著時代主題與世界格局的轉換，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已下降，經濟與科技因素成為主導因素。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關系，更多地已不再表現為冷戰時期那種你死我活的“零和”關系。處于相對劣勢的社會主義制度，現時并無能力也無可能取代強勢的資本主義制度。因此，社會主義力量應在圖存自強的目標下，積極推動相互間的競爭合作關系，以求共存雙贏的局面，這是處于劣勢的社會主義力量最現實與理智的戰略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