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文化革命”觀及其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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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列寧在十月革命后，總結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經驗教訓，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針對蘇俄面臨的經濟、政治、文化背景和國外環境等因素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思想。列寧認為，<一>必須大力發展國民教育，提高全民文化素質；<二>要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化遺產，繼往開來；<三>文化教育必須滲透思想政治教育。深刻研究列寧的“文化革命”思想，分析我國現階段所面臨的國際和國內經濟、政治環境，二者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因此把二者結合起來分析和研究必將對我國的文化建設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產生深遠的影響，并有著重要的啟示。

關鍵詞：列寧文化革命文化建設科教興國

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在總結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時，提出了“文化革命”[1]的思想。列寧認為，當時的蘇俄經濟文化非常落后，是一個“文盲的國家”[2]。這一點，正是阻礙蘇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進一步快速發展的最大障礙。因此，要從根本上改變俄國文化落后的狀況，蘇俄需要一場文化上的革命。而“只要實現了這個文化革命，我們的國家就成為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了”[3]。基于這種認識，列寧結合蘇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對文化給予了高度的重視，把文化的建設同蘇俄經濟、政治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了一系列關于文化建設的觀點，是為“文化革命”觀。本文力圖通過對列寧“文化革命”思想的探討，以期得出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有益的啟示。

一、列寧提出“文化革命”觀的歷史背景。

列寧的“文化革命”觀是其結合蘇俄面臨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實際而提出來的，是蘇俄社會主義實踐的產物，是同蘇俄歷史實際緊密聯系的。

<一>、列寧“文化革命”觀的提出是蘇俄新經濟政策不斷深入的要求。

1921年春是蘇俄歷史發展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列寧在黨的十大上提出以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隨后發表了《論糧食稅》的長篇政策性論文，正式宣布放棄實行了三年半的“戰時共產主義體制”，改行新經濟政策。列寧說，“為了通過新經濟政策使全體居民個個參加合作社，還需經過整整一個時代”[4]，而且居民參加合作社“不是消極地而是積極地參加，我們還需完成一個‘文明的’（首先是識字的）歐洲人看來是很少的一些工作”。[5]須讓全體人民群眾在文化方面經歷整個發展階段”[7]。列寧認為能否提高居民文化水平是新經濟政策執行的好壞的關鍵因素。并且，列寧提出的兩個劃時代的任務中，其中之一就是“在農民中進行文化工作”[8]，即在農村中開展文化工作，以提高廣大農民的文化素質。因為“沒有整個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9]。列寧提出這一系列措施“其經濟目的就是合作化”[10]。基于這樣的認識，列寧提出了工作重心轉向文化建設的思想®，因此說，列寧的“文化革命”觀是為經濟發展服務的，是新經濟政策進一步深入發展的要求。

<二>、列寧“文化革命”觀的提出是蘇俄新時期政權建設的必然要求。

十月革命勝利以后，蘇俄為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政權，經受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蘇俄文化落后的狀況嚴重制約蘇維埃政權優越性的充分發揮。列寧認為，一方面，“在一個文盲的國家內是不能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單靠蘇維埃政權頒布的一道命令，或靠黨提出一定的口號，或者派一部分優秀的工作人員去進行工作，那時不夠的，還要年輕人自己把這個工作負擔起來”[11]。而在“目前”，“可以用來建設這樣機關的人才……只有兩種”，即：“一心為社會主義奮斗的工人”和“有知識的受過教育和訓練的人”[12]。那么這些人怎么樣呢？前者：“受的教育不夠。他們很想給我們建立優秀的機關，但他們不知怎樣建立，建立不起來。他們直到現在還沒有具備建立這種機關所需的知識和文化。而做這個工作所必需的正是文化”[13]。后者：“這種人在我國，比在其他國家簡直是少的可笑”[14]。因此，可以說人才奇缺。另一方面，列寧說，“我們的國家機關……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經過比較認真改變的舊機關的殘余。這些機關僅僅在外表上稍微粉飾了一下，而從其他方面來看，仍然是一個最典型的舊式國家機關”[15]，需要“發掘新的力量”[16]。還有一點，即如列寧所言，“我們的蘇維埃共和國建立了還不很久，而已經積了這樣一大堆形形色色的渣滓”[17]。“官僚主義在蘇維埃內部部分地復活起來”[18]。“官僚不僅僅在蘇維埃機關里有，而且在黨的機關里也有”[19]。因此，面臨諸如以上的問題，無論是要“改造我們原封不動地從舊時代接受下來的簡直毫無用處的國家機關”[20]，還是要培育“建立這種機關的人才”[21]，都必須強化蘇維埃政權的文化建設職能，大力提高無產階級的文化水平，才能達到目的。列寧的“文化革命”思想是蘇維埃政權建設的必然要求。

<三>、列寧“文化革命”觀是針對蘇俄文化水平的特殊狀況而提出來的。

列寧提出要進行“文化革命”，那么，當時俄國的具體狀況如何呢？列寧在《日記摘錄》中有這樣的紀錄：“1920年每一千男子中識字人數為409人，每一千婦女中識字人數為244人，平均每一千人口中識字人數為319人”[22]。也就是說，僅就“識字”和“不識字”的情況而言，1920年68%的人民處于不識字的文盲狀況。那么，是不是說“識字”就表明有文化水平，能夠勝任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呢？列寧認為，“不做到人人識字，沒有足夠的理解能力，沒有充分教會居民利用書報……我們就達不到自己的目的”[23]。因此，這種落后的狀況與蘇俄先進的社會制度的要求及不相稱。人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下，成為制約其發展生產力，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要因素。所以，在實行新經濟政策后，他認為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基礎的經濟和政治手段是足夠了，缺少什么？缺少文化，缺少本領”[24]。

<四>、列寧“文化革命”觀是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中提出來的。

蘇俄1921年取得國內戰爭勝利后，蘇維埃政權終于戰勝了帝國主義的軍事進攻。但“我們必須非常清楚的懂得：我們正處于同這些還強大的帝國主義敵人進行競賽的時代。我們一分一秒鐘也不應該忽視這一點。”[25]而且“我們注定還要長期生活在帝國主義的包圍之中”[26]。蘇維埃俄國處于帝國主義的四面包圍之中，帝國主義用盡各種手段妄圖摧毀這個使它們不得“安寧”[27]的社會主義新生政權。“我們的對手用各種各樣的武器同我們作斗爭，我們的對手還在意識形態戰線上同我們作斗爭。而在這條戰線上的重要武器之一就是利用我們經濟技術落后，利用我們的不文明，利用我們尚未消除的貧困”[28]。因此，蘇維埃俄國只有不斷地強化自己的經濟實力，強化自己的意識形態的力度以及居民文化知識的普遍提高，改變自己“不文明”的現狀，才能在資本主義的大海中處于不敗之地。

二、列寧“文化革命”觀的主要內容。

列寧的“文化革命”觀是一個廣泛的文化體系，是個整體性的概念。它既包括物質文明的內容，也包含精神文明的內容。列寧自己也指出：“現在，只要實現了這個文化革命，我們的國家就能完全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了，但這個文化革命無論在純文化方面（因為我們的文盲很多）或物質方面（因為要成為有文化的人，就要相當的物質基礎）對于我們來說都是非常困難的”[29]。我個人理解可把“文化革命”的內涵，具體分為三個部分的內容：一般科學文化知識學習+經濟建設發展+共產主義覺悟的提高。所以，列寧的文化革命，文化建設的內容是極其豐富的，其中，文化知識教育、思想覺悟是文化革命、文化建設的重要思想。這里就要從三個方面來探討和研究列寧的“文化革命”思想。

<一>、大力發展全面教育，提高全民文化素質。

正如列寧所說，“在一個文盲的國家內是不能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30]，而“要很快地把俄國從一個愚昧的文盲國家變成人人識字的國家也是不可能的”[31]。因此，只有準確把握形勢，大力發展國民教育，并科學的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法，才能使蘇俄不斷改變落后的狀態，那么如何發展國民教育呢？列寧提出的辦法主要有：&nbsp;

1、擴大教育經費，加大教育投資，提高教師待遇。

不斷增加對教育的投資，是列寧在蘇俄時期，在經受了三年的國內戰爭，經濟極度困難的條件下提出的一個鮮明的思想。他指出要盡快地解決學校經費不足的問題。1922年11月25日，列寧在給斯大林的信件中要求“削減海軍艦只修建計劃”時寫道，“批準將‘納希莫夫’巡洋艦造完”，“‘納希莫夫’巡洋艦應當造完，因為我們可以把它出售獲利”。“把其余的大型艦只縮減1/3，并責成主管部門相應的削減其所有開支……剩余款項用來增加學校經費”，“我們不需要艦隊，而增加學校經費卻刻不容緩”，而且以上所有措施“應當盡快解決，我想甚至就在今天解決”[32]。從其中我們可以看出列寧增加教育投資的決心。同樣，列寧在其生命最后時刻口授的《日記摘錄》中又一次強調了對教育投資這個問題的極大關注。“首先應當縮減地，不是教育人民委員部的開支，而是其他部門的開支，以便縮減出來的款項轉作教育人民委員部的開支經費”[33]。“不要再舍不得增加教員的面包供給額了”，“最主要的是提高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34]。同時，列寧還指出應該精簡機構，采取那些“國民識字情況下可以不要，可以長期不要而且應當不要的機關，……以發展國民教育”[35]。

列寧這種擴大教育經費，教育投資的思想，無疑是正確的。而其思維的正確性在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得以證明。布哈林在列寧忌辰紀念會上的講話中談到“文化革命”問題時說，“列寧在一次講話中說活，在教育事業上我們不能吝嗇。現在應當更加尖銳地重審這一點，因為現在一系列經濟建設問題都要碰到文化問題上的障礙。例如，大家知道，在我們的基本建設工作中有一系列巨大的缺點：有失算和疏忽，有大量糟糕的設計方案等等。歸根到底，這是我們的文化問題”[36]。

2、實行“城市包圍農村”，工人支援農民的文化下鄉和全方位的教育策略。

列寧在總結國內戰爭的經驗時說，“在國內戰爭比較危急的時候，我們是怎樣做的呢？”[37]“我們是把黨的優秀力量集中到紅軍里，我們動員了我國工人中的優秀分子，我們到我國專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發掘新的力量”[38]。也就是說，我們是把“優秀”的力量集中起來，去宣傳、教育和鼓動，以影響更大層次的人群，形成新的力量。基于這種經驗性的認識和總結，列寧在文化建設中指出，“必須在工廠的工人中組成許多以經常幫助農村發展為宗旨的團體（黨的，工會的，個人的）。[39]”“我們（青年）要聯合起來到農村去掃除文盲，使我們這代青年中不再有文盲。我們要努力使青年們能主動地積極地從事這個工作”[40]。并且只有“他們在這種工作中取得實際成績時，他們才會成為共產主義者”[41]。可見，列寧把能否下鄉送文化并取得成果提到一個很高的層面上來。列寧還指出要“所有的城市支部都‘分配’給一個農村支部，使每一個‘分配’給相當的農村支部的工人支部，都能夠經常注意到利用一切機會，一切時光，來滿足自己兄弟支部的各種文化要求”[42]。總之，列寧主張發揮城市青年團，工人，黨支部等的積極作用，促進農村的教育發展，文化要求和知識傳播。后來，蘇聯社會主義的實踐證明，這一點也是科學的，正確的。“在經濟領域，群眾工作領域……在整個文化領域，我們已經站在大規模的任務的大門口，我們已走出一室內，走出文化的小書齋進入城市的大街廣場，把文化的使者派往農村，派往窮鄉僻壤。我們的科學開始越來越多的帶動我們實踐的飛輪轉動……工人階級迅速擴大了自己的工作范圍”[43]。（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3、教育應當同工農生產勞動相結合。

列寧指出：“單單從書本來了解關于共產主義的論述，是極不正確的。現在我們的言論和文章，已經不是簡單的重復以前對共產主義的那些論述，因為我們的言論和文章都是同日常各方面的工作聯系著的”[44]。而專家們則應當“從經濟建設那兒領取自己的理論任務”[45]。同實際相脫節的理論是沒有的，是“一文不值”的。他還指出，“必須是使共產主義青年把自己的學習、訓練和教育同工農的勞動結合起來，不要觀關在自己的學校里，不要只限于閱讀共產主義的書籍和小冊子”[46]，而“應當利用自己的每一刻空閑時間去改善菜園工作，或在某個工廠里組織青年學習等等”[47]。“只有在勞動中同工農打成一片才能成為真正的共產主義者”[48]。

4、尊師重教，提高教師的社會、政治地位。

要改變蘇俄文化落后的狀況就必須首先解決“為人師”者的問題。教師是教與學這對矛盾中的主導力量，教師能否安心地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工作中去是決定教育質量的關鍵問題。因此，提高教師地位就顯得尤為重要。列寧在其《日記摘錄》中談到，以往我們做了“不少的工作”[49]，“但是我們沒有做主要的事情”[50]。而這主要的事情就是“我們沒有注意到或很少注意到提高人民教師地位問題，而不提高人民教師的地位就談不上什么文化，既談不上無產階級文化，甚至也談不資產階級文化”[51]。因此，現在我們“應當把我國人民教師提高到從來唯有過地，在資產階級社會是沒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地位”[52]。只有這樣，才能“是使他們從資產積極的支柱變成蘇維埃制度的支柱，以便通過他們去爭取農民”[53]因此，必須解決教師地位問題。

<二>、繼承人類優秀文化遺產，利用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大廈。

列寧曾經在《青年團的任務》一文中表述了自己的觀點。“青年的學習、訓練和教育應當以舊社會遺留給我們的材料為出發點”[54]。這里的“舊社會遺留給我們的材料”，應作何理解呢？就是人類優秀的文化遺產，就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合乎規律的全部知識”[55]。對于為什么要繼承、吸收沒落的資產階級的文化遺產，利用資本主義，列寧是這樣解釋的，因為“無產階級文化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杜撰出來的”[56]，它是在“吸收和創造了兩千多年來的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57]的基礎上而產生的。況且，“和社會主義比較，資本主義是禍害。但和中世紀制度和小生產和小生產散漫性聯系著的官僚主義比較，資本主義則是幸福”[58]。亦即：資本主義是有其進步性的，是有其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的。“教師群眾接受了資本主義文化遺產，浸透了這種文化的特點，在這種背景下他們不可能是共產主義的教師。但是，這并不影響我們吸收他們參加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行列；因為他們握有我們為達到自己的目的所必需的知識”[59]。

<三>、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是“文化革命”的應有主義。

列寧認為，只有不斷的利用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人民，改造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滲透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抵制資本主義及其腐朽思想的侵蝕，樹立正氣，為社會主義蘇維埃政權的鞏固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思想保證。他指出，“我們不能讓教育工作不聯系政治”[60]，“從資本主義培養出來的一代工作者，至多也只能消滅建筑在剝削上面的資本主義舊生活方式的基礎。他們至多也只能建立這樣一種社會結構，這種社會結構幫助無產階級和勞動階級保持自己的政權……至于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建設，那只有靠……下一代人去擔負”[61]。因此，“教育工作者和斗爭的先鋒隊共產黨的基本任務，就是幫助培養和教育勞動群眾，使他們克服舊制度遺留下來的舊習慣、舊風氣，那些在群眾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習慣和風氣”[62]。列寧認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培養下一代，并使之真正成為共產主義者。在談到城市工人幫助農村居民的問題時，列寧說，“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利用我們的政權，把城市工人真正培養成在農村無產階級中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的人”[63]。為什么呢？那是“因為我們共和國的命運歸根到底將取決于農民群眾是跟著工人階級走，忠實于和工人階級的聯盟呢？還是讓‘耐若曼’即新資產階級把他們和工人拆開，使他們和工人分裂。對這兩種結局，我們看的愈清楚，我們全體工人和農民了解的愈清楚，我們避免那種足以使蘇維埃共和國覆滅的分裂的可能性就愈大”[64]。因此，列寧自始至終都十分強調要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捍衛無產階級政權。

三、列寧“文化革命”觀的現實意義。

列寧的“文化革命”觀是在蘇俄初期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條件下提出來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案。當時的蘇俄和現代化條件下我國的文化建設存在著很多的相似性，是社會主義不同階段對文化建設的不同要求的反映，它們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只是它們的任務有不同的表現。在科學技術日益發達、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背景下，我國的文化建設就面臨著嚴重的考驗，能否創造一個寬松的文化環境，建設高度發達的精神文明，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問題。因此，對列寧“文化革命”觀進行深刻分析和研究，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必將對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刻啟示。

<一>、實施科教興國的發展戰略。

鄧小平同志在1977年就指出，“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從何著手呢？我想，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65]。也正因為科學技術和教育是不可分割的聯系在一起的，同志在1995年召開的全國科技大會上首次提出要實施科教興國的發展戰略。“科教興國，是指全國落實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堅持教育為本，把科技和教育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增強國家的科技實力以及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科技文化素質”[66]。那么，在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過程中，必須處理好以下幾個關系。

1、正確處理科教工作同經濟工作的關系。中央關于“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的方針，關于教育要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67]已經對科技教育和經濟的關系作了科學而明確的闡述。它告誡我們不能片面地理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從而認為只有先把經濟抓上去才來發展教育事業。經濟要發展，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是關鍵，教育是基礎。抓住了科技和教育，就抓住了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和基礎。因此，要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上來。而教育和科技的發展又離不開經濟的發展。因此，科技教育要以促進經濟快速發展為目標，要為經濟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持。科技，教育要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為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提供技術保障。

2、正確處理科教工作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系。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在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增長不再直接取決于資源、資產、硬件技術的數量、規模和增量，而是直接依賴于知識或有效信息的積累和利用，知識經濟是以科技創新的速度、方向決定成敗的經濟。因此，那種依靠人力、物力、財力的大量投入發展經濟，投入多、產出少、質量差、成本高、效益低、經濟發展緩慢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已不能適應現代化發展的要求，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科技、教育就要有前瞻性，要瞄準那些對經濟發展具有長遠影響的問題，開展科技攻關，培養后備人才，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服務。因此，科技、教育既要立足當前發展的需要，又要著眼未來，培養適應未來經濟建設的可靠人才。

3、要培養并正確處理各類人才之間的關系，培養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人才。“文化革命”的主體就是人的革命，它是一場以“人”為中心的培養人才、開發人才的人才戰。科教興國，關鍵是人才。人才的培養與開發、協調與發展關系到科教工作的進展。現代世界科技競爭的事實也反復說明，世界的未來取決于人才。誰占有人才，誰就能贏得未來。人才是科技進步與社會發展最重要的資源。在高新技術日新月異的情況下，綜合國力的競爭越來越表現為人才、智力資源的開發和使用。誰擁有人才優勢，誰就擁有發展的優勢，就會在世界范圍的競爭中處于主動的地位。因此，要努力使優秀的人才脫穎而出，并能使其融入到經濟建設的大潮中，發展其優勢。

科教興國就必須正確處理各級各類人才之間的關系，合理協調、優化配置各種人才資源，使人盡其才、才盡其用。以利用好有限的人才資源，做好科教工作。要培養、引進符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要求的各級各類人才。“培養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數以億計的高素質的勞動者和數以千萬計的專門人才，發揮我國巨大人力資源的優勢，是關系21世紀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全局的大事。”[68]

當然，我們必須保證有人才的不斷培養與涌現。但更要保證這些人能夠為社會主義的繁榮昌盛而奮斗，能夠立足本地，立足現實，埋頭苦干，獻身偉大事業。

<二〉、提倡文化下鄉，互結對子。

列寧在其“文化革命”觀中將從城市到農村的革命理論運用到文化建設上來。送文化到農村，送知識到農村，送科技進農村，送黨性進農村。使文化水平得以提高，愚昧得以開花，知識得以傳播，科技得以生根。變落后農村為城市農村共進步。農村、農民需要有新的知識、新的血液的不斷補充；而城市工人同樣需要農村這個巨大的舞臺去鍛煉、去實踐。把最能構成利益互補的城市和農村，工人和農民聯結起來，互補互進，必將促進兩地的發展。

文化下鄉，互結對子。在經濟、文化發達的地區組織支邊、支教；下鄉送文化。并且要使這樣的關系形成長期相對穩定的趨勢。這樣，就會在一個地方形成以經濟、文化先進的地方為中心，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地方為兩翼的文化雙向交流的輻射區。在這樣的“對子”中，雙方之間的交流將會經歷一個從文化知識到思想的交流的發展過程，從而達到轉變落后思想，更新落后觀念的功效。

文化下鄉不僅活躍了農民的文化生活，同時也送去了生產致富的新思路，新本領，新技術，更為廣大農村送去了文明新風，從而加快了城鄉全方位的交流。用什么樣的東西占領農村文化陣地，這是關系到農民每個人和農村整個社會的大事，直接影響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實現。文化下鄉，互結對子。促進了城鄉的交流和利益的互補。文化先進地區在文化落后地區開辟農村文化市場不僅給農村、農民帶去了先進、文明，同時也給自己創造了一個對外發展的更大的空間，促進了本地的進一步快速發展。因此，是解決文化差異地區利益均占、共同發展的一條捷徑。

<三>、要正確處理經濟、政治和文化之間的辯證關系。

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任何一個政黨，都必須順應政治、經濟發展的時代潮流，主導文化前進的方向，否則難逃被歷史淘汰的命運。而“沒有先進靈魂的泥塑，在歷史歲月的洗禮下，它不僅會喪失光彩，而且，最終會化為一堆泥土，隨風而散”[69]。列寧的“文化革命”是在蘇俄政治、經濟條件下應運而生的，是為社會主義經濟、政治的發展服務的。他為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可貴的經驗和指導。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利己主義，拜金主義仍然在不斷侵蝕著人們的思想，影響著人們的行為，“一切向錢看的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正嚴重地腐蝕著我們的黨風和社會風氣”[70]。因此，必須加強思想和文化的導向作用,教育和引導人們的行為，推動我國經濟、政治健康發展。

<四>、奉行積極的“拿來主義”。

魯迅先生教導我們：對于不管是怎么的來的“大宅子”的東西，要進行“占有、挑選”，要“放出眼光，自己來拿”[71]。拿什么？當然是拿對自己有用的東西。歷史經驗往往是驚人的相似，當時的蘇聯也出現和面臨了這個問題。“群眾把它（資本主義）摧毀了。但僅靠摧毀資本主義還不能飽肚子，必須取得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全部文化，用它來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取得全部科學、技術、知識和藝術。沒有這些，我們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生活。而這些科學、技術、藝術卻在專家們的手中，在他們的頭腦里。”[72]后來，“我們甚至在直接生產方面也為下列情況而吃苦頭，由于我們沒經常充分注意西歐和美國的經驗，以至于常常想發現早已發現的美洲；……我們用過時的技術方法，而客觀上是可以來用另一種建筑技術的。”[73]如果說蘇俄是在帝國主義封鎖下才出現那種狀況的，那么，當今的世界則是開放的世界，國際間的交流日益頻繁，也異常激烈。“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世紀，國際性激烈競爭必將是高科技的對抗，智慧的拚搏和知識的較量，較量中的上升或下降，立足或淘汰，關鍵取決于在這個嶄新領域有沒有作為，有多大作為”[74]。在這種背景下，我們要趕上或超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就必須立足實際，吸收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精華，借鑒別國的先進經驗為我所用。

中國的發展取決于中國人民的智慧和奮斗，但勇于吸收和借鑒外國的先進經驗，先進成果，不斷改變落后的狀況，必將加快中國文化的高速發展，對中國經濟的騰飛，文化的繁榮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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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鄧小平文選》1994年10月第二版第二卷P48。

[66]《在全國科技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95年6月5日。

[68]《人民日報》1998年2月13日

[67]《鄧小平文選》1994年10月第二版第三卷P35。

[69]夏興有、張玉堂《論先進文化》、《新華文摘》2001年第2期。

[70]《陳云文選》人民出版社P310。

[71]魯迅《拿來主義》《魯迅全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P726。

[74]龍紅飛《不要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抽象地對立起來》《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2001年第4期。（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