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兩條不同的理論線索
時間:2022-04-17 12: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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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本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下兩點原因使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主義化思潮具備了生長的土壤:一、抽象的理性主義在冷酷的現實面前失去了理論的光輝。思辯的精神理性顯然已經無法面對冷酷的戰爭現實對這種理性所發出的質問,而在一個絕望的時代仍舊簡單的要求人們不要絕望的存在理性也顯得不切實際。人們不再相信理性,而是生長出了一種對嚴肅的、嚴格的方法論的渴求。二、這一時期各種實證性的社會科學開始興起,并構成了對傳統的思辨性的方法論的有效沖擊。在這些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影響下,哲學也開始走向對一種科學性的追求。當然,思想文化的氛圍只有通過具體的哲學家才能成為一種現實的哲學學說,而在這一過程中無疑又會滲透進各個具體的哲學家的審視角度以及具體的文化背景。
“科學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條理論線索是以德拉·沃爾佩為代表的意大利新實證主義馬克思主義??迫R蒂曾說過,德拉·沃爾佩是一個舊傳統中的學者,他相信理論工作與政治實踐之間存在著分離。事實的確如此,德拉·沃爾佩自政治仕途受挫之后便完全投入了哲學研究活動,更為重要的是,從他的理論內容來看,他也的確越來越把理論活動看成是與現實政治活動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情。理解這一點對我們正確地認識這一學派的思想是很重要的。與現實政治實踐相脫離的理論研究使德拉·沃爾佩立足于經驗的事實來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唯物主義特性,這又跟他早年的休謨研究掛起鉤來。在德拉·沃來佩的理論中,馬克思哲學革命的重要性集中體現在用唯物主義的辯證法批判了黑格爾先驗的唯心主義辯證法。他把馬克思的早期著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定為“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其原因正在于此。盡管實際上德拉·沃爾佩也認識到了馬克思對待“具體”的方法既不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靜止分析,也不是實證主義意義上的“科學”實證,他在對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在方法論層面的抽象與具體的辯證關系的理解時也清楚地意識到了馬克思的從具體到抽象的上升過程是一種歷史的抽象,(注:德拉·沃爾佩:《盧梭與馬克思》(中譯本),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頁。)但由于他的整個理論側重點只在于強調馬克思方法論的注重經驗事實的唯物主義的一面,而不在于深入地挖掘出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深層本質,因此,在談到勞動的歷史性抽象的問題時,德拉·沃爾佩并沒有因此而深入地分析這種歷史性抽象后面所蘊含著的生產力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而只是停留在對這種歷史連續性事實的認可。他的這種思想及其內含的理論缺陷與英國經驗主義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觀點有很大的相似之處。經驗主義思維方法的一個特點就是強調經驗事實的重要性,而不對經驗事實之間的發展環節作內在的、本質層面上的研究,只停留于對一種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連續性的認可。
德拉·沃爾佩把他的“科學辯證法”定位為“具體的、唯物主義的理性主義”。他試圖在先驗理性主義與經驗實證主義之上建構起一種新的哲學理論(即我們一般指稱的新實證主義馬克思主義),以此來達到既超越葛蘭西,又超越斯大林主義哲學模式的目的。但他的問題在于,他的理論立足點束縛了其龐大的理論努力的實現。僅僅立足于經驗的事實,即使你把理論思路拓展到再深的層次,事實上也不可能達到只有真正站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之上才能達成的上述目標。德拉·沃爾佩理論的這一局限性也體現在他對政治問題的論述之中。他試圖要闡明對無產階級民主制度的“科學辯證法”的論述只要直接面對這一具體的事實本身就可以了。在他看來這是“科學辯證法”與資產階級先驗唯心主義從超越于現實之外的普遍性規范出發的方法論之間的一個根本性區別。但在具體的論述過程中,德拉·沃爾佩卻不得不經常躍出具體、特殊的層面,把從“社會的需要”角度重新理解了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度作為自己政治論述的“具體”。在這一“重新理解”的過程中,他實際上已經加入了原來的“具體”以外的東西。德拉·沃爾佩沒有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這使他在很多問題上無法把觀點說清楚。譬如在對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抽象與具體的辯證法的說明上,他無法清楚地指出,馬克思的從具體到抽象的“蒸發”過程與17世紀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思想之間的重要區別,致使他把馬克思在此著作中的科學方法論視為從具體到抽象再到具體的循環過程。很顯然,德拉·沃爾佩在拋棄思辯理性主義的同時把理性(如歷史唯物主義的理性)也一起拋棄了。
“科學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第二條理論線索是以阿爾都塞為代表的法國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對阿爾都塞哲學觀點的準確把握決非易事,這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對他的理論文本的完整掌握。在我看來,阿爾都塞與德拉·沃爾佩的一個最大的不同在于,阿爾都塞超越了德拉·沃爾佩的傳統認識論的理論層面,在一個全新的“認識論”領域展開了自己的思想演繹。
阿爾都塞出生于當時的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如果說這種“殖民地情結”與他后來的思想內容之間的關系還顯得較遙遠(西方的確有學者認為這兩者之間是有很重要的聯系的)的話,那么,二戰期間的集中營經歷顯然對他后來的思想有重要的影響。戰后,法國共產黨在本國的地位和影響沒有意大利共產黨在本國的影響那么大,德拉·沃爾佩始終立足于意大利共產黨的立場上來展開他的理論思路,這是有一定的現實基礎的。而阿爾都塞在戰后則經歷了一個從天主教主義向共產主義的緩慢轉變過程。阿爾都塞并不像德拉·沃爾佩一樣在戰后馬上就轉入對馬克思理論科學性的證明,他是在已經形成了對一個非馬克思主義問題的理論思路之后再轉入對馬克思哲學的辯護的,這是導致他在一個與別人有很大差異的理論層面來展開對馬克思哲學的演繹的重要根源。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阿爾都塞在戰后的兩三年內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解決當時“迷惘的一代”的內心空乏問題。與他在集中營的痛苦經歷相聯系,面對剛剛結束二戰又馬上被強行拖入“冷戰”,同時又面臨著核戰爭的毀滅性威脅的在痛苦中掙扎的人們,阿爾都塞認為,不管是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還是當時流行的宗教觀點,都是行不通的。因為,如果要說有無產階級的話,那么,應該說整個人類都是應該被拯救的無產階級,阿爾都塞獨創了一個詞:“人類·無產階級”,(注:阿爾都塞:“莊重情感的國際性”,見《黑格爾的幽靈:阿爾都塞早期文集》,(英文版),倫敦,1997年版,第23頁。)他把當時人們的內心空乏稱之為“人類·無產階級的恐懼”。在他看來,馬克思的革命理論沒有找準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即沒有找準真正的理論客體。而當時流行的越來越世俗化的宗教觀點也不行,因為就具體的個人來說,他們所談論的那些具體的恐懼其實并不是對于他們的未來命運來說的真正的恐懼,因此,要想真正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憑著這些世俗化了的宗教同樣是不行的。怎么解決呢?阿爾都塞為此有一段深入研究黑格爾哲學并被其深深吸引的時期。在他看來,宗教要想真正有用必須要像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一樣在一種過程中逐漸地顯現出來,在宗教內涵的這種逐漸顯現(而不是世俗化宗教的那種直接針對某一個具體的困惑)過程中,人們內心深處的空乏才能跟著顯現出來并最終得到徹底解決。阿爾都塞是戰后法國“行動的天主教”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在他看來,人類內心的空乏最終還是靠神來解決。那種認為人是歷史活動的主體的觀點顯然沒有找準真正的理論主體。阿爾都塞后來的獨特認識論格局在這個時候就已經初顯端倪了。
1948年,阿爾都塞的思想發生了一個重要的轉變。這是一個從天主教主義到共產主義的轉變。但必須注意的是,這并不是說阿爾都塞放棄了原來的理論主題。事實上,這一轉變的本質是,阿爾都塞在寫作其重要論文《黑格爾思想的內涵》的過程中發現,黑格爾之所以停留在精神的層面來展開他的哲學論述,其根本的原因在于黑格爾的時代沒有給他提供別的實現人類解決的可能性。黑格爾是用自己的理論活動應驗了他自己的一個觀點,即哲學家只能提出和解決他那個時代所能提出的任務。而如果現實的時代提供了別的實現人類解決的可能性呢?難道理論還只能停留在精神運作的層面嗎?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促使阿爾都塞認識到,現實的無產階級(當時主要指前蘇聯的社會主義運動)實際正在做的事情正是原來指望“行動的天主教”運動所要完成的事情。不過,與當時法國的工人運動與知識分子相脫離的事實相呼應,作為知識分子的阿爾都塞認為,工人階級本身是不知道他們正在履行的神圣使命的。只有通過“科學”的“理論”活動,無產階級運動的真正內涵才能顯現出來。因此,“理論”(阿爾都塞是用這一概念來代替原來意義上的“哲學”的)的任務就在于深刻地揭示“意識形態”與“科學”的區別。
阿爾都塞在1953年的《論馬克思主義》中就已經形成了關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思想。60年代上半葉,法國共產黨的思想界中開始掀起一股從人道主義的角度批判斯大林主義的思潮。正像阿爾都塞后來所說的,他1965年出版的兩部重要著作是當時意識形態紛爭的結果。這話一點不錯。從50年代就已經形成的關于馬克思主義及其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基本思想出發,再介入關于馬克思理論文本的研究,所得出的結果必然是我們在上述兩部著作中所看到的那個樣子。在這兩部著作中,阿爾都塞的確從別人那里借用了不少新的概念,但以我之見,這并不是像有些學者所說的那樣,是阿爾都塞直接把別人的觀點,特別是結構主義者的觀點嫁接到馬克思理論文本的研究主題上的結果。我認為,阿爾都塞借用這些新的概念只是更好地組織起了自己的一些思想而已。
阿爾都塞轉入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領域,目的并不在于像德拉·沃爾佩一樣直接地研究馬克思的思想本身,而只是在于研究馬克思在“理論實踐”上的“理論”,也就是說,研究馬克思是如何從“科學”的角度剝開“意識形態”的迷霧的。阿爾都塞在使用諸如“科學”、“理論”、“認識論”、“意識形態”等概念時都是站在與其它馬克思研究者不同的層次上的。阿爾都塞是一臺“思想的機器”??僧斶@臺“機器”在70年代末隨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風云轉變發現自己的“科學”原來也是有“意識形態”性的時候,他便垮掉了。盡管如此,由他所倡導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潮卻已經以其獨特的內涵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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