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諾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邏輯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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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西方馬克思主義早已經成為了歷史。但是，在30年后的今天，對它的反思卻日益顯得必要和重要。因為，在已經成為過去的80年代和90年代，“阿多諾對‘總體體系’的預見，最終以出人意料的形式、不折不扣地變成了現實”。（注：FredricJameson,LateMarxism:Adorno,or,thepersistenceofthedialectic,Verso,1990,P.5.）現實和理論的新進展，迫使我們重新回到阿多諾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邏輯終結這一歷史問題上來。

必須申明，這里所說的“終結”并不首先意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影響力的日漸消退，而是著重強調它內在固有的理論發展可能性空間的窮竭。只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接著追問終結的外在標識。張一兵教授認為，在阿多諾和霍克海默40年代合著的《啟蒙辯證法》中，一種可以指認其理論終結的新的邏輯意向就出現了；阿多諾1966年的《否定的辯證法》則是這種意向的集中表現。這一觀點很容易得到認同：威格史華斯認為《否定的辯證法》是《啟蒙辯證法》的繼續，（注：RolfWiggershaus,TheFrankfurtSchool,ItsHistory,Theories,andPoliticalSignificance,trans.byMichaelRobertson,TheMTTPress,1994,p.597.）詹姆遜更是認為它們和《美學理論》“作為一個正在展現之中的體系的各部分”，“同時‘圍坐在大英博物館的書桌邊’”。（注：Jarneson,LateMarxism,p.1.）這些學者實質上都深刻觸及到了阿多諾與霍克海默理論旨趣的差異問題：所謂新的邏輯意向，確切地說，就是阿多諾的理論意向。一方面，我們需要深化上述洞識，因為巴克·摩爾斯的研究已經表明：自從30年代初，在本雅明的影響下確立自己的哲學理念之后，阿多諾的思想就沒有發生什么大的變化，在一定意義上，《否定的辯證法》不過就是阿多諾早期思想的一個豐滿實現！（注：SusanBuck－Morss,TheOriginofNegativeDialectics,TheodorW.Adorno,WalterBenjamin,andtheFrankfurtInstitute,TheFreePress,1977.）可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歷史地謹慎地再審這一洞識，以防得出“霍克海默反對阿多諾”的草率結論。（注：SeeRobertHullot-Kentor,"BacktoAdorno",Telos,81（Fall1989）.）

雖然阿多諾的哲學理念是在《歷史與階級意識》出版約10年后才確立的，但我們卻要說，在思想史上，它是前《歷史與階級意識》的，并且作為一種亞邏輯潛存于《歷史與階級意識》之中。這一點需要在西美爾、盧卡奇和本雅明的交互關系中加以澄清。

面對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向壟斷過渡的結構性轉變，西美爾率先嘗試從社會、文化和心理的角度加以分析。他的《貨幣哲學》的基本意圖就在于：“在歷史唯物主義之下建造一層新的底樓，這樣，既可保留經濟生活作為精神文化的原因的說明價值，同時又可以認識到，這些經濟形式本身是具有心理學甚至形而上學前提的更深刻的價值和思潮所造成的結果。”（注：GoergSimmel,ThePhilosophyofMoney,trans,byT.BottomoreandD.Frisby,Routledge,1990,p.56.）他指出，現代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在把個人高度連接起來的同時，還導致了個人生存的原子化和碎片化；具有總體性外觀的強制的大眾客觀文化，不僅不能使個人把捉到生活的總體性，而且加劇了個人生存的悲劇感。為了解決現實和理想的這種二元對立，西美爾像康德那樣轉向了美學。在他看來，外部世界一切破碎的景觀，都能夠折射出社會生活的總體意義，藝術的功能就在于“使我們了解真實性，使我們跟它固有的以及最內在的意義關系更加密切，在外部世界冷漠的陌生背后向我們顯示存在的靈性，通過這種靈性使我們接受和理解存在。”（注：齊美爾：《門與橋——齊美爾隨筆集》，涯鴻等譯，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226—227頁。）

青年盧卡奇思想的發展受到西美爾美學社會學的深刻影響。在一戰期間創作的《小說理論》中，盧卡奇運用并發展了這一學說，同時進行了反資本主義的改造。他肯定，文學形式的轉換具有內在的歷史哲學基礎，但文學形式不是機械地反映而是這種基礎積極的自我表現；小說是資本主義時代的典型藝術形式，通過反諷，它將能夠把握先于它而存在的“真實的創造總體性的客觀性”。（注：Lukacs,TheTheoryoftheNovel,trans.A.Bostock,TheMerlinPress,1971,p.93.）除了社會存在的整體之外，盧卡奇還賦予總體性以救世主義的倫理內涵；雖然當時它并沒有清晰地指向社會主義，但它的目的無疑是批判和超越資本主義的。之后，盧卡奇擱置了對文學和藝術的研究，直接投身到了無產階級革命實踐之中，以尋求改造世界的現實道路，從而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整合了自己以往的復雜思想歷程，寫下了具有多重理論可能性的《歷史與階級意識》。

與現實的革命活動始終保持距離的本雅明，拓展了《小說理論》的研究，力圖重新建立文學、哲學、語言、歷史和政治以及經濟的關系。他于1925年撰寫的《德國悲苦劇的起源》，被認為是繼《小說理論》之后，法蘭克福學派文化批評最重要的背景文獻。在這里，本雅明較盧卡奇更為深入細致地研究了反諷問題，確立了反諷的哲學基礎和歷史性質。通過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本雅明認識到，反諷將是對魏瑪德國的衰落乃至整個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沒落的感受和認識的最好方式；巴洛克猶如當下的鏡子，只有在破碎的、衰亡的、廢墟的圖象的自然中，反諷的寓言詩才能撕裂盧卡奇所說“第二自然”同一性的鐵幕，“看到外界的無常，只是在這里，這些同時代的冷漠敘述才承認歷史。”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注：WalterBenjamin,TheOriginofGermanTragicDrama,trans.JohnOsborne,NLRPress,1977,p.179.）本雅明使同樣具有文化精英情緒的阿多諾產生了極大的思想共鳴，他在30年代初的兩篇哲學論文即《哲學的現實性》（1931年）和《自然歷史觀念》（1932年），實際就是對本雅明這一學說的系統論證。

從《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物化理論出發，阿多諾指出：我們生活其中的社會已經“石化”為“第二自然”，從中不能找尋出任何意義；從胡塞爾到海德格爾的當代哲學努力，都試圖把捉真實的歷史存在，然而卻都最終回到古典唯心主義之中，因為“沒有證明理性能在現實中重新發現自身，它的規則和形勢把每一個要求都限定給理性；理性只是強辯地向認識者呈現自身就是總體現實，同時，它只準備在蹤跡和廢墟中遭遇合乎標準的、應當如此的現實。今天，如此呈現為現實的哲學只是遮蔽了現實，并把它的現存條件永恒化了”；（注：Adorno,"TheActualityofPhilosothy"（1931）,Telos,31（Spring1977）,p.120.）以“自然歷史”觀念為基礎的新哲學將是惟一真正革命的哲學，在盧卡奇闡釋了歷史的事物向著自然的再轉變之后，它將顯現出問題的另一方面，即“自然本身被視為轉瞬即逝的自然、被看作歷史”。（注：Adorno,"TheIdeaofNaturalHistory"（1932）,Telos,60（Summer1984）,p.19.）在這里，我們不僅可以預覽阿多諾對同一性的批判、非同一性的渴求，初次遭遇《否定的辯證法》中部分內容，還可發現阿多諾對《否定的辯證法》文體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的申明，并由此理解他后期堅持以文學藝術為手段抗拒現實的理論動機。

在事實上，與現實始終有所隔膜的阿多諾，一直都為資本主義上一次“結構性”變態所導致的文化分裂及其后果所困憂；而且，由于其“力場”中存在著的達官貴人文化保守主義因素的作用，他終身都未能祛除那種一戰前德國知識分子通常具有的懷舊的浪漫的反資本主義傾向，在他看來，由資本的邏輯所構筑的同一性牢籠已經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完成了自我復制，除了烏托邦的美學救贖之外，其他一切都將只是與現實的共謀。正是這種不合時宜的思想使得阿多諾長期游離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和“研究所”之外，盡管他與霍克海默一直保持著良好友誼。與阿多諾不同，盧卡奇樂觀地認為現實發展將能夠解決由此產生的問題。但是，《歷史與階級意識》也未能徹底克服那種與阿多諾本質上一致的倫理烏托邦救世主義情結。這一點在其中的總體性概念上有明確體現。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阿多諾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起源中的一條亞邏輯。

通過喚醒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以促進歷史發展的革命化，是《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主導邏輯。霍克海默30年代的批判理論本質上是沿著這一邏輯往下說的，只不過在盧卡奇強調政治意識形態斗爭迫切性的地方，他合乎邏輯地指出斗爭同樣存在于哲學、文化等更加抽象的領域之中。也正出于這種立場的一致性，我們看到，已經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本雅明才會擱置他與霍克海默之間并不十分和諧的關系問題，于1935年加入研究所，并在雜志上發表了一系列批判資本主義現代文化的文章。不過，資本主義在經濟和政治領域的同一化進程卻不斷地在侵蝕這一邏輯的現實政治基礎。1939年蘇聯和法西斯德國和平協定的簽定，最終使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看到了自己意圖的荒誕性。理論根本就是在與現實共謀！這迫使西方馬克思主義朝著對理性自身的批判方向發展。這恰恰是阿多諾的方向！是年，阿多諾正式加入研究所。

作為批判理論發展過程中的過渡性文獻，在《啟蒙辯證法》中，雖然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阿多諾的邏輯，但歷史地看，還是霍克海默的批判思路規定了整個著作的基調。我們不能因為《否定的辯證法》而否認這一點。阿多諾代表著《啟蒙辯證法》之后的批判理論的方向，而他1966年完成的《否定的辯證法》，則標志著《歷史與階級意識》理論可能性空間的最終實現，無論后來的學生運動發生與否、成敗如何，作為理論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就此終結了。

正如杰姆遜所看到的那樣，阿多諾之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邏輯終結，與阿多諾對后現代的開啟是超越時空地“剪貼”在一起的。因為所謂后現代不過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是資本主義新近一次結構性變化在文化上的表現，是以快感的形式表達出來的文化悲劇。拒絕與自己實際生存時代和解的阿多諾，一方面以其碎片化文體開啟了所謂后現代，另一方面則以其對文化工業——實證主義（后現代）的先行批判，拒絕了后現代。正是在上述意義上，杰姆遜論述了“后現代時期中的阿多諾”，尤其是他的現實意義，因為，“在他自己建構時代的精神旨趣中，完全過時的壟斷資本的學說，在我們自己（關于現時代——引者加）的表象缺席的情況下，也許正是我們所需要的表象，因為它激勵他對這種制度進行了最深入細致的探討，少了些偏執，多了幾分效率，仍然可以為那些因當前無中心的狀況而萎靡不振的人們樹立榜樣”。（注：Jameson,LateMarxism,p.249.）